读《山居笔记》偶感
——唐 祯
蜚声当代文化界的走红学者余秋雨，是许多读者渴慕的偶像。他的文章信手写来，措词自如，构思巧妙，透视哲理，纵横捭阖，蕴藏大气，溶知识性、思想性、艺术性于一体，犹如在你面前展开的一幅幅画卷，给人一种欣赏之美，启迪之感。这是余先生文章最成就之处。
众所周知，文章总是给人看的，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是褒是贬，是扬是弃，其阐释的主题思想都要与读者的思想相碰撞。好的文章由此产生的反响及社会效应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人有所短，玉有所瑕。我认为看余秋雨的文章，不可否认其水平的高低，而恰恰是在欣赏和赞叹的同时，偶尔从中透露出的某个错讹和疑点，甚至存在某种观点的偏激问题，不得不引起重视。心中有所感慨，故对余先生某些文章的观点提出疑问，以供探讨。
譬如，《山居笔记》里“抱愧山西”有一段文字是这样的：
……大家花费时间参与过的那场社会革命，是以改变贫困为号召的，改变贫困的革命方法是剥夺富裕，为了说明这种剥夺的合理性，又必须在逻辑上把富裕和罪恶画上等号。结果，既要改变贫困又不敢问津贫困的反面，不追求富裕却又想象着一个朦胧的远景，这就是人们在这个山村中找到的尺度……。
如果要问余先生是否学过近代、当代史呢？这可能是个笑话。然而，从上面一段文字可以看出，这种概述和断论就象是评述若干世纪以前的事情，轻描淡写就把近代中国革命和当代奋斗历程写的面目全非。余先生独自抛开中国特定年代的社会背景、社会根源、社会制度、阶级状况等特殊国情，把一场曾经轰轰烈烈的、史无前例的反帝反封建的，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振兴中华的伟大革命历程，仅仅说成是“以改变贫困为号召的”，并说“改变贫困的革命方法是剥夺富裕”，这样说，“那场社会革命”反倒是有“过”之而不及了？余先生接着说：“为了说明这种剥夺的合理性，又必须在逻辑上把富裕和罪恶画上等号”，不知余先生在此说的“在逻辑上把富裕和罪恶画上等号”的指向是哪些人所为？还是余先生对社会现象的一种个人观点的表露？读来使人费解。还有，“既要改变贫困又不敢问津贫困的反面，不追求富裕却又想象着一个朦胧的远景，这就是人们在这个山村中找到的尺度……”。可以看出，这种论断的随意性和不确切性，且不说正确与否，似乎有点把个人感受硬套在“人们”头上之嫌。而且语气中的朦胧的“远景”又是对人们精神理想的一个否定。我想余先生没有本意去厌恶那场社会革命，而恰恰是为了表现的某些观点牵强附会玩了一把文字游戏，让那些不明事理的人慢慢的去“品味”个中的玄奥吧？
再譬如：“天涯故事”中有一段叙述文字：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违反生活常态的争斗说到底是没有多少是非曲直可言的。而海南岛天真未凿的寻常生态则常常使争斗双方同时显得无聊。违反生活常态的争斗会使参与者和旁观者逐渐迷失，而寻常生态却以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基元性和恒久性使人们重新清醒，败火理气，返璞归真。我认为，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实质性进步，都是由于从种种不正常状态返回到了常识、常理、常态，返回到了人情物理，人道民生。包括我们亲历的当代历史进程，也是如此。中国人在二十世纪末期终于开始了这种返回，实在是中国人，也是二十世纪的莫大福分。
回想起来，我们从小就是在一种反常的文化气氛中长大的，周围的一切都在诱使我们努力去做一种不寻常的人。……几十年过去了，我今天才明白，真的，海南岛的存在让整个中国成了大问号。我没有及时被这个问号惊醒于反常的幻想中，拖拖拉拉直到中年，才依稀知道一点寻常和反常。实在太晚了，那种反常的思维模式和奋斗方式，早已把我们的人生灼伤。
从以上文字中，可以看出，有许多句子描述都是含糊不清的，象“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违反生活常态的争斗说到底是没有多少是非曲直的”，具体有哪些是违反生活常态的争斗呢？读者看后不清楚。又说“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实质性进步，都是由于从种种不正常状态返回到了常识、常理、常态，返回到了人情物理，人道民生。包括我们亲历的当代历史进程，也是如此。”按余先生的意思，中国人在二十世纪末期终于开始了这种返回，也就是说，中国人在二十世纪末期前的中期和初期都是处于一种违反生活常态的争斗中，是在一种“反常的文化气氛中”生活的，“那种反常的思维模式和奋斗方式，早已把我们的人生灼伤”。
仔细一分析，就可以把余先生暧昧的表达方式翻译出来。我们不仅要问：余先生是纯粹站在个人极端生活状态去看这段历史呢？还是站在整个民族利益之上感悟的？翻译的结果应该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刚刚翻过去的昨天的日历：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社会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遭受双重压迫，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空前深重。虽然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也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命运。国家积贫积弱，人民饥寒交迫。随着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和五四运动的震憾，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能从最悲惨的境遇向着光明的前途实现伟大的历史转变，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经过北战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的发展从此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新中国成立以后，创造性地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国家日益昌盛，人民的社会地位，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教育水平显著提高。这是中国社会变革和历史进步的巨大飞跃。可以说，中国社会二十世纪初期的峥嵘岁月和中期的光荣业绩，如同一幅逶迤而又气势磅礴，雄浑而又绚丽多彩的画卷，展现在世人面前。
由此可以看出，余先生感慨的“那种反常的思维模式和奋斗方式，早已把我们的人生灼伤”不知从何而起？如果是“真心”感慨，那也只能是以偏盖全，以点带面，以己代人，以一叶而障全目也。
余先生在《山居笔记》里“新版自序”中说：“我只担心灾难中的思考因过于愤怒而失之于偏激，便想从考察和阅读中获得更广阔的时空印证。”“写作这本书的最大困难，不在立论之勇，不在跋涉之苦，也不在考证之烦，而在于把深涩嶙岣的思考粹炼得平易可感，把玄奥细微的感触释放给更大的人群”。尽管余先生“把深涩嶙峋的思考粹炼得平易可感”，又“担心灾难中的思考因过于愤怒失之于偏激”，但是否真正觉察和努力纠正一些“偏激”呢？我想这样会于己于人都有益处的。
孔老夫子有句名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愿与余先生共勉。
总之，文责自负，写文章要担负起社会的责任，在学中写，写中学，真正营造一个好的文化气氛，进一步分辨是非曲直，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崇尚真、善、美，弘扬真、善、美，最终达到写书教人，读书育人之目的。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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