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居易：《牟氏庄园》透射着焦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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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沉湎于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喜悦时，是否还有回望走过的路的闲情？当我们陶醉于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快感时，是否还有体味田园牧歌的雅兴？
其实，我们越来越麻木，只顾着埋头赶路，忘却了心灵堆积的尘埃需要时时清扫。《牟氏庄园》这部小说将人们带入了几十年前的农耕时代，不动声色地展现了地主与佃户们的爱恨情仇，以及他们处于时代夹缝中的彷徨与挣扎。
在牟氏庄园这块小天地里，“天生卑贱”的佃户，需要勤勉艰辛劳作，混一口饭吃。流民乞丐“杠子”受不了牟家少奶奶的侮辱，决心走出牟氏庄园，可是“大约走出了五六十里路，杠子实在不能忍受了，估计自己也早走出了牟家地盘，于是寻了一处僻静处排泄了便物。起身走了几步，看到田间有一地界石碑，仔细辨认，上面依旧写着个‘牟’字。”
在牟氏庄园这块小天地里，高高在上的地主，需要挖空心思保住家业，也需要人性化的管理，顺应时代潮流。牟家少奶奶姜振帼能够审时度势，招流民、乞丐为自己的佃户，可谓一箭双雕。其实，他们都活得不容易，内心不无焦虑。他们的平凡人生，映射出了时代的风雨飘摇与压抑，透射着无处不在的焦虑感。
姜振帼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很着急的充满焦虑的女人。她自小就十分喜欢《红楼梦》，偏偏在壮年丧夫，不得不在与叔叔的权力斗争中取胜，变成庄园主人。她试图效法王熙凤，发挥精悍能干的才能管理好庄园，并想将牟氏庄园变成晚清版的荣国府。可是，《红楼梦》里有首飞鸟各投林的曲子：“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庄园的私塾先生情不自禁地背诵这首诗时，姜振帼顿时勃然大怒，按捺不住内心的焦虑，仍要与天命相抗，不停地在心里呐喊：“我绝不会让日新堂食尽鸟散。”可惜她也无力回天，终于在细雨淅沥的黄昏灯灭油枯了。姜少奶奶的抗争，不免为牟氏庄园的没落增添了浓重的悲剧色彩。被喻为晚清中兴重臣的曾国藩，晚年“日夜望死”，遗留人间的尽是落寞与悲怨而已。两人的命运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争与不争都不过是徒增烦恼，农耕时代的幕布已然落下，封建庄园的没落已然不可阻挡。
几十年前，巴金以火热的激情在《家》《春》《秋》三部曲中，猛烈批判了封建大家庭的腐朽与灭亡，不带有丝毫温情；如今，衣向东先生能够以一种温情的目光回望封建庄园的分崩离析，以细腻的笔触，以女性视角，抚慰封建庄园的痛楚与呻吟，不能不说识见过人，难能可贵。诚如在“后记”中所言：“对于地主家族，我们既不能像过去那样无端地贬斥，又不能凭空粉饰，我们应该还历史本来的面目。……他们在社会动荡和历史的变革中，有着常人无法体味的阵痛和困惑。我就写了这样一个大家族，在风雨飘摇的时代变革中的命运悲欢。”
书中有这么一句话让我记忆深刻：“等到麦子晾晒干爽，佃户们就用布口袋装好，三斗一口袋，扛到庄园内的粮仓入库。管家带着账先生们，站在粮库门口，每个口袋进库，就发给佃户一支竹签。粮囤节节升高，登板梯子也在升高，奴才的腰却一节节地弯下去。”我不禁为他们感到心痛，粮食越来越多了，腰却越来越弯了，孰得孰失？地主到底在追求什么呢？佃户到底在追求什么呢？“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让近代中国人感到恐慌，工业文明裹挟之下更是倍感诚惶诚恐。
前段时间，我看柴静采访义务支持中国农村教育的德国教师卢安克的节目。在节目中，我看到卢安克心无挂念地与当地最贫困的农村孩子们融为一体，成为最亲密、友爱的朋友。他在接受采访中说：“中国的农村和城市里的人都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太着急了。”所以需要“停下来，想一想自己正在做什么。”
是啊。中国人太过于急功近利了，一门心思马上见成果，否则就要掉头转向，不停地折腾。近代史，中国人一直饱受屈辱的折磨与落后的困扰，一代一代地传递着并累积着，“着急”的思维因子日益顽强。所以，凡事只想着只争朝夕、奋勇争先、提高效率、求生存谋发展，结果慢慢变成了耍心机、使诡计、不择手段甚至胡作非为，内心的宁静从容自然不复存在了，内心的焦虑感自然如幽灵般盘旋不止，安全感何处才能找寻呢？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怀念田园牧歌时代，因为那里除了压迫之外，还有人性的温度供人回味。在农耕时代，农民被土地所束缚，被化整为零，被轻松地控制。但是，即便是最卑微的佃户，起码还能保持起码的安全感，还能自我糊涂地拥有一种“此身即是吾乡”（苏轼语）的归宿感。然而，置身于工业文明和外部力量的侵袭洪流中，无人能中流戏水，无人能力挽狂澜，牟家少奶奶无论如何殚精竭虑都无力回天，只能像曾国藩那样“日夜望死”而已。何况常人乎？
黑居易 2010.2.25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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