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韩毓海新著《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
“睁眼看世界”书系·做清醒的中国人
选题策划：胡杨文化
：韩毓海
书号：978-7-80195-993-5
出版：九州出版社
2009年12月版
定价：32.00元
l 北大教授精心打造的《货币战争》升级版
l 以史为鉴，重估新中国体制问题
l 一部新的《甲申三百年祭》（张旭东）
l 深受北大文科生追捧的思想讲义
★这是一本从金融与历史角度讲述明清500年兴亡的大著作，核心思想足以为当下中国提供政策依据。
★作为深受北大文科研究生追捧的思想讲义，语言晓畅明快，问题意识敏锐，堪称名家大手笔。
★韩毓海是北大新锐学者，国内鲜见的大知识分子，在思想文化界拥有广泛的影响力。其现实关怀和价值取向，每每引起关心国家命运、关注底层生活的读者的强烈共鸣。
★本书观点尖锐深刻，直接针对时下热点话题。把视野引向基层，引向世界，引向大历史，从而让大众也能看清国际金融动态，以及中国的应对和走向。
★本书关心国家能力和民族利益，强调国家金融安全，是《货币战争》的历史升级版，诸多观点与市面流行的《金融的逻辑》针锋相对，面市之后，势必引起巨大争议。
为什么黄仁宇要讲毛泽东的好话？
为什么白银能成为明朝的合法货币？
为什么说明清亡于“货币战争”?
为什么说西方打败清王朝并非制度优越？
为什么中国票号资本被西方金融资本击溃？
究竟有没有中国模式？
本书以“基层组织”、“财政金融”、“世界大势”为三个支点，重新审视世界格局中的明清兴衰，有力印证了：近500年来世界史的消长，其核心取决于“国家能力”的强弱。这一结论为当下中国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韩毓海，北京大学教授。曾任纽约大学东亚系教授，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特任教授。著有《摩登者说》《天下：江山走笔》等。多年来，韩毓海以其大气磅礴的思想气度、汪洋恣肆的文字风格、慷慨恢弘的人文抱负，成为“士”的精神传统在当代的有力接续。
目录
绪 言：以史为鉴，重估新中国体制问题
上篇：“漫长的16世纪”
导 语
第一节 “无发展的增长”与“科学发展”
第二节 历史与迷信
第三节 “当中国称霸海洋”
第四节 回首射雕时，万里暮云平
第五节 “隆庆元年”（1567），世界史的大转折
第六节 重写《甲申三百年祭》
第七节 黄仁宇为什么要讲毛泽东的好话
第八节 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命运
小 结 “中国道路”与世界史问题
下篇：“漫长的19世纪”
导 语
第一节 重新思考19世纪
第二节 中国为什么被打败？
第三节 国债与资本
第四节 从康德到列宁
第五节 作为“中国方法”的《大同书》
第六节 “出乎意料”的现代性及其后果
1.专制与现代文明
500年来，中国为什么逐步衰落？不是简单的因为生产不发展、市场不发达，更不是由于什么“体制干预”过多，而恰恰由于体制的“无为”、体制的“无力”和低效率。
将中国的近代衰落简单、抽象地归之于“专制制度”，特别是所谓“国无宪法”、“民无权利”，这其实是晚清和民初就有的议论，它终究要流于一种耳食之谈，沦为与历史和现实实践脱离太远的空洞教条，就是由于它本身过于疏阔浅薄。
当前，对于中国文明及其历史命运，存在着大致两种看法：一种看法是说中华文明从来辉煌灿烂，只是在1840年之后由于西方的入侵，才突然间衰落了、落后了。另一种看法则是说这个文明从根本上“一塌糊涂”，几千来来都是“专制”和“独裁”，因而注定是要被“现代文明”所荡涤和抛弃的。本书的这一部分挑战了这两种一般性的看法，指出这些无非都是未经过研究和思考，而得出的盲目结论。
2.国家能力
考察中国500年兴衰的关键，其实又在于经济的发展与国家组织能力下降这个矛盾现象。
国家能力持续500年的下降，大致可以从几个去处寻找原因：一，中国封建势力的变本加厉（所谓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二，儒学蜕化为道学，精英阶层对于经济财政司法一无所知，无法承担由宗法国家向近世财政国家，特别是向民族-人民国家的转换；三，豪门巨富与新兴外贸商人的勾结，土地兼并未能停止，市场垄断复又加剧，造成生产者和一般小农流离失所，生产力大幅度下降；四，小农丧失土地，民兵制无所依据，国家丧失劳动力，税收长期无着，税收无着，则无以养兵，故武备废弛，不堪一击。五，金融业委之于外国。
3．关于精英
500年来，中国最不成熟的就是上层和精英，而精英们最大的不成熟，就在于他们总是要咒骂下层民众“不成熟”——这实在是很可玩味的格言。
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的“精英”、读书人对于什么是社会生产组织，特别是对于社会各阶级斗争的道理，基本上外行，对金融组织、货币组织、税收体制，则更是一窍不通、一塌糊涂；既将一切简单地归之为“体制”，而同时对于“体制”的理解又如此茫然、肤浅，平日袖手谈心性，事后著书骂“屁民”，无乱天下兴亡，永远正确的反证只有他自己。这种“反体制”往最善良的地方去评价估计，其实也不能不是“道学家们”的“发脾气”而已。
4．中国为什么会被打败？
一，“文化帝国”的弊端：政治上依赖地方社会自治、经济上依赖社会互助、边疆和藩属治理主要依靠松散的文化认同，于是国家不知何为，上下脱节，内外不通，国家能力自然持续下降。二，货币-财政体系混乱，货币金融既然依赖外国货币市场，而当着1830-1850世界金融体系由“银本位”而“金本位”转化的历史关键时刻，货币体系却一朝崩溃，财政体系亦随之而解。三，兵农分离，从而顾此失彼，"重农"反而导致了军饷的缺乏，如此兵制必不能对抗英国的军商合一。而国家与社会脱节、中央与地方特别是边疆脱节、生产与军事脱节，如此“帝国”，自然也不能对抗西欧民族国家。
5. 欧洲的工业革命
对于欧洲的工业革命，如果不分析欧洲立足于应对大规模战争融资制度，如果脱离欧洲军商合一的体制，空谈商人资本与工业资本的结合，这也只能是脱离具体历史的书生之见。
为什么是在西欧、而且仅仅是在西欧，—才独自发展出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在黑格尔和韦伯等思想家看来，除非须承认欧洲在思想、文化、宗教和社会形态上具有根本的独特性、具备天然的先进性，否则就无法构建"世界史"。这些观点是马克思所谓的”头足倒置“的”形而上学“思考方式的结果。相反，可以用最简单的话概括，那就是：欧洲的近代兴起，并不是欧洲独自发展的结果，更不是欧洲思想、宗教和社会独特性、天然先进性的结果，——因为这是1350年之后，在生产发展-市场扩大的驱动下，世界逐步建立其广泛联系的结果，”世界经济“是世界的联系和彼此互动的结果，也是世界范围内物质和文化交流的结果，而不是”欧洲精神“和”头脑“的产物。
6. 欧洲为什么要扩张？
有这样一种说法”欧洲的扩张是要为‘世界精神寻找一个安置的场所，一个‘生存空间’“，对此，韩认为这种说法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非历史的事后编纂，指出欧洲的对外扩张实际上是缘于其灰暗而惨痛的“大陆意识”。这种意识与公元1000年以来欧洲大陆内部旷日持久的互相杀伐关系密切，通过约500年的自相残杀，从原来的约200个国家减少到至今约25个。我们今日看到的欧洲，是历史上一批又一批部落为追兵所迫，在漫长艰辛的大陆上向西移民的过程—西班牙和葡萄牙之所以要走海到杭州这个”天堂“去，首先也是为了突破奥土曼突厥帝国从大陆方向上对其进行的长期封锁，葡萄牙、西班牙冲出地中海的航海活动，则兼有绕开穆斯林帝国和蒙古部落封锁，以及到东方寻找光明的双重目的；蒙古帝国崩溃后亚洲与欧洲之间陆上交通的中断，作为陆地与海洋断裂的意识，奠定了欧洲近代以来的空间观念。
中国为什么积贫积弱？很多人以为：中国历史上一向不重商，由于不重视商人和商业，反而是“重农抑商”，结果商业不发达，所以就不能发展出资本主义。对这种肤浅的观点，陶希圣先生的著作中早已经彻底批驳过了。黄先生的基本观点同样也是说：中国历史上的商人与生产活动、生产者是完全脱离的，商人有了钱，无非是买地和放贷，而这些都破坏生产和国家税收，正因为商人与生产相脱离，所以国家抑商就是自然和必然的。何况近代以来，更有买办商人，完全流于替外国资本放债盘剥中国市场和生产者，因此中国要完成工业革命，就非要国家资本、国有企业不可。故而对于这样不事生产的商人，一定要抑止，否则国家一定会继续贫困下去。
尽管黄仁宇有国民党的背景，但若单纯地看黄仁宇教授关于明代税收制度的观点，我们一定会发现他是很有些“左倾”的，其实，对于壮大国家资本、国有企业这一点，国共两党的政策区别本来就很小。因此他对中共建政之初，为新中国建设所选择的道路是很肯定的，他还说：共产党不仅仅是恢复了基层的小农生产，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孙文主义”，最为关键的是，共产党更建立了牢固的社会组织结构，尤其是把一盘散沙的农民组织起来，把农业剩余从地主豪商手中夺取，用于国家工业化建设，同时又为新中国培养了大量合格的现代劳动者，工业发展反过来使得过剩农业人口得以充分就业。这是中国国家复兴的最大希望。他的名言是：“过去的中国近百年史，过于注意上层结构，很少涉及底层”，[ ①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三联书店，1997年，第454页。] 而只有共产党改造和建立了中国的基础结构。在那个冷战的时代，黄仁宇能坚持这样的观点是非常不容易的。
当然，他的许多具体观点是值得讨论的，比如说，他的核心观点之一是说：中国国家经济建设的重心，全在于国家如何才能把商人的资本与劳动和生产结合起来，经济要发展，没有劳动者固然不行，没有资本也不行，而没有国家把二者结合起来，引导资本不断投资于劳动，那就更是不行。故黄先生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其实不过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中国国家能力衰弱的原因，就是国家无为，他所逐一描述的明代恶政，例如把粮税交由地方豪强，将盐税交由商人，劳役税收折银之后，税率又交由地方官员，从来不能固定，表面上国家省事，但实际上必然造就行政的“内卷化”——这些无不证明政府的衰弱和管理上的混乱。[ ② 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三联书店，2001年，第420页。] 但是，问题在于：国家究竟怎样才能有为呢？具体说，国家怎样才能够改变资本的逐利本性，同时又不断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更使得二者结合起来呢？对此，中共早期的回答就是“劳资两利”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而黄仁宇当然没有直接赞美“共同纲领”，而只是归结为对明代历史的种种叙述，但是对此纲领，他显然是十分赞成的。不过，要把资本家与劳动者结合在一起，这需要一个强大的财政国家存在才行，即这样的国家一方面要向资本家不断透支信用，一方面又要向劳动者不断提供福利，方才能两头调动积极性、两面讨好。但是，即使美国罗斯福“新政”长期实行造成的教训，也已经充分证明，这种政策的最终结果，实际上是两不讨好。因为说到底，将资本和劳动结合，这无异于将狼与羊圈养在一起，本来就是很难实行的。
黄教授另外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认为明代的税制很不合理，也就是税收得太少，国税太低，国家面对千百万无组织之小农征税，成本太高，结果国家没有钱；因为国家没有钱，又不愿意通过加强或者增加税收来解决财政问题，而是通过滥发货币，以通货膨胀来掠夺老百姓的财富，结果长此以往，造成了经济崩溃，从而导致了明朝的瓦解。
尽管黄仁宇的论述可以遭到许多挑战和质疑，但是，如果我们从他所倡导的“五百年大历史”的视野去反思，我们就不能不承认，黄仁宇教授有一点是非常深刻的。这就是他率先指出：明朝自始至终都没有一个比较准确细致的“国家预算”，因为没有准确的国家预算，那么国家实际上就不知道究竟需要多少钱，特别是需要从老百姓那里拿多少赋贡收多少税，这就是他指出的明朝“税收不能合理化”的真正意思所在。而更为关键的是，这样一来，明朝也就不能在准确的税收基础上，明白自己要发行多少纸钞，——既不能少发，但更不能滥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钞法的稳定，才能建立起独立自主的货币制度、发钞制度，从财政上说，这样的国家才能说拥有自己的财政－税收－货币体系，它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财政国家。
货币金融问题，是近500年来中国最为关键之问题。中国货币的历史发展过程高度复杂，由于长期实行多种币制，更使得不同币种之间的换算成为货币史上的难题。而从历史看，中国在近代用银为主币之前，铸币主要用铜。汉代以降，铜禁颇严，唐代以降，历朝也多颁铜禁。宋以后，银方才在市场上逐渐采用，自此铜禁渐驰。这期间魏晋至唐初，天下大乱，大体说来，民间贸易主币为布帛，而政府收税也采用布和谷。可见，最终导致白银成为主币，在历史上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实际上，明朝初年，白银也还并不是合法货币，政府甚至禁用金银交易。从《大明会典》中可知，明朝典章制度中有“钞法”、“钱法”，却并没有“银法”。但是，尽管政府有明确禁令，但白银在民间市场上的使用却并未停止，反而随着市场贸易的活跃而渐成大潮。这首先就是由于主导市场的大商人手中掌握着大量白银的缘故，白银作为流通主币，与他们的推波助澜最有关系。而到嘉靖年间（1540年代），白银的主币化过程逐步走向完成；在明朝中后期，白银普遍通行于全社会，终于占据了货币流通领域的主导地位。
迄今为止，中外学术界对白银在明代社会前后期地位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主流看法均是援引《明史》的说法：正统初年明英宗“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认为白银货币化是朝廷法令推行的结果。但事实上，明代白银货币化是民间商人、甚至是走私商人推动的结果，因此它才经历了一个“自下而上”的发展历程，到嘉靖以后，经过商人与政府的长期博弈，银作为主币才终于为官方所认可，而这首先就与著名的“一条鞭法”的推行有关。
嘉靖间，浙江巡按庞尚鹏，正是基于浙江沿海商人大量拥有进口白银的实际情况，首次奏请实行一条鞭法。此法的核心是丈量土地，按照土地的多少，而非人头多少征粮食租税，并将土地税收折合为银；同时在徭役方面，如果城市工商要免除徭役，亦可以交银以由官方募人替代，至于贡方面，土贡方物，亦皆折合为银征收。租、役、贡都折合为银征收，这就是一条鞭。
按土地多少而非人头征租，这显然是不利于大地主所有者的，但是，由于城市工商手中拥有白银，东南沿海，特别是浙江、福建民间进口白银最多，所以大商人和这些地区的城市工商业者却是拥护一条鞭法税收的主体，而由于各个地区土地收入不同，内陆地区银又很缺乏，加上这个政策默认商人、特别是沿海地区商人的走私活动，所以反对它的声音也一直很高，故此法一直没有在全国范围内真正实行。直到万历年间，张居正当国，下制申饬全国通行这全民以交纳白银而免除赋役的一条鞭法，这种赋役折银的做法，才最终确立下来。
这就使得白银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张居正改革的这种前所未有的“重商主义政策”，一方面使得农民的负担空前加重，一方面却使得商人、特别是沿海商人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也使得市场在白银的驱动下，前所未有地活跃起来，它促进了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商帮的形成和市镇的兴起。至隆庆元年（1567），明穆宗朱载垕颁令：凡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以下只许用钱。而隆庆元年这条“银钱兼使”的法令，其重要性在于，它是明朝首次以法权形式肯定了白银为合法货币，并且是用法权形式把白银作为主币的货币形态固定了下来，同时又以法的形式将城市工商的地位、权利固定下来。
当明王朝筹划其银本位的货币体系之时，一个问题自然也就随之浮出水面：随着白银渗透到整个社会，社会各阶层对白银的需求就日益增长，如何解决这一严重的供求矛盾便成为当务之急。对于明朝政府而言，除了从历史上继承下来的白银储藏之外（主要掌握在巨商们手中，国库拥有并不多），白银的来源主要就是两个方面：一是国内自有的白银矿藏资源，另一个自然是海外贸易交换而得的外来银资。
白银作为主币地位之确立，决定了明代以降大规模引进海外白银的政策，正是这个货币政策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原有的联系世界的贸易线路，也逐步重塑了中国认识世界的方式。本来，西洋（印度洋）和南洋（南亚）是中国海外贸易的主要目标，而为了引进白银，中国的贸易线路开始经过马尼拉，面向太平洋那一端的美洲大陆。
明朝最终把白银确立为国家税收和储备货币，原因固然复杂，但如果最简要地归结起来也无非两方面：于内因方面，这是由于明朝初期以来，建立自主的、合理的货币发钞体系、建立信用货币的努力最终失败了，从外因上说，则是由于美洲白银的发现，使得这种失败变得更为迅速而彻底。
当嘉靖皇帝继位时的1522年，中国以其超前的科学技术水平、繁荣的市场经济，远远领先于世界上其他国家。但是在“无为”的道学思想支配下，明朝却没有建立起一个像样的国家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 ，皇权与士大夫的争斗不能停止，由皇权直接面对千百万小农的“两张皮”结构也没有改变，在长期表面的繁华掩盖下，中国的国力却日益衰落，上层为“道学”而战，基层又没有组织，政府掌握经济、整合社会的能力于是不断下降。特别是：由于当国的官僚阶级和士大夫阶级不善财政、甚至耻于言利、耻于言财政，这种风气终明一代泛滥不治造成的结果，就是国家在与国内的豪强商人和大地主的博弈中必然会失败。而当国家不得不将货币短缺的解决之道委之于商人，甚至进一步委之于海外白银进口的时候，这就非但使得中国历来不事生产的商人垄断社会的局面一发不可收拾，而且，它也开了中国经济依赖国外金融业的先河。
中国国家能力下降之根本原因，也可以说是由于封建制度对于国家的瓦解。封建制度，在宋代之后其实并没有被彻底扫除，恰恰相反，中国的封建制在宋、明乃至后来的清代获得了新的、更为稳固的形式，而其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影响中国历史甚巨的“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
这是因为中国自宋以来，“官”与“吏”就是分离的，官以科举出身，所长者无非经史辞章，但对于财税经济司法，均一无所长，于是只能将后者委之于吏。宋、明、清之体制，官常有升迁、有调防，而吏却是永不升迁、无调防，这势必造成久居地方的“吏”，成为最大的地方势力和利益集团。这种官与吏分离的体制，所造成的直接结果，自然就是财税经济司法，实际上一向都操在吏的手中——也就是说，所谓近代意义上的“国家命脉”，500年来其实都是由吏来操持的。而久居地方、永无升迁的吏，一向又只能是从财税经济和司法中获得、抽取利益，于是，当着国家有任何改革，特别是面向国家财政的财政税收改革（如王安石、张居正的改革）之际，其所首先触及的就是“吏”这个集团的根本利益，而这些改革之所以总是归于失败，并不是由于其出发点不好，或者目标不明确，而是由于这些改革不借助于吏，则根本不能推行，而这种改革又往往总是与吏的根本利益是截然相悖的。于是，这种“体制性的自相矛盾”，造成吏总是有能力、有办法将改革转变为对于百姓的更严酷的榨取，使得国家政令扭曲，最终使得意在壮大国家力量的改革，反而走向引发社会矛盾、促使国家能力下降的反面上去，王安石、张居正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无他，大抵就在此“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之体制。
明清两个大帝国有一点是完全相同的，——就是这两个大帝国都以白银为国家税收和国家储备货币，也就是说，清的货币政策基本上是承袭了明制。而500年来，中国这种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供给的货币政策，对于世界经济的“变异”来说，既是决定性的、更是根本性的，一方面，对于明清两朝来说，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目的，其实主要就是为了进口白银——而另一方面，从长远看，由于银根主要依赖国外，所以白银的短缺和白银的外流，又势必造成周期性的、剧烈的通货紧缩，威胁宏观经济，而这使得白银问题反过来成为明清两朝经济最为致命的软肋，这甚至就是解释明清两个帝国突然间迅速瓦解的一个最为根本的原因。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金融体系的崩溃与军事的失败接踵而至，此后，中国再无财政之独立，国家财政亦完全沦为虚名，它对内被排斥在本国金融服务之外，对外是不能设防的——即中国无法将自己的剩余资本投资于国家的军事自卫的建设。从晚清直到1949年，又是约100年间，中国面向富强、现代化的改革方案可谓层出不穷，但最终也没有形成一个金融－军事工业－工商业－农业相统一的经济结构，国家经济没有财政的指导，社会又无分工交换的组织能力，与之相伴随的是：中国的内战之所以不能停止，中国人自相残杀之所以不能停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之间的内战持续的时间越长，对于西方的金融机构放债、乃至卖军火就越有好处。可见，货币主权荡然无存，金融依赖海外的问题，乃是从明王朝到蒋介石政权以来持续数百年的根本困局，这是中国国家走向近代衰落的最根本原因。
回顾此番重大历史转变，对于今天的启示意义起码有二：一，中国要不要改革开放，这其实早已经是不需要争论的问题，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自明代开始就是改革开放的；500年来，最为彻底地依靠市场来组织一切的，总起来说就是中国而不是别的国家，我们真正需要争论的问题仅仅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形成独立自主的财政和金融体制，为什么长期没有建成一个国家财政，从而没有完成向现代国家体制的转化。而这里的核心就是：中国500年来都没有解决“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问题，从而也就没有完成彻底的反封建的使命，这就使得中国的财政、税收和司法操在地方利益集团的手中，士大夫阶级徒慕虚文事务，作为政治精英又是极不合格的。因此，要国家富强，就要实行彻底的反封建，要彻底反封建，就只有发动人民组织起来自治、起来革命，从组织基层入手推翻土豪劣绅和地方吏治，否则是没有办法的。这就是近代中国国家建设必从革命始的原因。
英国和西方列强绝非仅仅是“靠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实际上，英国和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们，更是靠它们长期所形成的金融放债体系，逐步地控制了中国的经济、贸易和生产活动，而鸦片战争不过是以暴力的方式，揭开了现代世界由资本投资主导的债务剥削体系的铁幕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近代失败当然也不仅仅是单纯的军事失败，因为它作为19世纪漫长历史的结果，首先表现为世界货币－金融体制的转换所导致的清国家内部货币体系的紊乱，由于作为国库存银和“货币基准”的“纹银”的大规模流失，由于大量劣质货币的流入造成的清代货币换算体系的崩溃，最终这一切，在军事失败之外，又势必对晚清的国家货币税收体系造成灭顶性的打击。
由此看来，由世界货币体系的变迁、世界货币流动逐步造成的中国内部金融－货币体系的动荡，自然也并非是从1840年才开始的，而是在19世纪初的头几年就开始了、并且逐渐地加剧了。这种货币金融变迁，其实又早已经潜在地、然而却根本性地影响着中国的金融－货币体系，并必然会最终传导到中国的国家财政－税收体系，这就是清代国家财政日益陷入困难的根本原因。而这种国家财政的困难，当然势必会影响到清的国家能力——特别是国家军事能力建设。
与金融垄断相比，军事暴力只不过是19世纪“欧洲文明”的一个方面，反过来说，军事失败同样也只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华帝国失败的一个方面，即军事失败只不过是中国国家财政失败的最直接表现，而中国国家财政的失败，则是300年来中国将货币委之于外国的必然结果，它才是造成中国国家能力在近500年里持续下降的根本。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中国人将鸦片战争的失败，简单地归结为英国的“船坚炮利”和科技文明先进之类的说法，就几乎是完全不着边际的。
从更为长远的角度看，这个似乎注定的结局，首先是由于清英不同的社会结构、特别是不同的土地制度，——以及这种土地制度长期实施所导致的。如前所述，一方面，英国的土地制度是与农奴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包括“圈地运动”在内的对于土地进行资本化经营的英国土地改革，一方面将农奴改造成一无所有的流浪汉，并为后来的城市工厂准备了大量廉价劳动力，但另一方面，在圈地运动中，原本一无所有的农奴并没有失去土地，他们失去的仅仅是服劳役的“义务”而已。因此，包括圈地运动在内的土地资本化运动，既与解决农奴问题相联系，在英国的条件下方才是可行的。同时，又因为工业革命的资源和市场都在“外部”，要控制外部市场和资源，就非依靠军队和军事暴力不可，而英国要发展军事力量，既要有大量流浪汉兵源，又非对国民加税和借贷不可。而形成悖论的是，这种“英国道路的可行性”，恰恰在于英国农奴制度相对于清王朝的自耕农制度的落后性。
正因为清王朝的土地制度是建立在大量的小自耕农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在人口不断膨胀的条件下，剥夺小农的土地，不仅不利于生产的发展，而且在政治上也是完全不可为的。因此，养活庞大人口，并促进生产发展，就只能是通过减税的方式、以扩大分工剌激交换的方式来鼓励农民经营和开发土地，增加粮食产量。换句话说：清康乾盛世以来，国家收入不断减少，从而导致军队越来越弱，这恰恰是康乾盛世惠民、利民的宽仁政策所导致的一个“出乎意料之外的”结果，甚至是市场经济高水平发展所导致的资本积累困境所致——这正是清朝由盛而衰的又一原因所在。而较早指出这个历史关键点的，是日本东洋史研究的开创者、京都史学派的奠基人内藤湖南。
内藤湖南（1866－1934）出生于今日本秋田县鹿角市，他在明治维新的时代特立独行，积极反对明治政府推行的“脱亚入欧”的全盘欧化路线，而主张“东洋（东方）史就是中国文化的发展史”，日本不应该“脱亚”而应该“援亚”。他更进而主张中国和同为“东洋”的日本，从根本上说代表着完全不同于英国和“西洋”的发展模式，中国虽然在军事上被英国打败了，这种军事上的失败既有其必然性，但从长远看，却更有其偶然因素，由此而轻言中国乃至“东洋”发展模式的失败乃是一种“短见”。
因为区域性的、地方性的市场和贸易，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从事这样的交换活动的人，一般来说也不必是与生产活动截然分离的、独立的商人阶级，它也不需要大量的、独立的商业资本，因而，那些人也不能被称为近代意义上的商人阶级，他们只是一边生产，一边销售的“商贩”——即所谓“贩夫走卒”而已。
近代中国的行商和晋商，正是这样一个既与生产活动相分离，又可以通过大规模的长途贸易把国内生产组织起来的商人阶级，从而它才支持了大规模的海洋贸易和大陆贸易。晋商资本，首先就是指从事跨国长途贸易的大商业资本。
但是，尽管中国的信用机构诞生的并不比西方晚，尽管晋商拥有庞大的资本，并经营着为跨国长途贸易提供信用服务的汇兑网络，——我们还是必须指出：票号资本却并不是近代西方意义上的银行资本和金融资本。
那么，山西票号与西方的私人银行究竟有什么不同呢？如果最简单地回答这个问题，我的结论就是——尽管山西票号大规模地投资生产和贸易，但是它却并不投资于战争。正因为它不为国家的战争行为提供借款，所以它也就不具有国家赋予的以国家税收为抵押的发钞权。而在一个帝国主义的时代，票号只是从生产和贸易中获利发财，却没有从战争中获利和发财，这是它最大的局限所在。而投资于战争却是西方主要私人银行经营的根本手段，在帝国主义时代，由于战争是最大的获利工具，所以在这样的时代，山西票号就完全不可能竞争过西方的私人银行，——所谓中国资产阶级先天不足、力量弱小，我认为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得到解释。
西方最早的私人银行（阿姆斯特丹银行和英格兰银行）都是发战争财起家的，这就是它与山西票号的根本不同。在欧洲民族国家争霸的条件下，西方私人银行的基本功能，其实就是为国家提供战争借款，国家又反过来以税收作为抵押，赋予私人银行以发钞权。作为国家的债主，私人银行因而具有了“绝对的权力”，这就是为什么阿克顿勋爵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 ① 阿克顿（Lord Acton,1834-1902）：《自由史论》，胡传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249页。] ——前者指国家，后者就指私人银行。
而1840年之后，为其经营宗旨所决定，西方金融机构在中国和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作为，其实是通过经营战争的方式来逐步扩大和掌握世界市场：即它一方面为发动战争的国家提供贷款，另一方面则又为战败国提供“赔款”的借贷“服务”，并同时要求以该国的税收、特别是海关税收作为抵押。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西方私人银行逐步控制了各个国家的税收和贸易权利，从而成为一个跨国的、垄断的金融资产阶级。
近代中国为什么不能富国强兵呢？说穿了，一方面是国家财政确实捉襟见肘，根本没有钱投资在军事和工业上，另一方面，西方列强也不允许中国把金融业与军事工业结合起来，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在彻底瓦解了清王朝的国家财政的同时，也使得清王朝借助国内融资振兴军事的能力归于彻底的不可能。而对于山西票号而言，我们则可以说：在一个帝国主义的时代，票号资本作为丧失了“战争投资”这个最大客户的金融机构，其前途就是不言而喻的。也就是说，票号资本先是不能投资于国家的军事自卫，随后又被排除在经营战争借款和赔款之外，这样它就几乎丧失了帝国主义时代所有的“大宗业务”——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票号资本显然是被现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或者说是被西方的金融垄断所击溃的。
一
2008年9月，我在美国纽约大学教书，学校与华尔街之间徒步不过20分钟，教学之余，正好就近观察史无前例的资本主义金融大危机。那个时候写了《反面教材的价值》这篇文章，以英文发表之后，国内的几家学术刊物也想刊出汉语稿。记得高超群教授为了索要这个文章，曾深夜从北京把电话打到了纽约，求“稿”若渴之心，令我深深感动。最后，这个文章很迅速地在《绿叶》、《世界博览》杂志刊出（这要感谢杨学军先生和阎海东先生），随之又被几家报刊转载，反响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意外之余，我也由此体会到当今的中国是如此夜以继日、密切地注意着国际风云的变幻的，而自己深以为幸的更是：作为一个货币金融领域里的外行，一点有限的阅读和观察体会，远隔千山万水，竟也能够对于国家和老百姓有些许轻微的意义。
从中国的视野、或“以中国为本位”去观察和描述最近500年世界历史的变迁，致力于探询当代中国的“世界”观，这是我最近这些年来学术工作努力的方向。但是，说老实话，这也仅仅是“努力的方向”而已。我自己读书不多，尤其不是历史系科班出身，所以这个探询的过程，其实完全就是学习的过程。
最近500年来，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欧美霸权的形成并横扫世界；二是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华民族，由逐渐衰落而再次走向伟大复兴。有人把这段历史归结为资本主义的胜利，对此我不敢苟同。因为首先，究竟什么才是“资本主义”，学术界可以称之为“正宗”的意见，起码就有三派，至于其他的纷纭众说，更不必再提了。而三派主流意见中，一种将资本主义归结为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变革，特别是大机器生产和雇佣劳动关系的奠定（卡尔 ·马克思）；一种着重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发明，说白了就是把做生意等于念经，把积累资本视为积累功德（马科斯·韦伯）；第三种则侧重于自然经济向金融经济的蜕变和飞跃（费尔南·布罗代尔）。用这三个流派来解释什么是资本主义，似乎都有一定道理，但是，如果用它们来解释西方之所以兴起，中国之所以衰落，解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我看来，则起码是没有抓住历史要害，而且也不尽符合历史的事实。
我认为：最简捷地解释这500年来世界史的消长，其核心实际上就在于“国家能力”这一点上。在西方现代兴衰的过程中起支配作用的，从根本上说是现代民族国家这种组织形式的奠定，最初就是16世纪地中海地区的银行家们投资于国家间的战争，最终则是金融家通过攫取“世界货币”的发钞权，而让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乃至整个世界为他们的投资冒险埋单和作担保（这随着1913年美联储体制的形成而达到高峰），而上述军事－金融－国家相结合的特殊组织形式，才是西方世界近代兴起的真正关键，至于那被奉若神明、而又众说纷纭的“资本主义”，充其量只不过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充当了“帮手”的角色而已。现代民族国家的根本目标在于占有更大的“生存空间”，金融家的根本目标则在于通过债务关系攫取最大利润，至于是否采用上述三种“资本主义”方式，那完全要看是否有利于这两个根本目标之达成而定。
考察中国500年兴衰的关键，其实又在于经济的发展与国家组织能力下降这个矛盾现象。经济发达的宋，反而打不过立足于军事组织的辽、金、西夏部落，这里的关键并不在经济，而在社会组织能力。由皇权直接来面对基层马铃薯一般无组织的小农，这样的国家自然也就没有什么组织效率可言，而宋代以来的政策，反而是将组织社会的任务一概交由商人和地方土豪，国家更从商业、运输乃至军需供应中全盘退出，国家取“无为”和“不干涉主义”，而这就是“开中法”的弊端。不但基层没有组织，而且上层的货币财政也十分混乱，货币短缺、“多币制”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到了明隆庆元年（1567年）之后，反而将货币出路委之于进口美洲白银，这又是财政货币政策的最大失败。而对外，所谓的“天下秩序”，于周边藩邦采取的一向是文化治理的“朝贡”方式，完全没有现代民族国家的“生存空间”、“地缘政治”意识，如此组织能力松散的帝国，无论它有利于还是不利于发展经济，能够或者不能够发生“资本主义萌芽”，而一旦遭遇现代民族国家这种组织形式之打击，其涣然瓦解却是必然的。而国家既然已经瓦解，至于发展什么“主义”才好，自然也都统统变成空谈了。
所以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肇始于中国革命以建立基层组织的方式，极大提高了社会组织能力和国家效率，然后，国家才能把社会剩余有组织地投资于长期发展方面，如此才有合格的国家财政，在此基础上方有国家发行货币之主权，而对外反抗帝国主义的战争及其胜利，更是实实在在地打出了一片地缘政治的新格局，这种社会革命与民族革命之密切结合，靠的是无数革命前辈流血牺牲、艰苦奋斗，如此才谈得上今天的“伟大复兴”，而至于是否采用资本主义这副灵丹妙药来谋发展，那完全也要以是否有利于社会组织强大均衡、是否有利于国家能力持续增长，是否有利于保卫世界和平而定，即那充其量是末而不是本，是术而不是道，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实际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昭示的乃是完全不同的真理，中国的复兴走的乃是完全不同的道路，而这个真理、这个道路就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已经为历史所证实。
研究中国历史，上要看货币财政，下要看基层组织，同时更要能以世界大势之变迁、联系和互动为背景去展开思考，如此，方能有所收获。在严肃的历史问题面前，任何轻薄的态度、任何教条主义的盲从都是必须杜绝的。而唯一值得自我宽慰的是，上述浅见，并不是盲从得到，而是从自己的读书、思考和摸索中得来的。几年来，就这样一边读书，一边思考，逐渐积累了一点笔记、一系列的问题，不过时间一长，反而倒是更没有把这些学习体会写出来的勇气了，有些思考和提出的问题，自然也就随时光流失，逐渐淡忘了。
真正的写作机缘来自赴美前学校的一次安排，所在单位的党委书记蒋朗朗教授派我去山西作一个学术讲座，由于参加讲座者都来自基层，以从事财政和税务工作的同志为主，既是学校的任务，于我自然是一个很艰巨的工作，这就迫使我不能不紧急准备一个初步的讲稿，这样几天下来突击搞了几万字的稿子，由于对当地的图书馆没有信心，所以还带了不少参考书到山西。我本是个过于认真又不堪大任的人，这次面对的又是上千人基层干部的大课堂，讲座结束后，竟然病倒在那里，反倒是给山西的同志（特别是曾被授予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称号的李晋芳同志）添了不少麻烦。但是，期间参观八路军太行纪念馆，以及抗战最艰苦时期建立的八路军总部（虽曰“总部”，实际上不过农舍三小间而已）的经历，对我触动非常之大，应该感谢这次较长期地面对基层的机遇，它使我近距离地感受到：我们的前人是如此的舍生取义，我们的百姓是如此的不屈不挠，绝大多数在基层工是如此的勤劳俭朴，中国历史的展开是如此的筚路蓝缕、波澜壮阔，中国改革和中国革命的大业，确是由生活在最基层的老百姓苦苦支撑起来的，这真是“作始也简，其成也巨”！
太行山里本来也没有什么书可读，躺在宾馆养病的时候，我突然感到自己在讲座前许多没有想清楚的事情，竟然想清楚了一些，这突乎其来的大病，因此可以算是进益的一个机缘，在这样一个机缘之后，我领会了一些以前不甚领会的书上的语句，尤其包括历史上的改革与革命。
二
中国改革与革命是近代落后的结果，革命当然不是近代以来中国落后的原因。而对于“中国近代何以落伍”这个大题目，则大致又有几种回答：其一，是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帝国主义侵略和资本全球扩张所致；其二，则是一般地、抽象地将其归之于中国在制度、技术乃至文化上的落后弊端，以及西欧的先天优势（以马科斯·韦伯的理论最有代表性）；而我的看法是：中国是一个以“天下”和“世界”为担当的文明，资本主义则是自1500年以来从地中海地区发展起来，以金融和军事技术为核心，向世界扩张的体系。这两种有深刻历史传统的组织形式，在500年历史间漫长的“互动”、博弈，才构成了我们解释500年来世界大势和中国“天下兴亡”的关键。从这个角度说，那些构成中国近代衰落的因素，往往又曾是支持中国长期繁荣的因素，这正如我们文明中固有亟需变革的弊端，但其中却同时也蕴涵着近代改革与革命以及中国现代复兴的种子。只有了解中国文明形成的长期性、历史性、复杂性，同时又了解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历史性和复杂性，而不是抽象地将问题归之于抽象的“制度”和“体制”而简单地打发掉，我们才能对于上述重大历史课题作出真正有意义的探究。
将中国的近代衰落简单、抽象地归之于“专制制度”，特别是所谓“国无宪法”、“民无权利”，这其实是晚清和民初就有的议论，它终究要流于一种耳食之谈，沦为与历史和现实实践脱离太远的空洞教条。对其浅陋机械，前人已多有讥评。如钱穆就曾说：“谈者又疑中国政制无民权，无宪法。然民权之表达亦各有其方式及机构，能遵循此种方式而保全其机构，此即立国之大宪大法，不必泥以求也。中国自秦以来，既为一广土众民之大邦，如欧西近代所行之民选代议士制度，乃为吾先民所弗能操纵。然诚使国家能历年举行考试，平均选拔各地优秀平民，使得有参政之机会；又立一客观的服务成绩规程，以为官位进退之准则，则下情上达，本非无路。晚清革命派，以民权宪法为推翻满清政府之一种宣传，固有效矣。若遂认此为中国历史真相，谓自秦以来，中国惟有专制黑暗，若谓‘民无权，国无法’者已二千年之久，则显为不实之谈。民国以来，所谓民选代议之新制度，终以不切国情，一时未能切实推行。而历古相传‘考试’与‘铨选’之制度，为维持政府之两大骨干者，乃亦随专制黑暗之恶名而俱灭。于是一切官场之腐败混乱，胥乘而起，至今为厉。此不明国史真相，妄肆破坏，轻言改革所应食之恶果也。” [① 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上册，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5－16页。]
中国当然不是从来没有制度。自上古以来，就有以黄帝为代表的“血缘世系”以及以尧舜为代表的“名分世系”二者并存，就前一个世系而言，权力的合法性来自贵族血缘承继；就后一个世系而言，权力始终是向平民开放的，这就是所谓：“人人皆可为尧舜”。而这里的“平民”，更不专指士、士族、士大夫，也包括士农工商各阶层——特别是包括少数民族。太宗李世民以少数民族血统者，太祖朱元璋以贫苦农民可以作皇帝，其合法性就来自于尧舜的名分世系。这两个世系的互动沿革，就是所谓“多元一体”的制度基础。从历史的长时段看去，倡导“天下为公”，不断向平民、向少数民族开放权力的尧舜世系、尧舜体制，是比导致罗马帝国迅速崩溃、贵族院垄断权力的“宪政”更合理、更进步、更能经受历史考验的制度，这已经为中国的长期统一、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所证实。
作为最后一个汉家王朝，明朝无疑处于中国制度的重要转折期，从体制的上层看，其主要特征表现为：它是历史上皇权与士大夫阶级冲突最激烈的王朝。太祖洪武13年，废除了自秦以来辅佐天子处理国政的相位，这成为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极大变动。从此天子直接面对六部，六部有建议权，而天子则独揽决策权，另设内阁大学士，为天子襄理文墨，但内阁大学士没有建议权，为了避免皇帝与六部之间发生直接冲突，遂设司礼监居中传递协调。世宗、穆宗和神宗在位期间，皇权与六部之间的冲突，终于达到不可化解的僵持阶段，竟造成这三任皇帝几乎不见六部官员的局面，此后，作为皇帝代言人的内阁大学士和司礼监，与士大夫的代言人六部之间的冲突更是日益加剧、不可协调。而正是皇权与官僚体制之间的激烈冲突和矛盾的不可化解，造成了明代中期以来国家行政效率、国家组织效率的迅速衰败。
而这一时期，恰恰又是世界史的大变革时期，因为一个银行家、战争和国家密切结合的军商合一、军政合一、资本与国家合一的体制，此时正在欧洲勃然兴起，而1500年以降的中国，国家体制的上中下结构却开始走向脱节，以至于国家的一切改革非但不能动员官吏，反而总是被庞大的官吏集团所阻碍，国家组织效率的严重下降，使得一切政治经济改革都不能真正实行，实际上，最终导致明王朝瓦解的，不但有皇权专制的原因，更有作为社会精英的士大夫阶级之颟顸独断。无能而颟顸的士大夫阶级为了一己之私，妄图以道学的专制垄断社会权力，这种“士大夫阶级的道学专制”，更促成了体制从内部的解体。而正是由此看来，钱穆的博学，恐怕也是士大夫一家的博学，因为在他那里，无论均田重农还是平等夷狄，这些都不算数，只要你不尊重“四民之首”的士大夫，那么你就是专制。而他所同情、追随的国民党，虽曾标榜、号称要继承中国政治制度的有益因素，如在美式“三权分立”之外，再加上中国式的“考试”与“监察”两院，以成为“五权”宪法，而这种精英运动的体制，又究竟是否行之有效，自然也早已被历史所证明。
不过，确如钱穆指出：民权的表达和实行不能单靠一纸宪法和几个代议士，关键在于形成下情上达的有效机制，他的这种看法倒是真有启示性的。而且，毫无疑问的是，诚然如他指出：中国作为一个悠久的文明，自然不能说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制度”而只有“专制”，例如所谓公田与私田、科举与选举、郡县与封建的制度争论，实际上就一直贯串于中国历史之中，并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改革与革命的真正动力。看不到这一点，自然也就不能说对中国的文明有起码的了解，那甚至就会沦为钱穆所讥讽的：中国近代以来之所以一再自食“改革的恶果”，尤其是老百姓一直不得不一再承担起“改革的后果与代价”，这往往就与精英们没有知识和眼光，只会看见私利和短期利益最有关系。
而与钱穆比较起来，黄仁宇先生虽未打过仗，毕竟吃过粮（古人只把“军粮”称为粮），因此，他的有些话恐怕还算是比较到家的。他说：“过去的中国百年史，过于重视上层结构，很少涉及低层。比如说，民国初年的立宪运动与政党，他们本身对社会是一种外来异物（foreign body）。其领导人不乏高远的理想，而他们身后却无支持的选民（constituency），满腹经纶自然也无从化为具体方案，更何况渗入民间，所以一遇军阀逞凶，就无能为力，而他们在历史上的意义也因而消失。” [ ①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三联书店，1997年，第454页。]说到制度变革，孙中山以来的改革家们其实最终也都不得不认识到：这绝非立一纸宪草、推几个“民意代表”即可完成的便宜事，而这里的道理，就在于“变制度易，变社会难”（这一点鲁迅等“先觉者”其实早在辛亥之后就一直“无可措手”地痛感着）。因此，要从根本上变革社会，那就非要从基层做起、从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农民做起、从土地制度做起不可；要真正变革社会，就非要找到、找准中国社会的真正主体不可。以为单靠几个“民意代表”的三寸不烂之舌即可变革中国，这不过就是黄口小儿式的政治幼稚。以至于有人说：500年来，中国最不成熟的就是上层和精英，而精英们最大的不成熟，就在于他们总是要咒骂下层民众“不成熟”——这实在是很可玩味的格言。
至于说到变革中国的主体，近代中国早期的改革者如康有为，曾寄望于作为“儒主”的皇帝的“公心”，这自然不能成功，而到了孙中山先生找到了革命政党，这才算是初步找到了变革中国、特别是进行民族革命的抓手。但是，解决土地制度问题、训练和组织广大农民，从劳苦大众、从最基层出发改造中国社会结构，这才是中国共产党成功领导中国完成民族革命，再领导中国走向社会改革与社会革命的关键。而倘若放弃了这根本关键，汲汲于从上层、从书生们的狭小视角空谈所谓的“制度”和“技术”之优劣，无论是搞“三权分立”还是玩什么“五权宪法”，那就不仅是短视，而且是舍本逐末，而这种“瞎折腾”，终将自食“改革造成的恶果”，才是必然的事情。
时下人们恐怕都知道，近代以来，中国没有科学、工业、自由和民主是不行的，但是，如果离开组织劳苦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个中国社会主体，离开了改造土地制度这个中国经济的最深层的基础，如果没有与基层现实密切联系的革命政党作为社会改造的利器，那就不会有革命和改革的成功，而中国几千年来皇权直接面对千百万马铃薯一般小农、毫无动员效率可言的“一盘散沙”的社会结构，更不能得以根本改变。正是毛泽东、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一举改造了中国的基层结构，历史告诉我们：今天绝不能小视人民组织起来的力量，更不可小觑创立社会基层结构的伟业，因为它一方面使得农业上的剩余得以转用到工商业，同时又使得工商业的发展反过来可以吸纳大量的人口就业谋生，而且，国家从此方才可能有上下交往、良性的财政管理，这又使得中国第一次有了独立自主的发钞权和货币主权。——但是，对于这一浅显的道理，却不是人人都愿意承认的。以为靠“个人自由”、一纸宪草、几个“民意代表”就能解决一切中国问题，这其实就是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定见、偏见和一塌糊涂的“政见”。“岂有文章惊天下，漫道书生事不成，百年一觉浮沤里，悲欣交集说摩登”——其实，就我个人来说，真正弄明白这个道理，更不是一朝一夕的。
2008年8月，我带着这个初步的讲稿到了纽约，当时课程较多，没有充分的精力再读大量的书，只能找一些相关的英文书来读，一边再就旧稿提出的问题，重新思索一番。而在美国教书时比较谈得来的朋友，如康奈尔大学的颜海平教授、纽约大学的张旭东、廖世奇教授在看了这个初稿之后，都认为我应该继续写下去，于是在他们的鼓励下，我就不时在旧稿上改动一点，日积月累，这样改来改去，终于成为了本书的第一部分：《漫长的16世纪》。
哈德逊河畔仲秋望月，中央公园圣诞踏雪，第八街上法式公寓里彻夜的灯火，寒来暑往，几度合上最后的书页，匆匆走出办公室，门口的百老汇大街已经是凌晨时光，——如此情景，今天依然历历在目。喧嚣的世界金融中心纽约，于我竟是个读书写作的好地方。如今披阅旧稿，其中仿佛还散发着那些艰苦时光的余温。
回国以来几个月，给北大文科的研究生同学开一门“现代西洋理论阅读”课，由“客座”身份重归主人地位，心情自然大为舒畅。而这门课实际上就是阅读西方研究中国和中国历史的著作，课程的讲义除了《漫长的16世纪》一部分外，更加入了《漫长的19世纪》一部分，由于听课的同学几乎遍及人文社会科学各个专业，所以他们给我的启发是很深的，很多过去想不清楚的问题，这次倒是在课堂上反而讨论出了眉目；结果是临到学期结束，大家兴犹未尽，对我来说，一本书的大体框架，也算初步完成了。
三
西洋的中国史和世界史研究，是比较重视哲学和思想的，这可能是黑格尔的传统。它有很大的好处，就是纲举目张，可以根据一种哲学、一种思想来解说历史。但历史毕竟不是思想史和哲学史，本书所探究的这500年的世界史之复杂程度，就完全超乎人们的想象。知道了西洋怎么样，就照猫画虎，开口即说中国怎么样，看了明代初期怎么样，就说明代如何如何，那么历史研究就变得索然无趣，好像几个公式就能解决问题似的。
但是，这不是说我们可以没有思想史的研究、经济史的研究和社会史的研究——宽泛地说，也就是我们不能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史学传统。没有了这样的研究传统，历史研究就会堕落为以“帝王家事”治天下的“演义”，这在中国历史上叫做“道学家”的逻辑，在中国民间叫说书人的逻辑，在这种逻辑的支配下，历史只能等于统治者的历史、甚至是统治者的家事、家计，乃至沦为胡编乱造的逸事，所表彰者无非道学家们自我标榜的“气节”和“气功”而已。这本身就是不知何谓历史，其实就是一种愚昧。
无论如何，用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来解释历史、观察历史，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正确方向。在这方面，我们的前人已经给我们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比如用小自耕农发生、发展得比较早而且成熟，从而造成生产方式的过于分散和灵活，来解释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工业革命、产业革命（郭沫若）；比如从国外资本、国内税收、地主地租的三重负担压迫，来解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性（陈翰笙）；再比如自古中国的商人就不事生产，商与生产相脱离，尤其是自宋发明“开中法”以来，国家竟然从组织社会活动、特别是商业活动中一概退出，而将贸易、运输乃至军需转运这类活动也一概委之于商和地方豪绅，从而造成国家与经济活动脱节、商人与生产脱节，以此来解释国家资本、民族国家在现代中国的必要性（陶希圣）——无论这些前辈的政治观点如何、立场如何，他们都是从社会生产方式的演化出发，给我们指出了历史发展的道路，初步厘清了历史的脉络。
前面已经说过，治史者最难得的是有三重视野：下看基层组织、上看财政金融、外看世界大势。致力于这项工作的黄仁宇曾经感慨说：“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视野，则在检讨中国现代史时，必须先看清当中的大轮廓。在社会全面解体又需要全部重造的时候，一件事情的意义可能前后牵涉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即使亲临其境的人物，如克伦威尔、丹东和托洛茨基，本身反成了推进历史的工具，也难看清他们自己在历史中的真实意义。在这种情形之下，无目的的分析而不综合，难能尽到历史家的任务。我们纵使把郭松龄和殷汝耕的事迹写得不失毫厘，又牵涉到本庄繁和冈村宁次的秘幕，在当中更投入梅兰芳和阮玲玉的琐闻轶事，也只是增长历史的篇幅，仍未掌握中国长期革命的真实性格。”——而他这里所说的“中国长期革命”，就是指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漫长的革命”，而上述视野，概括起来说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看到今天历史研究的一些毛病，其中之一是：分析有余，概括不足，不能自拔于史实。因为没有社会生产方式的分析，没有思想史、社会史和经济史的纲领，没有社会各阶级分析的观点，也就不能解释历史的发展和变化，这样就变成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事实，不见发展、变化、运动的逻辑。历史的实质全在变化，而这样的历史研究，却非但不关心历史变化之所以然，而且更不理会现实变化之所以然，只是用了几本中国古书和外国新书的知识，乃至名人轶事，去批评、点缀和套用现实的变化，而这种对于变化的拒绝，其实也正是对于历史本身的拒绝。
四
今天的我们，正处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重大变革期。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今天任何人都不能不去正视的大现实，这是500年人类历史中最为天翻地覆的大变化。对于这个大变化，既有的知识是不够了，任何人都必须重新学习、重新思考、重新研究。
潘维教授最近从国外回来休假，找我长谈，他的一个说法令我印象深刻。他说：从海外看中国，60年至为成功，500年来也有不少好的东西，以至于当今世界上有“中国模式”之说；不过反过来，有些国内人看自己，特别倘若是听某些知识界“高人”说话，却几乎是一派悲观丧气，甚至以为前景可忧，“崩溃”在即——而他们千忧百转，其实就忧在“政治体制”。
“忧患”当然不是坏事，但“忧患”应该是忧天下、忧国家、忧老百姓，绝不是忧自己，更不能因为世界没有按照自己的办法来，甚至没有因为“代议”成功而混上一官半职，就斤斤两两、患得患失。正因为民主、自由是当世的好东西，时贤无论“左右”，才纷纷作“为民请命”状，拉大旗作虎皮，这本不奇怪。但是我们绝不该忘记，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先驱都曾经反复告诫我们说：如果把民主讲成了抽象、简单的“官民对立”，那就是最大的肤浅和不及格，因为这样做起码就放跑了利益集团和地方分离势力，而在近代以来的语境下，更是放跑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压榨。如果那样搞，所谓“民主”就很容易成为某些人要特权、搞分裂的工具，甚至沦为列强们压迫中国的口实。
官僚政治不好，其恶性膨胀于国家人民不利，这自是谁都知道的最浅显道理，不过历史却也总是没有那么简单，比如我们还是要知道：自古以来讲“官民对立”，这里所谓的“民”，其实指的是“豪民”，而非一般“小民”和“草民”（更非时贤所谓“屁民”）。而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与豪强巨族、土豪劣绅之间的矛盾，往往也就体现为代表国家税收利益的官僚与“豪民”之间的矛盾，所谓“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荀悦《汉纪论》），这种出于官僚之口的“官民对立”，表达的恰恰是对土豪劣绅、豪门巨族的指斥和控诉，代表的其实就是“国家”与“小民”立场的重合，它同时也表明国家和普通老百姓其实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敌人，而这个敌人也就是豪强和“豪民”。
因此，商鞅废井田，杨炎行两税法，张居正举“一条鞭”，其根本出发点尽管不能说是为平民老百姓的利益着想考虑，但是，他们要打击豪强，要把税收加在豪强和豪门头上这一点，却是共通的，也是无疑的；这就是王安石所谓“择其富者而税之，择其可税者而税之”。现代中国对于官僚政治制度研究最精深的是马克思主义者王亚南（《资本论》的译者），他这样告诉我们说：只有看到官僚制度的矛盾性，即看到其既有与人民利益相矛盾的一面，更有与地方势力、特权利益集团相矛盾的另一面，我们才能了解官僚制度的弹性和历史发展。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政治改革的关键，并不在于抽象地讲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的对立。至于今天的中国“好得很”还是“糟得很”，那首先也要看你究竟是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说话，而抽象地讲“官民对立”，则必定流于丧失和缺乏阶级分析方法的肤浅。我们只有认识到：国家从来就不是抽象的，甚至只有认识到国家总是有阶级性的（如美联储掌握发钞权，这就是美国国家“阶级性”之体现），我们才能了解，真正合格的政治改革，在于如何能使国家体现劳动人民的最大利益，而避免国家成为特权利益集团的工具。抽象的“官民对立”说，表面上看似义正词严反对官僚政治，实则往往是屁股坐在“豪民”和“豪强”一边，为了特权阶层和豪强向国家讨利益和争权力，其实它也从来并不是一概地反对国家，[ ①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78页。]因为从历史上看，他们要的往往就是奴隶主、地主豪绅和买办资产阶级支配的国家，而他们极力反对和限制的，其实是劳动者当家作主的国家而已。
中国近代改革的先驱康有为说过：“故国无论君主民主，未有不中央集权也”，“政府者，集合管理众人之事之大力量，而未闻以地方各立为分权也”，这是考虑到中国历史的深层动因和内外形势而得出的结论。康有为进而指出：体制改革的真正目标，就是“民主政治”与“政治统一”的结合，就是人民与政府的结合，如果不实行人民自下而上的有序参与，就不能避免动乱，如果不打击利益集团和地方势力，如果不能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不但现代中国在近代以来列强竞争的环境里不能图存，一切事情都会被内部利益集团的争权夺利、家计私利所毁掉，那样国家就会分裂，人民就会真正受苦。这也是历史的结论。
今天的中国自然不是没有问题，相反，问题尚多，不容回避。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不能将问题简单化、抽象化。尤其不能脱离开社会阶级分析和世界局势的视野看历史、看现实。只有如此，我们才能认识到：保持国家里面劳动人民之主人翁地位，防止国家沦为特权阶层、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工具，特别是在思想文化领域里保卫中国革命历史叙述的合法性——于今天而言这是多么艰巨而光荣的任务。我们常说要不忘历史，而老百姓把这叫作“吃水不忘挖井人”，只有从这样朴素的视野才能看到，中国今天的成就当然既不是吹出来的，更不是“粉饰”而能得来的，因为这就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把一切问题都简单地归之于“上层专制体制”，那么，我们是否反过来，也可以把一切成就一概归之于“上层专制体制”呢？我倒是认为，与其如此，反不如把成就看作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结果，是漫长的社会生产方式变革的结果，是世界广泛联系和互动的结果——尤其是漫长而伟大的中国革命的结果。从这个角度说来，倘若说500年来中国体制中没有好东西，中国革命形成的体制是一团漆黑，非要拆了故宫建白宫，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一律打倒，乃至非要刨了祖坟而后快，这是不懂自己的历史，这也就是割断自己的历史。这种歪曲历史的行径是绝不能允许的。
五
说到体制改革，从孔夫子、董仲舒，到王安石、张居正，改革、改制一向就是历代儒家追求的历史目标。宋代以来行“开中法”，放手让商人代替国家组织社会、从事长途贸易甚至包办军需，这就是因为皇权直接面对小农，国家没有组织效率。明代大行“一条鞭”，择其可税者而税之，也是考虑到国家直接面向千百万零散小农征税成本太高的缘故。王安石兴“青苗法”，欲使国家财政直接补助小农，其出发点更不可谓不好，但是，由于基层没有组织，地方全为酷吏、土豪控制，王大人所补贴的对象，不幸最终也就成了酷吏和土豪，他的“青苗法”，就几乎沦为今天所谓的鼓励农民“种大棚”（时下民谚曰：要想富，先修路，要想穷，种大棚）。500年来，改革的目标何尝不是提高国家组织效率，而改革的局限性，则全由于没有完成建设基层组织的任务，所以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也就不能不依靠基层的酷吏与土豪，结果这些以反封建为目标的改革，反而改出了“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至于将组织社会的任务全盘交给商人和市场，1567年之后更将货币委之于进口白银，这也并非国家迷信道学，传统政治格外喜欢无为，而是宗法国家里，皇权对小农的“两张皮”结构造成的不得不然，即国家欲动员社会而没有抓手、能力和可能性。
近代以来，宗法国家瓦解，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开始，打倒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是为了夺回国家财政和货币主权，打倒封建主义铲除土豪劣绅，则是为了建立基层组织。“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改革与革命被中国文明视为“天命”，一卷《大同书》唱响了红旗，改革与革命的目标并不仅仅是改造中国，而且更是改造世界。
今天，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不是什么抽象的国家与人民的矛盾（或者所谓“官民对立”），而当下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拉大，其根源实则肇始于1970年代初期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联合推出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政策，它以货币投资政策的巨大调整（以维持美元和美国债券价值为主要目标），又一次使得资本主义凌驾于“世界经济”之上。如果费尔南·布罗代尔在世，他一定会惊呼这是堪比19世纪初期的又一次世界结构“大转型”。这就是为什么，过去的几十年，全世界都仿佛经历了“漫长的19世纪”的回潮和复辟。绵延的战争和最终无可避免的金融大危机，其实都是这次“大转型”的结果，今天看来，如果没有中国最终顶住了“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全面统治，世界经济和世界形势恐怕就不堪设想。
基层组织和上层财政金融之外，我们还必须看世界大势。只有把握世界大势，才能认识到：当今世界，金融控制才是最大的垄断体制，而军事优势则是最直接、最强有力的暴力控制，至于文化霸权软刀子杀人不见血，为“整人”而定的国内、国际“规则”，恐怕也不见得全是政客们想出来的——只是少见我们的道学家们因资本金融垄断而“忧”、因帝国主义军事垄断而“忧”、因买办资产阶级腐败透顶的私有化政策而“忧”罢了。
其实，体制既然无非就是组织、组织能力，而关键就在把谁组织起来，组织起来反抗谁、又要维护谁的利益；因此，世界上就有了“革命的体制”和“反动的体制”这两种，而从来就没有过什么抽象的、一劳永逸的“体制”和“反体制”。本书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我们只有从生产方式的“发展”与“组织”之间的关系角度，从复杂的社会阶级斗争的角度，才能去正确分析、了解历史变化发展的真实。500年来，中国为什么逐步衰落？不是简单的因为生产不发展、市场不发达，更不是由于什么“体制干预”过多，而恰恰是由于“体制”的无为、体制的“无力”和低效率。广大的劳动阶级（特别是农民）长期处于一盘散沙状态，中国基层社会更与上层完全脱节，以至于像黄仁宇所说：经济虽大有发展，而社会却全无组织效率，从而无法将社会财富组织为国家能力，人民非但不能以“体制”的方式参与这种发展、保证这种发展、推动这种发展，结果反而在近代为外国和外部的金融资本和武力、为内外特权利益集团之勾结所控制。
而尤其是——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的“精英”、读书人对于什么是社会生产组织，特别是对于社会各阶级斗争的道理，基本上外行，对金融组织、货币组织、税收体制，则更是一窍不通、一塌糊涂；既将一切简单地归之为“体制”，而同时对于“体制”的理解又如此茫然、肤浅，平日袖手谈心性，事后著书骂“屁民”，无论天下兴亡多少事，永远正确的反正只有他自己。这种“反体制”往最善良的地方去评价估计，也不过就是“道学家们”的“发脾气”而已，而自明以来，这种士大夫阶级的“气功”，对于国家和人民，从来就没有过什么真正、切实的补益。这也就是张江陵所谓“国家以高官厚禄养此辈，真犬马不如也”，也就是曾文正所谓“国家以此为学为官，与用牧猪奴何异？”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五星中的四颗星分别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上述四个阶级的联合，是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敌人——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因反对共同的敌人而有着共同的利益。而与1688年拿着银行家资产阶级的钱上台的英国王室革命不同，中国共产党人是靠工农的支持而打天下、有天下，革命党人不欠资本家的钱，因此就没有格外要订立一个契约专门照顾资产阶级利益，与之立宪的任何理由。嚷嚷着要单独为某一个阶级立宪，其实质就是要破坏四个阶级的联合。历史证明，当工农不愿意与后二者联合的时候，固然是忘记了自己真正的敌人——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而当着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忘记了工农的利益与自己根本利益的联系的时候，他们更是忘记了自己真正的敌人，同样也正是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那种不自量力的狂热，使得他们只会在历史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只有当上述四个阶级联合起来组织起一个强大的体制，方才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就是我们这个体制的根本目标。这个目标，当然是要让劳动者越来越有可能控制资本，让中国越来越有可能摆脱帝国主义的军事、金融控制——从大的方向说，这是真正的“通三统”、“复三代之制”，是真正的“文武革命，顺天应时”的体制改革和体制革命。如果没有这样的体制革命，那么，资本控制劳动和市场、西方控制世界、少数人控制绝大多数资源、少数人压迫剥削多数人的体制就会一统天下（“全球化”？），如此中国的发展谈不上、和谐的世界谈不上，公平和正义也就谈不上了。
早在68年前，毛泽东就批评过这样的学风：“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他还说：“你们看，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我们究竟有多少人创造了可以称为理论的理论，算得科学形态的、周密的而不是粗枝大叶的理论呢？特别在经济理论方面，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已经一百年了，但是还没有产生一本合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的、真正科学的理论，像在中国经济问题方面，能不能说理论水平已经高了呢？——实在不能说。”今天重读他的这些话，作为读书人和教书匠，实在是应该深以为警怵的。
20世纪曾被称为“革命的世纪”，尽管这并不是本书这一卷论述的主题，但是，上面这些话，既可以说是游离于本卷主题之外，也算是对本书第二卷（《1500年以来的中国改革与革命》）的预告。故算是有感而发，不平则鸣。而这里的所谓“不平”，特别是对于伟大的中国革命及其成就——一个劳动者阶级当家作主的国家体制，近些年来在中国舆论界当权的骗子们那里所遭受的“不公平对待”，所表达的愤懑、不满和抗议。
顾炎武的《精卫》，一直很喜欢。诗曰：
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呜呼！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
在这个意义上，读历史、研究历史是大有好处的，因为历史叙述着过去，也昭示着未来。历史本身就是由“大不平”写就的，因此，它的方向才是“大同”。
六
本书准备的材料原本是写三卷，与编辑者商量，目前出版的是第一卷。
这当然不能算是史学，连历史研究可能也谈不上。但是，不局限于西方人的结论，同时又把中国史与西方历史打通来看，把世界史理解为世界交流史、地域和文化互动史，对我这个读书不多的人来说，这可能多少是需要点勇气的。
我在这里要敬表谢意的，是这些年来在学术上帮助、教诲我的不同学科的朋友们，如黄平、汪晖、张承志、张旭东、李零、李书磊、姚洋、颜海平、严海蓉、林春等等，至于需要感谢的北京大学的师友们，更是不能一一列举。而尤其要敬表感激的，是张国有教授的教诲和帮助，无论作为经济学前辈还是大学校长，他对于年轻人的一贯理解、宽容、支持和关怀，使我得以真切地感受北京大学光荣的历史和传统，也将永远激励我把“为中国读书”、“为人民服务”作为人生目标去追求。
胡少卿先生奔走联络，亲自编辑，助成此书面世，这体现了北大师生之间的平等、友谊与默契，更体现了北大“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学习和工作作风。
2009年9月2日初稿
国庆节改定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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