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居易：古有孔子，今有鲁迅
——我们有没有资格批评鲁迅？（一）
古有孔子，今有鲁迅，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幸运和福气。在每一个开天辟地的时代，总是有如此伟人应运而生，引领我们民族蹒跚学步、阔步向前。
孔子诞生于礼崩乐坏、战乱不断的天下崩溃之际，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伟大精神，践行他的周游列国的壮举，完成他的兼济天下的历史使命，从而泽被后世几千载。在亚洲的东大陆上，分分合合的无数民族，或残忍或和谐地融合成了当今中华民族，孔子的思想的凝聚力可谓居功至伟。
鲁迅诞生于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被殖民被凌辱的苦难时代，以犀利深刻的思想与语言，刺透了国人麻木绝望的心灵，试图挖出中国人由于长期挨打而累积于身的奴性病症。这种深刻的自省精神，让我们更加坚毅地看清自己所处的虎狼环伺的险境、绝境，进而迸发出自强的意志与豪情。鲁迅的卓绝坚强的姿态，激励无数中国人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爱国热情，在现代以来担当了中华民族思想凝聚力的传承者的角色。不怪人，只责己，这种自强自救的扭曲心理，实在是鲁迅那一代人处于屈辱境地的特殊办法。其实，也是普通人的一种正常反应。
伟大的人物总是难免遭遇褒贬不一的窘境，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是，孔子和鲁迅，如此伟大的人物，虽然被统治者误解到神的高度，也被统治者践踏到牛鬼蛇神的低度，实在是让我心思难平。
黑居易：鲁迅会怎么对待批评者？
——我们有没有资格批评鲁迅？（二）
最近，摩罗先生的新作《中国站起来》提出了很多值得探讨的思想文化课题，比如说国民劣根性问题，如何寻找中华民族的文化资源，如何加强中国人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如何从西方崇拜的迷信中走出来，如何看待西方殖民史的血腥与残酷，当然也谈到了如何看待五四文化英雄的得失成败。摩罗包含着复杂心情，批评了鲁迅、胡适、蔡元培、陈独秀等一大批五四文化英雄的历史失误，引发了学界的哗然，也引起不看全书、不明真相的网友朋友的声讨鞭笞。
作为摩罗先生的好友，刘震云先生也感到十分诧异，发文《摩罗为什么否定“五四”和鲁迅？》。其实，刘先生并非全然否定摩罗的思想观点，而是抱持不确定的想法与之真诚探讨。
实际上，《中国站起来》这本颠覆性的思想作品，本来在出版前数度可能流产，无法面世的。在那段时间，在《中国站起来》的策划审核编辑过程中，责任编辑顶住很多很多的阻力。《中国站起来》的后记曾有记载。摩罗也曾在新书发布会上谈到这点，这是普通人可能根本无法了解的艰辛与磨难。
但是，一些网友不明白高手对决的真意，却喜欢图自己的痛快，望文生义地否定掉，盲目地为一方批判一方的二元思维模式而叫好。这些人离开了原书，猛烈抨击摩罗没有资格批判鲁迅。仿佛是说，摩罗算哪门子葱啊？竟敢在伟人鲁迅面前胡乱叫嚷，真是蚍蜉撼大树，自不量力！
在他们看来，鲁迅是伟人，是神，是永远正确的，是没有瑕疵的，是不容批评。其他任何人都应该匍匐在鲁迅这般伟人脚下，享受和谐的阳光，并作喜笑颜开状。他们仿佛站到了绝对正确的立场上，自鸣得意地嘲笑摩罗的无知幼稚起来了。可是，摩罗真的没有资格批评鲁迅吗？或者说，我们到底有没有资格批评鲁迅呢？这是一个值得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其实，这种由于无知导致被尴尬的情况，并不只发生在摩罗身上。黄纪苏先生也曾遇到过。去年上半年，黄先生曾跟我讲起，自己创作的戏剧《切 格瓦拉》公映后遇到的一件很尴尬事。戏剧落幕，掌声不断，偏偏有一位中年大妈愤怒质问他，说：“你有什么资格批评政府？”一幅永远正确的红卫兵的神情，真是又可怜又可笑。黄先生说：“按理说，只要满18岁了，就可以了。我如今已是知天命之人了，却被质问没有资格。有的人在骨子里就是把自己当成下人。”这个故事一直都刻在我脑海里，久久难忘。
实际上，在我的求学生涯中，经常遇到“被质问”的尴尬局面。“你有什么资格”之类的问题，我见得多了。只要你对学校食堂卫生表达几句微词，希望改进，就有人在身边质问：你有什么资格批评？只要你对哪位老师讲课时的讲解不妥表达异议，希望探讨，就有人在身边质问：你有什么资格批评？久而久之，愤世嫉俗、喜欢批判之类的标签，不团结有好、难于和睦相处之类的帽子，就来了。
鲁迅先生曾在《且介亭杂文．隔膜》对此有过绝妙的概括：“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譬如说：主子，您这袍角有些儿破了，拖下去怕更要破烂，还是补一补好。进言者方自以为在尽忠，而其实却犯了罪，因为另有准其讲这样的话的人在，不是谁都可说的。一乱说，便是“越俎代谋”，当然“罪有应得”。倘自以为是“忠而获咎”，那不过是自己的胡涂。” 对此，我是深以为然。在天朝想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是非常难的，而那些巨大阻力往往听起来十分可笑，又如影相随。如果你想批评党国，那无异于和谐自焚，但若你想夸赞党国，那可能被听成是讽刺，不论是否真心或者违心，一律格声勿论。
那么，你有没有资格批评？这实在是一个大问题。安于顺从、不问是非，仿佛是不少中国人的处世法则，明哲保身说到底也就是以此为刚。少批评一点，固然是一个良民的好品性，但是多批评一点，也非一个暴民的天生劣根性吧。可是，太多的人不懂这一点，扣帽子、划分派别就可以一劳永逸地正确到底了。实际上，鲁迅曾经说过：“知识青年永远对现状是不满的，充满抱怨和批评，正因这种不断的抱怨和批评，成为推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之源。”（是大意，不是原话。）因为不满，才会改变，才有进步。奴才和英雄的差别，可能就是跪着和站着的区别。鲁迅是英雄，只愿意站着战斗。
鲁迅自称是一个睚眦必报的文化战士，每有论战必战斗到底。我想，鲁迅没有生在信息串联的网络时代，真是遗憾啊。试想，如果鲁迅不是用如椽大笔写作，而是敲电脑键盘写作，那肯定是天天挂眼科的难缠角色，那肯定也是天天泡网泡成专家定义的精神病吧。试想，如果大家都假装和谐，扮幸福状，那么永远只能跪着幸福，不可能站着幸福。一个在精神上站起来的英雄，鲁迅是不肯能不准别人批评的，正因如此他在遭到同时代人的口诛笔伐的同时，也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尊敬与喜爱。
黑居易：鲁迅在五四时期只是跑龙套
——我们有没有资格批评鲁迅？（三）
如果说一些没有平等精神的网友仍然不觉悟，那么我想说出一个真实的鲁迅。现在的很多人都认为，鲁迅是思想文化英雄，在五四时期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已经是如日中天的伟人了，理应受到舆论界、学界、读者群的一致敬仰了。实际上，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根本就是一个编外人士，是一个不入流的文坛浪子，连跑老套都不如。关于这点，黑居易在大学期间曾有过不少思考和阅读论证，也曾翻译过一篇关于鲁迅崛起的2万字的长篇论文，颇受震撼，所论甚详。这里，我就单单说说《狂人日记》这篇小说的影响力问题。
1918年，鲁迅发表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是在北大教授和学生自娱自乐办的一个小杂志《新青年》上。现在，我们一说起《新青年》，情不自禁地要肃然起敬，因为这份杂志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主阵地。实际上呢，《新青年》的影响力未必能越过北大的边界，飘到街道社区。
就拿朦胧诗潮来说吧。上世纪80年代，朦胧诗盛行大学校园，各种诗刊校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比如说《诗刊》、《今天》《红叶》，《赤子心》、《红豆》、、《大学生》、、《秋实》、、《初航》、、《希望》等都蔚然大观起来。这些诗刊虽然都是校园诗人自娱自乐相互自恋的结果，但是影响力是惊人，仿佛让当事者有梦回唐朝之感。据记载，1986年12月7日，成都“中国·星星诗歌节”进入第二天。一位诗人在场上演讲，台下有人高呼“诗人万岁”，全场响应。诗人们演讲结束，需要警察保护走出会场。人们在多个通道等着索要诗人签名，等着与诗人合影。一次，舒婷根本无法走出会场，几个警察架着她，另几个警察在前边开道。到了接她的车门口，人们高呼着“舒婷，舒婷”的名字，伸出无数只藤蔓般的手臂。舒婷曾对媒体说：“那是诗歌的时代。”
以此论之，鲁迅当年发在《新青年》的小说恐怕没飘到北大门口就销声匿迹了，其影响力不要说跟舒婷的朦胧诗相提并论，恐怕连一个二三流大学的校刊诗歌都不如。所谓的思想影响力，都是追认出来的，难免会有夸大的成分。
打个比方来说，孔庆东出道的时候，不过是在北大校刊之类的地方里发表了几篇文章或者不慎结集出版而已，默默有闻。若干年后，孔庆东成为北大中文系教授后，成为了鲁迅研究的权威专家，由于粉丝群越来越多，桃李满天下了，孔教授就一不小心在他读大学甚至读中学的时候，提前十几年捧上了权威的神坛。
其实，英雄都是追认出来的。所谓如日中天的拥戴，不过是后人的意淫罢了。鲁迅深知，不愿自己意淫，也不愿意后人被意淫。所以，他曾在《药》的结尾留下一个曲笔，后来在《呐喊自序》中解释：“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鲁迅深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不过是一个被迫“听将令”的边缘人物。他不愿意发出声音，不愿意参与什么运动，是比较消极的。这是五四时贤众所周知的事情。唐德刚先生在《胡适口述自传》中记叙了胡适的一句定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物，唯胡适、陈独秀、蔡元培三公而已。说实话，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根本算不上主演，连跑龙套都勉强。
至于鲁迅思想及其文学作品日后的崛起，为中国普通老百姓所理解接受，自然离不开毛泽东的高度颂扬和政治推进。当然，这也取决于鲁迅的思想与作品的生命力，是金子总是要发光，在思想芜杂乱糟糟的五四时期，时髦的热门的思想观点，恐怕是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的自由民主学说分庭抗礼，至于鲁迅立足于中国国情的国民劣根性批判学说并不受欢迎。但是，由于鲁迅的思想的深刻，在建国后得到了发扬，于是火了。在此我就不赘言了。摩罗先生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论述，去年12月接受《长江商报》专访时谈及，颇有道理。
黑居易：我对鲁迅的尊敬与批评。
——我们有没有资格批评鲁迅？（四）
“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孩子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是最为无私的爱和博大的胸怀，让后世永远想念。
鲁迅离开我们已经74个年头了，郁达夫听闻鲁迅之死后，犹如晴空霹雳，记云：“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半绝望的国家。”
对于鲁迅，我是有很深很深的感情。从小学就开始读鲁迅的杂文，直到今天几乎读过鲁迅的大多数作品，始终被那种力透纸背的文字和思想张力所感动。中学喜欢读鲁迅的杂文，被那种创造性的语言文字所折服；大学喜欢读鲁迅的小说，被那种攫取人心灵的思想力量所震撼；后来又喜欢鲁迅的散文一发不可收拾，被那种对人世间的大爱感动得一塌糊涂。散文中，先是喜欢《朝花夕拾》，后是喜欢《野草》。鲁迅一直不愿意后人读他的《野草》，希望藏之于名山，或者销毁不见天日。可是，最让我喜欢的正是《野草》。敬仰鲁迅，这种的感情，可以穿越时代，可以凝结时间，可以直击我的心灵深处，让人沉默无语，让人泪流满面，让人鼓起勇气，让人精神独立。几年前，我读钱理群先生的一篇小散文《腊叶》，近日读到钱理群先生只能在香港出版的《知我者谓我心忧》，我又多了一份心灵理解。奇怪的是，钱理群先生说越到年老了，越能理解鲁迅。而我在少年时代就成为了鲁迅的铁杆粉丝。
在敬仰之外，我也不拒绝反思鲁迅的声音，我想，这是鲁迅最感到宽慰的声音。以鲁迅的个性而言，对于那些假意奉承或者无知崇拜的声音，鲁迅恐怕要横眉能对的；对那些真诚探讨问题、矫枉过正的善意批评的声音，鲁迅恐怕要俯首甘为孺子牛。
那些曾经为民族付出很多心血的文化巨匠，是应该值得称颂的，他们的历史功绩是不容抹杀的。这点，我十分清楚。也丝毫不怀疑。
但是，对于文化巨匠和民族先贤，我们不应该永远匍匐在他们的脚下，闻他们的脚气，而应该站在他们的面前，聆听他们的智慧，甚至要站在他们的肩膀上，眺望远方，寻找未来的方向。这恐怕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文化人应有的历史使命感和态度。正如韩寒所说的，我批评巴金的文笔很差，并不丝毫有损于我对巴金这样的文化巨匠的尊敬一样。（大意）
黑居易始终认为，伟人不应该成为一座座高山，除了让人高山仰止外就是挡路；而应该成为一座座架桥，让后人尽情踏实地踩着过河。我们对于前人的批判，都是建立在尊敬与仰望的基础之上，这并不代表我们要神话美化一些缺点和不足。如果，我们永远为尊者讳、永远在精神上匍匐，而不愿意与之对话，提高我们的思想境界，我们何谈超越呢？
不论前贤有多少的伟大之处，必然也会有相应的平凡甚至平庸之处；不论我们目前是否有超越前贤的能力，我们都必须、应该、必然地超越前贤，一代人不行，那么两代人，直至子孙无穷匮矣。这是关乎民族进步发展的信心问题。如果我们无法超越前贤，将永远生活在前贤的阴影之中，无法进步。这是时代的宿命，也是民族的宿命。
中国人需要更多的批判与反思精神啊！
我想，唐德刚对于胡适的态度，既体现了高山仰止般的尊敬仰慕之情，又表达了吾爱吾师更爱真理的坦诚以待的精神。这种态度对于我们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表率作用。我们现在更多的人也急需学会唐德刚先生的态度，来尊敬我们的鲁迅先生。
黑居易 2010.2.2 草成 http://blog.sina.com.cn/heijuyi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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