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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罗也有鲁迅所说的“无所守”之感，但也并不刻意寻求一般意义上的归属感。摩罗／供图
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的大学校园里，很多中文系学生都读过摩罗的书。而这本《中国站起来》，让沉寂多年的摩罗突然在这个冬天感受到一种外来压力。
【先锋语录】
★从中国的利益出发想问题，是比较靠谱的，但以意识形态来划分左派右派，就是不合适的
★其实《中国不高兴》说得非常好，它要解决的问题和我要解决的问题是很一致的
★比如八国联军来了，你非要和八国联军一起把清朝灭了你才是英雄吗？才是民主吗？
【简介】摩罗，原名万松生，江西都昌人，1961年生人。一个来自社会底层但始终未失品性与敏锐的呐喊者，是作家、文学评论家和思想者。著有《耻辱者手记》、《自由的歌谣》、《不死的火焰》等作品。2010年初，推出新书《中国站起来》。
1993年，已过而立之年的摩罗结束自己30年的乡村生涯，考上华东师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1997年毕业后来到北京工作。来北京不久，即推出《耻辱者手记》与《自由的歌谣》两本书，其中《巨人何以成巨人》、《耻辱是我们的精神资源》等文章，给读者心灵带来极大震撼。
摩罗曾说，对他影响比较大的文化人物及作品，80年代主要有鲁迅和卢梭，90年代主要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圣经》，在以上人物与思想的召唤下，他写下了《耻辱者手记》、《自由的歌谣》等作品，被读者誉为“民间思想者”。后来，他从校园消失，个人阅读的“材料”又有了人类学和殖民史，这两个课题的系统研究，让他写就了一本《中国站起来》。
而就是这本《中国站起来》，让沉寂多年的摩罗突然在这个冬天感受到一种外来压力。
依然为个体呐喊
从上世纪末到现在，摩罗沉寂的时间太长了，以致于如今大多数人听到他，会问一句：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但是，如果回到十多年前的北京，摩罗的境遇则全然是另外一个样子。
那时，他的《耻辱者手记》风行一时，几乎成为一代大学生的枕边读物，在书中，摩罗以鲁迅的姿态，对于这个国家的丑陋以及国民的劣根性进行了毫不留情面的批判。之后的十多年，摩罗留在北京，但依然时不时回到农村。摩罗的双脚不断在泥土和柏油路之间穿梭，他的双眼，亦目睹了极致奢靡与极度败落。时间久了，他甚至觉得自己像一根细而锋利的竹签，将种种看起来毫不相干的现实，切割成块，一个个地背负起来，“多像一根羊肉串”。
但是，这根羊肉串命中注定要经受烘烤——一种近乎本能地求真欲望，令他在思想的黑暗中开始单兵掘进，溯向源头。
《国际先驱导报》：《中国站起来》在讲什么？
摩罗：我所有的乡亲都是农民工，他们的工作很艰苦，但收入总是很低，生产的财富去了哪里？可能有一部分被不健全的制度给集中起来，转到既得利益者或者贪官污吏手里，另外很大一部分则转到了外国资本的手里。这其中包括两对关系，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利益不对等、强势国家与弱势国家的不对等，以致于财富会从弱势流向强势。这种不对等其实是由话语批判构筑的权力关系，精英阶层对底层的国民性批判，以及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民族劣根性批判，都是构筑这种权力关系的手段，我追根溯源，就写出了这本书。
Q：与《耻辱者手记》相比，这本书还为个体呐喊？
A：当然是。只是有一个原因，我们每个个体面对来自境外的力量时，要保障个体的权利、尊严，它必须有国家和民族的依托，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和民族是很重要的。中国和美洲同样遭受到殖民屠杀，为什么印第安人几乎被灭绝，而中国就不是这样，是因为美洲当时的国家不发达，被白人摧毁，而中国还大致有一个国家，支撑着。所以，我希望中国赶快崛起，崛起得越快越好。
很高兴与《中国不高兴》同列
多年前，北大教授钱理群曾以“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继承人”这样的话语称赞摩罗，这次，面对摩罗的新书，这位老者只在《中国站起来》的背面，写下寥寥推荐语。
“你问我为什么推荐，是因为他提出了另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但在这个问题的基础上我们有分歧。”其实，这也是为什么，钱理群没有参加这本书的发布会的原因。躲避媒体数年的他很害怕自己与摩罗的意见相左会再一次成为疯狂的炒作。而在多年的好友看来，写了一本“混合着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作情作品”的摩罗，显然正在“越走越远”，就在此书出版不久，曾经与摩罗并驾齐驱的余杰、徐晋如宣布和他的断交。
一个人从自由主义大踏步走向民族主义，由一个良心思想者变身为主旋律宣传者——他为何而变？
Q：你怎么看待《中国站起来》被归入《中国不高兴》之列？
A：这是很有道理的。其实《中国不高兴》我认真看过，还写过评论，它说的道理跟我的这本书是一样的。其实《中国不高兴》说得非常好，它要解决的问题和我要解决的问题是很一致的。
Q：那些要和你绝交的朋友呢？
A：我相信宣布和我绝交的人并不了解这本书。他没有认真想过我所讨论的问题，没有认真看。他匆忙地把我的书和我归入到了哪一类，我觉得欠考虑。他们可能就是道听途说，从一个意识形态的观念出发来给一个归类，划到某个主义，这不是一个成熟的做法。
Q：这些人会觉得原来的你是一个队伍的，现在你背叛了。
A：简单划分行列未必有多大价值，重要的是，面对中国的实际问题来思考，想出办法，如果一个人满脑子想的是意识形态，几个主义，这本身就是出了什么问题。我觉得知识分子是要面对具体问题，来研究它解决它，不要以意识形态划分行列，那样做本身是不合适的。
因为心疼这个国家
“摩罗”这个笔名来自鲁迅的早期论文《摩罗诗力说》，本是“魔鬼”的意思。取这样一个名字，实因愤怒，亦因对人性本身的绝望。如今，多数人指责他的书，他并不刻意分析，就连“中国站起来”这样一看就有嫌疑的书名，他也不避讳，仅仅是“不是我取的，有点大，承受不住，但十分符合我的愿望”。
他自己不惧批评，便以为所有人都像他一样，能天真地接受痛如割骨批评。
Q：你不赞成盲目的国民性批判，但中国社会确实有很多弊病，如何看待？
A：每一个老大国家如美国都是带着问题崛起带着血腥崛起，中国也一样，如农民工的手指、矿难。中国正走在这条带着问题带着血腥崛起的路上，如果我们能这样平实地看待中国在世界崛起的一般性，我们就不会认为中国的崛起是独特的血腥的崛起。
中国社会制度各方面确实有很多问题，我们也应该知道如何解决中国的问题。需要强调民权就强调民权，必须维护公民权利就必须维护，一定要拿出勇气。
Q：那对于现实中很多做得不好的地方？
A：当然，做得不好的一定要批判，我从来不否定这一点。我这本书里也有对政府的批判啊，政府也有糊涂的时候。在利益的格局中，对普通公民无利，对政府有利、对少数贪官有利，这个格局我也是不赞成的。
Q：你把百姓利益的受损也完全指向西方建构的权力关系？
A：这是不一样的，百姓利益的受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底层人们受到来自精英阶层的剥夺，另一种是国家利益受损百姓遭殃。后者源自西方对中国的权力关系，但前者则是中国社会内部的问题，其实也在我的批判之列。说到底就是这两种权力关系在作怪。
Q：可是这本书让很多人认为你在替政府说话。
A：如果在面对外边的力量，我们和政府是利益共同体。比如八国联军来了，你非要和八国联军一起把清朝灭了你才是英雄吗？才是民主吗？肯定不是这样。你和谁的利益靠得更紧一点，应该有利益上的判断，而不应以意识形态来判断。从中国的利益出发想问题，是比较靠谱的，但以意识形态来划分左派右派，就是不合适的。
一只打洞的鼠
【】金微 杨梅菊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到现在，摩罗的人生可以归为两段传奇。
一段是经历30多年的乡村生活后，在没有读过多少像样的书的情况下，他一举写出《耻辱者手记》等数部作品，成为多少热血青年的心中明灯。此后，他一度沉寂搁笔，似乎意为自己曾经缺油少盐的精神世界进补。
另一段传奇始于2010年，他的另外一本书《中国站起来》问世，与之前没有材料支撑但依靠天才式体悟类作品相比，这本书集结了他几年来对人类学、殖民史的研究。但是，这部论据充分的书，招来的却是前所未有的争议——一个曾经写出《耻辱者手记》的人，怎么能写出《中国站起来》？也正是这本书，让他遭受到一次前所未有的意见围剿，甚至很没有面子地“被绝交”。
他为什么而变？开始成为所有曾对“摩罗”抱有希望之人群的最大疑问。
摩罗生长于一个极其闭塞的农村，在那里完成中小学教育。后来考入江西九江师范专科学校，学习中文。毕业之后，被分配到一个小县城当中学教师。后来由于思想和行为与校园内的氛围“不协调”，被调到了更加闭塞的乡村中学任教。从摩罗的简历来看，在《中国站起来》之前，其写作上的成功、思想上的建树，无疑是一个惊心动魄的过程。真正使我们感兴趣的，是一个人如何在思想禁锢、精神资源稀缺的地方呆了三十余年之后，仍然没有被这种单一的精神资源所窒息、所扭曲，没有丧失自己正直的品性和敏锐的感受力。
后来，他来了北京，开始接触浩瀚如海洋的书籍。此时，他依靠的，也许是又一次的天才体悟能力：以自己的节奏、遵从内心的选择，从自我出发，探求“一个说法”——如果说从前的摩罗代表的是思想之痛苦，那么今天的他毫无疑问通透许多。从《耻辱者手记》到《中国站起来》，摩罗不定位自己，也因此无从否定，他只觉得自己是在进步的，并笃信其方向的正确。他说，自己就像一只打洞的老鼠，越扒越深，越扒越深，慢慢就看到前面有一点光，“也不急，慢慢地扒”。
事实上，从摩罗离开文学，进入一个没有学科归属的学术状态那一刻起，他便开始研究乡村居民精神文化，研究人类学，目的是为了拆穿精英对底层的话语欺骗体系。摩罗说，在北京生活13年的经历，他终于明白了人类社会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力关系，“我虽然无法改变这点，但我必须守住自己的感情。”
问题探究到这一步，似乎再争论“变或未变”已经没有了意义，变永远是一个相对概念，也许，摩罗的探索只是比我们早了一步，在这个社会最需要当年摩罗式的个体呐喊时，他明明知道自己选择停留是最省力的选择，但是他不，他甩下这些放眼全球，反而走得更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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