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毛泽东传》的感想
最近读完了文献出版社出的《毛泽东传》第一部，对毛泽东如何在中国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对比悬殊，在党内长期处在主张难以被承认的条件下，坚持实事求是，深入调查，审时度势，坚持真理，团结同志并最终通过解放战争打垮了反动力量，有了点粗浅认识。
毛泽东从小接触的是儒家经典，上第一师范读的是文史，还是儒家经典为主。毛泽东没有出过国，既没见过“民主”，也没学过“科学”，与当时大批留学法国和苏联的知识分子相比，似乎不该对以“无产阶级革命”为主要性质的中国革命在理解方面有什么优势。当然，现在说毛泽东只读资治通鉴不读现代著作完全是污蔑。毛泽东读了大量西方当时包括马列主义的主要政治学、经济学、哲学、军事著作，几乎没有什么遗漏。而且大量阅读都是为指导革命时阅读的，虽说不上是“带着问题学”、“急用先学”，也确实是有目的的进行阅读的。而且他还总结出：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
毛泽东读现代书主要是延安时期。为了总结历史教训，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对革命战争、哲学、思想方法等各方面进行了研究。为了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读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根据莫文骅回忆，毛泽东甚至为此组织了学习小组。读了日本写的关于外线作战的各类著作。最有意思的是，遵义会议期间，凯丰批评毛泽东打仗只靠两本书，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毛泽东当时就说，三国演义读过，孙子兵法还真没读过。毛泽东读孙子兵法是到延安以后。而这时他已经领导过四次反围剿、四渡赤水和长征中后期的主要战役，打胜的比打败的多。
很可笑的是，今天的所谓博士教授们，论述起毛泽东的经历和习惯时，似乎比当事人还在行。斯诺是毛泽东延安时期的老朋友，经常见毛泽东。他在《西行漫记》里写道：“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又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基本新哲学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
1937年中央从保安迁至延安，毛泽东又不分昼夜读了很多马克思主义哲学书籍。包括希罗克夫、爱森堡的《辩证唯物论教程》、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有些书的批注就上万字。
同时我们会发现，无论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以及《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直接指导当时政治、军事、文化的著作，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将马列主义与中国当时要解决的问题结合起来，都是为了解决问题写的。
都说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伟大的。伟大到哪里了？伟大到这是唯一一部“造反者”的军事理论。是研究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在反抗强大的压迫者的军事理论和军事艺术。这样理论来自哪里？来自实践，来自井冈山、长征和抗战的具体实践。此前毛泽东没有读过孙子兵法，更没读过战争论。就算毛泽东读了，这些书也没有如何打赢每次都是十倍以上敌人的战略战术。从1927年毛泽东领导农民暴动到1947年政治军事上优于蒋介石的20年中，中国革命力量始终比反革命力量小得多。不从具体实践出发，不从解决具体问题出发，无论政治还是军事都打不赢的。毛泽东思想，来自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
与毛泽东相比，现在的所谓专家们读书才真是读到狗肚子里了。读西方人如何利用自己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优势剥夺其他国家财富、干涉和控制其他国家政治、毒害其他国家思想的理论，想从中能找到中国这样一类被剥夺、被干涉、被毒害民族的战略战术来，那叫奇了怪了。张嘴闭嘴都是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狗屁“定理”，还套用到中国具体问题上，想起来都恶心！
那么，一个没有读过那么多马列主义和西方典籍的毛泽东，怎么会始终代表了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呢？贫道以为取决于两点。一是毛泽东青年时期大量阅读了中国古代典籍，对中国历史运行的过程和规律比较清晰的把握后，产生了准确的历史感。二是他从小就对剥削和压迫反感，使他产生了推翻剥削制度推翻剥削阶级的冲动，他把大众利益始终放在第一位，建立为大众服务的思想是很多人难以达到的。第三，他接触了马克思主义这种为被剥削阶级指明道路的理论，从中把握了一句话，就是他后来说的，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当然，毛泽东个人天才的洞察力和良好的亲和力是他最终能够领导中国革命成功的保障。但这是学不来的。
前几天贫道写了点关于知识分子的文字。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中国用得比较宽泛，泛指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这个概念与中国古代“文士”概念接近。于是贫道一骂知识分子很多网友不满意。从中国概念说，贫道也只好背着知识分子这个臭名声。
但是，西方的知识分子更多的是指“公共知识分子”，就是在泛指的知识分子中，那些在公共社会中的公共事务或重大问题方面，为公众而思考，面向公众的发言的那部分群体。并不是每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属于知识分子。同时，中国的所谓士，更多的也是一种“理想人物”。无论孔孟，论述“士”的时候更多的是用“不”来限定。孔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孟子曰：“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 这些论述表明孔孟眼里不是所有身份为士的人就是士，如果“不弘毅”、如果“怀居”、如果“失义离道”者，就不属于士。因此，中国的所谓知识分子，也是指那些为大多数人的最根本利益伸张的人。不是读了几本臭书就以为自己具备了公众代言人的资格。
同时我们应该很注意孟子这句话：“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这句话引自《梁惠王章句上》，原文为：“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意思的补充。也就是说，孟子认为，一般老百姓是受经济地位制约的，只有他们有了自己的财产才能有恒心，成为不去“放僻邪侈”，不一心“为己”，不去犯罪受刑的人。只有士是不受这个规律制约的，士有没有自己的财产，都能够遵循自己的道德理念行事。
这就很有意思了。也就是中国传统思想就认为，士，或者公共知识分子是唯一不完全从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出发来对待世界的。他们“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唯有他们“志于道”（孔子）、“尚志”，其他群体都受经济政治地位制约而显示这种经济政治地位的价值观。这样一说，士和知识分子就很“伟大”了。
贫道是这样理解的：知识分子是读过历史，了解历史的人。历史感只能从知识分子中产生。所谓历史感就是把超脱个人利益的“道”或者“公共利益”作为价值判断第一位的东西。这种价值观只能从了解和把握社会发展史的人中产生。“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不属于历史感。
今天所谓弘扬孔孟之道，无非是为了统治安稳点而已。并没人去讲贫道说的这个道理。
毛泽东是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是孟子眼里最符合“士”标准的人。无论穷达都将老百姓利益放在第一位，为公众长远利益考虑，这才使毛泽东成就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并成功完成自己的使命。
今天很多人崇拜毛泽东，恐怕搞清楚这一条才会有帮助。没有毛泽东的价值观，继承毛泽东未竟的事业就无从谈起。因为“任重而道远”，“不可不弘毅”。
读《毛泽东传》还有一个感受是，对待内部矛盾要有胸怀，对待历史评判要非常慎重。
毛泽东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1932年）后失去中央苏区领导地位的，严格来讲，毛泽东成为共产党的真正组织上的领袖是在1938年初，而最终全党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是六届七中全会，也就是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前夕。
1937年12月王明从苏联回来，代表共产国际对中共进行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这个指示以一切经过抗日统一战线为原则，根本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但十二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一做报告，竟然很多人对此前毛泽东制定的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进行检讨，做“自我批评”。换句话说，毛泽东自遵义会议后的努力竟然顷刻瓦解。连毛泽东在会上也不得不进行辩白。这时王明已经能够挟天子以令诸侯，对党内实施影响。幸亏毛泽东在1938年3月派任弼时到共产国际回报了中国革命和抗战实际情况，9月回来后传达了“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的指示，并通过六中全会，才在组织上得以保证。
但是，自1932年到抗战开始，关于这段时期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或者说叫左倾冒险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并没有在党内进行澄清。所以，毛泽东自1938年开始就着手解决这个思想路线问题。毛泽东通过写出一系列著作，并通过长达两年多的延安整风，才基本纠正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到1945年党的七大上，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使1932-1935年共产党路线错误有个结论。也就是说，共产党从路线上发生偏差的问题，发生在1932-1935年3年时间。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作出结论花了10年。不总结这个时期的失误甚至失败是不行的，因为这样既对历史无法交代，也不能教育全党。但总结是非常慎重的。这个决议经过1934年到1935年血的教训，1935年到1936年勉强保存共产党力量，再到1936年到1937年中央一系列总结历史教训的会议，加上六中全会和延安整风，一直到1944年底全党思想基本统一了，问题基本沉淀了，毛泽东才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在一系列文件和著作早已对错误路线时期进行从理论到人事上的清理后，毛泽东在1945年春天对胡乔木起草，张闻天多次修改的稿子上又修改7次。还说：“我们现在学会了谨慎这一条。搞了个历史决议案，三番五次，多少对眼睛看，但是中央委员几十对眼睛还不行，七看八看看不出许多问题来，经过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许多问题来了”。这样一个重大文件并不是在七大上通过的，而是在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的。为什么呢？毛泽东说：历史上的错误是个社会现象，因为那时党在政治上还不成熟，犯错误的同时是因为不自觉。现在大家都觉悟了，主要思想都一致了，如果使用大会这个武器，识别要扯两三个星期，转移了中心目标。
包括一些历史事实，甚至在党其他文件都提到的结论，如左倾错误造成“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的文字，都没有出现在《决议》上。毛泽东还专门解释说：“这些不说，我看至多是缺点；说得过分，说得不对，却会造成错误”。
虽然王明博古领导时期，毛泽东从来没有支持过左倾冒险主义、宗派主义的意见，而且他的反对意见是一直坚持表述给中央的。也可以说，谈不上毛泽东在这个时期有什么错误。但毛泽东还是在大会上说：“《决议》把许多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我是错误缺点没有挂上。不是我没有而是没有挂，为了党的利益没有写上。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规，我即使到七十岁，相信也会逾规的”。
从《毛泽东传》上可以看到，如果毛泽东自己犯错，都是承认的。土城战斗是毛泽东提议红军总部决定的。土城打得不好，毛泽东10天后就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检讨，并说要吸取这一仗教训，今后力戒之。
从解放后看，只要是毛泽东自己提出的，最后出了错，无论具体实施的是谁，或者是否执行偏差，毛泽东都习惯把主要错误公开说成自己的，让其他同志避免受冲击。
性情中人也，毛泽东还有点侠气。
比较起来，1981年的《历史问题决议》是不是有点仓促，是不是没有在尘埃落定的时候就试图做总结，包括“崩溃的边缘”是否符合实际情况，都是值得商榷的。比比六届七中全会的那个《决议》，确实有“说得过分，说得不对，却会造成错误”的问题。
现在中国各种矛盾崩得很紧，各种理论又都是放空炮。读点历史，恐怕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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