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邸延生 编著
出 版 社： 新华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0-1-1
定价：￥48.00
编辑推荐
为发展中国经济废寝忘食，为屹立世界之林呕心沥血。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谋发展。
白手起家，开创伟业，建国大业日日新。
勇于探索，一空二白面貌改变。
锐意进取，一五计划提前完成。
十大关系，高屋建瓴，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借鉴苏联，洋为中用，拓宽国民经济发展格局框架。
坚持大方向努力描绘社会主义经济蓝图，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发展道路。
内容简介
本书客观翔实地记述了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为中国经济发展高屋建瓴、呕心沥血的许多重要讲话及许多鲜为人知的真实情节，以及他所作出的伟大历史贡献。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到土地革命政策，从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到精兵简政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从保护民族工商业到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从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从完成民族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论十大关系》，正是由于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他们所奠定的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才使得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大放异彩，中国才有望实现中华民族的腾飞。
本书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对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积极作用，对党史研究和新中国国史研究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同时电是我们缅怀伟人、继往开来、催人奋进的一部佳作。
简介
邸延生，中国作家协会河北分会会员。1948年4月生于延安，1969年加入空军高炮部队，1979年执行援外任务，7次受部队通令嘉奖。1973年调武汉空军从事文艺创作，居作《鹰击长空》荣获大军区一等奖。1983年考入河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先后任宣传干部、记者和编辑等职。 多年来共出版专著近20，发表诗词和文章400余篇。主要代表作品有：散文集《风雨人生》、诗词集《岁月回眸》、小说《父与子》、纪实文学《橄榄枝与黄玫瑰》等。 近年来先后撰写了“邸延生伟人系列丛书》之《历史的真知——”文革“前夜的毛泽东》和《历史的真言——行泽东和他的卫士长》等，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中许多章节被多家报刊、电台连载和连播。
目 录
前言
第一篇
感知社会深入调查认真了解中国国情
从根本入手搞土地革命注重经济建设
1社会变革为己任少年立志图自强
中国要想发展,必须按照中国人自己的主张去变革、去发展。
中国也应该着眼于大力发展经济,走富国强兵之道。
2关心国事勤发奋满腔热血搏激流
新的中国一定会出现的!无论路途多么艰难、多么遥远,新的“道路”一定会找得到……
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发展国家经济,使中国的老百姓都能过上好日子……
3身体力行搞调查深入乡村访民情
要改变中国社会经济分配不公的普遍现象,唯有进行一场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
4农民问题提议案创建农运讲习所
毛泽东致信中共中央,同时拟写了旨在彻底改变中国经济的落后
状况、保障农民的切身利益、实行中国革命的土地纲领……
5坚持井冈山斗争保护中小工商业
中国革命要想取得成功,必须首先解决农民问题;而要解决中国农民问题,必须实现土地革命。但是要想实现中国的土地革命,不解决好中小工商业和手工业者的诸多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
6战火中不忘发展处困境认真调研
创业总是艰难的,但必须发挥苏维埃国家银行的作用,认真为民众服务;统一财政,统一货币,搞好银行内部的各种财会制度,既要设法改善苏区人民的生活状况,又要筹款支援前线。
7中央苏区搞建设深谋远虑谈经济
在全体政府工作人员中,在广大工农群众中,造成一种热烈的经济建设的空气,要使大家懂得经济建设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性。
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8携带银行大转移长征路上谋生机
无论在多么危险、多么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也要设法保住“国家银行”,因为它是中华苏维埃的“国家命脉”……
第二篇
战争环境不忘发展为中华民族谋生存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极力挽救国家危亡
9重新制定新方针满怀信心谈设想
我们几亿人民一旦真正得到解放,他们巨大的生产潜力一旦被解放出来,并被用于各个领域的创造性活动,就能促进经济发展……
只有在中国取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之后,才有可能把大量外资用于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事业……
10战斗生产两不误结合实际谈政策
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是不足为怪的。
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
11反封锁自力更生认真抓财政管理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12指示为群众服务号召全党学经济
中国共产党人和边区政府愿意同美国人做生意,并欢迎美国人到解放区来投资建工厂……
将来从城市赶跑敌人,我们也会做新的经济工作了。中国靠我们来建设,我们必须努力学习。
13胜利前夕论前途阔步迎接新曙光
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
保证国家企业、私人企业和合作社企业在合理经营的正当的赢利;使公私、劳资双方共同为发展工业生产而努力。
14赴重庆和平谈判避锋芒撤离延安
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实行土地改革与工业化,奖励私人企业,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欢迎外国人投资与发展国际贸易……
15陕北转战搞调查中央开会讲任务
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的营业,不受侵犯。
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
16民族命运大决战强调保护工商业
一切作长期打算,严禁破坏任何公私生产资料和浪费生活资料,禁止大吃大喝,注意节约。
我们努力发展国家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
第三篇
新中国百废待兴发号召勤俭建国打基础
加强领导稳步发展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
17进北平筹备建国天安门上红旗舞
这个政府的性质和宗旨仍然是在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坚定不移地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坚决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道路……
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要经过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努力奋斗,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繁荣富强的新中国!
18访苏联争取外援学习经验不照搬
我们的国家搞社会主义建设,究竟怎么搞,如何搞,苏联的经验适不适合我们的国情?这是需要研究、需要试验的。照搬肯定不行,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19回国之后谈观感促财政经济好转
我们共产党人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吃苦在前,工作在前……如果我们的党员队伍中出现了先为自己办事情的人,忘记了老百姓,那就要毫不客气地把他开除出革命队伍去!
20为国家长治久安志愿军抗美援朝
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
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
21大规模“三反”“五反”绘经济建设蓝图
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毛泽东描绘出了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构思和大体设想。
22离北京视察黄河成立农村工作部
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一点来是可以的。
逐步引导农民走上集体化的道路。
23明确提出总路线肯定农业合作社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积极领导，稳步发展。
24西湖畔起草宪法积极开发原子能
要晓得,科学也是生产力……
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样东西,就什么事情都好办了。
第四篇
认真规划并努力实施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
借鉴苏联经验教训积极探索中国发展道路
25党中央制定政策促进农业合作化
我希望,所有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地委书记以及中央各部门的负责同志,都要奋发学习,在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基础上,使自己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
26集体经济为主导改造民族工商业
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
27提出农业十七条号召向科学进军
中国要培养大批知识分子,要有计划地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水平,先接近,后超过,把中国建设得更好。
28发表《论十大关系》走中国发展道路
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
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也可以学习资本主义国家企业在经营、管理上的好东西。
29座谈民族工商业经济发展是主题
工商业者不是国家的负担,而是一笔财富。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
30国务会议商国事指导工作下江南
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取得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
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
31牢牢把握大方向率团二访莫斯科
中国没有共产党不行!中国不搞社会主义不行!
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
32五年计划结硕果果断提出大跃进
我国过去没有的工业部门,如飞机、汽车、新式机床、发电设备、冶金设备、矿山设备、高级合金钢、有色金属冶炼等重工业企业,都建立起来了。这是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伟大事业。
愚公移山，改造中国。
第五篇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工农业生产大跃进
探索途中谋求发展认真筹划集体经济
33调动全民积极性优先发展重工业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制定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使中国能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富强起来……
34发动全民大炼钢称赞“人民公社好”
要搞大公社，让我们的人民尽快过上好日子！
我们这个民族是大有希望的！
35深入基层搞调研意见不一起争执
这是奖金挂帅、唯利是图么!不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一贯作风,我看要不得!
你们到底是“放卫星”还是“放大炮”啊?
36探索途中多坎坷坚决不走回头路
全党同志都要下大力气研究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掌握它,熟练它,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主观符合客观法则,既有革命精神,又有求实精神。
37坚持集体化道路庐山会议起风波
要根据市场需求和市场变化情况重新制定我们的经济政策。
我们的天下是打出来的,搞经济还没有经验,这就要学习,在实践中学习。
38庐山会议陡转向毛泽东再访国情
萦绕在毛泽东心头的有关如何更好地加快发展中国经济建设的问题，一直使他心绪不宁。
一定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统筹安排，要注意群众的生活问题。
39争取时间搞建设奋发图强谋发展
今后10年或20年,主要精力放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
虽然我们努力了,但是看来还是不甚得法,还需要我们这些人继续努力,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来……
40操国事废寝忘食探讨政治经济学
8年内,中国完成工业体系的初步建设,完成尖端工业的初步建设;完成技术队伍的初步建设,完成理论队伍的初步建设……
联系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开始了进一步探索如何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
第六篇
面对困难实事求是卧薪尝胆勇闯难关
脚踏实地群策群力领袖与人民心连心
41大小事尽心操劳与人民同甘共苦
第一,要自力更生;
第二,要艰苦奋斗。
42《十年总结》诚责己领袖发奋北戴河
发展经济很重要,只有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才能够真正提高我们的军事实力,但这需要时间……
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
43面对困难增斗志带领人民闯难关
以农业为基础……基本建设以中小为主,缩短战线,集中力量搞重点工程;要全面安排劳动力和人民生活,安排生产和建设,保证群众过好日子,保证灾区人民休养生息;有重点有计划地发展科学技术力量。
44日理万机不辞劳制定《农业六十条》
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十分急搞不成,要波浪式前进。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45彻底否定“穷过渡”脚踏实地抓“调整”
我们只有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有一套具体的政策……
毛泽东下苦工潜心研究如何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宏伟蓝图……
46武汉见蒙哥马利察国情又下江南
群众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创造力,一旦迸发出来,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将会迅速地得到发展……
47召开七千人大会发扬民主共探索
横直是有错误就要改。谁的错误谁就改。是我的错误我就改。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
48依据国情定政策坚持集体化道路
降低重工业的产品指标,缩小基本建设规模……
目前的经济形势究竟是一片黑暗,还是有点光明?
第七篇
殚精竭虑力挽狂澜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告诫全党防止中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
49走共同富裕道路保障多数人利益
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是走集体化道路,还是搞分田单干?这是问题的性质,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
我们到底是为多数人谋利益,还是为少数人谋利益?
50开八届十中全会坚决反对搞“单干”
要打破国际修正主义的封锁,可以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和技术上的交往……
我们既要尊重知识,又要尊重事实,重要的是尊重人才,看实践,看人的真实本领。
51农村开始搞“四清”城市开展反“五风”
在最近几年滋长起来的许多损害社会主义的现象,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队伍中间的反映……
52主持起草《前十条》规划“四个现代化”
3年过渡之后,搞一个15年的设想,就是基本上搞一个初步的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或者说工业体系;然后再有15年左右,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和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53国民经济得发展努力提高生产力
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自力更生为主,国际援助为辅。
54视察贯彻“双十条”注重抓三线建设
要发展经济,必须反对这五种恶劣作风。
我们搞“四清”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发展生产,为了更好地发展农村经济。
55《二十三条》亲手定驱车重上井冈山
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搞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
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56因地制宜搞“三线”医务人员下农村
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的先进经验,不等于就是搞资本主义……
57致信林彪谈设想滴水洞内久沉思
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是我们的光荣传统……
如果不抓紧抓好思想政治工作,中国的经济工作也势必会走到邪路上去……
第八篇
“文化大革命”中不忘生产因势利导图自强
开辟新途径拓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之路
58运动不忘抓生产强调工人大联合
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
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59审时度势图自强稳定局势促生产
外国有的,我们要有,外国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60“九大”之后抓建设筹备四届人代会
经济工作一定要抓紧抓好……
要求大家借“九大”的东风大力发展国民经济……
61缓和同美国关系拓宽发展新格局
如果尼克松愿意来，你就告诉他，当做旅行者来也行，当做总统来谈也行。
要进一步解放生产力。
62北京欢迎尼克松田中角荣到北京
搞经济，我们没有多少经验，主要的一条就是自力更生。
坚冰打破了，门户洞开……
63重新起用邓小平整顿经济新秩序
发展国民经济的总体设想,第一步,在1980年以前,努力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家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的经济进入世界的前列。
64再提“四个现代化”大刀阔斧搞整顿
经报请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
在邓小平的全力整顿下,全国的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事业都有了明显的恢复和发展,毛泽东对此是满意的。
65全面整顿起波澜邓小平保持“沉默”
他反复思考着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中国未来的命运,他对自己百年以后的事情忧心忡忡……
66滚滚霹雳惊天地寄希望于后来人
他已经自我感觉步入到了人生经历的最后阶段,身体极度不适,许多事情办起来都力不从心,这使他时常陷入一种难以名状的凄楚与“不甘心”的矛盾状态之中……
前 言
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以她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奋进崛起的雄伟英姿,赫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今日的中国,已经不是60年前新中国成立初期时的“一穷二白”了;今日的中国,社会安定,国防强大,在诸多的国际事务中举足轻重;今日的中国,各行各业都处在改革奋进的拼搏之中,外汇储备充盈,人民生活蒸蒸日上,幸福安康。所有这一切,固然是整个社会都在积极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的结果,但也不能不说是在不断开拓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无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基业上发扬光大的结果;继往开来,使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古老而伟大的中华民族终于实现了“巨龙腾飞”的多年夙愿。
在此值得庆典的伟大日子里,我们自然会想到共和国的无数缔造者,自然会想起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虽然,毛泽东离开我们已经30多年了,但他的思想、他的风范、他的精神、以及他对人民的爱,无时无刻不存留在亿万热爱他的人民的心中,人民对他不能忘怀。正是因为有了毛泽东,中国才得以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贫穷走向繁荣,从困难时期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走到了现在、走到了今天的开拓进取和共创辉煌。回顾历史,中国今天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共和国的开创者的基业之上的。毛泽东早在1956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就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和方向:即先东部,后西部;先沿海,后内地。“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毛泽东当年为发展中国的国民经济而规划的宏伟蓝图,是有远见卓识的。在国防建设上,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再回想毛泽东走过的风雨历程,从红军时期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发展生产,保障供给”,从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从改造民族工商业到制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从制定“八字宪法”到规划《发展农业纲要》,从发展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到提出为实现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现代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宏伟目标,所有这一切,无一不倾注了毛泽东的大量心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毛泽东为发展中国经济操碎了心。他无数次到全国各地视察,了解工农业生产的具体情况,体察人民的疾苦,他心中时时刻刻想着人民,他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当中国经济处于停滞不前的时候,正是在他的指示下引进了第一条生产维尼龙的日本设备,开创了新中国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生产技术的先河。是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才大略和时代伟人的宏伟气魄,毅然打开了中国的“国门”,美国总统尼克松得以访华;是他,高屋建瓴地积极推进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得以率团访问中国;是他,积极支援亚非拉弱小国家的经济建设,赢得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信赖和支持,中国得以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长歌当泣,回想这一切,又怎能不为毛泽东为发展中国经济和为中国人民能够尽早一天过上幸福生活所付出的毕生心血而感慨、而讴歌呢——这,也是我写这部书的最根本原因!
本书所用照片，均由新华通讯社图片资料室提供，在此一并表示由衷感谢。
邸延生
2009年11月28日
书摘：
历史的回眸毛泽东与中国经济
第一篇
—、社会变革为己任少年立志图自强
公元1909年（清光绪35年），是为中国农历的己酉年。
这一年，在世界的东方，具有5000年古老文明历史的中国的大门已经被东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大炮所轰开。大清王朝处于穷途末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积弱不振。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野蛮侵略、残酷剥夺和由此所造成的连年战乱，致使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整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已经处在了风雨飘摇之中。
这一年，出生在湖南省西部偏僻山区湘潭县韶山冲上屋场的毛泽东已经16岁了。
己酉年是中国的“鸡”年，广大的中国人民普遍寄希望于能够在这一年里有所“崛起”；因为在中国人民的传统意识中，“雄鸡报晓”和“闻鸡起舞”这两句话是很能鼓舞人心的。
也就在这一年，韶山冲来了一位名叫李漱清的人。这个人回到韶山冲以后，带来了韶山冲千百年来闻所未闻的新思想，着实令乡里的人们大吃一惊。原因是他极力主张废除庙宇和开办新式学堂，尤其反对女人再裹脚和男人再留辫子，提倡“解放思想”以“开发民智”。
李漱清的返乡，一时间被闹得沸沸扬扬，引起了乡里人的广泛议论，被一些守旧的人斥之为“过激派”；风华正茂的毛泽东却很欣赏他的主张，认为他说的一些话很有道理，率先从这个新派人物身上感受到了一股摆脱封建礼教束缚的朝气和激情。毛泽东经常到李漱清那里去借书看，听他讲述许多有关中国和世界的大形势……
通过接触，毛泽东对李漱清的说教越来越感兴趣，从他那里接受新知识、感受新思潮；李漱清也深深感到毛泽东的领悟性极强，有着自强不息的求知欲望和拼搏进取的蓬勃朝气。
在这期间，毛泽东从文咏昌手中借了《盛世危言》这本书，读起来爱不释手，他很赞同书中所讲述的观点。《盛世危言》是中国资产阶级早期改良派政治思想的杰出代表人物郑观应所著，书中认为中国之所以贫穷落后，在于缺乏西洋的装备，诸如铁路、电话、电报、轮船等等，所以应该把这些先进的科学技术引进到中国来，以促进中国生产力的提高，发展中国的经济。
“呜呼，中国将其亡矣！”书中开头的这一句话，使毛泽东感触颇深。书中叙述了日本占领中国宝岛台湾的经过，讲述了亚洲的朝鲜、越南、缅甸等经济落后的国家被经济发达的国家强行侵占的诸多情况。读了这些，毛泽东对中国贫穷落后的现状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和担忧，同时对中国的前途感到忧虑，也更使他感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从这时起，少年的毛泽东便立下了一个宏大的志愿：有朝一日，一定要想办法彻底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经济状况，改变落后的中国多年来被帝国主义列强欺侮的现状！
自从毛泽东有了这样的雄心和抱负，他便想尽早一天走出韶山冲，去到更加广阔的社会中去，到大风大浪中去迎接挑战。
1910年，毛泽东17岁了。春末夏初时节，长沙城里发生了灾民暴动，大批饥饿的逃荒者组织起来，到大街小巷的各个粮店去抢米。毛泽东和同学们在东茅塘私塾听说了这件事，许多学生都认为这件事与自己无关，唯独毛泽东觉得那些同“暴民”在一起的人，同他的家人是一样的普通人，于是对这些人的举动抱有极大的同情心。
一个多月后，发生在家乡的另一件事，也对毛泽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韶山一个秘密会社“哥老会”的会员们，在同本地的一个地主发生冲突时集合起来“聚众造反”，遭到官府的镇压，“哥老会”的首领被官府的人捉去砍了头。众多身处穷乡僻壤的乡里人通过这件事认识到，只要组织起来，是能够和官府相抗衡的。而毛泽东却从中领悟到：要想改变中国经济贫穷的落后面貌，首先必须解决农民问题。
这两件事的震动和“启发”，使毛泽东决心走出韶山冲，去寻求一条“解救中国，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崭新途径。
1907年夏天，走出家乡的毛泽东已经是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学堂里的一名学生了。
在东山高等学堂，毛泽东初次尝试到了不同于旧式教育的新的教学方法，他认识到要改革旧中国传统上的一切陋习，首先应该从国民教育入手，在这里，他受到了众多富家子弟的欺侮，更使他立志要改变这种富人看不起穷人的封建的世俗陋习。为此，他在自己的学堂笔记中改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不久，在一次考试中，他在试题《言志》的作文中抒发了自己的胸怀和抱负，尽写了黄巢的诗句和刘备在其不得志时对刘表说过的话，还写了宋朝女词人李清照的一首五言绝句：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校长李元圃看了毛泽东的试卷后大为赞赏，并极其兴奋地对同事们说：“我们录取了一名建国之才！”
得到校长的称赞后，毛泽东在东山高等学堂学习的信心倍增，进步很快——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西方国家的思想渗透和发达经济的影响，尤其是以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为首的改良主张，深深影响了毛泽东。在他看来，中国的社会情况和社会结构不同于任何一个西方国家。中国要想发展，必须按照中国人自己的主张去变革、去发展。而要发展、要变革，主要是发展和变革中国的经济；而要发展和变革中国的经济，首先需要解决中国农民的问题，解决中国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只有满足了中国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使广大的农民真正感觉到挣脱掉世世代代束缚在他们身上的封建桎梏，才有可能充分发挥蕴藏在他们身上的巨大能量，也才有可能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
这一时期，毛泽东从根本上自我否定了他以往所学的孔孟之道，继而赞同康有为和梁启超所提倡的“变法图强”的主张。但这一时期，他却又推崇法国的拿破仑和美国的华盛顿这两个人物，尤其是在看了《世界豪杰英雄传》这本书之后，他更加主张中国也应该着眼于大力发展经济，走富国强兵之道。
二、关心国事勤发奋 满腔热血搏激流
1911年春，毛泽东来到了长沙。
当他顺利地考入了湘乡驻省中学后，便用心留意发生在省城和他周围的各种事情。诸多激动人心的传闻和消息、材料，唤起了他内心深处的万丈豪情！
5月，清廷下令铁路干线国有化，将原先各省夺回的路权重新卖给帝国主义列强，此一举动对本已急剧动荡的时局无异于火上加油，更加激起了全国民众的反对。
也正是在这时，毛泽东又听人谈起了孙中山和他所创建的“同盟会”。一时间，各种信息纷至沓来，什么改良派、革命党、保皇派，许多新名词需要在他的脑海里进行认识、理解和消化；而报纸上刊登的和社会上所传闻的各种消息，大都是推翻满清、建立共和、平均地权和富国强兵的呼声，直令他的思绪应接不暇。也使他更进一步感觉到：中国有史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广大农民群众的迫切愿望就是：盼望得到一块属于他们自己的土地。
一腔爱国热血在风华正茂的毛泽东胸中澎湃、涌荡，他充满激情地写了一篇题为《救国图存论》的“文告”，大胆地贴在学校的墙壁上——这是他第一次发表他的政见。
在学校里，他对同学萧子升说：“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至于重蹈越南、朝鲜、印度被外国强占的覆辙。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前车覆，后车诫。’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
这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各地起义军纷纷行动，许多省份相继宣布脱离清廷而“独立”。
很快，长沙也成立起了响应革命军的都督府。
在这热火朝天的大革命的形势影响下，毛泽东决心投笔从戎，离开学校来到长沙新军25混成协（旅）50标（团）第一营左队，当了一名列兵。
在新军中，大多数的新兵来自乡村，许多人以前曾经是农民、铁匠、木匠或者泥瓦匠，毛泽东是他们这些人当中唯一的“学生兵”，成了这些人当中最有知识的人，也成了他们这些人当中最喜欢读报纸的人。
在买来的《湘江日报》中，毛泽东第一次读到了“社会主义”这个词，并同其他的学生和士兵们讨论“社会主义”。其实报上写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对社会的一种改良主义罢了。
尽管如此，“社会主义”这个名词，还是像一道闪电一样，在毛泽东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他还读到了一个名叫江亢虎的人写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小册子。他热情地给一些同学写信讨论这个问题，并在信中明确提出了“变革社会”和“发展国家经济”的一系列主张。
1912年2月12日，清廷被迫接受了窃国大盗袁世凯对皇室提出的“优待条件”，颁布了退位诏书。
至此，腐朽的大清王朝彻底灭亡，毛泽东决定脱离军队，留在长沙继续求学读书。
要“发展国家经济”，首先而且必须掌握一定的科学知识。
由于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1912年初春毛泽东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了湖南省立第一中学。
在学校半年，毛泽东感到学校里教授的课程过于肤浅，便主动退了学，寄宿在长沙新安巷的湘乡会馆，开始了他独立自主而艰苦奋进的自修生活。
社会上的变化，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和观察。这段日子，他广泛阅读了中外文学、史地、哲学、社会经济学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资产阶级的代表著作，诸如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卢梭的《民约论》、斯宾塞的《逻辑》等。他的思想更加激进。
这时的毛泽东继受康、梁思想的影响之后，又受到了一次比较系统的反封建的思想启蒙。由此，他更加主张在变革社会的同时，必须注重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改变中国现有的经济状况，取而代之以一种新的方式来影响民众，教育民众，使中国真正走上“富国强兵”之道。
1913年初春，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湖南省第四师范学校。1914年春，湖南省第四师范学校合并于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
在一师，毛泽东刻苦攻读，写有许多读书笔记。在他所记载的“讲堂录”中，不乏涉及改变国家命运和关注国家经济发展的内容。诸如：
人情多耽安逸而惮劳苦。懒惰为万恶之渊薮。人而懒惰，农则废其田畴，工则废其规矩，商贾则废其所鬻，士则废其所学。业既废矣，无以为生，而杀身亡家乃随之。国而懒惰，始则不进，继则退行，继则衰弱，终则灭亡。可畏哉！
嚼得菜根，百事可做。安贫者能成事。
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渤之海，启瞬江湖失。
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
而要振兴中华，毛泽东主张以民族改革为主，但也不反对借鉴和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他曾对同学蔡和森说：“我们中国有着5000年的文明史，我们中华民族有自己固有的民族传统。我们不能抛弃我们民族的历史遗产而单纯地去效仿别国的传统！别的国家的好东西，对促进中国发展有用的东西，我们当然要学；但我们也不能沦为本民族旧传统的奴隶，而必须推陈出新。”
三、身体力行搞调查 深入乡村访民情
1917年暑假，毛泽东和同学萧子升一起徒步“游学”，到广大的农村中了解社会情况。
整整一个假期，他们身无分文，仅仅靠着两条腿，历经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5个县，行程500余公里，广泛接触了湖南省农村中的各阶层人士，丰富了社会知识，对农村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毛泽东和萧子升的这一行动，被一师的同学们称赞为“身无分文，心忧天下”。
也就在他们俩回到长沙之际，即听说了“辫子军”张勋在北京扶持大清朝12岁的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重新“登基”复辟的消息。
毛泽东明确地表示说“社会绝不能倒退”，“中国绝不能再回到封闭自守的封建的社会中去”。
情况也正如毛泽东所说——时间不长，“辫子军”便被赶出了北京城，溥仪复辟的闹剧也就此草草收场。
通过这件事，毛泽东加深了这样一种信念：社会要前进，中国要前进，这种历史潮流是任何人、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的。
这年11月7日，俄国的无产阶级在列宁和布尔维什克党的领导下，以武装斗争的形式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个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十月革命的炮声，震撼了整个世界，震撼了中国，震撼了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使他们把寻找中国出路的目光从西方迅速转向了俄国。由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列宁倡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学说，迅速转入中国，给苦难的中国带来了希望……
这年寒假期间，毛泽东和同学蔡和森一起离开长沙，经浏阳的炭坡、焦溪岭、荆坪，徒步去文家市的铁炉冲一带进行社会调查。
贫苦农民纷纷叫苦不迭，埋怨“命运”不好。毛泽东一面耐心地听着，一面认真地对大家讲：“日子不好过，不要认为是‘命苦’，也不要相信算卦先生说的是因为什么‘八字不好’，更不要去拜那些泥塑木雕的菩萨，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要大家团结起来，和那些地主老财作斗争，争一碗饭吃饱肚子没有错！”
1918年6月，毛泽东和蔡和森、罗学瓒、张昆弟、萧子升等人毕业了，每个人都拿到了一张含金量很高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毕业证书。
是年8月，满怀着一腔热血和急切要寻找到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的毛泽东，和一些同学离开长沙，借钱乘火车去了北京。
毛泽东在北京的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幸好得到了已来北京大学任教的恩师杨昌济的帮助，并经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推荐，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一名图书管理员。
北京的冬天很冷。毛泽东和新近结识的朋友邓中夏一起，冒着漫天的飞雪到北京南郊的长辛店机车车辆厂，调查了解现代工业和产业工人的生产、生活情况，并且探望了设在厂里的赴法勤工俭学预备班的湖南籍学生。
1919年3月，毛泽东离开了北京。
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然而，名为战胜国的中国，却无力收回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面对趁火打劫的日本，面对“巴黎和会”上中国人所受到的屈辱，面对北洋军阀政府派出的代表在“巴黎和会”上所表现出的卑躬屈膝，中国人被激怒了！
5月4日，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北京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反映了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得到了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持……
“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的会员到各个学校去进行动员工作，并和周南女校的校长朱剑凡、第一师范学校的老师徐特立以及何叔衡等人一起，认真研究、磋商成立湖南全省学生联合会和紧急召开学生联合会代表大会等事宜。
7月中旬，毛泽东开始编辑出版《湘江评论》。
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上，毛泽东撰写文章说：
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都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在7、8两个月刊发的《湘江评论》第2、第3、第4号上，毛泽东重笔写了长篇评论《民众的大联合》。毛泽东指出：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
在文章的最后，毛泽东响亮地指出：
我们总要拼命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
1920年，毛泽东开始阅读《共产党宣言》。
11月间，毛泽东到江西萍乡、湖南醴陵等地考察了工人、农民的生活、生产和思想状况。
1921年初春，毛泽东偕新婚妻子杨开慧返回故乡韶山冲，动员二弟毛泽民离开家乡跟他去了长沙。
初夏时节，毛泽东再次徒步到洞庭湖地区的岳阳、华容、安乡、常德、湘阴等县，对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和广大农民的实际生活状况进行了一次认真的调查。
6月29日，毛泽东接到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通知，便和何叔衡一起离开长沙赶赴上海，代表湖南省共产主义小组出席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8月上旬，毛泽东回到长沙，随即对湖南省工人阶级的状况展开了深入细致的调查；接着再次徒步到安源路矿进行考察；后又第三次徒步到安源进行考察。
毛泽东通过考察得出结论：要改变中国社会经济分配不公的普遍现象，唯有进行一场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
9月14日，在毛泽东的总策划下，经过充分准备的安源路矿工人举行了大罢工……
12月，毛泽东再次到安源，总结了安源工人举行罢工取得胜利的成功经验。
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充分注意到了蕴藏在广大的中国农民身上的巨大潜力——以他多年的社会调查和多次深入农村所进行的实地考察得出结论：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要想取得最后的胜利，必须有广大农民的参加，并得到农民的支持，中国农民是中国工人阶级进行革命的同盟军。
1923年2月初，毛泽东委托二弟毛泽民到安源建立起了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使毛泽民从此走上了了解和认识中国经济及其开拓、发展中国经济的艰难道路。
4农民问题提议案创建农运讲习所四、农民问题提议案 创建农运讲习所
1925年9月中旬，受中共中央的派遣，毛泽东由长沙出发到了国民政府的所在地广州,不久便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代理部长。其间，毛泽东出席了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
12月1日，毛泽东在《革命》半月刊上首次发表了他所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他特意写到了因中国经济所导致的一些相关问题：“中国因经济落后，故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不多。”同时明确指出了中国工业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低下”，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
1926年5月初，毛泽东就任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重点讲述《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和《地理》。
11月初，毛泽东到达上海，就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首先主持制定了《目前农运计划》。
毛泽民正在上海秘密筹措共产党的活动经费，毛泽东很为二弟所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并鼓励他继续努力，为发展中国的经济作出贡献。
12月22日，毛泽东出席了湖南省工、农两个代表大会联合召开的欢迎大会，并发表了题为《工农商学联合问题》的讲演。
在此期间，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身份再赴汉口，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12月特别会议。会上，毛泽东坚决主张土地革命，并支持湖南区委关于实行土地革命的建议；会后，毛泽东返回长沙，决心率先在湖南大力展开农民运动，以促使中国革命走上正确轨道。
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到湖南农村深入考察农民运动的情况。在32天的时间里，毛泽东行程1400多公里，广泛接触了农、工、青、妇组织的积极分子和负责干部，召开了各种类型的调查会，获得了关于农民运动的极其丰富、翔实的第一手材料。
2月12日，毛泽东离开长沙返回武汉，就其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和他自己的基本观点向中央写了一个简要的报告，要求立即实行土地革命。
接下来，毛泽东用数天时间，撰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在这篇重要文献中，毛泽东运用马列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以大量事实热情歌颂了农民运动的奇勋伟绩，系统而科学地总结了湖南农民运动的经验，明确提出了共产党领导中国农民运动的正确理论和路线，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
这时候，毛泽东担任了全国农民协会的总干事，并开始准备在武汉创办新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培养更多的农运干部领导全中国的农民运动。
于是，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村大革命迅猛地发展起来了。截止到毛泽东从长沙返回到武汉，单是湖南农民协会的会员就增加到了200多万；与此同时，湖北、江西、河南、陕西、福建等省的农民运动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3月4日，湖北省的农民代表大会在武昌召开，毛泽东被聘为大会的名誉主席，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大会通过了发展农民运动的决议案30件。
会后，湖北的农民运动很快成为了全国发展最快、最迅猛的省份之一。
这时全国农民协会的会员已经达到了1000万人。
1927年3月8日，根据原定的农运计划，毛泽东在武昌创办起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4月9日，中华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向全国发出通电，推举毛泽东为中华全国农民协会的组织部长，具体负责主持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委会的工作。
4月12日，国民党右派的代表人物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旨在消灭共产党的反革命政变。
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毛泽东出席会议，并提出了立即普遍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方案。
6月24日，毛泽东被中共中央任命为湖南省委书记。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紧步蒋介石的后尘，公开发动了反革命政变。
至此，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但大革命的诸多实际行动已经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不仅唤醒了全国人民的觉悟，同时在广大人民中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革命影响，播下了革命火种。
8月16日，毛泽东在长沙主持改组了共产党湖南省委。
8月18日，改组后的中共湖南省委连续开会讨论秋收起义问题。毛泽东强调指出：秋收暴动的根本问题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重申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的论断。
会议进行中，毛泽东致信中共中央，同时拟写了旨在彻底改变中国经济的落后状况、保障农民的切身利益、实行中国革命的土地纲领：
（一）没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自耕农土地在内，归之公有，由农协按照“工作能力”与“消费量”（即依每家人口长幼多寡定每家实际消费量之多寡）两个标准，公平分配于愿得地之一切乡村人民。
（二）土地分配时，由区协命令乡协按户造册，造好交于区协，由区协按册分配土地。
（三）土地分配以区为单位不以乡为单位，人口多于土地之乡，可以移于人口少于土地之乡，必如此而后分配略得其平。至于甲区移往乙区暂不可能。
（四）土地没收之后对于地主（无论大小地主）家属之安置必须有一办法，方能安定人心。
这一年，毛泽东34岁。
5坚持井冈山斗争保护中小工商业五、坚持井冈山斗争 保护中小工商业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在会议上发言，强调指出了共产党必须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和用枪杆子夺取政权的重要性。
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和《最近农民斗争决议案》等文件，总结了国民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和结束了前一阶段共产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并把发动湘、鄂、豫、粤等群众基础较好的省份举行秋收起义作为下一步行动的主要任务。
8月30日，在毛泽东的主持下，湖南省委作出决定，集中力量在湘潭等地发动武装起义，然后会攻长沙，并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具体领导组织起义。
9月9日，由毛泽东亲自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爆发——会攻目标是湖南省会长沙！
然而，起义部队在进军途中遭到了敌人强大兵力的阻截，结果招致失败——如此出师不利，是毛泽东所没有想到的。在痛苦与焦灼的折磨中，毛泽东在文家市召开的前委会议上制定出“兵退萍乡”而后“进军井冈山”的决策，将起义失败的部队拉向了罗霄山脉……
10月7日，由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进驻到了井冈山北麓的茅坪……
12月上旬，毛泽东在新建立起的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召集前委会议，根据“八七”会议精神，首先开始在井冈山地区开展土地革命。
在草林圩，毛泽东主持召开了遂川、万安两县党的联席会议；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需要认真负责地保护中小工商业的政策。
会议进行中，有人对毛泽东提出的“保护中小工商业”不理解，毛泽东耐心地对他们进行了解释：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是解决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与中国的中小工商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几千年来还只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国家，广大农民对土地有着迫切的要求，而中小工商业和小手工业是广大农民参与社会活动和赖以生存的必不可少的客观基础。中国革命要想取得成功，必须首先解决农民问题；而要解决中国农民的问题，必须实现土地革命。但是要想完成中国的土地革命，不解决好中小工商业和手工业者的诸多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这里，毛泽东以他远见卓识的目光，在共产党内首次提出了中国革命需要保护中小工商业的重要性。
4月28日，由朱德、陈毅等人率领南昌起义失败的部队到达了宁冈县城；带领部队刚刚远征归来的毛泽东也到达了距离宁冈县城不远的龙江河畔的龙江书院。至此，这两支工农革命武装实现了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井冈山会师”。
5月20日至22日，湘赣边界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宁冈县的茅坪召开，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报告。会议总结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并着重讨论了深入开展土地革命的问题。
不久，湘赣边界工农政府成立，毛泽东任政府主席。
这一时期，由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在湘赣边区各县广泛开展起了插牌分田运动，摧毁了中国数千年以来的封建土地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率先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不仅促进了各项革命事业的蓬勃发展，同时也明显地促进了湘赣边界地区经济的发展——从这时起，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始进入全盛时期。
10月4日至6日，毛泽东在宁冈县茅坪的攀龙书院主持召开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
大会通过了《决议案》，其中重要部分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即《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特别强调了边界政权所面临的“经济问题”。
在这里，新建立的边界政权所面临的经济问题，虽然只是全国范围内的一个极小的问题，但毛泽东却认为“是迫切地需要的”，“这个经济问题的解决，实在值得每个党员注意”。
11月25日，毛泽东代表前委向中央写了一份长篇报告《井冈山的斗争》。在这篇报告中，毛泽东重点谈到了“土地问题”。他详细分析了边区农村中各阶级占有土地的状况，强调了工农政府重新分配土地的原则和标准，指明了征收土地税的必要性。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这两篇历史性文献，提出了关于建立中国红色政权的理论，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特殊的革命道路，迈出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第一步。
至此，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的理论，已经得到了共产党中央大多数人的普遍赞同，并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形成了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
12月，中共“六大”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传达到井冈山根据地，对井冈山地区开展土地革命斗争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接到中共“六大”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后，毛泽东很快又起草了《井冈山土地法》，并以湘赣边界民主政府的名义正式公布——这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出的第一部《中国土地法大纲》。
《井冈山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工农民主政府所有，然后按人、按户分配给农民进行耕种。也就是说，政府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分到土地的农民享有自由使用权和耕种权，但不允许个人间的土地转让和私人买卖。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走下井冈山，向赣南进军。
3月14日，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取得长岭寨大捷，随即进驻了闽西的长汀县城。
3月下旬，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挥师赣南瑞金。
进入5月，赣南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大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确定了各项革命任务，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开展土地革命。
会后，整个赣南地区的革命斗争随着土地革命的展开，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
1930年5月，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基础上，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在文章的第五段，毛泽东明确写了“社会经济调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文中指出：
为什么要作社会经济调查？我们就是这样回答。因此，作为我们社会经济调查的对象的是社会的各阶级，而不是各种片面的社会现象。
在文章中，毛泽东特别强调指出：
什么是调查时要注意的社会阶级？下面那些就是：
工业无产阶级
手工业工人
雇农
贫农
城市贫民
游民
手工业者
小商人
中农
富农
地主阶级
商业资产阶级
工业资产阶级
毛泽东还明确指出：
我们要了解农村，也要了解城市，否则将不能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
6月11日至13日，毛泽东在长汀南阳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和共产党闽西特委联席会议。会议后来移至汀州继续进行。
会议通过了《富农问题》和《流氓问题》两个文件，发展和完善了党的土地革命政策；在《富农问题》中，毛泽东主要阐述了对待富农的政策，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进行土地革命的斗争中，必须注意保障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
同时，会议遵照中央关于整编的决定，成立了红军第一军团，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
会后，毛泽东又就土地革命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调查，写了许多重要的调查报告，回答和解决了土地革命斗争中的许多具体政策问题。
8月中旬，毛泽东率红一军团离开闽西北上，在援助红三军团攻打长沙途中西进；8月23日，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在浏阳一带会师。
会师后，两军团组成了红一方面军和中共第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和总前委书记；同时成立了统一指挥红军和地方政权的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
从这时起，有不少人开始直接称呼毛泽东为“毛主席”了。
6战火中不忘发展处困境认真调研六、战火中不忘发展处困境认真调研
考虑到苏区土地革命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毛泽东在寻乌调查的基础上，于1931年2月2日，写成了著名的《寻乌调查》报告，为共产党进一步制定更加完善、更加符合中国农村实际的土地革命政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2月27日，毛泽东还就“地权问题”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写了一封题为《民权革命中的土地私有制》的信，圆满地解决了自共产党的“八七”会议以来各苏区民主政府一直没有正确解决的土地所有权问题。
5月16日至31日，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采取集中兵力、先打弱敌、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
7月间，一直在上海负责为共产党秘密筹集活动经费的毛泽民由上海辗转来到了中央苏区，这使毛泽东欣喜不已；通过彻夜交谈，毛泽东很信服他的二弟对经济工作的管理才能，即委派毛泽民负责即将召开的第一次苏维埃共和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同时叮嘱毛泽民说：“你来的正好！中央苏区的人没有几个真正懂得怎样搞经济工作，你要认真地负起责任来，大胆地挑起这副重担！”
9月7日至15日，毛泽东和朱德等人率领红军主力部队迅速出击，连续取得老营盘、高兴圩和方石岭战斗的胜利，胜利地结束了敌人重兵进犯的第三次“围剿”。
根据地的民众满怀着喜悦的心情欢庆胜利，人们敲锣打鼓、载歌载舞。这时，毛泽东已经在人们的心目中树立起了用兵如神的高大形象……
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执委会主席。中执委下设人民委员会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行政机关，毛泽东当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暨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主席。
从这时候起，称毛泽东为“毛主席”的人就更多、也更普遍了。
在这次重要的会议中，中央临时政府决定，由毛泽民负责筹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同时负责起中华苏维埃政府对内对外全部的经济工作。
1932年3月下旬，第一个属于中国工农民众的国家银行在瑞金成立，毛泽民出任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第一任行长。
毛泽民当了国家银行的行长，毛泽东特意叮嘱说：“润莲润莲，毛泽民的别名。，你要当好我们苏区百万军民的家呀！柴米油盐酱醋茶，枪炮弹药锤标叉，担子不轻哩！”
“是呀，所以心里着急……”毛泽民有些担忧。
毛泽东提出了意见：“创业总是艰难的，但必须发挥苏维埃国家银行的作用，认真为民众服务；统一财政，统一货币，搞好银行内部的各种财会制度，既要设法改善苏区人民的生活状况，又要筹款支援前线。”
毛泽民听了，心中豁然开朗：“对呀！应该按照市场需要的原则，发行适量数目的纸币，吸收群众的存款，筹款给有利的事业，有计划地调剂整个苏区的金融……”
毛泽东高兴地说：“你尽心去干吧！”
很快，毛泽东以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向各级财政部门发出了“统一财政，筹款支援前线”的指示。
毛泽民上任伊始，首先建立起了国家金库，草拟了国家金库条例，同时制定了金库制度，使金库管理合理化。
这时，共产党中央内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们剥夺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的指挥权，“建议”他离开红军队伍到长汀老古井休养所去休养。
面对这一切，再加上生活条件的艰苦和长期战争环境的折磨，年近39岁的毛泽东竟真的一病不起……
在遭受打击、排斥的日子里，毛泽东一方面养病，一方面到附近的村庄和农民一起劳动，同时进行社会调查，征求农民群众对苏区中央政府实行土地改革的意见。
直到8月上旬，苏区中央接受了周恩来的提议，重新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的总政治委员，毛泽东重新回到了红军队伍。
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宁都召开，中心议题是确定第四次反“围剿”的军事方针。在党内把握着领导大权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对毛泽东进行了极其严厉地指责和批评，毛泽东据理力争，但却招致了“左”倾机会主义者号召广大党员对毛泽东展开“及时和无情的打击”；会议在“左”倾机会主义者的把持下，完全否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再一次排挤了毛泽东对红军的正确领导。
10月12日，中央军委发布通令，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所担任的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别人代理。至此，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职务全部被撤销，只保留了中央政府主席一个职务。
会后，毛泽东带着郁闷的心情，告别了朱德和周恩来，回到后方，在闽西汀州的福音医院继续养病。
1933年1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共产党内的影响，使共产党丧失了组织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有利时机，客观上为蒋介石稳定时局造成了有利条件；蒋介石在帝国主义支持下更加疯狂地向革命力量发起了进攻，致使抗日民主运动遭到很大挫折。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几乎全部遭到敌人的破坏，中共临时中央被迫由上海迁到中央根据地瑞金，同苏区中央局合并，改称中共中央局。
自从中共中央局在瑞金正式开展工作后，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开始在中央根据地全面贯彻。毛泽东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执行者们把党内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毛泽东。
毛泽东的住地再也不像以前那样高朋满座了，登门的人日渐稀少。为了不牵连别人，毛泽东也不再和同志们多说话，除了妻子贺子珍，他平常就与二弟毛泽民和钱希钧夫妇、三弟毛泽覃和贺怡夫妇见见面。
在这段日子里，毛泽民经常向大哥谈论他所了解到的各方面情况，商讨财政方面的困难和问题，向大哥讨个主意。这时，毛泽民仍然担任着中央苏区国家银行的行长，不仅是中央苏区卓越的经济领导人之一，而且是苏区军民一致公认的共产党内的第一位金融家和实干家。在他的组织与筹划下，中央苏区的财政积累已达数百万元，还有大量的布匹、食盐、粮食和衣物等等，并且发行了印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字样的纸币、银圆和铜板，同时发行了经济建设公债，极大地稳定和促进了中央苏区的经济发展，有力地支持着红军的对敌战斗。
毛泽民所做的这一切，不能不说是在毛泽东的全力支持下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3月21日，红一方面军由于有前一时期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深刻影响和朱德、周恩来等人的具体指挥，取得了草台岗大捷，基本上打破了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
然而，红军军事上的胜利并没有使王明的“左”倾路线推行者们冷静下来，仍是错误地把斗争矛头集中指向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勇于坚持真理的革命同志。一时间，红色恐怖几乎笼罩了整个中央苏区……
在巨大的精神打击和残酷的人身攻击下，毛泽东没有屈服于“左”倾错误路线的推行者和执行者们，而是毫不动摇地坚持斗争，同时鼓励毛泽民抛弃一切干扰、排除一切障碍、集中精力搞好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
4月下旬的一天，毛泽民突然收到第九区的一份报告，说是在毛泽覃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泰和县的小龙一带发现了钨矿！
发现了钨矿几乎就等于发现了黄金！毛泽民将这样的一则消息迅速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当即督促毛泽民：为了中央苏区的经济发展，立即开采泰和小龙钨矿！
5月初，病情略有好转的毛泽东不顾贺子珍的劝阻，徒步来到瑞金所属的武阳区，对该地的春耕生产情况进行实地调查。
5月20日，毛泽东在武阳区主持召开了江西、福建两省八县农业生产代表大会和武阳区春耕生产赠旗大会，并在会上作了查田等问题的报告。会议有力地推动了整个中央苏区的大生产运动。
这时，毛泽东得知他的第三个儿子毛岸龙早已不在人世的噩耗，这使他原本郁闷的心情犹如雪上加霜，悲愤而痛苦。
6月1日，中共临时中央命令中央政府发出了《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错误地认为苏区的土地革命执行了一条“不正确的路线”，又一次不点名地批判了毛泽东曾经提出过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革命政策。文件强调这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要检举出每一个“隐藏着的地主”与“分得好田的富农”。
查田风声一起，立刻引起了群众的一片恐慌，以为是再分田，或者是没收已经分得的土地以后再重新分配土地；毛泽东不得不花费极大的精力和耐心，深入到群众当中去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告诉人们说查田运动主要是查阶级、不是按人均占有土地亩数的多少进行查田，是查地主、查少数人，不会挨门逐户地去查。
经过毛泽东这样反复地解释，群众中的思想顾虑才渐渐地被打消了……
7中央苏区搞建设深谋远虑谈经济七、中央苏区搞建设 深谋远虑谈经济
1933年7、8、9三个月，是中央苏区查田运动最为高涨的三个月，也是共产党内的“左”倾错误路线最为严重的三个月！
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在共产党中央的执行者们错误地估计形势，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大好形势”已经到来，盲目乐观；面对敌人的重兵“围剿”，他们错误地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并推出一条“一切为了战争”而忽略其他工作的极端错误的“左”倾路线。
面对如此形势，毛泽东忧心忡忡。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同时也是为了纠正党内的错误倾向，将中央苏区的经济工作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毛泽东在8月12日至15日召开的中央苏区南部17个县的经济建设大会上作了题为《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必须注意经济工作》，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报告。
1933年10月，为纠正土地改革工作中发生的偏向、正确地解决土地问题，毛泽东撰写了《怎样分析阶级》（即《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并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通过，作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这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宣传土地革命的标语。（新华社稿）
9月，蒋介石调集了100万军队和200架作战飞机，并且亲自担任总司令，疯狂地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意欲彻底消灭中央苏区。
面对10倍于己的敌人的重兵进攻，王明的追随者们竟然愚蠢地照搬了苏联红军的作战经验，用堡垒对堡垒，实行正规战、阵地战，同敌人拼消耗；结果是根据地越打越少，红军越打越少……
这时候，尽管毛泽东在军事上没有了发言权，但他仍然心急如焚地屡次向中央建议，面对强敌，必须采取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而王明错误路线的领导者们却拒绝采纳毛泽东的建议，再次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命令红军“全线出击”。红军屡战不胜，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王明错误路线的领导者们又实行节节抵御的军事保守主义，致使红军屡遭失败。
无奈，毛泽东只得将他的工作重心放回到中央苏区的经济工作上来，目的在于保证苏区在战争条件下的稳固和发展。
这时候，由毛泽民领导开发的泰和小龙钨矿，连同先后开发的7个属于集体经济性质的钨矿，再加上一个专加工精矿的洗沙厂，中央苏区的钨矿产量比过去大幅度上升——1932年的钨矿产量为648吨，到1933年已上升到了1800吨。
有了钨矿就有了光洋，就可以采购到苏区急需的各种物资，也就能够稳定群众的生活，更有效地保证红军的对敌作战……
11月，毛泽东带病率领中央政府的检查团深入到苏区的两个模范单位——江西省兴国县长冈乡和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进行了土地革命的详细考察。
12月，毛泽东为发展苏区经济，抱病写出了《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两个著名的调查报告。
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城外西南4公里处的沙洲坝村召开。
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央执委会和人民委员会作了两年来的工作报告，阐明了苏区经济建设的原因和政策，初步形成了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指导经济建设的思想。
毛泽东在报告中明确指出：
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
我们的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
毛泽东强调了今天苏区的经济建设，是为了发展明天的社会主义。
在具体谈到发展苏区的农业生产时，毛泽东指出：
在目前的条件下，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步，它不但需要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而且需要解决衣服、砂糖、纸张等项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给问题。森林的培养，畜产的增殖，也是农业的重要部分。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面，对于某些重要农产品做出相当的生产计划，动员农民为着这样的计划而努力，这是容许的，而且是必须的。我们在这一方面，应该有进一步的注意和努力。关于农业生产的必要条件方面的困难问题，如劳动力问题，耕牛问题，肥料问题，种子问题，水利问题等，我们必须用力领导农民求得解决……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也应予以极大的注意。目前自然还不能提出国家农业和集体农业的问题，但是为着促进农业的发展，在各地组织小范围的农事试验场，并设立农业研究学院和农产品展览所，确实迫切地需要的。
在谈到苏区的对外贸易时，毛泽东指出：
我们有计划地组织人民的对外贸易，并且由国家直接经营若干项必要的商品流通，例如食盐和布匹的输入，食粮和钨矿的输出，以及粮食在内部的调剂等，现在是异常需要的了……
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
国家经营的经济事业，在目前，只限于可能的和必要的一部分。国营的工业和商业，都已经开始发展，它们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
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限制，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因为目前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私人经济，不待说，现时是占着绝对的优势，并且在相当长的期间内也必然还是优势。目前私人经济在红色区域是采取着小规模经营的形式。
合作社事业，是在极迅速的发展中……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配合起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将成为经济方面的巨大力量，将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并取得领导的地位。所以，尽可能地发展国营经济和大规模地发展合作社经济，应该是与奖励私人经济发展，同时并进的。
关于中央苏区的财政支出，毛泽东强调：
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过去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用力。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我们对于国家收入的使用方法，应该和国民党的方法有严格的区别。
在报告中，毛泽东还明确指出：
在全国卷入经济浩劫，数万万民众陷入饥寒交迫的困难地位的时候，我们人民的政府却不顾一切困难，为了革命战争，为了民族利益，认真地进行经济建设工作。事情是非常明白的，只有我们战胜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只有我们实行了有计划的有组织的经济建设工作，才能挽救全国人民处于空前的浩劫。
毛泽东在接下来的报告中还特别强调了作为一名共产党人，必须认真做到“关心群众生活”和“注意工作方法”，要把人民群众在生活中所遇到的每一个困难和疾苦，放到每一个共产党人的工作日程上来，“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而要尽可能地“满足群众的要求”。
8携带银行大转移长征路上谋生机八、携带银行大转移 长征路上谋生机
1934年4月中旬，敌人集中了11个师的兵力进攻广昌，企图从北面打开苏区的大门，进而占领瑞金；面对强敌，共产党中央据守瑞金的“左”倾路线的执行者们妄自尊大，也摆开了同敌人“决一死战”的架式，扬言要同敌人打一场“你死我活”的硬仗。一场惨烈的大战即将发生……
广昌保卫战前后共进行了18天，虽然歼敌2600多人，但红军自身伤亡多达5000余众，约占红军参战人数的1/5；最后，红军被迫退出了硝烟弥漫的广昌城……
广昌保卫战的严重失利，引起了苏区广大军民的强烈不满；尤其是那些亲身参加了广昌保卫战的红军将士们，对博古、李德等人更是怨声载道。
在共产党临时中央曾经支持过“左”倾错误主张的张闻天，这时候也公开批评博古、李德等人坚持进行广昌战役的打法是“不对的”，并且开始认识到了“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方针给革命事业和红军造成的严重损失和危害……
7月间，正当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处于极其严重的紧要关头，毛泽东亲临会昌城外的文武坝参加中共粤赣省委扩大会议，进行调查研究和指导工作。
蒋介石指挥他所调集的100万军队和200架飞机于8月一齐出动，整个空间安排周密，空中、地上，四面八方同时向中央苏区发起进攻，所采用的战术依然是“堡垒推进”和“步步为营”。中央苏区已濒临绝境！
恰恰在这时，毛泽东在宁都患上了严重的恶性疟疾。他叮嘱毛泽民无论在多么危险、多么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也要设法保住“国家银行”，因为它是中华苏维埃的“国家命脉”……
中央苏区已危如累卵，红军真的要走了！
由于博古、李德等人依然把持着共产党临时中央的领导大权，毛泽东没有被列入“战略转移”的人员名单，他们先是想把毛泽东送去苏联“养病”，但共产国际表示不同意，复电说苏区离不开毛泽东；后来，博古、李德等人又打算把毛泽东留在中央苏区，但又考虑到毛泽东在共产党内和红军队伍中的崇高威望，并且担任着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职务，留下来实在不妥，才临时勉强允许他随大部队一起“转移”。
被确定随红军一起“转移”的毛泽民正忙得不可开交。他牢记着大哥对他的嘱托，不分昼夜地指挥着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分工清理银圆和纸币、拆卸印刷机和造币机、分类装箱打包，等待分头处理和统一行动。
红军就要撤离瑞金了。毛泽民领导的国家银行被编为中央纵队第15大队，由他担任大队政委。他除了要跟随部队一起行军打仗，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保护好国家的资产，沿途还要筹划部队所需要的钱粮和各类作战物资——毛泽民知道，他肩负着整个中华苏维埃的“国家命脉”……
红军在撤出瑞金后的“转移”途中，千难万险，不时与尾随追击的敌军展开激战——在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下，红军“夺路西进”，在湘江岸边与围追堵截的敌军进行了一场殊死的较量。
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这段时间，同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张闻天和王稼祥同毛泽东一起行军，一起宿营，互相谈心，交换了许多意见。毛泽东力促他俩从“左”倾领导集团中分离出来，并站到自己一边来同“左”倾错误路线展开斗争。当谈到需要发展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时，毛泽东说：“发展经济是天经地义的事，稍微有点政治头脑的人都应该明白这一点。经济是一切事业的命脉，没有经济做基础，什么样的事业也发展不起来。李德和博古同志大谈‘一切为了战争’、‘一切服从于战争’，可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没有后勤保障怎么行啊？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只有有了可靠的后勤保障做基础，才有可能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而要想取得可靠的后勤保障，就必须发展经济；而要发展经济，就必须动员老百姓，关心他们的生活，关心他们的饥饿冷暖。我们进行革命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全国的老百姓，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全中国的人民，我们的事业是以人民为基础的，是为着工农大众的。没有群众做基础，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什么样的事业也决然取得不了成功。蒋介石搞独裁，依靠资本家，脱离人民，为少数人服务，搜刮民脂民膏，这是他反动的本质；我们反其道而行之，依靠人民，为大多数人谋幸福，所以人民支持我们，拥护我们，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所以我坚持要发展苏区的经济建设。在战争环境下是这样，将来没有了战争，我们共产党人的中心任务，还是要大力发展经济……”
毛泽东所说的这一切，得到了张闻天和王稼祥的认同。
12月18日，在红军艰难的长征路上，主力部队和中央机关向西穿过湘南到达了贵州省东部的黎平县境内。
在黎平县城，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正确主张。第一次响亮地阐明了红军要“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否定了博古、李德所坚持的错误意见，决定绕道向贵州北部前进，并通过决议，正式改变战略，从而扭转了形势，由被动开始较为主动与敌人斗争。
1935年1月7日，红军先头部队突破敌人重兵设防的安顺场后，迅即占领了黔中的重镇遵义城。
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
1月17日，遵义会议否定了自1931年以来以王明为代表的共产党中央六届四中全会的错误路线；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成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协助者，使毛泽东重新走上了指挥红军的主要领导岗位。
毛泽东重新掌握了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后，用高超的游击战术率领红军继续前进。他出奇制胜，忽进忽绕，一再回旋，使敌军迷离彷徨，摸不清红军的去向和动态。红军离开遵义后纵横驰骋，在万山丛中犹如一条舞海蛟龙。
3月21日至5月初，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再扑太平渡和二郎滩，四渡赤水河，继而飞兵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将滇军调出；又趁云南的敌军增援贵阳之际，命令部分红军急速行军直插云南，威胁昆明；随后，红军主力向北疾进，九天九夜巧渡金沙江而未失一人一骑，完全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取得了长征途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的四渡赤水之战，充分显示了他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全军上下一片赞誉之声：“要说毛主席用兵，神了！”
长征途中，艰难跋涉，历经千辛万苦，战事不断，斗争不断。直到1935年的10月上旬，毛泽东率领的红军部队进入到了陕北苏区。
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吴起镇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出席。会议指出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根据地，领导全国的大革命。
11月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担任主席。
毛泽民离开瑞金时，曾有14个人随行，到达陕北的只有8个人。中央纵队第15大队从瑞金出发的100多名运输队员，也只剩下了两个班长。
长征途中，毛泽民奉命在湘江战役之后先是扔掉了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印刷机和造币机，又在土城战斗中将两担铜板倒进了一口枯井里；四渡赤水之后，他们所剩的担子就不多了。等到爬雪山、过草地，到达巴西时，银行所剩的纸币也全部烧毁了。
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从瑞金开始挑着国家银行的文件资料和黄金珠宝，一直挑到了陕北的瓦窑堡，完整无损地交到了陕北根据地。
历史的回眸毛泽东与中国经济
第二篇
九、重新制定新方针 满怀信心谈设想
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举行会议，毛泽东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根据中国时局，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和方针。
这是毛泽东1936年在陕北同参加井冈山斗争的部分同志的合影。前排左起：罗荣桓、谭希林、陈光、杨立三、陈士榘、宋裕和、林彪；后排左1赵尔陆，左5孙开楚，左6毛泽东，左8谢今古。（新华社稿）
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党的政策作了若干有利于苏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变动……
1936年6月底，毛泽东随中共中央机关从瓦窑堡迁驻保安。
7月15日，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保安城里来了两个黄头发的外国人，一时间成了一件轰动的新闻——这两个外国人是两位美国记者，一位叫埃德加·斯诺，另一位叫马海德。
次日，毛泽东热情地接见了这两位来自大西洋彼岸的客人。
9月25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再见毛泽东。谈话中，毛泽东在谈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原则时，同时谈到了在战争条件下更需要注重发展国民经济：
我们所坚持的团结的基点是民族解放的抗日原则。为了实现这个原则，我们认为必须建立民主共和国，建立国防民主政府。它的主要任务应该是：
一、抵抗外国侵略者；
二、给广大人民以民主权利；
三、加速发展国民经济。
在谈到中国通过斗争取得独立以后的诸多问题时，毛泽东同斯诺谈了他发展新中国国家经济的具体设想：
如果中国真正赢得了独立，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利益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四亿五千万人民的生产和消费能力不仅仅是中国人才会对它关心的事情，而且能够吸引许多国家。我们几亿人民一旦真正得到解放，他们巨大的生产潜力一旦被解放出来，并被用于各个领域的创造性活动，就能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全世界的文化水平。
只有在中国取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之后，才有可能把大量外资用于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事业。也只有自由的中国，由于生产性经济的广泛发展，才能够偿还这种外国投资的本金和利息。
12月7日，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重新组成了统一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担任主席。
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
1937年1月13日，毛泽东随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由保安迁往延安。
1937年2月15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经过激烈斗争，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实际上接受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决议案。
至此，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陕北地处黄土高原，土地贫瘠，民风淳朴。为了减轻红军到达陕北后给当地民众所造成的经济负担，中共中央多次开会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方案；毛泽东多次写信和致电各路军的负责同志和远在上海、香港等地的共产党组织，要他们积极想方设法筹粮筹款，尽最大的努力来减轻当地民众的负担。
7月7日，日本全面侵华的“卢沟桥事变”爆发。
8月25日，为了统一抗战，毛泽东以中革军委主席的名义，发布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同时发布了八路军将领任职命令。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至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11月9日，毛泽东指示八路军各师控制一部为袭击队，以大部尽量分散于各要地，创建抗日根据地。
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
11月20日，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受日军三路逼近，遂宣布迁都重庆。
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
日军占领南京后，开始了灭绝人寰的大屠杀……
毛泽东科学地预见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只是暂时的，中华民族在军事上虽然暂时处于劣势，但通过全民族的不懈努力，最终必定会战胜敌人，迎来自己国家的解放和独立。
10战斗生产两不误结合实际谈政策十、战斗生产两不误 结合实际谈政策
1939年1月，毛泽东出席了陕甘宁边区农工竞赛展览会的开幕式并作了讲演，要求大家一面战斗，一面生产。
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出席并讲话，发出“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号召，要求部队、机关、学校开展起大生产运动。
随后，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毛泽东带头参加生产劳动，亲自开荒，种地种菜。
1939年春节前后，日本侵略军由于战线延长，兵力不足，致使其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破产；特别是在其后方受到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严重威胁，被迫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至此，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论述的那样，转入敌我战略相持阶段。
春暖花开时节，延安城里城外的桃花红了，杨柳绿了，一块块黄土坡地上又忙起了春耕。毛泽东也扛起钅矍头，走到“分派”给他的那块坡地上开荒种粮了。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和其他几位在延安的同志合作开始为“抗大”写课本《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在这个课本中，毛泽东详细阐述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阐述了中国社会由过去的封建统治逐渐转变为现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由来及现状，提出了中国革命的目的以及中国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指明了中国共产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领导全国人民解放全中国的历史责任。
在预见中国革命的前途时，毛泽东作出了科学性的论断：
在革命胜利之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是不足为怪的。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但这只是中国革命的一方面的结果，不是它的全部结果。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这种社会主义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的增长，就是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就是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
在这个课本中，毛泽东预见性地指出了中国革命在取得实质性的胜利之后，会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但又断言社会主义经济将占主导地位和起主导作用；也就是说，“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将占主导地位，并将担负起国家经济的主导与支配作用。
1940年2月15日，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刊载了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讲演。
2月20日，延安出版的《解放》杂志第98、99期合刊登载了毛泽东的这个讲演，并将这个讲演的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新民主主义论》。。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从15个方面阐述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之后具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在论述如何发展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时，毛泽东以他高瞻远瞩的目光，科学性地阐述说：
在中国建立这样的共和国，它在政治上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在经济上也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
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路、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这也是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庄严的声明，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构成的正确的方针。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
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这就是“平均地权”的方针。这个方针的正确的口号，就是“耕者有其田”。在这个阶段上，一般地还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
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绝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绝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绝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绝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谁要是敢于违反这个方向，他就一定达不到目的，他就自己要碰破头的。
这就是革命的中国、抗日的中国应该建立和必然要建立的内部经济关系。
这样的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这种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集中的表现。
在这里，毛泽东科学性地勾画出了独立后的新中国的经济发展蓝图，在不反对在一定条件下发展私有经济的同时，必须是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占主导地位。
1938年9月，延安各界为王明、周恩来、秦邦宪、徐特立由武汉回到延安举行欢迎大会。毛泽东出席会议。（新华社稿）
12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关于在抗战的情况下，党内如何掌握对内对外的各项基本政策的指示。
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特意谈到了“劳动政策”、“税收政策”和“经济政策”等一系列需要共产党的组织和干部必须认真掌握的几项原则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论政策》。：
关于劳动政策。必须改良工人的生活，才能发动工人的抗日积极性。但是切忌过“左”，加薪减时，均不应过多。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八小时工作制还难于普遍推行，在某些生产部门内还允许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其他生产部门，则应随情形规定时间。劳资间在订立契约后，工人必须遵守劳动纪律，必须使资本家有利可图。否则，工厂关门，对于抗日不利，也害了工人自己。至于乡村工人的生活和待遇的改良，更不应提得过高，否则就会引起农民的反对、工人的失业和生产的缩小。
……
关于税收政策。必须按收入多少规定纳税多少。一切有收入的人民，除对最贫苦者应该规定免征外，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居民，不论工人农民，均须负担国家赋税，不应该将负担完全放在地主资本家身上。捉人罚款以解决军饷的办法，应予禁止。税收的方法，在我们没有定出新的更适宜的方法以前，不妨利用国民党的老方法而酌量加以改良。
……
关于经济政策。应该积极发展工业农业和商品的流通。应该吸引愿来的外地资本家到我抗日根据地开办实业。应该奖励民营企业，而把政府经营的国营企业只当做整个企业的一部分。凡此都是为了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应该避免对任何有益企业的破坏。关税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和发展农工商业的基本方针相适合，而不是相违背。认真地精细地而不是粗枝大叶地去组织各根据地上的经济，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是长期支持根据地的基本环节。
……
在这里，毛泽东已经把注重发展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郑重地提到党的议事日程上来了。11反封锁自力更生认真抓财政管理十一、反封锁自力更生 认真抓财政管理
由于日本侵略者的围困和国民党顽固派有意设置的层层障碍与故意刁难，致使陕甘宁边区的经济状况处在极其艰难的境地。毛泽东号召全党同志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军民紧密团结，树立信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1940年年终，毛泽东、朱德命令王震率359旅开赴延安东南的黄龙山南泥湾地区，在保持战斗准备的情况下，屯田开荒，发展生产。
1941年6月13日、15日，毛泽东就边区政府的财政预算等问题两次写信给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嘱其认真搞好边区政府的财政预算。
6月22日，法西斯德国发动了对苏联的侵略战争，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区域加紧了它的侵略扩张行径，中国境内的形势也变得更加危机。
8、9月间，毛泽东为着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多次写信给林伯渠、谢觉哉和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朱理治等人，要他们多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厅长南汉宸、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高自立、八路军总后勤部部长兼政委叶季壮等人商议，共同研究，起草出一个边区经济建设的可行性方案来。毛泽东几次同江青谈起毛泽民，说如果毛泽民在延安，可以省却他关注边区经济建设和财政政策上的许多心血……
12月8日，日本海军舰队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爆发了太平洋战争。同日，美英对日宣战。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整个世界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942年1月1日，中、苏、美、英等26个国家正式结成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作战重心转向太平洋地区，对中国正面战场的军事行动主要是配合其在太平洋的作战。
由于日、伪、蒋的夹击，加上华北地区连年遭受自然灾害，致使解放区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解放区缩小了，人口和军队的总人数也下降了，财政经济和军民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困难。解放区许多地方的老百姓没有衣服穿，没有食油可吃；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战士们没有鞋子、袜子穿，工作人员没有被子盖。
为了克服困难，坚持长期抗战，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先后为全党制定并实行了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政权、减租减息等十几项政策。而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则是其中的两个中心环节。
为了坚持抗战，解放区军民在中共中央、毛泽东的号召下开展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陕甘宁边区，广大军民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首先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带头参加劳动；中共中央机关、边区政府、军队和学校都开荒种地、种粮种菜，办工厂。王震率领359旅开垦南泥湾，边区军民组织起来开荒生产，边区工业也加紧了开创和生产。敌后根据地军民在频繁的战斗环境中，实行劳武结合，也开展了生产运动，以达到“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目的。
广泛开展起来的大生产运动，战胜了严重的物质困难，为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锻炼了干部、密切了党、政、军、民之间的关系，培养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积累了经济建设的经验。
10月间，毛泽东为延安拍摄的电影《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即电影《南泥湾》。题词：
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
进入12月，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的报告，阐明了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批判了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上打主意的错误思想和不注意动员和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渡过困难、而只注意向人民要东西的错误作风。
12指示为群众服务号召全党学经济十二、指示为群众服务 号召全党学经济
1943年2月2日，苏联红军取得了斯大林格勒大会战的胜利，苏军开始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这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这时，美军已在太平洋的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登陆达半年之久，日本守军几乎全军覆没。从此，美军转入战略总反攻，日军节节败退。
与此同时，中国的解放区战场也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从1943年开始，八路军、新四军继续贯彻党中央、毛泽东提出的“敌进我进”的方针，积极粉碎敌人的“蚕食”、“扫荡”，恢复并开始发展解放区。
正值春季，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又开始了热火朝天的竞赛活动。
英美联军继取得北非战场上的胜利之后，又攻占了意大利的西西里岛，意大利法西斯政府已面临彻底失败的历史命运。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愈来愈引起美国政府的重视。为了考察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搜集日本在华北、东北的情报和研究将来在中国大陆作战的各种可能，1944年7月，美国政府派军事观察组来到延安。这是毛泽东出席欢迎美军观察组大会。（新华社稿）
8月，苏联红军取得了库尔斯克大会战的完全胜利；从此，苏军开始了总反攻。
9月，意大利政府投降。
10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党内指示。
毛泽东的这个指示，调动了全国各解放区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推动了各解放区大生产运动的发展，巩固了抗日根据地。
10月间，毛泽东在《论合作社》一文中明确指出：
合作社性质，就是为群众服务，这就是处处要想到群众，为群众打算，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我们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也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
11月2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上作《组织起来》的报告，指出组织起来是农民由穷变富的必由之路，引导和号召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
这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中、美、英三国政府首脑在开罗举行了会议，签订了《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
宣言宣告：
把日本侵占中国的领土如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坚持日本无条件投降。
1944年1月7日，毛泽东在延安边区劳动模范工大会上作了题为《两三年内完成学习经济工作》的讲演。
1944年7、8月间，美国政府派出的美军观察组成员分两批到达延安，同中国共产党开始建立了联系。
8月中旬，美军观察组的人同毛泽东频繁接触。在彼此的多次交谈中，相互加深了了解并取得了信任。毛泽东明确告诉美军观察组的史迪威将军：如果美国政府能够拿出诚意来支持中国共产党和由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进行抗日战争，那么，中国共产党人和边区政府愿意同美国人做生意，并欢迎美国人到解放区投资建工厂……
随着国际反法西斯形势的好转，美国就企图通过蒋介石取代日本在华的统治地位。为此，是年秋天，赫尔利以美国总统私人代表的身份来华活动。
1945年1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会议上发表了《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的讲话。
在这个讲话中，毛泽东指出：
我们必须在两三年内，使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解放区，做到粮食和工业品的全部或大部的自给，并有盈余。我们必须使农业、工业、贸易三方面都比现在有更大的成绩。
同时指出：
有一个问题必须再一次引起大家注意的，就是我们的思想要适合于目前我们所处的环境。
由于是农村，农民都是分散的个体生产者，使用着落后的生产工具，而大部分土地又还为地主所有，农民受着封建的地租剥削，为了提高农民的生产兴趣和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我们就采取减租减息和组织劳动互助这样两个方针。减租提高了农民的生产兴趣，劳动互助提高了农业劳动的生产率……如果不是采取强迫命令、欲速不达的方针，而是采取耐心说服、典型示范的方针，那么，几年之内，就可能使大多数农民都组织在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的互助团体里面。这种生产团体，一旦成为习惯，不但生产量大增，各种创造都出来了，政治也会进步，文化也会提高，卫生也会讲究，流氓也会改造，风俗也会改变；不要很久，生产工具也会有所改良。到了那时，我们的农村社会，就会一步一步地建立在新的基础的上面了。
如果我们的工作人员用心地研究这项工作，用极大的精力帮助农村人民展开生产运动，几年之内，农村就会有丰富的粮食和日用品，不但可以坚持战斗，不但可以对付荒年，而且可以贮藏大批粮食和日用品，以为将来之用。
在目前条件下，为着渡过困难，任何机关、部队，都应建立起自己的家务。不愿建立家务的二流子习气，是可耻的。还应规定按质分等的个人分红制度，使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员能够分得红利，借以刺激生产的发展。又须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实行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具体指导相结合的办法，才能有效地推进生产工作。
他还指出：
处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的机关和部队，如果有了生产自给运动，他们的战斗、训练和工作，就更加有劲，更加活跃了；他们的纪律，他们的内部的团结和外部的团结，也就更好了。这是我们中国长期游击战争的产物，这是我们的光荣。我们学会了这一条，我们就对一切物质困难都不怕。
讲话的最后，毛泽东告诉大家说：
我们边区和整个解放区，还要有两年至三年工夫，才能学会全部的经济工作。我们到了粮食和工业品全部或大部自种自造自给并有盈余的日子，就是我们全部学会在农村中如何做经济工作的日子。将来从城市赶跑敌人，我们也会做新的经济工作了。中国靠我们来建设，我们必须努力学习。
13胜利前夕论前途阔步迎接新曙光十三、胜利前夕论前途 阔步迎接新曙光
1945年1月30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游击区也能进行生产》发表，号召全党努力学会做经济工作。
这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整体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处在胜利的前夜。
当德国法西斯即将败亡之际，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邱吉尔于1945年2月在苏联的雅尔塔举行会议，讨论了击败德国的共同行动和战后的占领管制问题，主题是：外蒙古独立；恢复1904年由日本进攻所破坏的原属俄国的各项权益；库页岛南部交还苏联；大连商港国际化并保障苏联的优越权利；恢复租用旅顺军港；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由中苏合营共管；千岛群岛交还苏联等。
英美以这些条件换取苏联于战胜德国3个月后参加对日作战。这个会议对于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是有重要作用的，但也反映了几个大国主宰世界、各自划分势力范围、牺牲他国利益的意向。在没有中国参加的情况下，决定有关中国主权的一些重大问题，则严重违反了民族自决的国际原则。
进入4月，在欧洲战场上的苏联红军开始进攻柏林。
1月至4月，中国解放区战场向日伪军发起强大的春季攻势……
4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致《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
4月24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论联合政府》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的政治报告。
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详细地阐述了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阐述了面对即将到来的胜利中国所面临的两种前途的选择。他分析说，一种前途是退回到“老路”上去，“将中国拖回到痛苦重重的不独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统一、不富强的老状态里去。这是一个可能性，这是一个前途”；而另一个前途则是“克服一切困难，团结全国人民，废止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实行民主改革，巩固和扩大抗日力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
毛泽东断言：“希望中国实现这个可能性，实现这个前途的，在中国是广大的人民，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派别，在外国是一切以平等地位待我的民族，外国的进步分子，外国的人民大众”。
在谈到共产党所主张的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权时，毛泽东特别谈到了共产党所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在土地问题上，孙先生孙先生，指孙中山。主张“耕者有其田”。在工商业问题上，孙先生在上述宣言里这样说：“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路、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在现阶段上，对于经济问题，我们完全同意孙先生的这些主张。
毛泽东还明确指出共产党所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则是“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能够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同时还指出：“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因素。”
毛泽东同时还阐述说：
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的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说也奇怪，有些中国资产阶级代言人不敢正面地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而要转弯抹角地来说这个问题。另外有些人，则甚至一口否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必要的发展，而说什么一下就可以到达社会主义社会，什么要将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毕其功于一役”。很明显地，这类现象，有些是反映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有些则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于民主的欺骗手段。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
在提出未来所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最低纲领时，毛泽东阐述了许多具体内容，其中有关经济方面的，诸如“要求发展军事工业”，“要求惩办贪官污吏，实现廉洁政治”，“要求救济难民和救济灾荒”，“要求设立大量的救济基金”，“要求取消苛捐杂税”，“要求实行农村改革，减租减息”，同时要求“对贫苦农民给予低息贷款，并使农民组织起来，以利于发展农业生产”，“要求取缔官僚资本”，“要求制止无限制的通货膨胀和无限制的物价高涨”，“要求扶助民间工业，给予民间工业以贷款资本、购买原料和推销产品的便利”，“要求改善工人生活，救济失业工人，并使工人组织起来，以利于发展工业生产”……
在谈到土地问题时，毛泽东强调指出：“为着消灭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必须实行土地制度的改革，解放农民。”
他还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把目前时代的革命叫做“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并解释说：“这就是说，这个革命的对象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而是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这个革命的措施，不是一般地废除私有制，而是一般地保护私有财产；这个革命的结果，将使工人阶级有可能聚集力量因而引导中国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使资本主义获得适当的发展。‘耕者有其田’，是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从而造成将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可能性。因此，‘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主张，并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主张，是一切革命民主派的主张，并不单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主张。所不同的，在中国条件下，只有我们共产党人把这项主张看得特别认真，不但口讲，而且实做。”
在谈到农民问题时，毛泽东强调指出：
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
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业品。
由此，毛泽东得出结论：
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只有这一切，才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
在谈到工业问题时，毛泽东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
同时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将采取调节劳资间利害关系的政策。一方面，保护工人利益，根据情况的不同，实行八小时到十小时的工作制以及适当的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险，保障工会的权利；另一方面，保证国家企业、私人企业和合作社企业在合理经营下的正当的赢利；使公私、劳资双方共同为发展工业生产而努力。”
5月2日，欧洲战场上，苏联红军攻克柏林。
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
8月15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消息传来，延安军民一派欢腾。军队和学校、机关人员和老百姓纷纷跑上街头，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扭着秧歌欢庆胜利……
14赴重庆和平谈判避锋芒撤离延安十四、赴重庆和平谈判 避锋芒撤离延安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结束了。
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一洗近百年来遭受帝国主义欺凌的耻辱，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这一胜利表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落后的国家，可以打败帝国主义强国的侵略。它是中国全民族团结抗战的胜利，突出显示了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使得国际国内的时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国际上，帝国主义力量大大削弱，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力量空前壮大，并且正在向着更加蓬勃、辉煌的方向发展。
战后的中国，人民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都有了很大提高，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进一步高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和平、民主、团结、进步，迫切盼望走和平建国的道路。而国民党却违背全国人民的意志，坚持独裁、内战和继续出卖国家与民族利益的卖国政策，竭力恢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制统治，妄图把中国拉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上去。它出卖国家主权以换取“美援”准备发动内战，妄图消灭人民的革命力量。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战后的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的严酷斗争。以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同美国支持的、以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此成为了国内不可调和的主要矛盾。
抗战胜利后，中国建立一个什么性质的国家，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是国内阶级斗争的焦点，也是全国人民所关注的根本问题。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全面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正确地制定出了争取和平民主的基本方针，并以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为斗争目标，以达到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目的。
国民党在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蒋介石的诡计是：如果毛泽东不去谈判，他就诬蔑中国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把内战的罪责强加在中国共产党身上，以欺骗中国人民和世界舆论；如果毛泽东去谈判，则妄图向共产党施加压力，迫使共产党交出人民军队和解放区。如果此计不成，则可利用谈判之机，加紧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加紧准备内战。
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与民主，力争通过和平方式达到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目的；同时也是为了在争取和平、民主的过程中揭露蒋介石的真面目，以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毛泽东毅然决定亲赴重庆，与蒋介石作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5年8月28日，由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组成的中共代表团由延安飞抵重庆。
在与国民党进行谈判期间，《新华日报》于9月27日刊登了毛泽东在重庆回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的提问，其中涉及共产党所希望建立的新中国的国家经济：
除了军事与政治的民主改革外，中共将向政府提议实行一个经济及文化建设纲领，这个纲领的目的主要是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实行土地改革与工业化，奖励私人企业。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欢迎外国人投资与发展国际贸易，推广群众教育，消灭文盲等。
经过谈判桌上针锋相对的斗争和战场上的较量，国民党不得不于10月10日与中国共产党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亦即“双十协定”。
10月11日，毛泽东由重庆飞返延安。
1945年11月7日，毛泽东在延安为中共中央起草《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的党内指示，指出实行减租和发展生产的重要意义和办好这两件大事的方针政策。
12月15日，毛泽东在延安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的党内指示，规定了保卫和巩固解放区，动员人民打败反动派进攻的根本方针。
12月2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东北局的指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进一步强调在东满、北满、西满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根据地，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逐步积累力量，准备将来转入反攻。
1946年1月初，蒋介石借口东北是“接收主权”问题，不包括在停战的范围之内，积极调兵遣将向东北解放区进攻。东北民主联军忍无可忍，奋起反击，使国民党军队遭到沉重的打击。
5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发出，决定将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
毛泽东在这个指示中明确指出，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最基本的环节，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
6月26日，国民党公然撕毁了停止内战的“双十协定”，调动了80%的正规军193个旅，约160万军队，以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疯狂地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挑起了新的全国范围的反革命内战。
7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为中共中央起草《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从军事、政治、经济三个方面正确规定了自卫战争初期战胜国民党军队的方针、原则和方法。
进入9月，各解放区广大军民认真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在自卫战争中严格执行党的有关土地和经济方面的各项政策，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广大农民，组织农民进行生产，注意保护中小工业的生产和建设，积极疏导商品流通，极大地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不仅使原有的解放区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同时还有所发展和扩大。
解放区广大军民在毛泽东、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协同作战，粉碎了国民党的各路军事进攻，逐步取得了各局部战场上的主动权。
11月中旬，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暂时撤离延安的文件。
12月，毛泽东为迎接1947年的到来，为《解放日报》撰写了“元旦献词”：
只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坚持不屈不挠的奋斗，那么，在不久的将来，自由的阳光一定要照遍祖国的大地，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一定要在今后数年内奠定稳固的基础。
1947年2月1日，毛泽东在枣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并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指示着重强调了军事、土地和生产问题，要求全党巩固和发展全民族的统一战线。
3月13日，蒋介石命令胡宗南指挥23万兵力进犯延安；这时候，西北野战军在陕甘宁边区的总兵力只有2万多人。
当天拂晓，胡宗南的14个旅兵分两路，同时由宜川、洛川两线分路向延安发动了猛攻。
3月18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伴下，昂首挺胸，踏上了一辆吉普车，带领着几名随行人员，带着他的勇气和智慧，带着他积蓄54年的人生经历和在革命斗争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带着他彻底打败蒋介石的决心，走向了硝烟弥漫、炮火轰鸣的战场，走向了中国革命解放战争的历史大舞台。他要导演一场震惊世界、彻底改变中国历史乃至人类命运的叱咤风云剧！
15陕北转战搞调查中央开会讲任务十五、陕北转战搞调查 中央开会讲任务
1947年3月26日，撤离延安后的毛泽东在陕北清河县绥德城南的枣林沟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前敌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及中央后委。
8月中旬，毛泽东带领中央纵队转战到了葭县黄河边的谭家坪。
数天数夜连续行军，天天下大雨，人们都累得疲惫不堪。可一到谭家坪，毛泽东却不休息，而是带人先后到10多户老乡家里访问，了解生产和生活情况。当他发现老百姓家里缺粮时，便派人组织互救互济，并指示共产党葭县县委组织几个调查组，分头去调查群众现状，一户一户地安排好群众的生活……
进入9月，陕北的形势开始好转。毛泽东分出一部分精力，开始在黄河西岸搞农村调查。
10月间，毛泽东率队转移到神泉堡以后，依旧到附近的各个村庄去进行社会调查；在此期间，朱德、刘少奇从河北平山来信、来电，反映了土地改革工作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在得到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的答复后，刘少奇在平山县西柏坡主持召开了全国的土地工作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
为了制定正确的土地政策，一个多月以来，毛泽东几乎走遍了黄河以西葭县与米脂县之间的每一个村庄，在调查中对农村的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占人口的比例、农村各阶级各阶层的土地分配和占有率、农村封建势力的存在形式和封建剥削的各种方式及剥削程度，以及各阶级各阶层对土改的态度，都作了非常科学的研究和认真的分析。
10月末，中央前委离开神泉堡向南，转移到了米脂县的杨家沟。
1947年12月7日，毛泽东在杨家沟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这些天，杨家沟来了不少人。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的领导同志来了，西北军区团以上的指挥员也来了，陕北小山村杨家沟，一下子热闹起来。
会议期间，中共中央为了纠正土地改革工作中的“左”倾错误，重新发布了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时期写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两篇文章。
会议进行中，毛泽东又特别找了西北局的负责同志，向他们详细了解解放区战斗、生产和群众情绪等诸多方面的情况，认真征求了他们对党的土改政策和形势发展的看法。
12月25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开始进入正式会议期。会上，毛泽东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书面报告。
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强调了在土地改革中必须牢牢掌握的两条基本原则：
这里必须注意两条基本原则：第一，必须满足贫农和雇农的要求，这是土地改革的最基本的任务；第二，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只要我们掌握了这两条基本原则，我们的土地改革任务就一定能够胜利地完成。
毛泽东还特别强调指出了夺取胜利以后党在全国范围内所要执行的经济政策：
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间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里所说的上层小资产阶级，是指雇用工人或店员的小规模的工商业者。此外，还有不雇用工人或店员的独立的小工商业者，对于这些小工商业者，不待说，是应当坚决地保护的。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由于新民主主义国家手里有着从官僚资产阶级接收过来的控制全国经济命脉的巨大的国家企业，又有从封建制度解放出来，虽则在一个颇长时间内在基本上仍然是分散的个体的，但是在将来可以逐步地引向合作社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也是如此。对于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经济成分采取过“左”的错误的政策，如像我们党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期间所犯过的那样（过高的劳动条件，过高的所得税率，在土地改革中侵犯工商业者，不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为目标，而以近视的片面的所谓劳动者福利为目标），是绝对不许重复的。这些错误如果重犯，必然要损害劳动群众的利益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利益。中国土地法大纲上有一条规定：“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的营业，不受侵犯。”这里所说的工商业者，就是指的一切独立的小工商业者和一切小的和中等的资本主义成分。总起来说，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而新民主主义国家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一切离开这个总目标的方针、政策、办法，都是错误的。
12月28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杨家沟胜利结束。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到了一个历史的伟大转折点。
1948年，解放军在军事上转入全面反攻，共产党在各项工作中迎接新的胜利的一年到来。
1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党内指示，详细论述了反对“左”右倾错误、土改和群众运动中的具体政策、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性质和革命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等问题。
毛泽东明确指出需要保护中小工商业和中小工商业者的利益的必要性：
必须避免对中小工商业者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各解放区过去保护并奖励一切于国民经济有益的私人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是正确的，今后仍应继续。减租减息时期鼓励地主富农转入工商业的政策也是正确的，认为“化形”而加以反对和没收分配是错误的。地主富农的工商业一般应当保护，只有官僚资本和真正恶霸反革命分子的工商业，才可以没收。这种应当没收的工商业，凡属有益于国民经济的，在国家和人民接收过来之后，必须使其继续营业，不得分散或停闭。对于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工商业征收营业税，必须以不妨碍其发展为限度。在公营企业中，必须由行政方面和工会方面组织联合的管理委员会，以加强管理工作，达到降低成本、增加生产、公私两利的目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也应当试行这种办法，以达到降低成本、增加生产、劳资两利的目的。工人生活必须酌量改善，但是必须避免过高的待遇。
1月19日，毛泽东继续写了《为纠正“左”倾错误给各中央局的信》，要求各解放区必须纠正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左”倾错误。
毛泽东的指示下达以后,有效地推动了各解放区已经开展起来的土地改革运动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
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为了搞好和促进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而废寝忘食，他既担心农村中贫苦农民的切身利益由于党的工作失误而受到损失，又不放心刚刚建立不久的新的根据地不能尽快打下牢固的后方基础，以致影响了解放军大举反攻、夺取全国胜利的战争进程……
2月3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继续起草了《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的党内指示，指出在老解放区和新解放区贯彻土地法时，应确定不同的斗争策略，绝不可用简单的千篇一律的方法进行。
2月15日，毛泽东再次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的党内指示，指出在新解放区进行土改不要性急，要依据实际情况决定土改工作的进展速度。
2月27日，毛泽东在吃早饭时仅喝了一碗小米粥，用剩茶水漱了漱口，然后又坐回到窑洞的大窗前，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工商业政策》的党内指示，要求各解放区从领导方针和工作上认真检查纠正各种不利于中小工商业发展的错误倾向。
3月3日，彭德怀来电报捷：西北野战军一举攻克宜川，全歼国民党整编第29军3万余人，敌军长刘戡被当场击毙，从此改变了西北战场的形势。
3月9日，毛泽东见到了《山西崞县是怎样进行土地改革的》上报材料，认为这是成功经验，要求新华社向各解放区及时播发这一好的经验。
3月22日，毛泽东带领中央前委的人们离开了杨家沟，开始东渡黄河前往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
16民族命运大决战强调保护工商业十六、民族命运大决战 强调保护工商业
1948年3月下旬，在黄河东岸的蔡家庄，毛泽东多次召见地方政府的领导人进行谈话，并到村上找老乡们座谈，对晋绥解放区的土改和整党工作进行多方面的调查，听取了中共晋绥分局领导同志的汇报，并召开了有区、县干部和土改工作团干部、贫农团干部代表参加的座谈会。
毛泽东还委托任弼时对蔡家庄的土地改革工作进行详细调查。
4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晋绥分局干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肯定了党的领导对土改工作中错误倾向的批判，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同时阐述了土改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今后晋绥党组织的任务，是用极大的努力，继续完成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继续发展和支援人民解放战争，不再加重人民负担，并酌量减轻人民负担，恢复和发展生产。你们现在正在开生产会议。在目前数年内，恢复和发展生产的目的是一方面改善人民的生活，一方面支援人民解放战争。你们有广大的农业和手工业，也有一部分使用机器的轻工业和重工业。希望你们好好地领导这些生产事业，否则就不能算做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
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土地改革的对象，只是和必须是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剥削制度，不能侵犯民族资产阶级，也不要侵犯地主富农所经营的工商业，特别注意不要侵犯没有剥削或者只有轻微剥削的中农、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和新式富农。土地改革的目的是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即消灭封建地主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
发展农业生产，是土地改革的直接目的。只有消灭封建制度，才能取得发展农业生产的条件。在任何地区，一经消灭了封建制度，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党和民主政府就必须立即提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任务，将农村中的一切可能的力量转移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方面去，组织合作互助，改良农业技术，提倡选种，兴办水利，务使增产成为可能。农村党的精力的最大部分，必须放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和市镇上的工业生产方面。为了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和市镇上的工业生产，在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斗争中，必须注意尽一切努力最大限度地保存一切可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采取办法坚决地反对任何人对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破坏和浪费，反对大吃大喝，注意节约。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必须劝告农民在自愿原则下逐步地组织为现时经济条件所许可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各种生产的和消费的合作团体。消灭封建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就给发展工业生产，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任务奠定了基础，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目标。
会上，毛泽东还为土改工作的总路线和总政策题了词：
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生产。
4月7日，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的车队抵达了代县县城。
毛泽东召集当地政府的负责人开了座谈会，向人们详谈了党在土改工作中的方针和政策，谆谆告诫大家在土改工作中千万不要再犯“左”的错误，要切实把农村的工作做好，把农民的切身利益放在党的各项工作的首位。
4月8日，毛泽东驱车率队继续向东行进，出代县过繁峙，经坝墙子转向南下，傍晚抵达杨林街村。
晚上，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阐述了党的城市政策。特别强调了9项内容，其中包括：
对于小官僚和地主所办的工商业，则不在没收之列，一切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的企业，严禁侵犯。
一切作长期打算，严禁破坏任何公私生产资料和浪费生活资料，禁止大吃大喝，注意节约。
4月10日，毛泽东到达了河北省平山县的西下关村。
4月11日，毛泽东委托任弼时等人召开了阜平地区村干部参加的土地改革工作座谈会，向大家详细了解土改、执行政策、文化教育、群众生活等方面的情况。
下午，毛泽东驱车到了阜平县的城南庄。
在城南庄，毛泽东再次委托任弼时召开了阜平、曲阳、定县三县县委书记和部分区委书记参加的土改和整党工作汇报会，并亲自向参加会议的部分干部调查了解情况、征求了意见。
5月2日，城南庄遭敌机轰炸。第二天，毛泽东迁居距离城南庄不远的花山村。
5月24日，毛泽东在花山村就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致电邓小平，对新解放区土改的策略问题作了具体的指示。
5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党内指示，规定了1948年土改和整党的任务，阐述了有关政策与步骤，继续纠正各级党组织工作中“左”的偏向。
毛泽东指出：
必须将城市工作和农村工作，将工业生产任务和农业生产任务，放在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省委、地委和市委的领导工作的适当位置。即是说，不要因为领导土地改革工作和农业生产工作，而忽视或放松对于城市工作和工业生产工作的领导。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许多大中小城市和广大的工矿交通企业，如果各有关领导机关忽视或放松这一方面的工作，我们就要犯错误。
5月26日，毛泽东离开了花山村，乘车向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的所在地西柏坡行进……
7月，解放战争进入到了敌我双方的决战时刻。人民解放军已经发展到280万人，国民党的军队损失了300万人，还剩360万人；两党两军逐鹿中原，究竟由谁来掌管天下，到了一决雌雄的关键时刻。
西柏坡的村里村外，平平静静，一眼望去，充满着一派山间乡村特有的田园景色。实际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这里部署着全国两个战场上的伟大斗争：一个战场是在外线，诸多战场又主要集中在东北、华东和华北三大战场，一封封电报发往前线，一个个胜利消息又雪片般地飞向西柏坡；另一个战场是在各解放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席卷着沉睡了5000年的中华大地。
9月8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前先开了11天的预备会议。扩大会议首先听取了毛泽东的报告，接着以毛泽东提出的“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为中心议题，检查过去的工作，规定今后的任务。
会议提出了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和具体任务，并为落实这些任务作出了组织纪律上的保证，使全党全军进一步明确了前进的方向，决议要求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的机关手中，加强中央的统一领导，为有条不紊地夺取全国政权作了极为重要的准备。
会中，毛泽东代表党中央作了《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的报告，同时指出了在不久的将来将要建立的国家政权的根本性质：
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
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和城市私人经济在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决定作用。我们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在量上较小，但它们是起决定作用的。
我们努力发展国家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
至于经济成分的分析还要考虑。
会议结束后，前来参加会议的各野战军的负责同志陆续离开西柏坡，迅速奔赴各自的战略区组织实施中央统一部署的战略任务……
10月26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以书面形式致函刘少奇，着重讲了“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之上”的意见。
11月2日，由毛泽东亲自部署和指挥的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整个战役进行中，毛泽东先后发了70多封指示电报，保证了战役的顺利进行，东北全境解放。整个辽沈战役，总计歼敌47万余人。
11月6日，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打响！
此时此刻，敌我双方百万大军云集华中，方圆百里的地面上烟尘蔽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在西柏坡运筹帷幄、谈笑风生；粟裕、谭震林、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将领在前线指挥若定，对峙敌军持之以智以勇……
11月29日，继辽沈战役之后，在淮海战役的激烈鏖战之中，又一场围歼国民党军队的重大战役——平津战役，在毛泽东的运筹帷幄中和统一部署下，打响了！
在同一时间里，1月6日至8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讲话，进一步强调了新中国成立后党对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
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的党内指示，重申了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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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真知——“文革”前夜的毛泽东》 从建国十周年写起，直到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鲜为人知的史料记述了这段历史时期毛泽东波澜壮阔的人生历程和重大历史事件内幕。
《历史的真言——毛泽东和他的卫士长》 根据毛泽东15年贴身卫士长的回忆和讲述，客观而详尽地记述了1947-1962年间毛泽东的工作、生活以及他丰富的内心世界,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展现了这段不平凡的历史中作为中国人民伟大领袖的毛泽东。
《历史的真迹——毛泽东风雨沉浮五十年》 (1893—1947)以真实的历史画面 再现了毛泽东前期五十多年的革命生涯，描绘了毛泽东风雨沉浮的个人奋斗史和一段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值得关注的是，书中记载的许多珍闻逸事是鲜为人知 的，有些故事甚至是首次同读者见面。例如毛泽东童年、青少年时代的一些具体生活画面；他的诸多家事，杨开慧的英勇就义，与贺子珍的感情纠葛，同江青的结 合；他的两个弟弟为革命壮烈牺牲，等等。
《历史的真情——毛泽东两访莫斯科》 以毛泽东率团两次访问莫斯科为主线，其中还包括了毛泽东领导抗美援朝战争，规划和发展国民经济、发展工农业生产以及“三反”、“五反”运动等一系列重大的历史过程。
《历史的借鉴——毛泽东评述中国历代帝王》记述了毛泽东对中国历代帝王的诸多见解和看法，包括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和在战争环境中以及在和平建设时期对中国历代帝王的一些评述。其中，既有对开创一代基业的英武帝王的褒奖，也有对继承祖业的守成之君的中肯评价，更有对落魄之君乃至“亡国之君”的全面分析和掷地有声的认真批评。通过这些褒奖、评价或者批评，我们能够从中获得许多益处，既可以了解到许多有关中国封建帝王的人生经历和他们的历史功过，借此拓宽自己的眼界，又可以从中汲取智慧，帮助我们增强识别事物优劣的能力，增长我们处世理事的才干。而对于中国历史上一些有争议的人物，诸如商纣王帝辛、秦始皇赢政、魏武帝曹操、宋太祖赵匡胤、明太祖朱元璋以及清圣祖康熙(爱新觉罗·玄烨)等人，毛泽东都有过与常人不同的见解和评述；尤其对于商纣王和秦始皇这两个在中国历史上被诸多史学家一致贬为“暴君”的人，毛泽东一反既有的历史见解，给予了切合实际的、中肯的评价。对于魏武帝曹操在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地位和“公众形象” ，毛泽东更是公开为其“翻案”，在多次会议上大讲、特讲曹操的历史“ 功绩”，其目的在于让人们正确认识历史、正确对待历史，并由此帮助人们提高辨别事物真假、优劣的能力，促进人们改进自己的工作方法，提高工作质量和为人民服务的真实本领。而对于像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这样本身并没有多少文化知识的封建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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