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空巢》——抛开“人手论”中华民族末日将近！！
可能是一个比转基因主粮更危险的陷阱！！！！
一、《大国空巢》简介
《大国空巢》（全名为《大国空巢--走入歧途的中国计划生育》）是著名学者易富贤先生的人口巨著。该书通过系统的分析和翔实的数据，从社会、经济、民族、人权、法治等诸多论证了中国大陆现行计划生育的巨大危害性。该书涉及到了人口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统计学、遗传学、法学、医学等多方面的话题，论据充分、论证严谨、说服力强，对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重大参考价值。同时，该书语言通俗易懂，适合雅俗共赏。总之，该书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好书。
二、《大国空巢》简介
易富贤（网名：水寒/中山水寒）：E-mail: [email protected]。湖南洪江市人。1988-1999年在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学习，获临床医学学士、药理学硕士、药理学博士学位。1999-2002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威斯康星医学院做博士后。2002年起为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Scientist。育有一女两儿。美华学社创社会员。旅美科协会员。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改革论坛网络专家。中国生产力学会特约研究员。通过大量数据分析，根本否定中国的计划生育，提出“不停止计划生育更待何时”，率先在海内外中文网络媒体掀起了一股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思潮。拥有数千万人次网络读者，是民间计划生育政策讨论中影响最大者。接受新华社、人民日报、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北京晨报、新青年、东方早报等媒体的采访，文章被多家内参发表或连载。也引起美、英、法等国际媒体的关注。整理成《大国空巢》一书，42万字, 全面系统反思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茅于轼、仲大军作序。已由南怀瑾支持、王小强（原国家体改所常务副所长）主持的香港大风出版社出版。
三、《大国空巢》摘要导读
《大国空巢--走入歧途的中国计划生育》摘要导读 ：易富贤
1、要保证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世代更替），在目前发达国家的寿命和死亡情况下，妇女平均得生育2.1个孩子。而由于非正常死亡率和出生人口性别比都比发达国家要高，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应该在2.3以上。考虑到不孕不育症、单身、丁克等人群，一个正常的社会应当是主流家庭生育三个孩子，部分家庭生育一两个孩子，部分家庭生育四五个孩子。要是一个国家的主流家庭不愿意生或者养不起三个孩子，标志着这个国家已经失去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2、人口有其内在调控机制。在古代通过“左手”（瘟疫、战争、饥荒、自然灾害等）调控人口。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美洲新大陆高产作物的引入旧大陆，以及现代农业技术的进步，粮食数倍增加；加上牛痘接种和青霉素等的推广使得全球平均预期寿命从过去20多岁延长到现在的60多岁，导致人口激增。但是工业化通过“右手”压迫人口，降低生育意愿、养育能力和生育能力。这种“两手”调控机制使得人口呈S形变化，数千年的低水平平稳期，三百年左右的急剧上升期，然后是人口高水平平稳期或者下降期。计划生育使得中国放弃了数千年一遇的人口发展机遇。中国要是1970年代就不实行计划生育的话，随着人类发展指数（反映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的提高，生育率也会自发直线下滑，人口不会无限增加，中国2005年底人口也只有15亿左右；即使1980年就彻底停止计划生育，那么2005年人口也只有14亿左右人口，但是人口结构就更为合理，更有利于国家的持续发展。
3、中国人口增加不是因为毛泽东鼓励生育，主要是寿命延长，是“死的少”，而不是“生的太多”。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延长到1980年的68岁，同期人口从5.5亿增加到10亿。毛泽东时期的人口政策遏止了中国人口占世界比例下降的趋势（从19世纪初的占世界40%下降到1949年的22%），1949年中国人口占世界22%，1980年仍然是22%。要是依照马寅初人口论，从1959年1979年少生3亿（实际上4.57亿），意味着1959年以后出生的人口的近2/3是不能出生的，现在中国可能已经因为老年化而崩溃，已经沦落为一个毫无生气、丧失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国家。中国1950年代到1970年代繁衍的人口成为现在的劳动力，才是目前真正的“人口红利”。现在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是“吃祖宗的饭”，但现在的计划生育却是“断子孙的根”。
4、人类几千年人口数量波动在低水平，生活质量也没有大的变化。近300年人口爆炸导致科技爆炸。人口密度优势和规模优势是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人口增加，对现有的资源消耗只是“加法”地增加；但更重要的却是使目前的“非资源”（如氮气、太阳光）变为新的资源（氮肥、太阳能），这种新资源的增加却是“乘法”地增加的，这也是为什么近代人口不断增加，而生活水平反而不断提高的原因。说明科技的进步、经济的成长远远比人口增长快。何况现在人口增长已经减缓（停止计划生育都难以防止中国人口锐减），科技的进步却还在加速，谁能断言中国人口上限？中国人口减少对全世界来说都是悲剧。
5、中国的人口过多只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谎言。中国所有资源总量在全球都位居前列：农用地面积全球第一，国土面积、矿产资源全球第三，森林面积全球第五，淡水资源全球第六。由于资源分布很不均匀，“世界平均”意义不大，低于“世界平均”并不意味资源不够。前苏联、大洋洲、美国、加拿大、蒙古国这五个地区人口不到全球10%，但是陆地面积超过全球39%。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大洋洲、南美洲人口占全球13.7%，但却拥有全球36%的耕地。俄罗斯、加拿大、美国、南美洲、大洋洲、刚果这六个地区占全球人口14.5%，但却拥有全球65.7%的森林面积。南美洲、俄罗斯、加拿大、印度尼西亚、美国、大洋洲、缅甸、刚果这8个地区人口占全球18.8%，但却拥有全球64%的水资源。大洋洲、南美洲、美国、前苏联、蒙古人口不到全球14%，但却占有全球草原面积的48%。前苏联、美国、南非、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加拿大、德国、英国8个地区人口占全球13%，但却拥有全球62.3%的矿产资源。除了资源丰富的少数几个国家外，中国人均资源并不处劣势，比如，除中国以外，全球40.9%的人口人均农用地面积比中国多，59.1%的人口人均农用地面积比中国少；全球16%的人口人均矿产资源是中国的8倍，但中国人均矿产资源却是另外84%的人口的1.56倍。中国人口密度是印度的37%，人均农用地面积是印度的2.55倍，人均耕地面积是印度的73.5%，人均长期作物用地是印度的1.13倍，人均草原面积是印度的30.14倍，人均森林面积是印度的2.08倍，人均淡水资源是印度的1.24倍，人均矿产资源是印度的3.55倍。中国绝对算是“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人均资源也不错”，中国“资源短缺”的原因主要是粗放式的发展模式而不是“人口过多”。影响粮食安全的主要因素是农业政策和人口结构而不是耕地。比较资源丰富和资源贫乏的国家，发现经济水平并不完全由人均自然资源决定的，因为人口资源才是第一资源，是中国最大的优势资源。人是“本”（能够将“非资源”变为“资源”），自然资源是“末”，想通过减少人口来提高“人均资源”是舍本逐末。
6、由于人口的负面影响是直接的，抱怨人口过多、建议控制人口的“有识之士”历代不乏其人。现在不少人口学家声称要将中国人口降低到7亿、5亿或者3亿。2005年中国人口中1970年以后出生的7亿，1978年以后出生的5亿，1988年以后出生的3亿。现在一个孩子都不生，今后平均寿命为76岁的话，中国人口也要到2046年、2054年、2064年才能分别降低到7亿、5亿、3亿，但那个时候最年轻的妇女也已经有41岁、49岁、59岁了，基本都丧失生育能力了，然后在2085年左右中华民族基本灭绝。以急剧压缩人口规模、催生畸形人口结构为代价提高生活水平，和过把瘾就死没什么区别。一票否决制否决的是中华民族的持续发展。并且不用说中国人口减少到7亿，即使3亿甚至几千万，要想保证现有的生活质量，现有不可再生资源(如石油)不过是多维持几十年、上百年罢了。要从全球化角度看待资源，即使中国一个孩子都不生，民族自杀，留着资源给其他国家，也不过多用几十年。因此人类要存在和发展只有一条路可走：依赖于科技进步开发新资源（包括可再生资源），节流不如开源，而科技进步依赖于足够数量、合理结构的高素质人口。
7、从全球看，环境污染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中国总体生态环境自1990年代起也不断改善。但是中国城市环境确实在恶化，一方面是因为粗放式发展模式，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城市化。现在二、三亿青壮年农民工只是序曲，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移民潮。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工地，这个过程必然伴随城市环境的恶化（如果走精细化道路，现代科技可以确保中国将环境恶化降低到可接受程度，不会发生欧洲工业革命时期“伦敦烟雾”事件）。即使现在一个孩子都不生，光将目前人口城市化，环境问题同样严重。并且中国现在的环境污染很大程度是国际社会转嫁来的。计划生育无助于改善自然环境，但是却严重污染人文环境。
8、计划生育政策出台是非常草率的，并没有经过科学论证，当年的所有预测全部落空。中国在人口学家的恐吓中莫名其妙减少了数亿人口。比较中国和印度的HDI，发现计划生育并没有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任何贡献；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Amartya Sen通过比较中印两国的人均GDP，也得出相同的结论。计划生育无功于当代，却有害于千秋：诱使中国走“以物为本”的畸形粗放型发展模式，削弱物资再生产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抬高养育成本，降低生育意愿，使得中国提前进入养不起孩子的时代，削弱人口再生产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加速人口老化，导致“未富先老”，使得中国难以建立起合理的社保制度（中国目前是9个劳动年龄人口对应1个老年人口，只有城市的4000万老人享受社会养老金；今后是2个劳动年龄人口对应1个老年人口，三四亿老年人口都得指望退休金），并使得城市化滞后，降低创新能力和劳动生产率；腰斩依托于健全家庭结构的传统文化；彻底改变世界和中国民族结构（中国人口占世界比例从1980年的22%下降到2005年的19％，不久将降低到15%，然后继续快速下降，李小平等人口学家认为应该继续降低到占世界3%；2000年到2005年这五年期间中国新增人口中少数民族占42%）；增加出生性别比；降低人口素质；增高家庭风险；降低国防潜力，威胁中国边界安全；激化了干群矛盾；破坏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并将威胁社会稳定。恶梦醒来是早晨，但是中国人口恶梦醒来却将是漫长的黑夜。
9、人口决定消费，消费决定需求，需求决定就业。减少人口之后减少消费，哪里还有就业？计划生育导致家庭结构畸形，家庭缩小，只需要比较少的收入就可以维持家庭基本消费，导致工资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使得行政成本（从1978年到2004年增加100倍）、垄断企业与资本三者拿走了GDP的绝大部分，中国工资收入占GDP比例不断下降，现在只占GDP的12%（其他国家占54%－65%），居民收入只占GDP的22%。在这种“寄生经济”的模式下，必然压制正常消费，增加腐败的空间，贫富差别增加,也给房地产、教育、医疗产业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导致消费萎缩，产品廉价外销、高度依赖于国际市场、经济受制于人（全球都在享受中国的“人口红利”，中国老百姓却享受不到），国内需求不足引起就业不振，老百姓生活压力加大。要是1980年就彻底停止计划生育，家庭需求底线提高，工资占GDP的比例被迫成倍提高，虽然孩子增多，妇女劳动参与率降低（也能缓解就业压力；而目前中国妇女劳动参与率高居全球第17位），但是家庭生活水平反而比现在高，消费和生产的关系趋于合理，大大增加就业容量；多出生的人口中只有1980年代初出生的大约三千多万（不可能超过五千万）进入劳动市场的，相对于目前9亿多的劳动人口来说比例不高，对现在的就业影响不大，而且现在缺的就是这个年龄段的劳动力，就是说20岁的人口基本并不与50岁的人口抢工作。现在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主要是由于大学扩招，高校招生人数从1998年到2006年增加5倍，如此大跃进，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有就业压力的。不顾人口结构的扩招并且将使得今后很多高校因为生源短缺而破产。
10、因为涉及利益和权力，计划生育就像是穿上着了魔法的红舞鞋，停不下来了，计生委靠编造数据来维持其存在的理由，将每年出生人口多计算50%左右，从而将客观调查的1.2-1.3的生育率修正成1.8。中国人口迷雾是“人工迷雾”。中国2005年底实际人口只有12.5亿左右，而没有国家统计局宣称的13.07亿。在《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建议下，中国人口政策还纹丝不动，《报告》预测在现有政策下中国人口将于2033年达到15亿，根据这种预测，2006年人口需要增加1300万以上，但是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只增加692万（实际上可能只增加两三百万），可见《报告》一两年的预测就与实际相差甚远，遑论今后了。目前每年出生1200万左右，死亡1000万左右，随着老年人口的堆积，死亡人口将急剧增加，中国人口已经接近负增长，继续现行人口政策，中国人口高峰连13亿都难以达到，不可能达到14亿，更不会达到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所宣称的16亿。
11、各民族的博弈归根到底是生育文化的博弈。中国成为第一人口大国得益于传统生育文化（家文化）。“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大有大的道理。现在国家提出的“可持续发展”不就是国家和民族意义的传香火吗？家族的香火传不下去，难道国家和民族的香火传得下去？依照现在“科学”的标准，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有很多缺陷，但却成功延续了我们的民族的文明和人口（而其他很多文明却相继消亡）；在古代那种生产力条件下，人类繁衍相当于紧急避险，要是采纳现在“完善而公平”的文化和制度，连人口都不可能延续下来，更别说其它的了。但是工业化改变了传统的家庭模式，动摇了中华生育文化的两个支柱（祖宗文化和礼教文化），从而使得中华文化圈的地区（台湾、韩国、日本、新加坡、香港、澳门）的生育率为全球最低。比较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生育率随着社会发展而下降的趋势，中国大陆现在停止计划生育后生育率也只能在1.8左右（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中华文化圈的其他地区没有刻意破坏生育文化，生育文化是遭到被动破坏的；而中国大陆的传统生育文化遭到三重破坏：A、现在的物质生产至上的经济制度和家庭模式对中华文化圈的打击；B、与苏联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曾经主动打击传统的生育文化；C、几十年计划生育的片面宣传刻意破坏生育文化，人口上限和超低政策生育率形成生育心理的“爬蚤效应”。因此中国即使停止计划生育也将达不到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中国目前发展水平时的生育率，多次生育意愿调查也证实这一点。人口问题已经是火烧眉毛，容不得继续延误时机，中国人口政策需要方向性的改变，而不是“二孩晚育”这样的微调。重建生育文化、鼓励生育的任务将非常艰巨。
12、健全的人口结构是经济起飞、国家崛起、合理养老金制度的建立等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而畸形的人口结构却是经济衰退的充分条件。近年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已经下降到1200万左右（数量还远不如1940年代），其中女孩不到600万；印度每年出生人口2400多万，其中女孩1200万左右。意味着今后印度的物质再生产能力（劳动力）和人口再生产能力（育龄妇女）都是中国的两倍。现在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香港每个妇女只生育0.95个，台湾、韩国1.1个孩子（这些地区发展水平比中国大陆早20多年）。要是光停止计划生育而不鼓励生育，中国现在每年出生的这500多万女孩（扣除不生育人群后，生育妇女不到500万）到时候每人平均只生育1.2个孩子的话，那么每年出生人口只有600多万，而其时每年死亡人口近2000万，而2040年左右每年死亡人口2500多万（1960年代中期每年出生人口2500万以上），每年人口减少1000多万—大国空巢！
虽然一家之言，事关重大，不可不查！！！
当然，对事物的看法要有一定过程，应该谨慎对待，不能以偏概全，感觉这些年政策有所放松，不知是否与此有关。
================================================================================
附：专家建议调整生育政策规避人口红利枯竭 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12月10日电题：中国的人口红利还能“红”多久？－－权威专家解答人口红利“三问”
新华社记者周宁、周婷玉、朱剑敏
“因为多，所以便宜”这个在商业圈内横冲直撞的道理，在劳动力市场也不例外。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经济尽情享受着廉价劳动力带来的优势，然而新一轮的“用工荒”已经敲响了警钟，这样的“人口红利”正在面临挑战甚至是行将枯竭。
人口红利，因此成为2009年人口学与经济学讨论中的流行术语。
什么是人口红利？中国的人口红利到底能“红”多久？又该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应对人口红利的枯竭？对此，权威专家纷纷答疑解惑开“良方”。
人口红利制造了“中国奇迹”？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研究员分析说，改革开放前，我国的“人口红利”就已经显现，但由于经济发展模式过分依赖重工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因此人口红利的优势并未完全释放出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经济高速发展。
蔡昉认为，人口红利“红”在低成本，30多年来，外商在中国投资的最大动力除了低廉的原材料成本外，就是人口红利。农村地区大量剩余劳动力走向发达地区，“农民工”占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高达 46.5%，建筑行业占80%。劳动力资源丰富和成本优势已使我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人口红利除了在生产领域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外，对社会消费和储蓄的影响也很大。”美国经济学家、夏威夷大学教授安德鲁·梅森研究认为，处在人口红利期的中国，每年劳动力供给总量约为1000万人，较高的劳动人口比例，为拉动购房需求和储蓄积累提供了强大动力。
中国社科院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总抚养比每降低1个百分点，将促使经济增速提高0.115个百分点。1982年至2000年，中国总抚养比下降了20.1%，带来经济增速2.3%，而同期的人均GDP增速在8.6%左右，也就是说，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人均GDP增长贡献达到26.8%。
“虽然人口红利的出现并非意味着经济的必然增长，但社会发展一旦步入快车道，人口红利便成为经济增长的助推器。”上海市社科院常务副院长左学金研究员说，“30多年来，中国依靠全球首屈一指的廉价劳动力大军，创造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劳动力供给充足、储蓄率高是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最主要动力。毋庸置疑，中国已经享受到人口红利带来的巨大成果。”
人口红利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吗？
近日，南昌市王女士临产前想找一位保姆，可在家政公司登记了一个月也没找到合适的。“现在请保姆的家庭太多，保姆挑雇主简直就像挑对象一样苛刻。”她不禁感叹。
据记者了解，随着“民工荒”的出现，我国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中小型企业的日子越发难过，或倒闭或迁至安徽、江西等内陆省份。
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保姆荒”“民工荒”并未引起我们的警觉，而在专家眼里，却隐藏着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中国人口红利的危机。
“从经济学角度讲，当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逐步转移直至枯竭的那一刻，就是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这就是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的‘刘易斯拐点’。”左学金说，“‘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往往是人口红利消失的前兆。其间，初级工人薪资水平和劳动成本会成倍提高，中国吸引外资的优势将逐渐减弱，对各行业发展影响很大，且趋势难以在短期内被扭转。”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红利”，在很多情况下与“债务”相对应。
根据中国社科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口与发展研究”课题的研究结论，2009年，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达到72.35%的峰值，而后总量开始下降，预计2030年或下降到67.42%。
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社会学系主任、复旦大学讲座教授王丰分析认为，这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的获利期即将结束，取而代之的是老年人口负担呈累进式加重趋势的人口负债期。
据民政部门统计，截至2008年底，全国老年人口增至1.69亿，占总人口的12.79%，并正以年均近1000万的增幅“跑步前进”。
王丰分析说，人口老龄化将带来社会抚养比不断提高，加大消费性人口比例、降低生产性人口比例，严重影响劳动生产率。届时，人口红利将彻底消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活力。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部分地区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现象：蔡昉及其课题组在调研中发现，民工荒从2004年开始蔓延全国，随之而来的是农民工工资水平普遍上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研结果也显示，中国目前已经转移出2.3亿农村剩余劳动力，仅剩下2481万人，而且基本为难以转出的老弱病残。
“从人口学角度讲，工作压力大、不婚比例有所增加、生育子女费用和抚养教育费用大幅提高、人们乐于新生活方式等因素，导致当前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持续下降，使我国在低生育率的背景下出现了人口负增长惯性。”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说，这使得劳动年龄人口在向老年人口转变的过程中，由于缺少人口补充而造成人口红利的消失。
无论从经济理论还是人口理论上分析，人口红利并非某些人认为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坐享人口红利的时代即将逝去，尽快着手应对人口红利转变为人口负债以保持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迫在眉睫。”蔡昉说。
如何规避人口红利枯竭的负效应？
短短近1个月内，人口学家、经济学家纷纷公开表态，就如何最大限度发挥当前的人口红利、规避人口红利转为人口负债时产生的负效应等问题，从人口生育政策调整、教育改革、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等方面提出了相应建议。
建议一：人口生育政策调整。
左学金认为，人口红利其实是一种“透支消费”，现阶段独生子女家庭的父母，由于节省了抚养孩子的费用和精力显得比较轻松，但其结果势必加重未来人口的负担。“调整人口生育政策势在必行。”
11月26日，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在《经济参考报》发表署名文章指出，在有条件的地区逐步调整人口生育政策、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是保持劳动年龄人口稳定的有效途径之一。
12月4日，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全国社科规划人口学科组长、国家人口计生委专家委员田雪原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建议目前可选择实行“全国不分城乡，夫妇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者，一律允许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
建议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人口生育政策的调整虽然有利于缓解人口红利枯竭带来的负作用，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新的经济增长引擎。”蔡昉说。
日前结束的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明年经济工作重点要在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上下工夫，这为积极应对人口红利的枯竭提供了新的契机。
胡鞍钢撰文指出，当前，造成我国资源环境主要压力的已经不再是人口增长，而是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蔡昉也认为，人口红利消失未尝不是件好事，它能催促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只要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就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核心竞争力，规避人口红利枯竭带来的巨大风险。”而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必然对劳动力提出更高的技能和知识要求，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口素质、做好各类人才的教育和培训是应对劳动力短缺的关键。
建议三：养老保障制度改革。
蔡昉认为，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也是应对人口红利枯竭的一项重要措施。我国的养老保险目前尚未完全做实个人账户，农民工人口还没有完全纳入社会保障制度，而这两项改革都会降低未来的养老负担率，从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障制度向完全个人积累制度过渡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迫在眉睫。
也有人提出，可以采用延长退休年龄办法增加劳动力供给，以减少人口红利枯竭带来的劳动力短缺。
对此，蔡昉认为目前条件尚不成熟。他说，由于当前处于退休年龄者与大学毕业生受教育年限分别为6年和14年，总体水平差距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延长退休年龄，前者并无竞争力。因此，“只有当劳动年龄人口与老年人口的受教育年限基本持平(14年)时，延长退休年龄才恰逢其时。”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