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论经济

毛主席论经济（语录汇编）　　

——谨以此纪念伟大领袖和导师116周年　　

（初 稿）　　

  艾国  选编　　

目  录　　

一、搞好经济工作的重大意义。　　

二、经济建设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政治为统帅，通　　

过革命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改革，坚持公有制，组织起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四、必须解决好依靠谁、团结谁的问题，注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　　

五、坚决反对两极分化，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六、全党必须十分重视农业，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做到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全面发展。 　　

七、正确处理农、轻、重的关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业。　　

八、要重视发展商业，大力发展商品生产，保障供给，搞好流通。　　

九、发展对外贸易，发展对外友好合作关系，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　　

十、大力发展国民教育，普及科技知识，不断提高工人、农民的文化水平。　　

十一、高举三面红旗，树雄心，立壮志，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大发展，努力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　　

十二、发展经济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按客观规律办事，统筹兼顾，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坚决反对“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等歪风。　　

十三、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必须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杜绝侵害和违反群众利益的错误行为。　　

十四、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十五、要始终坚持勤俭建国、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方针。　　

十六、搞好综合平衡，重视科学研究，加强技术革命，技术革新，技术指导，努力提高工农业的生产效率。　　

十七、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　　

十八、在经济工作中，必须坚持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　　

十九、只有注重并切实做好社会调查，才能指导好经济工作。　　

二十、抓两头，带中间，评先进，树典型，开展比学赶帮活动。　　

二十一、领导干部必须谦虚谨慎，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要懂业务、懂技术，努力学会做经济工作。　　

二十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实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二十三、要坚持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制度。　　

二十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正确路线，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同教条主义特别是同修正主义作斗争，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 　　

       一、搞好经济工作的重大意义。　　

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有：(一)使农民得解放。废除地主及一切压迫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实为本题的主要意义。(二)土地问题不解决，经济落后的国家不能增加生产力，不能解决农民的生活痛苦，不能改良土地。据俄同志[2]调查，我国土地生产力日见衰落，全国生产力已到了一个大危机，此危机不解决，必起绝大的饥荒。土地问题不解决，农民无力改良土地，生产必至日减。故第二个意义为增加生产。(三)保护革命。革命势力目前虽见发展，但亦即到了一个危机，此后非有一支生力军必归失败。要增加生力军保护革命，非解决土地问题不可。其作用，在解决土地问题后即能够解决财政问题及兵士问题。兵士能否永久参加革命，亦即在土地问题解决，因农民要保护他们的土地，必勇敢作战。这三点是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意义。　　

《在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九日）　　

为着争取物质上的条件去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给；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由此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为着在经济战线上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并且教育他们，使战争得着新的群众力量；为着从经济建设去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去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为着这一切，就需要进行经济方面的建设工作。这是每个革命工作人员必须认识清楚的。过去有些同志认为革命战争已经忙不了，哪里还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因此见到谁谈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倾”。他们认为在革命战争环境中没有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能，要等战争最后胜利了，有了和平的安静的环境，才能进行经济建设。同志们，这些意见是不对的。抱着这些意见的同志，他们不了解如果不进行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长期的战争中就会感觉疲惫。你们看，敌人在进行经济封锁，奸商和反动派在破坏我们的金融和商业，我们红色区域的对外贸易，受到极大的妨碍。我们如果不把这些困难克服，革命战争不是要受到很大的影响吗？盐很贵，有时买不到。谷子秋冬便宜，春夏又贵得厉害。这些情形，立即影响到工农的生活，使工农生活不能改良。这不是要影响到工农联盟这一个基本路线吗？工农群众如果对于他们的生活发生不满意，这不是要影响到我们的扩大红军、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工作吗？所以，这种以为革命战争的环境不应该进行经济建设的意见，是极端错误的。有这种意见的人，也常说一切应服从战争，他们不知道如果取消了经济建设，这就不是服从战争，而是削弱战争。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顺利地开展我们军事上的进攻，给敌人的“围剿”以有力的打击；……使我们的红军减少自己找给养的这一部分工作，专心一意去打敌人；也才能使我们的广大群众都得到生活上的相当的满足，而更加高兴地去当红军，去做各项革命工作。必须这样干才叫做服从战争。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　　

我们一定要经过同志们在这次会议上的讨论和会后回去的传达，在全体政府工作人员中，在广大工农群众中，造成一种热烈的经济建设的空气。要大家懂得经济建设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性，努力推销经济建设公债，发展合作社运动，普遍建设谷仓，建设备荒仓。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　　

发展了国民经济，改良了群众生活，无疑地就会极大地帮助扩大红军的工作，使广大群众踊跃地开向前线上去。总起来说，假如我们争取了上述的一切条件，包括经济建设这个新的极重要的条件，并且使这一切的条件都服务于革命战争，那末，革命战争的胜利，无疑是属于我们的。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　　

在国民党时代，土地是地主的，农民不愿意也不可能用自己的力量去改良土地。只有在我们把土地分配给农民，对农民的生产加以提倡奖励以后，农民群众的劳动热情才爆发了起来，伟大的生产胜利才能得到。这里应当指出：在目前的条件之下，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而且需要解决衣服、砂糖、纸张等项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给问题。　　

《我们的经济政策》（一九三四年一月）　　

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 　　

我们的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　　

《我们的经济政策》（一九三四年一月）　　

在全中国卷入经济浩劫，数万万民众陷入饥寒交迫的困难地位的时候，我们人民的政府却不顾一切困难，为了革命战争，为了民族利益，认真地进行经济建设工作。事情是非常明白的，只有我们战胜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只有我们实行了有计划的有组织的经济建设工作，才能挽救全国人民出于空前的浩劫。　　

《我们的经济政策》（一九三四年一月）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一切这些知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每个人以社会一员的资格，同其他社会成员协力，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在各种阶级的社会中，各阶级的社会成员，则又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这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　　

《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               　　

军队生产自给，不但改善了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并因而能够扩大军队，而且立即带来了许多副产物。这些副产物就是：（一）改善官兵关系。官兵一道生产劳动，亲如兄弟了。（二）增强劳动观念。我们现行的，既不是旧式的募兵制，也不是征兵制，而是第三种兵役制——动员制。它比募兵制要好些，它不会造成那样多的二流子；但比征兵制要差些。我们目前的条件，还只许可我们采取动员制，还不能采取征兵制。动员来的兵要过长期的军队生活，将减弱他们的劳动观念，因而也会产生二流子和沾染军阀军队中的若干坏习气。生产自给以来，劳动观念加强了，二流子的习气被改造了。（三）增强纪律性。在生产中执行劳动纪律，不但不会减弱战斗纪律和军人生活纪律，反而会增强它们。（四）改善军民关系。部队有了家务，侵害老百姓财物的事就少了，或者完全没有了。在生产中，军民变工互助，更增强他们之间的友好关系。（五）军队埋怨政府的事也会少了，军政关系也好了。（六）促进人民的大生产运动。军队生产了，机关生产更显得必要，更有劲了；全体人民的普遍增产运动，当然也更显得必要，更有劲了。　　

《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将使我们的建设工作获得迅速的成功。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业已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极好条件是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人口和九百五十九万七千方公里的国土。我们面前的困难是有的，而且是很多的，但是我们确信：一切困难都将被全国人民的英勇奋斗所战胜。中国人民已经具有战胜困难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如果我们的先人和我们自己能够渡过长期的极端艰难的岁月，战胜了强大的内外反动派，为什么不能在胜利以后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呢？只要我们仍然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能在经济战线上迅速地获得胜利。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二、经济建设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　　

   纲，以政治为统帅，通过革命解　　

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那种以为经济建设已经是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而忽视革命战争，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同样是错误的观点。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　　

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　　　

政治不改革，一切生产力都遭到破坏的命运，农业如此，工业也是如此。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好坏、大小，归根结底，要看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他是束缚生产力，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　　　　

     我们确信：一切困难都将被全国人民的英勇奋斗所战胜。中国人民已经具有战胜困难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如果我们的先人和我们自己能够渡过长期的极端艰难的岁月，战胜了强大的内外反动派，为什么不能在胜利以后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呢？只要我们仍然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能在经济战线上迅速地获得胜利。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　　　　

《在中央第三次互助合作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三年十月）　　

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我们正在前进。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　　　　

    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　　　　

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合作社建立以后，还必须经过许多的斗争，才能使自己巩固起来。巩固了以后，只要一松劲，又可能垮台。　　

反对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是使分散的小农经济逐步地过渡到大规模合作化经济的思想的和政治的保证。这一工作是艰巨的，必须根据农民的生活经验，很具体地很细致地去做，不能采用粗暴的态度和简单的方法。　　

《严重的教训》一文按语（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　　　　

《严重的教训》一文按语（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　　

生产力一经进一步解放，生产就会有更大的发展。　　　　

            《一个从初级形式过渡到高级形式的合作社》一文按语（一九五五年）　　　　

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克服的。

《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一文按语（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但是，我们大家都应该看到，这个社会主义的新制度是一定会巩固起来的。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　　

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　　

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将来政治这个名词还是会有的，但是内容变了。不注意思想和政治厂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工作方法（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 　    　　

灿烂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结成丰满的经济之果，这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发展。　　　　

             转引自《反浪费反保守是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八日《人民日报》）　 　　

国家工业各个部门现在有人提议从上至下（即从部到厂矿）都学解放军，都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实行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看来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　　　　

              《关于学习解放军、加强政治工作的批示》（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在政治和业务上，有三种摆法，第一种摆法是政治第一，业务第二，政治统帅业务；第二种摆法，业务第一，政治第二，政治为业务服务；第三种摆法，政治和业务都第一，叫两个第一。这三种摆法，第一种是正确的，第二种是错误的，这很明显。第三种摆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不用说是错误的。但是有些人就分辨不清。为什么有些人对“政治和业务都第一”的错误观点模糊不清呢？这是他对折衷主义的面貌还认识不清的缘故。　　

《反对折衷主义》（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与军事、政治与经济、政治与业务、政治与技术的关系，政治总是第一，政治总是统帅，政治总是头，政治总是率领军事、率领经济、率领业务、率领技术的。政治与业务这一矛盾中，主要的矛盾方面是政治，把政治抽去了，就等于把灵魂抽去了。没有灵魂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到处碰壁。所以政治第一，政治统帅业务，不能平起平坐。如果把它们并列起来，就是折衷主义。　　

 《反对折衷主义》（一九六五年十　二月二日　）　　

折衷主义不分敌我，不分是非，就是斗争的调和论和混合论。如有的人就不搞阶级斗争的，他们对不法资本家不批评、不斗争，敌我不分。……这种不讲是非，不讲思想斗争，只求一团和气，只求得无原则的暂时团结的态度是混合主义，调合论，就是修正主义、折衷主义。一旦臭味相投，很容易混到那个臭水坑里去。　　

 《反对折衷主义》（一九六五年十　二月二日　）　　

哲学上的折衷主义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因为它把政治与军事，政治与经济，政治与业务，政治与技术的关系搞错了，把灵魂抽去了，其结果就一定是：小则是单纯的业务观点，大则陷入修正主义的泥坑。　　

 《反对折衷主义》（一九六五年十　二月二日　）　　

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双胜利。　　

转引自《周恩来同志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　　

抓革命，促生产。　　　　

             转摘自一九六六年十　一月四日　《人民日报》　　　　　

    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转摘自一九六七年八月三日《解放军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　　                　　             　　

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转引自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四日《人民日报》）　 　　

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注：“三项指示为纲”是邓小平1975年把毛主席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期问提出的关于“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指示，在长沙听取李先念汇报经济工作时提出的关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汇集在一起，提出的“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导方针。　　

（转引自《红旗》杂志，一九七六年第五期）　　

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转引自《红旗》杂志，一九七六年第五期）　　

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改　　

革，坚持公有制，组织起来，　　

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配合起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将成为经济方面的巨大力量，将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并取得领导的地位。 　　

《我们的经济政策》（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三日）　　

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谁要是敢于违反这个方向，他就一定达不到目的，他就自己要碰破头的。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零年一月） 　　

在农民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陷于永远的贫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步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就是经过合作社。　　　　

《组织起来》（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土地制度获得改革，甚至仅获得初步的改革，例如减租减息之后，农民的生产兴趣就增加了。然后帮助农民在自愿原则下，逐渐地组织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及其他合作社之中，生产力就会发展起来。这种农业生产合作社，现时还只能是建立在农民个体经济基础上的（农民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的互助的劳动组织，例如变工队、互助组、换工班之类，但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量的增加，已属惊人。这种制度，已在中国解放区大大发展起来，今后应当尽量推广。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好坏、大小，归根结底，要看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他是束缚生产力，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总起来说，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我们正在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有关土地改革的各项政策，都应当在报上发表，在电台广播，使广大群众都能知道。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一九四八年四月二日）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              　　

       兹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一件发给你们，请印发到县委和区委。请即照此草案在党内外进行解释，并组织实行。这是在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区都要解释和实行的，请你们当作一件大事去做。这个决议草案可以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但不要在党外报刊上发表，因为还是草案。　　
《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　　

《关于农业互助组的两次谈话》（一九五三年十月）　　

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　　　　

              《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　　

总路线就是逐步改变生产关系。斯大林说，生产关系的基础就是所有制。这一点同志们必须弄清楚。现在，私有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都是合法的，但是私有制要逐步变为不合法。在三亩地上“确保似有”，搞“四大自由”，结果就是发展少数富农，走资本主义道路。　　

注：“四大自由”是指，在“土地改革运动”后的农村中允许有“借贷、租佃、雇工、贸易”的自由　　

《关于农业互助组的两次谈话》（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　　

各级农村工作部都要把互助合作这件事看作极为重要的事。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唱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不搞社会主义，那资本主义势必泛滥起来。　　

              《关于农业互助组的两次谈话》（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　　

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合作社有低的，土地入股；有高的，土地归公，归合作社之公。　　

《关于农业互助组的两次谈话》（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　　

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国有制扩大——国营企业的新建、改建、扩建。私人所有制有两种，劳动人民的和资产阶级的，改变为集体所有制和国营(经过公私合营，统一于社会主义)，这才能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 　　

《关于农业互助组的两次谈话》（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　　

要搞社会主义。“确保私有”是资产阶级观念。“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搞农贷，发救济粮，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兴修小型水利，打井开渠，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广新式步犁、水车、喷雾器、农药，反对“五多”等等，这些都是好事。但是不靠社会主义，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这一套，那就是对农民行小惠。这些好事跟总路线、社会主义联系起来，那就不同了，就不是小惠了。必须搞社会主义，使这些好事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至于“确保私有”、“四大自由”，那更是小惠了，而且是惠及富农和富裕中农。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　　

有句古语，“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提起了这个纲，克服“五多”以及各项帮助农民的政治工作、经济工作，一切都有统属了。　　

注：“五多”是指，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　　

《关于农业互助组的两次谈话》（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四日）　　

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我们必须相信：（1）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2）党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这两点是事物的本质和主流。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由此可见，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那些富裕中农也将对我们不满，因为我们如果不想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话，就永远不能满足这些农民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人和农民的同盟能够继续巩固下去吗？显然是不能够的。这个问题，只有在新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解决。这就是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才能获得巩固。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　　

           《<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一文按语》（一九五五年）　　

“鸡毛不能上天”这个古代的真理，在社会主义时代，它已经不是真理了。穷人要翻身了。旧制度要灭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鸡毛确实要上天了。在苏联，已经上天。在中国，正在上天。在全世界，都是要上天的。我们的许多地方党组织没有能够给贫苦农民以坚决的支持，也不能完全怪它们，上面还没有给机会主义思想以致命的打击，还没有给合作化做出全面的规划，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加强对于这个运动的领导。一九五五年，我们做了这些工作，几个月工夫，形势就完全不同了。站在那里看的广大群众，一批一批地站到合作化这边来了。富裕中农也改变了腔调。有些要求入社，有些准备人社。最顽固的，也不敢议论鸡毛能不能上天的问题了。地主和富农，一点神气也没有了。这同人民政府惩治了一批破坏治安和破坏合作化的反革命分子，也是有关系的。总之，一九五五年的下半年，我国的阶级力量对比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大为上升，资本主义大为下降。一九五六年再有一年的努力，过渡时期内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就可以从基本上奠定了。　　

            　《谁说鸡毛不能上天》一文按语（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　　

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如果要用社会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制度去彻底地改造整个农村的小农私有生产资料的制度，便只有依靠过去是半无产阶级的广大的贫农群众，才能比较顺利地办到，否则将是很困难的。　　

《长沙县高山乡武塘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从中农占优势转变为贫农占优势的》一文按语（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　　

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使我国五亿多农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种惊天动地的事业，不可能是在一种风平浪静的情况下出现的，它要求我们共产党人向着背上背着旧制度包袱的广大的农民群众，进行耐心的生动的容易被他们理解的宣传教育工作。　　

《一个整社的好经验》一文按语（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　　

对于条件已经成熟了的合作社，就应当考虑使它们从初级形式转到高级形式上去，以便使生产力和生产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因为初级形式的合作社保存了半私有制，到了一定的时候，这种半私有制就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就要求改变这种制度，使合作社成为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化的集体经营的经济团体。生产力一经进一步解放，生产就会有更大的发展。转变的时间，有些地方可能快些，有些地方可能要慢一点。　　

《一个从初级形式过渡到高级形式的合作社》一文按语（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　　

《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合作社一定要在艰苦奋斗中建立起来。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转引自《视察山东农村时的指示》（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三日《人民日报》）　　

人民公社的建立使农村中原来的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扩大了和提高了，并且开始带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人民公社的规模比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得多，并且实现了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的结合，这就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和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中农分子把希望寄托在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这“三自一包”上面。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在城市搞“五反”，在农村搞“四清”，就是挖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挖资本主义的根子，挖修正主义的根子。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有些地方比较认真地执行了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做得很好，不仅制止了“单干风”，而且把农村中阶级斗争的盖子揭开了，把各种矛盾揭开了，把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了。可见，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等问题的指示》（一九六三年五月）                       　　

四、必须解决好依靠谁、团结谁的问题，注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　　

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九二七年三月）　　　

　  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农，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　　　　

                 《五四运动》（一九三九年五月）　　　

在农村土地改革运动中，务须团结赞成土地改革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群众，孤立反对土地改革的少数封建反动分子，以期迅速完成实现耕者有其田的任务。　　

《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 　　

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期，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转摘自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日《人民日报》　　               　　

    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　　　　

             转摘自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五日《人民日报》　　      　　

在城市斗争中，我们依靠谁呢？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贫民群众。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在发展工业的方向上，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主要地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或者反过来，认为只要注意国营企业就够了，私营企业是无足轻重的了。我们必须批判这些糊涂思想。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王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同时即开始着手我们的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　　　

任何社会主义的经济事业，必须注意尽可能充分地利用人力和设备，尽可能改善劳动组织、改善经营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一切可能节约的人力和物力，实行劳动竞赛和经济核算，借以逐年降低成本，增加个人收入和增加积累。　　　　

《真如区李子园农业生产合作社节约生产费用的经验》一文按语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　       　　

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如果要用社会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制度去彻底地改造整个农村的小农私有生产资料的制度，便只有依靠过去是半无产阶级的广大的贫农群众，才能比较顺利地办到，否则将是很困难的。　　　　

           《长沙县高山乡武塘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从中农占优势转变为贫农占优势的》一文按语（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　　                　　

    中农是必须团结的，不团结中农是错误的。但是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在农村中，依靠什么人去团结中农，实现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呢？当然只有贫农。在过去向地主作斗争、实行土地改革的时候是这样，在现在向富农和其他资本主义因素作斗争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也是这样。在两个革命时期，中农在开始阶段都是动摇的。等到看清了大势，革命将要胜利的时候，中农才会参加到革命方面来。贫农必须向中农做工作，把中农团结到自己方面来，使革命一天一天地扩大，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　　　　

《福安县发生“中农社”和“贫农社”的教训》一文按语（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　　

    为了进行伟大的建设工作，在我们的面前，摆着极为繁重的任务。虽然我们有一千多万党员，但是在全国人口中仍然只占极少数。在我们的各个国家机关和各项社会事业中，大量的工作要依靠党外的人员来作。如果我们不善于依靠人民群众，不善于同党外的人员合作，那就无法把工作做好。在我们继续加强全党的团结的时候，我们还必须继续加强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继续巩固和扩大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必须认真地纠正在任何工作环节上的任何一种妨害党同人民团结的不良现象。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　　　　

    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给我国的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发展开辟了道路。我们的政权的建立还不过短短几年，人们可以看到，不论在经济方面，在文化、教育、科学方面，都已经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为了达到建设新中国的目的，对于什么困难我们共产党人也是无所畏惧的。但是仅仅依靠我们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有一批党外的志士仁人，他们能够按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同我们一起来为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会而无所畏惧地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　　　　

在农村中，必须注意阶级路线，必须使原来的贫雇农在领导机关占优势，同时注意联合中农。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九五七年七月）　　　

依靠贫农、下中农，是党要长期实行的阶级路线。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一直到进入共产主义以前，我们要在农村中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要发展农业生产，不依靠他们，依靠谁呢？不依靠他们，怎么样能够有效地、巩固地团结中农呢？他们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在农村中的社会基础。　　　　

          摘自《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　　　　

    在农村中，无产阶级专政只有依靠贫农、下中农才能实现，才能形成巩固的工农联盟，才能很好地管理国家，才能办好农业集体经济，才能有效地镇压和改造一切敌对分子，才能击破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包围。否则，这些就都办不到。　　　　

          摘自《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　　　

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必须依靠真正可靠的力量，才有可能争取可能的同盟者，才有可能孤立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敌人。在进行土地改革、打倒地主阶级的时候，在实现农业集体化、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都是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中农。在实现集体化以后，这条阶级路线是否要改变呢？据说，有的认为，“合作化以后生产资料都归公了，大家都一样，都是靠工分吃饭，还分什么阶级，还要什么阶级路线？”还有的认为，“土改靠贫农，生产靠中农”。有这种观点的人，就是缺乏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就是缺乏阶级的观点，在实际上也就是根本缺乏群众的观点。　　　　

           摘自《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　　　

  不论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或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必须解决依靠谁、争取谁、反对谁的问题。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必须对社会主义社会做阶级分析，依靠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真正可靠的力量，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同盟者，团结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共同对付社会主义的敌人。　　　　

          转摘自《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人民日报》）　　　　

在农村中，在农业集体化以后，也必须依靠贫农、下中农，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巩固工农联盟，才能击败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不断地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阵地。　　　　

          转摘自《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人民日报》）　　

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主要的社会成员是三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他们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也就是力工人农民服务的。知识分子，就大多数来说，可以为旧中国服务，也可以为新中国服务，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在为旧中国服务的时候，知识分子中的左翼是反抗的，中间派是摇摆的，只有右翼是坚定的。现在转到为新社会服务，就反过来了。左翼是坚定的，中间派是摇摆的（这种摇摆和过去不同，是在新社会里的摇摆），右翼是反抗的。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　　            　　

有人说，做革命工作，要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做建设工作，只要依靠少数懂得技术的干部就行了。这个说法对不对呢？我看不对。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科学技术自然十分重要，没有一定数量的科学技术干部是不行的。为了进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我们现在就应该提出这样的任务，即是在十几年内造就出大批的红色专家。但是，同革命工作一样，在建设工作中，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工农群众。科学技术人员，也只有同工农群众相结合，才能真正发挥他们的才能，做出优异的成绩。那种只依靠少数人而不依靠群众，信任少数专家超过了信任群众的做法，显然是不对的。这样做，只能使我们的事业进行得又慢又差，而不是又快又好。　　　　

              《两种领导方法》（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日）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妇女群众也要全部动员参加一定分量的生产。所有二流子都要受到改造，参加生产，变成好人。　　

《组织起来》（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他们如果不愿意劳动，人民的国家就要强迫他们劳动。也对他们做宣传教育工作，并且做得很用心，很充分，像我们对俘虏军官们已经做过的那样。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　　

    为了进行伟大的建设工作，在我们的面前，摆着极为繁重的任务。虽然我们有一千多万党员，但是在全国人口中仍然只占极少数。在我们的各个国家机关和各项社会事业中，大量的工作要依靠党外的人员来作。如果我们不善于依靠人民群众，不善于同党外的人员合作，那就无法把工作做好。在我们继续加强全党的团结的时候，我们还必须继续加强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继续巩固和扩大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必须认真地纠正在任何工作环节上的任何一种妨害党同人民团结的不良现象。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　　　　

    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给我国的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发展开辟了道路。我们的政权的建立还不过短短几年，人们可以看到，不论在经济方面，在文化、教育、科学方面，都已经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为了达到建设新中国的目的，对于什么困难我们共产党人也是无所畏惧的。但是仅仅依靠我们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有一批党外的志士仁人，他们能够按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同我们一起来为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会而无所畏惧地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　　　　

为了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动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生产活动，具有极大的意义。在生产中，必须实现男女同工同酬。真正的男女平等，只有在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才能实现。　　

        《妇女走上了劳动战线》一文按语（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　　

在合作化以后，许多合作社感到劳动力不足了，有必要发动过去不参加田间劳动的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到劳动战线上去。……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资源，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发动妇女投入生产，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困难》一文的按语，（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　　

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希望各地的党组织，协同青年团组织，注意研究如何特别发挥青年人的力量，不要将他们一般看待，抹杀了他们的特点。　　

《中山县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青年突击队》一文按语（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　　

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参考。其中提到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按语（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 　　

    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　　　　

             转摘自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　　                　　

    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五四运动》（一九三九年五月）　　                　　

    知识分子既然要为工农群众服务，那就首先必须懂得工人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如果一辈子都不同工人农民见面，这就很不好。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转摘自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中国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应该觉悟到将自己和农民结合起来的必要。农民正需要他们，等待他们的援助。他们应该热情地跑到农村中去，脱下学生装，穿起粗布衣，不惜从任何小事情做起，在那里了解农民的要求，帮助农民觉悟起来，组织起来，为着完成中国民主革命中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即农村民主革命而奋斗。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按语（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这就是说，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政策，已经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　　　　

     党在目前时期对于资产阶级的基本政策是，限制它，并且逐步消灭它。　　　　

           农业合作化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　　　　

     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由于受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或限制，在人民民主革命斗争中常常采取参加或者保持中立的立场。由于这些，并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份，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一一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我们要从各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别是私人企业中的大企业主，即大资本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　　               　　                　　

     有人说，中国资产阶级现在已经没有两面性了，只有一面性。这是不是事实呢？不是事实。一方面，资产阶级分子已经成为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管理人员，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另一方面，他们现在还在公私合营的企业中拿定息，这就是说，他们的剥削根子还没有脱离。他们同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生活习惯还有一个不小的距离。怎么能说已经没有了两面性呢？就是不拿定息，摘掉了资产阶级的帽子，也还需要一个相当的时间继续进行思想改造。如果认为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了两面性，那末资本家的改造和学习的任务也就没有了。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我国社会制度的改革，除了农业合作化和手工业合作化以外，私营工商业改变为公私合营企业，也在一九五六年完成了。这件事所以做得这样迅速和顺利，是跟我们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当做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密切相关的。这个阶级矛盾是否完全解决了呢？还没有。还要经过相当的时间才能够完全解决。但是现在有些人说：资本家已经改造得和工人差不多了，用不着再改造了。甚至有人说，资本家比工人还要高明一点。也有人说，如果要改造，为什么工人阶级不改造？这些议论对不对呢？当然不对。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所进行的和平改造，不经过一场尖锐的、深刻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实现的。应当看到，甚至在很久以后，在完全实现了国有化以后，资产阶级已经不能利用生产资料进行剥削了，他们中间的很大一部分人已经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即使到了那种时候，他们在政治观点方面，在思想意识方面，在习惯方面，仍旧存在着长期改造问题。　　　　

             《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发展农业的问题》（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五、坚决反对两极分化，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现在农村中存在的是富农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像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民的所有制。大家已经看见，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那些富裕中农也将对我们不满，因为我们如果不想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话，就永远不能满足这些农民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人和农民的同盟能够继续巩固下去吗?显然是不能够的。这个问题，只有在新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解决。这就是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才能获得巩固。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地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只要合作化了，全体农村人民会要一年一年地富裕起来，商品粮和工业原料就多了。那个时候，资产阶级的嘴巴就被堵住了，资产阶级将发现自己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　　
《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农业》（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           　　
不搞合作化，农民必然向两极分化，工农联盟就无法巩固。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稿》（一九五九年十　二月十日　—一九六○年二月九日）　　

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在　5月25日　送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下山的时候，毛主席大声地问：“你是没有忘记我在专列上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张平化激动地望着毛主席，大声地说：“主席，我懂了。”　　

（转引自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第151页）　　

六、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做到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全面发展。　　

关于农业生产的必要条件方面的困难问题，如劳动力问题，耕牛问题，肥料问题，种子问题，水利问题等，我们必须用力领导农民求得解决。这里，有组织地调剂劳动力和推动妇女参加生产，是我们农业生产方面的最基本的任务。而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的组织，在春耕夏耕等重要季节我们对于整个农村民众的动员和督促，则是解决劳动力问题的必要的方法。不少的一部分农民（大约百分之二十五）缺乏耕牛，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组织犁牛合作社，动员一切无牛人家自动地合股买牛共同使用，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事。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也应予以极大的注意。目前自然还不能提出国家农业和集体农业的问题，但是为着促进农业的发展，在各地组织小范围的农事试验场，并设立农业研究学校和农产品展览所，却是迫切地需要的。　　

《我们的经济政策》（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三日）　　

目前正当春耕时节，希望一切解放区的领导同志、工作人员、人民群众，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取得比去年更大的成绩。　　

《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农业方面，除粮、菜外，饲养猪羊，解决肉食，也是很要紧的。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九四四年十二月） 　　

在任何地区，一经消灭了封建制度，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党和民主政府就必须立即提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任务，将农村中的一切可能的力量转移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方面去，组织合作互助，改良农业技术，提倡选种，兴办水利，务使增产成为可能。农村党的精力的最大部分，必须放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和市镇上的工业生产上面。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　　

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农村的改革将是社会改革和技术改革同时并进，大型农业机器的使用将逐年增多，而社会改革则将在一九六○年以后，逐步地分批分期地由半社会主义发展到全社会主义。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由于我国的经济条件，技术改革的时间，比较社会改革的时间，会更长一些。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一文按语（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　　

保守思想现在几乎在到处作怪。为了克服这种保守思想，使生产力和生产向前发展一大步，一切地方，一切合作社，都要做出自己的长期计划来。　　

《一个合作社的三年生产规划》一文按语（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　　

曲阜县是孔夫子的故乡，他老人家在这里办过多少年的学校，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这件事是很出名的。可是他不大注意人民的经济生活。他的学生樊迟问起他如何从事农业的话，他不但推开不理，还在背后骂樊迟做“小人”[3]。现在他的故乡的人民办起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来了。经过了两千多年仍然是那样贫困的人民，办了三年合作社，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开始改变了面貌。这就证明，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 　　

          《以一个在三年内增产百分之六十七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一文按语（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　　

全面规划应当包括：第一，合作社的规划；第二，农业生产的规划；第三，全部的经济规划。农村全部的经济规划包括副业，手工业，多种经营，综合经营，短距离的开荒和移民，供销合作，信用合作，银行，技术推广站等等，还有绿化荒山和村庄。我看特别是北方的荒山应当绿化，也完全可以绿化。　　

《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          　　
有必要号召各农业生产合作社立即注意开展多种经营，才能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每年增加个人的收入，否则就是一个很大的偏差，甚至要犯严重错误。河北省的粮食产值只占该省全部农业产值的百分之二十八多一点，而粮食以外的农产物则占百分之七十一多一点，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数目字。河北省产棉花较多，产粮食较少，其他各省情形与此有些不同，但是粮食产值似乎不会超过百分之五十，而粮食以外作物及副业的产值至少占百分之五十，或者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我们如果不立即注意这个问题，不论在社员的收入方面，合作社的积累方面，国家的积累方面，势必都要大受影响。因此请你们自己，并且通知专、县、区、乡直到合作社，都对这个问题作一调查，加以分析，算出一笔粮食与非粮食产值比例的账，借以教育干部和群众。　　

《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注意多种经营》(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四日)　　

蔬菜是一项重要的副食品。农业生产合作社应当鼓励社员一律种植蔬菜，改善自己的生活。特别是城市郊区和工矿区附近的农民应当有计划地种植蔬菜，充分地保证城市和工矿区的蔬菜供应。　　

《对<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稿的修改和给周恩来的信》（一九五六年一月七日——九日）　　

要求一切农业生产合作社，除了自己食用的和保证国家需要的粮食外，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在十二年内，积储起足够两年食用的余粮，以备紧急时候的需要。　　

《对<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稿的修改和给周恩来的信》（一九五六年一月七日——九日）　　

兴修水利，保持水土，一切大型水利工程，由国家负责兴修，治理为害严重的河流。一切小型水利工程，例如打井、开渠、挖塘、筑坝和各种水土保持工作，均有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计划地大量地负责兴修，必要的时候由国家予以协助。通过上述这些工作，要求在七年内（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基本上消灭普通的水灾和旱灾，在十二年内基本上消灭特别大的水灾和旱灾。　　

《对<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稿的修改和给周恩来的信》（一九五六年一月七日——九日）　　

在垦荒的时候，必须同保持水土的规划相结合，避免水土流失的危险。　　

《对<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稿的修改和给周恩来的信》（一九五六年一月七日——九日）　　

随着合作社生产的发展和社员收入的增加，为了便利社员从事生产活动和政治文化活动，为了改善社员的卫生条件，农业生产合作社应当根据需要和可能，鼓励和协助社员，在自愿和节约的原则下，有准备地有计划地分批分期地修缮和新建家庭住宅。　　

《对<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稿的修改和给周恩来的信》（一九五六年一月七日——九日）　　

有必要号召各农业生产合作社立即注意开展多种经营，才能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每年增加个人的收入，否则就是一个很大的偏差，甚至要严重犯错误。　　

《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注意多种经营》（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四日）　　

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 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　　
    首先，农业关系到五亿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吃肉吃油问题，以及其他日用的非商品性农产品问题。这个农民自给的部分，数量极大。比如，去年生产了三千六百多亿斤粮食，商品粮包括公粮 在内，大约是八百多亿斤，不到四分之一，四分之三以上归农民。农业搞好了，农民能自给，五亿人口　　
稳定了。　　
    第二，农业也关系到城市和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题。商品性的农产品发展了，才能供应工业人口的需要，才能发展工业。要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商品率。有了饭吃，学校、工厂少数人闹事也不怕。　　
    第三，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农村是轻工业的重要市场。只有农业发展了，轻工业生产才能得到足够的原料，轻工业产品才能得到广阔的市场。　　
    第四，农村又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比如，化学肥料，各种各样的农业机械，部分的电力、煤炭、石油，是供应农村的，铁路、公路和大型水利工程，也都为农业服务。现在，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农业经济，无论是发展轻工业还是发展重工业，农村都是极大的市场。　　
    第五，现在出口物资主要是农产品。农产品变成外汇，就可以进口各种工业设备。　　
    第六，农业是积累的重要来源。农业发展起来了，就可以为发展工业提供更多的资金。　　
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要搞好工业化，就应当这样做。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　　

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农业工作。这里也有十四项：１、产量指标，２、水利，３、肥料，４、土壤，５、种子，６、改制（改变耕作制度，如扩大复种面积，晚改早，旱改水等），７、病虫害，８、机械化（新式农具，双轮双铧犁，抽水机、适合中国各个不同区域的拖拉机及用摩托开动的运输工具等），９、精耕细作，１０、畜牧，１１、副业，１２、绿化，１３、除四害，１４、治疾病讲卫生。这是从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中抽出来的十四个要点。四十条必须全部施行。抽出一些要点，目的在于有所侧重。纲举目张，全网自然提起来了。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　　

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　　　　

                   《介绍一个合作社》（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五日）　　　　

普遍推广试验田。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导方法。这样一来，我党在领导经济方面的工作作风将迅速改观。在乡村是试验田，在城市可以抓先进的厂矿、车间、工区和工段。突破一点就可以推动全面。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     　　

现在，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在区委管理下按照国家的统一计划，因地制宜大办工业，到处发展，遍地开花。这样搞起来，全国的工业大发展，公社的商品生产大发展，钱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全国农民就可以逐步地共同富裕起来，他们的文化水平也可以逐步普遍提高起来。　　

《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至十日）　　

每个公社在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要发展其他能卖钱的东西，要发展商品生产。　　

《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至十日）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党内通信》（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　　

   《粮食问题》（一九五九年七月五日）　　

一部分牲口是肉食奶食(老牛、菜牛、奶牛)。粪可肥田。皮、毛、骨、角，大有用处。吃肉多，吃粮少，动物蛋白优于植物蛋白，人的体格会更发展，会更健康。猪是肉食，又有肥料。在三、五、七年以内，力争做到一亩田一头猪。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肥料的主要出路是猪，是一亩田一头猪。　　

《粮食问题》（一九五九年七月五日）                 　　

养猪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除少数禁猪的民族以外，全国都应当仿照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寺人民公社的办法办理。在吴桥县，集资容易，政策正确，干劲甚高，发展很快。关键在于一个很大的干劲。拖拖沓沓，困难重重，这也不可能，那也办不到，这些都是懦夫和懒汉的世界观，半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雄心壮志都没有，这些人离一个真正共产主义者的风格大约还有十万八千里。我劝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将不正确的世界观改过来。我建议，共产党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以及管理区、生产队、生产小队的党组织，将养猪业，养牛养羊养驴养骡养马养鸡养鸭养鹅养兔等项事业，认真地考虑、研究、计划和采取具体措施，并且组织一个畜牧业家禽业的委员会或者小组，以三人、五人至九人组成，以一位对于此事有干劲、有脑筋而又善于办事的同志充当委员会或小组的领导责任。就是说，派一个强有力的人去领导。大搞饲料生产。有各种精粗饲料。看来包谷是饲料之王。美国就是这样办的。苏联现在也已开始大办。中国的河北省吴桥县，也已在开始办了，使人看了极为高兴。各地公社养猪不亚于吴桥的，一定还有很多。全国都应大办而特办。要把此事看得和粮食同等重要，看得和人吃的大米、小麦、小米等主粮同等重要，把包谷升到主粮的地位。有人建议，把猪升到六畜之首，不是“马、牛、羊、鸡、犬、豕(豕即猪)”，而是“猪、牛、羊、马、鸡、犬”。我举双手赞成，猪占首要地位，实在天公地道。苏联伟大土壤学家和农学家威廉氏强调地说，农、林、牧三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这是完全正确的。我认为农、林业是发展畜牧业的祖宗，畜牧业是农、林业的儿子。然后，畜牧业又是农、林业(主要是农业)的祖宗，农、林业又变为儿子了。这就是三者平衡地互相依赖的道理。美国的种植业与畜牧业并重。我国也一定要走这条路线，因为这是证实了确有成效的科学经验。我国的肥料来源第一是养猪及大牲畜。一人一猪，一亩一猪，如果能办到了，肥料的主要来源就解决了。这是有机化学肥料，比无机化学肥料优胜十倍。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而且猪又有肉，又有鬃，又有皮，又有骨，又有内脏(可以作制药原料)，我们何乐而不为呢？肥料是植物的粮食，植物是动物的粮食，动物是人类的粮食。由此观之，大养而特养其猪，以及其他牲畜，肯定是有道理的。以一个至两个五年计划完成这个光荣伟大的任务，看来是有可能的。　　

《关于发展畜牧业问题》（一九五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用机械装备农业，是农、林、牧三结合大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今年已经成立了农业机械部，农业机械化的实现，看来为期不远了。　　

《关于发展畜牧业问题》（一九五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在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指导下，逐步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现代化。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普遍地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　　

七、正确处理农、轻、重的关系，　　

必须大力发展现代化的工业。　　

关于工业品，陕甘宁边区决定在两年内，做到花、纱、布、铁、纸及其他很多用品的完全自给。原来根本没有或者出产很少的，要一概自种自造自给，完全不靠外面。所有这些，由公营、私营和合作社经营三方面完成任务。一切产品，不但求数量多，而且求质量好，耐穿耐用。边区政府、八路军联防司令部、党中央西北局，对于这些抓得很紧，这是非常之对的。希望前方各地也是这样做。有许多地方已是这样做了，希望他们得到成功。　　

《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一九四五年一月十日）　　

就整个来说，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我们一定要充分地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并且把现有的非社会主义的工业变成为社会主义工业，使我国由工业不发达的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工业发达的先进的工业国，使社会主义工业成为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起决定作用的领导力量。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中国将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纪念孙中山先生》（一九五六年十一月）　　

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大家知道，轻工业和农业有极密切的关系。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但是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将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会易于为人们所理解。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工业工作。这里也有十四项：１、产量指标，２、产品质量，３、新产品试剂，４、新技术，５、先进定额，６、节约原材料，找寻和使用代用品，７、劳动组织、劳动保护和工资福利，８、成本，９、生产准备和流动资金，１０、企业的分工和协作，１１、供产销平衡，１２、地质勘探，１３、资源综合利用，１４、设计和施工。这是初步拟定的项目，以后应该逐步形成工业发展纲要“四十条”。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　　

没有现代化工业，哪有现代化国防?　　

《独立自主地搞建设》（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七日）　　

鞍钢是全国第一个最大的企业，职工十多万，过去他们认为这个企业是现代化的了，用不着再有所谓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注：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领导、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的去干，许多人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他们认为“马钢宪法”（苏联一个大钢厂的一套权威性的办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前的情形，这是第一阶段。一九五九年为第二阶段，人们开始想问题，开始相信群众运动，开始怀疑一长制，开始怀疑马钢宪法。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时期，中央收到他们的一个好报告，主张大跃进，主张反右倾，鼓干劲，并且提出了一个可以实行的高指标。中央看了这个报告，极为高兴，曾经将此报告批发各同志看，各同志立即用电话发给各省、市、区，帮助了当时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现在（一九六○年三月）的这个报告，更加进步，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这是第三个阶段。现在把这个报告转发你们，并请你们转发所属大企业和中等企业，转发一切大中城市的市委，当然也可以转发地委和城市，并且当着一个学习文件，让干部学习一遍，启发他们的脑筋，想一想自己的事情，在一九六○年一个整年内，有领导地，一环接一环，一浪接一浪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　　

           《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语》（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要打破样框框，走中国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　　

转引自《解放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　　

“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但是，工厂里确有坏人。”“就是说明革命没有完。”　　

转引自《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三期）　　

八、要重视发展商业，大力发展商品生产，保障供给，搞好流通。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　　

《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确定不移的财政方针。如果我们不去从根本上发展经济，而去枝枝节节地解决财政问题，这是错误的方针。　　

《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许多人避而不谈商品和商业问题，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产主义似的。人民公社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个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　　

《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　　

人民公社是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组织，有条件实行以粮为纲，发展多种经营，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和发展工业同时并举。人民公社应该按照满足社会需要的原则，有计划地从两方面发展生产，既要大大发展直接满足本公社需要的自给性生产，又要尽可能广泛地发展为国家、为其他公社所需要的商品性生产。通过商品交换，既可以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又可以换回等价物资，满足公社生产上和社员生活上日益增长的需要。如果公社只搞自给性生产，不搞商品生产，不进行商品交换，农民不把粮食等农产品和工人生产的工业品交换，那么工人怎么能有饭吃，农民怎么能够有衣穿，怎么能够得到拖拉机等农业生产资料？如果公社不把自己多余的产品卖给国家，卖给其他公社，怎么能够得到货币收入，哪里有钱分给社员？京、津、沪郊区农村之所以比较富裕，是因为这些地方商品生产比较发展，商品交换比较发达。社会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社员的需要也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公社的生产不可太单调，不能只生产自己需要的东西。在发展自给性生产的同时，要多搞商品生产，要尽可能多地生产能够交换的东西，向全省、全国、全世界交换。　　

《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至十日）　　

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想不要商业了。我们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表现得更“左”，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客观规律的。他们没有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差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用商品生产的重要性，不懂得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价值、价格和货币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的积极作用。这些表明，他们根本不认识无产阶级对五亿农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直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我们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团结几亿农民；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还要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团结五亿农民。有了人民公社，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有计划地发展。例如，畜产品、大豆、黄麻、肠衣、果木、皮毛等等，都要发展。如果不实行商品交换，把陕西的核桃拿来吃，一个钱不给，陕西的农民干吗？把七里营的棉花无代价地调出来行吗？你如果这样做，马上就要打破脑袋。　　

《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至十日）　　

运输、包装，不增加使用价值，但是增加价值。运输、包装所用的劳动是社会必要劳动的一部分。没有运输、包装，生产过程就没有完成，不能转到消费过程，使用价值虽然生产出来了，也不能实现。例如，煤炭在矿山开采出来了，如果堆在矿山，不由铁路、轮船、汽车运到用户手中，煤炭的使用价值是完全不能实现的。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　　

     工农商并举，提得很好，一定要这样做。贬低商业，商不挂帅，工农两业是不会发展的。                　　

                 《发展商业和副食品生产》（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为要流通，交通运输必须相应地办起来。城市当然以工业为重点，但现在是处于副食品严重不足的时期，必须强调郊区的农业。所谓农者，指的农林牧副渔五业综合平衡。蔬菜是农，猪牛羊鸡鸭鹅兔等是牧，水产是渔，畜类禽类要吃饱，才能长起来，于是需要生产大量精粗两类饲料，这又是农业，牧放牲口需要林地、草地，又要注重林业、草业。由此观之，为了副食品，农林牧副渔五大业都牵动了，互相联系，缺一不可。　　

                  《发展商业和副食品生产》（一九五九年七月四日）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一定可以做到有菜吃，有油吃，有猪吃，有鱼吃，有菜牛吃，有羊吃，有鸡鸭鹅兔吃，有蛋吃。我们应当有志气、有决心做到这一项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伟大意义的社会主义事业，也应当有信心做到这一项事情。一切为了人民利益，望各级党委接到这个指示以后，精心筹划，立即动手办起来。不但大中城市，县城及四乡集镇都要照此办起来。各级党委要有一个专门管副食品的书记或精心从事的干部。　　

                  《发展商业和副食品生产》（一九五九年七月四日）　　

在商业方面，要根据“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原则，根据为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的方针，通过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集市贸易这三条渠道，大力组织农产品和工业品、农村和城市的交流，供应农村更多的生产资料，供应工业更多的原料、材料，供应城乡人民更多的生活必需品。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公报》（一九六二年九月）　　

发展工农业生产，稳定物价，稳定市场，安定人民的生活，这是我们党中央历来坚持的政策。　　

《中共中央<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九、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发展　　

对外友好合作关系，学习外国　　

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 　　

我们有计划地组织人民的对外贸易，并且由国家直接经营若干项必要的商品流通，例如食盐和布匹的输入，食粮和钨砂的输出，以及粮食在内部的调剂等，现在是异常需要的了。　　

《我们的经济政策》（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三日）     　　

   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合法地位。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　　

     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　　

   我们向全世界声明：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　　

       《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　　

     “我们要做生意。”完全正确，生意总是要做的。我们只反对妨碍我们做生意的内外反动派，此外并不反对任何人。大家须知，妨碍我们和外国做生意以至妨碍我们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不是别人，正是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团结国内国际的一切力量击破内外反动派，我们就有生意可做了，我们就有可能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之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了。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　　

 “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这是错误的想法。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　　

“我们需要英美政府的援助。”在现时，这也是幼稚的想法。现时英美的统治者还是帝国主义者，他们会给人民国家以援助吗？我们同这些国家做生意以及假设这些国家在将来愿意在互利的条件之下借钱给我们，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资本家要赚钱，银行家要赚利息，借以解救他们自己的危机，并不是什么对中国人民的援助。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　　

     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一九五四年九月十六日）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独立自主地搞建设》（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七日） 　　

为了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我们必须进一步地发展同社会主义阵营中各个兄弟国家的友好合作，并且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加强团结。我们必须争取同一切愿意和我们和平相处的国家，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我们都必须给以积极的支持。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　　

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　　

 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　　

               《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但是，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　　

 《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我们一定还要坚持革命立场，还要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不要把尾巴翘起来。不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向人家学习，就是在几十个五年计划之后，还应当向人家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嘛！这有什么不好呢？　　

《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主要的还是要学苏联。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不管我国情况，适用的和不适用的，一起搬来。这种态度不好。另一种态度，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　　

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再就是亚非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我们应当巩固和发展同它们的团结。有了这两种力量的团结，我们就不孤立了。至于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也要团结那里的人民，并且争取同那些国家和平共处，做些生意，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但是决不可以对他们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中国不仅要自己料理自己，自己过生活，还应该对别的国家和民族进行帮助，对世界有些益处。同别的国家一样，不仅要为自己而且还要对世界做些贡献。和别的国家互相帮助，发展经济关系，尤其是我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之间互相了解、交流经验，很有必要。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　　

《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一日） 　　

十、大力发展国民教育，普及　　

科技知识，不断提高工人、　　

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　　

用文化教育工作提高群众的政治和文化的水平，这对于发展国民经济同样有极大的重要性。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             　　

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为着动员民众一切力量，加入于伟大的革命斗争，为着创造革命的新时代，苏维埃必须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动统治阶级加在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捁，而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　　

苏维埃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什么？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中国工人》应该成为教育工人、训练工人干部的学校，读《中国工人》的人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工人中间应该教育出大批的干部，他们应该有知识，有能力，不务空名，会干实事。没有一大批这样的干部，工人阶级要求得解放是不可能的。　　

工人阶级应欢迎革命的知识分子帮助自己，决不可拒绝他们的帮助。因为没有他们的帮助，自己就不能进步，革命也不能成功。　　

《中国工人》发刊词（一九四○年二月七日） 　　

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为了进行这个斗争，不能不有广泛的统一战线。而在陕甘宁边区这样人口稀少、交通不便、原有文化水平很低的地方，加上在战争期间，这种统一战线就尤其要广泛。因此，在教育工作方面，不但要有集中的正规的小学、中学，而且要有分散的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组和识字组。不但要有新式学校，而且要利用旧的村塾加以改造。在艺术工作方面，不但要有话剧，而且要有秦腔⑴和秧歌。不但要有新秦腔、新秧歌，而且要利用旧戏班，利用在秧歌队总数中占百分之九十的旧秧歌队，逐步地加以改造。在医药方面，更是如此。　　

《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一九四四年十月三十日）　　

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　　

             为《人民教育》创刊号题词（一九五○年五月一日）　　

“没有会计”，是反对合作化迅速发展的人们的借口之一。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那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问题是要迅速地加以训练，并且在工作中提高他们的文化和技术的水平。以区为单位，由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的会计员组成会计互助网，就是这种提高会计员的文化、技术水平的好办法。 　　

《一个由农业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的会计员组成会计互助网的经验》一文按语（一九五五年）　　

     列宁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我国现在文盲这样多，而社会主义的建设又不能等到消灭了文盲以后才去开始进行，这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现在我国不仅有许多到了学习年龄的儿童没有学校可进，而且还有一大批超过学龄的少年和青年也没有学校可进，成年人更不待说了。这个严重的问题必须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加以解决，也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才能解决。农民组织了合作社，因为经济上的需要，迫切地要求学文化。农民组织了合作社，有了集体的力量，情况就完全改变了，他们可以自己组织学文化。第一步为了记工的需要，学习本村本乡的人名、地名、工具名、农活名和一些必要的语汇，大约两三百字。第二步，再学进一步的文字和语汇。要编这样两种课本。第一种课本应当由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同志，帮助当地的知识分子，各就自己那里的合作社的需要去编。每处自编一本，不能用统一的课本。这种课本不要审查。第二种课本也应当由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同志，帮助当地的知识分子，根据一个较小范围的地方（例如一个县，或者一个专区）的事物和语汇，加上一部分全省（市、区）的和全国性的事物和语汇编出来，也只要几百字。这种课本，各地也不要统一，由县级、专区级或者省（市、区）级的教育机关迅速地加以审查。做了这样两步之后再做第三步，由各省（市、区）教育机关编第三种通常应用的课本。以后还要有继续提高的课本。中央的文化教育机关应当给这件事以适当的指导。 　　

            《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一文按语（一九五五年）　　

这样的技术学校，每个乡，在目前至少是大多数的乡，都应当办起来，青年团的各级组织应当管这件事。农民的学习技术，应当同消灭文盲相结合，由青年团负责一同管起来。技术夜校的教员，可以就地选拔，并且要提倡边教边学。　　

《一个受欢迎的农业技术夜校》一文的按语（一九五五年）　　

还有什么规划呢？还有文化教育规划，包括识字扫盲，办小学，办适合农村需要的中学，中学里面增加一点农业课程，出版适合农民需要的通俗读物和书籍，发展农村广播网、电影放映队，组织文化娱乐等等。　　

《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农业》（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　　
从一九五六年开始，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十二年内，基本上扫除青年和壮年中的文盲，普及小学教育。要求做到一般的社有小学和业余文化学校，一般的乡有农业中学，以便进一步提高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的文化水平。农村办学应当采取多种形式，除了国家办学以外，必须大力提倡群众集体办学。提倡勤工俭学。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合作社应当根据可能的条件，按照勤俭建国、勤俭办社、勤俭持家的原则，逐步改进和开展文化娱乐工作和体育活动。　　

摘自《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案）》　　

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和技术指导工作，系统地建立、充实和提高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和技术指导工作的机构。　　

《对<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稿的修改和给周恩来的信》（一九五六年一月七日——九日）　　

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我们要在这十年内（科学规划也是十二年，还有十年），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我们的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都要努力争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各级特别是省、地、县这三级要有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计划，不然，时间过去了，人还没有培养出来，中国有句古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做革命的促进派》（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　　

我们要经过文化革命，经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试验的革命实践，建立一支广大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　　

转引自《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人民日报》）　　

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给林彪的信》（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十一、高举三面红旗，树雄心，　　

立壮志，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大发展,努力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　　

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同时，要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我国人民还要同世界各国人民团结一起，为维护世界的和平而奋斗。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日） 　　

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

        《介绍一个合作社》（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五日）　　

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六月指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　　

转引自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的《新闻公报》（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　　

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现在，我国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了；但还没有彻底解决，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第二个原因也已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要彻底改变，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帝国主义现在是处在衰落时代，我国，社会主义阵营，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处于上升的时代，世界性的战争有可能避免。这里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　　

《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一九六三年九月）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我们一定要有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敢于攀登前人没有攀登过的高峰。我们一定要把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建设好，使它成为无产阶级的铁打的江山，永不变色。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　　

十二、发展经济必须坚持“实事求是”　　

的原则，按客观规律办事，统筹兼顾，　　

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坚决反对“高指标、　　

浮夸风、瞎指挥”等歪风。　　

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　　

发展生产，保障供给，集中领导，分散经营，军民兼顾，公私兼顾，生产和节约并重等项原则，仍是解决财经问题的适当的方针。　　

《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恢复和发展解放区的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是支援战争、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重要环节。……而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则需要有较好的组织工作，很好地领导解放区内部的市场和管制对外贸易，解决某些机器和原料缺乏的问题，首先是解决交通运输和修理铁路、公路、河道的问题。　　

《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　　

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对于国家的税收、合作社的积累、农民的个人收入这三方面的关系，必须处理适当，经常注意调节其中的矛盾。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讲到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当然，以重工业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条毫无问题，毫不动摇。但是在这个条件下，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过去我们经常讲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　　

《做革命的促进派》（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 　　

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　　

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 　　

           《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一九五八年十　一月九日　）              　　

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有一个公社，自己只有一百头猪，为了应付参观，借来了二百头大猪，参观后又送回去。有一百头就是一百头，没有就是没有，搞假干什么?过去打仗发捷报，讲俘虏多少、缴获多少，也有这样的事，虚报战绩，以壮声势，老百姓看了舒服，敌人看了好笑，欺骗不了的。后来我们反对这样做，三令五申，多次教育，要老实，才不敢作假了。其实，就都那么老实吗?人心不齐，我看还是有点假的，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实。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上面规定的任务，他总说完成了，没有完成就造假。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　　

             《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比如，人是要吃饭的，这是科学，不能破除，还没有人证明人可以不吃饭。张良辟谷，但他吃肉。现在，不放手让群众吃饭，大概是产量报多了，搞七八千亿斤，还不愿意人家吃的多。可能就是报的多了，吃不饱饭的，就没有跃进。人是要睡觉的，这也是科学。动物总是要休息，细菌也要休息，人的心脏一分钟跳七十二次，一天跳十万多次。一要吃饭，二要睡觉，破除了这两条，就不好办事，就要死人。此外，还有不少的东西被当作迷信在那里破除。破的结果，人被机器压死。人去压迫自然界，拿生产工具作用于生产对象，自然界这个对象要作抵抗，反作用一下，这是一条科学。人在地上走路，地就有个反抗，如果没有抵抗，就不能走路。草地不大抵抗，就不好走路；拌泥田不抵抗，陷进去就拔不出来，这种田要掺沙土。自然界有抵抗力，这是一条科学。你不承认，它就要把你整死。破除迷信以来，效力极大，敢想敢说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分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比如说，连睡觉也不要了，说睡觉一小时就够了。方针是破除迷信，但科学是不能破的。　　

《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党内通信》(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1]，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党内通信》(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中国是个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工农业水平不高，有许多人是文盲。我们现在正在积极组织自己的经济，积极做提高人民文化水平的工作，发展我们的工业，使农业用机器装备起来。现在工作才开始做，仅仅是开始。至于做出成绩来，那需要时间，需要朋友的帮助，不是很短时间内所能做到的。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要提高经济、文化水平，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农业和文化教育，需要一个过程。我们现在提出了“多、快、好、省”这个建设经济、文化的口号。可以快一点，但不可能很快，想很快是吹牛皮，你们不会相信，我也不相信。比如走路，总要花些时间。　　

《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一日）　　

社会主义经济法则是发展生产，保障需要，这是主要的、基本的，是起领导作用的法则。　　

                 《对<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的批语和修改》（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同志们,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我们过去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十年总结》（一九六零年六月十八日）　　

建设也是有客观规律的。搞多了，不行，只能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钱也是工人创造的价值，农民创造的价值。就是有了钱，还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在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设想时的插话》（一九六四年五月十日、十一日） 　　

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客观的必然性，要研究它。成都会议提出：搞社会主义有两条路线，一条是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一条是冷冷清清，慢慢吞吞。凡是主观、客观条件许可能够办到的事，就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去办；主观、客观条件不许可的事，就不要勉强去办。工农业并举之外，还提出大中小、洋土这样几个同时并举。这些，看来行之有效。　　

        《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至十日）　　

十三、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必须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杜绝侵害和违反群众利益的错误行为。　　

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每一个同志喜欢的应该是群众化的方式，即是每一个工人、农民所喜欢接受的方式。官僚主义的表现，一种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的怠工现象。我们要同这种现象作严厉的斗争。另一种是命令主义。命令主义者表面上不怠工，好像在那里努力干。实际上，命令主义地发展合作社，是不能成功的；暂时在形式上发展了，也是不能巩固的。结果是失去信用，妨碍了合作社的发展。命令主义地推销公债，不管群众了解不了解，买不买得这样多，只是蛮横地要照自己的数目字去派，结果是群众不喜欢，公债不能好好地推销。我们一定不能要命令主义，我们要的是努力宣传，说服群众，按照具体的环境、具体地表现出来的群众情绪，去发展合作社，去推销公债，去做一切经济动员的工作。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   　　

如果我们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脱离了群众，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能够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们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民私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那末，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　　

《组织起来》（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邓小平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这样的事情不少。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成都有一百多学生要到北京请愿，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在四川省广元车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到了洛阳，没有能到北京来。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当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无非是矛盾。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破除。例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这些东西都必须破除，彻底破除。破了又会生，生了又要破。经过去年和今年的整风，我们已经给这种资产阶级法权很大的打击。去年以来，搞试验田，干部下放，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说服不用压服，因而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大有改变。没有这种改变，大跃进是不可能的。为什么群众的积极性那么高？干劲那么大？就是因为群众觉得共产党跟他们是在一起的。　　

《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至十日）　　

我们的经验，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而且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不能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用做工作，就自然会出现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员的创造性合作。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　　

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所谓“共”各种“产”，其中有各种不同情况。有些是应当归社的，如大部分自留地。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如公社公共事业所需要的部分房屋桌椅板凳和食堂所需要的刀锅碗筷等。有些是不应当归社而归了社的，如鸡鸭和部分的猪归社而未作价。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起来了。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当然，这里面不包括公共积累、集体福利、经全体社员同意和上级党组织批准的某些统一分配办法，如粮食供给制等，这些都不属于无偿占有性质。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看看我们的历史吧。我们只是无偿剥夺了日德意帝国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和地主的一部分房屋、粮食等生活资料。所有这些都不是侵占别人劳动成果，因为这些被剥夺的人都是不劳而获的。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我们没有采取无偿剥夺的办法，而是实行赎买政策。因为他们虽然是剥削者，但是他们曾经是民主革命的同盟者，现在又不反对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采取赎买政策，就使我们在政治上获得主动，经济上也有利。同志们，我们对于剥削阶级的政策尚且是如此，那么，我们对于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又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 　　

《永远不许一平二调》（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退赔问题很重要，一定要认真退赔。大多数都要由各地自己退赔，县、社一定要拿出一部分实物来退赔，现在拿不出实物的，可以给些票子，这就叫兑现。十二条已经向农民讲了，现在农民鼓着眼睛看着我们能不能兑现，不兑现不行。在两三个月内把兑现问题解决了，农民积极性就来了。　　

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平调农民的劳动果实，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厉害，资本家还要花点代价，只是不等价，平调却什么都不给。一定要坚决退赔，各部门、各行各业平调的东西都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都没有，公社只要有几个人、几间茅屋能办公就行。不要怕公社没有东西，公社原来就没有东西，它不是白手起家的，是“黑手”起家的。所有县、社的工业，房屋，其他财产等，凡是平调来的，都要退赔，只有退赔光了，才能白手起家。县、社干部可能会不满意，但是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群众，得到农民满意，得到工农联盟。我们在井冈山时期红四军的布告中就讲平买平卖，“八项注意”中就有买卖公平这一条。平买平卖就是等价交换。我们历来主张买卖公平，等价交换。公社在短短的时间内，搞来了那么多东西，怎么搞来的？那不是白手起家的，要坚决退赔。县、社两级和有关部门都要退赔，有实物退实物，有钱退钱。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副食品基地，我们都同意过。几个大办一推行就成了一平二调。县、社干部不满意不要紧，我们得到了农民群众的满意，就得到了一头。机关、学校、工厂、部队，谁平调了谁赔。社、县、省这一头赔了，少了，那一头就有了；这一头空了，那一头就实了。那一头就是几亿农民。要纠正“共产风”，就要真兑现，不受整、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训。苦一下、痛一下，这样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等价交换这个原则。一平二调是上面搞出来的，谁搞谁负责。退赔兑现了，干部作风才能转变。　　

《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一九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官僚主义的一些表现：　　

“第一种，高高在上，孤陋寡闻，不了解下情，不调查研究，不抓具体政策，不做政治思想工作，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一旦发号施令，必将误国误民。这是脱离领导、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第二种，狂妄自大，骄傲自满；主观片面，粗枝大叶；不抓业务，空谈政治；不听人言，蛮横专断；不顾实际，胡乱指挥。这是强迫命令式的官僚主义。　　

第三种，从早到晚，忙忙碌碌，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对事情没有调查，对人员没有考察；发言无准备，工作无计划；既不研究政策，又不依靠群众，盲目单干，不辨方向。这是无头脑的、迷失方向的、事务主义的官僚主义。　　

第四种，官气熏天，不可向迩；唯我独尊，使人望而生畏；颐指气使，不以平等待人；作风粗暴，动辄破口骂人。这是老爷式的官僚主义。　　

第五种，不学无术，耻于下问；浮夸谎报，瞒哄中央；弄虚作假，文过饰非；功则归己，过则归人。这是不老实的官僚主义。　　

……”　　

摘自《毛主席：官僚主义的二十种表现》  　　

十四、关心群众生活，注意　　

工作方法，各项工作都要　　

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如果我们单单动员人民进行战争，一点别的工作也不做，能不能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呢？当然不能。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许多的工作。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农民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的拥护我们。同志们，那时候，我们号召群众参加革命战争，能够不能够呢？能够的，完全能够的。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更高的任务，革命战争的任务，拥护革命，把革命推到全国去，接受我们的政治号召，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讨论的问题要实际化。比如讨论春耕问题，要分出“发展劳动互助社”，“发展犁牛合作社”，“耕田队怎样优待红军家属”，“增加肥料”，“多犁多耙”，“开荒田荒山”，“修理陂圳池塘水车”，“种棉”，“多种黏谷少种糯谷”，“多种杂粮蔬菜”等项。要按照各村的实际情形来讨论。每项要规定切实办法，比如“发展劳动互助社”一项，要估计全乡现时还可以发展多少人，定出一个总数，然后按各村的实际情形定出每村要发展多少，再交代各村主任副主任回去按照各代表管辖居民的情形去作更实际的分配，并要规定完成的时间。讨论时要一项一项讨论，第一项得了结果，再讨论第二项。讨论的结果成为决议，写在记录簿上，下次好考查，主席团好督促。讨论不完的下次再讨论。第二次讨论春耕，要按照上次的决议逐项加以检查。检查某一项时应由各村主任报告实行情形，完成与未完成的原因，主要是找出经验教训来供给代表和群众的学习。检查之后再讨论春耕中新发生的问题。在检查时对于没有完成任务的代表与村主任，要按情形给以适当的批评，唤起他们的注意。以上举一个例子，讨论其他问题，都仿这个办法。　　

《乡苏怎样工作?》（一九三四年四月十日）　　

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一切工作，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经验，群众情绪，这些都是领导干部们应时刻注意的。　　　　

            《为中直军直生产展览会题词》，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延安《解放日报》　　                   　　　

    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　　　　

    力量的来源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也不行。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　　　　

          《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的谈话》（一九六四年八月）　　

    为群众服务，这就是处处要想到群众，为群众打算，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我们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也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　　　　

              《论合作社》（一九四三年十月）　　　　

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　　

《组织起来》（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　　　　

             《党内通信》（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普遍建设谷仓，建设备荒仓。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日）　　　　

    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我们必须把安排人民生活、安排公社积累和安排国家需要这三个方面的工作，同时统筹兼顾。这样，才算真的作到了全国一盘棋。否则所谓一盘棋，实际上只是半盘棋，或者是不完全的一盘棋。一般说来，一九五八年公社的积累多了一点。因此，各地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规定一九五九年公社积累的一个适当限度，并且向群众宣布，以利安定人心，提高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需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　　

                     《党内通信》（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 ）　　

一定可以做到有菜吃，有油吃，有猪吃，有鱼吃，有菜牛吃，有羊吃，有鸡鸭鹅兔吃，有蛋吃。我们应当有志气、有决心做到政治上经济上都有伟大意义的社会主义事业，也应当有信心做到这一事情。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　　

              《发展商业和副食品生产》一九五九年七月四日） 　　

备战、备荒、为人民。　　　　

         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谈话（一九六五年十月十二日），转摘自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四日《人民日报》　　

抓两头带中间。这是一个很好的领导方法。任何一种情况都有两头，即是有先进和落后，中间的状态又总是占多数。抓住两头就把中间带动起来了。这是一个辩证的方法，抓两头，抓先进和落后，就是抓住了两个对立面。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　　

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转引自 一九七六年第七期《红旗》杂志 　　

     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而且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 　　

                  《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912页 　　

     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转引自 一九七六年第七期《红旗》杂志     　　

十五、要始终坚持勤俭建国、　　

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方针。　　

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过去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用力。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　　

（《我们的经济政策》，一九三三年十二月）　　

任何地方必须十分爱惜人力物力，决不可只顾一时，滥用浪费。任何地方必须从开始工作的那一年起，就计算到将来的很多年，计算到长期坚持战争，计算到反攻，计算到赶走敌人之后的建设。一面决不滥用浪费，一面努力发展生产。过去有些地方缺少长期打算，既未注意节省人力物力，又未注意发展生产，吃了大亏。得了这个教训，现在必须引起注意。　　

《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一九四五年一月十日）            　　

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五年年三月三十一日）  　　

勤俭经营应当是全国一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针，不，应当是一切经济事业的方针。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这就是节约的原则，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现在还很穷，要使中国富起来，需要几十年时间。几十年以后也需要执行勤俭的原则，但是特别要提倡勤俭，特别要注意节约的，是在目前这几十年内，是在目前这几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现在有许多合作社存在着一种不注意节约的不良作风，应当迅速地加以改正。每一个省每一个县都可以找到一些勤俭办社的例子，应当把这些例子传开去，让大家照着做。　　

《勤俭办社》一文按语（一九五五年）　　　

任何社会主义的经济事业，必须注意尽可能充分地利用人力和设备，尽可能改善劳动组织、改善经营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一切可能节约的人力和物力，实行劳动竞赛和经济核算，借以逐年降低成本，增加个人收入和增加积累。　　　　

《真如区李子园农业生产合作社节约生产费用的经验》一文按语（一九五五年）　　

“勤俭办社”这个口号很好。这是下面提出来的。要严格地节约，反浪费。现在城市里头大反浪费，乡村里头也反浪费。要提倡勤俭持家，勤俭办社，勤俭建国。我们的国家一要勤，二要俭，不要懒，不要豪华。懒则衰，就不好。要勤俭办社，就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严格节约，降低成本，实行经济核算，反对铺张浪费。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是任何一个合作社都必须做的工作。至于经济核算，那就要逐步来。合作社办大了，没有经济核算那是不行的，要逐步学会经济核算。　　
《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农业》（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　　
要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同甘共苦。同志们提出，厂长、校长可以住棚子，我看这个法子好，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我们长征路上过草地，根本没有房子，就那么睡，朱总司令走了四十天草地，也是那么睡，都过来了。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就吃树皮、树叶。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祸同当，这是我们过去干过的，为什么现在不能干呢？只要我们这样干了，就不会脱离群众。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但是我国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这是一个矛盾。全面地持久地厉行节约，就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方法。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我们六亿人口都要实行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这不但在经济上有重大意义，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义。在我们的许多工作人员中间，现在滋长着一种不愿意和群众同甘苦，喜欢计较个人名利的危险倾向，这是很不好的。我们在增产节约运动中要求精简机关，下放干部，使相当大的一批干部回到生产中去，就是克服这种危险倾向的一个方法。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中国人要有志气。我们应当教育全国城市、乡村的每一个人，要有远大的目标，有志气。大吃、大喝，统统吃光、喝光，算不算一种志气呢？这不算什么志气。要勤俭持家，作长远打算。什么红白喜事，讨媳妇，死了人，大办其酒席，实在可以不必。应当在这些地方节省，不要浪费。这是改革旧习惯。把这个习惯改过来，要通过大鸣大放，也许是小鸣小放，争一番。还有赌博，这样的问题过去是没有法子禁止的，只有大鸣大放，经过辩论，才能改过来。我看，改革旧习惯也要列入规划。　　

《做革命的促进派》（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      　　　　

人民公社一定要坚持勤俭办社的方针，一定要反对浪费。在粮食工作方面，鉴于最近的经验，今后必须严格规定一个收粮、管粮、用粮的制度，一定要把公社的粮食收好、管好、用好。社会对于粮食的需要总是会不断增长的，因此，至少在几年内不要宣传粮食问题“解决”了。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党内通信》(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要节约闹革命。　　　　

              转摘自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　　               　　

反对浪费。在整风中，每个单位要以若干天功夫，来一次反浪费的鸣放整改。每个工厂、每个合作社、每个商店、每个机关、每个学校、每个部队都要进行一次认真的反浪费斗争。今后每年都要反一次浪费。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一九五八年一月）　　

十六、搞好综合平衡，重视科学研究，加强技术革命，技术革新，技术指导，努力提高工农业的生产效率。 　　

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比如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钢、铁等种种东西，缺一样就不能综合平衡。我们有些人办事时总是忘了一两个条件。比如炼铁，没有耐火砖不行，于是他们就把原来做盘子用的陶土拿去搞耐火砖，这样盘子就不够了，因此就要到另外地方去找耐火材料，把原来的陶瓷生产恢复起来。这个事情是很复杂的，每个行业都会有这样的事情。工业、农业、商业、交通事业都可能碰到。农业也要综合平衡，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五个方面。　　

（《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一日）　　

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　　

           （《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　1959年6月29日　、　7月2日　）　　

改善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和技术指导工作： 　　

　　根据需要和可能条件，建立和改进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和技术指导工作的机构，例如农业科学院，区域性的和专业性的农业科学研究所，省的农业试验站，县的示范繁殖农场和农业技术服务站等，使农业科学研究工作更好地为发展农业生产服务。 　　

　　农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指导，必须同农民群众的生产实践密切地结合起来。必须总结当地农民特别是老农的增产经验，学习其他地方农业生产上的好经验。县的农业技术服务站的工作人员，都应当分别选择重点的农场和农业合作社作为工作的基地，参加农业生产。 　　

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在十二年内，要从具有相当生产经验和一定文化程度的农民中间，为农业合作社培养初级的和中级的技术人材，以适应合作经济发展的需要。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工作。　　

          《读（苏联政治经济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月—1960年2月）　　

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运动，急需总结经验，加强领导，及时解决运动中的问题，使运动引导到正确的、科学的、全民的轨道上去。　　

《加强对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领导》（一九六○年三月十八日）　　

  聂荣臻同志给中央的信，对于当前的技术革命运动，做了一个很好的系统的总结，发给同志们研究、参考和仿行。我国工业交通战线，农林牧副渔战线，财政贸易流通战线，文教卫生战线和国防战线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全民运动，正在猛烈发展，新人新事层出不穷，务请你们精心观察，随时总结，予以推广。　　

《加强对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领导》（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取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期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强国。　　

                《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强国》（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如果对自然界没有认识，或者认识不清楚，就会碰钉子，自然界就会处罚我们，会抵抗。　　

                           《党内通信》（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党内通信》(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要有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史）的历史事实。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七、坚持自力更生为主，　　

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　　

中国的外交政策，很明显的，应该是抗日的外交政策。这个政策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的外援。　　

《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我们的根本方针和国民党相反，是在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利用外援，而不是如同国民党那样放弃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去依赖外援，或投靠任何帝国主义的集团。　　

《论政策》（一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 　　

                    《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一九四五年月十日）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转摘自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　　              　　

    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的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一一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对《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的批示（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七日）　　　　

    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　　　　

             转摘自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四日《人民日报》　　　　

    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完全不错，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主要的还是要学苏联。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不管我国情况，适用的和不适用的，一起搬来。这种态度不好。另一种态度，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转摘自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九日《解放军报》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有一些同志就是不讲辩证法，不分析，凡是苏联的东西都说是好的，硬搬苏联的一切东西。其实，中国的东西也好，外国的东西也好，都是可以分析的，有好的，有不好的。每个省的工作也是一样，有成绩，有缺点。我们每个人也是如此，总是有两点，有优点，有缺点，不是只有一点。一点论是从古以来就有的，两点论也是从古以来就有的。这就是形而上学跟辩证法。中国古人讲，“一阴一阳之谓道”[3]。不能只有阴没有阳，或者只有阳没有阴。这是古代的两点论。形而上学是一点论。现在，一点论在相当一些同志中间还不能改。他们片面地看问题，认为苏联的东西都好，一切照搬，不应当搬的也搬来了不少。那些搬得不对的，不适合我们这块土地的东西，必须改过来。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苏联把专家撤走，撕毁了合同，这对我们有好处。我们没办法，就靠自己，靠自己两只手。后来苏联又后悔了，想再派专家来，要同我们做生意，我们不干。他们再派专家来，有朝一日他们又要撤走专家，撕毁合同。他们已经失去了我们的信任。正是在一九六○年的这个时候，苏联撤走专家，到现在已经三年了，我们的工业建设搞出了许多自己的经验。离开了先生，学生就自己学。有先生有好处，也有坏处。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这是一条真理。……外国经验，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只能供参考。　　

《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一九六三年九月三日）　　

十八、在经济工作中，必须坚持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 　　

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如果我们的党员，一生一世坐在房子里不出去，不经风雨，不见世面，这种党员，对于中国人民究竟有什么好处没有呢？一点好处也没有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做党员。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　　

　       （《组织起来》，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的力量。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三月）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六日）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九四一年三月、四月）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为丹东五一八拖拉机配件厂试制成功第一台拖拉机的批语（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转摘自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九日《解放军报》　　                　　

    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　　　　

             《介绍一个合作社》（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五日）　　                　　

    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　　　　

            《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一文按语（一九五五年）　　               　　　　

    必须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这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九五七年七月）　　                　　

    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一文按语（一九五五年）　　                                  　　

    要使全体青年们懂得，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资源，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发动妇女投入生产，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困难》一文按语（一九五五年）　　                　　

     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作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紧紧依靠群众，由群众自己起来斗争，由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两种领导方法（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日）　　　　

    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起来革命，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转摘自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人民日报》　　　　

    采取了群众路线，工作中当然也会发生毛病，但是毛病会比较少一些，错误会比较容易纠正些。群众在斗争中得到了经验。做得正确，得了做得正确的经验。犯了错误，也得了犯错误的经验。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一九四八年四月二日）　　　　

    一定要搞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　　　　

            转摘自一九五八年十月四日《人民日报》　　　　

    新生事物刚一冒头，就能够看到，并且抓住，这才是一个成熟的领导者。　　　　

           农业合作化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　　               　　

    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群众中蕴藏了这样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为什么在许多领导机关，在几个月以前，居然没有感觉到，或者感觉的那样少呢？领导者们所想的同广大群众所想的，为什么那样不一致呢？以此为教训，那末，今后对于有相似情况的事件和问题，应当怎样处理才好呢？回答只有一句话，就是不要脱离群众，要善于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积极性。　　　　

         《所谓落后乡村并非一切都落后》一文按语（一九五五年）　　                　　

    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运动中免不了要出些偏差，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难纠正的。干部中和农民中存在的缺点或错误，只要我们积极地去帮助他们，就会克服或纠正。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象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　　　　

    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他们有时简直要闹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这种人难道我们遇见得还少吗？这些只会循着常规走路的人们，老是对于人民的积极性估计过低。一种新事物出现，他们总是不赞成，首先反对一气。随后就是认输，做一点自我批评。第二种新事物出现，他们又按照这两种态度循环一遍。以后各种新事物出现，都按照这个格式处理。这种人老是被动，在紧要的关头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别人在他的背上击一猛掌，才肯向前跨进一步。　　　　

             《这个乡两年就合作化了》一文按语（一九五五年）　　                　　

    当着群众还不觉悟的时候，我们要进攻，那是冒险主义。群众不愿干的事，我们硬要领导他们去干，其结果必然失败。当着群众要求前进的时候，我们不前进，那是右倾机会主义。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错误，就是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不能领导群众前进，而且反对群众前进。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一九四八年四月二日）　　                　　

    拿出一些时间到群众中去走一走，看看群众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从其中找出先进经验，加以推广。这是一个治好右倾顽症的有效的药方，奉劝人们不妨试一试。　　　　

          《这个乡两年就合作化了》一文按语（一九五五年）　　　　

     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逐步地层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　　　　

    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想问题从群众出发而又以群众为归宿，那就什么都能好办。　　　　

              《论合作社》（一九四三年十月）　　　　

     我们要在一切工作中间，认真地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在群众中进行经常的切实的思想政治工作，又是贯彻这个路线的根本保证。　　　　

                《两种领导方法》（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日）　　                　                　　

    我们的事业，我们的一切工作，我们的各项计划，从根本上说来，都不过是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要使我们的政策规定得正确，任务提得适当，既不右，也不“左”，就必须同人民群众保持经常的密切的联系，深入地了解人民群众的思想情绪。　　　　

                《 两种领导方法》（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日）　　　                　　

     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要坚持群众路线，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　　　　

        《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一九六七年九月）　　                　　

    在任何群众运动中，群众积极拥护的有多少，反对的有多少，处于中间状态的有多少，这些都必须有个基本的调查，基本的分析，不可无根据地、主观地决定问题。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　　            　               　　

    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　　　　

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学习鲁迅。鲁迅的思想是和他的读者交流的，是和他的读者共鸣的。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对于下级所提出的不同意见，要能够耐心听完，并且加以考虑，不要一听到和自己不同的意见就生气，认为是不尊重自己。这是以平等态度待人的条件之一。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必须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反对命令主义和恩赐观点。　　　　

           转摘自《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人民日报》　　　

十九、只有注重并做好社会调查　　

才能指导好经济工作。　　

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瞎说一顿之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的，那末，停止你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道呢？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　　

    要不得！要不得！注重调查！反对瞎说！　　

《反对本本主义》（一九三○年五月）　　

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 　　

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反对本本主义》（一九三○年五月）　　

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像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　　

              《<兴国调查>前言》（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要做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九四一年三月、四月，《序》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七日）　　

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我用这个方法得了很大的益处，这是比较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到会的人，应是真正有经验的中级和下级的干部，或老百姓。我在湖南五县调查和井冈山两县调查，找的是各县中级负责干部；寻乌调查找的是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他们都给了我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九四一年三月、四月，《序》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七日）　　

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开调查会每次人不必多，三五个七八个人即够。必须给予时间，必须有调查纲目，还必须自己口问手写，并同到会人展开讨论。因此，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九四一年三月、四月，《序》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七日）　　

一切实际工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因为这种议论或批评，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我们党吃所谓“钦差大臣”的亏，是不可胜数的。而这种“钦差大臣”则是满天飞，几乎到处都有。斯大林的话说得对：“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当然又是他的话对：“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除了盲目的、无前途的、无远见的实际家，是不能叫做“狭隘经验论”的。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九四一年三月、四月，《序》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七日）                  　　

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　　

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点，这个会开完，我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不然，对实际情况就不摸底。不摸清一个农村公社，不摸清一个城市公社，不摸清一个工厂，不摸清一个学校，不摸清一个商店，不摸清一个连队，就不行。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　　

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九六三年五月)  　　

二十、抓两头，带中间，评先进，树典型，开展比学赶帮活动。　　

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故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的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　　　

河北省有一个很小的合作社只有六户，三户老中农坚决不想再干下去，结果让他们走了；三户贫农[5]则表示无论如何要继续干下去，结果让他们留下，社的组织也保存了。其实，这三户贫农所表示的方向，就是全国五亿农民的方向。一切个体经营的农民，终归是要走这三户贫农所坚决地选择了的道路的。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推广先进经验的方法，主要是：（1）由各省、市、自治区收集当地的丰产经验，编印成书，传播推广。（2）举办农业展览会。（3）各级政府定期召开农业劳动模范会议，奖励丰产模范。（4）组织合作社之间的参观和评比，交流增产经验。（5）在总结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组织技术传授，发动农民和干部学习外社外乡外县外省（自治区）的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知识。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这是三个重要方法。这样一来，全局和细节都被掌握了；可以及时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又可以激励人心，大家奋进。　　

一年至少检查四次。中央和省一级，每季要检查一次；下面各级按情形办理。重要的任务在没有走上轨道之前，要每月检查一次。这也是掌握时机的方法，是就一年内说的。　　

如何评比？省和省比，市和市比，县和县比，社和社比，厂和厂比，矿和矿比，工地和工地比。可以订评比公约，也可以不订。农业比较易于评比。工业可以根据可比的条件评比，按产业系统评比。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　　

抓两头带中间。这是一个很好的领导方法。任何一种情况都有两头，即是有先进和落后，中间的状态又总是占多数。抓住两头就把中间带动起来了。这是一个辩证的方法，抓两头，抓先进和落后，就是抓住了两个对立面。　　

组织干部和群众对先进经验的参观和集中地展览先进的产品和作法，是两项很好的领导方法。用这些方法可以提高技术水平，推广先进经验，鼓励互相竞赛。许多问题到实地一看就解决了。社和社、乡和乡、县和县、省和省之间，都可以组织互相参观。中央、省、市、专区和县都可以举办生产建设展览会。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 　　

二十一、领导干部必须谦虚谨慎，　　

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要懂业务、懂技术，努力学会做经济工作。　　

各级党政军机关学校一切领导人员都须学会领导群众生产的一全套本领。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一切军民人等凡不注意生产反而好吃懒做的，不算好军人、好公民。一切未脱离生产的农村党员，应以发展生产为自己充当群众模范的条件之一。在生产运动中，不注重发展经济，只片面地在开支问题上打算盘的保守的单纯的财政观点，是错误的。不注重组织党政军群众和人民群众的广大劳动力，以开展群众生产运动，只片面地注意少数政府人员忙于收粮收税弄钱弄饭的观点，是错误的。不知用全力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只知向群众要粮要款的观点（国民党观点），是错误的。不注意全面地发动群众生产运动，只注意片面地以少数经济机关组织少数人从事生产的观点，是错误的。　　

《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　　

近几年中，我们开始学会了经济工作，我们在经济工作中有了很大的成绩，但这还只是开始。我们必须在两三年内，使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解放区，做到粮食和工业品的全部或大部的自给，并有盈余。我们必须使农业、工业、贸易三方面都比现在有更大的成绩。到了那时，才算学得更多，学得更好。如果哪一个地方的军民生活没有改善，为着反攻而准备的物质基础还不稳固，农业、工业、贸易不是一年一年地上涨，而是停止不进，甚至下降，便证明哪个地方的党政军工作人员还是没有学会经济工作，哪个地方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　　

《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一九四五年一月十日）　　

全党动员学习管理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做生意，尽可能地将各解放区的经济加以适当的组织，克服市场上的盲目性，并同一切投机操纵的分子进行必要的斗争。从这一切着手，我们就必能克服自己面前的困难。　　

《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　　

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                 　　

我们要摸农业技术的底。搞农业不学技术不行了。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我们的同志，无论搞工业的，搞农业的，搞商业的，搞文教的，都要学一点技术和业务。我看也要搞一个十年规划。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所谓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是错误的。因为那种人实在想白下去，后红不过是一句空话。现在，有些干部红也不红了，是富农思想了。有一些人是白的，比如党内的右派，政治上是白的，技术上又不专。有一些人是灰色的，还有一些人是桃红色的。真正大红，像我们的五星红旗那样的红，那是左派。但是单有红还不行，还要懂得业务，懂得技术。现在有许多干部就是一个红，就不专，不懂业务，不懂技术。右派说我们不能领导，“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我们驳右派说，我们能领导。我们能者是政治上能。至于技术，我们有许多还不懂，但那个技术是可以学懂的。　　

《做革命的促进派》（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      　    　       　　

革命事业是不容易的，是科学，经济建设也是科学。　　

            《经济建设也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一日）　　

去年八月前，主要不是搞建设，而是搞革命。许多同志都是这样，把重点放在革命、社会改革上，而不是放在改造自然界方面。在与自然界作斗争方面，我们的第一个先生是苏联，我们首先要学习苏联，但是美国也是我们的先生。美国炼的钢含硫量是百分之零点零四，我们只有个别地方炼的钢含硫量达到百分之零点零三七，大部分地方炼的钢质量不好。这是新问题，不能调皮，要老老实实学习。如果粗心大意、调皮、充好汉，一定会跌跤子的。革命事业是不容易的，是科学，经济建设也是科学。　　

            《经济建设也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一日）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要较多地懂得农业，还要懂得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等等；还要懂得农业内部的各个分业部门，例如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等；还有畜牧业，还有林业。我是相信苏联威廉斯〔９〕土壤学的，在威廉斯的土壤学著作里，主张农、林、牧三结合。我认为必须要有这种三结合，否则对于农业不利。所有这些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我劝同志们，在工作之暇，认真研究一下，我也还想研究一点。但是到现时止，在这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要下去蹲点，到生产大队、生产队，到工厂，到商店，去蹲点。调查研究，我们从前做得比较好，可是进城以后，不认真做了。一九六一年我们又重新提倡，现在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但是，在领导干部中间，特别是在高级领导干部中间，有一些地方、部门和企业，至今还没有形成风气。有一些省委书记，到现在还没有下去蹲过点。如果省委书记不去，怎么能叫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下去蹲点呢。这个现象不好，必须改变过来。　　

             《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二十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实现由　　

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一九五九年完成三千万吨钢。十二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二千万吨。又在上海会议同意了一六五○万吨。例如，一九五九年三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16]，主张对一平二调问题的账可以不算；到四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启发，才坚决主张一定要算账。如此等类。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　　

如列宁所说，不犯错候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公开改正。我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错误大概也是难于避免的。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们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地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对中国如此，对整个世界也应当如此。　　

《十年总结》（一九六○年六月十八日）　　

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斤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就变成比较聪明一些的人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17]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现在我们的同志中，有很多人还不懂得这个认识论的道理。问他的思想、意见、政策、方法、计划、结论、滔滔不绝的演说、大块的文章，是从哪里得来的，他觉得是个怪问题，回答不出来。对于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样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也觉得不可理解。因此，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九六三年五月)                    　　

二十三、要坚持干部参加生产　　

劳动的制度。　　

在我们的许多工作人员中间，现在滋长着一种不愿意和群众同甘苦，喜欢计较个人名利的危险倾向，这是很不好的。我们在增产节约运动中要求精简机关，下放干部，使相当大的一批干部回到生产中去。就是克服这种危险倾向的一个方法。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来说，是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干部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势必脱离广大的劳动群众，势必出修正主义。　　

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党，是劳动群众的先进的党。我们党的基层组织必须掌握在劳动积极的先进分子手里。农村中的党支部书记，不但在政治上应当是最先进的分子，而且必须力争成为生产能手，成为劳动模范。县、社以上干部也要认真参加集体劳动。干部不劳动了，就会慢慢变质，甚至变成国民党，修正主义就有基础了。浙江省有一位大队支部书记应四官说：“不参加劳动，工作就象浮萍一样浮在水面，摸不到地。”参加劳动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至少可以减少贪污、多占问题，可以了解农、林、牧、副、渔这一套。支部书记参加了，大队长、队长、会计就要参加，整党整团就好办了，这样，修正主义就少了。　　

现在有些群众对干部作官很有意见。群众说：“大队干部了不起，一吃二用三送礼。”大队干部就这样大？现在给他一个“四清”，一个劳动。你不干，就当老百姓。这是一个很大的斗争，没有一大批积极分子起来是搞不好的。　　

山西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的情况是个好榜样。昔阳县的干部既然能够长期坚持，其他县的干部也应当是能够办到的。我们争取在三年之内，分期分批，使农村支部书记认真参加劳动。比如，一百个支部，第一年先有三分之一参加劳动，第二年又有三分之一，就有百分之六十六的人。这样声势就大了，其他的人就要参加进去了。　　

有些劳动模范现在不参加劳动了。不参加劳动，还作什么模范？不能参加劳动，理由无非是怕耽误工作，会议太多。公社以上的领导机关要减少会议。一个县，每一年只召开一两次三级干部会议，就够了。必须开的会，要事先作好充分准备，有些会还可以到下边去开，就近开。　　

《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等问题的指示》（一九六三年五月）　　

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　　　　

            转摘自《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转摘自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人民日报》）　　

二十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正确路线，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同教条主义特别是修正主义作斗争，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 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 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　　
  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倾的错误。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　　　　

              《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 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 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九五三年八月）　　
戒“左”戒右。有人说，“‘左’比右好”，许多同志都这么说。其实，也有许多人在心里说，“右比‘左’好”，但不说出来，只有诚实的人才讲出来。有这么两种意见。什么叫“左”？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这个不好。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乏斗争性，这是右，这个也不好。我们党内有喜欢“左”的，也有不少喜欢右的，或者中间偏右，都是不好的。我们要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既要反对“左”，也反对右。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象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　　　　

    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运动中免不了要出些偏差，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难纠正的。干部中和农民中存在的缺点或错误，只要我们积极地去帮助他们，就会克服或纠正。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要大胆指导运动，不要前怕龙，后怕虎。干部和农民在自己的斗争经验中将改造他们自己。要让他们做，在做的中间得到教训，增长才干。这样，大批的优秀人物就会产生。前怕龙后怕虎的态度不能造就干部。必须由上面派出大批经过短期训练的干部，到农村中去指导和帮助合作化运动；但是由上面派下去的干部也要在运动中才能学会怎样做工作。光是进了训练班，听到教员讲了几十条，还不一定就会做工作。 　　

总之，领导不应当落在群众运动的后头。而现在的情况，正是群众运动走在领导的前头，领导赶不上运动。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在胜利面前，我认为有两种不好:(1)胜利冲昏了头脑，使自己的头脑大大膨胀起来，犯出“左”的错误，这当然不好。(2)胜利吓昏了头脑，来一个“坚决收缩”，犯出右的错误，这也不好。现在的情况是属于后一种，有些同志被几十万个小型合作社吓昏了。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一些同志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是属于右倾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这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互争胜负的斗争在我们党内的反映。例如在雇工、借贷、贸易和租佃土地上实行所谓“四大自由”，就是资产阶级的纲领，而不是无产阶级的纲领。　　　　

《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 　　

我们现在有理由向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地方可以这样做，别的地方就不可以这样做呢？如果说不可以，你们的理由在什么地方呢？我看只有一条理由，就是怕麻烦，或者爽直一点，叫做右倾机会主义。因此就是“绕开社走”，就是书记不动手，全党不办社，就是从不懂到不懂，从少数人到少数人，从区干部到区干部。要不然，就是手里拿着刀，见了找麻烦的合作社就给它一砍。只要有了这样一条理由，那就什么事也做不成了。我们提出了“积极领导，稳步前进”，“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这样一些口号，并且赞成遵化县同志们所提出来的“书记动手，全党办社”这个完全正确的口号。在遵化县，难道不是“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吗？难道不是“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吗？当然是的。这是不是有危险呢？是不是“冒进”了呢？危险在于“绕开社走”，这一点遵化县的同志们已经克服了。危险还在于借口“冒进”，大批地“砍掉”合作社，这一点遵化县那里并没有。所谓“合作社发展速度超过了群众觉悟的水平和干部领导能力的水平”，这对于遵化县的情况怎样解释呢？那里的群众就是要求合作化，那里的干部就是由不懂到懂，人人都有眼睛，谁能在遵化县那里看得出什么危险来呢？难道在三年内，由于一步一步地实现了合作化，粮食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六，林木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六点四，果树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二点八七，羊增加了百分之四百六十三点一，这就算是一种危险吗？这就算是“冒进”吗？这就算是“超过了群众觉悟的水平和干部领导能力的水平”吗？　　

《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一文按语（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　　

有些合作社，在一个时期内，确是混乱的，唯一的原因是得不到党的领导，党没有向群众讲明自己的政策和办法。　　

《一个混乱的合作社整顿好了》一文按语（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　　

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建设工作。这里有十四项：1．工业，2．手工业，3．农业，4．农村副业，5．林业，6．渔业，7．畜牧业，8．交通运输业，9．商业，10．财政和金融，11．劳动、工资和人口，12．科学，13．文教，14．卫生。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　　

我国的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能不能和国家工业化的进度相适应，合作化运动能不能健康地发展，少出毛病，保证增产，就看各级地方党委的领导重心是不是能够迅速地和正确地转移到这一方面来。　　

《凤冈县崇新乡是怎样在党支部领导下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一文按语（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　　

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新事物，它的出生，是要经过同旧事物的严重斗争才能实现的。社会上一部分人，在一个时期内，是那样顽固地要走他们的老路。在另一个时期内，这些同样的人又可以改变态度表示赞成新事物。　　

《他们坚决选择了合作化的道路》一文按语（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　　

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他们有时简直要闹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这种人难道我们遇见得还少吗？这些只会循着常规走路的人们，老是对于人民的积极性估计过低。一种新事物出现，他们总是不赞成，首先反对一气。随后就是认输，做一点自我批评。第二种新事物出现，他们又按照这两种态度循环一遍。以后各种新事物出现，都按照这个格式处理。这种人老是被动，在紧要的关头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别人在他的背上击一猛掌，才肯向前跨进一步。那一个年头能使这种人自己有办法走路，并且走得象个样子呢？有一个治好这种毛病的法子，就是拿出一些时间到群众中去走一走，看看群众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从其中找出先进经验，加以推广。这是一个治好右倾顽症的有效的药方，奉劝人们不妨试一试。　　

 《这个乡两年就合作化了》一文按语（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　　

几乎带普遍性地在许多地方存在着的、阻碍广大的贫农和下中农群众走合作化道路的、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同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互相呼应着。对于这样一种情形，这一篇文章算是描写得恰好。以极大的愤怒斥责了机会主义者，支持了贫苦农民。有些人虽然顶着共产主义者的称号，却对于现在要做的社会主义事业表现很少兴趣。他们不但不支持热情的群众，反而向群众的头上泼冷水。……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脸，被区别得清清楚楚。党内也是这样。这一年过去，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有了很大的把握了。　　

《机会主义的邪气垮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一文按语（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　　

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社会就是这样地每天在前进，人们的思想在被改造着，特别在革命高涨的时候是这样。　　

       《在合作化运动中，工人家属的积极性非常高》一文按语（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　　

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的序言二（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如果我们把作风整顿好了，我们在工作中间就会更加主动，我们的本事就会更大，工作就会做得更好。我们国家要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我们共产党员都应该是这样的人。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                  　　
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来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只不过是跑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他们从来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不过是党的同路人。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每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当中，总会有各式各样的同路人来参加的。　　
转载自一九五九年第十九期《红旗》杂志　　
一九五八年以后，党内那些曾经反对农业合作化的机会主义分子，又以形“左”实右的面貌出现。他们违背了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和“实事求是”的教导，盲目“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还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正是他们的“狂热”，“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他们的实质，就是要破坏党的总路线，妄图把大跃进、人民公社引入歧途。毛主席及时地发现了他们的路线错误，并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毛主席在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及其他会议和场合，严厉地批判了他们的错误路线。以下是毛主席的部分讲话语录：　　

“我们现在提出了‘多、快、好、省’这个建设经济、文化的口号。可以快一点，但不可能很快，想很快是吹牛皮，你们不会相信，我也不会相信。” 　　

1958年4月中旬，在武昌会议上，毛主席对报纸宣传做了五点指示，第一点就指出：近来报纸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现在要调整一下，要压缩空气。鼓干劲的话要讲，但不要华而不实。　　

　1958年8月13日　，毛主席在天津视察稻田。有人说亩产可达10万斤，毛主席说：不可能的事。毛主席指着一位领导说，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又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 　　

1958年10月，毛主席指出，一县一社太大了，平均分配损害富社积极性，还是搞“按劳分配”；有利于生产发展的就干，不利于生产发展的就不干。　　

在1958年11月9日、10日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主席指出：“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底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报，谎报战绩只能欺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有一种‘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应当剥夺农村的中小生产者。我国也有这种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废除商业，实行产品调拨，这就是剥夺农民，只会使台湾高兴。”　　

毛主席说：亩产万斤这股风是《人民日报》刮起来的。他提醒人民日报说：要冷静，这次会议之后，亩产广告要逐渐减少，今年底或明年初要绝迹。否则，《人民日报》就会变成中央日报。毛主席指示：“记者的头脑要冷静，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　　

　1958年11月23日　，毛主席在武昌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说：现在就是吃穷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要犯冒进主义错误。毛主席指出：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必须有生产的极大发展，物质条件极大的丰富，还有一个人民觉悟的极大提高。“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穷过渡”，不是马列主义。 毛主席还指出，现在有的人吹得太大了，我看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现在一吹，吹得那么厉害，想当先锋，这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度量，有相对的规律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说过渡就过渡。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不但要具备有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而且还要有国际条件，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你们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要做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毛主席就压缩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问题说：我们再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低调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右倾机会主义了。毛主席说：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死五千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明年3000万吨钢（注：按北戴河会议决定1959年钢产量为2700－3000万吨。），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　　

毛主席还指出：“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有一个公社，自己只有一百头猪，为了应付参观，借来了二百头大猪，参观后又送回去。有一百头就是一百头，没有就是没有，搞假干什么？……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现在有种空气，只讲成绩，不讲缺点，有缺点就脸上无光，讲实话没有人听，造假，讲得多，有光彩。讲牛尾巴长在屁股后面，没有人听，讲长在头上，就是新闻了。”“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了。比如，人是要吃饭的，这是科学，不能破除。张良辟谷，但他吃肉。现在，不放手让群众吃饭，大概是产量报多了。人是要睡觉的，这也是科学。动物总是要休息，细菌也要休息，人的心脏一分钟跳七十二次，一天跳十万多次。一要吃饭，二要睡觉，破除了这两条，就不好办事，就要死人。此外，还有不少的东西被当作迷信在那里破除”。“科学是不能破的”。“凡真理一定要保护”。　　

　1959年2月27日　第二次郑州会议，毛主席义正词严地指出：“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所谓 ‘共’各种‘产’，其中有各种不同情况。有些应当归社的，如大部分自留地。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如公社公共事业所需要的部分房屋、桌椅板凳和食堂所需要的刀锅碗筷等。有些是不应当归社而归了社的，如鸡鸭和部分的猪归社而未作价。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起来了。” 　　

毛主席指出，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都没有采取无偿剥夺的办法，而是实行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毛主席大声疾呼，我代表1000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注：当时如果谁反对刘少奇推行的“共产风”就被他们批判为右倾，所以毛主席这样说。）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毛主席当时感到仅在上层制止浮夸风的难度很大，便采取了一竿子插到底的办法，于1959年4月29日在上海会议上发布了致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六级干部”的公开信，即《党内通信》。在《党内通信》中，毛主席一共谈了六个问题。毛主席说，我想和同志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毛主席在信的末尾，语重心长地说：“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主席把信直接发到“社级、队级、小队级”，是我党历史上非常罕见的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初毛主席同这些煽动浮夸风的人作斗争是多么艰难啊！ 　　

“五凤”，尤其是瞎指挥，“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所造成的“人祸”，后果是严重的。一部分地区，一部分公社，一部分社员群众的积极性受到挫伤。有的地方五八、五九两年是丰产没丰收；有的地方社员的生活开始出现困难。粮食工作实际上出现了“被动局面”，国家适度下调了粮食销售指标。庐山会议期间，毛主席在继续纠正“左倾”错误的时候，还于1959年7月5日就“粮食问题”作出批示：“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可不可以呢？苦一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约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仍然可以吃饱吃好，可不可以这样做呢？”“多产粮，是上策。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证不购，……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凡此种种，可以多收。”“好好地精细地安排过日子。是否可以按照一九五七年的实际产量安排过日子呢？一九五七年的日子不是过得还不错吗？这样做，农民的粮食储备就可以增得较多了。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 1959年10月31日，毛主席看了天津市畜牧局《大干一年翻了身，魁星庄生产队养猪积肥改变贫困面貌》一文，给吴冷西写的信上批示：“养猪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关键在于一个很大的干劲。拖拖沓沓，困难重重，这也不可能，那也办不到，这些都是懦夫和懒汉的世界观，半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雄心壮志都没有，这些人离一个真正共产主义者的风格大约还有十万八千里。”“我建议，共产党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以及管理区、生产队、生产小队的党组织，将养猪业，养牛养羊养驴养骡养马养鸡养鸭养鹅养兔等项事业，认真地考虑、研究、计划和采取具体措施，……派一个强有力的人去领导。”　　

但是，在那个历史阶段，“共产风”特别顽固。尽管五九年三月郑州会议、四月上海会议，毛主席严肃地批判了“共产风”，但是，在有些地方，“‘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毛主席于1960年3月23日在《坚决制止重刮“共产风”等违法乱纪行为》中严厉批示：“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什么叫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他们全不理会。……对于这些人，应当分别情况，适当处理。教育为主，惩办为辅。对于那些最胡闹的，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账，全部退还，不许不退。” 　　

　1960年11月15日　，毛主席在《彻底纠正“五凤”》中批示：“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凤的纠正。” 　　

（以上带“”的语录引自《毛泽东文集》第七、八卷）　　
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谦虚谨慎，把尾巴夹紧一些。对苏联的东西还是要学习，但要有选择地学，学先进的东西，不是学落后的东西。对落后的东西是另一种学法，就是不学。他错误的东西，我们知道了，就可以避免犯那个错误。他那些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一定要学。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有益的东西，我们都要学。找知识要到各方面去找，只到一个地方去找，就单调了。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有几亿人口进入社会主义的改造运动。全国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都在起变化。农业和手工业方面的小资产阶级和工商业资产阶级，都发生了变化。社会经济制度变化了，个体经济变为集体经济，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在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广大人民群众热烈地拥护这个大变动，因为现实生活证明，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但是，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不能认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完全稳固了。那是不可能的。需要逐步地巩固。要使它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除了这些以外，还要有各种国际条件的配合。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但是，我们大家都应该看到，这个社会主义的新制度是一定会巩固起来的。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 　　
长时间以来，人们对于教条主义作过很多批判。这是应该的。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把它看成僵死的东西，这是教条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        　　
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南斯拉夫那样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转引自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转引自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他们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沒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　　

                       转引自一九六七年第十三期《红旗》杂志　　

     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转引自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六日《人民日报》 　　

　2009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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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毛主席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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