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农民起义告诉了我们什么 -

《玛雅人的后裔》，董经胜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版，24.00元

墨西哥农民起义告诉了我们什么

○董经胜

恰帕斯是墨西哥南部边境一个偏僻、落后的州，长期以来默默无闻，但是1994年1月1日发生在这里的一场印第安农民起义却使它声名大振，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持久不断的关注。说起来，这场起义的规模、战斗激烈的程度并非突出，但它留给人们的思考却是现实而深刻的：在全球化的时代，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一个国家应如何处理土地与农民问题，应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如何维持社会稳定。

《玛雅人的后裔》讲述的就是恰帕斯州印第安农民反抗斗争的故事。故事的时间跨度很长，从16世纪初西班牙殖民者踏上恰帕斯土地、墨西哥独立、20世纪初的大革命、30年代大危机、80年代后的债务危机和新自由主义改革，一直持续到今天；涉及的历史人物众多，拉斯·卡萨斯、塞瓦斯蒂安·戈麦斯、佩德罗·迪亚斯·库斯卡特、潘乔·比利亚、埃米利亚诺·萨帕塔、萨穆埃尔·鲁伊斯·加西亚、阿图罗·阿尔沃雷斯·贝拉斯科、马科斯等等，相继登场；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印第安人的请愿、示威、起义，政府方面的改革、收买、镇压，层出不穷，眼花缭乱。但是，如果我们要追究一下引起印第安人反抗的根源，却不复杂。这就是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在现代化的每一个阶段，恰帕斯的印第安农民都逃不脱土地都遭到剥夺、劳动力被剥削的命运。他们的反抗，无非是捍卫土地所有权、捍卫自身最基本的生存权的斗争。

去年刚刚离世的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指出，在农业中，“土地是生产的基本要素；土地的供给量如果不是固定的话也是有限的；农民若获得了土地，地主就势必失去土地。……土地改革不仅仅意味着农民经济福利的增加，它还涉及一场根本性的权力和地位的再分配，以及原先存在于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基本社会关系的重新安排”。也正因为如此，“西方及非西方社会内的每次重大革命，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农民革命”。［（美）塞缪尔·P.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P246、P242］在现代化进程中，能否维持政治体制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处理好土地和农民问题。墨西哥历史发展和现代化道路上发生的历次动荡和革命，难道不是再生动不过地证实了这一点么？

正如《玛雅人的后裔》中所讲述的，1712年和1867年恰帕斯州历史上两次最大的印第安人起义都是白人种植园侵占印第安人土地、迫使失去土地的印第安人成为种植园劳工直接引发的。现代化进一步冲击了传统的村社土地所有和经营制度。迪亚斯政府时期，墨西哥经济突飞猛进，商品关系高度发达，土地价值上升，土地兼并和投机蔚成风气，就连我国维新运动的领导人康有为也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跑到墨西哥做了一把地产生意，大赚一笔。结果，大量印第安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条件，由此引发了1910-1917年墨西哥的大革命，大约100万人因暴力和饥馑而丧命。革命后的墨西哥，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卡德纳斯政府期间，终于认识到了土地和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开始致力于土地改革，并通过对执政党革命制度党的改造，将农民的参与纳入到墨西哥的政治体制之内，由此使墨西哥在此后的30年内实现了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的两大“奇迹”。可以说，没有土地改革，没有千百万农民对政府和执政党的支持，这两大“奇迹”是绝对不可想象的。

墨西哥在土改过程中，不是将土地直接分配给农民个人，而是分配给村社集体经营，土地分给农民各家各户自主经营，但森林和牧场不得分配，归集体经营，村社农民无权变卖土地，土地所有权归国家。至少在恰帕斯这样拥有大量印第安人的地区，村社制度继承了印第安人土地共有、集体经营的历史传统，也得到大量农民的支持。然而，在20世纪末，墨西哥政府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过程中，为了实现土地私有化，为了鼓励外国在农业部门投资，向村社土地所有制开刀，废除1917年宪法第二十七条，通过了新的土地法，允许村社农民出售村社土地，允许私人公司购买村社土地。这样一来，直接影响到了恰帕斯印第安农民的生活条件，触发了1994年恰帕斯州“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起义。

或许，经过土地的私有化，建立大规模的商品性农场，能够更有效地提高土地的产出率，能够更快地提高农业的机械化水平，能够克服村社土地经营模式的效率和商品经济水平低下的状态。但是，在其他产业尚无力吸收农业部门释放出来的大量劳动力之前，这样做的后果势必是大量失地农民失去基本的生存条件，加剧社会的就业压力，引发社会不稳定。如果引发社会动荡，甚至出现类似墨西哥大革命那样的局面，现代化进程不仅得不到推进，反而会出现“断裂”。至少，二次大战后韩国、我国台湾地区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的经验告诉我们，以土地平均分配为特征的土地改革，是扩大国内市场、抑制社会两极分化、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

韩琦贺喜：现代化、全球化与印第安人
——读董经胜《玛雅人的后裔》

：韩琦贺喜来源:学术批评网

《玛雅人的后裔》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推出的“未名外国史丛书”的一本，实际上讲的是1994年发生的墨西哥恰帕斯州印第安农民起义的故事。恰帕斯位于墨西哥东南边境，这里曾是举世闻名的玛雅文明的发祥地，但自从西班牙人到来之后，一直处于边缘的、落后的、被忽视的境地。1994 年1月1日，就在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的当天，恰帕斯州爆发了印第安农民起义。5000 多名蒙面的由印第安农民组成的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占领了该州的七个重要城镇，并向政府正式宣战。这个长期以来默默无闻的地方一夜之间名声大振，成为世界媒体瞩目的焦点。国内学术界对这一事件的研究已经有不少文章发表，但尚无专门的著作论述，由北京大学董经胜副教授撰写的《玛雅人的后裔》则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该书是国内第一本较为系统、全面介绍恰帕斯印第安农民起义的著作，就起义的原因、组织形式、斗争目标和策略、影响、政府的对策等方面均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一）恰帕斯印第安人起义的原因。认为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多种矛盾不断积累的结果。他在书中重点提到了五个方面。一是历史根源。在“上帝和国王都不复存在了”和“种族战争”两章中，展现了恰帕斯印第安人1712年反抗新任主教和殖民当局横征暴敛的起义和1867年反抗白人统治者控制宗教信仰自由、增加税收负担的大起义。尽管两次起义最后都遭到了血腥镇压，特别在后一次起义中有上千名印第安人惨遭屠杀，“但印第安人的反抗传统绵绵不绝，1994年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起义，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这种反抗运动的继续，难怪萨军的第一份公告中宣布，‘我们是五百年抗争的产物’”（第48页）。

二是新教伦理的传播和天主教内部的改革有助于更新印第安人的思想。在“以上帝的名义”一章中提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由于新教不要求人们向教会提供资助，穷人也有机会担任教职；宗教权力和政治权力是分开的，即使没有担任过宗教职务的人也可以担任公共部门的职务；新教传教士用玛雅语言来传播福音，更容易获得玛雅人的信任。因此，扩大了新教的传播（第80页）。另一方面，天主教内部也在新形势下寻求变革。受教皇保罗二十三世《人世和平》通谕和1968年拉美主教会议的影响，恰帕斯教区的主教萨穆埃尔•鲁伊斯•加西亚开始建立他认为的“真正的教会”。如建立培养土著教士的学校；建立了社区医疗机构；向印第安人提供社会服务和司法援助。传教方式也由过去的自上而下的教导式改变为平等的对话式，从而有助于土著社会民主决策方式的恢复。特别是1974年来自全州不同社区上千名代表参加的土著大会提出了土地改革、尊重和保护土著文化的要求，加强了不同族群之间的交往，为以后建立有组织的联盟创造了条件。

三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墨西哥左派和教会的努力下，恰帕斯的印第安人已经通过各种形式的农民组织，获得了广泛的政治动员。在“为了土地”一章中提到，在拉坎顿丛林地区，先后有“人民联盟”、“人民政治”、“无产阶级阵线”等左派组织到这里进行动员，在1980年成立了一个最大的农民组织“恰帕斯村社联盟和统一农民组织同盟”，代表着来自11个市镇的180个社区的印第安人。在西莫赫维尔地区，1977年作为全国性组织的“农业工人和农民独立联盟”来到这里发动土改，并在农业工人中建立独立工会组织，领导了1981年的种植园工人罢工，造成68个种植园生产瘫痪。在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地区，1980年成立的“恰帕斯州临时协调委员会”成为“阿亚拉计划全国委员会”的地方组织，到1982年改名为“萨帕塔农民组织”。以上三个地区位于恰帕斯州相对边缘的地区，政府控制比较薄弱，农民运动也就异常活跃（第93-121页）。

四是，土地问题成为斗争的焦点。玛雅印第安人是恰帕斯土地上最早的主人，西班牙殖民者到来后破坏他们的文化传统, 掠夺他们的土地。独立后，侵占他们土地的现象从未停止。1910年, 传奇式民族英雄萨帕塔领导农民大起义，以“ 土地和自由” 为口号率领农民夺回被大庄园主强占的土地。他也因此成为印第安农民争取土地的先驱和象征。尽管1917年宪法规定了土地改革的方向，但由于新任州长曾是反对卡兰萨革命的“浣熊”武装领导人，“革命后的恰帕斯与迪亚斯时代毫无二致”（第67页）。卡德纳斯时期土改刚有起色，很快因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而终止（第71页）。到埃切维利亚时期，人口稀少、面积广大的拉坎顿丛林成了全国移民的主要目的地。政府在采取这一措施之前并没有征得恰帕斯地区土著人的同意，随着空闲土地的减少和“占地事件”的增加，移民与当地地产主之间的冲突此起彼伏，不断升级（第95-96页）。

五是新自由主义改革成为导火索。一方面，1991年萨利纳斯总统提议修改《宪法》第27条。1992年根据上述修改意见而出台的《新土地法》规定，村社社员有权合法地购买、出售、租赁或抵押构成村社的个人份地和公有土地，废除了先前法律中允许农民集体申请分配土地的条文。这意味着有地的村社社员会失去土地，无地的村社社员获得土地的梦想彻底破灭。另一方面，私有化和自由化改革使政府取消了对咖啡、谷物生产的补贴，币值高估阻碍了咖啡的出口，农产品进口特许制度的取消使大量廉价美国谷物进入墨西哥市场，这意味着墨西哥小农的生产将难以为继。“在恰帕斯的农民看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意味着他们将失去生存条件，因此，萨帕塔民族解放军选择该协定生效的当天举行起义，自然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第148页）。

（二）起义的领导者、组织形式、斗争目标和策略。非常耐人寻味的是，这次印第安人起义的最初领导者和组织者并非玛雅印第安人，也不是人们后来熟悉的马科斯，而是身居大城市的一个秘密组织——“民族解放力量”，它于1969年8月6日成立于蒙特雷，其绝大多数成员来自中产阶级、大学教授、专业人员、工程师、医生（第154页）。1983年，他们中的6个成员来到恰帕斯的丛林开始了秘密军事训练，“他们的计划是建立一支民族解放力量的南方支队，即萨帕塔民族解放军，与北方比利亚阵线遥相呼应”（第155页）。到1984年马科斯才加入进来。当年格瓦拉搞游击战遭到失败是因为没有赢得当地民众的支持，萨军鉴于这一教训，采用了广泛动员印第安人、与土著融为一体的组织模式，为自己建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物质来源。“萨军开始了一个转变的过程，从一支革命先锋队转变为一支土著社区的军队”（第168页）。“我们把军事斗争放在第二位，把组织民众放在第一位”（第170页）。在融入了印第安社区之后，萨军政治军事组织不再是垂直地作出决定，而是开始平行地集体决策。认为，萨军的这种做法恰恰是他们得以壮大和获得成功的关键（第168—169页）。在军事组织上，萨军建立了统一的指挥机构。同时，为了配合军事斗争，还建立了的合法的农民组织——“萨帕塔独立农民联盟”。他们的口号与1911年的萨帕塔起义是一样的：“土地与自由”，目标是打倒“坏政府”（第186页），推翻萨利纳斯政府和政党的“非法独裁统治”（第3；161页），争取印第安人的权利和文化表现形式（第206页），实现民主和正义（第211页）。此外，他们还有一个最终目标，即建立一个“能够容忍所有世界的世界”（第200页）。而他们的斗争策略是以武装斗争为后盾，主要通过文化宣传和政治谈判争取目标的实现。

（三）起义的影响。起义对墨西哥的政治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2000年墨西哥总统大选，在野党候选人福克斯上台，革命制度党长达71年的一党制统治宣告结束。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对执政党和政府造成的压力无疑是重要因素之一”（第222页）。新一代的萨帕塔起义有一个新的特点，即注重争取全国和国际社会的力量来增加自己在谈判桌上的砝码。一方面他们在互联网上闹革命，通过自己的互联网站，及时传播萨军的信息，表达印第安人的利益诉求，揭露当局的暴行。另一方面在斗争转入谈判阶段后，他们先后召开了“印第安人权利和文化特别论坛”（第205页）、“美洲大陆人类对抗新自由主义大会”（第212页）、“全国土著论坛”（第214页）等会议，邀请国内外知名人士、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社会的同情者访问萨军基地，并先后两次向首都和平进军。这些活动都极大地吸引了全国和世界的目光。写道：起义的爆发已经过去10多年了，但在墨西哥南部这个偏僻落后的恰帕斯州，每有风吹草动，总会牵动全世界的神经。起义所引起的关注程度远远超出了其实际的军事和政治影响。它“吸引着许多社会科学家的目光，成为他们研究工作的中心，……每天都在涌现大批的论文、文章、摘录、书籍和演讲，认为恰帕斯印第安人的起义以及他们的正当要求依然是一个脍炙人口的主题”（第229页）。恰帕斯起义是在全球化时代反对全球化弊端、试图建立新世界体系的一次尝试，因此它具有了世界意义。

（四）墨西哥政府的对策。恰帕斯起义爆发后，政府立即调集了1.2万人的部队前往镇压，起义队伍很快被打散，撤回到拉坎顿丛林。萨利纳斯总统在第12天单方面宣布停火，呼吁萨军放下武器，进行谈判（第184页）。第二次军事行动发生在1995 年2 月8日，政府军夺回了刚被萨军占领的地区，但捉拿起义首领马科斯的行动遭到失败。塞迪略总统在第5天宣布停止军事行动，对萨军实行大赦（第196；199页）。尽管敌对双方的言辞都很激烈，行动也带有恫吓性, 但双方都倾向于进行对话。到1996 年2 月，经过10轮谈判，终于达成了《圣安德烈斯协议》，确立了印第安人自决与自治的原则，战争行动随之结束（第206页）。然后转入了以“民主和正义”为主题的谈判。萨帕斯起义之所以能够转变为和平运动，除了某些官员的信念之外，还有来自国内外强大的舆论压力，迫使政府停止军事行动，实现政治对话。如大众媒体随时报道恰帕斯发生和停止发生的一切，世界舆论通过这些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着监督。还有强有力的、卓越有成效的国内动员也支持和平的努力，帮助把起义的能量变成有组织的社会力量（第197页）。福克斯总统上台后，通过宪法修正案有条件的接受了“和睦与和平委员会”起草的《印第安人权利与文化法案》，但如何行使这些权利的问题没有解决，萨军并不满意，斗争仍在继续。

纵观全书，可见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注重对历史的考察。尽管本书的研究对象——恰帕斯印第安农民起义是当代问题，但注重历史原因的考察，追根溯源，讲述了玛雅人遭遇西班牙殖民者入侵后500多年的历史，展现了“玛雅人的后裔”，在资本主义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的命运，加深了人们对当代问题的理解。只有在“长时段的历史视野中”，才能真正理解起义的发生和影响（第231页）。

第二，注重将地区问题放到全国、全球背景下描述。恰帕斯农民起义是一个范围很小的地区问题，但的视野并不拘泥于恰帕斯，而是始终注意将地方政治放在全国政局的变动中进行分析和思考。同时，还用一定的笔墨描述了国际政治变化对恰帕斯起义的影响，如国际因素在政府与萨军谈判中所起的限制作用，从而使读者收到以小见大、管中窥豹的功效。

第三，写作体例接近读者。本书并不是纯学术著作，但却建立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之上。作为“未名外国史丛书”之一，要符合出版社的出版宗旨，即“用严谨的态度、轻松的笔法”，“将真实的感人的人物和事件呈现给读者，让人回味、让人思考”。这种要求对于以学术研究见长的来说，无疑是一种新的挑战，但该书的确达到了这种要求。该书比较广泛地利用了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包括网络资料、口述访谈、评论文章以及马科斯本人的言论集、相关的新闻报道等等，文笔优美，娓娓道来，并配有大量的图片，图文并茂，与读者拉进了距离，有利于世界史知识的普及。

第四，现实关怀与学术价值并重。本书透过恰帕斯农民起义这一事件，提出了一个少数族裔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中命运的问题，给读者留出了广阔的回味空间和思考空间。同时，展现了一些以往国内发表的研究成果中未被注意的新问题，如恰帕斯在殖民地时期和独立后就有过两次大起义；墨西哥革命在恰帕斯地区的影响很小；恰帕斯起义前墨西哥左派在这里的影响；起义队伍虽在恰帕斯，但领导中心在墨西哥城；起义没有采取游击中心主义，而是建立了比较稳固的根据地等等。

当然，本书也有不足之处。以笔者之见，主要有：（1）在故事讲述的时间上，本书到2001年就嘎然而止了，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因为作为2009年出版的著作，人们很希望了解事件在2001年至今的新进展，限于资料或别的原因，不能展开讲，至少应该做一个简略的交代。（2）尽管书中有一张恰帕斯地区的小地图，但很不清楚。如果有一张清晰放大的地图，读者会对书中所提到的地名留下更深刻的印象，也有助于读者通过了解地理情势而更好地读懂故事。（3）个别地方的翻译不够准确，如“印第安人社群”（Comunidades Indigenas）,应译为“印第安人社区”（第204页）；墨西哥城的佐卡洛（zocalo）广场，约定俗成的译名是索卡洛（第225页）；瓜达洛佩（Guadalupe）圣女节，应是瓜达卢佩圣女节（第178页）；《时代》(la jornado)，应是《每日报》（第197页）；头人（fiscal），应译为教务监督人（第28；40-41页）。（4）对恰帕斯起义的种族原因揭示得不够深刻。

读罢全书，掩卷沉思，笔者从《玛雅人的后裔》中至少得到了以下的感悟：第一，恰帕斯起义是一场农民运动。墨西哥的现代化并没有改善这里农民的生存条件，全球化使他们面临土地彻底被剥夺的危险，故被“逼上梁山”。因此，现代化不能忽视农民问题，尤其是农民的土地问题。第二，恰帕斯起义是一场印第安人运动。印第安人在现代化的每一个阶段都遭到比其他民族更甚的压迫和剥削，他们的自决权和自治权得不到保障。正如起义《宣言》中提到的，我们“没有土地，没有工作，没有医疗保障，没有食物，享受不到教育。我们还不能自由地、民主地选举我们的政治代表，在外国人面前没有独立性。”（第3页）他们受到不公正的歧视和忽视，他们试图通过暴力证明自己的存在。因此，现代化不能忽视少数族裔的各种权利和文化表达。第三，恰帕斯起义是墨西哥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反映。20世纪90年代初，这里320万人口中有1/3是印第安人，是全国印第安人口最集中的州之一。该州人口占全国人口的3%，却生产了全国13%的玉米、5%的木材，13%的天然气，4%的石油，54%的水利电力。该州是全国资源禀赋最好的州之一，却也是最穷的州之一。全州1/2以上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30%是文盲（第12页）。长期处于边缘、落后、被忽视状态，令民众忍无可忍，他们宣布：“我们受够了！”（第3页）。因此，现代化要注意地区平衡发展问题。第四，恰帕斯起义利用了全球化时代的信息技术，开创了互联网上闹革命的新的战争形式——社会网络战，吸引了包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著名导演、演员、记者、甚至法国前总统夫人在内的众多国际文化名流的瞩目与介入，不断扩大其国际影响，增加了斗争的复杂性。因此，在全球化时代，政府更要审慎地处理各种矛盾，避免社会矛盾的激化和国际化。

（本文，韩琦，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和拉美研究中心教授。贺喜，南开大学拉美研究中心博士生。原载《拉丁美洲研究》2009年第5期）

书摘

引子：新年的枪声

为了推翻独裁者，一支印第安人军队高呼着战斗口号——“土地和自由！”（Tierra y Libertad）——冲出共和国南部的丛林。

这是出版于1939年的一部小说《来自丛林的将军》的开篇语，小说的署名B.特拉文（B. Traven），这是一位神秘地流亡于墨西哥的德国无政府主义者的笔名。未曾想，55年之后，这一幕竟然变成了现实。1994年1月1日，即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的当天，一支自称为“萨帕塔民族解放军”（Ejército Zapatista de Liberación Nacional， ENLZ，以下简称萨军）的印第安人武装，脚蹬胶靴、身着自制的军装、披着有彩色斑点的大围巾、面部戴着滑雪面罩，配备从自制的木枪到先进的Uzi冲锋枪各式不等的武器，在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的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城镇揭竿而起，他们的口号是——“土地和自由”。

由于正值新年假日，保安部队缺乏警惕，这支年轻的、缺乏训练的、主要由印第安人男女组成的武装队伍成功地袭击了圣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San Cristóbal de las Casas，以下简称圣克里斯托瓦尔）、奥科辛格（Ocosingo）、拉斯马格里塔斯（Las Margaritas）、阿尔塔米拉诺（Altamirano）、恰纳尔（Chanal）、维克斯坦（Huixtán)和奥克斯丘克（Oxchuc）的市政厅。在奥科辛格和圣克里斯托瓦尔，起义者烧毁了检察、司法和警察档案，以及土地档案，但是，在圣克里斯托瓦尔，他们听从一位当地学者的建议，保留了具有历史价值的档案文献。起义者从不同的监狱里释放了230名囚犯，狱警由于害怕受到惩罚，换上囚服，与他们看管的囚犯们一起逃之夭夭。其中，很多被释放的囚犯是因卷入土地争端而被抓的印第安人。

萨军礼貌地对待惊恐的游人和平民，他们宣布，他们起义的目的是反对政府、军队和警察。他们散发传单，并在奥科辛格占领的广播电台播送了他们的革命宣言：

今天我们宣布：我们受够了（Hoy decimos basta）！墨西哥人民，墨西哥的兄弟姐妹们，我们是500年抗争的产物，首先反对奴隶制；然后，独立战争期间在起义者的领导下反对西班牙人；接着，宣布我们的宪法，并将法国人赶出我们的土地；再后来，（当）独裁者波菲里奥•迪亚斯拒绝我们改革法律的正当要求时，人民起来造反，产生了像比利亚和萨帕塔那样的领导人，他们是像我们一样的穷人。我们享受不到最基本的教育，这样，别人才可把我们当作炮灰，才能掠夺我们国家的财富。他们不在乎我们一无所有，绝对地一无所有，甚至头上没有一片屋顶，没有土地，没有工作，没有医疗保障，没有食物，享受不到教育。我们还不能自由地、民主地选举我们的政治代表，在外国人面前没有独立性，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孩子来说，没有和平和公正。

援引墨西哥1917年宪法第39条——“将国家主权和改变政府的权力赋予墨西哥人民”，起义者要求墨西哥人民帮助他们推翻卡洛斯•萨利纳斯•德•戈塔里的政府和政党的“非法独裁统治”。他们向墨西哥武装力量宣战，并要求国际组织和红十字会根据日内瓦战争公约进行监控。他们呼吁其他墨西哥人加入起义队伍。

由于发生得突然，起义最初遇到的抵抗力量很小。起义第一天，在绝大多数地方，他们轻而易举地进入了市中心，并占领所在城市。24小时内，起义者向圣克里斯托瓦尔东南大约6英里的军事基地“新营地”（Rancho Nuevo）发动了袭击，他们绑架了1982—1988年担任恰帕斯州州长的阿夫萨隆•卡斯特利亚诺斯•多明戈斯（Absalón Castellanos Domínguez），并判处他终生“在恰帕斯的一个土著农场做体力活，获取维持自己生存所需要的食物和一切必需品”的徒刑。

墨西哥政府立即调集1.2万人的部队前往镇压。2日，起义遭到严重挫折。霍苏埃斯（Josués）少校率领的团队挡不住，甚至无力减缓自帕伦克（Palenque）南下的政府军前进的速度，被迫撤回丛林。在奥科辛格，马里奥（Mario）少校的团队沿通往帕伦克的道路撤退。他们以为政府军会从圣克里斯托瓦尔前来追击，于是留下阻击队掩护，但是撤退途中，他们迎面遇到了自帕伦克前来的政府军，于是起义军撤退至奥科辛格，并试图坚守该市的市场，而不是放弃他们的汽车分散突围，这一严重的军事失误，使他们暴露于装备有机枪和直升机的政府军的优势火力之下。在政府军重新占领该市之后，一位记者评论道：“尸体的恶臭弥漫在奥科辛格，嗅到气味的秃鹰在天空中盘旋，觅食尸体，在天空盘旋的还有直升机，不过搜寻的是幸存者。”阿尔弗雷多（Alfredo）少校和他率领的武装与约兰多(Yolanda)少校的武装在圣克里斯托瓦尔会合，并一起对城外的政府军事基地发起了进攻，但在10小时自杀式的围攻之后，也撤入丛林，沿途，他们留下了“处死资产阶级！”“穷人万岁！”等标语。在拉斯马格里塔斯，副司令佩德罗（Pedro）被一名不明身份的枪手击中牺牲，其团队也被迫撤入丛林。3日，3000名政府军开进圣克里斯托瓦尔，其他被起义军占领的城市也陆续回到政府军的控制之下。几天之内，起义军从恰帕斯的中央高地向东、向南撤退，进入他们在东部低地热带丛林中崎岖的、难以进入的据点。地理环境和天气的恶劣阻止了政府军进一步的军事行动。

对于战斗中死亡的人数，存在着不同的估计。国家人权委员会（The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Human Rights）认为，共有159人死亡，其中包括16名政府军人、38名警察、67名平民和38名身份不明者。国家人权委员会没有提供起义军方面的死亡人数。国际法学家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Jurista）估计，死亡人数在200到300之间。起义军方面宣布的伤亡情况是：500人牺牲、300人失踪、370人被俘、50人受伤。

各国记者闻讯赶来。根据他们的报道，起义者是对多年的贫困和歧视再也无法忍受的玛雅人，墨西哥土著印第安人的一支，他们生动地揭示了在这个墨西哥最南部的州里，印第安人遭受的无尽虐待。这些报道在墨西哥民众中激起了对起义者的普遍同情。大围巾和面罩掩盖下的起义者形象，被印制在墨西哥城的露天市场销售的布娃娃上、墨西哥城各大报纸的卡通漫画版上，甚至被印制在避孕套的包装盒上。对于萨军副司令马科斯身份的猜测，也激起了墨西哥人的无尽遐想。

萨军的起义得到了普遍的响应。在恰帕斯和相邻各州，很快发生了抗议运动，几十个市政厅被占领。在恰帕斯东部，农民侵入私人牧场，一些土地所有者逃跑，也有的雇用枪手进行还击。一个广泛的农民和印第安人联盟指责政府，宣布支持萨军提出的改革要求。

恰帕斯起义的爆发带有很大的突然性，令墨西哥政府、国人以及国外的观察家大吃一惊。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这里的农民一直是墨西哥执政党——“革命制度党”——最坚定的支持者。例如，在1988年的总统选举中，反对党在北部各州和墨西哥各大城市获得了很大的胜利。但在恰帕斯，89.9%的选民，其中包括贫困的印第安农民，都投票支持革命制度党。在他们看来，恰帕斯州是墨西哥最不可能发生革命的地区。

其实，这是对历史的遗忘。自西班牙殖民者踏上这块土地的那一天起，恰帕斯的印第安人就从未放弃过反抗。其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是1712年发生的反对西班牙殖民者的大起义和1867年爆发的反对政府和教会剥削的印第安人起义。但是，在1910年的革命后开始的土地改革，使印第安人将政府看成了盟友，才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但即使如此，印第安人为推动土地改革和改变命运的和平、合法的斗争从未停息，并在20世纪70年代后建立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农民组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独立的农民组织，正是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先驱。

这也是对现实的视而不见。20世纪80年代后，墨西哥爆发债务危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要求和指导下，墨西哥政府开始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修改1917年宪法第27条，中断了土地改革的进程，将恰帕斯的农民逼上了梁山。对他们来说，除了像祖先那样拿起武器外，只有死路一条。1994年1月1日的起义，正是恰帕斯的农民武装——萨帕塔民族解放军——打响的第一枪。

本书向您展示的，就是这样一幅惊心动魄的历史画面……

美国历史学家托马斯•本哈明（Thomas Benjamin）这样形容恰帕斯——“富饶的土地，贫困的人民”。

恰帕斯的确是富饶的。这个位于墨西哥最南部的州，东临危地马拉，西面和北面与墨西哥的瓦哈卡（Oaxaca）、韦拉克鲁斯（Vera Cruz）、塔巴斯科（Tabasco）三州毗邻，南濒太平洋。这个州的两大主要城市一个是首府图斯拉古铁雷斯（Tuxtla Gutierrez，以下简称图斯拉），另一个是圣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以下简称圣克里斯托瓦尔），该市是为纪念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而命名的。这块丰富多彩的土地是大量的热带鸟类、奇异而美丽的动植物的家园。中央高地的山谷出产咖啡、玉米、豆类，而东部和东北部的低地地区是香蕉、蔗糖、木材和牛的产地。几条大河与溪流穿越恰帕斯，其中最重要的河流是格里哈尔瓦河（Grijalva），它流经该州多山的内地，形成了许多美丽而壮观的瀑布，由于水电站的建立，成为墨西哥电力的重要来源之一。该州人口仅占全国的3%，却生产了全国13%的玉米、5%的木材、4%的豆类，提供了全国54%的水利电力、13%的天然气、4%的石油。

恰帕斯的印第安人却又是贫困的。20世纪90年代初，该州人口320万，大约三分之一是土著玛雅人。今天，生活在恰帕斯州的接近100万玛雅人至少属于六个种族集团，各有自己的语言、服饰和习惯。乔尔人（Chol）主要居住在以帕伦克为中心的恰帕斯州东北部地区，东南部地区是托霍洛瓦尔人（Tojolobal）的故乡。原始的、与世隔绝的拉坎顿人（Lacandón）居住在拉坎顿丛林。进入中部高地的最东端，在奥科辛格、奥克斯丘克、阿尔塔米拉诺周围，主要居住着策尔塔尔人(Tzeltal)。中部高地的中央地区，包括圣克里斯托瓦尔，主要居住着佐齐尔人(Tzotzil)，索克人（Zoque）居住在更往西的州府图斯拉古铁雷斯周围。玛雅人居住的地区是营养不良、文盲、婴儿高死亡率和贫困最严重的地区。根据墨西哥国家人口委员会的报告，1990年，恰帕斯州30.1%的人口是文盲，62%的人口没有完成初等教育。35%的家庭没有用上电，51%的家庭中屋里的地板依然是泥巴。40%的人口拿不到11比索（在1990年相当于3美元）的日最低工资，21.2%的人口每天只能挣12到22比索（3.27到6美元）。玛雅人集中的地区更为突出，高地（Los Altos）和丛林地区（La Selva）居住着50万玛雅人，其中49%是文盲，70%以上超过15岁的人口没有完成初等教育。这两个地区中，80%的家庭依然是泥巴地板，没有用上电，没有卫生设施。只有1/10的人日均收入超过22比索（或6美元）。在恰帕斯州，5岁以下的儿童死亡率为千分之六十六（全国平均数为千分之三十三），成年人死亡有1/3是由于可治愈的传染病导致的。

然而，不应忘记，这些生活在社会的最边缘、处于极端贫困状态的玛雅人，却曾经有着一个辉煌的过去。

早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玛雅人就出现在恰帕斯及周围地区。古玛雅人生活的地区包括今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恰帕斯和塔巴斯科两州的大部分地区、今伯利兹、今危地马拉大部分地区、洪都拉斯西部地区和萨尔瓦多。玛雅人在科学、艺术和建筑方面发展起了自己独特的文明成就。例如，他们发明了独特的计算法，使用二十进位制。玛雅人是世界上最早在数学领域发明“零”的概念的民族，早于印度人，比阿拉伯人将印度人的这一发明传到欧洲更早了1000余年。玛雅人将数学知识运用于天文学，能够详尽地跟踪金星轨道，预报天食现象，他们制作的历法比欧洲的历法要准确。他们留下的建筑物和艺术珍品，至今仍令考古学家赞叹不已。

从伟大文明的缔造者到社会发展的牺牲品、从主人到奴隶，一切皆源于16世纪初西班牙殖民者的到来……

2 “上帝和国王都不复存在了”

1522年，恰帕斯的玛雅人看到，一群从未见过的不速之客突然来到他们中间，这些人白皮肤、大胡子，外貌举止与他们熟悉的当地人完全不同。还有人骑在一种从未见过的高大动物的背上（欧洲殖民者到来以前，美洲没有马、牛等大型动物），他们手里的武器发出的声响、冒出的青烟令人望而生畏。好奇的玛雅人也许根本不会想到，这些陌生的新来者，将彻底改变他们的命运。

其实，早在30年前，西班牙殖民者的脚步已经踏上了美洲的土地。1492年8月3日，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率3艘帆船由西班牙的巴罗斯港起航，10月12日在西印度群岛的瓜纳阿尼岛（今华特林岛）登陆，从此开始了欧洲人“发现”和征服新大陆的进程。美洲的“发现”，揭开了人类从隔绝、孤立到走向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依存，使整个世界逐渐成为一个整体的历史时代的序幕。这个新的历史时代也就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全球化时代。在遥远、偏僻的恰帕斯，玛雅人的历史命运也因卷入全球化的进程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大转折。

西班牙殖民者在完成了对西印度群岛的征服后，以此为基地，向美洲大陆探险。1519年2月18日，费尔南多•科尔特斯率500多人，装备11艘船、16匹马和一些大炮从古巴启程，在两年半的时间内征服了庞大的阿兹特克帝国。

1522年，费尔南多•科尔特斯派出的征税官到达恰帕斯地区。这就是恰帕斯的玛雅人首次接触的白人。征税自然是不受欢迎的，冲突随之发生。1524年，路易斯•马林（Luis Marín）上尉率领的西班牙殖民者首先平定了图斯拉（Tuxtla）地区，但在高地地区的最高点恰穆拉（Chamula），遇到了居住在这里的佐齐尔人的顽强抵抗。路易斯•马林利用玛雅人之间的矛盾，争取到了附近的一个佐齐尔人城镇齐纳坎顿（Zinacantón）的支援，对恰穆拉进行了围困。三天之后，恰穆拉被征服，并被重新命名为圣胡安（San Juan）。

路易斯•马林只是一个征税官，他认为，征集税收后，他的任务就完成了，所以没有建立居民点。于是，科尔特斯向恰帕斯再次派出了一支远征队。1528年3月，迭戈•德•马萨列戈斯（Diego de Mazariegos）上尉进入恰帕斯，并在格里哈尔瓦河岸的低地地区建立了一个西班牙人市镇——“西班牙人的恰帕的皇家市镇”（Villa Real de Chiapa de los Espaoles）。不到一个月后，他又将西班牙人居民点迁至一个被称作韦伊萨卡特隆（Hueyzacatlán）的谷地，当地印第安人称之为霍韦尔（Jovel）谷地。该地处于恰帕斯的中央地带，气候温和，有充足的适于放牧和耕作的土地，该居民点最初被命名为雷亚尔镇（Villa Real），后改为雷亚尔城（Ciudad Real），一直是恰帕斯殖民政府的所在地。1821年墨西哥获得独立前，恰帕斯属于1542年设立的危地马拉都督辖区。1824年，恰帕斯成为墨西哥的一部分，雷亚尔城被重新命名为圣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今天，该城最现代化的旅馆是以征服者的名字命名的马萨列戈斯旅馆（Hotel de Mazariegos）。1994年恰帕斯起义爆发后，这家旅馆成为各国新闻记者的总部。

这样，迭戈•德•马萨列戈斯就成为圣克里斯托瓦尔的奠基者。1978年，圣克里斯托瓦尔的市政府曾组织了一次大型的庆祝活动，纪念该市建立450周年。庆典活动规模宏大，从1977年10月12日一直持续到1978年4月，其高潮是3月31日该城的创建者迭戈•德•马萨列戈斯铜像的揭幕仪式。这座比真人略大，身穿16世纪的武士盔甲的迭戈•德•马萨列戈斯铜像矗立在混凝土底座上。虽然市长在揭幕仪式上大谈两大种族“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的和平共处，但是，揭幕仪式的第二天，雕像手中的宝剑就被人偷走，新更换的宝剑在一个星期后又被偷走。

在雷亚尔城建立后几个月，迭戈•德•马萨列戈斯就完成了对恰帕斯地区的征服和控制。16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西班牙征服恰帕斯的历史记载是不完整的，自相矛盾的。但是零星的资料提到，1528年印第安人对西班牙人入侵的反抗，印第安俘虏被掠为奴隶以及迭戈•德•马萨列戈斯本人在战斗中受伤等事实。1535年授予雷亚尔城以市镇地位和盾形纹章的王室证书中也提到西班牙人为征服这一地区而付出的“巨大牺牲”。根据传说，1532年苏米德罗（Sumidero）战役中，印第安人宁愿投入苏米德罗峡谷而死，也决不接受西班牙人的统治。但是，迭戈•德•马萨列戈斯是否参加了此次战役，不得而知。

西班牙人的征服给印第安人带来的是疾病、奴隶制和贡赋。

早在1529年，一场流行性的麻疹席卷恰帕斯各市镇。在50年内，定期流行的肺炎、天花、淋巴腺鼠疫致使恰帕斯印第安人人口下降了五分之二。在高地地区，气候相对凉爽，印第安人村社的分布相对比较分散，疾病的传播危害相对较小，但在低地地区，欧洲人带来的天花、麻疹，或者非洲奴隶带来的黄热病、疟疾等疾病，使对此毫无免疫力的印第安人大量死亡。例如，居住在格里哈尔瓦河谷边缘的考帕纳古斯特拉人（Copanagustla），因疾病几乎全部灭绝。

征服者在低地地区建立了甘蔗种植园，但是由于印第安人大量死亡，劳动力极为短缺。于是，幸存的印第安人大量沦为奴隶。1528年，雷亚尔城的第一届市政会颁布法规，规定“应对拒绝向西班牙人供应物品的印第安人宣战，那些在战斗中被俘的印第安人将变为奴隶”。西班牙人组织远征队，深入东恰帕斯的拉坎顿丛林猎捕印第安人，满足殖民者农场的劳动力需求。东恰帕斯因此成为人烟稀少和被废弃的地方。1545年，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主教来到恰帕斯，发现“他们（指殖民者）制造的奴隶人数之多，令人难以置信”。

殖民者还向印第安人征收贡赋。1548年，一位王室官员来到雷亚尔城，他发现自由的印第安人负担的贡赋如此繁重，以至于他们的处境与奴隶毫无二致。

在整个殖民地时期，西班牙殖民者对印第安人实行严格的控制。在印第安人居住区（或称社群，comunidad），印第安人被授予一块公共土地，建有一个城镇中心和一座教堂，但是，一些具体事务，如街道的布局等，都要由西班牙人决定。印第安人贵族负责对社群进行管理，但是在本社群之外，他们没有任何地位。在司法事务上，尽管印第安人有权向王室提起诉讼，但是一个西班牙人的证词比四个印第安人的证词还更有效。在西班牙人农场劳动的印第安人与社群集体脱离了联系，他们不受社群的保护，也不负担社群的义务。他们必须每周为西班牙人农场劳动三天或更多的时间，换取一小块土地，维持生存。

当时，在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的专制君主统治下，殖民征服被认为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但是，就有这样一个人，勇敢地站在印第安人的立场上，仗义执言，谴责殖民者的暴行，歌颂印第安人的优良品质，并为了保护印第安人奋斗了毕生。他就是著名的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主教。

这位印第安人的“保护者”于1474年生于塞维利亚，父亲安东尼奥曾在西班牙海军服役，1492年参加了由哥伦布率领的向新大陆的航行。1493年再次随哥伦布进行第二次航行。当安东尼奥首次航行时，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年方十八，刚刚结束以亚里士多德方法和原则为基础教授的拉丁语、当代哲学、逻辑学、玄学、数学、美学和物理学等学科的学业。1498年5月30日，24岁的他随父亲再次参加哥伦布的航行，1500年11月25日返回西班牙。第一次远航美洲前，他已读完哲学和神学课程，并在塞维利亚获得硕士学位。1502年，拉斯•卡萨斯再次随哥伦布远航西印度群岛，于6月29日到达圣多明各。不久以后，他回到西班牙完成神学学业，1507年在罗马被任命为神父。1510年，他又参加了迭戈•德•贝拉斯克斯对古巴的远征，在征服该岛的过程中负责给印第安人施行洗礼。此间，他亲眼目睹了西班牙人在古巴对印第安人的大屠杀，此后，拉斯•卡萨斯发起了一场保护印第安人免遭西班牙人奴役的斗争。1519年，他返回西班牙，请求国王卡洛斯一世废除印第安人奴隶制。在墨西哥被征服后，他写了《西印度毁灭述略》一书，惊呼“与西班牙一般大，甚至比西班牙更幸福快乐的王国”被“剑、火和奴隶制”摧毁得荒无人烟了。

1530年，拉斯•卡萨斯来到危地马拉都督辖区（包括恰帕斯），试图通过实践证明，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使印第安人皈依天主教。西班牙王室为了限制殖民者在殖民地权力的增长，也为了履行教皇授予的将土著人基督教化的义务，于1542年接受拉斯•卡萨斯的要求，颁布新法，废除印第安人奴隶制，禁止奴役印第安人，禁止强制印第安人为私人服役。新法宣布印第安人为自由人，为王室的奴仆，并拥有他们自己的自由意愿。1544年，西班牙王室决定在恰帕斯建立一个新的教区，年逾七旬的拉斯•卡萨斯被任命为这个教区的主教。拉斯•卡萨斯撰写了题为《恰帕斯教区忏悔神父须知》的小册子，内容是让忏悔神父询问每个忏悔者是否拥有印第安人奴隶，如果有，就不能得到宽恕，直到他们将印第安人放走为止。但是，新法遭到殖民者的强烈反对，他们指责拉斯•卡萨斯是一个“反基督教的主教”，指责传教士应对劳动力短缺和王室税收下降负责，他们要求自由地控制和对待印第安人。拉斯•卡萨斯面临着死亡威胁、被指控为叛乱者，最终被迫于1547年返回西班牙。

拉斯•卡萨斯离去后，殖民者肆无忌惮地夺取印第安人的土地，通过债务劳役制迫使印第安人为他们的农场劳动。教会也与殖民者同流合污。1710年，长期受到尊敬的恰帕斯教区主教弗朗西斯科•努涅斯•德•拉•维加（Francisco Núez de la Vega）离职，由阿尔瓦雷斯•德•托莱多（Alverez de Toledo）接任。这位新任主教通过增加新的税收、提高原有税收的价格而大发其财。在四年的时间内，他本人就从印第安人身上榨取了6.5万比索的财富。奥科辛格的一个教区牧师，每年的收益为100比索现金、30发内格（fanega，重量单位）的玉米，另外每天还要定量收取30个鸡蛋和两大串鱼。

以雷亚尔城为首府的殖民政权也加剧了对印第安人的剥削。例如，大法官（justicia mayor)通过欺诈性的指控和延长审讯的方式，从富裕的印第安人那里攫取财富。例如，契隆（Chilón）的社群头人（fiscal）策尔塔尔人卢卡斯•佩雷斯（Lucas Pérez），被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监禁，财富被勒索净尽。他后来成为起义领导人之一，并非偶然。土生白人（拉蒂诺人，Ladino）与地方长官沆?一气，抬高向印第安人出售的商品价格，致使很多印第安人家庭负债累累。

一场风暴在酝酿之中。

1712年初，在坎库克（Cancuc）市郊，一个名叫玛丽亚•德•拉•坎德拉里亚（María de la Candelería）的印第安女孩宣布，圣女出现在她的面前，并要求以她的名义修建一座新的教堂。印第安人相信了她的说法，一座新的教堂在指定的地点很快建立起来。据说，在此教堂内，这名印第安女孩很快开始与圣女玛丽亚进行私人对话，印第安人相信，圣女玛丽亚通过她的口向他们传递消息。圣女玛丽亚在坎库克显灵的消息在周围地区迅速传播，越来越多的印第安人从四面八方赶来朝拜。最初，新建的教堂和这位印第安女孩并未对天主教会提出挑战，也没有提出暴动的主张。但是，由于各地出现的圣女显灵事件，吓坏了天主教会，当地牧师奉命来到坎库克，严厉斥责当地的村社头人（fiscales）不应相信这种虚假的奇迹，并试图烧毁这座新教堂。印第安人奋起反抗，当地牧师被迫离去。

在殖民地人民反抗斗争的早期历史上，宗教往往成为动员组织群众的工具。直到19世纪中期的亚洲，中国的太平天国、伊朗的巴布教、印度的土兵起义，都是打着宗教的旗号发动的，或者是以宗教冲突为导火线的。恰帕斯早期的印第安人起义也不例外。

为了使印第安人皈依天主教，西班牙传教士允许土著的教友会（cofradía）拥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结果，大量的印第安人在表面上皈依天主教的同时，却在天主教信仰的掩盖下，保留了传统的宗教信仰。最突出的例子是他们举行的多姿多彩、热情奔放的圣徒（saint）节日庆祝活动。表面上，这是天主教节日的庆祝，但印第安人内心里所认同的依然是他们传统的神灵。这些活动的组织者，一般是印第安人教友会。印第安人教友会的自主性，使土著领袖有可能确立一定的领导权，并在特定的情况下，打着宗教的旗帜，率领印第安人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

这场起义的领导者塞瓦斯蒂安•戈麦斯（Sebastián Gómez）就是这样一位印第安人的领袖。他自称“来自天堂的塞瓦斯蒂安•戈麦斯”（Sebastián Gómez de la Gloria），公开反对西班牙人的天主教会，准备起义。1712年初，在策尔塔尔人的地区，就发生了几次自发的小规模的起义。例如，在亚哈隆（Yajalón），当地的牧师被袭击、痛打，西班牙人被抓，但几天后该镇事态逐渐平息。最终引发全面起义的是，阿尔瓦雷斯•德•托莱多在1712年8月2日的一封主教教书（pastoral letter）中宣布，他将在这个月的10日开始在各地进行第二次“巡察”（visitas）。主教在上任之初的第一次“巡察”，曾极大地增加了印第安人的负担，第二次“巡察”的宣布，引起了印第安人的强烈反对。

坎库克的印第安人领导者准备行动。在主教开始“巡察”的当天，28个村镇的印第安人村社头人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宣布建立紧密的联盟，联合反抗任何敌人，直到西班牙人被消灭为止。8月10日，坎库克的印第安人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宣言，其中宣布：

今天，上帝和国王都不复存在了，他们（指印第安人）必须只能崇拜、信仰、服从从天堂来到坎库克村落，以保护和管理印第安人为唯一目的的圣女玛丽亚。同时，他们必须服从和尊敬她所任命的部长、上尉和官员，明确地命令他们杀死所有的牧师（priests）和助理牧师(curates)，以及西班牙人、梅斯蒂索人（Mestizos，指印欧混血种人）、黑人和穆拉托人（Mulattoes，指黑白混血种人），只有印第安人留在他们的土地上，在充满良心的自由中，不必向王室和教会交纳贡赋，彻底消灭天主教会和国王的统治权，向圣女玛丽亚缴纳奉物和捐献，对此抗拒者将受到严惩。

起义的领导者向各村庄派出使者，除向印第安人宣读上述宣言外，还要求印第安人前来坎库克瞻仰圣女，并洗劫当地的教堂，将教堂内的白银和黄金饰品送往坎库克。有32个印第安人村庄参与的起义由此开始。

8月12日和14日，起义者袭击了西班牙人聚居的城镇契隆和奥科辛格。在契隆，西班牙军队放下武器投降，以求保命，但皆被起义者处决。奥科辛格的西班牙人及时撤退到考米坦（Comitan），但是，留下了妇女和儿童，因为他们看到，在契隆，妇女和儿童没有受到伤害。但是，在奥科辛格，起义者将西班牙人儿童杀死，将妇女带回坎库克，命令她们与印第安人结婚，穿印第安人妇女的服装，碾压玉米，制作玉米饼。

雷亚尔城的西班牙人试图反扑，但是，8月25日，他们在维克斯坦（Huixtan）遭到包围。后来，只是由于来自恰帕（Chiapa）的仍忠于西班牙王室的印第安人的援助，才得以解围。这次战役后，西班牙人决定坚守雷亚尔城，同时向危地马拉和塔巴斯科求援。

维克斯坦战役后几天，塞瓦斯蒂安•戈麦斯宣布，他到了天堂，与上帝、圣女玛丽亚和圣彼得进行了会谈，圣彼得任命他为新的主教。接着，他召集能够读写的印第安人举行了一次会议，在玛丽亚•德•拉•坎德拉里亚的协助下，塞瓦斯蒂安•戈麦斯任命这些人为所在地区的牧师，命令他们回到所在村庄，宣讲福音，主持圣礼。与此同时，塞瓦斯蒂安•戈麦斯任命了领导起义的各级军事领导人，隶属于三名总指挥。

但是，在来自危地马拉的西班牙人武装的进攻下，这支印第安人起义队伍在奥克斯丘克（Oxchuc）遭遇首次失利，他们决定凭借峡谷环绕的高地丛林，固守坎库克，但是11月21日，他们被装备火炮和来复枪的西班牙军队打败。

起义被镇压后，为了防止印第安人再次反抗，起义地区的印第安人被禁止使用铁制农具，他们的农田被毁，遭受饥饿和疾病的折磨。起义者受到疯狂的报复，有的被俘后被割掉耳朵，有的被送往低地的牧场或庄园服苦役。

18世纪，恰帕斯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显现出不同地区间的差别和矛盾。到19世纪初，低地地区的地主和商人与国王政府及其在恰帕斯的代表发生了冲突。在19世纪初西班牙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低地地区的社会精英认为，恰帕斯经济的落后是雷亚尔城寄生的殖民官僚造成的。1808年，拿破仑大军挺进西班牙，废黜西班牙国王费尔南多七世，并派自己的哥哥约瑟夫担任西班牙国王。这一事变直接触发了西班牙美洲殖民地争取独立的运动。独立战争爆发时，危地马拉都督辖区的下辖危地马拉、恰帕斯、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六个省之中，恰帕斯是一个处于边缘的、贫困的省份，经济停滞，政治上不受重视，“恰帕斯在危地马拉政府管辖之下的三个世纪中，从未繁荣过。……危地马拉从未为该省带来科学、工业或任何其他有用的东西，而是一直将这里看作一块无关紧要的地方。” 1821年8月，西班牙承认墨西哥帝国的独立和主权后，在低地地区的种植园主和商人的推动下，恰帕斯省议会宣布脱离西班牙和危地马拉而独立，并请求与墨西哥合并。1823年9月，在墨西哥外交部长、保守派领袖卢卡斯•阿拉曼（Lucas Alamán）的策划下，恰帕斯举行公民投票，结果9.6万票赞成与墨西哥合并，6.04万票主张与危地马拉合并。在投票过程中，印第安人受到主张与墨西哥合并的教士的操纵，驻扎在附近的特旺特佩克（Tehuantepec）的墨西哥军队对投票人进行恐吓。1824年9月14日，除索科努斯科（Soconusco）以外的整个恰帕斯正式并入墨西哥。1842年，在遭受危地马拉的一次入侵后，索科努斯科也加入墨西哥。但是，由于独立后的墨西哥政府的软弱，加上与其他地区在地理上的隔离，恰帕斯的当地精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拥有很大的自主性。

获得独立的墨西哥摆脱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但是，欧洲和北美的企业家接踵而至，在墨西哥投资生产供工业化国家需要的农、林、矿产品。在恰帕斯，他们发现了两种最有价值的物产——木材和咖啡。

如果设想从恰帕斯的西北角到东南角划一条斜线，这条线以西是相对繁荣的索科努斯科海岸，肥沃的马德雷山（Sierra Madre）斜坡以及格里哈尔瓦河谷；这条线以东是中央高地和东部低地，也是印第安人的主要聚居区。由这条虚幻的线分开的两部分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和文化历史。

19世纪，恰帕斯东部的主要经济活动是欧洲人经营的木材生意。到19世纪90年代，欧洲木材公司在乌苏马辛塔河（Usumacinta）及其支流流域开采古老的桃花心木和雪松，这是制作家具的极好材料，价值昂贵，历史学家简•德•博斯（Jan de Vos）称之为“绿色黄金”。由于这两种树木稀稀落落地散布在整个森林地区，可能一公顷的面积内仅有一两棵成熟的树木，因而木材公司占据了穿越森林的河流两岸的大片土地，他们在河岸搭建临时营地，雇用那些采集树液制作口香糖的印第安人寻找这两种珍贵木材。一棵树木被放倒后，用牛将树干拖到溪流岸边，等河水上涨时将其漂往下游。然后，木材公司将其制作成厚木板，用船运往利物浦或伦敦，拍卖给整个欧洲的家具制造商。一旦一个地区的树木被采伐完毕，木材公司即将营地迁往别处。公司的印第安人劳工由于负债于向他们出售食物和饮料的公司商店，没有人身自由，类似于奴隶状态，也随公司的营地迁移。这种产业，满足了欧洲的需要，但没有给当地留下居民点、道路、铁路或其他建设性的基础设施。

相比之下，恰帕斯西部山区咖啡种植园的发展的确对恰帕斯地区经济的增长作出了贡献。这里的种植园是随着19世纪中期美国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而兴起的。由于美国东西部大陆交通不便，东部的人需乘船绕过南美南端的合恩角进入太平洋沿岸北上，前往加利福尼亚淘金，这条运送淘金者的航线也开辟了将原材料和食品运往北大西洋港口的道路。外国企业家，主要是德国人利用这一突如其来地进入北大西洋市场的途径，前来投资经营咖啡种植园。恰帕斯的索科努斯科海岸马德雷山肥沃的陡峭山坡是种植咖啡的理想场所，于是，这里出现了大的种植园。直到现在，这些咖啡种植园仍提供墨西哥30%的咖啡出口量。

咖啡种植园带动了邻近地区的经济增长。格里哈尔瓦河谷的低地向咖啡种植园提供食品和家畜，在19世纪后半期成为商品农业的基地。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这里的农牧场主开始向中央高地的旧寡头集团展开挑战。当时的墨西哥，统治集团的两大派别——保守派和自由派，正为争夺国家政权进行激烈的角逐。保守派主张保留教会和军队特权，自由派主张为促进企业发展没收教会土地。恰帕斯的精英分子也卷入了这场政治漩涡。随着两派的冲突演变为内战，恰帕斯中央高地的精英希望维护他们对高地地区的经济和印第安人劳动力的控制，加入了保守派；而低地的农牧场主觊觎格里哈尔瓦河谷的教会庄园土地，加入了自由派。

1860年，自?派击败了保守派，1861—1867年法国干涉的失败进一步削弱了恰帕斯州中央高地的保守派力量。1863—1864年间保守派曾一度控制州政权，但很快，自由派重新获得了州政权。1869年，自由派将首府自圣克里斯托瓦尔西迁至低地地区的恰帕德库尔索（Chiapa de Corzo），不久后又迁往图斯拉古铁雷斯，进一步削弱了中央高地的保守派力量。

两派斗争加剧了印第安人的负担。双方都增加了对印第安人的税收，并强征印第安人充作脚夫和士兵。保守派失败、自由派掌权后，印第安人村庄的官员——“秘书官”（secretario），宣布印第安人宗教信仰自由，命令教区居民拒绝向牧师缴税。利用自由派胜利带来的自由空间，高地地区的很多印第安人摆脱教会和村庄官员的束缚，建立了自己的市场和宗教中心。但是，并非所有地区都做到了这一点，在圣克里斯托瓦尔以北的一个佐齐尔人城镇恰穆拉，教会竭力保住了他们的控制权，强迫印第安人继续履行其宗教义务，置自由派政府的法令于不顾。实际上，恰穆拉教区牧师的权力在1865年之后反而增强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1865年年中之后就职的新任神父米格尔•马丁内斯（Miguel Martínez）实行的严厉措施。高地其他地区的牧师在新的形势下变得相对温和，米格尔•马丁内斯却变本加厉地在恰穆拉教区搜刮财富。他为了从印第安人的教友会（cofradía）榨取钱财，拒绝向那些因太穷困而不能付费的印第安人提供宗教服务，甚至鞭打完不成税收份额的印第安人头领。他的倒行逆施终于引发了一场印第安人的反抗运动。

同1712年的起义一样，印第安人的反抗首先表现为对新的宗教神灵的崇拜。1867年下半年，恰穆拉的一名叫做奥古斯蒂娜•戈麦斯•切切巴（Augustina Gómez Checheb）的印第安人妇女宣布，她看到有三块石头从天而降。一名村庄头人宣布，这些石头是圣灵，能与奥古斯蒂娜•戈麦斯•切切巴交谈。消息迅速传播，几千名印第安人从各地赶来朝拜。年底，一名来自恰穆拉的村社头人（fiscal）佩德罗•迪亚斯•库斯卡特（Pedro Díaz Cuzcat）宣布，自己也能够与这些石头交谈，并要求在这些石头被发现的地方策哈莱迈尔（Tzajalhemel）建立一座神庙。1868年1月底，受圣灵石头和佩德罗•迪亚斯•库斯卡特举行的定期布道吸引，前来策哈莱迈尔朝拜的印第安人络绎不绝。

值得注意的是，佩德罗•迪亚斯•库斯卡特是一名村社头人。在当时恰穆拉的教会结构中，村社头人是天主教会和土著社会之间的主要沟通者，他们担任牧师的翻译，负责保管所有教区档案，甚至在牧师缺席时主持宗教活动。他们因此获得一份微薄的薪金，并通常任职十年以上甚至更多的时间。因此，佩德罗•迪亚斯•库斯卡特不仅了解政府有关印第安人和教会的法令，而且具有一定的宗教权威吸引人们崇拜他所推崇的新的神灵。

在这种形势下，1868年2月中旬，米格尔•马丁内斯神父被迫亲自前往策哈莱迈尔。可能是意识到政府的宗教自由法令，米格尔•马丁内斯的态度比较温和。他向在场的印第安人发表讲话，说明崇拜邪教的危险，命令他们散去。米格尔•马丁内斯自信已达到目的后，径直回到了恰穆拉。

实际上，此后的两个月是这一新的宗教迅速发展的时期。在此前的内战期间，由于受到白人两派的虐待，很多印第安人在这个封闭的神庙里找到了一个避难所，在这里，他们不但可以和平地祈祷，而且能够不受白人干扰地与其他印第安人进行接触与贸易。3月，整个恰穆拉教区以及附近的策尔塔尔人社群，如特纳哈巴（Tenejapa），开始定期到此参拜，使策哈莱迈尔不仅成为一个重要的宗教中心，而且成为高地地区最繁忙的贸易中心之一。

由于到策哈莱迈尔朝拜和贸易的人数增加，白人城镇周围的宗教收入和贸易下降了。低地的白人（中央谷地的自由派）幸灾乐祸，而对高地地区的保守派（圣克里斯托瓦尔的传统精英）来说，这是一个不祥之兆。1868年4月12日复活节时，几乎没有印第安人前来圣克里斯托瓦尔参加庆祝仪式和贸易活动，这是前所未有的。5月3日是圣克鲁斯日（Día de Santa Cruz），印第安人都到策哈莱迈尔进行庆祝，圣克里斯托瓦尔的庆祝活动再次没有印第安人参加。这一天，该城新任保守派领袖率领25个人袭击了策哈莱迈尔，逮捕了切切巴，并命令印第安人回家。令保守派惊愕的是，自由派掌权的州政府命令将切切巴释放，并宣布尊重印第安人的信仰自由。

于是，高地地区的保守派另谋对策。5月27日，他们派出了一个由三名牧师组成的代表团去劝说印第安人改信天主教。在策哈莱迈尔，他们向聚集在那里的印第安人赐予了一个十字架，并警告印第安人，信仰邪教是危险的。他们以为印第安人已经被说服了，这天下午，满意地回到了圣克里斯托瓦尔。

不知是由于这次劝说的效果还是其他原因，此后的两个月内，到策哈莱迈尔的神庙参拜的印第安人减少了。但是，8月，圣罗莎节（San Rosa）之前，由于州政府的默许，印第安人扩建了他们的神庙，购买了一座大钟和一些喇叭，选择看守人和侍僧照管神庙和祭坛，并任命了一名干事专门负责组织圣罗莎节的庆祝活动。圣罗莎节过后，库斯卡特开始逐渐承担了教区牧师的职责。在周日，他穿上长袍，在凌晨和傍晚进行祈祷，看守人敲钟召集印第安人前来参加。在其他日子，他听取申诉，分发圣餐。另外，还负责管理每日的小市场以及周日和节日的较大规模的聚会。

白人再也无法忍受了。1868年12月2日，一支50人的队伍从圣克里斯托瓦尔出发，前来平息印第安人的分离运动。虽然最初印第安人暂时阻挡了这支队伍的进攻，并保住了他们的神庙，但是后来，装备优良的白人成功地突入印第安人中间，抓住了切切巴，扣押了印第安人的圣物，神庙内的装饰被洗劫一空。库斯卡特最初逃脱，但在通过伊克斯塔巴（Ixtapa）前往州政府请求援助的途中被捕。他被戴上铁铐送往恰帕德库尔索（当时的首府）。两个月后，他证明自己无罪，但是，州长没有将其无罪释放，而是将他送回圣克里斯托瓦尔。在这里，他很快于1869年2月8日再次被保守派逮捕。

1869年初，自由派州长潘塔莱翁•多明戈斯（Pantaleón Domínguez）宣布恰帕斯州实施新的税收条例，特别是开征人头税，目的一是为了承建公共工程募集资金，二是为了争取全州地方官员的支持，因为负责征税的官员将获?税收数额的8%。新的税收将按季缴纳，第一笔缴纳的时间为5月30日。为了保证税收的有效征集，征税官被授权无限期地关押任何拒绝合作的市政会（ayuntamiento）成员。

然而，1869年4月和5月初，征税官向印第安人征收第一季度的人头税时，在市政会内与政府持不同立场的委员的率领下，印第安人逃到了丛林。在与白人的贸易再度下降，前往教堂的人越来越少的情况下，恰穆拉教区的白人要求圣克里斯托瓦尔地方政府采取行动。

当时，有一位来自墨西哥中部的自由主义教士自1868年以来一直住在圣克里斯托瓦尔，此人名叫伊格纳西奥•费尔南德斯•德•加林多（Ignacio Fernández de Galindo），他曾几次在公共辩论中捍卫印第安人的权利。看到政府决定采取新的军事行动，5月26日，他和妻子以及一名叫做贝尼尼奥•特雷霍（Benigno Trejo）的学生悄悄离开圣克里斯托瓦尔，前往恰穆拉，向印第安人通报他们面临的危险。根据伊格纳西奥•费尔南德斯•德•加林多后来的供述，他的目的仅仅是告诉印第安人自身的权利，帮助他们的村庄免遭袭击，防止流血事件的发生。而在当时的白人看来，伊格纳西奥•费尔南德斯•德•加林多想继承被捕的库斯卡特的位置，成为印第安人的领袖，组织印第安人向白人发动战争。他们认为，印第安人撤往丛林，目的是集结势力，准备向白人展开进攻。在这种情况下，6月13日，米格尔•马丁内斯神父和以恰穆拉的牧师为首的一个小代表团前来与印第安人会谈，一方面是为了做出最后一次努力，劝说印第安人服从，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探查一下印第安人的实力。到达策哈莱迈尔后，他们发现神庙那里只有很少几个印第安人。米格尔•马丁内斯劝说他们放弃“叛乱”回家。据说，这些印第安人听从了他的劝告，甚至在离开以前还请求神父为他们祈祷，并将神庙的圣物交给了米格尔•马丁内斯神父。但是，在米格尔•马丁内斯及其同伴返回恰穆拉的路上，一些印第安人闻听消息，追上了他们，要求归还圣物，显然被拒绝。在随后发生的冲突中，米格尔•马丁内斯神父和随行的白人被杀。

流血事件发生后，高地地区的白人陷于一片恐慌。在圣克里斯托瓦尔城内，白人自卫队确信印第安人的袭击迫在眉睫，开始为守城做准备。附近村落的白人聚集在几个大村庄内准备战斗。可能在印第安人看来，这种集聚意味着白人将发动进攻，而自己既然已经开了杀戒，已经没有退路了。因此，6月15和16日，来自恰穆拉教区最南端的一些印第安人袭击并杀害了隐藏在圣安德烈斯（San Andrés）附近的纳蒂维达德（Natividad）和圣马尔塔（Santa Marta）附近的拉梅塞德（La Merced）两处的白人。大约与此同时，恰尔奇古坦（Chalchiguitán）的印第安人杀害了正逃往西莫赫维尔（Simojovel）的白人学校教师及家属、牧师，恰穆拉的印第安人在通往圣克里斯托瓦尔的路上杀害了五名白人小贩。这是印第安人仅有的主动进攻行动。然而，即使在他们情绪激愤的时候，印第安人也没有滥杀无辜。6月13日，来自奇考阿森（Chicoasén）的11名买牛的白人在策哈莱迈尔附近被捕，但第二天就被释放了。居住在切内尔罗（Chenelhó）的10名白人及其子女在6月中旬的整个“种族之战”期间毫发未损。很明显，那些被杀的白人都是犯有前科或者曾以某种方式对印第安人进行过威胁的人。

为了防止印第安人进一步的暴力行动，6月17日，伊格纳西奥•费尔南德斯•德•加林多率领几千名印第安人前往圣克里斯托瓦尔，要求释放库斯卡特。尽管此举造成了圣克里斯托瓦尔城内本已心情焦躁的白人的恐慌，但这次行动的方式和目的完全是和平的。印第安人不仅高举白旗，而且他们是在黄昏的时候到达的，这正是很难展开战斗的时分。加林多提出的要求是，以他本人、他的妻子、他的学生特雷霍作为人质交换库斯卡特和切切巴等人。

白人答应了加林多的要求。6月17日到21日，印第安人返回策哈莱迈尔，庆祝库斯卡特等人获释。为防止白人的报复，他们留下了大约600人驻守在通往圣克里斯托瓦尔的道路上。圣克里斯托瓦尔的周报以此大做文章，写道，“再也没有疑问，印第安人是白人不共戴天的敌人”。对白人来说，唯一的对策是进行一场“野蛮与文明之间的殊死之战”。

尽管如此，圣克里斯托瓦尔白人的呼吁并未得到低地地区的响应与同情。直到6月18日，低地地区的报纸对米格尔•马丁内斯之死进行报道时，使用的标题还是“丑闻”。然而，6月20日，州长潘塔莱翁•多明戈斯突然调集低地地区的民兵出发，为圣克里斯托瓦尔解围。这是因为，一方面，6月18日后，圣克里斯托瓦尔被“包围”的消息致使一些低地白人担心印第安人可能会彻底摆脱白人的控制；另一方面，可能更重要的是，6月11日，在低地地区举行了一场地方选举，19日选举结果公布，潘塔莱翁•多明戈斯的政党在选举中失利，这意味着对潘塔莱翁•多明戈斯的信任危机来临，一场推翻州长的军事政变迫在眉睫。在这种形势下，潘塔莱翁•多明戈斯希望通过一场军事行动，转移军方的注意力，保住自己的权位。

自6月21日潘塔莱翁•多明戈斯率领300名全副武装的军人进入圣克里斯托瓦尔开始，印第安人的命运已经成定局了。政府武装立刻袭击了在城西和城北扎营的印第安人，杀死了三百多人。接着，6月26日，加林多和特雷霍经审讯后被处死。潘塔莱翁•多明戈斯号召全州的地方政府为“文明对野蛮”的战争出钱出力。一个星期内，就征集了2000多比索现金和700人的武装。6月30日，1000多人的军事力量向恰穆拉进发，一位名叫佩德罗•何塞•蒙特西诺思（Pedro José Montesinos）的士兵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我们到达恰穆拉，首先发现几百人无规则地散布在山坡上，在我们进入射程之前，男人、女人和孩子都裸膝跪在地上向我们祈求宽恕。虽然他们以卑贱的姿态以示屈服，政府军还是继续前进，他们显然希望将被怜悯，继续跪在地上以眼泪表示悔恨。在距离他们不到200米之后，士兵向他们密集的人群开火……

在这次“文明对野蛮”的胜利之后，7月3日，一队士兵被派往策哈莱迈尔，烧毁了那里的神庙。

随后的战斗中，印第安人的死亡人数达到1000多人，白人也有200人死亡。但是最具悲剧性的是，在对恰穆拉的袭击之后，印第安人被迫加入了跟随白人搜寻“叛乱者”的队伍。到1870年7月，所有的抵抗都被镇压下去。

1712和1867年的起义，是殖民地时期和墨西哥独立后初期恰帕斯州两次最大的印第安人反抗运动，起义虽然都最终被扑灭，但印第安人的反抗传统绵绵不绝，1994年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起义，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这种反抗运动的延续，难怪萨军的第一份公告中宣布，“我们是五百年抗争的产物”。

1910年，一场大革命的风暴席卷了墨西哥。这场20世纪世界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革命之一，也波及到恰帕斯。但是，印第安人的命运并未因此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要了解这次革命的发生，还要从墨西哥历史上最著名的独裁者波菲里奥•迪亚斯说起。

迪亚斯于1830年出生在瓦哈卡州，与总统贝尼托•胡亚雷斯是同乡。17岁就投身行伍，与入侵的美国人打仗，但没有赶上多少战斗。在后来反抗法国入侵的战争中，迪亚斯表现出色，屡立战功，很快被晋升为陆军准将，并于1862年作为墨西哥指挥官之一率军在普埃布拉战役中大败法军。此后不久，他被法国人俘虏，但他设法逃脱，后来在负责指挥卡沃内拉战役时又一次取得重大的军事胜利。战争结束时，他仅37岁，自认为堪与总统胡亚雷斯平起平坐。1867年，他与胡亚雷斯竞选总统，但遭到失败。1871年，他再次参加竞选，又遭失败。这一次，他提出了以自己的庄园命名的拉诺里亚计划，宣称选举过程有舞弊行为，号召人民起来造反。他的弟弟费利克斯•迪亚斯在家乡动员了一支军队，占据了该州的首府。波菲里奥•迪亚斯本人率领一支一千人的队伍，企图控制墨西哥城。他号召首都举行总暴动，但没有得到响应。胡亚雷斯派嫡系部队去对付叛军，迪亚斯仓皇撤退。他的弟弟费利克斯被一匿名的刺客所杀，在瓦哈卡的叛军也很快被镇压。

1872年7月17日，总统胡亚雷斯突发心脏病，第二天便离开了人世。根据宪法，最高法院院长塞瓦斯蒂安•莱尔多•德•特哈达继任总统。为了显示他的宽宏大量，新总统对迪亚斯及其部下进行了赦免。退休后的迪亚斯回到他的拉诺里亚庄园，种种庄稼，修修桌椅，表面上看似乎已经偃旗息鼓，但实际上一直在暗中争取旧部下的支持，伺机再次夺取总统宝座。1876年1月，在迪亚斯的策划下，瓦哈卡的军事司令发布了一项声明，即土斯特佩克计划，号召起来推翻莱尔多，推选迪亚斯为总统。最初，莱尔多的军队利索地击败了瓦哈卡的叛军，莱尔多并在随后举行的大选中当选。可是政府内部发生了分裂，可能是在迪亚斯的感染下，最高法院院长何塞•马里亚•伊格莱西亚斯指控莱尔多在选举中弄虚作假，拒绝承认选举结果。政府内部的分裂激起迪亚斯的反叛热情，他最终在特科阿克战役中大败政府军，莱尔多仓皇逃亡国外。迪亚斯试图与伊格莱西亚斯分享权力，提出后者承认他为新革命军的首领，并同意举行新一轮大选，他就承认伊格莱西亚斯为临时总统。但伊格莱西亚斯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拒绝了迪亚斯提出的条件，两人兵戎相见，伊格莱西亚斯的军队迅速瓦解。1877年春举行大选，迪亚斯成为新的总统。

总统的位子来得如此不易，迪亚斯可不想轻易放弃。此后，除1880—1884年由一名傀儡担任总统外，他通过修改宪法，一次次连选连任，成了墨西哥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独裁者。然而，迪亚斯把持权力，并非完全为了自己吃喝享乐，他有一个宏大的理想，就是要发展经济，赶超欧洲和美国，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迪亚斯明白，政治稳定是经济增长的前提，为了维持政治稳定，迪亚斯建立了高度专制的政治制度。他吸收所有社会上层以及某些中间阶层成员，如著名的知识分子和记者进入政权，社会下层被完全排除在政治参与之外。对于社会下层的反抗，迪亚斯进行毫不留情的镇压。迪亚斯的镇压工具之一是所谓“乡警”（rurales），这支准军事力量最初由强盗和流民组成，后来逐渐由在社会变革中失业或失去土地的手工业者和农民所取代，负责镇压印第安人和农民的反抗，破坏工人罢工。为发展经济，迪亚斯大力发展出口，对外贸易从1877年到1910年翻了九番。龙舌兰、蔗糖、香蕉、橡胶、烟草等农产品，黄金、白银、铜、锌等矿产品大量向美国出口。为把出口的农矿产品从内地运往沿海港口，大量铁路动工修建。如同21世纪的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一样，在19世纪后半期，铁路是高新技术和现代化的标志。遍布全国的铁路网、隆隆的机车冒出的黑烟，似乎将墨西哥带入了现代化的时代。

整个国家生机勃勃，一派繁荣景象，偏僻的恰帕斯也不例外。为了鼓励对恰帕斯的开发，迪亚斯授权两家外国公司（一家英国、一家美国）出售土地和进行拓殖。1877年，恰帕斯州共有501家农场，到1895年，仅索科努斯科就有530家农场，此外图斯拉有240家、托纳拉（Tonalá）有368家、皮丘卡尔科（Pichucalco）有529家。欧洲、北美和墨西哥本国的企业家在此以近乎白送的价格大量购买土地，他们在皮丘卡尔科建立了可可、玉米和热带水果种植园，在格里哈尔瓦盆地建立了养牛场和玉米庄园，在拉坎顿丛林建立了坚木生产厂，在沿海地区建立了咖啡和橡胶种植园，在该州的其他地方建立了咖啡、甘蔗和热带水果种植园。

1892年，埃米利奥•拉瓦萨（Emilio Rabasa）被迪亚斯任命为恰帕斯州州长，此后20年内，他的四位继任者都是迪亚斯的忠实支持者。为促进本州出口经济的发展，拉瓦萨大量投资改善基础设施，疏通河道航运，改建码头，并修建了连接圣克里斯托瓦尔和图斯拉之间的公路。他还采取措施，分割印第安人的公共土地。此举带来了双重的效果，一方面为种植园主获取土地创造了机会；另一方面，迫使失去土地的印第安人在索科努斯科新开辟的咖啡、可可种植园出卖劳动力。高地地区贫困的印第安人由于没有足够的费用支付到达索科努斯科的路费，被迫向种植园主借贷，以劳役偿还。然而，其劳动报酬通常以只能在公司商店（tiendas de raya）消费的购物券支付，这些印第安人基本上不可能积累足够的钱还债，因而只能被迫接受新的贷款。为了加强印第安人对自己的依附，老板还经常借款给印第安人举行宗教庆祝活动，或者在公司商店向印第安人兜售廉价的酒，致使印第安人所欠的债务愈积愈多。没有还清债务的印第安人只得留在种植园。由此，这些印第安人实际上变成了种植园主的债役奴。到1910年，恰帕斯州50%的农村劳动力是债役奴。那些没有离开故土的印第安人，由于失去了土地，只有为土地的新主人每月劳动一段时间，方得获准维持自己的房屋和小块土地。

在圣克里斯托瓦尔以北的高地居住的印第安人，被迫为皮丘卡尔科的可可种植园充当运货人，从圣克里斯托瓦尔向北部低地地区的西莫赫维尔（Simojovel）和契隆（Chilón）运送小麦粉、面包，精炼后的蔗糖、咸肉、烧酒，还向墨西哥湾沿岸的港口比利亚埃尔莫萨运送这里的种植园生产的咖啡、烟草、龙舌兰、可可和橡胶，以便出口。由于使用印第安人劳动力比使用骡子要便宜、可靠得多，高地地区控制这些劳动力的白人获利甚丰，他们向州长弗朗西斯科•莱昂（Francisco León）行贿三万比索，目的在于阻止州长修建一条连接圣克里斯托瓦尔和契隆的马车大道。

1890年后，恰帕斯州的出口经济日益重要，农业资产阶级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也随之增强。世纪之交，咖啡种植园主成功地迫使政府采取措施，在咖啡价格下跌时，削减税收。州政府还采取措施促进劳动力的流动。1892—1893年，州政府调整了人头税，并增收新税。完不成税收任务的印第安人被逮捕，并被移交给债务劳工承包人。1907年，在高地地区的社群坎库克（Cancuc），每个12岁以上的男子要缴纳的税收为10.87比索。根据当时低地种植园的工资水平，要在种植园劳动40天以上才能完成一年的税收任务。

政府与低地地区的种植园主结成联盟，高地地区的传统精英的利益受到了伤害，他们伺机报复。印第安人的负担不断加重，负债累累，有的甚至连续两三年无法回到自己在高地的家乡。最令印第安人劳工痛恨的是，他们家乡的市镇政府与低地种植园主串通一气，“出卖自己的兄弟”，他们也等着报仇的那一天。大革命爆发前，恰帕斯州已经变成了一个火药桶。

1910年举行总统大选，一位开明的土地拥有者弗朗西斯科•I.马德罗宣布以迪亚斯的对手身份参加竞选，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6月初，极为恼怒的迪亚斯以“侮辱总统和煽动叛乱”的罪名将马德罗逮捕入狱，马德罗的许多支持者也随之被捕。6月21日，总统选举如期举行，迪亚斯宣布在选举中获胜，并第八次执政。选举之后，感到大权在握的迪亚斯做出了一个给自己致命一击的决定，允许马德罗保释出狱。马德罗出狱后逃到美国得克萨斯州，1910年10月5日，他在那里发表了《圣路易斯波托西计划》，号召墨西哥人举行起义，以武力推翻迪亚斯政权。

两支主要的农民革命力量开始响应他的行动。在北部边境的奇瓦瓦州，起义军聚集在潘乔•比利亚的领导下。1910年年底，他们控制了该州的绝大部分地区。在南部多山的莫雷洛斯州，梅斯蒂索（即印欧混血种人）领导人埃米利亚诺•萨帕塔受到《圣路易斯波托西计划》中土地改革措施的吸引，宣布支持马德罗。1911年5月，萨帕塔的农民军取得了两场决定性的胜利。为了避免萨帕塔的军队进攻防守空虚的首都，迪亚斯和他的顾问们决定与马德罗达成和解。5月21日，马德罗与迪亚斯签署了胡亚雷斯城协定，迪亚斯辞去总统职务，但是保存了所有的旧的统治机构。协定对于社会改革计划只字未提。5月25日，年迈的迪亚斯流亡欧洲。在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中，马德罗当选为墨西哥总统。

革命很快波及到恰帕斯州。迪亚斯倒台后，高地保守派看到了反击低地地区的自由派的机会。1911年8月，圣克里斯托瓦尔的保守派宣布，不承认图斯拉的州政府。在弗朗西斯科•奥罗思科•西门尼斯（Francisco Orozco y Jiménez）主教的支持下，以圣克里斯托瓦尔为基地的保守派宣布自己是“马德罗派”，并组织了一支大约800人的白人武装，恰穆拉的卡西克（地方豪强，cacique）哈辛塔•佩雷斯（Jacinto Pérez）招募了几千名恰穆拉的印第安人加入，这支称作“拉斯卡萨斯旅”(Brigada de Las Casas)的队伍，与低地地区的“波菲里奥派”（即迪亚斯的支持者）展开了战斗。但是，这支装备低劣的队伍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就被击溃，300多名印第安人被杀。到1911年底，保守派开始担心印第安人的暴力倾向，最终与低地地区的“波菲利奥派”联合起来，反对革命。

全国的革命局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913年2月9日开始，墨西哥城发生了“悲剧的十天”（Decena Traguica）。迪亚斯时期的炮兵司令米格尔•蒙德拉贡（Miguel Mondragon）、迪亚斯的侄子费利克斯•迪亚斯（Felix Diaz）和1910年的副总统候选人贝尔纳多•雷耶斯（Bernardo Reyers）联合发动了一场反对马德罗的叛乱。马德罗派维多利亚诺•韦尔塔前往镇压叛乱。但是，韦尔塔加入了叛乱一方，逮捕了马德罗和他的副总统，并迫使他们辞职。在枪口的逼迫下，墨西哥议会接受了马德罗的辞职并任命韦尔塔为临时总统。1913年2月21日晚，马德罗和他的副总统被暗杀。

韦尔塔以为，他能重新建立一个迪亚斯式的政权。但是，参加过反迪亚斯暴动的很多墨西哥人把韦尔塔看做一个篡权者。萨帕塔领导的农民军和比利亚领导的以矿工为主的队伍分别在西南部和北部发动攻势，1913年3月，马德罗的家乡科阿韦拉州的州长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发表“瓜达卢佩计划”，声称韦尔塔掌权是非法的，并自封为“立宪主义军队的最高长官”。在来自各方面的军事压力下，1914年7月初，韦尔塔辞职，流亡欧洲。

卡兰萨在对墨西哥中部地区实现了控制之后，为了巩固政权，1914年9月，派赫苏斯•奥古斯丁•卡斯特罗（Jesús Agustín Castro）将军以立宪派武装的名义，率1200人的武装进入恰帕斯，接管该州的政权。

赫苏斯•奥古斯丁•卡斯特罗生于杜兰戈，是一位激进的革命者。他痛恨特权、等级制度和教会，主张通过“自上而下”的革命实现社会正义。来到恰帕斯后，他宣布：

如果昨天的专制政府使人退化，将人变为奴隶，那么革命将提升他们的地位，把他们变成有尊严的公民；如果暴政是愚昧无知的根基，革命将摧毁暴政，带来启蒙与开化；如果穷人被特权者剥夺，革命将还他们以公正；如果法律对穷人和富人区别对待，革命将带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野心家通过欺诈和犯罪滥用职权，革命将实现官员由公民投票选举产生。革命的一切成就将雄辩地宣布，我们的国家将有一个伟大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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