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精英--看6000人如何操控60亿人的世界 -

作　　者：〔美〕戴维•罗特科普夫著，王林燕　译，出版社：南海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0-4-1，I S B N ： 9787544247061，定价：￥38.00

本书的主角都是万里挑一之人，是从60亿全球人口中挑出的6000人。这些人管理着我们的政府，经营着跨国大公司，操控着国际经济、媒体、宗教，以及一些处于阴影下的领域，如恐怖组织。这6000人是全球精英，并且引领着当下社会的发展。

今天的超级精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力和财富，他们的全球化速度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团体。但是，正如批评家指出，全球超级精英成员内部的同质程度远远大于他们与一国同胞之间的同质度。他们控制着全球化的世界。他们是否应该为日益加剧的全球经济和社会不平等埋单？在达沃斯会议或在41000英尺高空中的私人飞机内召开的国际性会议的背后，发生了什么？密谋还是合作？处理交易还是闲谈放纵？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崛起对传统的世界观将产生怎样的冲击？全球超级精英的活动范围已经超出了一国法律的限制，谁将对这群人加以约束？

通过大量的独家访谈和报道，《超级精英》一书不仅回答了上述种种疑问，还将为读者揭示更多的内幕。超级精英群体的行为虽然一直都在影响着普通民众的生活，但普通民众对其却知之甚少，本书为读者打开了超级精英这扇神秘的大门。　　

简介

现任美国加藤罗特科普夫国际咨询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美国外交政策、经济战略、国际商业咨询。在克林顿执政期间，他是美国联邦政府商务部副部长，主管国际贸易政策。卸任后，罗特科普夫于1996年加入了基辛格顾问公司，担任总经理。

作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研究员，罗特科普夫已著有《主宰世局——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幕和美国权力架构》一书。

序

导言　权力精英登场

第一章　万里挑一：直击超级精英

第二章　假如其他情况都不同：不平等，反冲，新秩序

第三章　历史的教训：精英的起落

第四章　跨国时代：当金融和商业变成一切的中心

第五章　全球主义者对民族主义者：新世纪的政治断层

第六章　不对称的时代：巨头的衰落和影子武士的崛起

第七章　信息超级精英：思想的权力

第八章　怎样成为一名超级精英：杜撰、现实和成功的精神病理学

第九章　超级精英的未来及其对世人的影响

评论摘编

罗特科普夫以生动精湛的笔调写下《超级精英》，精确呈现全球最具权势、财富与名声的一群人物之间的关联、互动。充分阐释了这些关联如何发挥作用，影响全球经济与政治的形态，改变人类未来的体制与政治。

——霍马茨，美国副国务卿，著有《自由的代价》

全球精英的阵容日益壮大，已经产生深远的影响。当他们推动国际合作计划时，可以作出卓越贡献；当他们的利益与本国民众发生冲突时，也会导致问题发生。罗特科普夫的《超级精英》以专家手法剖析了这些问题，所有关注国际经济与全球体系演进的人，都应该开卷一读。　　

——萨默斯，哈佛大学第27任校长，美国第71任财政部部长

网友评论

令人清醒思考的棒喝

改革开放为我们展现了精彩纷呈的世界，我们曾为之欢呼雀跃。而3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真的冷静地面对现实，我们又能有多少把握说——我们真的了解了世界。此书所写是以亲身经历融合他所了解的世界情况，为我们展现的是绝大多数人不曾了解的世界顶尖阶层，原来是这样一批人（6000人），以这样的一种形式（小型会议、私人飞机），决定了60亿人的生活。的游历和结交广泛，就其书中所提到的那些世界级名人就足以使此书增光，而在他笔下所描写出的故事，更令人回味。

严格地讲，这不是一本经济学类的图书，而是一本对当今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时政类”图书。因曾身居“超级精英”之中，因此从经济、政治、社会的角度提出了一个事实——在当今的国际事务中，有一批起着十分重要的交流、协调、缓冲、促进作用的人士，他们或是一些大国、重要国家的政要，或是跨国集团的CEO，或是宗教、精神领袖。在世界日益向国际化迈进的过程中，这些人不断在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达沃斯年会，博鳌论坛都是这类国际交流活动的重要场合与环节。在此书中，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和重视的观点，如：认为全球化进程中的马太效应，一些弊端造成富国更富、穷国更穷；以智利为样本，分析所谓的精英社会“权力不平等，财富不平等”，国家和个人都存在财富差距加大的趋势；在全球化进程中，目前存在着全球主义者对民族主义者两个派别，这个话题（或这个矛盾）在影响着当今世界局势的发展，发达国家在利用他们称之为全球化的过程再次掠夺发展中的国家，如资源，因而出现对抗。这些观点虽然是一家之言，也被某些人评论为“阴谋论”，但对当今国际社会的现状、矛盾的分析和阐述，以及对“超级精英”们的分析、介绍，令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清纷繁的世界经济、政治局势，保持清醒的头脑，更清醒地认识中国，了解世界，少一点夜郎自大和井底观天。

鸟有很多种，鹰，鹦，莺等

乍一看推荐语，把我吓一跳，原来我们这60后面+八个0的庞大数量的人的生活，就掌握在区区6000人手里。赶紧买来看一下，别人家主导了我的生活，我还以为自己是自己的上帝。

拿到手里厚厚的一本，396页。辛苦了我的眼睛两天，终于读完。砸吧砸吧嘴，咽一口唾沫，清一下嗓子，说两句儿。

全书归结起来就是掌握权力的“群”对大众生活的深刻影响，注意，是深刻影响。精英们，而且是超级精英们，及这些超级精英们组成的各种集团，管理着政府，经营着跨国公司，操控着国际经济、媒体、宗教，真是他们咳嗽一声，我们这儿就得下雨。

鸟也分益鸟跟害鸟。有些精英干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也是要被拉下马的。这个集团成员的不断变动就意味着他所掌控或者影响的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书的序言开头引用了一位法国剧作家的话：上帝与每个人同在。是的，老天爷是有眼的。在这个力争上游的社会，精英的积极作用当然我们无话可说；少数坏鸟的恶劣影响也有老天收拾他。普罗大众要做的就是，过好自己的生活，允许并督促自己向好鸟的行列前进。

精英不可怕，他们也不是神，只是一群主动或者被动胸怀天下的人。

精英就是鹰吧，眼光犀利，快狠准。

世界的财富、权力对比恐怕早已超过“80/20”定律了，

全球20%的人拥有的财富我猜已经超过世界财富的80%了，比尔盖茨这种“黑天鹅”对于比例的贡献功不可没。

那么权力更是如此，世界上100%的权力基本就掌握在不到1%的人手中。

正如本书所说，6000人操控60亿人的世界，比例高达10万倍！！！

除了震惊还能说什么呢？

另：写得很有趣，从小小的达沃斯写起，这里随处可以见到总统、总理、经济学家、明星，这些就是我们所说的——超级精英。

6000比60亿，这个数字太惊醒了。

或许我们每一个人都没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是谁在掌控、运作世界？估计有人看到这里，会跳出来反驳，说这是阴谋论！

真的是阴谋论吗，未必。既然有一家之主，一国之君；既然每个机构组织都有领导班子，那么作为占领地球的人类，肯定也有那么一小撮人，是最有影响力，最有话语权的。

我相信有这么一拨人的存在，这比有些人坚信外星人存在更靠谱吧？

这本书吧这一小撮人量化了——6000人。他们是谁呢？是有名有姓的头头脑脑，国家领袖、全球企业总裁、石油巨头、金融大鳄、恐怖分子、宗教领袖？

很期待看到书的内容，相信会有理有据，因为是周游在这6000人中的准精英。

姑且让我们来见证是谁在掌控我们的地球？是谁的一个决定影响历史车轮的轨迹？是谁的一句话改变千千万万平民的生活？

导言　权力精英登场

在米尔斯的年代，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斗争处于高潮，当时社会主义思想在美国学术界非常时髦，因为社会主义是冲击现有制度最直接的方法，对精英阶层的研究不仅仅是社会科学的迫切需要，对了解社会运行更是必不可少的；是检验马克思主义核心思想--阶级的关键。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开宗明义地讲道：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的多种多样的层次。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主、臣仆、行会师傅、帮工、学徒、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

米尔斯生活的美国社会认为自身与苏联的差异在于，美国否定阶级斗争观念，声称自己已经找到了解决阶级斗争的办法：凭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美国就能通向无阶级社会。当然，米尔斯环顾周围，他并没有看到无阶级社会。虽然他没有明确地说，但米尔斯对美国精英分子的研究确实带有经典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意味：少数家族控制了大部分财富，少数公司掌握了生产资料，少数政治与军事领袖掌握了权力，他们这些人彼此之间互相联结，他们的关系不拘一格，有时甚至非比寻常，通常都有助于他们扩大权力、确保地位，但却导致社会更加不平等。

总之，米尔斯对20世纪中叶美国精英的研究，实际上是针对世界当时进退两难的严重困境，探索问题核心的动态变化。当时的人们面临两难选择--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要求一切服从国家的意志，声称国家是为人民谋福利的管家，而资本主义认为个人的意志是社会福利的核心推动力。

现在，达沃斯的精英们似乎代表一种新的紧张关系，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原有的紧张关系上新加一重。离米尔斯的时代已有半个世纪之久，达沃斯精英现在代表的紧张关系是：虽然民族-国家作为全球治理的基本单位的老观念历经400年不衰，但国家已无法应对各种跨国界的需求，而且跨国权力中心也不断宣传国际主义者或超国家主义者的主张，因此国家的影响力和地位都每况愈下。

国际主义对民族主义，全球主义对地区主义。战斗的焦点是重新分配，但分配的不是财富，而是主权和权力。当米尔斯注意到“贯穿中欧和亚洲心脏地区分界线的每一边，都有一个不断扩大的经济、军事和政治结构的连锁”时，他实际上已经看到了这种动态发展的端倪，尽管当时还是冷战时代。也许正是通过这种观察，米尔斯暗示了冷战的迫切形势已经推动了东西方两大对立阵营内部的全球化势力--联盟、贸易、基础设施的连接和机构的联系。

即使今天的精英不同于米尔斯所研究的精英，但他提出的几个核心问题依然存在。冷战结束以后，许多人都认为有关社会形态的论辩已经结束，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还没有达到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历史的终结”--西方自由国家对于政府和经济生活的观念是治理社会的最佳途径的思想共识。最明显的反例出现在一个问题上，这个问题也是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核心分歧--财富公平分配的问题。2007年达沃斯会议争议的焦点转到高管薪酬上，美国首席执行官的平均工资比一般员工的平均工资高出350倍到400倍是否公平。其他与会者努力探讨全球穷苦民众的困境，这个场景看似有些讽刺，因为满屋子的全球富人在考虑每天生活费不到2美元的30多亿人的命运。社会差距越拉越大，一些人认为全?化是双速的--给一些人提供加速的福利，而告诉另一些人等着，等着全球化给他们的儿子辈和孙子辈提供福利。

当然，全球精英和其他人之间的冲突并不是精英集团引人注目的唯一理由。如果有人要了解权力、争取权力或者反对权力，了解谁坐在社会秩序之巅是必不可少的。发现我们中间谁最成功和最有权势，他们的生活和我们的有多么不同，也是极为有趣的。莎士比亚笔下那位被围困的理查二世①并不全是因为绝望才说：“天哪，让我们坐下来讲讲国王们死亡的悲惨故事。”我们总是特别喜欢听国王们的故事。历史本身就是讲那些顶尖人物的故事--他们失去最多、获得最多、权力最大、魅力最大。

精英是时代的主人，也是时代的缩影。他们告知世人如何受到尊重，如何取得成功，如何得到和使用权力。他们也反映出世人如何面对位处顶层的人，什么样的缺点我们能忍受，什么样的缺点我们认为不可接受。精英显示出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社会，在整个历史中，我们创造了精心编织的神话，以证明精英建立或主导的制度的正当性，并且维系这些制度。过去一千年来，权力从神祇与地主阶层手中释放出来，功绩制度大行其道，如韦伯的新教伦理思想和霍雷肖•阿尔杰的白手起家小说。达沃斯的参与者对我们的时代有何看法？认为今天的时代和过去的时代有何不同？对今后可能发生什么变化有何看法？他们拥有什么样的神话？他们如何看待世人？

第一章　万里挑一：直击超级精英23

万里挑一之人

尽管从定义上看，他们非比寻常，但人人都熟知我们中间的杰出人物。

几乎在人类的每一个领域，天才和成就的水平并不是平稳、小量地提升。例如，在体育运动中，技能的水平更像原子中的量子水平，代表运动员的能力将呈现巨大的、几何级数的跳跃。一般的业余运动员和一流的业余运动员之间的差距是很大的，例如，那些爱好周末打网球的人和大学校队里的网球选手之间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一流的业余运动员和一般的职业运动员之间的差距也是很大的。一般的职业运动员和常年参加顶级赛事的运动员之间的差距那就更大了。最为惊人的是，在任何运动中，前10名和前20名运动员之间都有巨大差距，而在一代人之中，只有几个出类拔萃的运动员能名垂青史。在数以百万计的执著付出、才华横溢而又满怀热情的运动员中，只有几个天赋异禀的运动员能脱颖而出，如迈克尔•乔丹和球王贝利。这种模式可以从体育领域扩展到人类其他领域，从艺术到文学，再到政治或商业，都是一样的发展模式。托尔斯泰和狄更斯、罗斯柴尔德①和洛克菲勒、毛泽东和曼德拉，这些人决定了所处的事业领域和时代发展的方向。他们受人仿效，被人敬仰，常常成为变革世界的推动者和催化剂。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领域中，都有几个人站在各行各业的巅峰--有的声名在外，有的隐身幕后--统治着周围的世界。

市场通过个人收入的机制反映和增强社会的量子结构。例如，世界上参与体育运动的人不计其数，只有几千人能够以体育运动谋生。芝加哥大学的两位教授斯蒂芬•卡普兰和乔舒亚•劳通过分析美国职业棒球运动员、职业橄榄球运动员和职业篮球运动员的薪水，发现了惊人的悬殊：1995年，有1259名运动员的年收入超过50万美元，其中37名运动员年收入超过500万美元（与其产生的新闻效应相比，这个数目实在小之又小）。即使考虑了过去10年影响每个领?顶层收入的通胀，差距仍然非常大，而且一直延续到今天。到2004年为止，收入水平在50万美元以上的运动员增加到了2000多人，而收入超过500万美元的运动员也才369人。当你意识到这些运动员是从无数才华横溢的人中间挑出来的，就能体会到369是多小的一个数字。位于顶层上的每一个精英，都称得上是万里挑一，甚至挑选比例还要更低。的确，有些顶级运动员会凭借技术之外的某些素质出名，如外形亮丽，穿衣服好看等。但是，像罗杰•费德勒或泰格•伍兹这类伟大的运动员，具有超人的技术，能比其他人更好地主宰某项运动，更吸引观众目光。他们理应获得天文数字般的收入。

名声和收入的高度集中在其他行业顶层也很常见，收入水平最能体现这一点。当然，也不是每个行业都是这样。事实上，现代社会的一个严重弊病体现在：最优秀的教师、医生和其他对人类知识进步作出贡献的人并没有像某些行业的顶层人士那样，获得应有的收入和奖励。

然而，在那些收入报酬能直接反映个人价值的领域内，少数人超过大多数人，甚至更少的人从少数人中异军突起的模式重复出现。1981年，芝加哥大学教授舍温•罗森以此为主题写了一篇重要的论文，题为《超级精英明星经济学》。他在论文中说：“某些经济活动允许个人酬劳和市场规模过分集中在一小群参加者手中。”由于科技进步提高了超级精英明星的透明度，强化了他们利用自身优势的能力，这种趋势也愈演愈烈。

美国前财政部长和哈佛大学前校长劳伦斯•萨默斯这样解释这种趋势：“比如说在75年前，如果你是世界上最优秀的钢琴演奏家，而我也是一位不错的钢琴演奏家，我们每年赚的钱大致相同，因为我们得到的报酬仅仅来源于在一流的音乐厅进行演奏。在任何城市，任何时节，我们都有一定的渠道、空间和市场需求来发展各自的演奏事业。时值今日，钢琴演奏家的主要收入是通过录制赚来的。如果我是唱片公司，我会给谁投资签约、制作和销售？排名第一的钢琴家还是排名第十五的钢琴家？如果你是消费者，为什么不买由最好的钢琴家演奏录制的好光碟呢？最重要的是，科技帮助超级精英明星将演奏表现得比过去更好。这对理财专家和其他因掌握过人的技术与特质而享有声名的人也是一样。”例如，据一位经济学家观察，花旗银行以2000万美元的年薪聘请萨默斯的前任、美国前财政部长鲍勃•鲁宾加入花旗，因为聘请他能提高投资人的热情，进而带动花旗股价上涨，或者他能轻易地通过两三笔交易让花旗银行连本带利都赚回来。

社会的公平性以及不平等现象日益严重的问题暂且不论。显而易见的是，同样的模式在许多领域都出现了，一小部分超级精英成功者在报酬方面远远超出常人。

然而就本书的写作宗旨来看，注意力应该集中在能够体现出国际影响力的集团上，而不是放在某个特定领域的财富或成就，国际影响力才是决定超级精英的关键因素。西伯利亚楚科奇自治区前区长和英国切尔西足球俱乐部老板罗曼•阿布拉莫维奇就是这些精英之一。83岁的比吉特•劳辛，凭借丈夫遗留的瑞典利乐拉伐包装公司，拥有110亿美元的家产，但在瑞士过着平静的生活，也许不算是精英。哥伦比亚摇滚歌星夏奇拉是精英，但只有少数几位世界级明?才能算是精英。穆克什•安巴尼--印度信实工业集团的首席执行官和世界上最富的人之一 --当然是精英。他的亿万富翁兄弟安尼尔•安巴尼也是。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前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阿根廷前总统梅内姆和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曾经是这个集团的成员，但现在已经不再是了。但是，某些已卸任的政治领导人，像李光耀、克林顿和基辛格，由于他们仍然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当然属于超级精英。切丽•布莱尔是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的妻子，曾经事业有成，也许能算是超级精英中的一员，但是现在，由于布莱尔不再是首相，切丽也不再是超级精英成员了。数百名中国人现在还不是超级精英的成员，但不久以后肯定会是。住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人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出现在超级精英的名单上。

超级精英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万里挑一。在全球60亿人之中，大概只有6000位精英。你可以在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里找到他们。有些很容易找：活跃于国际舞台的政府领导人，那些在政治、经济、资源方面很有影响力的人；几十个有能力越过国界发动武力战争的军事领导人；全球2000多家顶级公司的总裁和大股东；全球约1000名亿万富翁中的大多数；互联网天才；中国的民营企业家；阿拉伯酋长；华尔街、伦敦，以及其他金融中心的大亨；极具影响力的艺术家、科学家、学者和作家，全世界的宗教领袖。

这些人的鲜明特点是权力，持续性的、能影响到数百万人甚至是数亿人的权力，这种权力并不局限于某个国家，还跨越国界。他们创造就业机会，推动市场发展，发动侵略战争，点燃群众热情，或者改变别人固有的信仰。你一看见这些人就知道他们与众不同，不仅是因为他们在某杂志上占据排名的前100，而是因为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内占据偶像级的地位。

他们是凭自己的才能、努力、机遇，或三者兼备而获得巨大影响的少数?。他们的权力有些是和自己的财富有关，有些是和毕生经营的政治或宗教势力有关。最常见的还是和他们各自扮演的职业角色有关，诸如担任首席执行官、首席投资官，或者军队参谋长。只要是处于适当的位置和适当的时机，权力常常是水到渠成。有时候，权力并非来自某些性格优势，而是来自性格的缺点：冷酷无情，对某个信念的狂热或贪婪。

不难预见，假设在没有得到国会批准的情况下就能发动战争，美国总统有改变世界几百万或几亿人的生命的权力。其他国家的元首也一样，他们的决定也许会直接影响到他国的贸易、联盟、冲?，或者间接地造成难民潮或环境变化。某些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制定的外交政策和指挥的军事行动具有世界范围的影响力，因此也有相似的权力。有一段时间，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行长是超级精英的重要成员，但是随着国际货币流通种类的缩减，这些人在精英名单上出现的数目也相应减少了。同样地，一些重要的非政府组织能够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则其领导人也能列入超级精英。梵蒂冈教皇是10亿天主教徒的精神领袖，也应列入超级精英。

除了一些显而易见的成员以外，这个精英集团还包括一些比较隐蔽?成员。他们中间有些人隐藏在幕后，另一些人开始崭露头角。这些人包括恐怖组织的领导人和有组织的黑帮老大，从香港的三合会首领到俄罗斯的黑帮老大。那些控制着世界范围内的毒品、军火、伪劣商品、人口买卖等非法交易的不知名的罪犯是阴影下的“精英”。

第二章　假如其他情况都不同：不平等，反冲，新秩序

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国家俱乐部

当我们驱车穿过智利的大街，去参加萨默斯过去在哈佛大学的一位同事、智利的财政部长安德烈斯•贝拉斯科的晚宴时，萨默斯的观点仍然萦绕在我的脑海中。在智利，人们很难不受社会阶层的明显分化的影响。这里有穷人、工人阶级，有相当富裕、正在创造智利经济“奇迹”的受过教育的人。此外，商业界顶层还有少数从这个奇迹中获取巨大的、不成比例的酬劳的人。事实上，尽管取得了很大进步，智利还是像其他的发展中国家那样，由一小撮精英家族和个人统治国家，如俄罗斯寡头、韩国财阀、菲律宾和东南亚等国家的重要家族企业。一位来自特权阶层的智利朋友有一次这么对我形容智利：“不像是一个国家，更像是一个俱乐部。”俱乐部只包括少数几个大家族：安杰利尼、马特、皮涅拉、卢克希奇、塞奇、克拉罗、爱德华兹，等等。据我的朋友说：“这是智利的核心，要做出点成绩，你需要圈中有人支持你。”

他的话虽然过于简单，但却有一定道理。这些家族各自控制了一些重要行业--木材、航空、银行、海运或媒体，以及相关配套产品和服务。有的家族是亿万富翁，如阿纳克莱托•安杰利尼、埃利奥多罗•马特、塞瓦斯蒂安•皮涅拉。几乎所有的家族在政治上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比如皮涅拉，智利最大的航空公司--智利航空的老板，是上届选举中智利右派的总统候选人。他潇洒英俊、信心十足、能说会道、激情洋溢，讲话时唯一的缺点就是只爱听自己的声音。作为国家最富的人之一和反对社会主义政府的主要声音之一，他在选举中表现出众，是智利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一大势力。听皮涅拉讲话，人们很难会怀疑他的真诚，他真心帮助智利发展的愿望和他主张的做法。

智利的精英团体也是一个大都会化的团体。和团体中任何一个人谈话，你都能感觉到对方是一个学识渊博、知书达理、思想开通的全球商业领袖。2007年年初，我在智利最大的私有银行--智利银行董事长安德罗尼科•卢克希奇的办公室里，谈起他积极投资亚洲市场的活动。他的银行刚在越南设立了几家办事处，在巴基斯坦完成了一个大的投资项目，而卢克希奇本人也在北京购买了一套公寓。这样，他能够“切身体会中国人和中国”。他的观点很清楚：“在世界上一大批快速发展的市场中，亚洲是发展最快的市场。”他说：“我想进军亚洲市场。我认为，除非我们和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建立密切的关系，开展积极的贸易，否则智利很难会有竞争力。亚洲市场就是我们的未来。”和国内的其他人一样，卢克希奇懂得需要做什么才能帮助智利。卢克希奇极具前瞻性和创造性，经常与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和她的领导班子讨论政策问题和重要问题，常常鼓吹自己和商界同仁认为的，会使国家更具全球竞争力的政策，从改进教育到转变阻碍投资的官僚作风。他也参加各种国际会议，包括世界经济论坛拉丁美洲商业高峰会，并于2007年担任了会议的联合主席。和世界各地的商业领袖一样，卢克希奇在和华尔街或其他全球市场的关系中游刃有余，轻松自在。这个团体没有一点乡土味，丝毫都不落伍，不像二三十年前大多数拉丁美洲的商业巨子那样。

访问卢克希奇后不久，我和智利另一位商界领袖，同样是靠经营银行业致富的阿尔巴罗•塞奇共度了一个下午。我们约在他的豪宅会面。他的豪宅坐落在安第斯山一条又长又弯的山麓的顶上，从那可以俯瞰圣地亚哥城市全景。汽车拐进大门，开上车道，迎面而来的是一个罗马式庭院，院内充满干净的线条，非常精致，富有美感。塞奇也是一个有思想的人，非常关心智利的未来，对教育问题特别感兴趣。他想为智利建造一所新的大学，一所能通过教育帮助智利培养新的领导人以便在世界上更具竞争力的大学。“我们不能自满，”他说，“为了解决我们的问题，继续发展，保持领先，我们必须鞭策自己前进。”

尽管他的豪宅远离城市肮脏的街道，他承认本国存在很多问题，想利用他的财富找到解决的办法。和卢克希奇一样，他也利用国际商业领袖组织来更好地了解全球化的观点，扩展自己的关系网。比如，塞奇是50人集团的一名积极成员，50人集团是西半球最重要的一个商业领袖组织，每年聚会一次，一般在华盛顿举行，但是最近也到中国和圣地亚哥这些地方举行。

是的，智利的精英们在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在某些情况下，也采取一些具体措施解决国家长期存在的不平等问题。但是，和这些精英们的谈话常常会包括一些更为复杂的意外话题。在和智利一家主要木材企业的高层领导人谈话时，我能察觉到他对现状的满意和支持。他的公司统治了市场，当被问到智利是否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以吸引外国投资时，这位首席执行官迟疑了。“是的，投资是好事。”他慢条斯理地说，但是他的话和他选择用词时的停顿暗示他的本意恰恰相反。不难想见，他对来自跨国公司的竞争充满防备。直到现在，智利重要的经济部门仍由两三家公司把持，这些公司多半是典型的地方企业或者和地方利益紧密联系的企业。企业家的创业活动受到明显制约。中小企业取得很大成功的故事寥寥无几。智利已经得到很大的发展，并实现了现代化，但是社会和结构性的现状仍然没有得到显著的改善，像那位木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这样的精英就乐于接受这样的现状。在很多方面，财富和权力的分配有其历史渊源，不平等现象可以追溯到殖民地时代，不仅是在智利，而且在整个拉丁美洲都有这类问题。那些本可以促进平等的重要资源却主要为精英们所有，因此这些不平等现象始终存在，如教育，只被少数人享有，因而导致不平等更加恶化。

但是，在和智利一些很有影响的商业领袖讨论时，只要谈起分配不平等这些历史性问题，大多数人都爱用芝加哥帮的观点作答。海运巨头、南美船运公司的老板和智利最有名的葡萄园圣丽塔的主人里卡多•克拉罗在皮诺切特执政时期支持正统的经济改革。他才智过人，热情好学，处世练达，在国际精英圈子里非常活跃，在国外非常有名气。但是，从他和智利商界的许多人的谈话中可以发现，不管是直接的还是暗示的，都反映了上世纪80年代经济药方中特别提炼的版本：“把它交给市场。要耐心。减少那些创造就业职位的人的税收。”他们坚信25年前提出的滴漏原理，甚至无视层出不穷的反面例子。正如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所写的，滴漏理论“无论是从经济学理论或者实际案例的角度来看，都无法立足”。

第三章　历史的教训：精英的起落93

从瓦纳克斯们到强盗大亨：精英们的兴衰

每一个时代都有精英，在精英兴衰的历史中，除了政治、军事和经济权力一贯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之外，至少还有以下三大主题在重复发生。

大规模的历史剧变，包括战争、技术变革、社会革命，会推动社会的统治结构和价值观的变化。希罗多德②说：“战争是万物之父。”在?个历史上，没有什么现象能像战争那样，使精英结构产生变化，虽然在重大的技术变革和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也可能伴随着战争，也产生了精英结构的变化。因为发动战争不单是为了改换统治秩序。在很多情况下，这样的剧变所造成的变化完全出乎预期，在意料之外。比如，在古希腊，军事创新意外地让重装步兵，一个新的农民战士阶层崛起，他们开始要求更大的权力。当他们的叛乱失败时，他们就支持颠覆旧秩序的专制统治者。在中国，明朝晚期的皇帝不能保护他们的子民免受来自北方的骚乱和袭击，结果直接导致了明朝的覆灭和满清家族统治下的一个新的精英阶的崛起。与此相似，美国内战则是国内传统农业和先进工业之间内部斗争的结果，内战改变了美国的经济和社会面貌，推翻了奴隶制，开创了欣欣向荣的工业时代，原先分散的州经济体被新的全国性经济模式取代，商业领导阶层抓住了这个机会，迅速地发财致富。

有限的或脆弱的体制规范引发了政治和经济的“创造性破坏”。历史提出的难题之一是：能激发创造性和创业精神的条件也能招致胡作非为、不平等、不公平，最终引发社会动荡。然而，强加了太多规则来维持秩序的社会将扼杀创造性。比如，最强大的希腊城邦斯巴达由于整个社会实行军事化管理，导致异议和创造性均被打压。斯巴达千方百计控制奴隶的人口数量，使其难以适应地中海东部不断变化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只能眼睁睁看着马其顿国王腓力统一了希腊。中国在15世纪初就在勘探和开发领域取得世界领先的成就，但是，由于民族主义和认为本国从外面的世界学不到什么东西的思想，中国限制国人开展海上航行和对外贸易，导致国力呈螺旋形地下滑。与此同时，一些很有实力的大国却没有受到类似的限制，国力蒸蒸日上，在日后与明朝的争夺中，这些国家占据了优势地位。内战后的美国，华盛顿政府很少管制快速发展的工业，尽管一团乱麻似的州立条例常常造成混乱。但有的家族，如范德比尔特家族和卡内基家族，以此为机会而不是阻碍，抓住了时机。亨利•基辛格用来描述自己钦佩的政治家的话同样也适用于这些企业家：“有从混乱的局势中认清本质的力量，能从中找到开创新局面的资源。”

精英们的手伸得过长，会引起其他阶层的反感，通常会由另一群精英打着“代表广大人民”的旗号群起攻之。精英们在不断地积聚权力的过程中，常会走得太远，激发竞争对手挑战他们的权威或者激起大众的不满情绪。这样一来，精英们必须作出让步，以便重新取得合法性，恢复权力均势，保持昌盛。否则，就有可能要冒形势突变和无力回天的风险。古希腊的寡头统治者互相展开激烈的竞争，引起部族的冲突，疏远了平民。结果，大多数人民站在专制统治者一边，后者以和平换得权力。雅典各域邦的领导人害怕独裁者上台，因而采取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建立起民主政体，以预防社会冲突。由于明朝统治者越来越妄自尊大，越来越不关心人民的需要，于是他们开放门户--就像我们将会看到的--给清朝统治者，尽管后者是外族人，但是比明朝统治者更积极地回应人民。

在19世纪的美国，情况也是一样：商业领域出现了依靠残酷剥削致富的“强盗大亨”，他们炫耀财富，漠视普通工人需要的做法引起了公众的愤怒，美国人民党①改革派也借此推动立法，通过一系列的反托拉斯法和州际商业法律，遏制了这些企业家们的扩张。在上述情况下，支持改革的那些人多半也是精英集团的成员。从希腊的梭伦②、克利斯梯尼③和伯里克利④到中国清朝的康熙，再到20世纪早期美国的老罗斯福，这些人都是以精英的身份挺身而出的。而民众似乎也乐意接受精英的领导，只有当那些掌权的人被证明无能、无力、对自己应承担的义务无动于衷时，民众才会要求改朝换代。

上述主题中的每一个都与今天有关。战争和技术导致的变化都能体现时代的特征。不论你将冲突归结为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贫富差距，后冷战时期秩序的重组，或是全球化时代的出现，显而易见的一点是，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不完善的时代，旧的权力结构依然存在。在网络时代，大部分的既有体制依然是等级分明。国家权力正在衰退，公司和恐怖组织等重要的跨国组织越来越频繁地跨越国界活动或在信息领域中活跃。虽然历史、金钱、地方政治权力和武装力量仍然非常重要，但全球精英们正在操纵一个法律、风俗和传统政府都还没有跟上的世界。就像19世纪的美国，靠残酷剥削致富的强盗资本家们，在立法者与规范者尚未察觉正在发生的事并有机会作出反应以前，就认识到并利用了州际通商的机会，今日的全球化精英正在旧世界的边缘工作，规划着下一个时代的特点。就像美国19世纪的资本家那样，他们收获了惊人的回报，也受到了许多人的怨恨。因此，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如果当下的时代在许多重要的方面就像过去的那些时代，那未来将会如何发展？即使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但弄清当代的精英和过去的精英有什么本质不同是重要的。我提出的3个历史个案研究--古希腊、17世纪的中国和镀金时代的美国，也许能给大家提供几个线索。

第四章　跨国时代：当金融和商业变成一切的中心

超级精英内部的企业群体

当《权力精英》在1956年出版时，赖特•米尔斯把注意力集中在不同的精英群体上。所以，他必须分清精英们的社会地位和财富来源。因而书中的各章便取名为“社会名流”、“富裕阶层”等。有的内容则集中在精英权力的本质，因此使用“首席执行官”、“企业富豪”、“军阀”、“军人统治”和“政治高层”等标题。他强调了这些集团之间的交叉情况，以及当美国（或更早时期的欧洲）的历史规范发生变化时，这些集团也会受到影响。

在写到“企业富豪”时，米尔斯注意到了一种变化：“在过去的私有体制中依靠继承得来的财富和权力，今日的企业富豪应有尽有。”换言之，他承认20世纪中期的美国已经发展到以商业为中心的体系，不论是财富体系，还是阶级体系。工业革命的后果变得越来越明显。令米尔斯惊讶的是，公司所有人将大部分权力转移至首席执行官手上。他表达了很多受到马克思影响的观点，他问：“难道那些旧日的剥夺者现在不是在被这些拿薪酬的经理们剥夺吗？”就像二战后的美国一样，米尔斯对社会秩序的改变印象深刻，在这个秩序里，公司担任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国家的重心不再是小企业、中产阶级，以及更早期的拥有并耕种土地的人们。

米尔斯在分析了每个精英群体之后，都会总结性地讨论社会内部权力如何平衡，以及关于这种平衡的已有理论需要如何修改。

美国人坚持认为，政府是一种自动机器，在各种利益相互竞争，达到平衡的过程中受到规范。政治形象是经济状况的反映：两者都是通过多方利益的推和拉实现平衡，各方利益只受法律和非道德层面的约束。

自我平衡的观念在18世纪的经济学术语中得到了最深刻的阐释：市场是至高无上的，在小企业家神奇的经济中没有专制主义。政治领域也一样：权力的分割和制衡盛行，因此没有专制主义的机会。“不采用权力制衡的民族，”约翰•亚当斯写道，“就只能采用专制主义，没有别的选择。”

显然，米尔斯认为平衡已经消失，小演员已经被行动一致、合伙消灭了平衡的大演员所替代。他感叹道，采取重大决策不再经过公开的辩论。（看到美国决定发动伊拉克战争，却不经过国会宣战或者任何真正的全民讨论之后，就不难理解这一点。）当他提到，作为国家的“枢轴和稳定器”，中产阶级已经越来越衰弱时，在这个时代-- 一个除中国和印度以外的世界各地的中产阶级已经萎缩了几十年的时代，我们又听到了令人不安的回声。

正是凭借这种回声，让米尔斯的大作至今都值得一读，米尔斯的观察最惊人的一点是，不仅提出了社会运行中存在的重要问题，同时还摆脱了时代的局限性。他不仅描写了国家现状，还描述了由一个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划时代的?变结果，以及导致转变的经济、社会、技术和政治因素。真的，他是在估量那次重大动荡的后果对精英结构造成的根本影响。

50年后的今天，由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另一场划时代的改革正在进行。全球资金和信息瞬间可得，运输时间和成本有了显著下降。这使得全球企业成为可能，同时也把信息传递给了不同的人群，将他们连接在一起。全球品牌成为塑造全球文化的关键要素，而像可口可乐、微软、IBM、通用电气、诺基亚、丰田和英特尔等公司都已从他们建立多年的全球化意识中获得大约300多亿美元的丰厚利润。其次，对于大多?的大公司来说，增长速度最快的市场都在国外，发达国家的公司设在中国和印度，而中国和印度的优秀企业则进入了美国和欧洲。在这种发展趋势下，大公司需要建立一致的规章和标准，使他们不必为满足个别国家的需要而生产并负担高昂的成本。与此同时，商业的全球化也导致了政府的变化，企业的流动性，迅速有效地影响任何一个地区的能力，日益增加的资源，都为他们带来了米尔斯难以想象的优势。米尔斯那个时代的大公司有许多都是扎根在一个国家，遵照一套规则行事。此外，新时代的开始不仅把重心从世界上最富有强大的国家精英那里转移到跨国界的全?精英手里，而且它还提出了哪类权力集团更重要，权力集团之间的关系自米尔斯的时代以来有了怎样的变化等问题。

关于这种权力转变的本质，华盛顿最近的一次名流聚会让我们得以一探究竟，虽然场合有些奇怪，在这种场合中人们通常是聊天和吃橡皮似的鸡肉。这就是大西洋理事会一年一次的餐会。大西洋理事会是一个智库①，长期以来致力于维护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心，即跨大西洋国家关系。参加这次餐会的500名贵宾都是商界、政界和军界领导人，他们要为3名现任和前任的超级精英成员举杯庆贺。这3位成员是：史蒂夫•施瓦茨曼，他由于私募股权的强势劲头而成?华尔街当月之星并荣获商业领袖奖；詹姆斯•琼斯将军，曾任欧洲联合部队最高司令兼美国前海军陆战队司令，荣获军事成就奖；阿伦•格林斯潘，这位金字塔的顶层人物，超级精英中的超级精英成员荣获公共服务奖。格林斯潘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服务了20年，一直是全球金融市场中高深莫测的大长老，即使退休了，他仍能以巧妙的措施影响市场。

为颁奖典礼开场致辞的是美国前任国务卿鲍威尔，他受到了全场来宾的热烈欢迎，3位获奖人坐在椅子上，与过去的获奖者、曾两度担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将军进行互动问答。斯考克罗夫特在向获奖者提问时幽默而睿智。他先问格林斯潘。问题是关于大西洋联盟对格林斯潘在美联储的工作的影响，格林斯潘的回答非常深刻，他从地缘政治和全球经济两方面入手，对冷战结束的重要意义进行了探讨。他说，当柏林墙倒塌，显露中央计划经济的灾难和彻底失败时，应该醒悟的不仅是那些直接参与冷战的各方。格林斯潘认为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垮台不仅让直接受影响的国家得到展现的机会，如寡头的崛起，而且也让其他发展中国家明白一点，即现在只有一条道路：接受政治经济理念75年来试验的结果和参与全球市场。冷战结束这个关键性时刻带来的最深远的影响是让全球经济中新进入的10亿工人和消费者拥抱我们的观点。格林斯潘以深刻的信念谈到这个前景，即使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这种非凡的“理念的权力”仍然能够驾驭一切。

格林斯潘的观点和施瓦茨曼的观点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后者的观点更集中和务实。这位黑石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认为美国实施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正在使自己失去竞争力，因为该法案要求更加详细地披露和监督公司的财务。他说，一些公司董事会现在1/3的时间要花在处理法律问题上，这导致美国的商业领袖们无法把精力集中在应该做的事情上，即如何为股东们创造更多的价值。他还说，这些规定造成的结果是丧失了90%的首次公开发行股，因为想上?的公司都到政策宽松的国外市场去上市。他催促美国政府不要过度干涉市场，否则市场就会流向别的国家。施瓦茨曼还说，对于美国政府无法理解为何法律会伤害本国企业的竞争力，发展迅速的私募股权公司其实是一种“资本主义回应”。

虽然讲话没有格林斯潘那种历史性的远见，施瓦茨曼谈到了当今时代觉醒的另一个重要结果，这种意义就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对米尔斯的意义，南北战争的结束对“强盗大亨”的意义，或者是与世界隔绝的决策对明朝的意义。跨国公司不再受单一国家的束缚，它们在全球经济体系中获得了一种?的超越国家和政府的权力，而国家和政府却受国界的限制。公司已经创造了一种新的市场，让各国政府在市场中为吸引投资而竞争，从根本上削弱了某些广为人知、强大而且历史悠久的主权基础。《纽约时报》专栏托马斯•弗里德曼谈到了自己和英特尔首席执行官克雷格•巴雷特的一次交谈：“巴雷特有一段话令人惊叹，‘就算不雇用一个美国人，英特尔今天照样能兴旺发达。这不是我们的愿望，不是我们的想法，而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他的意思就是，跨国公司现在凌驾于国家之上，脱离了自己的根据地。英特尔可以在南加利福尼亚州翱翔，在美国翱翔，在?界可能发展的任何地方翱翔，没有总部。”

以全球最大的10家公司为例：沃尔玛、埃克森美孚、壳牌、英国石油、通用汽车、雪佛龙、戴姆勒-克莱斯勒、丰田、福特、康菲石油。除了有4家是来自100多年前标准石油公司分割出的“七姐妹”，2006年，这10大企业约有60%的收入来自海外的公司，59%的员工是从国外雇用的。这种国际化也进入了公司的董事会，平均每5个董事中有一个是来自其他国家。事实上，对于位列标准普尔500指数的美国最大的500家上市公司来说，2007年是分水岭：500强公司?国际市场赚的钱首次超过了国内市场。而在5年前，也就是2002年，海外收入才占35%。这种趋势已经变得那么明显，连投资银行也在为投资人制造组合方案，以安全的方式投资跨国经营的美国企业。高盛在2007年就推出了这样的投资组合，涵盖了34家美国大公司，其营业收入的2/3来自国际市场。用股票升值的行话说，这一组合在2007年第一季度以二比一的优势超越大盘。

从公司的规模来看，今日的美国企业已远远超过米尔斯那个时代。当时大约有30家年营业收入超过10亿美元的公司独占鳌头。2007年，《财富》全球500强中排名最后?公司，加拿大一家叫庞巴迪的交通运输设备公司的年收入是149亿美元，总资产超过180亿美元。《福布斯》全球2000强涵盖57个国家，其中排名最后的公司年收入为4000万美元。（这2000家公司的总资产估计超过100万亿美元）。事实上，按我的公司的估计，有1000多家公司被我们称为发展中的跨国公司，它们的销售额超过10亿美元，它们遍布世界上的发展中市场。我们遴选超级精英成员的标准之一是：世界最大的2000家公司。这就意味着有上千家收入在10亿美元以上的公司无法列入名单。还有另一种方式能让我们体会到现在年收入10亿美元是多么少。全球最富裕的62位亿万富翁（这个数字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米尔斯那个年代，拥有10亿美元的美国公司数量的两倍）的资产回报率如果仅为10%，他们的年收入为10多亿美元（大多数的资产回报率高于10%）。这全是通胀的结果吗？不是。如果将通胀的因素考虑进来，1956年的10亿美元到今天大约是70亿美元。但是，这个70亿美元的公司在2007年的《财富》500强里仅排第三百三十三位。显然，推动因素是经济增长和公司并购。

事实上，与今天的权力精英相关的数字很可能使米尔斯的脑袋爆炸。毕竟，1956年时的美国，GDP是4380亿美元，比现在沃尔玛或埃克森美孚的年收入多不了多少。当时联邦政府的支出在700亿美元左右，在今天，这个数目由世界上最富的几个富人个人就能提供。今天，我们用万亿为单位衡量权力。世界上最大的2000家公司拥有100多万亿美元的资产。美国1万家共同基金控制了10万亿美元（这意味着平均每家10亿美元）。世界上1万家对冲基金控制了2万亿美元。世界上数百家私募股权公司控制了2万亿美元的购买力（4000亿美元资产加上可得到的抵押品）。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控制的外汇储备超过了1万亿美元。这些超过万亿美元的资金全部由少数集团控制，这代表了权力的空前集中。在企?精英中，由几千人组成的集团实际控制的金额也许超过100万亿美元，占全球总资产的2/3。

第五章　全球主义者对民族主义者：新世纪的政治断层

权力真空

总统独断专行和国会消极怠工的模式不仅在历史上屡见不鲜，而且还与导致权力集中在美国少数几个人手里的模式相呼应，深刻地影响到美国的全球作用。

举例来说，美国政治结构里的最高职务实际上并不是总统，而是选民。但是，作为公民，选民如果不去了解和仔细考虑摆在自己面前的选择的责任，就相当于放弃了权力。大约有40%的美国选民在2004年总统选举中漫不经心，近60%的选民在两年后的中期选举中没有参加投票。根据2007年皮尤调查中心对美国人了解时事知识的调查，许多美国人根本不把他们的公民责任当一回事。甚至只有2/3的美国人知道美国副总统的名字；认识歌星碧昂丝•诺里斯的美国人是认识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里•雷德的人的4倍；认识印第安纳波利斯小马队四分卫佩顿•曼宁的美国人是认识国防部长盖茨的人的3倍。伊拉克战争占据媒体报道头版头条的位置已经好几年了，只有半数美国人知道伊拉克战争的原因是宗教暴力，不到1/3的人知道伊拉克的逊尼派和什叶派是发生冲突的主要派别。不到1/3的美国人知道俄罗斯总统的名字。根据《经济学家》上刊载的一项加拿大政府的调查显示，只有大约1/3的美国人拥有护照，这说明他们缺乏“监督”全球时代强权的准备。只有微薄的知识基础，或无知的选民要么是更容易被人操纵，要么就选择放弃投票，从而让总统的权力毫无障碍。

选民对大多数国际问题没有兴趣，给了华盛顿的决策人一种错觉，认为他们只要在一个小小的专家团的范围里就能进行他们的国际决策。这相当于废除选民的作用。大约有1/3的美国国会议员和大约2/3的议员助手没有护照。这说明甚至决策集团里的全职工作人员似乎已经选择放弃全力塑造美国的国际角色，或者说他们持有错误的观念，认为他们不用离开美国就能够对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进行建设性的判断。在1976年至2006年之间，当选的5位美国总统中有4位没有制定和执行重要国际政策的经验。至于他们对重大国际行动的后果的反思不够充分，或者没有从这些行动中吸取历史教训或者缺少对地区事务的了解，是否也不足为奇了呢？正如一位著名的政治顾问曾对我说的那样：“美国人倾向于根据他们相信的而不是知道的情况做出行动，他们喜欢冲动的领导人。”

进入因国会无作为产生的真空的是那些能影响这些问题的人。显然，这是一个高度集中的、拥有全球利益的人以及能够通过其他方式获得权力和影响力的人的集团。

这个集团--我上一本书《管理世界》的主题--就是华盛顿的国际政策集团。这是一个小而紧密的，由有影响的人组成的集团，他们中的许多人互相了解，并且大多数人曾经共事过。服务于高级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领域的集团和集团中间影响最大的人不超过几百个。这些人大部分在几所知名学府就读或执教（举几个例子：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和弗兰克•卡路西在普林斯顿大学是室友；亨利•基辛格和杰米•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哈佛大学是竞争对手；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的父亲曾给康多莉扎•赖斯讲授国际事务课）。这个集团的成员通常都属于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和其他能将他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集团，他们常常在好几届政府中合作。此外，由于他们占据了美国的高级决策职位，他们是极少数几个能和各国的外交精英建立最大联系的人，这反过来又提高了他们在华盛顿的地位。

竞选总统候选人需要有高级顾问团队，顾问团队不仅能提供建议，而且能作为显示候选人在国际事务方面的能力的“证明人”。显然，最佳的证明人是那些曾经重权在握的人。那些人最有可能重操旧业。如《管理世界》一书中指出的那样，进入那些集团的最佳方法是成为集团内的一名成员。因而产生了一个相互之间联系紧密的决策人集团，权力高度集中在一个小圈子里面。

这种权力超出了行政部门。我们也看到了像高盛那样的企业在美国政府高层中的影响，但是旋转门现象值得再次强调，即允许决策人离开大型企业去政府工作，公职卸任后又回到那些公司工作。这就是金融界保持其影响的一个方法。美国近年来的每个财长先后都在金融界担任高级职位也就一点都不奇怪：约翰•斯诺担任塞尔贝卢斯对冲基金主席；保罗•奥尼尔担任黑石公司顾问；劳伦斯•萨默斯在D.E.Shaw基金集团担任高层职位；罗伯特•鲁宾在花旗集团任职；尼古拉斯•布雷迪在自己创办的公司达弼海外投资集团任职。事实上，政府高层职位是谋求华尔街、国防工业或企业界等其他领域高薪酬的职位的便捷途径。虽然有人会认为这实属平常，这些人离开政府以后必须在某个地方工作，但这也无法抹去一个重要的事实：拥有大批前任官员的华尔街大机构和公司对政府的决策工作具有不相称的影响。

我们只需看几个例子就能感觉到不同权力集团精英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产生的影响。在写作本书的时候，高盛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包括高盛公司前任首席执行官、小布什政府的外国情报顾问委员会主席斯蒂芬•弗里德曼，范妮梅金融公司前任负责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高级顾问詹姆斯•约翰逊。在高盛公司内部，我们发现了很多的前任政府高级官员，包括前副国务卿鲍勃•霍尔马特、前财政部副部长约翰•罗格斯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前任行长杰拉德•科里根。

其他的大公司也一样。摩根士丹利的董事会有白宫办公厅前主任厄斯金•鲍尔斯，国家经济委员会前主席劳拉•泰森，证券交易委员会前首席会计师唐纳德•尼古拉森。花旗银行的董事会有中央情报局前局长约翰•道奇和前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雷曼兄弟的董事会有进出口银行前行长约翰•美康伯和前海军少将马沙•约翰逊•伊万斯。令人印象最为深刻、聘用前政府官员最多的是美国国际集团，包括前国防部长威廉•科恩、前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马丁•菲尔德斯坦、前任贸易代表卡拉•希尔斯、前任驻联合国大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证券交易委员会前首席会计师迈克尔•萨顿，和前“能源沙皇”弗兰克•扎布。

当然，名单不限于美国，和重要金融机构有联系的国际领导人的名单也很长。英国前首相约翰•梅杰离开首相府以后加入了凯雷投资集团，秘鲁前总理佩德罗•巴勃罗•库琴斯基加入了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2006年，我在达沃斯主持一个欢迎巴基斯坦总理阿齐兹的小组会，他在绿厅和我们闲谈时提到了他在花旗银行工作的经历对他进入政坛有很大帮助。

这些人在政府和公司之间的旋转门进进出出，即使他们为避免利益冲突尽了最大努力，人们还是可以看到这样两个联合体的世界观正在相互融合。美国决策机构的上层是一个小集团，该集团的许多成员在政府任职前后都会在国际化和高薪酬的商业组织里工作。所以，少数几个全球大公司的议事日程能和美国政府高层的政见产生共鸣。这也填补了由于美国公众和一些当选议员的无知而造成的权力真空中的一部分，导致的结果是立法过于偏向金融机构。在本书写作时，有项政策争议很大，私募股权公司设法说服了国会把公司的“附带收益”看作“资本收益”而不是“普通收入”，造成巨额的税收减免（从45%直降到15%）。许多人，就连沃伦•巴菲特等金融界的领袖，都把这看成极大的不公平，反对派已经发起攻击。

由于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和权力都很大，因此美国金融界的旋转门现象能产生全球性的影响。这个集团广泛地进行政策安排，如开放边界，放松管制，降低税收。该集团还赞成债务重整，对坏债进行紧急援助，如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债务危机后美国实施的“布雷迪计划”①；1994年年末到1995年的墨西哥“龙舌兰危机”②期间，美国进行干预以避免墨西哥发生金融灾难。在许多方面，这并不是集团之间的相互影响，而是因为只有一个集团，它的某个成员从这一项工作转到另一项工作。这个集团的成员熟悉全球局势，受过良好的教育，消息灵通，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是成功的。毫不奇怪，他们提倡的许多东西是好的，值得贯彻。但是，制度中的平衡手段在哪里？许多人会受到这些决策的影响，如纳税人必须为一些紧急援助买单，填补因私募股权公司里的富有投资商减免税款造成的财政窟窿，民主的监督又在哪里？难以想象，由一个既不懂金融业也不懂全球局势的国会发挥监督者的作用会是怎样的情形。显然，依赖这个由金融精英集团提供大部分高级决策人员的行政部门更不可靠。

某一天下午，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离白宫仅两个街区的办公室里对我说：“现在，议员同商界人士、技术人员对全球经济管理的认识的差距如大西洋一样大。换句话说，你见过几个议员对世界运作的了解能比得上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所以说，这些国家的政府都面临一个问题--全球经济运作如此复杂，政府如何管理这些你不懂的东西？如果政府做不到，商界介入是很自然的。这是否就是原本所设想的，是否符合每个人的最佳利益，有待大家深入思考。”

第六章　不对称的时代：巨头的衰落和影子武士的崛起

绿色不只是军衣的颜色

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任期结束以后，吉姆•琼斯将军常常直言批评美国在伊拉克的一些政策，并拒绝了担任副国务卿和其他司令部职务的邀请。相反，他进了私营部门，被美国商会请去领导一个重要能源政策项目，还加入了做医疗产品的英维康公司的董事会。在这方面，他和许多军界同行有同有异。很多人退役后会继续担任企业高管。的确，许多人踏进了旋转门，进入国防工业。尽管许多人断言，由于制定了规范潜在利益冲突的立法，旋转门的现象已经比过去减少了。

从公司的角度来看，哪个公司会不愿聘请最熟悉这个领域并且经验丰富的人呢？美国第十三大国防承包商--科学应用国际公司的一位高管说：“有谁能比托尼•兹尼更了解地面部队的需要，并为我们出谋划策呢？”另一位高级国防承包商说：“人们经常谈起影子政府，我可以告诉你们，那是真的。在每一个领域，我们公司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都极为深厚。”

这是一种微妙的平衡。军事领导人离开部队以后，需要挣钱维持生活。他们不应该因选择另一种方式为国家服务而受到惩罚--他们的国家也不应该浪费国家在他们身上投资并培养的专业知识或经验。既然如此，军事领导人的人际关系网轻易就能转到军事-工业联合体的自利交易中，这种交易--在过去，在世界各国--已经导致开支过度、时间拖延、系统缺失和明目张胆的腐败。类似情况出现在国际社会上，已经对在外交政策里起重要作用的军火销售产生影响，导致某些象征性的交易受到格外的重视，有时候这些交易对相关国家也许并不是最佳选择，但却能满足国防工?部门的利益。例如，2007年美国开始和沙特阿拉伯商谈一笔200亿美元、长达10年的军火交易，作为制衡伊朗在波斯湾势力的一种手段。虽然这项计划在本书写作时仍然在国会审核阶段，但是在这笔交易中，沙特想买，美国军火制造商想卖，但是以色列等其他国家却对交易中的精备武器提出异议，因为以色列人把它看成是美国给沙特人一种新的威胁性的作战能力。

在军方、企业和政府之间寻找平衡的挑战中有一项核心制度，这项制度在前面已经提到，长期以来，该制度混淆了国防工业中政府部门和企业之间的界限。拿太平洋司令部的5任司令官来说，现任司令的前任托马斯•法戈海军上将是一位精悍的潜艇军官（法戈是位标准的潜艇军官，斯科特•格伦在电影《猎杀红色十月》中扮演的巴特•曼库索上尉就是以当时的潜艇司令法戈作为角色的原型）。当法戈从海军退役时，他成为特雷克斯公司的总裁，洛埃艾公司?赛格系统公司的董事长，还加入了夏威夷控股公司和夏威夷电器工业公司的董事会。太平洋司令部的总部就设在夏威夷瓦胡岛上。

法戈的前任丹尼斯•布莱尔退役后加入颇有影响力的国防分析研究所并担任所长，还加入了两家国防承包公司--扩展数据输出（首席执行官）公司和泰科国际公司董事会。然而不幸的是，有人发现该所撰写了关于F22“猛禽”喷气式战斗机工程的发展前景的政府报告，而且首席执行官公司恰好是为F22制造零部件的承包商，有人因此指责布莱尔没有做好利益回避。其实在品行上，布莱尔一直洁身自好，了解内?的观察家认为布莱尔的问题出在对各方形势缺少足够的认识，但是这种局面的出现正说明了军方和企业的某些关系和与这些关系相关的问题的许多方面。

布莱尔的前任约瑟夫•普理赫海军上将，目前是美林、福陆工程公司、艾默生电气、沃尼克公司、纽约人寿保险和国防承包商戴恩国际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太平洋司令部另一位总司令查尔斯•拉尔森是世界上第三大国防承包商诺思罗普•格鲁曼公司董事会成员。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当事人受益无穷。这种现象原本也没有什么错。但是，它有助于维护上层人的权力，不管他们是在军界?政界还是在企业界。

上层国防承包商的董事会里存在类似的关系联结。以“三巨头”为例：洛克希德•马丁、波音和诺思罗普•格鲁曼。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防承包商，是一家巨型公司，仅2006年就获得360亿美元收入。在该公司的董事会里，你会发现国防部前任次长“皮特”•奥尔德里奇、战略司令部前司令詹姆斯•埃利斯海军上将、国土安全部前副部长兼海岸警卫队司令詹姆斯•洛伊海军上将和驻欧洲最高联合司令部前司令兼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约瑟?•罗尔斯顿。国防承包商中排第二位的是波音公司，它的国防销售额为300亿美元，和商业销售额几乎一样。虽然，它的董事会没有那么多军界和国防部的前任官员，但也包括了琼斯将军、一位白宫办公厅前主任、一位商业部前任部长和一名前任助理国务卿。第三位是诺思罗普•格鲁曼，它的董事会成员包括拉尔森海军上将、参谋长联席会议前任主席理查德•迈尔斯将军、前众议员维克•法齐奥（他曾担任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和前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兼国防小组委员会主席菲利普•奥迪恩。

顾名思义，旋转门就是要不停旋转。许多从企业界来的人花大量时间进入政策制定和采购决策体系里。当罗伯特•盖茨接任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就任国防部长时，批评家们指出，盖茨曾经是科学应用国际公司、美国天合汽车集团（国防承包商，现为诺思罗普•格鲁曼的一部分）和另一家承包商查理斯•斯塔克•德雷珀实验室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其实，类似的例子还包括：彼得•蒂斯，曾任洛克希德•马丁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和空军部前任次长；戈登•英格兰，曾任通用动力公司副总裁和海军部长，现任国防部副部长；迈克尔•温，曾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通用动力公司任高级经理，现任空军部副部长；詹姆斯•罗奇，曾任诺思罗普•格鲁曼公司副总裁，并在2001年到2005年担任空军部长；菲利普•佩里，曾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一名说客，现任国土安全部的大律师（他的夫人是副总统切尼的女儿）；鲁迪•德里昂，曾任国防部副部长和波音公司的高级副总裁。

政治权力领域和企业权力领域之间的联系很广泛，而且不限于高层职位。据《纽约时报》报道，“多位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经理在国防政策委员会、国防科学委员会和国土安全顾问委员会担任职务，这些委员会协助政府制定军事和情报政策，选择未来的作战武器”。这种联系并不总是涉及正式的职位和任命：波音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詹姆斯•麦克纳尼与小布什总统的关系从耶鲁大学棒球队队员开始，后来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麦克纳尼还参加了2005年招待印度总理辛格的国宴等白宫精英活动。洛克希德•马丁的首席执行官罗伯特•史蒂文斯也是参加宴会的134位贵宾之一。第二年，史蒂文斯又参加了在坎昆召开的经济圆桌会议，坐在小布什总统旁边，当时的墨西哥总统文森特•福克斯和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也坐在同一桌。

军事和国防工业领域的高层融合在几个层面上具有重要意义。权力集中在少数几个背景相似的人的手里，而且他们在关键问题上，即他们关注的核心，如国防预算的规模、增加哪些项目、削减哪些项目、当前最大的威胁是什么等，有相似的观点。这些相似点使那些?居顶层的人事先在联合利益的基础上建立了特殊关系，可以提前采取某种行为，如提供特别的商业便利。这种便利可能是适度地告诉对方什么时候进行投标，标书中什么特点特别受重视之类的暗示；或者可能是有关关键决策人在投标过程中有什么别的想法之类的秘密消息；还可能会雇用重要人物进入或者协助推动特别的政治议程。

担任美国某著名国防工业公司首席执行官长达20年的伯纳德•施瓦茨为旋转门现象进行辩护。他说：“一位军官退役时肯定有许多商界朋友。如果他进入商业部门，他自然能够多和这些朋友联系。这有什么新?的？我的意思是说，商界是那样的，人也是那样的。我没有从中看到什么罪恶之处。这其实是很自然的事，有人可能会说：‘我跟某某人打网球，他是海军将领，当然我也和别人打球，可能偶然有几次我会建议他，可以看看某个东西，也许他可以考虑买下来，或者我们对这个东西有兴趣。’但是，我认为这是个体行为。对个体行为定性是很难的。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一定要阻止别人对他们信任和合作过的人进行投资的话，一定会有所损失。”

第七章　信息超级精英：思想的权力

既新奇又熟悉

博客和其他网民已经开始与主流媒体展开竞争，播报最新的突发新闻、激进运动。据Alexa.com-- 一个以用户使用频率为标准给网址评级的网络信息公司--的统计显示，世界上大众喜爱的博客有：网络圈（Webring），一个个人主义者聚集的网络，宣称它的目的是支持强烈的个人主义，坚决反对任何集体主义的形式；鲁洛克威尔网（Lew Rockwell），一个反对国家，拥护自由市场，由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研究所所长管理的网站；还有马克思主义者互联网档案（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这些网站激起了全球上百万人的政治热情。就像每日科斯网（DailyKos.com）、谈话要点备忘网（TalkingPointsMemo.com）和其他一些网站近年来在美国动员自由派民主人士，这些网站具有真正的政治影响力。

虽然，网络可以扶植弱势群体，或者为那些有特定需求的人提供帮助。但是，2007年年中以来，Alexa名单上列出的最受欢迎的网站都掌握在无可争议的超级精英的手中。有的超级精英可能是初来乍到，更年轻，刚开始积累财富，但是他们的商业手段，他们的个人财富，他们的社会地位，显然和过去的精英们一样。比如，Alexa网站排行榜上的第一名是雅虎。雅虎是标准普尔500强中一家上市公司，它的年销售额超过60亿美元，雅虎的前任首席执行官曾在著名的华纳兄弟电影公司担任高管。第二名是微软公司的MSN，它是由比尔•盖茨控制的公司管理。第三名是谷歌，它拥有1万多名员工，市值为1600亿美元，年收入为120亿美元。YouTube位列第四，为谷歌所有（以16.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live.com位列第五，为微软公司所有。第六是MySpace?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媒体集团之一、默多克的新闻集团所有。值得注意的是，盖茨、默多克、谷歌创始人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这些人不仅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还位列生活风尚杂志《名利场》定义为“新精英”的前10名里。换言之，在所谓的民主化互联网革命中，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超级精英。对此，你乐意吗？

这并不意味着互联网不是一支革命力量。互联网的确是几十年来人类文化最具革命性的发展。互联网推动了全球化，影响了社会互动，改变了权力的性质，使人们能够创造更大的财富，改造商业市场。正如我们曾经看到的那样，历史上一些剧烈的变革催生了过去的精英，网络时代创造了新一代的精英成员。至于网络是怎么做到的，说法各不相同。网络作用于各个不同的企业领域，从亚马逊网之类的传统销售平台到新型的社交网络站点之类的网站。

埃莉•佩奇是本书的研究指导。2004年，她当时是哈佛大学的一名学生，目睹了这样一场革命的发生，她的同班同学马克•扎克伯格创立了脸谱网（Facebook）。“当时，‘社交网络站点’这个词几乎不为人知。”她回忆说，“所以，大家还不清楚这个网络站点是做什么的。每一位哈佛学生都可以在上面贴上一篇小传--将自己的名字、宿舍、课外活动、爱好等广而告之--然后他们可以做深受缺少社交之苦的每个书呆子所梦想的任何事情--他们可以和‘朋友’联网，让别人知道自己多么受欢迎。”

脸谱网一炮而红。它的消息通过手机、即时传讯、邮件，甚至口头传播出去。几天工夫，人人都知道了，几个星期之后，几乎每个哈佛学生都成为它的会员。

“起初人们难以确认它到底有多大吸引力，但是它显然能让人上瘾。首先，在网络上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身份并把它传到世界各地是件令人激动的事，用你想用的任何方法介绍自己是件令人满足的事。以这种方式，脸谱网提供了给自己做广告的场所，但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别人--甚至你不认识的人--的信息。你可以找到和你有共同的音乐爱好的同班同学或者和你是老乡的同班同学。你可以跟踪谁是谁的朋友，谁和谁在约会。它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网络‘盯梢’世界。也许最重要的是，当你不想工作的时候，它能给你点事儿做做。总之，脸谱网一夜成名，成为哈佛学生日常社交生活中的一个主要部分。同学们不知不觉地开始在网上沉迷，一上就是好几个小时，取代了生活中的真正互动。”

这还只是开始，只是脸谱网成为互联网上交易最多、价值最高的网址之一的现象的初次闪烁。截至2007年，脸谱网在全世界有5000万会员，而且每天还有20万人登录成为它的会员。在Alexa统计的访问率最高的网址中，脸谱网列为全球第十五位，微软在购买这家企业1.6%的股票时，把公司的价值定为150亿美元。扎克伯格后来从哈佛大学退学，专心经营他蓬勃发展的知识产品，还拥有了50亿美元的财富。这对一个23岁的年轻人来说确实很不错。

脸谱网的一炮而红是不是使扎克伯格成为超级精英的原因？是。按照我们的定义，脸谱网使他成为一名超级精英。事实上，没有哪个领域能像互联网行业那样，能够近距离地观察超级精英的新成员。我们看到奇客①的崛起，认为这些人与众不同--但是真的不同吗？这些新技术精英和他们的超级精英兄弟有何不同？他们的教育背景差别很小。信息革命的开拓者中曾在斯坦福大学读本科和研究生课程的有：雅虎的创始人、微软的首席执行官、谷歌的创始人、英特尔的创始人、网络DVD租赁公司奈飞的创始人、惠普的创始人、YouTube的创始人之一、太阳微系统的创始人之一、思科公司的创始人和美国网讯的创始人。曾在哈佛念书的人有：微软的创始人、脸谱网的创始人、太阳微系统的创始人之一兼董事长、维亚康姆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有：得克萨斯仪器公司的创始人之一、高通公司的创始人之一、莲花公司创始人、搜信公司的创始人、3Com创始人、英特尔的创始人之一。这里当然只列出了一部分名单。

当然，还有许多互联网的开拓者上了别的学校。但要强调的是，这些精英的出身与其他精英差不多。他们像是从一棵精英树上掉下来的苹果，散落在树的附近。另外，在许多情况下，一旦他们开始实现自己的构想，校友的关系有助于他们寻求资金来源，建立人脉，这些资金来源成为扩大新事业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之后，当这些公司成长、上市，或者出售时，这些新富起来的精英和华尔街的精英们产生联系，成为达沃斯论坛、太阳谷艾伦公司年会、技术娱乐暨设计会议等地方的核心成员。其中许多人为谋求商业利益和支持观点相同的候选人，开始使用他们赚的钱换得政治影响。

这个模式在各国通用。虽然偶有新思想产生新风潮，打破模式，并引起轰动。但是，信息时代的大部分精英还是跟着其他精英的老路走，沿用他们的模式。信息时代的精英甚至会显露出那种好高骛远，造成了靠残酷剥削致富的资本家时代的那种强烈反冲力。如起诉微软、甲骨文及其他公司的反托拉斯案；对苹果计算机公司股票期权回溯的调查；对中国政府和雅虎、谷歌、微软之间的审查交易的国会听证会；唱片公司起诉博闻网和卡扎网等在线文件共享网；电视台控告YouTube网站。这些冲突不仅发生在美国。在中国，互联网也受到大力反对；在亚洲和欧洲，一些互联网巨子受到审判，被定罪；许多原本看似合理的投资交易和做法，随着市场的下滑，却露出破绽，有些根本就是欺诈和骗局。

在这些故事中，最有戏剧性的是堀江贵文的兴衰。堀江贵文30多岁，曾追寻着互联网亿万富翁最佳的轨道创业。贵文建立了一个社交网站，取名活力门，并使它发展成日本网络公司的领头羊。他学习美国的创业模式，甚至模仿盖茨、扎克伯格和其他大学辍学精英，为了追求他的理想，离开了日本最高学?--东京大学。贵文在管理他的活力门网站时采取的激进的商业策略，震惊了稳重的日本企业界-- 一个已经对他的摇滚明星式生活方式和他屡屡对现状不尊重的表现感到不满的企业界。进入业界才两年，他就被控财务申报不实，操纵股市非法获利总计4000万美元。他在2007年受审，被判处3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他的净资产曾经超过10亿美元，如今已经掉到微不足道的1亿美元左右。

然而，贵文并没有气馁。他辩解说，企业界反对他，部分原因是他试图收购一个棒球队和规模庞大的富士产经通信集团的部分股份。“认为我最咄咄逼人的那?人都是些在旧制度下有利可图的中层经理--那些四五十岁的人。”他在2007年年初对《纽约时报》说，“那些人已经在他们的公司里投资几十年……他们不愿意看到一直相信和守护的世界分崩离析，不愿意在自己辛苦了二三十年之后还没有享受到它的好处，世界就分崩离析。他们会让这个废物彻底粉碎？”许多人指出，对贵文的判刑不仅格外地严重，而且体现了已经缠着日本大公司多年的根深蒂固、问题重重的会计制度的虚伪，这个制度因贵文的一些小过错而重罚他。再加上媒体对他的案件进行了大量夸张的报道，已经使许多人有些相信贵文所说的他搅乱了日本僵?的制度。

贵文直指超级精英阴暗的一面，他们不是受恶毒的计划驱动，而是受无节制的、无思想的自我利益的驱动。我曾经注意到，一家大型技术公司的高管曾厚颜无耻地说，他们想要得到中国的市场份额，并且如果可能，愿意出售他们的互联网专业知识--帮助提高中国审查网站的能力--以换取市场份额。这是一家大公司，他们完全清楚他们这一决定的后果。这个问题没有灰色区域。他们是在故意跨越一条亮线。

新技术公司为了继续获得增长，作出了其他妥协，遇到了文化冲击，他们在被迫回应股东们更多的要求，而不是自己的专业领域。信息时代众所周知的一个故事是，创业阶段的企业家终究要下台，以便“职业经理人”把公司带到“新阶段”。由于公司的资本主要集中在上文提到过的少数几家金融机构里（投资银行、私募股权公司和风险投资基金），人们可以看到技术“革命”如何静悄悄地落在现有的权力精英手里。

一位杰出的互联网精英在和我谈起新旧精英之间的紧张关系时，变得沮丧和小心谨慎。他曾经面临把他的公司文化融入一个老牌大企业文化的挑战，一项使“旧媒介”的成员能够被“新媒介”的思想所改造，并且激发企业结合之后再创新的政策。（不过，这类结合有很多一直不稳固，有点像是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的企业版。）这位互联网精英沉思了一会儿，说：“这很自然。也许，我们应该更好地了解这项政策。它虽然充满挑战，但也是取得进步的方法，对吗？”他似乎在暗示，旧的必然会迁就新的，他们会试图互相改变，就像大气层的冷锋遇到暖锋，雷暴也许跟随而来一样。

处于新旧精英分界线上的鲍勃•赖特在媒介行业已经纵横多年。我曾在纽约洛克菲勒广场30号他的办公室里见过他。从1986年到2007年年初，他一直在这里管理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在高层经理流动频繁的媒体行业，赖特却能屹立不倒，主要是因为他把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从一个单一的电视网建设成一个综合性的媒体集团。（在他的领导下，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环球包括了电视网、环球影城、多家有线电视和国际控股公司，诸如西班牙语电视网特莱蒙多公司和各种新媒体。）虽然他现在已交出了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控制权，他仍然是通用电气公司的一名副董事长。赖特60多岁，平易近人，言谈随和，是一位专业的律师，也是全球传媒业的元老之一。

而，当谈到新媒体时，他似乎有些茫然不知所措了。显然，他和同行们知道传媒行业的一切都在变化，但是他们还不知道他们的行业模式是什么。这一点非常特别，尽管互联网出现了近20年，而这些人又是处于产业顶尖位置上的优秀人才，从赖特的办公室甚至可以看到城市中各种眼花缭乱的景色，但他们的视野仍然非常有限。“比如我们，一年大概拍16～20部大片，另外再加10部小成本片，总共25～30部片子，然后送到日本。但是作为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的日本，也只能播放这些片子里的四五部。”赖特告诉我，“另一方面，互联网的容量是无限的，但是从管理的角度来看，互联网也是不受约束的。所以，如果将事情一分为二来看，网络潜力无穷，接触范围可以扩大到前所未有的地步……我们只须了解如何融入网络的沟通方式……我刚进公司的时候，大家的问题是，广播能否幸存下来？报纸能否幸存下来？杂志能否幸存下来？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既能也不能。我们的主要收入来自有线电视网，而不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我们的电影仍然很赚钱，因为有很多方法可以发行它们，范围遍及世界各地，电视也能助电影发行一臂之力。广播业仍然是一个很好的产业，但是已经不如过去，而且会越来越困难。但是每一个身处传统媒体界的人必须承认，我们正在涉及的计划非常复杂。”

帕梅拉•托马斯?鄄格雷厄姆毕业于哈佛大学，曾在麦肯锡公司担任顾问，在业余时间写侦探小说。她和赖特共事多年，期间担任财经电视网CNBC的首席执行官。后来，在她担任丽资克莱本时装集团总裁期间，她也看到了新媒体带来的挑战，特别是新媒体影响了她最熟悉的新闻行业。她在纽约服装区的办公室里对我说：“一般来说，过去的精英阶层一直相当谨慎，相当友好，中有些人是媒体和新闻机构的所有权人。但是由于博客的崛起和新闻行业的民主化，像现在这样，这些精英阶层受到新成员的渗透，他们碰巧既有时间，又有资源去试图连接所有这些网络结点。所以，有趣的是，某些领域的层级正在倒转，特别是新闻行业。”

新媒体精英不仅改变了主流新闻机构，他们还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行业。

然比如，7天24小时的连轴播报，博客世界的新闻每秒钟都在更新，这使速度和时效成为新闻报道更重视的事情。广播电视公司必须以最快的时间核对稿件和来源，使新闻具有竞争力。这给新闻业带来了挑战。如同托马斯?鄄格雷厄姆所说：“我在CNBC试图倡导的理念是，作为新闻机构，你必须能够作出正确判断。有时候，记者的兴趣和消息来源的兴趣明显有分歧，这时候，你必须牢记自己是记者。”

这个尺度不太好把握。在CNBC之类的机构里，这一直是一大挑战。CNBC原本就在现场报道、集中的股票报道里领导着一场革命。在这里，即时新闻报道和即时市场交易之间的关系已经使记者和他们报道的领域之间产生了一种新的共生现象。市场的涨跌会受到新闻报道的影响。重要的媒体人能够呼风唤雨。托马斯?鄄格雷厄姆说：“还有人以CNBC对市场的影响为主题写博士论文。这是真的，我是说媒体报道在某些节目中仍有相当的重要性。我想说，玛丽亚•巴蒂洛莫和杰姆•克拉默实际上是，我认为，有影响的人，因为他们两人都非常深入，随时掌握着市场动向。”

一位曾在政府高层任职40多年的美国官员曾听取过一个技术专家小组的汇报。与会成员中包括谷歌的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易趣网首席执行官梅格•惠特曼、当时的雅虎首席执行官特里•塞梅尔、电子商务公司首席执行官巴里•迪勒和维基百科的创始人杰米•威尔士。“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小组。他们在谈论这些技术，每个人都积极地参与。虽然他们都不是技术的发明人，但我认为这并不重要。他们是运用这些技术的公司高层。人类的新时代是由某个没有女孩子追的书呆子在他车库里的发明创造的。

“问题是，”这位官员问，“?媒体会产生什么样的政治影响？是好还是坏？在这一点上，与会专家的意见出现分歧。埃里克•施密特说信息传播总归是好的，他还为谷歌取消一笔和中国的交易这个特别重要的决定辩护。他的理由是：尽管有2%或3%的内容被屏蔽，谷歌世界信息中的97%或98%仍然可以被中国网民得到。小组里的其他人笑他言不由衷。而他坚持自己的立场，但是有人说：‘你错啦。这可能会是一股邪恶的力量。现代的戈培尔①们正潜伏在某个地方利用它。’”

第八章　怎样成为一名超级精英：杜撰、现实和成功的精神病理学

什么时候石匠就是石匠

据称，世界上最古老的秘密社团共济会对阴谋理论者的吸引就像飞蛾对火焰一样。多少年来，共济会被控宣传异教和神秘主义，崇拜撒旦，还被指责到处煽动革命，从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到纳粹德国，到苏联，到共产主义恐慌时期的美国。近来，对共济会的批评集中在大权在握的成员如何在幕后发挥影响。媒体对此的描绘也很夸张，如尼古拉斯•凯奇主演的电影《国家宝藏》，在这部电影里，凯奇在共济会会员的保护下寻找传奇般的宝藏；或《可能成为国王的人》，在这部电影里，一个共济会会员（由肖恩•康纳利扮演）继承了一个王国，因为他佩戴了与亚历山大大帝有关的共济会信物，亚历山大大帝本人就是共济会会员。

这个国际性组织最初于18世纪早期在伦敦成立。但是它的创建宗旨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950年建造的所罗门圣殿，甚至更早到希腊和埃及。共济会在英格兰的创始人真的就是石匠。多年来，石匠因拥有建造天主教教?、基督教教堂、宫殿和其他权力象征物所需的独一无二的技能而备受尊敬。虽然不是宗教组织，但是共济会要求它的会员相信有神论--不管他们选择什么形式--因为《圣经》和其中的原理对共济会的“宗教哲学体系”非常重要。共济会会员有一套秘密的暗语和手势进行互相确认，并且在秘密会议期间举行神秘仪式。共济会有四大美德--坚韧、谨慎、节欲和公正；七大人文艺术学科--几何（共济会许多符号上的G就代表几何）、算术、修辞学、逻辑、语法、音乐和天文学。共济会符号还能在华盛顿的布局和街道规划（倒三角形），五角大楼的设计以及其他联邦政府大楼（五角星形）中看到。有人称，一美元的纸钞上包含了很多共济会的图案：钞票背面的鹰是圣约翰福音传教士--共济会会员的守护神的标记；它的32根羽毛代表苏格兰共济会仪式的读数；它左爪中的箭代表所罗门的父亲大卫王；右爪的橄榄枝代表所罗门本人；头上的13颗星象征以色列各部落；拉丁语格言“E Plurbus Unum”（合众为一）意谓兄弟共济。包含一只“能看见一切的眼睛”的三角的、未完成的金字塔据说也是共济会的符号。

1717年共济会在伦敦创立并建立了英格兰总部以后，经历了非常困难的一段时期。它的会员在1730年受到教皇克雷芒十二世的谴责，导致天主教和共济会之间的敌意延续至今。1826年，一位名叫威廉•摩根的反共济会积极分子的神秘失踪导致了美国的反共济会运动--有人甚至组建了一个与该运动相关的、短命的政党，在1828年和1832年还推出总统候选人。但是，共济会最大的挑战出现在20世纪，特别是在纳粹统治时期。在战后的纽伦堡审判期间，身为检察长的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罗伯特•杰克逊（共济会会员）说：“一般人并不理解，每一个现代的独裁政权采取的最早、最野蛮的迫害都是针对共济会会员的迫害。”在冷战期间及冷战之后的美国，人们一直都在歧视共济会会员，政府害怕会员拥有过度的权力，执行不可告人的政策，批评家将其与对外关系委员会和三边委员会等组织一道，视为攻击目标。

与大多数阴谋理论一样，共济会那些耸人听闻的故事中还是有一些真实的成分。的确，历史上的共济会会员中的确有不少有权力和影响力的人物，共有14位美国总统是共济会会员，其中包括福特总统、约翰逊总统和里根总统。另外还有无数的副总统、内阁部长、最高法院法官以及其他高级政府官员。共济会和美国政治之间的联系可以回溯到建国之初，在《独立宣言》上签字的56名代表中有9位是共济会会员。宪法的39名签署者中有13人是共济会会员，其中包括乔治•华盛顿和本杰明•富兰克林。美国第一任总统的就职宣誓是由共济会的会长罗伯特•利文斯顿主持的，并且使用了一本来自纽约圣约翰会所的《圣经》。此外，同一版本的《圣经》后来又用于哈定、艾森豪威尔、卡特、老布什等美国总统的就职宣誓，以及许多共济会分会成立和活动开幕等场?。

富兰克林在26岁时成为共济会会员，28岁时成为共济会会长。他曾经说过，共济会的“大秘密”是“他们根本没有什么秘密”。这也是共济会现在努力传递的信息，他们一直在努力开放和改善他们的形象以吸引新的会员。今天，共济会在全球共有四五百万老年会员，其中170万定居在美国，与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400万人相比，人数减少了很多。共济会已经展开广告宣传和其他招收新会员的活动，着重强调共济会的兄弟情谊和发展个人特质方面。他们把重点放在共济会的慈善事业上，目前仅在美国就至少有200个基金和慈善计划，他们资助保育院和特许学校①等事业（美国的共济会每年资助7.5亿美元）。然而，就像许多团体一样，虽然一直声称自己是古老和强大的精英俱乐部，大多数共济会会员也都上了年纪，其组织的影响力也大不如从前。

如果小布什也能加入，它能算是学术性精英社团吗

在美国纽黑文一座黑暗无窗的、铁门深锁的墓地后面，躺着美国最著名的学术秘密社团--骷髅会。骷髅会是耶鲁大学的一个社团，用耶鲁大学校友和骷髅会学者亚历山德拉•罗宾斯的话说，多年来它一直以“世代精英的孵化器和汇合点”的地位存在。它的会员包括了未来的企业巨子、有影响的专家学者、体育明星、最高法院法官、著名的政治家和总统--包括小布什。小布什实际上是布什家族诸多骷髅会会员之一：祖父普雷斯科特•布什、叔公乔治•赫伯特•沃尔克、父亲乔治•赫伯特•沃尔克•布什、叔叔乔纳森•布什、堂兄弟雷•沃尔克和乔治•赫伯特•沃尔克三世。

骷髅会于1832年由一位名叫威廉•罗素的有钱的耶鲁学生创办。他曾在德国留学一年，从那里接受了组织秘密学生社团的思想。骷髅会最初叫优罗嘉俱乐部，这个社团每年吸收大约15名新会员或“骑士”，会员人数保持在800名左右。（经过社团成员和董事会之间的一场法律纠纷后，骷髅会从1992年开始接受女会员，《纽约时报》曾在社论版报道了这次纠纷，纽黑文地方法院发布了限制令。）

这个社团最惹人非议的是它的个?崇拜仪式。不过，对此大家各执一词，说法不一。这些仪式包括泥池摔跤、虚拟谋杀、亲吻骷髅--据说，骷髅是普雷斯科特•布什从美国原住民传奇英雄杰罗尼莫的坟上盗来的。新会员的第一轮入会仪式还算轻松：命名典礼。在这一轮仪式中，新会员被授予秘密的名字，只有会友才能使用。有些名字会在成员之间传承，从一个会员传到另一个会员；有些名字取材于神话和文学--如雷神、雷麦斯叔父、哈姆雷特等；有些名字是根据新会员的特点取的，如玛戈这个名字一般会留给最有性经验的新会员。（获得玛戈这个名字的人有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总统、奥林匹克游?选手唐•斯科兰德，可能还有老布什总统）。有些新会员有机会自己选择名字，据罗宾斯披露，当小布什总统得到这个机会时，他却说自己还“没有想到”，于是这位耶鲁的晚辈被人叫做“临时的”。

《纽约观察家》的撰稿人罗恩•罗森鲍姆说：“骷髅会不是普通的联谊会，入会仪式仅仅是开始，之后还有一系列仪式贯穿会员的一生。这些仪式有助于巩固强大的骷髅会老会员网络--它是美国政府网络核心中的核心。历史上，那些为提高美国的世界声誉做了许多工作的人们--塔夫脱家族、卢斯家族、史汀生家族、哈里曼家族、巴克利家族、庞蒂家族和布什家族--都在骷髅会的坟墓中提高了家族的名声。”

针对骷髅会的阴谋理论包括，指责他们资助希特勒、渗透美国中央情报局、控制美国媒体（包括拥有法拉•斯特劳斯和吉洛克斯出版社）、策划古巴猪湾入侵、刺杀肯尼迪、掌控美国。

《纽约时报》保守派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对骷髅会的势力却有不同的看法：

我认为秘密社团就像是飞机内的头等舱。你在进去之前难免会有无限遐想，然而，一旦你身处其中，会发现其实有点儿枯燥乏味。

所以，关于骷髅会的阴谋理论也是如此。

在我看来，想要加入这些组织，你必须对沉闷乏味有高度的耐心，因为你得坐在那里一个劲地聊呀，聊呀，聊呀。你不是在管理世界，你只是在吹牛。布鲁克斯对骷髅会的怀疑和我收集到的了解内情的人所讲的情况紧密吻合。说到底，针对骷髅会的阴谋理论大部分是一堆空话。

第九章　超级精英的未来及其对世人的影响

议程设置

在超级精英拥有的各种权力中，最清晰、最重要的一项权力是：为世人设置议程的能力。超级精英未必总能作最后决定，总能使用武力，他们之间也会产生分歧。但是，只要是在自己的组织里，总裁、董事长、首席执行官、指挥官就有权决定事物的轻重缓急，主导重要资产的分配，为下属分配权限。达沃斯这类会议虽然很少能得到具体的成果（施瓦布肯定否认这一点），但能在参加会议的精英中培养共识--或者利用精英的时代精神--从而给他们控制的公司和政府制定议程，进而影响其他追随者、竞争者和效仿者的议程安排。

施瓦布和维克托•哈波斯塔德曾说，这些组织希望达到的最好结果，即他们认为真正有意义的事是：帮助领袖形成和制定议程。以达沃斯为例，如果你是该论坛的重要赞助商，就能协助论坛创造一个探讨全球议题的议程。世界经济论坛的工作人员全年都在和这些所谓的战略伙伴协商，以保证赞助商重视的事都包括在论坛计划里面。这就是提供赞助的好处。

《纽约时报》驻华盛顿首席记者戴维•桑格说，他认为“议程设置”是大报和主流媒体最重要的任务。他们负责挑选头条新闻，安排版面，通过报道和社论为公众设定议题。典型的例子是伊拉克。在克林顿时代，伊拉克是个次要议题，因为各大媒体都把注意力集中在白宫的上层领导人。当政府领导人决定重新把伊拉克当作威胁提出来时，媒体紧跟--巴格达重新回到报纸头版。

同样，大型私募股权公司也以类似手法设定市场价格，因为只有几家公司能做大型的全球交易，而且彼此会互相通气。他们可以否认这一点。这种做法未必就是违法。（虽然可能是，金融监管者也在密切关注这一点。）但是，这种设定将会越来越常见，因为那些大型私募股权公司也在加强投资、合作、分担风险。一些大型的企业界盛会，如艾伦公司的太阳谷会议、技术娱乐暨设计会议（TED）等，也将对热点议题进行设定，对各大公司的投资决策产生影响?

议程设置的形式很多。它可能存在于政府-市场体系中，反映超级精英支持有利市场决策的普遍倾向。例如，金融界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置的议程几乎都是有关财政纪律的政策，而对社会问题，对那些直接关系到发展中国家重大改革的政治可持续性问题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问题不在于核心思想的对错，而在于没有做到平衡。华盛顿共识也是同样的问题，华盛顿共识的优点很多，但是改革不够广泛和平衡。它没有全力促进穷国更快地积聚和开发资源，以创造新的全球化利益相关者，也没有优先为穷国提供所需的培训和获得资本的途径，从而在智利和巴西等国播下了不平等的种子，使民粹主义在整个拉丁美洲和俄罗斯死灰复燃。超级精英设定的议程如果让当权者迅速得到更多利益，让普通人望尘莫及时，就应该提高警觉了。

超级精英不是通过命令掌控一切，也不是通过阴谋或者阴谋小集团行使权力。他们自有分寸，通过一些强有力的、雄心勃勃的小团体施加影响。大型石油公司是否影响了能源政策，使世界继续依赖它的产品？大型汽车制造商是否故意拖延重要的技术突破，不愿生产更环保的汽车？大银行是否推出政策，迫使债务国能够偿还债务却不充分考虑可能造成的社会或政治动荡？最大的军火承包商是否在推行一套永久战争观念，导致世界上最大的军火消费国--美国的国防开支是紧随其后的国家的近10倍？宗教是否过度地影响了国家和国际政治，使得人们甚至想在“基督教”世界和“穆斯林”世界之间划一条分界线？“市场革命”已过去25年，我们是否能接受它忽略那些既无能力又无门路进行市场竞争的国家受到的影响？显然，权力曲线已经影响了这些情况的方方面面，超级精英的联结都有因可循。

非正式的治理机制

必须承认，超级精英之间开会不仅只是设置议程，还能作出有效的决定。当体制薄弱和机能失调的国际组织留下缺口，或者司法管辖和执法机制之间出现真空地带时，超级精英的决策就尤为重要。

2003年，美国一意孤行入侵伊拉克，引发了各界广泛的批评，原因不难理解。美国政府选择性地应用国际法和公平原则对待战俘的决定同样招致了广泛的批评。这种极度负面的全球反应是完全合理的，在任何社会里，对一个恃强凌弱的暴徒都会有这种反应。美国争辩说，这是鉴于现实的威胁，不能指望功能瘫痪、反应迟钝的联合国采取行动。这个理由虽说公正，但是，当最强大的国家采取的行动未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同意，甚至可能违背国际社会的利益时，不满情绪和紧张关系必然出现。

然而，当少数几家私募股权公司操纵市场价格，或者少数几家金融机构和少数几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决定新市场的管理，甚至公众的利益由几家大公司和富人管理时，人们的不满却显然要少得多。虽说这种现象与美国入侵伊拉克非常相似，但这些行为的后果却会影响更多的人。

有一种观念认为，全球经济中的许多大决定是由“市场”作出的，如前文提到的汽油价格问题。但是，市场只是影响价格的众多因素之一，有些因素是由商界和政界精英控制的。深入地思考以下问题：不省油的汽车，折磨女性一辈子的高跟鞋，连低级动物都觉得难看的电视节目和“美国式民主”都是市场运作的结果吗？还是销售这些东西的人、管理这些销售的官员、提供资金的银行家三者亲密合作，操纵着市场运作呢？如果企业根据成本收益分析（因为他们的股东用利润衡量他们的业绩）来选择厂址，它们是否会给政府发出要求低劳动成本、低税收、低运输成本的基础设施的信息呢？在全球市场里，如果一切都是真正平等的，对于非技术性或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力来说，投资商显然占上风。企业传递的信息就是：在竞争中优胜劣汰。世界也许是平的，也许会越来越平，但是企业市场却不是平的。

的确，许多非正式的全球治理机制--不管是大国政府的小委员会还是大国政府和私人组织之间的公私合作机构--都在填补空缺，促进增长，使全球获利。但是，当全体的利益只由少数人的行为来决定，或者少数人从体制中得到的资源和途径使大多数人望尘莫及时，问题就出现了。欧盟不能把制定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权力都交给英国、德国和法国，只因它们是欧盟大国。美国也不应该让纽约州、马萨诸塞州和弗吉尼亚州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罗得岛州或南卡罗来纳州身上。

商界和政界高层发展亲密关系具有积极的意义，有助于双方的合作，达成全球性的目标。但是，目标如果是由少数人开会决定的，将会产生扭曲的结果。政治领导人一旦离职，去为某家大型国防企业工作，他的政府公职将由另一位政界友人替代，如此一来，哪一方的观点将得到采纳？反对意见还有表达的空间吗？大金融机构的领导通过电话会议处理国际金融危机，这种方法也许很有效。但是，关键问题依然存在：会议将代表哪一方的意见？谁有权参加？谁又无权参加？

精英与无权无势者

7年前，一些社会活动家组织了“世界社会论坛”，一个“反达沃斯”的论坛，与瑞士的达沃斯论坛同时举行，地点选在某个发展中国家。（第一届在巴西的阿雷格里港举办，此后陆续在印度、委内瑞拉、巴基斯坦和肯尼亚召开过。）每年都有2000个组织参加世界社会论坛的研讨会和培训班，会议多到能把克劳斯•施瓦布的脑子弄糊涂。世界社会论坛常通过卫星和达沃斯远距离连线，召开电话会议，双方经常在会议上争执不下。例如在召开第一届会议期间，五月广场母亲协①发言人埃韦•德•波纳费尼指责乔治•索罗斯是“伪君子和妖怪”。世界社会论坛的与会人员多达10万。

这两个论坛的存在说明了一个事实：研讨会和参与者的人数并不能发挥很大的影响力（世界社会论坛的参会人数可能是达沃斯的50倍）。最重要的还是有没有途径能掌控权力杠杆。

世界社会论坛的参加者来自工会、左翼政党、环保组织和原住民维权组织。他们号称自己代表广大群众，但广大群众却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在做什么。每天靠1美元度日的亿万民众也许能定期从达沃斯的参会者或阿雷格里港的参会者的努力中获益，但是对这部分民众而言，他们在政治上同样贫困。即使一部分人在当地的政治选举中能够投票并参加了投票，但他们常常缺乏信息，因而无法充分利用手中的选票。（不过，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同样会作出错误的选择，而且频率极高。）

我们应该为这些人缺乏政治资源而感到不安，正像我们为他们缺乏其他基本需要而感到不安一样。如果那些最需要资产的人只有在某位电影明星领养孩子，或者某位摇滚歌星四处访问时才能受到外界关注，这样的全球体制怎么能够按优先顺序分配资产？虽说波诺、盖茨基金会或者克林顿全球倡议能为他们说话，但最好是给他们为自己说话的权利。

虽然全球化可以略微提升穷苦人的相对地位，或者减少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下的人数，但是这些人仍然处于权力链的底层，他们在影响力方面的相对地位丝毫没有改变。另外，随着社会变革带来的快速发展，导致了除中国和印度以外的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出现萎缩，可见全球的权力分配每况愈下。权力被剥夺的人仍然孤立无援，构成社会稳定和传统政治权力基础的中产阶级日益缩小，而富人却在享受更多的权力和影响力。所以，根据收入分配统计出的进步并不能自动转化成权力分配的进步。

精英与女性

我必须承认，在为本书作调研期间，我最大的发现是，人们对妇女占全球权力精英中的比例惊人的小这个事实的反应。在一个妇女越来越成功，在公司和国家里发挥着越来越大的领导作用的时代，这个事实仍然值得注意。截至2007年，在《财富》500强企业中，只有13名女性担任首席执行官，在1000强企业中只有26名女性。智利的米歇尔•巴切莱特、利比里亚的埃伦•约翰逊-瑟利夫、瑞士的米舍利娜•卡尔米?鄄雷伊、芬兰的塔里娅•哈洛宁、阿根廷的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基什内尔、爱尔兰的玛丽•麦卡利斯、菲律宾的格洛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印度的普拉蒂巴•帕蒂尔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位现任国家女元首。另外还有几位女性政府领导人，德国的安格拉•默克尔、新西兰的海伦•克拉克、牙买加的波蒂娅•辛普森?鄄米勒和莫桑比克的路易莎•迪奥戈。各国议会中的情况大同小异。2007年，各国议会的议员中只有17%是女性。美国国会里的女性比例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在参众两院里，妇女只占16%。然而，不论国别，不论男女，对于代议制①政府这种观念上的明显失误，人们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愤怒。

国际妇女研究中心主席耶塔•?•古普塔谈到这种现象时说：“这种现象延续至今的确令人惊讶。但转念一想，其实并不奇怪。我们生活的世界中，许多国家的女性仍然受到压抑，没有受教育的权利，甚至享受不到男性可以享受的医疗待遇。现在有许多像我领导的国际妇女研究中心那样的组织，这些组织正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已经在一些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是，就像你谈到的，由于全球权力结构失衡，这是一场艰苦的斗争。”

“至于人们为何对此并不愤怒，”她稍加思索，说，“虽然我也感到困惑……但是我们要对抗的是历史的长期积累与性别角色观?的社会化。不过，不公平现象客观存在，历史因素和性别角色因素不能当作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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