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中国曾是货币战争受害者
——著名学者韩毓海专访
韩毓海希望,作为曾在货币战争中付出最大代价的国家,我们能以史为鉴,永远不再被卷入危局。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如果不是看了韩毓海的《五百年来谁著史》,很少人会想到,李鸿章曾写过这样豪迈宏阔的诗句,在大多数人印象中,似乎只有“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才更能代表他的一生。
韩毓海的视角没有一万年,但五百年足已令他辗转反侧了:那恰好是中国由盛到衰的历程,从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一度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山河破碎,民生凋敝……时代曾给了我们太多的灾难,然而我们将从中得出怎样的教训呢?
20世纪以来,太多的学者在关注这个话题,从马克斯·韦伯到佩雷斐特,乃至鲁迅、陈独秀,“标准答案”越来越清晰,人们似乎已取得“共识”:是“封闭”、“保守”的“心态”,以及落后的制度安排,导致了中国曾经的衰落。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
■韩毓海简介
生于1965年,山东人,作家、北京大学教授,著有《新文学的本体与形式》、《锁链上的环:启蒙主义文学在中国》、《摩登者说》、《红玫瑰到红旗:变迁的中国现代观》等。
谁是中国衰落的“罪魁祸首”?
翻开史书,令人震惊的是,即使是“最排外”的康乾时期,在清廷任官的西方传教士就达400多人;就在马戛尔尼被拒的同时,来自俄国的商团却取得了成功,康熙还特别恩赐他们不行跪拜礼。至于制度安排,法国启蒙运动先驱伏尔泰曾对中国的明代制度大加称赞,认为“虚君体制”最具科学性。
历史总是由正反两方面的资料堆积而成,遗憾的是,太多的人喜欢抓住其中只言片语,进行简单化解读。但可怕的是,当这种思维范式与情绪化结合在一起时,人们就只能在抱怨与仇恨中走进循环。
任何历史事件,都包含着多方面的因素,让人耳目一新的是,韩毓海看到了其中的货币因素:美洲发现后,四分之三的白银流入中国,这意味着,中国国际贸易的规模曾如此巨大,但遗憾的是,中国未能形成自己的主权货币,而是完全依赖白银。没有主权货币,则经济命脉完全被掌控在他人之手,当中国白银价格是世界其他地区的数倍时,我们所创造的巨大财富,就很难逃脱被掠夺的命运。这其实就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货币战争!
货币战争硝烟未散
是货币战争打倒了明朝,也是货币战争促成了清朝的解体,同样是货币战争给近代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一场看不见硝烟的“货币战争”中,中国由强及衰,落入了“瓜分豆剖”、“国将不国”的境地,然而面对经济崩溃,士大夫阶层反而将注意力转向了政治、军事、体制等,在无休止的盲目中,他们推动了一轮又一轮的“变革”!
作为一本学术著作,《五百年来谁著史》竟能卖得如此之好,以致韩毓海出差回来后发现,他自己也找不到首版书了。“为什么历史题材这么受欢迎?”韩毓海略加思索便得出了他的答案:因为历史充满着延续性。货币战争的硝烟并未散去,它随时可能卷土重来,但愿作为曾在货币战争中付出最大代价的国家,我们能以史为鉴,永不再卷入危局。
“闭关锁国说”并非历史事实
晨报:“闭关锁国”曾被认为是中国近代衰落的根本原因,您不同意这种观点?
韩毓海:所谓“闭关锁国”,在中国明、清两朝确实出现过,但那都是为了消除外患所采取的权宜之计,随着外患解除,相关政令也就取消了,只要看看明清两代中国海外贸易的规模,就可知“闭关锁国说”并非历史事实。
晨报:那么为何此说影响力如此之大?
韩毓海:“闭关锁国说”有两个源头,一是起于南洋,一是起于日本。在南洋,不少华人从事海盗营生,在清末,华人海盗的规模非常惊人,曾达10万人之巨,拥有规模庞大的舰队,为消除外患,清政府采取了控制性的措施,限制南洋与内陆之间联系,这确实是“闭关锁国”的政策。人所共知的是,辛亥革命得到了南洋华侨的大力支持,随着国民革命的成功,“闭关锁国说”被广泛接受,其实,那只是一个区域性的政策,却被当成了国策。至于日本,随着它在近代崛起,开始探讨所谓“历史必然性”,日本学者发现“明治维新”后,日本打开了国门,而中国并没有类似的举措,所以,他们也认同“闭关锁国说”,这一说法被鲁迅、陈独秀等留日学生所接受,在他们的推动下,“闭关锁国说”渐渐成了“标准答案”。
12亿两白银曾经流入中国
晨报:历史真相又是怎样的呢?
韩毓海:从今天的史料看,“闭关锁国说”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事实是,明清两代中国的对外贸易规模惊人,据日本学者百濑弘统计,18世纪至19世纪,中国通过全球贸易,流入白银共达12亿两,仅乾隆中期,每年从西班牙流入的银元,就多达500万元,这说明,明清时中国外向型经济,已达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据统计,当年殖民者从美洲开采出的白银,四分之三流入了中国,中国历史上晋商、徽商等10大商帮,都是在明清时代出现的,中国商品远涉欧洲,甚至对西方人的生活方式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比如英国的下午茶,当时只有中国产茶,如果没有“中国制造”的支持,这一习俗从何而来?事实是,中国明清并没有“闭关锁国”,相反,我们一直在积极发展国际贸易。
边患令国家注意力转向内陆
晨报:有如此大的国际贸易规模,为何中国一直是个内陆型国家,而非海洋型国家?
韩毓海:这是因为当时中国北方存有边患,为维护政权稳定,国家的主要注意力都投向了北方,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是,当时山西、华北、西北是中国比较富裕的地方,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边防,政府投入多。此外,鼓励边贸,促进了这些地方的经济繁荣。最终明、清两代解决了北方边患问题。在传统的政治版图中,由于有边患压力,中国只能更重视南北平衡,这使我们成了一个内陆型国家,但并不能因此否定明清时期中国海洋经济的发展。今天,中国比较富裕的地方多是沿海地区,这是近代沿海开放形成的,而西北等地的经济反而落后了,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地理从横向,变成了纵向,从追求南北均衡,转变成追求东西均衡。(陈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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