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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叶集》目录、后记及文摘六篇
：一丁
目 录
序言
照片
不再沉默
试析河南省文革的几个特点
郑州大学文革概述
《八年日记》序
《八年日记》后记
收藏文革文物 见证真实历史
往事漫忆
文革中我是怎样当上造反派的
我所经历的一次武斗
纪登奎被“抢”记
父亲写春联的故事
读了于光远一篇文章之后
让更多的人了解打工诗作——《打工诗选》代序
人民怀念毛泽东——为毛主席逝世28周年而作
四十周年话文革
谈谈文革中毛主席语录
谈谈文革中的大字报
谈谈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
试谈关于毛泽东的一张大字报
介绍关于毛远新的一张大字报
介绍一组对联形式的大字报
介绍文革中四位美籍专家的一张大字报
浅谈文革中的传单
浅谈文革中的改名故事
浅谈文革小报
从传单的署名看文革时代的词汇特征
军营生活的回忆
关于文化大革命几个问题的看法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对毛泽东在文革中选择用人的看法
怎么看文化大革命是胜利还是失败？
文革中经济是发展了，还是濒临崩溃的边缘？
应当怎样看待文革中的造反派
如何评价文革的“三分错误”
如何理解“对文革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文革事件钩沉（选登）
上海“安亭事件”
南开大学“抓叛徒”事件
青海省西宁“二·二三”事件
黑龙江省“炮轰”省革委事件
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按语）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活动简记
自 序
十余年来，我分别用“霜叶”、“路石”、“草民·匹夫”、“一丁”、“鲁石”等名字，写了一些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字，有的曾贴在网上，有的从未露面。在文革四十多年后的今天，重读这些文字，不禁思绪万千。文革是我们这代人“激情燃烧的岁月”。当年的红卫兵如今已两鬓染霜，额头上的条条皱纹记述了历经的种种坎坷和磨难。然而，没有后悔，没有哀怨，血是热的，心是红的。十多年来，我呕心沥血，锲而不舍地收集文革文物和资料，这些文字就是我在整理资料过程中，触景生情时心灵深处迸发出的火花。火花汇集，便是火种。我想把这些文字整理成集，以便留存。然而，这些只能叫“文字”而不是“文章”的东西，大都是有感而发，语句生涩，认识肤浅，特别是一些资料的重复使用，汇集成册后给人以繁琐、累赘之嫌。比如反映文革结束后河南省“揭批查”运动的一些资料，就先后在两篇文字中出现。删除一篇，有点不舍；去掉一篇中的一些文字，又破坏了该文的完整性。斟酌再三，还是决定保留原样。集子定名为《霜叶集》，是因为我最早的几篇文字署名“霜叶”，取古诗“霜叶红于二月花”之意。
其实，作为文革的亲历者和冲锋陷阵者，真正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重大意义有较深刻的理解，还是失去领袖后中国的社会现状给予的启示和教育。文革被彻底否定后，造反派被批斗、关押、戴上“三种人”的帽子，在取消“阶级斗争”的幌子下，对他们进行着残酷的阶级专政。特别是在取消“四大”和“不争论”后，他们被剥夺了话语权。那些歪曲、丑化、谩骂文革的声音充斥在宣传舆论阵地的各个角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1996年文革30周年之际，从北京来了个学者叫徐友渔，想采访河南省文革学生“领袖”党言川，因故未见到，就被引见到我的家里。当时，我没有读过他的任何文章，对他一无所知。只是觉得有人能找我谈文革，就是天大的好事。我亲手做了红烧肉招待他。徐友渔给我的最初印象是温文尔雅、侃侃而谈。后来，我写了一篇《军营生活的回忆》登在他主编的《1966我们那代人的回忆》一书中。当时由于对文革这个话题心有余悸，只好写离开学校后到解放军农场劳动锻炼时发生的事情。这本书出版发行后，我和老伴到北京办事，顺便拿到作为稿费的几十本书，并参加了徐友渔在清华大学召开的部分和文革研究者座谈会。记得有唐少杰（清华大学副教授，著有《一叶知秋——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印红标（北京大学副教授，著有《红卫兵运动中的两大潮流》）、碧峡（徐海亮，著有《东湖风云录》）等。后来，老友徐海亮给我买了香港中文大学1996年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刘青峰主编）一书，读到徐友渔等人的文章后，才知道我和他们对文化革命的认识存在着根本分歧。尽管政治观点不同，但他们平易近人的态度和对我收集资料的鼓励、肯定，还是令我称道的。如清华大学唐少杰教授，虽然见面不多，但每次给我的印象都是谦逊有加、不摆架子。 2004年冬，听说他写的《一叶知秋》在香港出版了，我就打电话索要，他回答“以后再说”。没过几天，我竟收到他邮寄来的亲笔签名盖章的《一叶知秋》一书，当我打电话表示谢意时，他反而向我表示歉意说：那天接电话时正在睡觉，由于几年没有联系，竟没有反应过来。后来想到是您，就赶快寄去。当然，在原则问题上我还是不让步的。比如，有位旅美学者，曾想向我要河南《二七公社报》的复印件，我回绝了。“河南二七公社”是文革中全国有名的造反派组织之一，我的确收藏有从创刊到终刊全套的《二七公社报》，不愿意给的原因是，我对文革发生在中国，而大量的文革资料流失到国外这一现象始终耿耿于怀。
1998年，我以霜叶为笔名写出《不再沉默》和《试析河南省文革的几个特点》两篇初稿。当时的心境是：说是不再沉默，却不敢越雷池半步；说是抛砖引玉，却不敢轻易给别人看；说是一吐为快，却仍吞吞吐吐、犹抱琵琶。后来这两篇文章被朋友贴在网上，其中一篇署名改为“一丁”。我希望能得到志同道合者的鼓励和帮助，也希望和不同看法的人探讨。
2000年，在同志们的鼓励下，我整理出十余万字的《八年日记》。这是丈夫和我八年监狱内外生活的真实记录。它不仅记述了我艰难岁月的心路历程，同时也是“揭批查”这段历史的见证。由于种种原因，至今未公开露面。我暂把《自序》和《后记》部分收集在《霜叶集》里。
1998年5月，我参加了《中流》杂志河南发行站的发行工作。《中流》杂志是林默涵、魏巍主编的中宣部正式批准发行的刊物。它是1989 年苏联解体后，中央一些老同志（如王震、邓力群等）在对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教训反思中，倡导兴办起来的。当时的说法是“给老同志留一个说话的地方”。《中流》杂志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办刊方针，很快受到许多老同志的拥戴。然而，《中流》杂志没有像其它刊物那样进行广告宣传和疏通发行渠道，发行量很小。后来，在老同志的建议下，河南省率先成立了《中流》杂志发行站。接着，全国一些省市也相继成立。1999年12月，我有幸参加了《中流》杂志十周年座谈会，聆听了邓力群、马宾、郑天翔、吴冷西、魏巍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讲话。他们对党和国家命运的关心和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现实的思考、分析、担忧、疾呼，令我由衷地感动和敬佩。这次座谈会的意外收获是认识并访问了寒春阳早夫妇。作为外国人，他们对毛泽东的深厚感情和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理解，深深地打动了我。从《中流》杂志的文章和老同志言谈话语中总是会流露出对文化大革命的不甚理解。令人欣喜的是，这些在文革中受过冲击的老同志已经开始抛弃个人恩怨，对“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进行理性思考，并主动听取不同意见。2001年3月，河南几位同志根据北京一位老同志的建议，敞开心扉地分别谈了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霜叶集》中《关于文化大革命几个问题的看法》一文，就是综合几位老同志的意见写出的。
2001年春，《毛泽东论坛》网站设立“三年自然灾害馆”，征集有关我国59年—61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事件真相，这使我想到河南省在1960年前后发生的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和老伴到北京找到原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的妻子李瑞英同志，她给我们详细谈了亲身经历的“信阳事件”，并把张树藩的遗作《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给了我们，我以“路石”为名写了《按语》，并查阅资料摘出毛泽东对当时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的批评，一并贴在《毛泽东论坛》网站上。后来，张树藩同志的这篇文章和我写的按语被西安社科院的张宏志研究员作为附录登在他所著的《还清白于毛泽东》一书中。也许张宏志同志至今还不知道“路石”是谁，但是，能为还毛泽东清白做点事，令我十分欣慰。
学会应用电脑，使我的文革资料整理工作更上一层楼。早在1993年夏，我和老伴就给上高二的儿子买了一台286联想电脑。当时，家庭买电脑的比较少，我们何以如此超前呢？这得从儿子小时候说起。儿子从两岁起，就经历了父亲坐牢、被母亲背着、扯着探监八年的艰辛日子。有一次，在探监回来路上，儿子用迷茫的眼神问我：“爸爸是好人，还是坏人？”我说：“你爸爸是好人。”“那为什么解放军（应是武警）管着他？”我无言以对。儿子怎么会理解呢？然而，幼小心灵遭到的创伤，使他逐渐变得性格内向，不愿和别人交流。那时候没钱买玩具，假期里儿子跟我到朋友家串门，就把人家的旧玩具拿回家摆弄、拼凑，养成了爱动脑筋的习惯。为了培养儿子的兴趣爱好，弥补对儿子的愧疚，所以我家较早拥有了电脑。1995年，儿子考上了大学后，自己组装了一台586电脑——我家的第二代电脑，这台电脑在儿子大学毕业后归我所用。于是，1999年，我正式开始学习电脑。由于我小时候学的汉语拼音不是用英文字母，高中到大学又都是学俄语，所以，只能像幼儿园小孩一样，从英文字母和汉语拼音学起。我在电脑上打出的第一行字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我一定要学会电脑”。神奇的电脑常常使我感慨不已，在我的宣传鼓动下，几个好友也相继买了电脑。
天有不测风云。网络带给我快乐，也给我带来了麻烦。2001年，江总发表了著名的“七一讲话”。《讲话》中提出要“私营企业主入党”问题，引起一些老同志的强烈反对。大概在8月12日前后，我在当时的《毛泽东论坛》上看到了邓力群、马宾、魏巍等十六位老同志给江总的“上书”信，既激动又惊讶。这些老同志，大部分在文化革命中都受到过冲击，有的还坐过牢。文革被否定后，大部分拥护邓小平的主张。现在他们站在党性的立场上，敢于直抒己见，确实令人肃然起敬。大家都知道，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如果资本家能入党（当然不排除经过思想改造后实践证明已经达到共产党员条件的资本家），那不成了“全民党”了吗?当时，我刚刚学会在网上转发文章，没料到鼠标就这么轻轻的一点，竟然让我这个初涉网络者吃尽了苦头：8月14日傍晚，公安人员突然闯进我家，搬走电脑主机、显示器、键盘，还有打字机、扫描仪等，并对我进行了传讯。虽然此事后来不了了之，然而，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从此，我再也没有直接在网上发文章和跟贴，全身心投入文革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
网络使我的眼界骤然开阔起来。2000年，一些左派网站十分活跃。如：“毛泽东论坛”、“中国与世界”、“上海红旗”等。这些网站上有许多讨论毛泽东和文革的文章令我激动和振奋。当然，也有一些令人气愤的文章。2000年10月，我在网上读到于光远老先生的一篇文章《读了余秋雨两篇自白之后》，文中关于中央清理“三种人”工作开展得不彻底、致使不少“三种人”漏了网的论调，令我不能苟同。于是，我和老伴以草民、匹夫为网名，斗胆写了一篇《读了于光远一篇文章以后》贴在天涯网站上。众所周知，于光远是很有名气的大人物，草民所以敢和他理论，正是由于网络这块神奇而广阔的阵地。这篇文章也收录《霜叶集》中。
2003年10月，我根据资料，整理出《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中活动简记（1965.11—1969.10）》一文，曾被朋友贴在网上。这次收录到《霜叶集》中，试图为读者开启一扇了解毛泽东文革活动的视窗，为文革研究者提供一份较系统的资料。
2004年春，我和打工诗人梁彦选合编了一本《打工诗选》。小梁找来打工诗作，我负责选编并输入电脑，还自不量力地写了序——《让更多的人了解打工诗作》。自费印刷500本，赠送给朋友们。很快，军旅作家魏巍给我来了信，信中说：“你寄来的《打工诗选》已收到。也看了一部分，感到你的工作很有意义。这些诗集中表现了当前千百万打工仔真实生活和真情实感，使人心痛、心酸、泪下。……”后来，在魏老的推荐下，《诗刊》推出了“《打工诗选》作品选辑”，发表了21首打工诗作。
《往事漫忆》是我对亲身经历的几件事情的回忆。有《文革中我是怎样当上造反派的？》、《我所经历的一次武斗》、《纪登奎被“抢”记》等。其中《父亲写春联的故事》是1984年春节前夕，为纪念去世的父亲而作的。我的父亲于1982年10月7日去世。当时正是丈夫因“文革罪”含冤坐牢，我只身带着三个孩子又工作又奔波的极其艰难困苦的岁月。在父亲得了脑血栓住院期间，家里一直瞒着我，直到父亲停止了呼吸，才电话通知了我。当回到老家，看到僵直在床上再也不能和我说话的父亲时，我的心碎了！作为唯一的女儿，我没有在父亲病床前侍奉过一天。当听说父亲临终前还在喊着囹圄中女婿的名字时，我禁不住痛哭失声。自古以来，忠孝不能两全。为了工作，为了孩子，为了狱中的丈夫，我没有尽到做女儿的孝心，父亲会理解的。这篇文章是我对父亲的永久纪念。
2004年8月，我和老伴开始收集“活资料”，即对文革当事人进行录像采访。例如，对聂元梓的采访，着重谈“全国第一张大字报”贴出的前后经过；采访曾被毛泽东称为“学生领袖”的原西安交大学生李世英，谈了“六·六”事件的经过以及自杀（未遂）时的思想状态；采访西安地区工人领袖张培信，对文革中工人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另外，还请山东、河南等十几位同志谈了个人的文革经历。这一工作，可以说是在“抢救”资料。因为这些人大都年逾花甲，有的体弱多病，有的接受采访后不久就离开人世。比如，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关金生同志，因“文革罪”含冤坐牢十年，身体受损严重，2004年底已是肝癌晚期，为了接受录像采访，他注射超量的“杜冷丁”来抑制肝部的疼痛，虽然不久他就去世，而宝贵的音像资料却留给了历史。
2005年底，由于奔波劳累，我得了一场大病，致使录像采访工作暂时搁浅。在家休息的两年中，我根据收藏的“文物”资料，写出了《历史的见证——文革文物展示》初稿。企图通过“文物”展示、图片说明、讲述故事，使后人对文革得到比较直观、系统的印象，感受红色魅力，同时也是对妖魔化文革者的回应。2006年7月，我带着拙作到北京请著名作家魏巍指教。86岁的魏老读后给我写了简短、深刻、凝重的文字——写给《历史的见证》：“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发生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至今已经40年了。随着历史风云的变化，这场大革命越发显出重大深远的意义和耀眼的光芒。尽管对它的评价依然存在着种种争议，甚至巨大争议，而且还会持续下去，但那种盲目的否定和轻率的否定，显然越来越难以立足了。我以为，只有从人民长远的利益出发，广泛收集历史资料，严肃地研究它，加深的理解它，找出什么是成功的地方，什么是不成功的地方，并总结出有益的经验教训，以利于未来的实践，才是正确的路子。 鲁石是我的故乡人。她是那场革命的亲历者，又是有心人。近二十年来，她以并不宽裕的经济条件，怀着满腔挚诚，走南闯北，历尽辛苦，在各地旧书摊上收集文革文物，终于蔚为大观，简直成了文革文物的收藏家了。如《毛主席语录》她就收集了数十种大小不同的版本，国内外用五十多种语言文字发行的语录版本也有不少被收入囊中。此外还有多种《大字报选编》和数千种《红卫兵》小报、传单，文革中的照片、歌曲，文革中的中小学课本，各种纪念品和票证等等，真是五光十色，使人大开眼界。现在她把这一切材料，归纳整理，编成《历史的见证》一书。我想，这对推动文革历史的研究，无疑是一大贡献。书成之日，特书此数语，对她多年来的辛劳和挚诚表示敬意。”魏老对拙作的评价是对我的鞭策和鼓励。这里，将该书的《自序》部分收集在《霜叶集》中。
《霜叶集》中的一首诗，是为纪念毛泽东主席逝世29周年而作。虽然粗浅、直白，但感情真挚，表达了我对领袖无比怀念的心情。
2006年5月，适逢文革四十周年，我突然有一种想写一点纪念文字的冲动。于是，就临时将初稿《历史的见证——文革文物展示》中的前几部分整理出来，取名为《四十周年话文革》，被朋友贴在网上。虽然《历史的见证》已经基本完稿，但出版还遥遥无期。一来对文革这个话题，出版界仍如履薄冰；二来书中有大量彩色插图，昂贵的印刷费非个人财力所能及。所以，将《四十周年话文革》先置于《霜叶集》之中。
《军营生活的回忆》、《郑州大学文革概述》、《文革事件钩沉（选登）》是最近修改整理《霜叶集》时增选的。
回顾十几年来走过的路，最大的收获是颇丰的“红色收藏”和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志、朋友。最大的遗憾是由于身体欠佳、家务繁重、经济拮据等原因，致使收藏、整理工作进展缓慢。如今，我和老伴都已年逾花甲，还要伺候和赡养两位九十多岁高龄的老人。欣慰的是，孩子们都已长大工作，十分孝顺。我不羡慕万贯家产的荣耀，不羡慕麻将桌前的消遣，不羡慕歌厅酒店的沉醉，不羡慕国外观光、国内旅游的雅兴。做我想做的事——收集整理文革文物，就是我最大的乐趣。
文革影响了我们的一生，我将为研究文革奉献余生。
《霜叶集：关于文革的回顾与思考》是我首次把文字变为“作品”的尝试。由于本人理论水平、认识高度、写作能力所限，谬误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到这些文字的同志、朋友，批评指正。不胜感激！
一丁 2008年12月
后 记
《霜叶集：关于文革的回顾与思考》一书终于出版了。
从2006年萌生出书的念头，至今已经有四个年头。原以为已经有了初稿，出书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殊不知选稿、修改、整理、校对、定稿、出版，是一个繁琐、细致、来不得半点马虎的过程。其间，家事、疾病、老人、孩子等诸多琐事，将岁月撕成碎片，修改书稿只能抽空进行。就这样，断断续续，拖拖拉拉，修修补补，总是觉得不满意。老伴是我最执著的支持者。我俩从同学、战友，到夫妻、同志，几十年来，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相濡以沫。帮助修改、校对，成了他义不容辞的责任。他总是认认真真，一丝不苟，任劳任怨，不厌其烦。其实，共同的志向早已将我们的生命融合在一起，已经分不清彼此了。同志们的支持，也是我出书的动力。朱久如、张纤夫、杨止仁等老同志不仅对初稿提出过宝贵的意见，还经常给我鼓励和帮助。在出版过程中，要感谢子娟工作室，无偿为该书精心设计封面；还要感谢年轻网友玉岭同志，在百忙中修改书稿，帮助联系有关出版事宜。要感谢的人很多，情长纸短，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文革已成为历史。亲历者大都年逾花甲。不少人带着想说又没有说的遗憾离开人世。该书的出版，尽管仍有很多不足之处，但总算完成了心愿。如果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使更多年轻人关注文革、讨论文革，更多亲历者回顾文革，更多人拿起笔来，写出有分量有价值的关于文革的文字，我就更感到欣慰了。
2010年2月
文摘一：
作为一个文革亲历者和文革文物收藏者，十几年来，我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陆陆续续写了一些关于文革的文字，如《不再沉默》和《试析河南省文革的几个特点》两篇初稿写于1998年，后来曾贴在网上。2006年，为纪念文革40周年，我把这些文字整理成《霜叶集》贴在网上。网友玉岭把它制成电子书并加上了副标题“一位文革亲历者的思考”。2008年，步入老年的我常常感到记忆力衰退，做事力不从心。看看过去写的一些东西，大部分是还是半成品，一种紧迫感油然而生。因而产生了自费出版《霜叶集》的念头。可实施起来，困难还真不少。首先，重读这些文字，发现语句生涩、认识肤浅，甚至还有不少错字、别字，需要花一番功夫进行整理、修改、补充和校对。其次，家务缠身，时间紧缺。我和老伴原本照顾着两位90多岁的高龄老人，后来，已过而立之年想当丁克族的白领儿子屈服于传统观念压力，添了个宝贝女儿。于是，照看宝贝孙女的光荣任务义不容辞地落到我的肩上。其三，自费出书需要一笔不大不小的资金，可是我们是“罗锅上树——前（钱）缺！”老伴因“文革罪”坐牢，出狱后20多年没有工作，没有任何生活待遇。加之在狱中苦读马列，思想“僵化”，和当今社会格格不入，不会做生意赚钱，因而全家靠我一人的微薄工资生活。2007年7月，在众多“文革犯”层层上访不懈努力下，才得到每月440元生活费。尽管现实生活中有诸多困难，然而，贫穷而不潦倒，劳累并快乐着。在我和老伴的努力下，《霜叶集：关于文革的回顾与思考》已经基本定稿。现将《自序》部分贴在网上，敬请网友批评指正。 一丁（[email protected]）2010、1、4
不再沉默
1966年初夏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那场史无前例的、震憾五洲四海的、由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亿万群众踊跃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过去32年了。这场被毛泽东称为“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十分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后又评价为“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历经十载，到了1976年10月6日，在毛泽东去世28天后，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并宣布结束。接着，文革中曾信誓旦旦向毛泽东保证永不翻案者复出，文化革命被认定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于是，血泪控诉、平反昭雪、拨乱反正、“揭批查”、清理“三种人”、伤痕文学……种种形式，把文革彻底妖魔化。到了1996年，文化革命发动30周年之际，国外有关文革的议论沸沸扬扬，甚至有“试图赋予文革某些合理性、先进性”的论述，而国内——文革的发源地——“文革这个主题却显得出人意料的沉默”（海外学者语）。虽然也有几篇有关文革的学术文章问世，其内容也是苍白无力的；虽然也有“蠢蠢欲动”者，企图出版关于文革的回忆文集，征稿、组稿很是忙乎了一阵子，也终于流产。这是为什么?是人们在对文革的诅咒声、谩骂声、彻底否定声中不敢再提往事，还是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疲倦了、麻木了、忘却了……？终于有一天，我在《钟山文学》第103期上读到了冯骥才的文章——《终结文革》及其两篇附录：一是非文革经历者的文革概念，即对20名1976年以后出生的人对文革印象和看法的采访实录；二是关于冯骥才谈《一百个人的十年》文革工程采访录——介绍冯骥才为普通老百姓记载他们文革经历的纪实文学。我不知道冯骥才所写的一百个人（据说采访了4000人）能否代表亿万文革亲历者，也不知道这部作品是否起到“唤起民众自我反省，推动民众自我拯救”的作用，然而有一句话，引起了我的共鸣，触动了尘封于心底的“文革情结”。那就是：“终结文革的方式，唯有彻底真实的记住文革”。
我的文革情结，使我有一种时时想鸣的不平感。作为一个60年代的老五届大学生（1966年—1970年），一个文化革命的冲锋陷阵者，我深知这场席卷全国、触及人们灵魂的群众运动，其广泛性、深入性、复杂性、多面性、残酷性使得任何简单肯定或草率否定的说法都不免失于肤浅。对于文革的评价，是“糟得很”，还是“好得很”，是全盘否定，还是“三七”开，历史会做出公正的判断。
20多年来，在对文革的思考中，部分老三届中学生（1966—1968年），以他们上山下乡的“苦难经历”为资本，出书，聚会，举行种种活动；一些具有高贵血统的老红卫兵，随着他们父辈的重新掌权而出人头地，不断炫耀自己的一贯正确。而同样为文革付出了青春的老五届大学生，特别是其中的造反派红卫兵却始终沉默着。虽然沉默是金，却是以心灵的伤痛为代价的。文革乃至文革结束后相当长时间里，这场革命给我们打的烙印太深、太深了。直到文革已成为历史的今天，仍有一些人因为“文革罪”背着沉重的包袱，生活无着落，子女受牵连。右派20年后平了反，而担着“文革罪”名的大量学生，什么时侯才能得到一纸公正呢？所以，尽管这些人对文革这个话题保持沉默，但决不会忘掉文革。
文革被否定20多年后的今天，那些文革后出生的年青人——非文革经历者，对文革的认识和了解的程度又如何呢?冯骥才先生对20余名青年的采访实录颇能说明些问题。从实录中我们可以看到青年一代的文革概念是那样肤浅、幼稚、支离破碎、面目各异甚至荒唐可笑，当然也有疑问和迷惘。“每个人对文革的说法都不一样，给我的印象很乱。有人说文革生活很苦，大学毕业才50多块钱，但又有人说那时物价很低，一斤肉不到一块钱；有人说文革随便打人，社会很乱，也有人说那时干部清廉，治安很好；有人说毛主席犯了错误，可有人说毛主席很伟大，一声令下，全国闻风而动；我也不知道谁说的对，形不成一个完整的印象。我曾经把这些话对一个经历过文革的人说过，他说这话全对，我听了就更糊涂了”——一个19岁的男性青年如是说。另一个17岁的高二学生说：“为什么对文革好像有点回避呢?考历史时老师说，不考这块，甭准备了。‘这块’就是指课本上有关文革的内容。家里的爷爷奶奶也常嘱咐我们对文革‘千万少说’”。两位青年的话道出了他们文革概念的模糊及其困惑。
青年一代对文革的印象大都来自长辈之口以及文学、电影、电视等官方媒体的宣传。20多年来，宣传媒体千篇一律的把造反派描写成打砸抢分子或不学无术只会背语录、跳忠字舞的狂热者。久而久之，在人们的印象中，文革就是打砸抢，亿万文革参加者，似乎也成了不可理喻的、愚昧无知的、疯狂的精神病患者。我不禁想问：如果真是这样，1967年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68年万吨级远洋巨轮高阳号成功下水、南京长江大桥提前通车，1969年，我国建成最大的水泥厂、氮肥厂、大型轧钢厂，1970年我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胰岛素成功、河南林县人民自力更生修建的全长1100多公里的红旗渠、袁隆平杂交水稻研究成功等等，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那些把文革说的一无是处的人也许会说，这些成就都是工农群众创造的，你们这些青年学生只会造反、批斗。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亿万工农群众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即使是充当先锋的青年学生起来造反，也决不是无缘无故的。
如今，经历过文革的我们这代人都已年过半百，染霜的鬓发是我们历经沧桑、饱尝辛酸的象征；额头上条条皱纹里记述了我们走过的坎坷的历程。当我们读着那些把时间、地点、人物、活动都搞得张冠李戴、驴唇不对马嘴、让人啼笑皆非的所谓“文革史”、“文革纪实”、“文革研究”等等文革作品的时候；当我看到文革中的像章、语录、传单、宣传画等载体的碎片散落在各地的旧物市场，和古玩字画一起被收藏者或研究者讨价还价的时候，我不禁感慨万端！ 最大的文革载体莫过于我们这一代文革经历者，当我们还健在的时候，“文革品”就成了“文物”，倘若后人就凭那些一鳞半爪的文物和莫衷一是的文革作品去研究文革、评价文革，岂不是最大的悲哀! “终结文革的方式，唯有彻底、真实地记住文革”。要彻底真实地记住文革，只有众多文革亲历者不再保持沉默。
许多年来，“文革罪”给我造成的心灵上的伤口时时隐隐作痛，使我常常有一吐为快的冲动。回忆往事，历历在目，刻骨铭心。十年文革，惊涛骇浪，我付出了青春、热情和真诚；二十年年来沉静思考，更加成熟和自信。改革大潮，为名忙、为利忙，为权忙，损公肥私者有之；利用职权，大贪大捞、大富大贵、大红大紫吃喝嫖赌无恶不有之；劳心苦，劳力苦，养家糊口苦苦挣扎者有之。然而更多的——也是我们这代人的大多数，却是无怨无悔、坦坦荡荡，不为金钱所诱惑，不为权利所动心，辛勤为立足之本，克己为国家分忧，鞠躬尽瘁、默默奉献。我们这代人不愧为中华民族的脊梁。真想为这代人讴歌一曲！然而当我拿起笔来的时候，总有好心者劝阻：文革是禁区，小心闯祸！今天，虽然文革已成为历史，对于闯这个禁区仍是心有余悸，如履薄冰。我所以不再沉默，把多年来的心路历程公布于众，实为抛砖引玉。希望这代人在有生之年，对文革进行回顾与思考，把历史材料留下来，如：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什么是“四大”，什么是“革命串联”，什么是“走资派”，什么是“革命派”，什么是“大联合、三结合”，什么是“三支两军”、“斗私批修”、“吐故纳新”……，让后人记住真实地文革。
我几乎是踏着庆祝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鼓点进入学校大门的。我学唱的第一首歌就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从小学到大学，我无时无刻不接受到爱共产党、爱祖国、爱人民、爱领袖、爱集体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国际主义思想的教育。共产党好，毛主席伟大，社会主义优越的信念在我的心中生根发芽、根深蒂固。初中时代，我正赶上大跃进，踊跃地参加了大办钢铁运动，见证了国营企业从无到有、拔地而起的过程。1960年8月，我初中毕业考到地区高中。当我第一次坐上汽车走出山村，惊叹“白（柏）油路怎么这样黑”的时候，第一次到许昌，看到城市风采的时候，兴高采烈的我，兜兜里装的只有用白布裹了一层又一层的6元人民币和几个用野菜掺和玉米面烙的饼子——全年的学费和第一次出门的干粮。高中的三年，正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我是嚼着树叶、吃着红薯面做成的“什锦点心”、喝着能照见五官的稀粥过来的。暑假回到家里，门上贴的“食堂巧煮千家饭，公社饱暖众人心”的对联依稀可见，然而看到的却是由于自然灾害和河南省当政者“高估产、高征购”造成群众生活困难和民不聊生景象，听到的是群众对社队干部多吃多占、浮夸虚报、弄虚作假、大放“卫星”的怨声。面对此情此景，老百姓却说：上面的经是好的，都叫下边的歪嘴和尚念歪了。学校里，政治课老师大讲苏修如何撤走专家卡我们的脖子，相信困难是暂时的，“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所以，尽管我们一个个面黄肌瘦，仍是认认真真学习文化知识，乐呵呵地高唱反修歌曲，对共产党、毛主席忠心不二。直到八十年代毛泽东的卫士长在回忆文章中写到毛主席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曾七个月不吃肉，其爱女李讷也忍饥挨饿的情况时，已经历经坎坷步入中年的我，仍禁不住为领袖与人民同甘共苦的革命风操感动得热泪盈眶。一位老友戏称我是“历尽艰辛终不悔，一代忠骨红卫兵”。是愚忠吗? 我至今还不这样认为。
1963年夏，我进入大学校门，成了我家祖祖辈辈第一代大学生。和其他农民子女一样享受国家全额助学金。学校发给每月13元5角的伙食费，食堂里白馍、包子、卤面，不断变换花样，生活上和高中三年相比呈天壤之别。然而城乡同学之间，三大差别（城乡、工农、脑体）体现十分充分。仅从衣着来看，城市同学的时髦华丽 （当然不能和当今相比）把农民子弟的粗布褂子、自制西服裤子衬托得“土得掉渣”。少数农村同学中出现“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的现象，屡屡成为政治活动的批评对象。对此，我克服了曾一度产生的自卑感，下定决心努力学习专业知识，积极参加政治运动和社会实践，力图使自己成为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材。
1964至1965年，大学里开展了学习雷锋、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政治活动。社会上开展的文化战线对资产阶级的批判更是如火如荼，如：文学界批判“中间人物论”，电影界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戏剧界的京剧革命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极大的激发了青年学生的政治热情。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这篇后来被称为“文化革命前奏”的文章当时对我们青年学生没有产生过大的影响，只觉得那是学术讨论。 1966年5月10日，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发表了姚文元的又一篇题为《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的文章，第二天又在全国各报刊转载。文章说邓拓、吴晗、廖沫沙以“三家村”为名写文章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是贩卖资产阶级思想的“黑店”，从此，报刊上批判“三家村”的文章连篇累牍，火药味越来越浓烈，全国各省市揪出了大大小小的“三家村”黑店“老板”，这些“黑帮分子”大都是才高八斗、有名气、有名望兼有党政权力的人物。这无疑在大学生中引起巨大的反响。我们多年来受到的政治思想教育所积累的阶级斗争觉悟，一下子被调动起来：斗争果然太复杂、太尖锐了，竟然有人含沙射影反党、反社会主义！于是，我们毫不犹豫地口诛笔伐，参加战斗。然而，作为一个从农村出来的省级院校的大学生，许多人没有北京那些高干子弟特有的政治嗅觉、历史使命感以及通天的本领，不可能知道中央正在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更不可能知道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中有“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重要指示。那时侯，我们即使对领导有意见也不敢贸然去提，在不少人心目中，校党委就代表光荣伟大正确的党。所以我们大多数青年学生是随着院系党委的指挥棒，高呼着“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口号被卷入文化革命的洪流中去的。
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一张大字报，首次把矛头公开指向北大校党委和北京市委，吹响了向当权派开火的号角。这号角使青年学生意识到他们也有向当权者挑战的权力。于是，少数政治觉悟敏锐者对本单位的斗争大方向产生了怀疑，并效法聂元梓等向院党委写大字报，这使一贯以党的化身自居的当权者暴跳如雷，连夜召开党委会组织反击，企图把少数造反学生打成“右派”、“反党分子”、小“三家村”，校园呈一片白色恐怖，甚至出现学生被逼自杀事件。这种压制民主的做法更加激化了学生与当权者的矛盾，也无形中壮大了少数派的队伍。6月3日，开始停课闹革命。自此，反对和保卫院党委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有的学校还出现揪斗校党委书记的现象。在各级领导看来，学校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省市委工作组进校以替代党委领导文化大革命。工作组对少数造反学生仍采取压制态度，一方面派人暗地整理这些学生的黑材料，一方面实行“反干扰”的政策组织反击：声讨会、批判会、集中交待问题使许多学生遭受过重打击。在这段时间里，工作组究竟整了多少学生，打了多少“右派”、“反革命”，我不得而知。从今天官方出版的一些资料中摘录几例可见一斑：“清华大学工作组进行的反蒯斗争中有数百人被当作反革命和右派受到斗争，被斗者有一人自杀身亡”；（《共和国史记》第三卷第104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西安交通大学发生“六·六”事件，7、8、9日三天，交大各系对“尖子”开了大小斗争会，并把学生李世英等人戴上高帽子游校，9 日中午，李世英自杀未遂，后来，毛泽东称李世英为“学生领袖”（同上第99页）；“据北京24所高校的统计数字，1966年6月23日止，被宣布的‘反革命’、‘右派’的学生10111个，支持他们被同样宣布为‘反革命’的教师达2591人（《红卫兵秘录》第340页，于辉编，团结出版社1993年出版）。是毛泽东的一张大字报扭转了少数派受压的局面。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高度赞扬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尖锐地指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毛泽东说：“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毛泽东的支持使遭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迫害的造反派欢腾跳跃，激动万分，他们流着泪千遍万遍的高呼：“毛主席万岁!” ；他们在毛主席像前宣誓：“毛主席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向哪里！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谁拚到底！”接着，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即十六条）公布，各地先后撤销了工作组。1966年10月，刘少奇、邓小平就派工作组问题在中央会议上作了检讨，各省市有关领导也相继进行了检查。自此，造反派扬眉吐气，一面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面向省市委当权派开炮。从1966年9月至年底，我们把“四大”这一文斗武器应用得淋漓尽致。至今我还清晰的记得我身挂小喇叭在校园里彻夜不眠大辩论的情景。那时候，每个人都有参加辩论的权力和退出辩论的自由，只是一些出身不好的学生对“血统论”心有余悸而充当旁观者。为了避免双方以遭围攻为借口互相攻击，我们在围成圆圈辩论时留个缺口，以示随时都可以退出辩论。历史的经验证明，只有允许平等的辩论，真理才会越辩越明，群众也会从中受到教育。不少造反派的队伍就是在大辩论中成长壮大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这也不难说明，为什么文革被否定后有人断然取消“四大”，蛮横地宣布“不争论”的原因之所在。
红卫兵，这个曾使亿万青少年狂热并引为自豪的称号，在我心中也留下了深刻的、永不磨灭的印迹。至今我还放着当年的红袖章、证件和受到毛主席检阅后写下的滚烫日记……。对于当红卫兵，我至今无怨无悔。文革中曾有一首《满江红·赞红卫兵》，生动形象地概括了震惊世界的红卫兵运动的奇功伟业。诗中写道：“时行八万，驾飞船巡游太空。放眼界，鼓击高天，旗卷东风。环球遍燃革命火，东方兴起红卫兵。阅古今中外千秋史，皆震惊。∥破四旧，立四新；缚苍龙，斩长鲸。斗刘贼少奇，累建奇功。疆场生就千里马，险峰育出万年松。问丰功伟业归于谁？毛泽东。”（见吉林工业大学《工大新生》报第8期，1968年11月8日）然而，早期红卫兵的兴衰却留下许多苦涩的思考和感慨。
1966年5月29日，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在圆明园的废墟上，由清华附中几个高年级学生凭着他们得天独厚的环境所特有的政治敏锐和历史使命感建立起来。他们写出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首次披露了“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一振聋发聩的毛主席语录。这张极富煽动性、鼓舞性、战斗性的大字报被驻校工作组视为“反革命宣言书”，后来却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赞扬和支持。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来自全国的百万师生，并戴上了红卫兵袖章，连同以后共八次接见红卫兵1300万人，把红卫兵运动推向了全国。红卫兵像无数横空出世的孙悟空，挥舞着金箍棒，“搅得周天寒彻”。毛泽东以极大的信任支持红卫兵这个新生事物，红卫兵以极大的热情充当了文化革命的急先锋。他们高唱造反歌，走向街头，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他们串联、集会、讲演、大喊大叫；他们大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勇敢向旧世界宣战。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之火迅速在全国蔓延燃烧起来，摧枯拉朽，势不可挡。
1966年8月，当毛泽东极力把斗争的矛头引向党内走资派的时候，一些坚持“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血统论的老红卫兵，开始对文革的目的迷惑不解。他们一方面希望自己能成为全国红卫兵的榜样去冲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便在风浪中成长接班；另一方面又无法接受父辈被接二连三地打倒，自己成为“走资派”子女的现实。他们由困惑而恼怒，而反击，把斗争矛头对准“学术权威”、“黑五类”、“牛鬼蛇神”，在号称红八月里，制造出骇人听闻的打杀事件，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就死在这种情况之下。1966年12月5日，以高干子弟为核心的“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即“联动”）宣告成立。他们试图把全国干部子弟自上而下组织起来，形成一种自我保护的力量，与矛头指向走资派的造反派红卫兵相抗衡。他们怀着对父辈遭受“批斗”的仇恨，反对中央文革，喊出：“打倒三司”（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油炸江青”等口号，发泄对文化革命的不满，最终遭到中央文革的取缔。当历史的车轮转到八十年代，随着文化革命的彻底被否定，中央对“联动”平了反。当年的联动成员在历经坎坷后，有的发愤图强，凭自己的才智和努力成了作家、科学家；有的则利用特殊地位成了经济大潮的弄潮儿，呼风唤雨，损公肥私，成了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以十倍的疯狂向社会讨索青春失落的利息”（安文江先生语）。他们利用各种媒体宣扬自己“受苦受难”的经历，却巧妙地掩盖文革中被推荐上大学、参军、入党的事实。其实，他们所受的痛苦折磨，比起普通老百姓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只不过是失去了部分特权而已。所以，对于那些文革初期挥舞“血统论”的大棒，迫害知识分子、迫害“黑五类”而今又以特殊身份招摇过市者，实在令人嗤之以鼻。
然而，在否定文革的官方媒体宣传中，往往把文革初期迫害老知识分子的罪恶行径强加于造反派红卫兵身上。从1966年6月至8月，造反派为反抗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抗争，即使在工作组撤走后，工作组一手炮制的“文革会”、“主席团”、“筹委会”等组织以及以后改头换面成立的各种红卫兵组织，仍把批判“学术权威”、“牛鬼蛇神”作为大方向。大部分造反派红卫兵是在“八·一八”以后组织起来的。这些组织的主体是出身好根子正的工农子弟。他们不唯成分论，根据毛主席“重在表现”的政策，欢迎出身不好、愿意革命的学生参加，也因此而遭到保守派的攻击。当年河南流传甚广的“二七公社大杂烩、牛鬼蛇神排成队”就是一个例证。实事求是的说，造反派也有犯错误的，甚至犯罪者，但大多数都是好的，是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始终坚持批斗“走资派”的大方向的。在否定文革的“揭批查”中，不少地方把造反派与“打砸抢”等同起来，甚至连“提浆糊桶的也不放过”，使这些文革初期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牛鬼蛇神”，军队介入后又遭到围攻、逮捕、镇压的造反派，最终戴上“打砸抢分子”、“帮派骨干”、“三种人”等帽子，压得抬不起头来。许多人被判入狱，刑满后不给出路，连做技术工作的权利也不给。十年文革跟党跟毛主席无私奉献，忠心耿耿，却付出终生挨整的代价。文革中曾是上海复旦大学学生，现为深圳大学教授的安文江先生1995年说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第一批国民党战犯大赦是在他们关押十年之后……。红卫兵造反至今已有29年，对他们20多岁左右的过失何以不能给予更多的理解和宽容？！我们党有魄力对沈醉先生等实行统战，我想更该对红卫兵统一统的。”（见《1966我们那代人的回忆》第112页，徐友渔编，中国文联出版社，1998年10月）
以上粗浅的文字坦露了一个老五届大学生、文革中造反派红卫兵的心路历程。放下笔来，心儿一下子轻松、清亮起来，终于体验了一吐为快的惬意! 然而，静下心时，沉重感又涌向心头。作为毛泽东思想教育成长起来，又经过文化革命风风雨雨的一代人，仅仅为不平而鸣，实在显得无奈。我常常这样想，当年全国亿万人民（小官、学生、工、农、兵、革命知识分子），满怀激情响应毛主席号召投身文化大革命运动，如果当时对文革不够理解，有些盲从的话，那么，在历经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当今社会上出现的私有化、两极分化以及各个领域的腐败现象后，对于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及时性，应当有所思考，有所认识。我的这点文字，如果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激发出更多更有分量的文章，让后人了解文革，彻底真实的记住文革，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1998年10月初稿
2008年12月修改
（原文署名“霜叶”，收入时文字作了修改）。
文摘二：
介绍四位美籍专家一张大字报
在笔者收藏的文革“文物”中，有一份在中国工作的美籍专家阳早、寒春、史克、汤反帝（汤姆森）写的大字报，油印，八开，署名“三八红旗翻印”，时间1966年9月24日。这个“三八红旗”（战斗队）是哪个省、县，哪个单位，已无从考证，但从不太工整的书写以及英文名字字母多处谬误来看，一定是比较基层的单位。唯其如此，才说明这张大字报在当年流传的广度、深度。（附件：大字报原文）
大字报中，四位外国专家要求取消对他们生活上的优厚待遇，要求和普通中国人民一样参加劳动，参加思想改造，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当时得到许多人的支持和敬仰。特别是毛泽东主席作了“我同意这张大字报”的批示，更增加了大字报的传播速度。四十年过去了，文革已经成了历史。在金钱占据人们心灵，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 崇洋媚外成了时尚，大款、富翁成为高贵，贫穷、落后成为卑贱的今天，就更凸显这张大字报的价值。可是，当年写大字报的四位美籍专家现在如何？后悔了？回国了？这个问题一直缠绕在我的心头。
世纪末的一天，笔者在《中流》杂志十周年座谈会上，有幸见到大字报之一的寒春同志。后来又专程到北京昌平农机修造厂家属院拜见了大字报的另一——寒春的丈夫阳早。一走进他们的家，我就感触颇深。墙上悬挂着毛泽东接见陈永贵的照片十分醒目。住房和普通职工一样是几间平房，屋内的摆设简单、陈旧，地上铺的地板革，有几处已经破裂卷边。尤其令人感叹的是他们自己用砖块垒起来上面放木板而搭成的工作台。显然，在物欲横流的今天，他们依然没有享受生活上的特殊待遇，而是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从工作台上放着的图纸、绘图工具和一摞摞的资料、英文报刊杂志来看，年近八十的寒春、阳早还在工作着。
当谈到文革中的那张大字报时，他们十分激动。寒春翻出保存多年的大字报稿、毛主席的批示和1966年9月在揭发外国专家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的发言让我看。从和他们的交谈和寒春的发言稿中了解到他们的经历和写这张大字报因由所在。
寒春，著名国际友人韩丁的妹妹。早年在美国从事核物理学研究，曾参加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后因对美国把原子弹投放日本广岛用于战争不满离开专业，1948年来到中国从事农牧业研究至今。阳早，寒春的丈夫。早年在美国农业大学学习，和韩丁是同窗好友。1947年随韩丁来到中国延安投身革命，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从事农牧业研究。
文革初期寒春全家被“保护”在高级宾馆内，与火热的外界隔绝了。寒春说：政治待遇上，我们完全被当作资产阶级专家来看待了，剥夺了我们所有的政治生活，甚至连同中国同志一起进行政治学习的机会都没有了。在生活条件上，我们被安排到新侨饭店里住，给我们的工资也是难以置信的，费了好大的劲，我们的工资才降到仍然非常高的水平。我的孩子原来一直生活在农场里，生下来就和工农生活在一起，现在突然住到宾馆里，读书送到一个专为外国孩子和特殊的中国孩子开办的住宿学校，这种特殊待遇使他们很不习惯。特别是以“安全”为借口，不许他们和中国孩子一起参加文化大革命，除了坐小车外，不许他们上街、上公园里玩。由于孩子对这种和以前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和教育，根本不能理解，九岁的女儿神经失常了：她见东西就摔，说我是中国人，我不是外国人。有一次，她突然拿起钢笔乱写一气，我怕她把墨水滴在宾馆的被单上，就把一张废报纸垫在上面，她发狂地一股劲地往下写，突然停住了，像个狮子似的，一下子扑向我，大声喊：你看！你看！你这个坏蛋臭特务干什么？你还敢让我破坏《人民日报》？让我在《人民日报》上乱写？显然，在孩子的心目中，《人民日报》象征着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后来，韩春一家到人民公社经过一个月的正常生活，和劳动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女儿才恢复了正常。对此，寒春曾给外国专家局写了一封长信，质问他们为什么要以高水平生活来收买外国人，剥夺他们的政治生活，剥夺他们与劳动人民接触的机会，剥夺他们通过革命实践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机会。接到信后，一位外专局的领导曾经来看寒春一家，但根本回答不了他们的问题，只是一个词为了“安全”。寒春说：“为谁的安全？为革命的安全？根本不是。这是防止外国人被革命的中国人民‘污染’的安全，是让修正主义的牛鬼蛇神把革命的外国人的孩子用金盘子献给资产阶级的安全！”
从寒春的发言可以看出：①他们写大字报决不是心血来潮，不是赶形势，而是发自肺腑的声音。②他们是带着国际主义精神来中国革命的，而不是来享受的。 所以，当受到高于中国普通干部的待遇时，他们由衷的愤怒，大字报中大声疾呼：是哪个牛鬼蛇神指使给外国人这样高的待遇？制定这样的待遇是什么思想支配的？③他们更看重的是政治待遇，迫切要求和普通中国干部一样参加各种政治活动。他们十分怀念来到中国的最初十年，尽管那时物质生活十分贫乏，但平等的政治生活使他们无限满足，所以他们称这十年是“充满着延安精神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阶段”。④他们最喜欢和工人农民在一起。在宾馆居住的日子里，生活待遇可谓优厚之至，然而与世隔绝的政治环境使他们极度绝望，女儿甚至精神失常。当他们到人民公社和农民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一个月后，疾病不治而愈。⑤他们非常注重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和改造自己。寒春说，被排除在三大运动之外“就等于切断了正确思想的唯一来源，使人们完全失掉对错误思想，对修正主义腐蚀的抵抗力。”⑦他们对儿女的最大要求是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寒春说：“我们的后代必须成为坚强可靠的革命接班人，而绝不允许成为修正主义分子。我们的孩子和中国的孩子应当受到同样的待遇和严格的要求。”
笔者继而还了解到，大字报另外两位的情况：汤反帝（汤姆森）后来回了美国；史克（韩丁的前妻）仍在北京工作。当寒春介绍我去拜访史克时，她在电话里用英语和她的前嫂嫂说话，我在一旁不时地听到“大字报，大字报”的字眼。后来史克——这位85岁高龄的美国老太太，热情地接待了我。她1948年来到中国，从事英语教学和外文出版工作至今。她谈了她的家族革命史，谈了文革中写大字报的经过以及其他外国朋友对大字报的不同看法。在说到1967年9月8日她在国家外文局革命造反委员会隆重纪念毛主席对大字报“九·八”批示大会上的发言时，虽然已经过去30多年，但那种自豪、自信和对毛泽东的无比热爱之情，依然荡漾在那张蓝眼睛、高鼻梁的白人老太太的脸颊上。最后，她从书架上拿出韩丁的《翻身》中译本，介绍说：这本书是描写土地改革后中国北方农民是如何走上合作化道路的。韩丁的另一本书《深翻》还没有中译本。
史克的爽朗、健谈、还算流利的中国话，特别是对文革中这张大字报的清晰记忆和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对此次谈话录了音。最后还合影留念。
附件：大字报的全文（英文略）
为什么在革命心脏工作的外国专家被推上修正主义道路？是哪个牛鬼蛇神指使对外国人这样的待遇：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不论哪个阶级不论他对革命什么态度，都受到了这样的“五无二有”的待遇。
五无：没有体力劳动；没有思想改造；没有接触工农的机会；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生产斗争。
二有：有特别高的生活待遇；有各方面的特殊化。
制定这样的待遇是什么思想支配的？这不是毛泽东思想这是赫鲁晓夫的思想，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结果是什么呢？
（1）使要革命的外国人，不能真正的掌握毛泽东思，只能口头上说说。
（2）使革命的外国人革命意志衰退，滑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
（3）阻碍在中国的外国人的孩子成为坚强的革命者。
（4）把革命的外国人和他们的中国阶级弟兄隔开，破坏他们的阶级感情，破坏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我们认为，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原则问题，我们坚决反对这样的待遇。
我们认为，要成为坚强的革命者，成为坚强的反修战士,为了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决心锻炼考验自己，我们的后代必须成为坚强可靠的革命接班人！而绝不允许我们成为修正主义分子。为此，我们要求：
（1）以阶级兄弟对待我们，而绝不是以资产阶级专家看待我们。
（2）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体力劳动。
（3）帮助我们进行思想改造。
（4）允许鼓励我们紧密的结合工农群众。
（5）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三大革命运动。
（6）我们的孩子和中国的孩子受到同样的待遇和严格的要求。
（7）生活的待遇和同等的中国工作人员一样。
（8）取消特殊化。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毛主席要求的革命者。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中国人民、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万万岁！
美国：阳早、史克、寒春、汤反帝
1966年8月29日于北京
毛泽东在1966年9月8日的批示：
我同意这张大字报。
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请你们讨论一下，凡自愿的，一律同样做。
如何请酌定。
毛泽东9月8日
文摘三：
浅谈文革小报
报纸作为宣传舆论的重要工具，在文革中被群众组织应用到极致。经历过文革的人大都知道，“出版”文革小报，无需经任何部门批准。群众组织、战斗队，甚至几个人一商议，一份小报就出来了。当然，多为油印小报。铅印小报由比较有名气的群众组织所创办。文革小报品种之多、名称之新异、出版之随意，在中外报刊史上绝无仅有。
文革小报究竟有多少种？确切数量很难考证。特别是钢板刻写、手工油印的小报，由于简便易行，更是多如牛毛。例如：河南省医药公司从1966年11月27日到68年1月19日，共成立过群众组织（战斗队）12个，伴随着每个组织的诞生，都有一份油印小报问世。一个不大的行政单位竟有小报12种。文革小报数量之多，由此可见一斑。应该说明的是，油印小报虽然印刷质量良莠不齐，但资料性极强。组织的成立宣言、纲领、领导组成员、重要大字报跃然纸上，原始而无雕琢。河南省医药公司较大的群众组织“二七公社革联”主办的《劲松》油印小报，从1967年5月20日创刊，到1968年6月8日终刊，共出版127期。每一期都刻写工整、印刷清晰、栏目齐全，或纪实，或评论，或诗，或文，或插图，或漫画，详细记录了这一时期郑州地区发生的许多事件，是一份难得的比较系统的文革参考资料。
文革小报品种数量的多寡，可以直观反映出该地区文革运动的进程。笔者通过对29个省、市、自治区3000余种文革小报进行统计分析，品种数量占前四位的地区依次是：北京、四川、上海、江苏，较少的是青海和西藏（系笔者一家之言）。西藏自治区，文革前人口180万，仅有一所大学（西藏民族学院）还设在陕西咸阳，文革运动发展相对滞后，小报品种自然稀少。而与之毗邻的四川省，7000万人口，20余所大学，文革运动异常激烈，小报的数量却是“全国罕见”（1968年5月，《四川日报》评论员文章《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潮》一文中说：“在四川，群众组织的大小报纸，数量之多，是全国罕见的。”1968年3月15日，周总理接见四川省革筹和驻军代表时说：“毛主席看了许多小报。重庆‘八·一五’的《大局已定，八·一五必性》，主席说叫‘反到底’批的一塌糊涂。还有什么《嘉陵江上烟云滚滚》，主席都看了。”毛泽东对小报的重视，从一个侧面说明小报地位之重要。
文革小报的名称，有鲜明的时代印记。“红卫兵”是文革中率先出现的新生事物，受到毛泽东的高度称赞。所以，以“红卫兵”或“××红卫兵”为名称的小报各地都有。其中，宁夏一份小报干脆就叫《红卫兵小报》；很多小报采用毛主席语录或诗词中的词语或革命圣地作为小报名称。如《风雷激》、《换新天》、《万山红遍》、《指点江山》、《井冈山》、《延安》等；文革中以“革命”、“红色”、“造反”为时尚，所以《革命造反报》、《造反有理报》、《红红红》、《红烂漫》、《红色造反》等比比皆是。以“新”字打头的小报，如《新北大》、《新师大》、《新复旦》、《新南开》等，取其“旧貌换新”、“破旧立新”之意；也有一些与群众组织名称相吻合的小报。如：清华大学《井冈山》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报、地质学院《东方红》报、人民大学《人大三红》报、河南《二七公社报》、开封“八·二四”、武汉《钢工总》、湖南《湘江风雷》等；还有一类报纸，如：《血战到底》、《××怒火》、《文攻武卫》、《杀派报》等，仅从名称就可以闻到浓浓的火药味。其中有的还把“第×期”改为“第×声”、“第×炮”、“血战×号”，更是激烈武斗的见证。从小报上频频刊登的死难“烈士”的照片、××惨案经过、声讨文章等，就可以理解“声”、“炮”的含义，一期报纸何尝不是一发炮弹，一声呐喊！有的小报名称听起来怪异，其实是有背景的。例如：河南省安阳县《鸡毛上天》小报名称，就来源于1955年12月，毛泽东为安阳县南崔庄农业生产合作社《谁说鸡毛不能上天》一文写的按语；还有《狂人》、《大喊大叫》、《反到底》、《闯报》等，形象的反映出文革中人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状态；还有《专刊》、《会刊》、《批×战报》等，是对某人某事件的专题报道；而《揪坏头头战报》、《反极左战报》、《反武斗战报》、《反复辟战报》、《反逆流战报》等，更直观地反映了办报者鲜明的政治观点。文革中两派群众组织都办有小报，其中内蒙古自治区造反派报头上都带有镰刀斧头标记，区别十分明显。总之，林林总总的小报名称就是文革的一道独特风景。
文革小报的版面五花八门。一般多为八开4版，也有少量对开4版、4开4版的；有16开杂志型的，也有32开书籍型的。报头几乎都是采用“毛体”（毛泽东手书），以示对领袖的热爱和崇敬。套红版小报一般用于创刊号、各种纪念日、最高指示的发表、革委会成立等重大事件，彰显出“红彤彤”的时代风采。
文革小报大都是不定期出版。只有少数著名群众组织所办小报，规律性、连续性较强。如：清华大学《井冈山》报，从 1966年12月1日创刊，到1968年5月31日，出版了154期，其中包括一些合刊或专刊；上海复旦大学的《新复旦》报，创刊于1967年1月10日，出版51期后，9月1日改为《复旦战报》，1969年5月7日终刊，共出版152期；河南《二七公社报》的前身是《直捣中原》报，出版33期后，1967年9月2日改版为《二七公社报》，1968年8月8日，随着二七公社“倒旗”（即撤销）而终刊，共出版148期；1968年8月12日，《河南二七报》创刊，仍是《二七公社报》原班人马，没有署主办单位，实际上是由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直接领导，出版37期后（1968年11月5日）停刊整顿，11月25日改为河南省工代会主办；河南省委机关“井冈山兵团”主办的《井冈山》报，创刊于1967年9月10日，到1968年2月29日终刊，共刊出30期。1968年4月16日复刊，仍由原省委机关井冈山兵团主办。到1968年8月10日第59期，改为原省委机关斗批改领导小组和原省委机关，井冈山兵团合办，1968年12月16日，第82期改为省直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三团六营一二三连和原省委机关斗批改领导小组主办，共出版86期，是笔者收集到的比较完整的一份文革小报。
文革小报的内容主要有：首长讲话、中央文件、重大消息、批判文章、声明、通告、以及组织之间的辩论文章等等。报头旁大都刊有和主题内容相关联的《毛主席语录》，这是文革小报的显著特征之一。文革小报作为一派群众组织的“喉舌”，往往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同一次武斗事件，两派小报的报道大相径庭。各自斥责对方是“挑起武斗的罪魁祸首”，言之凿凿、慷慨激昂，让人难辨真伪。所以，对重大事件的判断，主要看大局、大方向，看旁观群众的评判，还要看当事者对事件的反思以及中央的调查和表态，不能完全听小报的一派之言。
还有一份小报不能不提。1967年1月18日，北京四中牟志京等同学创办了一份《中学文革报》，署名“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宣传部”。因创刊号上刊登了遇罗克（署名“北京家庭问题研究小组”）的《出身论》而名声大振。《出身论》约3万余字，从理论上批判了反动的“血统论”。该报首次印数3万份，一售而空，在全国引起反响，一时洛阳纸贵。同时，也引起各方面的注意。第一期在印刷厂就被“联动”抢走一部分，在以后三个月里，共出版了6期，其间重版了《出身论》9万份。该报发行时间短、期数少、发行量大、影响面广，在文革小报中独具一格。
毛泽东说：文化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打倒一切，二是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就是打击面宽了，致使不少老同志受到冲击。“全面内战”就是武斗。这一些，在文革小报中都能体现出来。比如，含有讽刺、丑化成分的漫画、宣传画、插图、头像等在不少小报中都能看到。1968年7、8月间，河南省一些小报登载了部分省委领导（时称“走资派”）的头像，受到省革委主任刘建勋的严厉批评。同时，也加速了群众组织的“倒旗”(即撤销)和小报的停刊。
文革小报的鼎盛期是从1966年下半年到1968年底。1969年下半年大都停刊，少数更名后改为革命委员会机关报继续出版。党组织恢复后几乎绝迹。
作为“文革”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文革小报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收藏价值。笔者是“文革文物”的收藏爱好者。自1993年起，经常徜徉于郑州旧书市场（从早期的金水河畔、工人文化宫，到后来的古玩城），收集小报3000余种，涉及包括西藏在内的29个省市自治区。特别对油印小报情有独钟。随着传统印刷业被颠覆，油印方式被淘汰，其中字体工整、排版合理、插图齐全的上乘之作，更显得弥足珍贵。
文摘四：
郑州大学文革概述
文化革命一开始，作为河南省最高学府的郑州大学，不仅成了河南省的焦点，也是全国起来造反最早的四所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郑州大学）之一。
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大字报全文及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这些，在郑州大学引起很大反响，欢呼、声援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校园。晚上，中文系一年级李学生、王相海、席占修、刘作周等14位学生贴出了全校第一张批评校党委的大字报：《请问学校领导，对文化大革命究竟抱什么态度?》大字报中批评了校党委压制群众运动，单搞学术批判，把学校搞得死气沉沉，冷冷清清，不像样子的错误做法。接着，政治系七人也贴出了质问校党委的大字报。当夜，校党委派人向省文革小组杨蔚屏（省委书记处书记）汇报情况。杨蔚屏说：“省委是相信郑大党委的”，“你们不是陆平，怕什么？”有了省委的表态，党委书记兼校长王培育连夜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提出三条措施：①要立即反击，追查写大字报人的“历史表现”、出发点；②不准进行串联活动；③不准到校外工农兵中去宣传。6月3日，全校性的反击开始了。保党委的人贴出了“郑大不是北大”、“反对校党委就是反党”等大字报。对率先写大字报批评党委的学生扣上“小邓拓”、“小吴晗”、“右派”、“三家村黑帮”、“牛鬼蛇神”等帽子，进行专栏批判、点名广播，王相海、席占修还被拉到桌子上斗争，让其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据不完全统计，全校当时被打成反革命的有174人（见《郑大联委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郑大联委劲松战斗队1967.7.）。
6月6日凌晨，共产党员、团支部书记王相海跳楼自杀身亡。下午，以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党若平为首的省委工作组进驻郑州大学。工作组进校后，继续压制运动，斗争学生。6月7日晚，中文系四年级学生党言川因声援王相海的大字报被斗争。6月9日，学生、共青团员张凤芝（兰考县委副书记张钦礼的妹妹），因支持王相海等人的大字报，被污为“反党分子”，在强大压力下写了《绝命书》，决定走王相海自杀的路，后因被同学发现，未遂 。
6月18日晚，在历史系学生任延庆、郝秀仲的带领下，部分学生去找系总支书记张××，又到“高干院”（即校领导住处）找党委书记兼校长王培育均未见到，就自动聚集到文科楼前（王相海跳楼身亡处），声讨王培育镇压学生运动迫害阶级兄弟的罪行。一时间，群情激愤，高呼“打倒王培育”、“枪毙王培育”等口号。——这就是著名的“6·18”事件。当天，省委决定撤销王培育郑大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职务。
6月19日，政治系四一班邵维钧、贺长有等11位同学向中央发电报，说王培育反击的根子在省委，要求中央派人来调查。
6月20日，省委对郑大工作组加派力量，书记处书记赵文甫亲自坐镇。赵文甫先后召开党员大会，强调省委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并采取种种手段，对邵维钧、贺长有等提出的“王培育的根子在省委”进行反击：对政治系四一班加派了干部；利用同学们之间不同意见的争论，支持一方压制另一方；翻查邵维均、贺长有、李春兰三同学档案，企图找出其它问题；开辟专栏大字报对他们进一步施加压力；召开有全校各系各班代表参加的会议，号召全校揭发他们的“错误”。工作组长党若平甚至说过“对邵维均等同学，什么时候有空隙，就踢他们几脚”的话。在对邵维均等同学施压、批判的同时，还对和他们观点一致的同学，采取歧视、冷淡的态度。这种作法从一个班扩大到一个年级，使不少同学受到株连。（见党若平：《省委前驻郑大文化革命工作组领导上所犯错误的初步检查》1966年11月8日）6月21日，中文系决定全系声讨王培育，人已召集齐了，赵文甫不让开声讨大会，改成分班揭发、批判，引起同学的不满。
6月29日至31日，在工作组即将撤离之际，根据省委文革领导小组组长杨蔚屏的布置，工作组在三天之内，仓促了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即“校文革”）。“校文革”没有经过群众的酝酿讨论，正、副主席和党组成员名单，由工作组主要领导人酝酿之后提名通过。一直到8月4日，工作组还派人帮助“校文革”“建立工作秩序”，起着“参谋”作用。（同上）
7月31日，河南省委决定撤销郑州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王培育党内外一切职务（1978年12月省委为王培育平反）、改组郑州大学党委。《河南日报》对此作了消息报道，同时发表社论：《一场针锋相对的夺权斗争》。报道中说：北大聂元梓等七位同志的大字报广播后，广大师生纷纷贴出大字报，声援北大同学的革命行动，中文系一年级2班李学生等14名学生写大字报，批评他们把政治斗争引向学术讨论，把文化大革命引向错误的方向。革命的火焰刚刚燃烧起来，对校党委的问题才开始揭露，这班“资产阶级老爷们”，就暴跳如雷，惊慌万状，他们急急忙忙于布置对革命师生进行“反击”，他们把大好的革命形势，说成是“像1957年那样的右派向党猖狂进攻”；把革命的师生诬蔑为“右派势力”和“别有用心的分子”，把革命的行动，诬蔑为“向党委进攻”，对贴大字报批评校党委的师生进行“专栏批判”、“点名广播”，安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牛鬼蛇神”、“小三家村”、“叛徒”等罪名，威逼在大字报上签名的人写“检讨书”；对批评校党委的学生采取调整住室、派人监视、组织围攻；有四名团支部书记被撤了职……。在历数了王培育镇压学生运动的种种“罪行”后，省委号召：郑大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团结要一致，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务必将王培育的罪行揭深揭透，彻底查清，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对于河南省委的这一决定，郑大部分师生认为，揪出王培育值得庆贺。但是，省委拖了40多天才处理王培育问题，犯了严重右倾思想错误，是“替自己开脱应负的责任”。
8月1—3日，中文系学生方复山、刘松盛写了《致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一封信》（全文见郑大联委主办的《革命造反报》创刊号66.8.10）。信中以真挚的感情反映了郑州大学文化革命的情况，摆事实、讲道理，指出河南省委、郑大工作组压制群众运动犯了严重错误。8月2日，外语系郑玉清、杨树生等9人写出《河南省委也休想逃脱责任！》的大字报。同日，中文系党言川、王举章等9人贴出了《彻底揭发批判省委和省委工作组执行的右倾路线》的大字报，对工作组进行全面的批判，并提出要追王培育镇压学生运动的“黑根子”。但是，以“校文革”为代表的另一部分学生则针锋相对，认为：“河南省委驻郑大工作组体现了党的正确领导”、“否定工作组，实质上是否定党的领导”、党言川是“阴谋家、野心家”。
8月6日，党言川第一个去北京，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郑州大学文革情况。接着方复山、刘松盛二同学也去到北京。三人联名发表《致北京革命学生的公开信》，系统地向首都人民说明河南文化大革命存在的问题，同时向国务院接待站作了汇报。为此，正在北京开会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专门接见了他们，主动地承担了河南问题的责任，明确表态要按照党中央的十六条决定搞好河南省的文革运动。
8月15日，党言川、方复山、刘松盛和刘建勋一同离京返回郑州。同日，党言川串联部分同学筹备成立“郑州大学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简称“郑大联委”，8月21日正式宣告成立）。当天晚上，党言川等组织召开了“赴京情况汇报大会”。郑州市其它大中学校的师生和各界群众上百人前来参加。刘建勋和其他省委领导也来到会场。会议开始前，由于“校文革”要求主持会议，“联委”同学不同意，双方发生争执，“校文革”被“联委”同学赶下台去。会上，党言川等把北京的“红卫兵”、“革命大串联”、“炮打司令部”等新鲜事物介绍给群众，并宣传了《十六条》精神。
8月16日上午，校文革主持召开“郑州大学革命师生辩论会”，称党言川的汇报会是“黑会”，把强行主持“联委”会议被赶下台去，说成是“打了校文革的人”。一些群众高呼“控诉党言川一伙殴打校文革的法西斯暴行”、“打倒党言川”、“把党言川揪出来”等口号。接着， 连续三天对党言川及“联委”同学进行围攻斗争。
8月18日，刘建勋、纪登奎、戴苏理等省委领导来到郑大与两派代表见面，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次日，刘、纪等再次来郑大，召开全体师生员工大会，宣读了刘建勋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中说：党言川等三位同学到北京找党中央、毛主席要求汇报郑大文化革命情况，这不仅不是什么非法行为，而是一种革命行动；他们回校后召开的“赴京情况汇报会”不是什么“黑会”，而是光明正大的革命大会；郑大部分同学认为本校的文革会，不能代表他们的意见，因而自动酝酿成立联委会，我认为不能说是非法的……。大字报共十条，不仅肯定党言川等少数派的“革命行动”，而且按照十六条精神号召群众“炮打省委司令部”。
刘建勋的大字报使倍受压制的党言川等少数派欢欣鼓舞，队伍迅速壮大。同时，也遭到“校文革”的强烈不满。8月30日，李月珍、彭学敏、郑毅涛等21人写出《炮轰刘建勋》的大字报，对刘建勋支持党言川提出疑问：“你们口口声声要支持保护少数， 难道我校的绝大多数师生员工都成了‘保皇派’了吗？如果你也同意肆意歪曲污蔑的作法，要给我们扣上这顶‘保皇派’的帽子，我们决不答应!”
1966年年8月，郑州大学金维珠同学贴出了一份转抄河南省信阳地区光山县一位学生写的大字报——《千刀万剐吴芝圃》。大字报中说：屠杀河南人民的刽子手吴芝圃，制造了“信阳事件”及信阳事件中最严重的“光山事件”，“自1959年重阳节吃最后一口米饭至60年春，光山县四五十万人被打死饿死三分之一以上，在最严重的时候，走一段路就会遇见几具尸体，妻离子散、全家饿死者数不胜数，人民遭到了大劫杀，财产遭到最大限度的破坏，其惨状不堪耳闻目睹，痛苦不堪回忆，笔舌无法描述!要知道58、59年光山县的粮食获得了大丰收啊!可是59年连种子一粒不剩地征走，抖一抖稻草，筛下几粒粮食也得上交，哪里谈得上口粮!……。”这张大字报在联委部分同学中引起了共鸣。1966年9月3日，在“联委”发出的“炮打河南省委司令部”的《火急呼吁书》中写到：“多少年来，河南省搞的很不像样子，五千万河南人民被穷白两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尤其是在1958年以来，出现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问题和骇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这些事件，必须彻底追查清楚，坚决地把根子挖出来！……”。
9月4日，“联委”成立了“专揪吴芝圃战斗队”，在历史系二年级学生任延庆（联委主要头头之一）的带领下，十余人专程去广州揪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
9月5日，“联委”在郑州市体育场组织召开了全省首次“省会各界革命群众炮打省委司令部黑线煽风点火”大会，来自郑州、开封、新乡、洛阳、许昌等地100多个单位的工人、农民、干部、学生及外地来郑串联的师生5万余人参加了会议。大会发言中控诉了河南省委1959年前后“左倾蛮干”，造成“信阳事件”的罪行。
9月11日，“郑大联委”第二次主持召开“省会各方革命群众炮打河南省委黑线煽风点火大会”，再次声讨以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委大刮浮夸风，高估产，高征购，造成数十万人死亡的“悲惨历史”，由于吴芝圃已调离河南，把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赵文甫挂上“历史反革命”的牌子拉到主席台。对此，参加会议的纪登奎等当场质问：你们有什么根据，说他是“历史反革命”？
9月7日，“郑大校文革”和“郑大红卫兵”针锋相对的发出了《全省人民紧急动员起来，炮打河南省“司令部”里的资产阶级当权派》的呼吁书。《呼吁书》中说“我省五千万勤劳、勇敢的革命人民，在党中央和毛主席英明正确的领导下，尤其是从1958年以来，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省委‘司令部’中也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有牛鬼蛇神，他们把持了一些部门。”“把省委内部所有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统统地斗倒斗垮！犁庭扫穴、斩草除根，使之断子绝孙、万劫不复！……。”
66年9月9日，郑大“红卫兵战斗师”宣告成立。其负责人是“校文革”正副主席彭学敏、郑毅涛。这时候，党言川的私人信件被披露，再一次让“战斗师”抓住了“把柄”。
66年8月下旬，新乡师院“八三一”（保守派）得知该院学生朱××和党言川曾有书信来往，趁该同学外出之际，拿出他的读书笔记和信件，发现1962年党言川给该同学的信中有“攻击三面红旗”的言论，就进行拍照后送给院保卫科长，保卫科长又送到新乡市公安局内保科。9月初，曾在新乡师院担任工作组长的省监委书记丁石得知此信，如获至宝，亲赴新乡要回照片，并由公安厅白副厅长放大保存，后披露出来。
党言川在信中谈到对农村58—59年情况的看法：“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追根求源是我们党中央在那几年犯了不小的‘左’倾错误，其次在于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缺乏经验，以及敌人的蓄意破坏有关。三面红旗，现在我们的党中央还想竭力地举起来，但是三面红旗中的两面已在很多人中失去了号召力，不用说工人、农民，就是参加58-59年实际生产不多的我们这些青年学生中间，提起大跃进，心中就有些惶惶然，提起人民公社，就想起那种极度混乱的情况。从理论上讲，大跃进、人民公社在中国是完全应该有的，谁不想中国早日富强，谁不想中国早日进入社会主义。然而如果像前几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最好还是不实行的好，我认为三面红旗已大体失去人心，要举起来，是有困难的了，不过总路线这一面旗帜，还可以更多的举起来，其它两面旗帜如果换换招牌，或者不经过相当的努力，反复的宣传，要举起来难极了。”这封信成了党言川“反对‘三面红旗’”的“铁证”。此后，郑大“红卫兵战斗师”大造声势，声讨党言川的传单散发全省乃至全国，连边远的桂林也召开万人大会“声讨党言川一伙的罪行”。
对于“联委”的 《火急呼吁书》和党言川的《信件》，省委领导文敏生、纪登奎等也认为有“原则错误”。在“联委”主持召开的9月5日大会上讲话表态“你们的大会，风煽得好，火点得好，我坚决支持你们”的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在次日省委召集的常委会上说：“对郑大联委要采取明支持，暗瓦解的原则，表面上应付它，暗地里慢慢压垮它，我看党言川不是个好东西”。
在“战斗师”的重炮猛轰下，“联委”于9月25日发出《关于九月三日〈火急呼吁书〉的声明》。声明中说：《呼吁书》中出现某些言词偏激，对河南存在问题的某些提法不当，“我们虚心接受批评”。我们发出呼吁书的目的，是为了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是为了炮轰河南省委中的一小撮走资派。因此，我们认为，起草的这个《火急呼吁书》大方向是正确的。“不彻底改变河南一穷二白的面貌我们死不瞑目”。此后，“郑大联委”抓住运动初期省委和校党委工作组执行的“压制群众运动”、“挑动学生斗学生”、“逼死人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方向狠批猛攻。66年9月19日，“郑大联委”再次召开河南省“揭发批判赵文甫大会”，公布了《把赵文甫的反动嘴脸拿出来示众》的系统材料。此后，省委副书记、副省长赵文甫基本上被“打倒”，靠边站了。而省委对“郑大联委”的继续支持，也基于他们“大方向是正确的”。而对立派却认为，“党言川之流”已成为省委一小撮“走资派”刘、文、纪的“御用工具”，是真正的“保皇派”。
66年9月15日，“郑州大学文化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造委”）宣告成立。负责人是数学系四年级学生张书震，还有马鸿勋、杨钦宝等。从《宣言》中看出，“造委”和“联委”大方向一致，自然是“战略伙伴”关系。可是，既然方向一致，为何另起炉灶？这得从“造委”负责人张书震说起。张书震文革前就是共产党员、学生干部。文革初期，是院党委的红人。随着运动的深入，张书震和部分同学认清了院党委、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真面目，决定当造反派。可是，对“联委”的一些做法有不认同（如《火急呼吁书》和党言川“信件”中关于“三面红旗”的看法），于是，这些人就拥戴张书震成立了“造委”。66年10月15日，以王志明为首的部分学生成立了“东方红公社”，和“联委”、“造委”并肩战斗。
1967年1月，“郑大联委”串联省会各大专院校造反派再次组织了“专揪吴芝圃联络站”。一方面深入信阳等地调查材料，另一方面又派人赴广州揪吴芝圃。郑大联委始终坚持清算以吴芝圃为首的原河南省委左倾蛮干、大刮五风罪行的大方向，得到多数群众的支持，由少数派成了多数派，保守派“战斗师”已基本瓦解。然而，河南省军区介入文化革命后，风云突变。
1月22日，来河南串联的清华大学学生唐×以“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名义发出了《27个为什么——刘建勋是什么人》的文章，在郑州大量印发、张贴。文中说：为什么省委揪出来的全是吴芝圃的老班底，而刘建勋带来的班子却纹风未动？为什么不去批判反动路线，却先翻59、60年老帐？……省军区公开支持唐×，并把是否打倒刘建勋，是否支持唐×作为衡量是否左派的标准。围绕《27个为什么》，郑州造反派出现了分歧。“郑大联委”等认为《27个为什么》是大毒草，唐×是“清华井冈山”的“冒牌货”，郑州工学院“造反队”等却和军区保持一致。
1967年2月3日，发生一件趣事：“郑大联委”负责人之一的任延庆，冒充清华“井冈山红卫兵”混入“郑工造反队”主持召开的大会会场，被认出后，当场揭穿，送号“冒牌驴”，并被带到军区照相。会后，“活捉冒牌驴”的传单四处散发——从此，“老冒”就成了任延庆的代号（详见附件三）。
1967年2月，在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影响下，革命派大联合向“走资派”夺权是大势所趋。郑州地区造反派在大联合中产生分歧，军队的介入使之迅速分裂。郑大联委、河医东方红、粮院联委、豫农红总、国棉六厂“工人赤卫队”、郑大附中红旗、第二砂轮厂“造联”、印染厂“八一”、 新乡师院“八·一八”、洛阳“八·一六”等74个造反派组织，于2月7日成立了“河南二七公社”。 在省军区的支持下，“郑工造反队”和“中医学院八三一”等成立“河南省造反派总指挥部”（简称“河南造总”），和保守组织“郑大战斗师”、“省直造总”等“十大总部”联合起来，镇压“二七公社”。
2月9日，郑大“联委”、“造委”、“东方红公社”召开会议，听取赴京调查刘建勋问题的同学汇报，根据刘建勋到北京后的表现和北京几个主要造反派组织对刘建勋的看法，统一了认识，决定保护刘建勋。2月10日，“郑大战斗师”在行政楼开始活动。社会上出现许多针对党言川的铅印大传单，如：《党言川是个政治大扒手》、《揭开河南省委收买党言川的内幕》等。这些传单大都是以刘、文、纪是省委“走资派”，党言川是省委的“御用工具”、“保皇派”等为内容。
2月13日晚，“联委”、“造委”、“东方红公社”三组织召开合并大会，统称“郑大联委”或“郑大革联”。14日，党言川接到清华大学井冈山负责人蒯大富支持二七公社的电报。接着，北京和全国许多著名的造反派组织都发表“严正声明”表态支持“郑大联委”和“河南二七公社”。
3月6日，省军区驻军、“河南造总”、“十大总部”在市体育场召开“省会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清华学生唐×在会上发言，说：“河南省市委内一小撮反革命两面派的丑恶面目已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他们操纵的政治扒手党言川之流煞费苦心拼凑起来的二七公社已迅速土崩瓦解”。河南省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在会上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必须立即解散，停止一切活动”，“郑大联委中的一小撮头头，必须向河南人民低头认罪，必须交待他们的幕后策划人”。会后，省军区用飞机在全省散发《告全省人民书》（这就是众所周知的“飞机撒传单、气死党言川”的由来）。大会之后，“郑大联委”以及全省二七派遭到残酷镇压，史称“二月黑风”。会后，赵文甫多次给军区写信，说何运洪的讲话是“极其重要的文献”、“大长了无产阶级志气，大灭了保皇派威风”、“真正出现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你们干得好！你们要干到底！”
3月8日，郑州市公安局发出四条《通令》（《郑州晚报》1967年3月10日第3版）：①“郑大联委”这个非法组织，必须遵照军区决定立即解散，停止一切活动。这个组织中的一小撮头头，必须交代你们的幕后策划人，向河南人民低头认罪。②“郑大联委”中的一小撮头头，限于本月15日前来郑州市公安局进行登记。凡是属于“郑大联委”的一切文件、资料、物资等，必须全部交出，不准转移，不准销毁。③凡是为“郑大联委”保存文件、资料、物资的单位、群众组织和个人，必须立即向公安局报告。资料全部交出。④大多数受欺骗、受蒙蔽的群众，要迅速觉醒，揭发“郑大联委”中的一切罪恶事实，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通令》最后说：“本通令自公布之日起生效。若有违反本通令上述各条者，一律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论处”。同日，省公安公社（公安厅保守组织）和郑州市公安局派员进驻郑州大学。在郑大东生活区树起了“非法组织郑大联委骨干分子登记站”的大牌子，勒令200多名“联委”成员前往登记，投案自首，交待罪恶，48小时内写出像样的检查。在化学系，“联委”成员必须填写“非法郑大联委成员罪恶登记表”。在历史系，50名“联委”成员中3人被捕，10人被公安局勒令登记，38人被斗，102人次被搜查，大字报点名40-50人，写检查113份，4340页。在斗争中，让这些学生低头、弯腰、翻戴帽，并对他们高喊“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等口号，40多名联委学生被投入监狱。3月9日，党言川在商丘被捕。接着，开封师院“八·二四”负责人陈红兵、郑棉六厂工人赤卫队负责人申茂功相继被捕。1967年8月18日，河南省军区直属机关披露一份“二月黑风”中的“黑名单”，是从军区参谋长东××随身携带的本子上抄下来的。当时是为随时抓人准备的。其中有“郑大联委”16人：党言川、方复山、任延庆、唐伯绪（唐一兵）、孟福海、殷树山、杜秀萍、梁国喜、席占修、袁宝珠、刘玉钦、余明相、张松玲、李玉芳、李庆云、李长杰、王志亭。名单中有的人被抓起来，有的人及时逃离河南。后来，由于中央的一再干预，军区才有所收敛。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总理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要河南双方到北京汇报。可是，军区为了摧垮“二七公社”，使之不能派代表参加北京谈判，竟然支持“十大总部”多次挑起武斗，制造了“五·四”、“五·二六”、“五·三○”、“七·一六”等骇人听闻的攻打、围剿二七派的武斗流血事件，使二七公社派群众伤残数百人，死亡数十人。当时郑州大学文科楼前成了安葬二七派死亡人员的墓地。原郑州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龚依群，曾写过一组诗词，取名《抗逆小集》，可作为河南“二月黑风”的佐证。如：①五月吟：刀光剑影遍街头，烈火频烧二七楼。热血横流何所惧？红旗依旧傲中州（1967.6.2）②水龙吟：堪恨河南刘邓，枪口对二七战友。二月黑风，几番血案，频施毒手。小丑跳梁，蚍蜉撼树，何伤之有？听中州子弟，凯歌高唱，共风雷吼！（原载《革命造反报》郑大联委主办，1968.2.7 ）
后来，经过“二七公社”艰苦不懈的斗争，在中央有关精神和周总理的干预下，被捕头头得以释放。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河南省三方（河南二七公社、河南造总、十大总部）进京汇报会。1967年7月10日，中央发出解决河南问题的〔1967〕216号文件。文件中指出：①河南省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②河南省党内走资派是文敏生、赵文甫；③刘建勋是革命领导干部，并回河南筹备河南省革委会。军区在给中央的检查中这样写道：“我们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打击了郑大联委与河南二七公社革命造反派；错误地把刘建勋、纪登奎当成走资派，把他们支持的造反派组织看成是‘御用工具’；……在3月6日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以后，造成连锁反应，全省各地宣布解散了许多革命群众组织，错抓了许多人。……党言川同学也被拘留和游了街；社会上一度出现了肃清二七公社的‘流毒’，让革命群众挂黑牌、请罪的错误倾向；这时，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乘机兴风作浪，操纵保守组织，进行打击报复，打击造反派，掀起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
中央文件和省军区的检查等于给“郑大联委”和党言川平了反。67年8月以后，郑州大学成了“联委”的“天下”，声讨何运洪的罪行、敦促战斗师“反戈一击”、批判刘邓陶、批判王培育的大字报比比皆是。声讨会上声泪俱下，批判会场口号震天。在“郑大联委”主办的《革命造反报》第31期（67.9.1）头版《掀起革命大批判的高潮》一文写道：“郑大面貌焕然一新。被战斗师拆毁的大字报栏又林立在校园。大字报、大标语、巨幅宣传画，琳琅满目。看大字报的人们熙熙攘攘，川流不息……整个校园充满了火热的战斗气息。”“二月黑风”中军区镇压造反派的内幕被揭露出来，证据确凿，骇人听闻。被军区逮捕迫害的“联委”同学，成了英雄人物。1967年8月23日下午，郑州市公安局二七联络部在二七纪念堂召开“控诉何运洪滔天罪行大会”，特邀郑大外语系学生杜××介绍“郑大联委”斗争史，特别是她“二月黑风”中被捕坐牢的情况，十分感人。
1967年11月1日，郑大革命委员会成立。党言川担任革委会主任。副主任由龚依群、任延庆、张书震、李长杰担任；常委除正副主任外还有程天富、马鸿勋、刘作周、方复山、唐一兵、孙日新、李恒福、袁宝珠。接着，各系革委会相继成立：数学系11月10日下午成立，主任朱久海；中文系11月11日上午成立，主任席占修；政治系11月12日夜成立，主任殷树山；化学系13日上午成立，主任韩立忠。还有物理系，主任侯德臣；历史系，主任：余明相；外语系，主任李杰。革委会成立后的主要任务是大批判和教育革命。
1968年8月26日，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郑大。9月26日，郑大联委宣布撤销。11月1日，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进驻郑大。
1968年8月以后，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和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开展，党言川等同学相继离开学校，到解放军农场、农村“接受再教育”。1969年6月1日，毛泽东在郑州的专车上接见刘建勋和纪登奎时，还问到“你们不是支持被打成反革命的那一派吗？党言川怎么样？”这说明毛泽东还没有忘记党言川。
以上关于郑州大学文革概述，主要是依据笔者所存资料，其准确性、完整性远远不够，诚望郑州大学文革亲历者，给予批评指正。
2005年12月初稿
2008年12月修改
附件一：“飞机撒传单，气死党言川”的由来
文革时，党言川是郑州大学中文系四年级学生。初期由于受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的围攻、压制，得到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的支持，后成为“郑大联委”负责人。1967年2月，河南省军区介入文革后，说党言川是刘建勋的“保皇派”、“反动学生”。3月6日，省军区召开10万人大会，第二政委何运洪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会后，用飞机撒发《告全省人民书》等传单。3月9日，党言川被捕。由此，“飞机撒传单，气死党言川”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顺口溜。
在“河南造总”夺权主办的《郑州晚报》上（1967.2.12）登载有一首小诗，是3月6日在飞机上执行撒传单任务的一个战士写的。题目很美：“春光无限好”。诗句很美：“豫西的群山在欢呼/奔腾的黄河在欢笑/与坐在机舱里的战士/有同样的心情，同样的思潮……//是什么使我如此激动？/是什么使我今天的热情这样高？/是这堆满机舱的传单啊/把我的心与革命左派的心紧紧相交//《告全省人民书》是大夺权的进军号/我们要彻底把资产阶级当权派斗臭斗倒/《给毛主席的致敬电》是我们共同的心声/表达了我们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教导//……千万张传单飘下去了—-像春天的花种/在革命左派的心窝里扎根长茂。”……毋庸置疑，在战士的心中，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支持“左派”是光荣的，而承担“飞机撒传单”的任务更是神圣的。所以，诗中表现出来的真诚、自豪、激动、愉悦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战士的心是洁白无瑕的。至于支持的是否真正的“左派”，恐怕这位战士也不会真正明白。时隔4个月，河南省军区向中央作检查，承认“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镇压了革命左派”，飞机撒传单显然是错了。后来，党言川担任了郑大革委会主任、省革委会常委、滑县县委副书记等职务。再后来，毛主席去世，文革被彻底否定后，党言川因“造反罪”成了阶下囚，撒传单这件事又成了万分正确。——就这样反反复复，构成了这段特殊的历史。
附件二：奇文共赏——《郑大联委兴衰演义》节选
文革中以长篇小说形式描写对立派组织的作品并不多见。在笔者的藏品中，有长篇小说连载——《郑大联委兴衰演义》第二回，油印，16开。虽然没有全本，、时间不详，但从内容上来看，显然是对立组织所作。细读之，语言精炼、幽默，人物刻画入木三分，对党言川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假如笔者当时读到此文，一定会称其为“大毒草”的。如今，文革已成历史，党言川已经作古，功过是非，历史自会有公论。试想当年两派针锋相对、势不两立，水火不容，写出这样的文字实在不足为怪。
这里节选片断，写的是1966年8月15日，党言川、方复山、刘松盛到北京告状和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同车回校后的事情。文中“凹面官人”是指刘建勋，“文大老爷”是指第二书记文敏生，副书记杨蔚屏冠以“黑货”，书记处候补书记纪登奎冠以带引号的“好同志”……看官注意：事情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文革”这一特殊年代，不然的话，这样丑化省委官员，那还了得！
《郑大联委兴衰演义》节选：
第二回 刘、文、杨应邀赴会 党言川打人起家
话说车门开处，托地跳出一位青年来，颧骨高高，下巴尖尖，一副金灿灿的深度近视镜，神奇的座在鼻梁之上。众人一见是党言川，怎禁得住一声喝彩道：“好齐整的一条闯将！”这时只见一位女士抢上前去，一面接过言川手中之书包，一面说道：“哎呀！你可回来啦，言川！”在众人喝彩声中，悄悄地从车中又钻出“文联”的哼哈二将：一位大眼，尖脸，姓方名复山，字号石波，外人讥为“保皇先生”者。另一位，小眼，矮个儿，黑瘦子，姓刘名松盛者是也。问问知其底细者，无不啐道：“好个政治投机分子！”
欢迎仪式之后，早有一群人拥簇着往楼里而去。人声嚷闹，话不尽相逢之喜，就中一位兄弟高叫道：“言川哥，想煞俺也。”正说话间，一声喇叭响亮，众人回望阶下，只见那小卧车掉转车头，砰砰煽出一股黑烟，急匆匆告别“皇”亲而去。
见缝插针儿。如今且借党言川在楼梯上讲演之际，说话人交代几句：这许多欢迎党言川的同学中，多数还是革命或者要革命的，他们不同意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了的校文革，要自己起来闹革命，好得很！但不合信错了党言川，受了欺骗！后来有人写诗叹曰：
不看衣着不看容，只看他心红不红；
交了好友同进步，碰上扒手害非轻！
且说中午宴罢，只见一个个往校门外机械厂去了。共是三十多条好汉。相见毕，党言川径自取了一块半截砖朝屁股下一塞，便宣布会议开始。好言川，端的了得！不到一个午休时间，就把晚上要开的“赴京报告会”安排得停停当当：你贴海报，他送通知，并组织了大会主席团和保卫人员。党言川心怀鬼胎，私下对几个心腹说道：“咱不好好干，将来就被划成右派”，几个人听罢，叫将起来：“阿川你放心，凭咱十八般武艺，又有书记刘……”，党言川连忙打断：“不可声张！”于是几个人便小声说道：“又有刘书记……，管保弄个左派当当。”党言川闻言，顿时眉开眼笑，又叮咛一番，不在话下。
说话间金乌西坠，玉兔东升。大操场人山人海，要听北京经验。……
这当儿，只见主席台北边一阵骚乱，闪过来四抹黑影。灯光下，只见是：凹面官人、文大老爷、“好同志”纪登奎和黑货杨蔚屏。凹面官人还致了词，说了些“大力支持”、“由群众解决”一类的吉利话。这话有甚厉害处？是你有所不知，这官家封过的敢字当头的小将，谁敢动他一下？切莫说他与这位官人又恁地要好！此是后话不提。
附件三：关于党言川的漫画
文革中漫画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被群众组织广泛应用。这组传单形式的漫画产生于1967年2月，4开，铅印，共9幅。传单名称：《彻底揭开河南省委司令部的盖子，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传单署名：中共河南省委机关《韶山》革命造反队。 产生背景：河南省军区介入文革运动后，把省委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视为“走资派”，把郑大造反学生党言川视为“保皇派”。这组漫画就是以“刘、文、纪”和党言川之间的所谓“主仆关系”、“秘密勾当”为内容而绘制的。
对于漫画的内容，笔者不能苟同，但绘画水平却令人叫绝，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党言川，个个形象逼真，惟妙惟肖。从收藏角度来看，不失为精品。
附件四：“冒牌驴”绰号的由来
文革时，任延庆是郑州大学历史系二年级学生，“联委”主要负责人之一。1967年1月，清华学生唐×以“井冈山驻郑联络站”名义写出《27个为什么——刘建勋是什么人》的大字报，郑州地区造反派在此问题上发生分歧。以“郑大联委”为首的多数造反派组织认为“清华驻郑联络站”不能代表清华井冈山，唐×是“冒牌货”。2月3日上午，支持唐×观点的郑州工学院造反队等在郑州市体育场召开“炮轰省市委大会”，“郑大联委”等被挡在会场之外。任延庆灵机一动，戴上清华“井冈山红卫兵”的袖章，进入会场，后被战斗师同学认出，当场被扭送到军区，照了相。何运洪政委指示铅印传单数千份。会后，《活捉冒牌驴》的传单在郑州地区如雪片般大量散发。“冒牌驴，冒牌驴，不是人家是自己”的顺口溜广泛流传。从此，“冒牌驴”成了任延庆的代号。直到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大家对任延庆仍以“老冒”称之。
……
文摘五：
浅谈文革中的改名故事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首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当时，北京师大女中学生宋彬彬给毛主席带上红卫兵袖章（右图）。毛主席问到她的名字后随口说道：“要武嘛！”以后，宋彬彬便改名为“宋要武”。此事报道后，全国大中学校一些热血青年怀着对领袖的无限热爱，也把自己原名改为具有革命寓意的名字（工厂机关也有，相对少些）。许昌一高慕振奎同学是当时全国有名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他在一份“关于共青团的声明”传单署名后加上“我要改名毛要武”的字样，连“姓”也改了。另一份“联合声明”的传单，署名六人中有四人同时署上新改的名称。新改名字中以“红兵”、“小兵”、“向东”、“卫东”最多。当然，也有些名字改得令人费解。比如，新疆造反派“红二司”头头、新疆大学学生“吴巨轮”，改名“胡乱闯”，1968年7月20日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新疆部队和群众组织代表时，周总理对吴巨轮说：我今天才知道你的真名，我给中央的同志介绍你叫胡乱闯。康生接着说：你是数学专业，头脑应该清醒，逻辑性强，更不能胡乱闯。显然，胡乱闯这个名字改得不好。不过我想，吴巨轮同学当时改用这个名字是为了表明造反当“闯将”的决心，以及对运动初期的各种清规戒律的反抗，不一定真的就“乱闯”。
文革中所改的名字，与当时出生的人所起的名字不同，文革后大多数恢复了原名。如：武汉阅马场中学红小兵白莹，因家住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初期就和大学生一起造反，改名毛海红，即“要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插遍全世界，实现五洲四海一片红”之意，参加了武汉水电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文革后虽然恢复了原名，但是“战友”们至今仍以“小毛”称呼她。（如图）
当然，文革中改的名字，也有坚持用一辈子的。例如，开封师范学院“八·二四”一号服务员，原名陈荣升，改名“陈红兵”，虽然文革后被冤狱二十年，至今仍叫陈红兵，很多人已经不知道他的原名了；重庆特种钢厂王敢斗，原名王福先，文革初期是该厂党委监察干部，如今已经70多岁，仍叫“王敢斗”，他说，那时候我改名“敢斗”，就是要决心同邪恶势力斗争一辈子，而不是一阵子；我的大学同班同学原名汤本贵，文革中改名“汤向东”，毕业后我们各奔东西，从未谋面。九十年代初，我在一本农业科技杂志上看到署名“汤向东”的论文，就给他电话联系：现在时兴对文革“拨乱返正”，你为啥还叫这个名字？他严肃的说：我的名字本来就不乱，返什么正？我的心里顿时充满敬意。“向东”——永远向往毛泽东，他无愧于这个名字。
文革中的改名，看似一件小事，却反映了文革这个大背景下青年人热爱领袖、崇尚革命的心态。
文摘六：
文革事件钩沉（选登）
文化革命中，各地区都发生过在全国颇有影响的事件。这些事件，反映了激烈复杂、波澜壮阔的文革运动的进程。重述这些事件，可以从某一侧面凸显该地区文革运动的特点，对认识文革，研究文革，总结经验教训，具有以小见大立竿见影的作用。诚然，对同一事件的评判，立场观点不同，结论也往往会南辕北辙，大相径庭。但是，历史真实是改变不了的。笔者作为文革文物收藏者，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对一些事件进行了考证、梳理，试图用自己的思想观点对这些事件进行表述，形成文字，再把这些文字汇集起来，取名曰文革事件钩沉。虽是一家之言，但读者可以见仁见智，评头论足，批评指正。这里选登三篇，以期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上海“安亭事件”
上海是产业工人相对集中的城市，文革中工人运动开展得早、影响大，“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负责人之一的王洪文，后来被选拔到党中央副主席的显赫位置上。这里叙述的“安亭事件”，就是刚刚成立的“工总司”同上海市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首次较量，并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1966年 6月12日，工作队刚刚进驻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事王洪文就贴出《剥开党委画皮看真相》的大字报，指出厂党委不抓阶级斗争、执行修正主义路线、把群众的意见当耳旁风等问题，王洪文因此被打成“反革命”。这张大字报后来被称为国棉十七厂“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关于上海工厂运动初期的情况，原上海市委主要领导曹荻秋在检查中这样说道：“我支持了旧市委提出的对各单位派工作队的组织措施，把矛头指向了广大群众。我没有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是划框框、定调子，说什么大厂揪他五、六个，小厂揪他二、三个，排排队。这样就把运动的打击重点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关系摆错了，保护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扭转了运动的大方向。……当我听到国棉十七厂的工人贴的大字报时，非常错误地说：‘工作队刚刚进厂没几天，就贴大字报，我看不是好人’，这轻轻的一句话，就断送了人家的一生，把群众打成反革命。”王洪文等正是因为被市委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在斗争中涌现出来成为工人组织领导人的。
1966年11月6日，上海工人头头王洪文、潘国平、陈阿大、黄金海等30余人开会，决定成立全市性的工人组织——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令部。11月9日中午12时，“工总司”成立大会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大约10万工人参加大会。王洪文被推举为大会5人主席团成员之一。大会的主题是控诉上海市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会前和会议进行期间，工人们多次邀请上海市委书记前来参加大会，市委不予理睬。一直坚持晚上8点，市委还是没人来，工人们就游行到市委门口。晚10点40分，市委领导答应在友谊电影院接见工人。就这样，晚饭未吃、衣着单薄的工人冒雨到友谊影院门前等候。然而，市委领导仍是没有露面。这时候，工人们想起毛主席在两个多月里先后六、七次接见了红卫兵和革命群众，而上海市委却如此无视工人群众合理要求，于是，群情激奋的工人们高喊我们上北京见毛主席去！向火车北站涌去。 “铁”了心的工人们要进京告状。——这就是“安亭事件”的起因。
1966年11月10日早晨，经过和铁路局交涉，2000多工人先是上了进京的快车，后又改为慢车，到安亭车站后，列车拐到一个叉道里停住。然后，一批批工人、干部、工作队长，还有科、局领导，从上海乘汽车赶到安亭车站，“劝说”工人不要进京。工人们感觉是受了骗。持续到12 日上午，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来到安亭与工人见面，讲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意义，劝说大家回厂去。工人担心回厂后遭受打击迫害，提出五项要求：①承认上海“工总司”是合法的组织；②承认“11·9”大会以及工人被迫上北京控告是革命行动； ③这次事件所造成的后果，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④曹荻秋（市委书记）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⑤对“工总司”今后工作提供方便。工人要求张春桥就地答复。张表示要给他时间。经过工人内部的辩论，大部分同意了张春桥的意见，返回到上海文化广场。13日中午，张春桥来到文化广场，代表中央文革小组签字同意“五项要求”，同时又提出几点具体意见：第二条加上“以后碰到类似的问题要派代表”；第四条“同意市委领导向群众公开检查”的同时，要求必须保证领导的人身安全；关于第五条张春桥说：工人要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不要像一些组织那样，要汽车、录音机、照相机，你们尽可能少用一些。张春桥最后说：“我希望上海文化革命搞好，成为全国的模范。上海有200万工人，是有光荣传统的。上海的文化革命运动一定能够走在全国的前面，如同工业上一样。”
上海市委对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十分不满。市委认为，中央对工厂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具体文件，更不能成立跨行业的群众组织。而毛泽东在11月14日下午召开的部分政治局常委和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上，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毛泽东认为，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存在于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内，也严重地存在于工矿企业中。工厂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有助于着手解决这方面的问题。1966年11月17日，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工厂文化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全国工人运动随之兴起——这就是“先有事实，后由概念”，事实就是“安亭事件”，概念就是“工厂文革十二条”。
南开大学的“抓叛徒”事件
文化革命中，南开大学的“卫东”和“八·一八”这两个在校内问题上观点相悖的红卫兵组织，都在揪“刘少奇叛徒集团”案件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受到中央领导的表扬，在全国享有盛誉。这里根据一份资料，介绍一下“八·一八”红卫兵在“抓叛徒”活动中惊心动魄的艰辛历程。
南开大学文革初期有三个组织：①“卫东”红卫兵，1966年8月12日成立；② “八·一”红色造反团，1966年8月18日成立；③“八·三一”红卫兵，1966年8月31日成立。到了1967年5月4日，“八·一八”和“八·三一”联合，统称“八·一八”红色造反团（简称“八·一八”）。 “八·一八”和“卫东”在校内问题上认识有分歧，后来发展为势不两立。例如，在一份“八·一八”主办的《新南开》（残缺版）小报（第22期67.5.22）空白处的《启示》中这样写到：“自本月18日以来，“卫东”队中一小撮暴徒，连续闯进我校印刷厂，抢劫一空，霸为己有，剥夺印刷工人抓革命促生产的权利。本期第一版已被抢去，第二、四版经过整理，才终于和大家见面”。当然，“卫东”为什么要破坏“八·一八”出报，也自会有他的理由。不过此事足以证明两组织之间矛盾的激化程度。然而，这两个组织在“抓叛徒”问题上，虽然各自一套人马，各干各的，却都作了大量艰苦细致卓有成效的工作。1967年11月22日，陈伯达、谢富治等中央领导第10次接见天津赴京代表团时，谢富治说：你们“八·一八”抓叛徒有功劳，“卫东”抓叛徒也有功劳，这在北京是很著名的。可是，谁叫你们打架呢？
文革中有一份流传很广，版本颇多的资料，就是根据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贾淑琴关于“抓叛徒”的报告整理而成的，时间是1967年12月29日。贾淑琴在报告中详细讲述了刘少奇叛徒集团的形成和多年来的复辟活动以及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一年多来“揪叛徒”的曲折经历，从资料中多次出现“呼口号”、“热烈鼓掌”、“长时间鼓掌”的字样，可以看出该报告的轰动程度。以下是根据贾淑琴报告内容对“抓叛徒”事件所作的简述。
刘少奇叛徒集团的61名成员都是老革命，当初他们在敌人监狱中是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在“反共启示”上签字画押后被释放出来的。解放17年来，他们认定是自己是“为革命叛党”、是“组织行为”，所以，大都在重要领导岗位上担任要职。可是，文革中的红卫兵对此却有不同看法。贾淑琴在报告中说，叛徒的出狱就意味着无数革命者的人头落地，意味着许多党组织的破坏。有一个担任副部级职务的“叛徒”，出狱时出卖了60多个同志。安徽国民党“反省院”一年内出来的叛徒就出卖共产党员4000名，为此，国民党给这个“反省院”还发了嘉奖令。当然，也有因拒绝在“反共启示”上签字而被长期关押，解放后又受到叛徒集团打击迫害的例子，这就是山西刘格平同志。1936年，刘格平被关在北平国民党“军人反省院”监狱里。当刘少奇的指示传到监狱后，刘格平拒绝执行。有人说：这是党的命令，你不执行，出狱后也给你党籍处分。刘说：“我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员，我要保持共产党人的真正气节。”就这样，刘格平多坐了9年零3个月的牢。解放以后，刘格平是中央委员，行政3级，任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后来，刘少奇抓住刘格平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撤销一切职务，将刘格平调任山西。在送往山西途中，刘格平被绳子捆绑扣押20多天。后来经中央决定，才不得不给刘格平一个有职无权的副省长职务。还说刘精神不正常，要强行送到疯人院。直到文化革命中，刘格平才站了出来，当上了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文革中，刘格平曾9次接见“抓叛徒”调查团的同学，给予他们很大支持。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这些青年学生走上“抓叛徒”之路呢？贾淑琴在报告中说：文革初期，南开大学前任党委书记高××被群众揭发出有历史问题，学生根据线索，到北京搞调查，经过多方查证，得知他的叛徒行为曾是刘少奇的指示。当时正是1966年10月，刘少奇还以中央领导的身份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学生们十分犹豫，经过一个星期的辩论后得出结论：这个叛徒集团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头等大事，饭可以不吃，命可以不要，一定要斗争到底。于是，1966年11月1日，他们给中央文革和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打倒刘少奇叛徒集团》的汇报材料。11月9日，南开大学出现《看，高××反党反革命的叛徒嘴脸》和《告全国人民书》两篇大字报，呼吁全国造反派，彻底砸烂刘少奇叛徒集团。从此，200多人组织了若干个小分队，奔赴全国各地，查资料、找线索、搞调查，除了西藏、台湾两个省，其它都跑到了。经费是校内外学生、工人师傅、农民兄弟捐凑的。
在“抓叛徒”调查活动中，出现过许多感人的事迹。有一个叫陈通的学生，共产党员，是专管到图书馆查阅资料的。一次他三天三夜没有出图书馆，直到劳累得了重病送到医院抢救。还有一位赵福林同学，在他参加调查活动不久，他的父亲接到匿名信，说他是“三反分子”，已经被开除团籍，他父亲很生气地写信要他立即回家。当时，赵福林正在南京搞调查，接信后向同学借钱做了一面红旗到雨花台献给烈士，墓前写了一首诗：“半夜雨花台，壮志满胸怀。先烈为党死，血浇百花开。继承先烈志，自有后来人。誓斩叛贼手，为党除奸害。”回来后含泪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认为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也可能叛徒集团挖不出来，自己就会被打成“反革命”，为了不连累父母，情愿和父母断绝关系，不把叛徒集团挖出来，誓不回家。直到一年后他当上中央文革的特派员才回家看望了父母。在学校留守的同学，为了保护调查材料也付出了代价。1967年1月9日，得知有人要去砸办公室，姚正思同学用棉袄抱住调查材料逃走，当他把材料送到北京的时候，浑身上下棉衣冻成冰棒，用剪刀割开胸口衣服才把材料取出来。还有一个小分队到东北大庆油田搞调查，路过林海雪原，火车因雪停开，他们在雪地里走了9天9夜，有的脚冻烂了还坚持走，行程几百里，才到了目的地。
在“抓叛徒”的调查过程中，最难的是被调查人的逃避、刁难和订立攻守同盟。在抓到一批叛徒的时候，发现都统一口径，都说是柯庆施指示叛党的。无奈之下，他们给中央文革发了一封电报，不料仅隔四个小时，周总理就亲自打电话说明情况：北方局的叛徒与柯庆施无关。周总理的重视更加坚定了他们“抓叛徒”的决心。调查中被打、被抓事件时有发生。这种时候，总是能得到中央文革和周总理的支持而脱险。比如，到南京的13位同学被陷害逮捕，康生亲自打电话，释放了他们。最后，调查材料终于转到周恩来手里。周总理看了后，亲自通知“八·一八”来京汇报。
1967年4月26日，首都北京举行了《彻底粉碎刘少奇、彭真、薄一波叛徒集团》大会，南开大学“八·一八”代表在大会上发了言，大会还宣读了刘格平的书面发言。《新南开》小报第16期上登载了对这次大会的报道和发言的全文。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中国不变色，死了也甘心！”这是南开大学两派红卫兵“抓叛徒”中的誓言。“中国不变色”道出了他们历经艰辛参加“抓叛徒”活动的初衷。
青海省西宁“二·二三”事件
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1月28日，中央军委发布了《中央军委命令》（即八条命令），要求解放军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奉命到西宁地区支左工作联合办公室担任副组长。2月23日，西宁市发生了开枪流血事件，即“西宁二·二三事件”。这是全国最早发生的“支左”解放军镇压群众组织的流血事件。
1967年2月23日，为了对报纸电台实行军事管制，赵永夫调动武装部队，亲自任总指挥，组织武装夺占报社，与已经夺权控制《青海日报》的造反派组织西宁 “八·一八红卫兵战斗队”发生武装冲突。军队开枪射击，共伤亡377人，其中群众（多为学生）死亡169人，伤178人，军队死亡4人，伤26人。青海军区将此情况向中央军委和林彪做了汇报。同日，叶剑英听到赵永夫电话报告后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中央文革小组最初保持沉默。几天后，他们在《简报》上刊登红卫兵控诉武装镇压的来信，由张春桥等人联名给毛泽东写信，要求重新审查青海事件。毛泽东于3月1日批示：“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3月21日，毛泽东、林彪对青海问题的调查做了批示。根据批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3月24日做出《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中央经向有关方面进行了反复调查，青海问题的实质已经基本清楚。（一）青海省军区内部问题是反革命政变。副司令员赵永夫玩弄阴谋手段，推翻了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的领导，篡夺了军权；（二）赵永夫篡夺了军权之后，勾结二○五部队副主任张晓川，对西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革命群众300余人，甚至向15、16岁的女孩子开枪，逮捕革命群众近万人；（三）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蒙蔽群众，所谓“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拥有大批枪枝，并首先开枪，毫无根据。经向在现场的许多革命群众调查，守卫青海日报社的“八·一八”群众，并没有枪枝。赵永夫等人，派了专门小组进行搜查，至今亦未搜到一支枪；（四）以上事件同原青海省委书记王昭直接有关。根据这种情况，决定处理办法：（一）中央军委命令，由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全权负责处理青海问题，并由兰州军区派负责人协助；（二）除独立师、独立团归刘贤权司令员指挥外，其他驻军在处理青海问题上，也统一由刘贤权司令员指挥；（三）向群众宣布“八·一八”为革命群众组织。2月23日流血事件，应由赵永夫和张××负责。要为死难的革命群众恢复名誉，给予抚恤。对负伤的群众，要负责进行治疗。因为这个事件而被逮捕的群众和干部，一律立即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四)受欺骗和蒙蔽的群众，概不追究。群众组织之间的问题，用整风的方法解决。严防坏人挑动群众斗群众；(五)解放军是伟大的，“二·二三事件”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制造的，广大的当地驻军的干部和战士是没有责任的。一切革命群众同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紧密团结起来，坚决打击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六）着手筹备建立以刘贤权同志为首的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七)赵永夫隔离受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文革结束后，中央对赵永夫问题重新审查，认为赵永夫所犯错误是人民内部矛盾，决定给与撤销党内外职务处分，原级别不动，按正师职重新安排工作。）
从毛泽东和叶剑英对“西宁二·二三事件”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反映了在对待群众运动问题上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注：《霜叶集》部分内容已用“一丁”这一笔名在本网发表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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