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民的视角认识美国历史：《美国人民的历史》

编者按：《美国人民的历史》是一部反主流的记录美国史的经典著作。书中运用大量的、触目惊心的、鲜为人知的史料，描述了美国社会中下层人民的反抗史，向我们展示了美国历史的真实的一面。网站四年前就陆续独家转载部分章节，2009年我们推出了《“真实的美国”书目》，该书被列为核心书目之首。今天再次推荐给大家，并收集了大量书摘，希望能帮助大家重新认识美国的历史，从而进一步认清真实的美国。遗憾的是，本书已经绝版，希望出版社能再版。有余力的网友，不妨将纸质版转化为电子版，方便大家学习。

美国人民的历史，：(美) 霍华德·津恩 著 许先春 蒲国良 张爱平 译，出 版 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2000-10-1,定价：￥28.8元

《美国人民的历史》——一部美国史的佳作

刘大勇

一位美国朋友去年托人给我捎来了一本霍华德·津恩教授所著的“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国人民的历史》,是1995年修订本。该书阐述了从1492年美洲大陆的被发现直到克林顿总统执掌白宫的1995年,前后跨越五百多年的美国历史。对于一个从事英语教学三十余年并对美国历史感兴趣的我,虽然津恩教授此书的1980年版早就阅读过,但总对他的独到见解、超人的胆略和审视美国历史的角度钦慕不已。今日翻阅此书的修订本,感到通过修订和增补使该书更具有现代意识,更深刻地反映美国的历史。霍华德·津恩教授的最大功绩便是在长达600多页的著作中,一反过去美国历史学家审视美国历史的立场,从那些长期在政治、经济上受利用和剥削,其困境总是被遗忘了的人们的视角出发,写出了一部令人感动的光辉的美国人民的历史。

霍华德·津恩教授的《美国人民的历史》包括范围之广是以往任何一部美国历史书籍所无法比拟的。全书共23章,概括了美国历史上所有的重大事件,从1492年哥伦布率领西班牙船队发现美洲大陆、欧洲人对美洲大陆印第安人的入侵、屠杀和掠夺、美国独立战争、贩卖非洲奴隶、美国南北战争、种族歧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60年代初的民权运动、两大阵营对垒、越南战争直至1992年克林顿执政。本书随处可见劳工领袖、逃亡奴隶及反战者的引用语。更难得可贵的是,许多常被人们忽略的重大历史事件,本书都予以栩栩如生的描绘,如1887年美国铁路工人大罢工、本世纪初美国对菲律宾独立运动的血腥镇压等。在本书关于越南战争一章中,津恩教授又一次把“任意开枪区”、秘密轰炸、大屠杀等事件活生生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对于那些习惯于读以往美国历史学家所著的美国历史书籍的人来说,读了津恩教授所著的《美国人民的历史》会大吃一惊,因为过去的历史书籍把美国民主的兴起和增长作为进步的化身,然而津恩教授在《美国人民的历史》一开篇,便详述了欧洲人对美洲大陆的入侵,对历史人物的功过重新予以界定,这与过去审视美国历史的角度截然不同。在论述美国历史时,津恩教授不同于他的前辈们之处就在于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就像一个家族的历史一样,掩藏着激烈的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主人与奴隶、资本家与工人及在种族、性别上的分配者与被分配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正是基于这种观点,津恩教授在其著作中从阿拉瓦人(Arawak)的角度去讲述美洲大陆被发现的故事;从奴隶的角度去审视美国的宪法;以柴罗基部落(Cherokees)的遭遇去分析安德鲁·杰克逊;以纽约爱尔兰人的眼光去看待美国内战;从苏格兰部队逃亡士兵的视角去观察墨西哥战争;从罗厄尔纺织厂女工的陈述去探索美国工业主义的崛起;通过古巴人的所见所闻去审视美国——墨西哥战争;以在吕宋岛战斗过的黑人士兵的经济去看待对菲律宾的占领;从南方农场主的目光去洞察美国1870—1898年的经济繁荣;从社会主义者的角度去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和平主义者的眼光去看待第二次世界大战;从居住在纽约哈莱姆区黑人的视角看待罗斯福总统所实行的新政策以及从拉丁美洲打工者的立场去分析战后美国帝国。由此可见,津恩教授的《美国人民的历史》无疑是一本美国历史的好著作。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本历史书像此书如此恰当、有效地引用发生在黑人、女人、印第安人及穷苦劳工切身的经历、故事、发自内心的语言作为论据的。本书与那些传统看法的美国历史书籍犹如底片与相片的关系,暗区与亮区被颠倒了过来。

下面从两个方面探讨一下津恩教授是如何把美国史予以矫正的：

一、哥伦布是英雄还是刽子手

翻开美国发给学生的历史书,哥伦布总是被描述为英雄,他所率领的西班牙远征军在发现美洲大陆过程中充满了冒险,没有流血,没有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美国还有哥伦布纪念日,年年举行庆祝活动。美国历史学家在评述哥伦布时,总是把他对印第安人的屠杀一笔带过,认为那是小事,重要功绩为他发现了美洲大陆。然而,津恩教授站在印第安人受害者的立场,引用大量的例证及数据揭露了哥伦布及其远征军在马哈马群岛、希思潘尼拉岛及海地等地对印第安人的残酷暴行。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哥伦布双手沾满了印第安人的鲜血,是个地地道道的种族灭绝者。

津恩教授在书中揭露哥伦布是个沽名钓誉、欺世盗名、利益薰心的家伙。1492年10月12日清晨,当哥伦布及其船队在离开西班牙加拿利群岛33天后航行于远离大西洋海岸时,一位名叫罗德戈的水手看到初晨的月光闪耀在一片白色的沙地上。他兴奋不已,大声呼喊,说他发现了大陆。实际上,他发现的就是加勒比海中的马哈马群岛中的一个岛屿。按照规定,第一个看见陆地的人一生可以每年得到10,000拉威迪(西班牙货币)。但该水手永远得不到这笔俸禄。哥伦布声称他在那人之前就看到了那个亮处了,他拿到了这笔奖赏。

下面我们再看看在津恩教授的笔下哥伦布与他的入侵者是如何对印第安人实行惨无人道的种族灭绝的。

哥伦布与其西班牙船队在入侵了马哈马群岛后,残酷地虐待和屠杀岛上的印第安人。他们杀死一个印第安人如同踩死一只蚂蚁,把印第安人剁成碎片以试其刀是否锋利。他们从不走路,不管距离多近,都要让印第安人驮着他们。印第安人被迫为西班牙人淘金,他们不断地挖掘、破石、运石,弯腰屈背站在河里洗刷石沙,一站就是一整天,好多印第安人就这样累死在河里。在占领了海地后,哥伦布认为海地的西桥屋省可能储藏有大量的金子,于是命令凡14岁以上的印第安人必须在三个月内交一定量的金子。哥伦布及其远征军发给完成定量的人一个铜牌带在脖子上。三个月后,凡脖子上没有铜牌的印第安人都要被砍去双手,流血而死。印第安人看到他们实在无法完成定量,便开始逃跑。但大多数逃跑者被凶恶的猎犬捕获,然后便被残忍地处死。

哥伦布在寻找金子失败后,于1495年便开始进行贩卖印第安人为奴隶的勾当。他们将马哈马岛上的1500名阿拉瓦男人、妇女和小孩驱赶到一个围栏内,让西班牙人和狼犬守着他们。然后从其中挑出500名身强力壮者装上船运往西班牙。500人中约200人死于途中,其余活着的到达西班牙后在市场上被卖掉。哥伦布从第一次贩卖中尝到了甜头,曾大言不惭地说:“让我们以圣三位一体的名义继续运送去凡能卖掉的奴隶。”

由哥伦布发起和由他的继任者继续追随的残酷政策造成了彻底的种族灭绝。津恩在书中揭露说,在哥伦布于1494年登上希恩潘尼拉岛时,岛上有近20万的印第安人。但到1508年,在短短的14年中,数以10万计的印第安人在战争、奴役和挖掘淘金中消失了,岛上只剩下6万印第安人。津恩教授问到,这不是种族灭绝又是什么?

为什么过去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要把哥伦布说成英雄?难道他们看不到哥伦布及他的远征军对印第安人所犯的罪行吗?津恩教授认为这种对历史的歪曲绝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是某种利益的需要。这种利益可能是经济的,也可能是政治的,种族的或是性别上的。突显哥伦布的英雄主义并把他的后继者吹捧为航海家和发现者,而对种族灭绝装聋作哑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选择,是为了掩饰过去的丑行与罪恶。

在一针见血的指出把哥伦布视为英雄的动机后,津恩教授进一步阐明如何对待这一段历史。他在书中写到,在讲授历史时,人们不必去缺席指控,审判和谴责哥伦布对印第安人所犯的罪行。这样做太晚了,也毫无用处。但把残暴作为进步所需的代价而予以轻而易举的接受至今仍司空见惯。例如把美国投原子弹轰炸长岛,出兵越南说成是为了营救西方文明等等。总之,在津恩教授的笔下,哥伦布及其远征军500年前对印第安人居住的美洲大陆入侵的历史是一部征服与死亡的历史,哥伦布是个历史罪人,他根本不是什么英雄。

二、是营救西方文明还是种族灭绝

津恩教授在他的《美国人民的历史》一书中用了相当数量的篇幅来揭露美军在越南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和美国国内人民的反战情绪及运动。在该书中津恩教授写道,从1964年至1972年,世界历史上最富有和最强大的国家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战争手段试图摧垮发生在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小国中的民族革命运动,但却以失败而告终。美国出兵越南之战就是一场有组织的现代技术对有组织的民众之战,结果人民赢了。津恩教授怀着满腔义愤历数美军在越南的种种罪行。他引用了部分美国退伍军人的自述,把美军在越南如何奸淫妇女,割人耳朵,如何把手提电话机上的电线用胶布粘在人的生殖器上,接通电源,剁下四肢,炸飞人体,如何任意开枪射击家畜,如何往井里及储存的食品中投毒等令人毛骨悚然的罪行暴露于全世界正义人民的面前。在越南,大块地区被宣布为任意射击区,所有的越南人,不论男女老幼都被看作是美军的敌人,可以自由进行射击。被怀疑藏匿越共的村民都要遭到搜查和消灭。达到可以拿枪打仗年龄的人统统被杀掉,他们的家都要被烧毁,女人、孩子及老人都被赶往难民营。

津恩教授重点列举了最能反映美军在越南实行种族灭绝罪行的迈莱大屠杀,向全世界展现了越战中最可怕和最惨无人道的一幕。1968年2月16日,一连美军开进迈莱四村。他们把全村人包括老人及怀抱婴儿的妇女赶进一个沟里,然后残忍地用枪把他们全部射杀死。据估计大约有450—500名村民在这次大屠杀中死于美军枪口之下。关于美军的暴行,津恩教授在本书中还引用了一位美军士兵的家书,以一个普通士兵的目光和内疚的心情描述他所在的部队的一次灭绝人性的军事行动。

“亲爱的妈妈,爸爸:

今天我们执行了一项命令。我为我自己,为我的朋友,并为我们的国家感到耻辱,我们把所有我们能看到的房子全部夷为平地。

这是一片散落的村庄,村民们穷得简直让人难以置信。我所在的部队烧毁和掠走了他们少得可怜的财物。请让我给你们详细说说。

这里村民们住的房子是用芭蕉叶盖顶,屋墙是用干泥从里面垒起来的,像个防空庇护所。我们的长官认为这种建筑物具有攻击性,所以类似这样的房子必须全部烧毁。10架直升飞机降落在这些房子中间,从每架机上跳下6个士兵,一着陆马上端起枪向这些房子进行扫射。就这样我们摧毁了所有的房子,到处是一片哭声,乞求和祈祷声。他们眼巴巴地,惊恐地看着我们把他们的家、他们仅有的一点财产和食品烧掉。说实话,我们把他们的稻米烧光了,把所有的牲畜都拿枪打死了。”

我相信,津恩教授在写这本书关于越南战争这一章时,肯定是怀着极大的愤慨操起笔杆的,他被美军在越南的暴行激怒了。每一位具有良知的美国人都会为美军的暴虐行径而感到耻辱和义愤填膺。正义肯定战胜邪恶,在越面人民的奋勇反击下,在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的声援下,美国迫于国内外强大的压力和国内声势浩大的反战运动,最终把自己的侵略军撤出了越南。

总而言之,霍华德·津恩教授以非常少见的热情在平淡枯燥的历史研究领域里写出了《美国人民的历史》这本值得一读的好著作。它在还美国历史以原本面目上给读者以一种清新的感觉,是那些对美国历史和美国文化感兴趣的人的必读之物。这本书的重要性远远超过该书自身的价值,历史学家将会视该书与美国历史保持一致。当然,津恩教授是个资产阶级学者,受美国文化的教育和自身阶级的局限性,该书还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津恩教授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历史学者,能够从印第安人,奴隶,黑人,争取妇女解放运动者以及越南退伍军人等这些平民百姓的角度出发看待美国历史上的大大小小事件,实属难能可贵。确实,他的《美国人民的历史》是美国史中的一部佳作。

(单位:天津外国语学院教务处)

原载：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1999年第2期

《美国人民的历史》序

 王缉思（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所长）

读完本书译稿，掩卷长思，第一个感受是：这种观点的书，在国内久违了。近十来年在国内读到的美国历史，以丹尼尔·布尔斯廷的三卷本《美国人》为代表，多以自由主义价值观即美国主流意识形态贯穿始终。虽然许多著作不乏客观描述和批判性的评论，但作为整体的美国历史，是从"正面"叙述的，以积极、开拓、创新、繁荣、自由、多元、吸纳、包容等等为主体词，以总统执政时期为年号。华盛顿睿智开国，杰斐逊开明制宪，汉密尔顿远见卓识建银行办工业，富兰克林多才多艺倡科学兴教育，林肯勇敢坚定解放黑奴统一国土，小罗斯福力挽狂澜推行新政战胜强敌……，似乎美国历史就由这些总统伟人的业绩所代表。直到当代，60年代以黑人民权运动为先锋的"反文化"运动，80年代新保守主义的回潮，世纪之交高技术推动的所谓"新经济"，如果不是归功于肯尼迪、约翰逊、里根、克林顿这些总统，至少也同以他们名字命名的时期相联系。本书呈现的，是一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美国史，大有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之势。在这本书中，资本主义是万恶之源，资本家是元凶，政客是帮凶，"英雄总统"多为配角、丑角。主角则是许许多多遭屈辱、被迫害、受剥削的印第安土著、黑奴、妇女、劳工，还有逃犯、起义者、拒服兵役者、游行示威的群众，以及饱受美国军事侵略和占领的外国老百姓。他们才是讴歌的英雄，同情的对象。

简言之，《美国人民的历史》是一部"另类"书。它从美国下层人民、弱势群体的社会活动中挖掘了"另类"史料，是揭露和批判美国的阶级压迫和剥削的生动教材。

霍华德·津恩是美国历史学家、剧作家，波士顿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他反对基辛格的名言"历史就是国家的记录"，拒绝"从统治者、征服者、外交家、领导人的视点来叙述历史"，而要描绘从上流社会以外的人民眼中那个充满着侵略、暴力、饥饿和剥削的世界。

津恩说，"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都揭示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奴隶主和奴隶之间、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种族和性别压迫与被压迫之间尖锐的利益冲突。"所谓"美利坚合众国"，从来就不是一个代表着全体人民一致利益的共同体，而是统治阶级掌握的政府通过政治、文化手段，把人民笼络起来的一张大网。"政府的目标就是平息上层社会的争执，抑制社会底层的反叛，保持现行制度长期稳定。"

本书开篇即详细描述了英国人入侵北美，对原始部族进行残暴的屠杀和掠夺的过程。欧洲移民以内心深藏着的虚伪和狡诈为驱动力，弱肉强食，以怨报德，用印第安人的鲜血为代价，换取了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美利坚文明。美国不是"生来自由"的，而是生来就有奴隶和自由人、主子和奴仆、佃农和地主、穷汉和富翁之分。《独立宣言》中的"人人生而平等"，并不包含印第安人、黑人、妇女。宣言发表后第4天，在波士顿征兵的广场上，富人掏钱免除了兵役，而穷人只能入伍出征。传统的美国历史书强调的是北美殖民地人民团结反抗英国侵略，从而掩盖了内部激烈的阶级斗争。"《独立宣言》的真正内涵在于：由重要人士组成的上升阶层需要大量的美国人来反抗英国人，但他们又不希望彻底打破150年间建立发展起来的财富和权利关系格局。"开国先父们的种种神话该揭穿了。他们不是追求真正平等的正人君子，他们只是在统治势力之间建立权力均衡关系，而从来没有在阶级之间建立均衡。

英国人的殖民统治被推翻后，美国人继续西进。1828年当选总统的安德鲁·杰克逊在津恩笔下是"一个土地投机者、批发商、贩卖奴隶的商人，也是美国早期历史上印第安人最凶恶的敌人"。通过欺骗和掠夺，美国在广袤富饶的西部建立起自己的帝国主义统治，侵占了墨西哥的大片领土。

本书痛斥美国的海外扩张。津恩指出，是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这对孪生兄弟在驱使美国一次次地发动和参与海外战争；同时，海外冒险活动也有利于统治阶级缓和国内罢工和抗议活动的冲击，虽然美国政治精英未必是有意识地策划了战争，去平息国内阶级冲突。在他心目中，"爱国主义的极端行为就是战争，""爱国主义向来不失为一种把阶级仇恨淹没在维护国家团结的口号中的方法。"津恩甚至认为，不但美国对菲律宾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是义战，连反法西斯战争都未必值得颂扬。希特勒德国固然可恶，但美英苏等反法西斯国家的政府同希特勒德国并无本质差别。他举例说，美国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对日裔美国人的关押迫害，同法西斯行径如出一辙。美英苏对即将战败的德国狂轰滥炸，美国向广岛、长崎投放原子弹，都应归入战争罪行一类。二次大战之后，帝国主义、种族主义、极权主义、军国主义照旧存在，而且变本加厉。美苏两国以远胜于法西斯国家的军事机器，在更大的世界范围内争夺霸权。"它们也都谋求对自己的人民实行控制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只不过各有各的办法--在苏联更野蛮一些，而在美国则更老练一些。"

对美国在60-70年代进行的越南战争和1991年发动的海湾战争，也进行了类似的道义谴责，对越南和伊拉克的涂炭百姓寄予深切的同情，重彩描绘了美国国内的反战示威。

美国民主的虚伪，在津恩笔下得到淋漓尽致的揭露。民意调查明明显示绝大多数的选民赞成增加对百万富翁的征税，但轮流执政的共和、民主两党从来对此都是置若罔闻，因为它们的后台是大公司大老板。从水门事件到同大财团相互勾结，政界丑闻接连不断。共和党的尼克松和基辛格，是津恩眼中最无耻的当代政客。对民主党领导人，津恩还相对手下留情。他讥讽道，美国的总统选举，就是公民每4年去一次投票站，在两个性格不令人生厌、观点正统、肤色白皙、衣冠楚楚的英国人后裔中间做选择。

百分之一的美国人占有全国三分之二的财富，是反复强调的事实。在穷人队伍中，黑人、拉美裔、妇女仍然首当其冲。美国正在分裂成巨富和赤贫两个阶级，而没有一位主流政治家会谈到这一点。政府面对贫困群体的抗议声浪，一手拉拢--用经济诱饵把少数穷人吸纳到现存制度之中；另一手弹压--用暴力驱散抗议的组织。监狱人满为患，当然是穷人居多，因为富人不需要犯罪就能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而且法律永远偏向富人一边。

津恩描绘的日益深重的美国危机还有可救药吗？他的结论是悲观的：只有出现一场伟大的、全社会的公民运动，把反奴隶运动、劳工运动、反战运动、民权运动、妇女运动、同性恋运动（！）、环境保护运动等等力量统统联合在一起，才能把美国带向一个新的发展方向。谁能领导这样一场运动呢？津恩没有指出来，只是含糊其辞地说，人民希望出现一个"新的国家改革党"。

本书的中国读者大概会关心这样一个问题：持津恩这种观点的左派学者，在美国学术界处在什么位置，有多大影响？简单的回答是：美国左派学者人数不多，影响却不算小，而"异端思想"在美国社会所起的作用，也十分值得分析。本书多次引用两位前辈美国学者的思想和成果。一位是黑人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杜波依斯（1868-1963），他一生追求黑人的自由和平等，不在强权和利诱面前低头。另一位是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1874-1948），他因1913年出版《美国宪法的经济解释》一书而名噪一时。该书对美国立国进行经济分析，大胆揭露阶级矛盾。比尔德被称为上个世纪之交"进步历史学派"的代表，同弗·杰·特纳创立的"边疆学派"一起，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美国史学界几乎独领风骚。他们代表的思潮，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强烈影响，反映了那一时期美国国内社会矛盾的激化以及反托拉斯运动、进步主义运动的兴起。尽管"进步历史学派"近几十年来受到保守派和五花八门的新史学思潮的强劲挑战，左派思潮至今在美国学术界特别是名牌大学课堂上占有一席之地。这本《美国人民的历史》自1980年初版以来，已经25次再版重印，总发行量达42万多册，在美国可以算十分畅销了。不过要提醒读者的是，美国大学里的教材往往反映不同观点的相互对立，但代表主流观点的教材，仍然会居于主流地位。

本书的观点，对于80年代以前读过美国历史的中国读者来说，也许算不上新鲜突兀，因为那是中国大讲阶级斗争的时期。在美国学术界，从研究"大人物"转向反映普通人、社会底层、默默无闻的普通劳动者、妇女、少数族群的生活和要求，也早已成为一股潮流。但是，今天我们一些人在介绍美国、研究美国以至整个世界时，阶级观念似乎日益模糊，精英意识（特别是渴望从平民步入"上流社会"的意识）潜移默化地占据了人们的头脑。大款、明星、"领导"，成为社会的主角，追逐的对象。"留学美国"，成为众多青少年的向往，好象那里既然是精英的天堂，也就是普通百姓的乐土。《美国人民的历史》这部书，可以成为我们的一服清醒剂。

一些中国读者很容易想到的是，像津恩这样的学者，并不以生产力的发达程度来衡量社会的进步。他们关心的是人与人之间、社会群体之间的平等和公正。他们敢怒敢骂，以揭露罪恶为己任，但却很难提出什么建设性的主张。这种激进言论，对社会发展能起推动作用吗？津恩的回答是："穷人的哭诉不一定总是正确的，但要是听不到他们的哭诉，你就永远不知道公平是什么。"

激烈地攻击美国政治家，同现行内外政策大唱反调，甚至尖锐批评美国人的爱国主义，这样的著作，在美国居然还能受到宽容，被用作教科书，也许有些费解。津恩对此间接做了解释。他写道，自然资源富饶、人才济济、劳动力充足、财源滚滚的美国，能使众多的公民愉快生活，它当然可以容忍那些不愉快的少数人，让他们自由自在地充当持不同政见者。对美国人造反的压制，主要是通过精妙无比的制度完成的。美国操纵和控制社会的机制，通过不断变革，提供了世界上最多的发泄渠道，最大的回旋余地，使不同领域的造反者相互隔绝，各自为战。美国人的爱国主义忠诚，也是反对派难以逾越的障碍。

正像一些西方学者所指出的，知识阶层天生就是批判型的，本能地对商业文明抱有抵触，而更多关心平等与公正。像津恩这样的美国学者，为纠正社会不公而大声疾呼，其主观目的，无疑是要彻底地推翻和改造现存制度。然而是否可以说，他们的社会批判，客观上却起到了对资本主义制度"小骂大帮忙"的作用？诚如津恩所言，美国政治上"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只是在一个阶级内部的权力约束。但是在社会上，还有知识界舆论界人士以及各种非政府组织在监督政府，表达"社会的良心"，到处揭政府的短，批政策的弊端，相互攻讦，各种意见激烈交锋。无形之中，社会的上层和下层通了气，情绪得到宣泄，矛盾得到缓解（虽然只能暂时缓解），总危机得以避免，政治社会的大船在左右摇摆中仍然能够行驶而不致倾覆。这个道理，在资中筠等先生的新著《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中已有深刻的阐述。

照理说，美国左派思想家如此关心社会平等和公正，应该为国家之间的平等多说几句公道话。中国读者更容易想到的还有，既然津恩等人描述的美国人权状况如此糟糕，他们也应当认识到美国没有权利对他国内政指手画脚。但是，津恩在本书中所表露的观点，却恰恰相反。他高举"人权高于主权"的思想旗帜，反对的不仅仅是美国的国家和政府，更是苏联（他称之为"假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也强烈抨击印尼、伊拉克、一些中美洲国家的"专制"和"暴政"。在他看来，美国资本家为了在发展中国家赚钱，牺牲了这些国家劳苦大众的利益，形成了全球范围的剥削网。同时美国政府为了美国资本家的利益，不愿得罪这些国家的政府，对人权在这些国家里受到粗暴践踏的现象充耳不闻。照这个逻辑，美国人对他国人权管得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各国"人民"应该联合斗争，向各国政府争自由，争经济权利。由此联想到，在反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主张就人权问题制裁中国的美国人行列里，是少不了一些自称代表"人民利益"的左翼人物的。美国的思想政治阵线，原来如此复杂而又单一。批判"人人生而平等"的思想家，其实是赞成这一原则的，只是指责美国在实践上没有将平等原则贯彻到底而已。个人的自由权利在理论上高于国家权力，社稷是为人民而设立的，因而人民对他们所不信任的政府有权予以推翻。这些成为美国立国之本的观念，其实也是本书和美国其他批判家奉为圭臬的原则。

美国人终究是美国人，不管是精英还是异端，不管是保守派还是激进派。本译文依据的是1997年的教学版，删除了其中专涉教学的序言、思考题以及同这个版本对应不上的索引，将它还原为一部通俗的学术著作。四位年轻译者都在国内重要的研究和教学单位工作，要我代为中文版序。读到这样有激情和冲击力的著作，这样流畅生动的译文，我又对照译文翻阅了原著的一些段落，也发现翻译是准确的，自然欣然从命。我不是美国史专家，对美国社会也谈不上多少了解，不揣冒昧，谨借此机会写下一点学习心得，期待这部好书在国内拥有众多读者。

2000年盛夏于北京

编辑推荐

这是一部对人民的反抗运动充满敬意的历史。大多数历史都有意对反抗运动轻描淡写，过分强调国务活动家们的意义。本部历史，不仅要让人民的反抗运动得以再现，也给力量提出了新的定义……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反主流的美国史著作。是波士顿大学资深教授，一改传统的历史记述，充满敬意地向我们描述了美国社会中下层人民的反抗史。本书运用大量的、触目惊心的、鲜为人知的史料，向我们展示了美国历史的另一面，从而帮助我们全面地看待历史，看待现实。本书思想深刻，

目 录

序

第一章 哥伦布、印第安人和人类的进步

第二章 划清肤色界限

第三章 低贱的人，恶劣的生存条件

第四章 暴政就是暴政

第五章 一种革命

第六章 性别压迫

第七章 只要青草在生长，只要河水在奔流

第八章 征服令我们一无所获，感谢上帝

第九章 不甘屈服的奴隶，没有自由的解放

第十章 另一种内战

第十一章 老板是强盗，劳工要反抗

第十二章 帝国与臣民

第十三章 社会主义的挑战

第十四章 战争：国家生机勃发之象征

第十五章 困难时期的自助

“真实的美国”书目的内在线索和阅读顺序

第1本可以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视角认识美国的历史。

《美国人民的历史》是一部另类的、反主流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美国史。它从美国下层人民、弱势群体的社会活动中挖掘了“另类”史料，是揭露和批判美国的阶级压迫和剥削、虚伪民主实质的生动教材。

第2、3、4本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美国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

《民主四讲》以成熟的西方民主（以美国为代表）为例，深入浅出地为我们讲述了现实世界里民主体制的诸多实证性问题。他从民主的起源和演化讲起，逐一讨论民主发展的历史过程、西式民主出现以及巩固的条件、西式民主的机制与运作及其实效与反思。诚如所斋“本书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介绍，也不仅仅是为了赞赏；在很大程度上，它的目的是要对西式民主进行批判和反思。”

《失败的国家——滥用权力和践踏民主》揭露美国政府为核战争而在全球推行的军事化计划，评述美国占领伊拉克的严重后果，阐述华盛顿政府对国际法则的自我豁免行为，以及美国选举制度的弊端，剖析和批判美国作为全球霸主和世界民主的仲裁者的地位和现状。

作为全球超级大国，美国一直声称有权对世界上任何“失败的国家”实施干预、制裁甚至入侵，有权重塑和改造其他国家。但指出，美国本身就具有那些所谓“ 失败的国家”的特征，美国的民主制度正处于严重危机之中，美国的选举制度的弊端已经使之逐步沦落为实现真正民主和有效政治方案的障碍乃至威胁，美国政府对本国人民和世界的威胁日趋严重，而它的一系列政策和行动已经把世界置于核战和环境灾难的边缘。

《从华盛顿到奥巴马：美国200多年来的家族政治》探讨的是“何为美国式的民主的核心”。书中认为，美国绝不是通过真正的民主来进行统治的，它的民主是一种特殊的“美国式”民主。此书可以帮助我们揭开“谁在统治美国”的疑团。

第5本《美国批判——自由帝国扩张的悖论》深入历史、透视现实，对美国霸权的实质进行了剖析。分析了美国霸权的社会基础与战略利益，并通过许多生动的实例来展示美国是如何使用非武力的方法进行扩张的，揭示了美国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进行扩张的种种荒谬之处。以生动的语言、丰富的史料和严密的逻辑，向世人讲述了一个真实的美国。无论对于学者和决策者还是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本书都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6本《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揭露的是经济杀手披着经济学家、银行家、国际金融顾问之类的合法外衣，其实却肩负着建立美国全球霸权的战略任务。

他们通过伪造财政报告、操纵选举、贿赂、敲诈、色诱乃至谋杀等手段，拉拢、腐蚀和控制他国的政治与经济精英，向他们蓄意提出错误的宏观经济分析和产业投资建议，诱骗发展中国家落入预设的经济陷阱，从而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和自然资源，并通过欺骗手段让成千亿的美金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为巩固、扩大美国在全球的经济、政治和军事霸权服务。揭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系统的内部运作方式。全球化在这个系统中不断酝酿着，然而其结果是让地球上无数人陷入贫穷。

第7本《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讲述的是二战后，美国为了遏制苏联，抵制共产主义所进行的在文化艺术领域的“冷战”。在本书的详尽论述中，读者会看到美国为进行这场特殊的战争，耗费巨资，广罗人才，费尽心机，涉及各种文化艺术种类，多少世界名流卷入其中。

书中提到，在冷战高潮中，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极端秘密的状态下执行了一个文化宣传计划，其任务就是让西欧的知识分子不再热衷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转而从思想倾向上有利于“美国方式”的观点。这不禁让人想起了用心险恶的美国中情局对付中国的《十条诫令》，警示国人不忘提防。

透过这些触目惊心的论述，读者不难体会到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冲突的根深蒂固，并可以进一步认清当今一些美国人，尤其是决策者和政客仍摆脱不掉冷战思维的本质。

第8本《石油战争——石油政治决定世界新秩序》的主题是“美国世纪的兴起和衰落，对未来究竟意味着什么？”。书中描绘了国际金融集团、石油寡头以及以美国为首的主要西方国家围绕石油展开的地缘政治斗争的生动场景，揭示了石油和美元之间看似简单、实为深奥的内在联系，解析了石油危机、不结盟运动、马岛战争、核不扩散条约、德国统一等重大历史事件背后的真正原因，为我们展现了围绕石油而进行的，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惊心动魄的斗争历史。隐藏在反对殖民主义、提倡自由贸易的旗帜下，隐藏在“支持”民主的空洞而诱人的口号下的所谓“美国世纪”，已经日渐式微。为何如此？接下来如何？本书也许能为我们解答。

第9本《货币战争》自出版后就一直“盘踞”在各大销售排行榜上，其盗版者全国遍地皆是，其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但将其列为“真实的美国”书目之中，绝非此因。本书通过描摹国际金融集团及其代言人在世界金融史上翻云覆雨的过程，揭示了对金钱的角逐如何主导着西方历史的发展与国家财富的分配，通过再现统治世界的精英俱乐部在政治与经济领域不断掀起金融战役的手段与结果，告诫人们警惕潜在的金融打击，为迎接一场“不流血”的战争做好准备。

书中的某些预测与担忧，随后的事实作了验证，不得不令某些人叹服。另外，此书通俗易懂，引人入胜，适合不同层次的人群阅读。

第10本《金融帝国——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系统的分析解释了美国金融霸权形成的成因和机理，揭露其四大支柱和辅助性安排、美国的货币帝国主义剥削世界的技巧，综合分析了资本帝国主义在列宁之后采取的新的、不同的形式。过去几十年，挟冷战胜利之余威，美国把其意识形态和“自由贸易原教旨主义”传播到全世界，使许多人都误认为美国的胜利真的是“民主自由”的结晶。

本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美元霸权的有益框架，也提醒着我们：如果我们的发展不摆脱美元的束缚，就有可能成为美国的“人质”，最终被美国拖入危机的泥潭。本书分析精辟深刻，富有真知灼见，为认识“真实的美国”不可缺少的佳作。

书摘（含第1-5章，第7章，第16章）

第一章 哥伦布、印第安人和人类的进步

肤色黄褐的阿拉瓦克族的男男女女们，一个个赤身裸体、满怀好奇地奔出村落，跑到海岛岸边。有的人还跃入大海，想游近这只陌生的大船看个究竟。当哥伦布和他的船员们手提长剑，操着一口陌生的语言一登上海岸，阿拉瓦克族人便带着他们的食品、水和其他礼物跑上前去迎接。在后来的航海日志中，哥伦布写道：

他们……给我们带来了鹦鹉、棉花球、长矛以及其他许多东西，并用这些东西来换我们的玻璃念珠和鹰铃，他们非常乐意把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拿来交换……他们手无寸铁，而且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武器，因为当我向他们展示我的长剑时，他们竟然愚蠢地用手去握那利刃，结果可想而知，他们的手被割破了。他们没有铁器。他们的短矛是用竹杆做成的。……用他们作奴仆一定会很不错的。……只要50个人，我们就能把他们全部征服，供我们随心所欲地使用。

巴哈马群岛上的这些土著居民与美洲大陆上的印第安人非常相像，他们以热情好客、信仰一致而著称(欧洲的观察家们都一再这样说)。这些品质甚至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也是很难看到的。此时欧洲正处于教会神权及封建君主的统治之下，标志着西方文明到来的拜金主义开始泛滥。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欧洲的第一批探险家克里斯托夫•哥伦布们动身前往美洲。  哥伦布写道

当我一到达“印度”，站在它的第一块工地上，站在我自己发现的第一个岛上时，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动手抓了几个当地人，因为他们十有八九了解并且能够把这里的一切都告诉我。

哥伦布想知道的是：哪里有黄金？他是在说服西班牙国王和王后出资赞助他的远航探险之后才踏上这片土地、这个富饶之邦的。他一直期望的是：在大西洋的彼岸(在印度和亚洲)能够找到黄金和香料。因为在当时，像其他略通科学知识的人一样，哥伦布相信地球是圆的，只要他驾船一直向西，他就一定能够到达远东。

此时西班牙刚实现统一不久，作为一个新兴的现代民族国家，像法国、英国、葡萄牙一样，它的绝大部分人口是农民。他们供养着只占这个国家人口的2％、却拥有95％的土地的地主贵族们。西班牙人笃信天主教，他们驱逐犹太人，赶走了信奉伊斯兰教的摩尔人。像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西班牙也在寻找黄金，因为这时黄金正在成为一种新的财富象征，它的价值远远超过土地，只要有丁它，什么都能买得到。

几个世纪之前，马可•波罗以及其他一些陆路探险者，曾给人们带回无数的奇珍异宝。所以，人们一直相信，亚洲遍地都是黄金，更不用说丝绸和香料了。但是现在，土耳其人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和东地中海地区，控制了通往亚洲的陆路交通，因此亟需开辟一条海上航线。葡萄牙人当时正驾船绕过非洲的最南端。西班牙人也不甘示弱，决定冒险横穿当时还鲜为人知的大西洋海域。

费迪南国王和伊莎贝尔王后向哥伦布许诺：作为回报，不仅将把此行获得的10％的财物(黄金和香料)赏给他，还要把新发现陆地的统治权赐予他，并授他世袭的海军上将头衔。哥伦布是来自意大利热那亚城的一个商人，同时又是一名纺织工人(他是一个熟练纺工的儿子)和出色的水手。于是他率领三艘帆船(其中最大的一艘叫圣玛利亚号，长约100英尺，上有船员39名)出发了。

哥伦布把世界想象得小了点。其实亚洲比起他的测算还要远上几千海里，因此他根本不可能到达。相反，他注定将在一望无际的大海里漂泊下去。然而，他又是那么幸运，当船队航行到整个航程四分之一的时候，一片海图上没有标明的陌生大陆横亘在他的眼前。这就是美洲大陆--它位于欧洲与亚洲之间。此时正是1492年10月初的一天，距他们离开非洲大西洋一侧的加那利群岛正好是33天。当时，他们看到水面上飘浮着许多树枝木杈，天空中有成群的鸟儿在飞翔。这些都表明前方是一片陆地。10月12日，天刚破晓，一位名叫罗德里戈的水手，看到了月光下闪耀着片片银光的白色沙滩，他惊喜地大叫起求。他们看到的是巴哈马群岛中的一个岛屿①，它位于加勒比海之中。本来有言在先：第一个看到大陆的可以获得1万马拉维迪的年金。但是，罗德里戈却从来没有得到过这笔钱，它们全都塞进了哥伦布的腰包，因为他当时宣称，还在前一天晚上，他就曾看到过这束亮光。

 接下来就是他们靠近海岸时阿拉瓦克族印第安人跃入水中欢迎他们的那一幕了。阿拉瓦克族人居住的村落可以称之为农村公社，这里的农业种植技术比较发达，种有玉米、马铃薯、红薯、木薯等等。他们还会纺线织布，但是他们不会役使马匹和其他能用来劳动的动物。他们没有铁器，但是他们的耳朵上却缀有微小的黄金饰物。

正是这些小小的饰物给他们带来了厄运；哥伦布像押送犯人一样把他们带上船，因为他相信，这些土著凡能带他找到出产黄金的地方。他们先是航行到了今天称之为古巴的地方。继而到达了伊斯帕尼奥拉(今天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所在地，是一座岛屿)。他们在那里的河水中发现了少许黄金颗粒，当地一个印第安人部落的首领还赠送给哥伦布一个黄金面具。这一切都使他们产生了无限的遐想，他们仿佛看到了黄金遍野的诱人景象。

他们从搁浅的圣玛利亚号上拆下船骨，在伊斯帕尼奥拉建起丁一座堡垒，这是欧洲人在西半球建立的第一个军事要塞。哥伦布给它起名叫纳维达(圣诞城)，并留下了39名船员，他们的任务是负责指挥印第安人寻找和储藏黄金。他们还抓获了更多的土著人，并把他们关押在其余的两只船上。在岛上，他们同印第安人打了一仗，原因是印第安人拒绝交换给他们那么多的弓箭。战斗中，两名阿拉瓦克旗人被长剑刺中，流血过多而死。一切结束之后，尼尼亚号和平塔号扬帆起航，朝着亚速尔群岛和西班牙方向驶去。当时天气已逐渐转冷，被押上船的印第安人中开始有人死亡。

在呈送给马德里王室的有关这次探险的报告中，哥伦布极尽夸张之能事。他宣称他已经到达了亚洲(实际是古巴)并在中国(实际是伊斯帕尼奥拉)沿海的一座岛屿上靠岸。他的描述真假掺半：

伊斯帕尼奥拉真是一个人间仙境，这里有崇山峻岭，也有平原牧场，处处富饶而美丽…-这里有优良的海港，好得让人难以置信；这里有数不清的河流，而且绝大部分河里都含有金沙。……这里：还盛产香料，有大型的金矿和其他金属矿区。

根据哥伦布的描述，“凡是亲眼所见之人”，无不认为印第安人“心地淳朴，在各自的领地里无拘无束地生活。若有人向其索求物品，从来不予回绝，反而拿出来与大家分享……”在报告的最后，他祈求国王和王后再给他一点小小的资助，作为回报，他将在下一次远航之后给他们带回“要多少有多少的黄金…… 要多少有多少的奴仆”。他以宗教般的虔诚祈祷说：“永恒的上帝，圣明的主啊!赐福给那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人们吧，保佑他们实现自己的愿望。”

由于哥伦布夸大其词的渲染和重金许诺，在第二次探险开始的时候，他居然拥有了一支包括17艘帆船和1200名船员的庞大船队。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奴隶与黄金。在加勒比海之中，他们一个岛屿一个岛屿地搜寻，见到印第安人就抓。但是随着欧洲人的企图逐渐昭然若揭，他们开始发现，越来越多的村庄在他们到达之时已是空无一人。到达海地的时候，他们发现，原先留守在纳维达城堡的海员，已经在一场战斗中被印第安人全部杀死了。原因很简单，他们成群结伙地在岛上乱闯，寻找黄金。还掠走土著的儿童和妇女作为劳动力和性奴役的对象。

这一次，哥伦布还是从海地的这个军事基地出发，深入到岛屿内部，一次又一次地探险寻宝，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根本没有什么金矿。迫不得已，他们只好满载着其他一些收获物返回西班牙。1495年，他们继续大规模地从事掠夺贩卖奴隶的活动。约有1500名阿拉瓦克族男女，包括儿童，被抓来关在一起，由西班牙人和猎狗看管着。后来，又从中挑出500名体格健壮者装载上船。这500人中，有200人死于航行途中，其余的一运回西班牙，就被城镇中的神父、主教们拿到市场上出售。他们是这样描写这些被俘的奴隶的：这些奴隶们“从生下来起就一直赤身裸体”，他们像动物一样“不知羞耻”。哥伦布后来还写道：“让我们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源源不断地把这些可以自由买卖的奴隶们运到这里来吧!”

由于俘获到的奴隶死亡太多，哥伦布分给大家的这一额外收益自然也大打折扣，但他不得不兑现曾经许下的诺言：把黄金装满船。在他们的想象中，海地的谢戈省应该有大片的金矿。于是他们下令，所有14岁以上的印第安人，必须在三个月内交出定数量的黄金，每个人在交完之后，要在脖子上套上一个铜圈，作为完成任务的标记。凡脖子上没有铜圈的，将被剁去双手，直至失血过多而死。

想完成这项差事实际上是渺无希望的。即使能从河流中淘得一些，那也仅仅是一些细小的黄金沙粒。所以，印第安人选择了逃跑。而一旦被猎犬追回米，便会遭到杀戮。

面对身着盔甲、腰佩长剑、骑着战马的西班牙殖民者，阿拉瓦克人奋起反抗。而他们一旦被西班牙人抓获，不是被吊死就是被烧死。阿拉瓦克人开始服食有毒的木薯，大规模地自杀。还亲手杀死婴幼儿，以“拯救”他们免遭西班牙人的毒手。在两年的时间里，通过谋杀、残害、自杀等方式，25万阿拉瓦克人中已有一半死掉了。

要找到黄金是不可能了，于是，可供役使的印第安人在西班牙人眼里便成了巨大的财富。这些被抓来的印第安人被当作奴隶在庄园里劳作，这就是后来所称的“监护制”。他们的劳动强度超出了常人忍受的范围，结果导致数以万计的人死亡。至1515年，印第安人还有大约5万人。到1550年，就仅剩500人了。而据1650年的一份报告显示，最初的阿拉瓦克人和他们的后裔，此时岛上已经没有了。

有关哥伦布的船队到达该岛之后发生的许多事情，其主要的、也是唯一的消息来源是巴托洛梅•德-拉斯卡塞斯(一个年轻传教士)的讲述。他参与了对古巴的征服活动，并曾一度拥有一个役使印第安人劳作的种植园。但后来他不仅放弃了种植园，而且强烈批评西班牙所犯下的暴行。拉斯卡塞斯抄录了哥伦布的航海日记，并在50多岁的时候开始编写多卷本的《印第安人史》。

在印第安人部落中，妇女享有的优越地位令西班牙人吃惊，拉斯卡塞斯是这样描述他们的两性关系的：

这里没有什么婚姻法：男人和女人是平等的。大家可以随意地选择和抛弃他们的配偶，而用不着为此伤了和气、彼此嫉妒或是相互怨恨。他们的生育繁殖速度快得惊人：怀孕的妇女直到临产前的最后一刻还在劳动，生产时也显得毫无痛苦。第二天下河洗澡之后，她们又像生育之前一样干净和健康。如果厌倦了自己的配偶，她们就会服用药草，引起死胎并使自己流产。并用树叶或是棉布遮住羞处。一般情况下，印第安人对待赤身裸体的态度，就如同我们看惯了一个人的脑袋和双手一样自然。

据拉斯卡塞斯说，印第安人“从不看重黄金和其他人视为珍宝的东西，他们不从事任何商业活动，既不买，也不卖。他们过度依靠其所处的天然环境维持着生存。他们使用自己的物品时特别慷慨大方，他们使用朋友的物品也是如此。希望对方也能同样地慷慨大方……”

至于西班牙人如何对待印第安人，拉斯卡塞斯写道无数的证据……证明，温文和善、爱好和平是印第安人的天性……但是我们却做了些什么呢？煽动仇恨、疯狂掠夺，大肆屠杀、糟蹋破坏。对此我们已经习以为常。即使他们偶尔杀死了我们的某一个人，我们也表现得麻木不仁。……而对这真实的一切，我们的海军上将却熟视无睹，对他的手下听之任之。取悦国王之心如此急切。怎能不使他对印第安人犯下滔天的罪行 ……

要想达到彻底控制的目的，就必然要采取十足的暴力。西班牙殖民者“从不把捅上印第安人十几、二十几刀，或是从他们身上拉下几片肉来一试刀刃的快利，当作一回事。”拉斯卡塞斯讲述了这样一个经历；“有一天，两个所谓的基督教徒遇见两个印第安小男孩，他们每人带着一只鹦鹉。两个基督徒从孩子们手中夺走了鹦鹉，并砍下两个孩子的头来取乐。”

在土著男子被遣送到很远的地方去采矿时，他们的妻于仍被留在田里从事耕种。她们被强迫去开山造田，种植木薯。

夫妻之间八至十个月才能团聚一次，而当这唯一的相见来临时，双方都已是精疲力尽，神情沮丧…… 他们不再生育。至于新生儿，也因为母亲超负荷劳作和忍饥挨饿造成无奶可喂而早早夭折。也正因为这样，我在古巴的时候，三个月内就看到有7000名儿童死 去，甚至一些母亲还在极度绝望之中亲手溺死自己的孩子。……就这样，丈夫们死在矿区，妻子们在劳作中倒毙，孩子们则由于缺奶而夭亡……曾经富庶繁盛、人丁兴旺的小岛，一时间人口锐减，满目萧条。……我亲眼目睹了这些丧失人性的所作所为，现在一提起笔来，仍不寒而栗。

1508年，拉斯卡塞斯到达伊斯帕尼奥扎时，他写道“这个岛上，包括印第安人在内，共有6万人，也就是说，从1494年到1508年间，由于战争、贩卖奴隶和开采金矿而导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300万，这真让我们的后人无法想象。”

500年前欧洲人侵略美洲大陆印第安土著居民的历史就这样开始了。它是一部征服史，一部奴役史，也是一部死亡史。但在美国儿童的历史教科书里，它却被美化成一次不流血的英雄冒险行动，并把它一代又一代地灌输给孩子们。它还被冠以“哥伦布日”的美名加以庆祝。只是到最近一些年，我们才看到这种情况发生了些许的变化。

上过小学和中学之后，人们也仅仅是偶尔获得其他一些略带暗示性的背景知识。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塞缪尔•埃里奥特•莫里森是研究哥伦布的权威。他著有多卷本的哥伦布传记。他本人就是一名水手，曾追寻哥伦布当年的航行路线横穿大西洋。在那本写于1954年的名著《水手克里斯托夫•哥伦布》中，他向人们讲述了这场奴役和屠杀是如何发生的：“是哥伦布一手开创了这种残忍的政策。他的后继者继承了他的作法，其结果就是大规模的种族灭绝。”

但紧接着这段话，他笔锋一转，开始讲述起一个伟大的浪漫故事来。在该书的最后一段，莫里森总结了他对哥伦布的看法：

他虽有缺点和不足，但瑕不掩瑜。他身上有许多伟大的品质：如不屈不挠的意击；对上帝无限虔诚，把漂洋过海传播基督福音当作自己的使命；面对冷漠、贫困、灰心失望而倔强固守。而在他所有的特点中，最出色、最本质的就是他那炉火纯青的航海技术。

有人可能会对这段历史撒谎，有人则可能把那些会让人无法接受的事实干脆略去不谈。但莫里森没有这样做，他要让人们看到一个真实的哥伦布。他没有忘记大屠杀的历史，相反，在这一问题上，他使用了他所能用的最激烈的言辞：种族灭绝。但他也有他自己的做法：对事实真相一笔带过，对他认为更重要的其他情况则大加笔墨。不管是粉饰过去，还是遮掩事实真相，这些做法一旦被读者看破，就有可能引起读者对的反感和不满，如果先直陈其事，然后再把它淹没在大量的其他情节之中。这就好像是在心平气和地告诉读者：是的。是发生过大屠杀，但这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这对作出最后的评判来说无足轻重，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一切来说，它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

对历史学家们来说，确实存在着对某些历史事实进行轻重取舍的问题，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就像绘制地图的人一样，为了绘制一张特定用途的地图，他们必须首先把地球的形状扭转、摊平，然后从纷繁复杂的地理学信息中，挑选出符合特定需要的那些信息，制成这样或那样的地图。

我所说的并不是反对进行取舍、加以简化或者加以强调等。对绘图者和历史学家们来说，这些都是必须的。绘图者所作的扭曲，只不过是为了满足那些需要地图的人的一般性目的而作的一些必要的技术处理；但历史学家们的“扭曲”就不仅仅是技术性的了，它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涉及到一个各种兴趣彼此冲突的世界。所以，不管历史学家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所作的任何一种带选择性的强调，都是在支持某些特定的兴趣，不管这种兴趣与经济、种族有关，还是与国家和性别有关。

此外，作为意识形态方面的兴趣，它不像绘图者做技术处理那样明显和张扬。例如：“这是一张为远洋航行设计的麦卡托式投影地图--要是为了得到近距离的地区航线，你最好使用别的地图。”历史却不是这样，历史学家们竭尽所能为所有读者呈现的，是大家共同感兴趣的历史。

为突出哥伦布及其后继者作为航海家和新大陆发现者的英雄主义精神，而淡化他们的大屠杀行为，这并不是出于技术上的必要，而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选择。这种选择本身就是不自觉地在为所发生的一切进行辩护。我的观点并不是说，在谈及历史的时候，我们必须非难、审判或是谴责一个退出历史舞台的哥伦布，这一切都为时已晚，作为一种学者式的道德声讨已毫无作用。反过来， 一种暴行，如果对于社会的进步是必须的，那么不管其代价是多么的惨重，人们还是容易接受的，就像为挽救西方文明美国向广岛扔下原子弹、出兵和轰炸越南，苏联为挽救社会主义而镇压喀琅斯塔德起义、出兵干涉匈牙利，以及美苏为挽救全人类而进行核扩散一样。这样的历史悲剧仍在不停地上演，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人们学会使用大量其他不相关的事实，来淹没和淡化这些东西，其效果就像把密封好的核废料埋入地下一样。

这样来看待英雄人物(立国之父们)和他们的牺牲品(阿拉瓦克人等)，即把征服和屠杀放在历史进步的进程中来看待，从而平静地加以接受，仅仅是对待历史的态度和方法的一个方面。在这里，是从统治者、征服者、外交家、领导人的视点来叙述历史。像哥伦布等人一样，华盛顿、杰克逊、林肯、戚尔逊、罗斯福、肯尼迪、国会议员、最高法院的高级大法官，似乎理应受到普遍的肯定和认可；他们似乎就代表了整个国家。在这方面还有一种伪饰之词，就是认为真有这样的一个“美利坚合众国”，虽然它偶尔也会发生冲突和争执，但基本上是一个代表着全体人民一致利益的共同体。宪法、领土扩张、国会通过的法案、法庭的裁决、资本主义的发展、文化教育和大众媒体宣传，似乎就体现着这个国家的一致利益。

“历史就是国家的记录”，这是亨利•基辛格在他的第一本著作《一个恢复的世界》中写的一句话。他是从奥地利和英格兰领导人的角度出发，论述19世纪欧洲的历史，他完全忽略了饱受他们这些政客所制定的政策之苦的千百万大众的感受。在他们看来，法国大革命之前的那种欧洲式的“和平”，在少数几个领导人的外交政策下“恢复”了。但在英国工人眼里，在法国农民眼里，任亚非人民眼里。在世界上流社会之外的世界各地妇女和儿童眼里，它是一个充满着侵略、暴力、饥饿和剥削的世界，一个没有复元的世界，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

在记述美国历史的时候，我的出发点与上述作法截然相反。也就是说，我不承认国家的记录就是我们本身的历史。国家并不是一个共同体，而且从来就不曾是一个共同体。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就像一个家族的历史所呈现出来的那样。都揭示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奴隶主和奴隶之间、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种族和性别压迫与被压迫之间的尖锐的利益冲突(这些冲突经常爆发，但大多数都被平息下去了)。在这样一个充满了冲突的世界、一个充满了无辜的牺牲者和凶残的刽子手的世界里，善于思考的人们所应该做的，就是像阿尔伯特•加缪②所说的那样，不要站在刽子手的一边。

因此，对于历史叙述加以选择和强调，不可避免地要对站在哪一边作出选择。对我来说，我更愿意尽可能地向人们讲述阿拉瓦克人眼中的美洲发现史；奴隶眼中的宪法；彻罗基人眼中的安德鲁•杰克逊；纽约的爱尔兰后裔眼中的美国内战；开小差的爱尔兰裔逃兵眼中的墨西哥战争；罗厄耳纺织女工眼中的工业制度的兴起；古巴人眼中的美西战争：吕宋岛上的黑人士兵眼中的征服菲律宾之战，南部农民眼中的“镀金时代”③；社会主义者眼中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平主义者眼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哈莱姆黑人眼中的“新政”；战后拉丁美洲“皮恩人”④眼中的美利坚帝国等等。任何一十人，不管他(她)怎样努力，他所“看到”的其他人眼里的历史总是有限的。

我的目的不是一味地去为死者哀悼，痛斥刽子手。为历史流太多的泪、投入太多的恨，只会削弱我们对于今天所怀有的道德激情，而且，是非的界限本身并不总是十分明确，也许从长远来看，压迫者本身也是可怜的牺牲品。若是从近一些看(迄今为止，人类的历史真还没有几个轮回)，许多历史的牺牲品也在自暴自弃、自甘堕落，他们也受到压迫他们的文化的腐蚀，常常转而去对付其他的牺牲品。政府力图通过政治、文化手段把人民笼络在它所称的具有共同利益的国家这张大网之中。在理解了这些复杂性之后，本书仍将对政府的这种企图持怀疑态度。我将尽力不去描述，当他们被这一制度的闷罐车关压挤塞在一起时，这些牺牲品互相之间的倾轧有多么残酷。我也不想把他们的悲惨遭遇浪漫化。我记得有人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大意是：穷人的哭诉并不一定总是正确的，但要是听不到他们的哭诉，你就永远不知道公平是什么。

我的初衷并不是要为人民的斗争臆想出一个胜利的结局，但是考虑到如果历史的记述一味地简单定位于陈述失败，揭历史的短处。那么，历史学家们将会深陷失败论的怪圈而不能自拔。历史上，人民曾充分展示过他们的能力，曾奋起抵抗过，也曾团结斗争过，偶尔也曾获得过胜利。但这些历史片断，有的哪怕只是短暂的一瞬，却都被掩盖起来了。我认为，一部历史，如果它既不愿否认过去，又想创造性地预期一个可能的将来，那它就不仅要再现这些历史片断，而且要着重揭示各种新的可能性。我相信，也许只是一种希望：我们宁愿在这些过去偶现的片刻同情和怜悯中，而不是多少个世纪绵延不断的战火中，去寻找我们的未来。

以上就是我对美国历史的一点拙见。读者也许希望继续以上的叙述，以求充分地了解：

哥伦布对巴哈马岛上的阿拉瓦克人干了什么？科蒂斯对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人干了些什么？皮萨罗对秘鲁的印加人干了些什么？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的英国殖民者对波瓦坦人和佩科特人干了些什么？

早期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对黄金、奴隶以及农产品的需求达到了一种近似疯狂的程度；偿还为进行探险而发行的股票和债券要用它；支付西欧君主专制的庞大官僚机构的开销需要它；脱胎于封建制度的新型货币经济的增长需要它；进行卡尔•马克思后来所称的“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也需要它。而这正是此后500年来一个涵盖技术、商业、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复杂巨大而又长盛不衰的世界体系的开端，这个开端充满了野蛮和暴力。

弗吉尼亚的詹姆斯敦，是英国人在美国建立的第一个永久性定居点，它的位置恰好处于一个名叫波瓦坦的酋长所属的印第安人部落的领地内。波瓦坦人对英国人在此定居表现得很平静，没有采取攻击行动。1610年冬，英国人经历了他们的“饥荒时代”，为了有口饭吃，许多人逃亡到了印第安人部落。第一年夏天，殖民政府的统治者传话给印第安人，要求他们归还那些逃跑者。据英国人的说法，波瓦坦人“以傲慢不屑的话”作了答复。英国人派兵前往“报复”，他们袭击了一个印第安人的定居点，杀死十五六名印第安人，放火烧掉了他们的房子，割光了村庄周围的谷物，并把部落中的女王和她的几个孩子强掳上船。在船上，这些孩子们被扔来扔去，“脑浆迸流到海水中”，女王也在饱受凌辱后被刺死。

12年后，印第安人看到英国定居者的人数越来越多．已对他们构成了威胁，所以决定把这些英国人彻底消灭干净。他们四处出击，大肆屠杀，347名英国人死于非命。至此以后，双方的战争全面化、公开化了。

既不能用做奴隶，又不想与他们在一块土地上平等共存，于是英国人便决定灭绝印第安人。按照历史学家埃德蒙•摩根的说法：“在大屠杀发生后的两三年内，英国人为当年的死难者多次对印第安人进行报复。”

在白人来到弗吉尼亚的第一年，即1607年，波瓦坦曾给一个据说是位先知的约翰•史密斯⑤发出一封申诉信。此事是否属实，尚存怀疑。但足，就算不存在这样一封发出第一声申诉的信件，印第安人的呼声也确实很多，其精神也确是如此：

我曾亲眼目睹了两代人的死亡……比起我们部落中的任何一个人来，我对于和平与战争有着更深刻的理解。为什么通过友善的方式就能得到的东西，你们却要诉诸武力？我们为你们提供了食品，你们为什么却要置我们于死地而后快呢？战争使你们得到了什么？你们为什么要嫉妒我们？我们手无寸铁，如果你们能以诚相待．我们必然也会有求必应，我们并不是头脑简单到不懂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我们也愿意美美地吃肉．舒舒服服地睡觉，与妻儿平平安安地生活，笑迎我们的英国客人，也愿意用自己的东西与他们交换铜器、斧头。我们谁也不愿过逃亡的生活，住在阴冷的树林里，吃的是橡子、树根之类难以下咽的东西。整日衣食无着，内心惶惶。

当清教徒们到达新英格兰的时候，他们踏上的也不是什么处女地，而同样是属于印第安部落的领地。

佩科特族印第安人当时生活在现在称之为康涅狄格的南部地区以及罗得岛。清教徒们想把印第安人从那里赶走，并霸占那里的土地。因此一场战争在所难免。双方之间互相展开大屠杀。在战争中，英国人采取了当年艾尔南•科蒂斯及其后继者使用过的战争策略(该策略在20世纪的今天变得更加系统化了)，即故意向对方的非战斗人员发起攻击，以达到震慑敌人的目的。

于是，英国人放火烧毁了印第安人的村庄。威廉•布拉德福德在他当时写就的《普刺茅斯种植园史》一书中，描述了约翰•梅森对佩科特人的村庄所进行的破坏活动：

印第安人刚从熊熊烈火中逃出来．就被刀剑杀死了，有的甚至被剁成了碎片，凭借手中的利剑侥幸活下来并且得逃生的人屈指可数。据说，他们在这次浩劫中大约有400人丧生。在大火中活活被烧死的景象更是惨不忍睹。

弗吉尔•沃格尔在其1972年所著的《这是我们的国家》一书的脚注中写道：“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目前生活在康涅狄格的佩科特族印第安人仅有21人。”

一段时期里英国人曾试图缓和这种战争手段，但最终还是采取了灭绝人性的暴力。在哥伦布到达北美的时候，居住在墨西哥北部的印第安人有1000万之多，可是战争的结果，却使得这一数字目前已不足100万了。还有许多印第安人死于欧洲人带来的疾病。

在英国人入侵北美的背后、在他们对印第安人进行大屠杀的背后，深藏的是他们的虚伪和狡诈，而这种虚伪和狡诈正是建立在财产私有制基础上的文明所产生出的特别强大的动力。这是一种道德上模棱两可的动力。空间、土地，确实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一旦条件有限，满足不了他们的欲望，处在那样一个充满了弱肉强食竞争和冲突的历史年代中，这种正常的渴求和欲望就会转变成为一场对整个人类的大屠杀。

  从哥伦布到科蒂斯，到皮萨罗⑥和清教徒，难道人类必须付出流血的代价，必须通过欺诈的手段．才能换取人类社会从蛮荒走向文明吗？

如果人类为了进步而确实需要作出一定的牺牲，那就应该让那些被牺牲的人自己作出他们的选择，难道坚持这样的一个原则也是不必要的吗？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决定放弃一些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但是为了一个完全还不清楚的或是还没有显现出来的进步，就像一个小孩，当我们还不知道他是有病还是健康的，是活的还是已经死了，不能因为他是别人的孩子，就把他扔进火海，即使是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也没有权利这样做。

除了世上这些理由，我们还不能肯定的是，我们怎么知道这些遭受毁灭的就一定是低级的、落后的呢？当哥伦布的船队靠岸的时候．是谁跑过去，纵身跃入大海去迎接他们？又是谁从森林中钻了出来，盯着这些第一批来到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的科蒂斯和皮萨罗，并且目送他们穿过村庄?哥伦布把他们称之为印第安人，是因为他误算了地球的大小。而在这里，在这本书中．我们也称其为印第安人，实在是有一些不情愿．因为它太容易让人想到罪恶的侵略者所强加到他们头上的枷锁。

在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的时候，这里广袤的土地上生息繁衍着7500万各族人民，其中在北美大约有2500万。由于土壤和气候各异，形成了千差万别的部落文化，当时他们大约有近两千种不同的语言，当地居民有着高超的农业种植技术，他们会种玉米，而这些作物不经人工种植培育，收割去皮。是不会自然生长出来并供人们食用的。他们聪颖的才智使他们学会了栽培各种各样的水果和蔬菜的技术，例如：花生、可可、烟草、橡胶等等。

正是依靠他们自身的聪明才智，在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农业向前发展的同时，印第安人的农业生产也在不断地发展着进步着。

在许多印第安人部落还保持着在野外采集食物和游猎的原始公社生活的同时，另外一些部落的人已经开始择地而居了。在他们定居的地方，有充足的食物，人口稠密，男女分工日益细致，还要把剩余的食物进贡给首领或用来祭祀。人们有了更多的闲暇来从事艺术、社会活动和修建房屋。

从阿迪朗达克到大湖，即今天的宾夕法尼亚和上纽约之间的地区，居住着势力最为强大的来自东北方的部落--易洛魁人。在易洛魁人的村庄里，土地归部落公有，人们共同劳动，共同狩猎，收获的东西大伙儿平分。

妇女在易洛魁人社会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她们普遍受到尊敬，因为男子常出猎在外，她们掌管着收获庄稼以及村庄的公共事务。

正如加利•B•纳什在他对美国早期人民进行深入研究的成果《红白黑》一书中提到的那样：“这里的权力是男女共享，而欧洲社会那种男尊女卑、男性统治社会的思想在这里被嗤之以鼻。”

易洛魁人的儿童在接受本部落的文化熏陶，逐步养成团结协作的良好习惯的同时，他们也被教导要具有独立精神、不屈服于权势。

所有这些，都同由第一批殖民者带来的欧洲人的价值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欧洲，那是一个贫富悬殊的世界，一个受到神权统治、政府统治、男性统治的世界。加利•B•纳什对易洛魁人的文化作了这样的描述。

在欧洲人到达之前，在伍得兰的东北部地区--易洛魁人的居住地上，看不到什么法律规则，这里没有警察，没有法官。没有陪审团，更没有什么法庭和监狱。而在欧洲，这一整套的东西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在这里，人们的行为确实是受到严格的约束，遵守一些约定俗成的习俗。尽管他们以享有高度的个人自治为荣，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孰是孰非作出严格的评判……如果有谁偷了别人的食物。或是在战争中临阵退缩的话，那么所有的人都会为他深感羞耻，他会被从公共生活中驱逐出去，直到他以行动来赎清自己的罪责，直到人们都认可他确已改邪归正为止。

这种生活方式不是易洛魁人独有的，其他许多印第安部落也是如此。

因此，哥伦布及其后继者们所来到的并不是什么蛮荒之地，而是一个现实的世界。这里有些地方人口虽同欧洲一样众多，但其文化构成却更纷繁复杂。人们以比欧洲人更平等的方式生活在一起。在这里，男人、女人、儿童和大自然相互之间的关系或许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更显得和谐。

他们虽不懂得使用语言文字，但他们却将他们的法律、文化和历史铭刻在自己的记忆之中，以一种比欧洲人更加复杂的语言将其代代传承下去，而与这些复杂的口头语言相伴随的是载歌载舞以及各种庆典活动，他们更关注人性的进步、意志的磨练，更强调独立自主与灵活应变，既热情奔放又克制有节，更看中彼此之间的伙伴关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处。

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之间，美国的一位学者约翰•科利尔，曾在美目的西南部地区同印第安人一起生活。他谈到了他们所具有的那种精神。他说：“如果我们也能过上这样的生活，那这个世界就将是一个永远也不会衰竭的世外桃源，就会出现一个永恒持久的太平盛世。”

这样说虽然未免有些神话或浪漫的色彩，但即使把这个神话的种种不完美性都考虑进去，我们也有足够的理由扪心自问：在那个时代里，人类的进步为什么要以种族的灭绝为代价？在陈述历史时，又为什么总要站在西方文明统治者和征服者的思想立场上？

① 即瓦特岛或今称圣萨尔瓦岛。——译者注(以下凡未注明者，均为译者)

② 阿尔伯特•加缪(1913-1980)：法国哲学家、文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③ 指美内战后的十年，据马克•吐温的同名小说而得名。

④ Peons，拉美人的劳工、雇工。

⑤ 约翰•史密斯(1580-1631)，英国殖民者，著有《弗吉尼亚、新英格兰的萨摩群岛通史》。

⑥ 皮萨罗(1512？-1548)，西班牙在南美殖民地的征服者和探险家。

第二章  划清肤色界限

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种族问题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显得如此突出和重要。正如W．E．B．杜波依斯指出的那样，“肤色界限”问题至今仍然困扰着我们，因此，我们所要回答的远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种族矛盾是怎样开始的?我们甚至要对更迫切的问题作出回答：它会以什么样的结果收场?或者，换一种问法：“黑人和白人能不能摒弃前嫌，最终友好地一起生活下去?”

如果回顾历史能对解决这些问题有所帮助的话，那么探究一下北美大陆(在这里，我们可以追寻到当年第一批白人和黑人的足迹)的奴隶制度的起源或许能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

在英属殖民地中，奴隶制度很快发展成了一整套规则完备的体系，一种黑人与白人之间的正规的劳工雇佣关系。由此而产生的特殊的种族情感(不管这种情感是仇恨、蔑视，还是同情、怜悯)伴随着此后美国黑人在社会中的卑贱地位存在了350多年；他们的这种卑贱地位与人们对他们的鄙视结合在一起，就是我们所说的种族主义。

第一批白人定居者在这片大陆上的每一个足迹，都印证着他们对奴役黑人的渴望。

1619年到弗吉尼亚的定居者们为了维持生计，不惜一切代价地寻找劳动力。而这些定居者都是1609年冬到1610年冬之间那个“饥饿年代”的幸存者。当时他们都快饿疯了，他们在丛林里四处乱闯，寻找坚果和草莓；他们挖掘坟墓，吃死人肉；他们成批成批地死亡，人数由500人一下子减少到60人。

他们来到弗吉尼亚后，急需大批劳动力，因为他们必须种植谷物来糊口，同时还要种植烟草供出口。他们是从印第安人那里学会种植烟草的，并且在1617年把第一批种植的烟草运回了英国。他们发现，如同所有其它既能让人感到舒服上瘾却又有悖于当时道德品行的东西一样，贩卖烟草能带来高额利润。于是，这些种植佬们面对如此丰厚的利润，嘴上虽然还是念叨着仁慈的上帝，可行动上却无所顾忌起来。

他们不可能再像哥伦布当年那样，肆意强迫印第安人为他们劳作，因为印第安人的数量远远超过他们，而且装备有先进的武器；况且他们曾屠杀过印第安人，这就意味着他们也将面临被屠杀的危险。他们已经不能抓捕他们或奴役他们：印第安人身强体壮、机智勇敢，桀骜不驯，又惯于生活在丛林之中；与他们相比，这些飘洋过海来到这里的英国人哪一点儿也不具备。

自身处于劣势，而印第安人占有优势，加之这些印第安人已经能很好地保护自己，这使得这些弗吉尼亚人深感挫折，并极为狂怒，也使得他们特别想成为奴隶的统治者。埃德蒙•摩根在他的著作《美国的奴隶制度与美国的自由制度》一书中，是这样描述他们的心情的：

如果你是一个拓荒人，那你就会很清楚：自己所掌握的技术要比印第安人的先进，自己是一个文明社会中的人，而印第安人则蒙昧未开化……但事实证明，先进的技术并不能产生吸引力。印第安人避世隐居，回避你们，他们嘲笑你的先进技术，他们更多的是远离这片陆地，他们不愿意像你们那样，他们更愿意不受打扰地生活……而当你自己的人为了能和印第安人共同生活而逃跑，这种情况太多了……为了证明你的优越和先进，你开始屠杀印第安人了，你折磨他们，焚烧他们的村庄和庄稼。你以同样野蛮的方式对待你自己的手下，因为他们曾一度屈服于这种野蛮的生活方式。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你的庄稼丝毫不见增产。

黑人奴隶成为最佳的选择。把黑人当作奴隶贩运进来在当时被认为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早在奴隶制度得以确立和合法化前的数十年，这种活动就已开始了。因为到1619年，已经有100万黑人被从非洲运到南美和加勒比海以及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殖民地上。在那里，他们被当作奴隶来使用。在哥伦布开始航行之前的50年，葡萄牙人曾把10个非洲黑人带到了里斯本；这可以看作是早期奴隶贸易的开端。100年来，非洲黑人一直被打着奴隶劳工的烙印。所以，如果20个黑人被运到詹姆斯敦，向万分渴求劳动力的殖民者出售，而又不把他们看成是奴隶，那才是怪事一桩。黑人无依无靠、孤立无援的地位使得他们很容易被卖为奴隶。印第安人有自己的土地，白人有欧洲文化作为他们的依托，而黑人却被从他们生活的土地和文化中驱赶出来，被强行带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固有的语言、服饰、风俗习惯、家庭关系，被一点点地蚕食毁灭掉了，除了顽强固守着的一点残余之外，他们只剩下一具具纯粹的躯壳。

非洲黑人如此不堪外界一击，难道是因为他们的文化太落后吗?不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起来的非洲文明丝毫不比欧洲逊色，在某些方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它也存在着愚昧的一面，比如残暴的行为、等级特权、为了宗教或各自的利益而轻易地杀生等等。它是一种使用铁器并且熟练掌握耕种技术的数百万劳动人民创造的文明。他们有巨大的中心城镇；在纺织、制陶和雕刻工艺方面有着炉火纯青的技艺等等。

16世纪欧洲的旅行家们曾感叹廷巴克图和马里出现的非洲王国，当欧洲大陆诸邦尚未形成近代的民族国家时，它们的根基就已经很稳固了，组织上也非常严密。

像欧洲一样，非洲存在着以农业为基础的封建制度，也存在地主、从属于地主的奴仆等级制度，但它又与脱胎于古希腊、古罗马的欧洲封建制度不同。欧洲的封建制度是在彻底摧毁了原始部落生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非洲，部落生活仍然占主导地位。部落生活的一些优点，比如公有互助精神、采取更为温和的法律和惩罚手段等等仍依稀可见，由于不像欧洲的地主那样拥有武器，非洲的地主并不能够随意发号施令。

在英格兰，直至1740年，如果一个儿童偷了一袋棉花，仍有被判绞刑的可能；但在刚果，人们以部落的方式生活着，脑子里没有什么私有财产的概念，因而对于偷盗的惩罚，只不过是课以罚款，或以各种强度的苦役来代替。一位刚果部落的首领在谈到葡萄牙的法律条文时，曾嘲笑地问一位葡萄牙人：如果一个人把他的脚放在了地上，葡萄牙的法律将给他以什么样的惩罚呢?

非洲国家也存在着奴隶制度，它有时被欧洲人用来调节自己的奴隶贸易市场。但是，正如巴兹尔•戴维森在《非洲的奴隶贸易》一书中指出的那样：非洲的“奴隶”更像是欧洲的苦役。换句话说，就像绝大多数的欧洲人那样，他们在欧洲受到残酷的奴役和剥削，但他们毕竟拥有一些权利，而这些权利是那些被带到美洲大陆去的奴隶所没有的。他们“完全有别于那些被当作畜生一样运上船和呆在美国种植园内的奴隶们”。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美洲的奴隶制度之所以比非洲的奴隶制度残暴，主要是因为多了两点，一是疯狂追求资本主义农业发展初期所带来的无限利润；二是利用种族仇恨使奴隶连作为一个人的最起码地位也达不到。美洲的奴隶制度依据肤色的不同，毫不留情地划分了两类人：白人就是统治者，黑人就是奴隶。

事实上，非洲的黑人都有自己固有的文化背景、部落风俗。他们家族关系紧密，以公有的方式生活，遵循传统的宗教仪式，一旦离开他们所习惯了的这一切，他们就会感到孤立无援。他们往往是在内地(常常是被那些从事黑人奴隶贸易的黑人所捕获)被俘获后在沿海地区被卖掉，继而同从其他部落俘获的操不同语言的黑人关在一起。面对比自己强大的力量，孤立无援而毫无抵抗能力的黑非洲人民遭受被捕获、被贩卖的命运也就成了自然的事情。在皮鞭和长枪的胁迫下，满身镣铐的黑人被徒步押解到沿海地区，有时一段路程要走上千英里，这真是名副其实的死亡之旅。在这一过程中，每五个人中就有两个人会死掉。到达沿海地区后和在被选中卖掉之前，黑人们一直被关在笼子里。

被卖掉的黑人随后被装运上船，他们被用铁链拴在一起，塞进阴暗潮湿的船舱底部，那儿的空间比死人的棺材大不了多少。排泄的粪便由于无法处理，散发出几乎使人窒息的恶臭。

曾经有一次，海员们听到甲板下面关押黑人的地方发出很大的声响，便跑去打开舱门查看，结果发现，黑人们已经发生不同程度的窒息，有许多人已经死了，还有一些人亲手杀死了那些因呼吸困难而痛苦万状的同胞。奴隶经常在被押送途中跳入大海，他们宁愿溺水而死也不愿继续遭此折磨。“船舱里满是血污和呕吐物，简直像是一座屠宰房。”

正是由于这样恶劣的条件，导致了运送过程中黑人死亡率高达三分之一。但高额利润使得贩奴者们感到有利可图，于是一批又一批的黑人像捕到的鱼一样被源源不断地塞上船。

贩奴贸易最初兴起于荷兰，后来英国人取得了贩奴的专利权(到1795年，利物浦已经拥有100多艘运送黑奴的船只，贸易额占到整个欧洲贩奴贸易额的一半)。新英格兰地区的一部分美国人也加入了奴隶买卖的行列。1637年，第一艘美国贩奴船“希望”号从马萨诸塞的马布里黑德驶出，它的货舱被分割成许多小格子，每个长6英尺，宽2英尺，四周装有牢固的铁条。

到1800年，大约有1000万至1500万黑人被当作奴隶贩卖到了美洲，约占当时被抓获的黑人总数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在现代西方文明开始出现的最初几个世纪里，非洲一共失去了5000万人口，他们不是死亡，就是沦为奴隶，而造成这种悲惨结局的元凶，就是当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发达最文明的国度——美国和西欧的贩奴商和种植庄园主们。

詹姆斯敦定居者极度渴求劳动力，但已经无法再奴役印第安人，使用白人也困难重重；利欲熏心的贩奴商运来了黑人，他们成批成批地成为被奴役的对象。这一切使得黑人被牢牢地控制住了。因为他们经受过了最严酷的折磨，如果没有在这种压迫中死掉的话，他们的心灵和肉体早已完完全全被驯服了。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奴役黑人的时代开始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黑人曾被当作仆人使唤，但与白人奴仆相比，是不是仍有所区别呢?

从弗吉尼亚殖民地法庭的档案中我们找到了肯定的回答：在1630年，一位名叫休•戴维斯的白人“受到鞭笞的重罚……因为他不能善待自己……他竟然同一个黑人躺在一起，以至于弄脏了自己的身体”。1640年，有6个白人奴仆和一个名叫雷诺兹的黑奴谋划出逃，被抓获后，白人奴仆只受到轻微的惩罚，而黑人却挨了30皮鞭，并且脸上被烙上了字母R，在一年或更长的时间内，他都要身缠镣铐服苦役，直到他的主人愿意为他解开枷锁为止。

这种对黑人不公正的态度，这种从感情到行为上逐步产生出来的对黑人的鄙视和压迫，我们称之为“种族歧视”。难道白人对黑人的厌恶是与生俱来的吗?如果不是，那一定是某些条件和情况发生作用的结果。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有义务消除这些条件和情况。

17世纪时，美国黑人与白人之间存在着激烈的对抗，他们彼此之间互相施暴。在这种残酷的现实中，如果在各肤色人种之间显现出哪怕是一丁点儿人性的话，都会让人觉得，这仿佛只是在公有社会中才会发生的事情。

尽管Blackness一词在英语中有“罪恶、不祥”之意(《牛津英语词典》)；尽管17世纪黑人在美国地位低贱，可一旦当白人和黑人发现他们面临着共同的问题，要从事同样的工作，要反抗同一个敌人——他们的主人时，他们所采取的行动就显示出他们彼此间的平等。、

黑人成了白人天生的种族仇视的死敌。虽然种植园中奴隶数量急剧增长，但还是远远满足不了需要；使得对奴隶的需求不再仅仅局限于黑人范围内。拓荒来到这里的白人，不管是自由人，还是受到契约关系束缚的奴仆(一般是四至七年的契约关系)，都沦为种植园中的奴隶。1700年，弗吉尼亚有6000名奴隶，占当地人口数量的二十分之一，而到1763年，奴隶的数量竟达到了17万人，占到了当时人口数量的一半左右。

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在饱受凌辱和死亡的胁迫之中，被贩卖来的黑人们，从一开始就竭尽全力地反抗，他们中的大多数是采取逃跑的方式，只是在偶然的情况下，组织一二次像样的起义，而更经常的方式是搞一些小破坏，消极怠工。通过种种诸如此类的微弱反抗，来维护自己以及他们的兄弟姐妹作为一个人的尊严。

1669年，弗吉尼亚的有关法令条例中，提到了“黑奴中仍有一些顽固不化的分子”。1680年，议会记录了奴隶在节庆欢闹气氛的掩护下举行集会的情况，并称其会带来严重的后果。1687年，北内克殖民地上，粉碎了一起密谋活动：一些黑人想利用举行葬礼之机，杀死全部白人，然后逃走。

刚从非洲运送来的黑奴依然秉承了他们那种共有、共同生活的传统，所以他们总是成群结队地逃跑，并试图在荒蛮的边境建立自己的村落。而美国本土的奴隶则更愿意一个人出逃，他们想凭借自己在种植园学到的一技之长活下去，做一个自由人。

在有关英国殖民地情况的汇报中，一份1729年从弗吉尼亚海军司令部发往英国贸易总局的报告中这样写道：“一伙黑奴大约有15人……密谋逃跑并取得了成功，他们在离出逃处不远的一座山上站稳了脚跟。．他们想方设法搞到了枪支弹药，并且在逃跑的同时偷得了粮食衣物以及睡觉和劳动所需的用具。虽然这伙奴隶最终被我们消灭了，但它足以提醒我们今后一定要严加防范”。

1710年，亚历山大•斯波茨伍德总督向弗吉尼亚议会提出警告：

……自由是一面无声的旗帜，它时刻召唤着那些想要砸碎奴隶脚镣的人。一旦发生叛乱，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我们在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对奴隶的统治和通过制定法律来限制他们集会的时候，应避免操之过急。

事实上，想象一下对逃跑奴隶的惩罚是多么的严厉，我们就可以明白，黑奴仍然选择逃跑，表明他们的反抗行为达到了极点。整个18世纪，弗吉尼亚的奴隶法中一直是这样规定的：

对于被抓回来的奴隶……可依本法对其进行惩处，可以将其肢解，还可以采取别的办法……。对于那些不可救药的奴隶，可酌情自行处置，以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种植园内似乎永远充满了对奴隶叛乱的恐惧气氛。一位富有的弗吉尼亚奴隶主威廉•伯德在1736年写道：

现在，这些乡巴佬后裔已有至少1万人了，而且每天随着新生儿的降生以及大批运送进口，其数量仍在源源不断地增加着。他们随时都有拿起武器的可能，一旦其中的某个人感到绝望，他就有可能比卡罗来纳更容易发动一场奴隶战争……那时必然会血流成河!

奴隶主们既让奴隶劳工们能维持起码的生存不致饿死，也不去破坏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希望借此对奴隶加以控制。这个防范制度可以说是既复杂又强大，它时时戒备、处处设防，始终牢牢守护着奴隶主们的权力和财富，它是如此周密细致，让人难以察觉出有什么纰漏。

这一制度把精神压迫和肉体摧残二者并重。奴隶们必须严守纪律，他们反复地被灌输自己天生低人二等的思想，黑人就是下贱的，要绝对服从主人，不可贪图个人私欲。为了让他们能遵照执行，奴隶主们还制订了残酷的劳工纪律，他们故意拆散奴隶的家庭，弱化宗教的影响力(正像一个奴隶主所说的，这样做的结果有时确实适得其反)，既而通过隔离奴隶并使其中某些人享受一些小特权，来达到分裂他们的目的。最后的一招就是动用法律和监工手中的生杀大权，对奴隶施以鞭笞、火刑、砍手断足，甚至处死等暴力镇压。

尽管如此，奴隶叛乱仍是绵延不绝，虽然次数不多，但已足以令种植园主们心惊胆寒了。

在一封从南卡罗来纳寄往伦敦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要告诉你的是，就在最近，我们获悉了一个黑人密谋叛乱的计划，该计划可以说是野蛮残暴至极，他们打算把这里的白人全部杀死，然后去夺取查理斯敦。感谢上帝，幸亏发现及时，现在他们中许多人已被抓，其中一些已被烧死和绞死了，还有一些遭到了流放。

赫伯特•阿普特克在他的《美国的黑人奴隶起义》一书中，详细叙述了有关奴隶反抗压迫的情况，他以参加起义和暴乱的10个奴隶为主人公，讲述了250个真实的故事。

在奴隶反抗压迫的斗争中，也可以见到白人的身影。早在1663年，弗吉尼亚的格洛斯特镇，黑奴和契约白奴共同密谋了一项争取自由的起义计划。但由于叛徒的出卖，计划遭到失败，参加者都被处死了。

1741年的纽约州，有1万名白人和2万名黑奴。那一年的冬天异常寒冷，穷人们(包括黑奴和自由贫民)的处境十分凄惨。一天，在突然发生的一场大火之后，黑奴连同一些白人一起被推上了被告席。人们群情激奋：反对对他们的控告。但由于告密者的揭发，这些人不得不坦白了真相。结果，两名白人男子和两名白人女子被处死，18名黑奴被绞死，另外13名黑奴被活活烧死。

在美国这块新兴殖民地上，比黑奴叛乱更令统治者感到害怕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担心对现实不满的白人与黑人联合起来共同推翻现有的秩序。在奴隶制度建立的初期，特别是在种族歧视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在人们头脑中深深扎根之前，当契约白奴受到虐待的时候，就有可能发生二者联合起来共同反抗压迫的情形。

所以，在制定有关惩罚和约束黑奴法律的同时，弗吉尼亚议会还通过了其他的相关措施。埃德蒙•摩根写道：

弗吉尼亚的统治者们，在宣称所有的白人优于黑人的同时，不断向“低贱”阶层(只限于白人)提供小恩小惠，以前他们从不这样做。1705年通过的一项法令，要求奴隶主们当其所属的白人奴仆契约期满之时，必须向他们提供19蒲式耳谷物，30先令和一支枪；如果是女仆，则给15蒲式耳谷物和40先令。而且，新近释放的奴仆将会得到50英亩的土地。

埃德蒙•摩根总结说：“这些小种植园主们一旦感到身上的赋税少了，生活有了一些富裕，他们的不满也就少了；他们所能引起的麻烦也就小了；他们觉得自己获得了一些地位；在他们的眼里，他们的富邻不再是面目狰狞的要债人，而成了笑容可掬的公有利益的维护者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张由历史的丝丝缕缕结成的大网，它罩在黑人头上，把他们带入了圈套，使他们变成美国奴隶制度的牺牲品。这张大网就是：刚踏上北美大陆的拓荒人，因饥寒交迫而充满绝望；非洲黑人被卖到陌生地后，处于孤立无助的状态；贩奴贸易带来巨额利润，刺激着贩奴商和种植园主强烈的欲望；白人贫民向往发家致富，希望有朝一日能出人头地；逃跑和反叛行为受到严密的控制；共同谋反的白人和黑人要受到法律和社会的严厉惩罚。

还要说明的一点是，这张大网是历史结成的，而不是什么“自然而然”的结果。这意味着不是轻而易举就能解除和摆脱掉这张大网，它意味着还有某些其他的可能性，只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未能变成现实。可以说，消除阶级剥削就是这样的一个历史条件。‘这种阶级剥削在当时不仅使得白人平民极度渴望获得一定的地位，而且，黑人和白人共谋叛乱也变得渺茫无望了。

1700年前后，弗吉尼亚的“市民会议”宣称：

在这个国家里，绝大多数的基督徒都曾经是欧洲品质恶劣的残渣败絮。此外……还有这么多的爱尔兰人及许多其他国家的人也来到这里。根据目前的形势来看，我们将很难控制住他们。他们即将成为战场上的斗士，如果让他们拿起武器，并且由于主人的原因而不失时机地凑到一起，那么我们将无以应付。

这是一种阶级意识，是来自一个阶层的忧虑。早期的弗吉尼亚就产生过这样的忧虑，而在别的殖民地，事实也将证明这种忧虑不无道理。

第三章   低贱的人，恶劣的生存条件

1676年的时候，即弗吉尼亚殖民地建立70年之后、距美国革命的开始还有100年之时，弗吉尼亚这片殖民地正面临着白人边民、奴隶和契约奴叛变的危险。由于当时形势非常严峻，总督一时慌了手脚，在首府詹姆斯敦熊熊燃烧的大火中匆匆逃走。英国得到消息后，决定派出一支1000人的队伍横渡大西洋，力图挽救颓势，继续维持有4万开拓者生活的这片殖民大陆的秩序。这次叛变史称“培根之变”。它的领导人是纳撒尼尔•培根。他因病去世后，起义遭到了镇压。他的助手被处以绞刑。一份王室委员会的报告这样写道：

他蒙骗了最粗俗无知的人(每一个城镇里有三分之二都是这种人)，这些人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到培根身上。他把总督描述成了一个邪恶、懒散、背信弃义而又无能的人。至于法规和税制，则更被说成是极不公正，并且任意盘剥人民。他大肆叫嚷要进行彻底的纠正。

培根叛变的直接起因是印第安人问题。当时印第安人被封锁在西部边境地区，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威胁，生存空间不断缩小。在詹姆斯敦附近的大片土地纷纷被封赐的情况下，一些受歧视的白人开始向西开拓新的土地，在那里他们遭遇到了印第安人。这些居住在弗吉尼亚边疆的人们此时不知道该去恨谁，因为一方是控制着詹姆斯敦政权的政客和地主贵族们，正是这些人迫使他们不断迁移以至跑到了印第安人的领地中；而另一方，又是彼此仇恨已久的死对头。打还是不打，这种矛盾恰恰表明了这次动乱的特点：到底是反贵族还是反印第安人?目的不明确。从整个过程来看，二者兼而有之。

总督威廉•伯克利以及他在詹姆斯敦的同伙，对印第安人采取调和政策(他们希望一部分印第安人能充当他们的间谍和盟友)。既然他们已经独占了东部的土地，是否愿意让边境的白人居民做一个天然的屏障以换取和平?政府拼命镇压此次起义，看来有着双重的动机：对印第安人，要推行一种分而治之的政策；对弗吉尼亚的穷白人，则要严加教训：造反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要动用英国本土的军队，用绞刑来震慑他们。

1676年是充满艰辛的一年，“那是真正的不幸和贫困……所有当时的资料都提及，有相当多的人在严重的经济困境中挣扎。”这是威尔科姆•沃斯伯恩说的一段话，他曾根据英国殖民当局的记录，深入研究了培根之变那段历史。

培根本人有不少土地，但与救助穷人比起来，他更热衷于消灭印第安人。可是他又成了反对弗吉尼亚统治者的代言人，并于1676年春被选为“市民会议”的代表。当时，他坚持要组织起一支部队去消灭印第安人。由于他不听官方调遣，威廉•伯克利宣布他为叛军，并要将他擒获。然而却有2000人在詹姆斯敦城内举行游行，表示支持培根。威廉•伯克利不得不作出妥协，但要求培根为此道歉，培根拒绝了，他召集了军队，开始向印第安人发起进攻。

在培根于1676年7月发表的“人民宣言"中，流露出他们这些人的复杂心态：一方面普通的贫苦大众对富人的怨恨和不满；另一方面又搀杂着边疆居民对印第安人的仇恨心情。而这一切皆源于威廉•伯克利推行的政策，如不公正的税收政策，政治上任人唯亲，垄断皮毛贸易，以及不采取措施保护边疆居民不受印第安人的侵犯等。

1676年深秋，29岁的培根因病去世。当时的一位人士说：“他的尸体上布满了蛆虫。”

培根死后不久，叛变就被镇压了，一艘装备有30支枪的军舰在纽约河上巡游，维持着当时的秩序。该船船长汤姆斯•格兰瑟姆，采取手段，软硬兼施，解除了最后一批叛变分子的武装。当他来到叛军的大本营，才发现这是一支由英国人和黑人组成的队伍。他们中有自由民、契约奴，也有黑奴，人数约有400多人。他向他们保证说，只要放下武器，立刻给予自由。但当这些投降的叛乱分子一上船，他立刻命令自己的人把枪口对准他们，解除了他们的武装。这些可怜的契约奴和黑奴最终还是被送回了他们的主人那里。其余的叛军营地被各个击破，其间抓获的23个叛军首领被处以绞刑。

在弗吉尼亚，各种势力层层盘剥，互相倾轧：印第安人受边境地区的白人掠夺；而这些白人本身又不得不向詹姆斯敦的当权者们交纳税金，接受他们的管制；而整个殖民地又受到英国的盘剥，它按自己制订的价格收购殖民开拓者种植的烟草，仅此一项，英王一年就可获利10万英镑。

从总督自己提供的证据来看，这场叛变得到了绝大多数弗吉尼亚人的支持。一位总督理事会成员报告说，当时城里人投降逃跑的情况“很普遍”。他们“对掌握在英国国王手中的国家已失去了信心，宁愿自己来主宰自己的命运。”在这种追逐政权的欲望驱使下，他们采取了如此大胆的做法。另一位理事会成员理查德•李指出：培根的叛变本来是针对有关印第安人的政策而发起的，但后来“许多人”支持培根的目的却是要“争取平等”。

“平等”就是要求财富上的平等，在美国革命之前的150年间，对于“平等”的要求，蕴藏在所有英国殖民地上无数次的贫穷白人反对富人的斗争之中。

在培根的叛军队伍中，我们提到了契约奴，他们是来到北美这片大陆上的许多下层贫苦白人中的一部分。在欧洲，城市的当权者们因害怕他们生事，就想把他们赶走了事。16—17世纪，正是英国商业和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的时期，为了出产羊毛而发起的圈地运动使城市的赤贫人数大量增加，从伊丽莎白统治时期起，通过了有关惩处、关押和流放这一类人的相关法律。

17—18世纪，那些遭受流放、被欺骗、被绑架的穷人，以及那些渴望逃离这片无法生存的土地的穷人，都希望前往美洲。他们于是成为商人、贸易贩子、货运船长直至他们的美洲主人用以牟取暴利的商品。

根据他们所签订的有关契约，这些移民们要在美国为那些庄园主和当权者们劳动5到7年，以还清自己欠下的船费。在出航之前，为了防止逃跑，他们通常还被囚禁起来。1619年创立的弗吉尼亚“市民会议”是美国的第一个市民议会(同一年，首批黑奴被运抵美国)，它不仅将契约奴与其主子之间的关系记录在案，还负责强制执行这一合同。就如同任何力量不平等的双方所签订的合同一样，这种实质上不平等的东西不仅被冠以“平等”二字清清楚楚地写在纸上，而且在履行这一合同方面，主人要比奴仆容易得多。

开往美国的商船，一般要航行8到10或12个星期。出于对高额利润的狂热追求，就像运奴船一样，商船上也塞满了契约奴。如果天气恶劣，航行时间一长，这些人就跑出来四下找吃的。一位大约于1750年左右从德国前往美国的音乐家戈特利布•米特尔伯格，这样描述了他的那次航行：

整个航行过程充满了不幸——臭气熏天，乌烟瘴气，哭闹声、呕吐声不绝于耳。还有各种各样的晕船反应：发烧、痢疾、头痛、上火、便秘、起疖子、坏血病、癌病、口腔溃疡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食用过期的高盐食品(尤其是肉类)，还有极差的饮水条件……再加上食品短缺、饥饿、缺水、伤风、发烧、潮湿、担惊受怕、凄苦无助，以及其他的许多磨难。……我们的船有一天遇上了大风暴，而此刻船上正有一位即将分娩的妇女，由于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无法顺利地接生，她便被残忍地从舷窗推入了大海。

契约奴可以像黑奴一样被自由出卖。在1771年3月28日的《弗吉尼亚公报》上，有这样一段广告：

刚刚抵达利兹敦的加斯蒂提亚号商船上装有1 00名契约奴，男女老少俱全……兹定于四月份的第二个星期二出售。

在人们的想象中，这里的生活条件应该不错，生活水平应该比较高。但事实却是，一个地方必须安置许多人。正如一位移民在从美国发回的信中所说的：“在欧洲生活比较富裕的人们，最好还是安安稳稳地呆着吧!这里的情况糟透了，到处都是凄惨和不幸的景象，无论是这里的人还是客观条件，都无法与欧洲相比。

饱受拳脚和鞭笞等皮肉之苦已是司空见惯之事。女性契约奴还要不断遭受凌辱。17世纪60年代，弗吉尼亚的一个庄园主被指控强奸了他的两个契约女奴，同时他还遭到了虐待妻子和儿童的指控；直到他死之前，一个契约奴还一直被铐着遭受毒打。这个庄园主受到了法庭的斥责，但不知什么原因，虽然铁证如山，他的强奸罪名最后竟不成—L业。

庄园主们想尽办法禁止契约奴之间进行性生活。他们不让契约女奴结婚，或是发生性关系。因为从他们的利益来考虑，一旦这些女奴怀了孕，就会影响到正常的生产劳动。本杰明•弗兰克林在1736年以“穷人理查德”为名向他的读者提出忠告：“要想让女奴们忠心耿耿，就得让她们身材结实、相貌平平。”

契约奴们有时也会发生叛变，但是像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巴巴多斯岛上发生的那样规模巨大的奴隶暴动，在北美大陆上还没有发生过。    ．

尽管契约奴发生叛变的情况较少，但这样的危险毕竟存在，所以统治者们很感害怕。自从培根叛变发生以后，弗吉尼亚就常驻有两支军队，以防不测。这受到贸易商和种植园主们的拥护。他们在给贸易和种植园委员会的报告中说：“现在的弗吉尼亚，经济衰败，人口众多，民不聊生_o由于许多人缺乏衣服和生活用品，我们很担心在契约奴中出乱子；他们很可能会去洗劫货仓和商船。”

逃跑要比叛变更容易得手。理查德•莫里斯在《早期美国的政府与劳工》一书中写道：“在南部殖民地，契约白奴大批逃跑的事件数不胜数。”在仔细翻阅了17世纪的大量报纸之后，他得出结论说：“17世纪的弗吉尼亚，到处是有关契约奴逃跑的指控和传闻。”

当时为了防范逃跑，采取了非常严密的控制手段。陌生人必须出示护照或相关证件以证明他是自由人。各个殖民地之间达成共识，一旦抓获逃跑的契约奴，将被引渡回其逃跑之地。这一点后来演化成为美国宪法中的一项条款，即“原在一个州劳动和服役……若逃往其他州……将会被遣返。”

有时，契约奴也进行罢工斗争。1663年，马里兰的一位主人向地方法庭控诉说：“他们(奴仆)蛮横地拒绝进行给他们安排的日常劳动。”而奴仆们则称，由于他们每天只能吃到“豆子和面包”，以至于“体力如此虚弱，不能再从事主人交给的工作。”结果是，这些奴仆们被法庭处以30皮鞭的惩罚。

在殖民拓荒时期来到北美沿岸地区的拓荒者中，有超过一半的人沦为了契约奴。在17世纪，主要是英国人，到了18世纪，则以爱尔兰人和德国人为主了。到1755年的时候(当时契约奴约占马里兰总人口的10％)，他们终于被越来越多的黑奴取代，并因此获得了自由，结束了他们当奴隶作仆人的时代。

获得自由的这些契约奴白人后来如何呢?有统计资料说他们发了财，成了地主和重要人物。但阿伯特•史密斯在经过仔细研究之后写的《被奴役的殖民者》一书中得出的结论是：殖民地的社会并不民主，也不存在平等；有钱人统治着社会并让别人为他们劳动，他们中很少有人曾经当过契约奴，他们根本不属于那个阶层。

殖民地时期的等级界限之分明，由此可见一斑。贫富之间的差别也越来越悬殊。到了1700年，弗吉尼亚大约有50个富豪家族，他们利用自己众多的种植园，通过剥削黑奴和契约奴的劳动，积累了相当于5万英镑的财富(这一数目在今天看来也很可观)；他们有的进入总督理事会，有的则当上了地方的行政长官。在马里兰，当地的全权统治者是英国国王授权的一个业主。在1650年和1689年间，反对这个业主统治的动乱就有5次之多。

卡尔•布里登博在他有关殖民地城市研究的《荒蛮中的城市》一书中，揭示了一个清晰的阶级划分体系。他发现“早期波士顿的统治者是那些巨富乡绅，他们与牧师一道，在美国这片新大陆上极力维持着母国的那种社会和阶级秩序构成。”

1630年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建立之初，殖民总督约翰•温思罗普就曾公开宣布过他的统治哲学：“不论何时都应有贫富之分，有人尊贵显赫，有人就要低贱卑微。”

富商建起了豪宅大院；“贵人”们出门都要乘车坐轿，还可以让人给他们画肖像，戴假发，他们吃的是山珍海味，喝的是玉液琼浆。1678年，一份来自迪尔菲尔德镇的请求书送到了马萨诸塞最高法庭：“我们荣幸地通告阁下，在该镇中心有一块土地，位置好，土壤肥沃，面积大(约近该镇面积的一半)，请求将该地划属8个或9个业主所有……”

殖民时期的纽约就像是一个封建王国。荷兰人沿哈得逊河建立起了大庄园主制度。拥有大量地产的富人们完全控制着承租人的生活。1689年，许多贫苦人参加了由雅各布•莱斯勒领导的农民暴动。莱斯勒后来被绞死。分封土地的活动继续进行。在本杰明•弗莱彻担任总督期间，纽约四分之三的土地被赏赐给30个人。他把50万英亩土地分给他的一位朋友，但每年却只向其象征性地收取30先令的报酬。

1700年，纽约城圣公会的委员们要求公共委员会提供资金，因为“穷人的哀泣以及救助贫穷的行动实施不力，使得到处都是一片悲凉景象。”18世纪30年代，随着“无家可归、流浪街头”的人数不断增加，要求社会采取措施进行收容和控制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1737年，在一封寄给彼得•曾格主办的《纽约日报》的信中这样描述街头的流浪儿：“他们骨瘦如柴，衣不遮体，蓬头垢面……他们小的4岁，大的也不过14岁，整日在街头流浪。……他们被驱赶着去当学徒，可能是4年、5年，甚至6年……”

18世纪，殖民地人口发展很快，除了来自英格兰的定居者外，苏格兰一爱尔兰以及德国的移民们也源源不断地涌入。黑奴也越来越多。1690年他们只占总人口的8％，而到1770年时，就占到了21％。1700年当时的总人口是25万，1760年增加到160万。农业持续发展，小手工业逐步兴起，航运及贸易业不断扩大。当时最大的几个城市——波士顿、纽约、费城、查理斯敦，规模也在成倍地扩大。

整个大发展时期，上等人聚敛了更多的财富并且垄断了政治大权。在波士顿，到1770年的时候，当地1％的上层贵族占有44％的财富。

各地的穷人们不断进行斗争，其目的再简单不过，就是为了有一口饭吃，有一件衣服来御寒。

18世纪30年代，所有的城市都建立了贫民避难所，这里不仅收容老人、寡妇、残疾人、孤儿，而且还有失业者、退伍军人。在18世纪中叶的纽约，刚来的移民挤在贫民避难所里，容纳100人的贫民避难所里常常挤有400多人。1748年，一位费城人写道：“今年冬天流落街头的人出奇地多”。1757年波士顿的官方报道提到：“穷人太多了，……以致于每天分给他们的面包显得太少，许多人都得不到。”

看来在传统的历史书中，我们过分强调殖民地人民反抗英国侵略的外部斗争，以及大革命时期的空前团结，以致掩盖了那里的阶级斗争情况。所以说，这个国家不是什么“生来自由”的，而是生来就有奴隶和自由人、主子和奴仆、佃农和地主、穷人和富人之分的。结果，正如盖利•纳什所说，殖民地政府“不断遭到猛烈的、有时是暴力的”反抗。“17世纪最后25年，社会持续动荡，在马萨诸塞、纽约、马里兰、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现存的政权纷纷被推翻了。”

白人自由职业者境况虽然好于奴隶和契约奴，但他们也对上等人把持社会财富和权力的现象感到不满。1713年，波士顿发生严重的食品短缺，上至马萨诸塞州国民议会，下至普通选民都对当政者敲响了警钟。“食品短缺”已使“物价飞涨，必须采取措施，让保证穷人过冬的必需品的价格降下来。”当时一位名叫安德鲁•贝尔彻的富商，为了获取高额利润，正向加勒比地区出口粮食。5月19日，波士顿200名贫民发动暴动，袭击了贝尔彻的商船，砸碎货舱抢粮，而当副总督欲进行干涉时，愤怒的人群开枪将其击倒。

1730年，波士顿的物价由于富商的操纵居高不下，愤怒的人们拆毁了位于多克广场的公共集市。就如一位保守派作家抱怨的：“到处都议论纷纷，发泄对政府和富人们的不满。”游行示威的人们警告说，如果敢逮捕谁，“500名‘神圣同盟’成员将捣毁其他为富商们设立的交易集市。”结果此次动乱没有人遭到逮捕。

当成年男子被强行要求到海军服役时，波士顿人还发  起了反对强行征募的暴动。他们包围了总督府，．殴打了行  政司法长官并扣押了副行政司法长，袭击了最高法院。由  于军队没有听从调遣去镇压暴动，总督落荒而逃。一个商人团体公开谴责这是一场“由水手、契约奴、黑奴和其他一  些卑贱之人组织的暴乱活动。”

18世纪40和50年代，新泽西的贫农由于耕地问题与  地主之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农民们不仅“占据”耕地，还发  起抗租斗争。1745年，一位名叫塞缪尔•鲍德温的贫农(他给自己长期耕种的土地冠以一个印第安人使用的名称)因为抗租而遭逮捕，并被投进了纽瓦克监狱。一个同时代的人这样描述所发生的一切：“大多数人都认为地主要毁灭他  们……于是他们闯进监狱，打开牢门救出了鲍德温。”

在此期间，英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18世纪初的安妮女王之战、18世纪30年代的乔治王之战)。一些商人趁机大发战争财。但对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战争意味着高  税收、失业和贫穷。马萨诸塞州流传着一本匿名的小册子，它愤怒地描述了乔治王之战后的颓败景象：“人人脸上都流．露着不满，嘴里诅咒着贫穷(富人除外)。一些在战争中发  家的人，却饱食无忧，终日沉浸于追逐权力、名誉和金钱之中。”“难怪有人能造得起大船、宫殿，买得起农场、马车，整日沽名钓誉、纸醉金迷。”小册子的还称这些人是“不论  在哪里，都是害群之马、人民的天敌。”

1747年，被强迫征召当海员的人在波士顿发生了动乱。他们先是反对征募政策，继而把矛头指向了一位名叫托马斯•哈钦森的富商，此人同时也是一位殖民政府官员。他支持总督动用武力镇压动乱，并在马萨诸塞亲手制订了一项货币计划，这项计划明显对穷人不利。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烧毁了哈钦森的房屋，示威的人们一边大声责骂哈钦森，一边高喊“烧掉它!”

到大革命前夜的18世纪60年代，富有的精英控制北美大陆英国殖民地已达150年之久，他们已经深谙统治之道。虽然他们的恐惧也与日俱增，但他们已学会了各种各样的应付手段。

除了印第安人和奴隶暴动等问题外，统治者们还不得不考虑贫穷白人(契约奴、佃农、城市贫民、破产者、纳税人、士兵和海员)的阶级义忿所带来的危险。一个世纪过去了，到了18世纪中叶，随着贫富差距的拉大，暴力冲突和暴力威胁不断增多，殖民地的统治形势也变得越来越严峻。

遭到歧视的几种力量如印第安人、奴隶、白人贫民，他们一旦联合起来怎么办?即使是在17世纪，当时黑人还没有现在这么多，但就像艾伯特•史密斯所说的那样：“契约奴与黑奴和印第安人联合起来，推翻少数统治者，这种可怕情况不是不可能发生的。”

培根之变给他们的启示是：以激怒边疆地区的白人为代价，对人数日益减少的印第安人进行安抚，这种做法是非常危险的。最好的办法是，对印第安人发动战争，以获得白人的支持，从而转嫁矛盾，让白人贫民与印第安人交手，统治者们从中坐收渔利，以维持他们的地位。

有没有黑奴和印第安人联手反对白人的可能性呢?在卡罗来纳州，白人的数量远远少于黑奴和印第安人。18世纪50年代，该地区约有2．5万白人，而黑奴有4万人，各族印第安人(包括克里克族、彻罗基族和奇卡索族)一共有6万人。

卡罗来纳州的白人统治者们意识到，必须采取某些措施。正如他们中有人所指出的那样：“要切断印第安人和黑人之间的联系，以免本来人数就占优势的那些家伙们给我们造成巨大的威胁，这样我们就可以对他们各个击破。”因此，法律规定自由的黑人不允许到印第安人的领地中去。而在与印第安人的协约中，又立有明确的条款，要求印第安人必须遣返逃跑到他们那里去的黑奴。南卡罗来纳总督利特尔顿于1738年写道：“政府总会有办法让印第安人对黑人感到厌恶的。”

黑人经常逃往印第安人的村落里。克里克族人和彻罗基族人将他们藏起来，这样一共庇护了数百人。这些黑人逐渐融入了印第安人的生活，他们在这里娶妻生子。但好景不长，由于有严酷的奴隶法，加之印第安人受到诱骗参与了对奴隶动乱的镇压，使得这一局面得以控制。

贫穷的白人与黑人联合的可能性也使富有的白人种植园主们慌恐不安。要是像一些理论家说的那样，生来就有种族矛盾的话，控制起来也许会容易一些。但是异性之间彼此吸引力很强大，可以跨越不同种族间的界限。1743年，南卡罗来纳州查理斯顿一位著名的法官极力谴责说：．“现在，我们这里的人随便同黑奴以及其他奴隶中的年轻女子进行交谈的行为太普遍了，而这是一种犯罪的行为。”

培根之变给弗吉尼亚统治者带来的最大恐惧，就是担心黑奴和白人契约奴联合起来。早在那些年，黑奴、白奴就和契约奴一道叛逃，有关禁止这种行为的法律以及当时的法庭记录，都证明确实发生过这样的情况。1682年，一封来自南部殖民地的信件抱怨说：“白人对黑奴不加管束，也不去镇压他们的叛乱……”1721年的一份呈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说：在南卡罗来纳，“最近，黑奴一直在密谋策划，并且在一次新的叛乱中差点大功告成……有鉴于此，今后十分有必要……通过一些新的法律来安抚白人契约奴。”

正是出于这种恐惧，英国议会于1717年做出决定，对罪犯处以流放到新大陆(美国)的惩罚。至此之后，约有数万名罪犯被押送到弗吉尼亚、马里兰以及其他的殖民地。

种族主义越来越流行起来。埃德蒙•摩根在深入研究弗吉尼亚奴隶制度的基础上，指出种族主义之所以大行其道，并不是什么“天生”的黑白之别的产物，而是源于阶级偏见与歧视，是一种现实的进行控制的工具。“如果希望落空的自由民们同绝望中的奴隶们联合起事的话，其后果将比培根之变所带来的更为严重。其实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很简单，即使不公开讲，人们也会渐渐认识到，那就是实行种族主义，即通过设立一道种族主义的屏障，从而把危险的自由白人与危险的黑奴分离开来。”

随着殖民地的发展，在美国历史上出现了另外一种直接有效的统治措施，它对于统治者们保持其地位起了关键作用。我们都知道，除了巨富与赤贫之外，还出现了一个由小种植园主、自耕农、城市手工业工人(为商人和种植园主工作以谋取微薄的报酬)等人组成的中间阶层。它在整个社会各阶层中，构成了一个反黑奴、反印第安人和赤贫白人的缓冲带。

在富人统治波士顿时期，这些中间阶层往往被委以一些政治性任务，如“测量员”、“看守员”之类。奥勃雷•兰德发现，在马里兰，那些小种植园主们虽然不像巨富那样，是殖民社会的“受益者”，但他们也以自己的种植园主身份引以为荣，他们毕竟也是“受人尊敬的公民”。

1756年的一份《宾夕法尼亚杂志》写道：“本州绝大多数是中间阶层人士，目前所占比例相当高。他们主要是勤劳的农民、工匠和小商贩……。”如果把他们称为“人民”，那就等于忘掉了黑奴、契约奴和印第安人。而在这个国家范围内用“中间阶层”一词来给他们下定义则比较真实准确。正像理查德•霍夫斯达塔特所说的那样：“它是……一个绝大多数受上层阶级统治的中间阶层。”

上层阶级为既保持统治而又不损害其自身的财富和权力，需要对中间阶层做出必要的让步，并且要以牺牲奴隶、印第安人和贫穷白人的利益为代价。这样做能使中间阶层保持顺从。18世纪60和70年代，为了使这种顺从建立在比许以物质利益更强有力的基础上，统治阶层找到了一种特别适用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许以他们自由和平等，这一条足以使大多数白人不赞成暴力反抗英国政府，而且不会提出废除奴隶制和种族不平等的要求。

第四章  暴政就是暴政

大约在1776年前后，这块英属殖民地上的一些重要人士作出了一项重大的决定。在这个被证明有益于后世200多年的决定中，他们相信，通过建立一个国家，一个被称为“美利坚合众国”的、象征性的、合法的统一体，不仅能从英帝国的亲信手中夺回对这片大陆以及对政治和各种利益的统治权，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也能够防止潜在的叛乱发生，并营造出一种舆论氛围，使大众都支持这个新生的特权领导阶层来统治这个国家。

若据此来审视，美国革命，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件天才的杰作。这些开国先驱们完全配得上几个世纪以来他们所受到的各种赞誉，他们还为现代人建立了最为有效的国家统治体系，为未来的领导人展示了把强制命令与家长式统治相结合的优越性。

从培根之变时算起，到1760年，在弗吉尼亚共发生了18起旨在推翻殖民政府的起义。而在从南卡罗来纳州到纽约的广大地区，共发生了6起黑人暴动，以及40次各种原因的叛变事件。

也是在这段时期，按照杰克•格林的说法，出现了一种“稳定、持续、有效并众望所归的政治和社会精英力量”。到了18世纪60年代，这些当地的领导精英发现，完全有可能利用大多数的反叛力量，来进行反抗英国政府及其派驻在这里的政府官员的斗争。这并不是一场有意识的合谋叛逆，而是一个不断(对上述提到的那个重大决定)作出策略性响应的过程。

1763年后，随着“七年战争”(在殖民地称为“法国人与印第安人之战”)以英国胜利而告终，法国人被赶出了北美。雄心勃勃的地方统治精英们再也不会受到来自法国人的威胁了。他们只剩下了两个对手：英国人和印第安人。为了讨好印第安人，1763年，英国国王颁布了敕令，限令殖民地人民只能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的地区居住(即把山脉以西土地划归印第安人)。一旦英国人被淘汰出局，印第安人或许就更好对付了。随着事态的发展，殖民地的精英们虽然还没有一个深思熟虑的战略，但他们正在日益意识到这一点。

打败法国人之后，英国政府开始投入更多的精力，加强对其殖民地人民的控制。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来弥补因战争造成的亏空，英国政府把希望寄托在它的北美殖民地上。同时，殖民地的商业贸易活动已越来越成为英国政府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英国政府创造出越来越多的利润。1700年的时候，它的利润约有50万英镑，而到了1770年，利润总额已累计高达280万英镑。

因此，北美殖民地的领袖们希望脱离英国政府的管制：而英国政府却越来越离不开殖民地为其创造的财富了。二者的矛盾就在于此。

对法之战带给将军们的是无尚的荣耀，而带给平民的却是死亡的威胁；商人们大发战争财，穷人们却饱受失业之苦。1720年时，纽约只有7000人。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已经达到2．5万人。一家报纸的编辑称，这些增长的人口中绝大多数是流浪街头的“乞丐和穷人”。投往报社的大量信件都对社会财富的分配提出质疑：“看看吧，街头市面上成桶成桶的面粉等着人们来买，可我们身边的许多人却连做布丁的面都不够，这是为什么呢?”

加利•纳什在对城市税收条款进行深入研究之后指出：到18世纪70年代初，波士顿5％的纳税人控制着整个城市应纳税金49％的财产。在费城和纽约，财富也变得越来越集中。英国政府的官方报告显示，到1750年，城市中最富有的人拥有2万英镑(约合今天的250万美元)的财富。

在波士顿，处于较低阶层的人士开始利用各种城镇集会的机会发泄他们的不满。马萨诸塞总督就曾写道：在这些会议上，“地位最为低贱的人……由于他们参加会议的人数不断增多，通常情况下占了大多数，以至于他们的得票数往往超过了乡绅、贵族、商人、贸易主以及其他的上层人士。”

波士顿的一些律师、编辑和上层的一些商人们，像詹姆斯‘奥蒂斯、塞缪尔•亚当斯等人，被排除在英国政府统治圈之外。他们组织了一个“波士顿决策委员会”，通过口头以及书面的形式“阐述并宣传劳工阶层的观点和主张，号召这些‘暴民’行动起来，以此改变自己在公众中的形象。”加利•纳什在提到詹姆斯•奥蒂斯时说：“他深感形势不妙，因为他们这些人受到平民的普遍厌恶，于是赶紧改变自己的形象，向公众的要求靠拢。”

我们已经看到了漫长的美国政治历史的开端：出于自身的需要，上层政治家们把底层人民的热情和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而这种政治上的煽动，并不完全是虚假之词，其中确实包含着一些对下层人民悲惨境遇的理解和同情。这也正是为什么这一项策略，能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持续有效地被执行下去的原因所在。

1762年，詹姆斯•奥蒂斯发表演讲，抨击以托马斯•哈钦森为代表的马萨诸塞殖民地保守统治者。他的这次演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律师为动员城市流动商人和手工艺人而进行演讲的范例：

像你们中的大多数人一样，我们也必须以汗水和劳动来养家糊口。而且我们不得不把我们的名誉抛在一边，为了挣得一片糊口的苦面包，我们也不得不看别人的眼色行事。而那些任意支使我们的人，并不是天生就比我们高贵，他们的豪华和荣耀完全是剥削穷人的结果。……

在那些日子里，整个波士顿似乎到处都充满了阶级仇恨。在1763年的《波士顿公报》中，有人写道：“掌权的一小撮人‘极力宣扬’要使一个人地位低贱，就要让他一直贫穷下去”的政治主张。

在波士顿民众中积蓄已久的怨恨终于在1765年转化成一场反抗印花税的斗争。英国政府于该年颁布了《印花税法令》，目的是想把为扩张英帝国而进行的对法战争所花费的庞大费用转嫁到殖民地人民头上。那年夏天，一位名叫埃本泽•麦金托什的鞋匠，率领一群人将波士顿富商安德鲁•奥利弗的住宅洗劫一空。两个星期之后，人们又袭击了殖民地统治者、英国政府的代言人托马斯•哈钦森的住宅。他们手持斧头四处乱砍，把贮藏在酒窖中的美酒佳酿拿出来狂饮，搬走了豪华的家具以及其他值钱的物品。据英国殖民地官员报告说，这一事件是更大规模的行动计划的一部分，他们原本要捣毁15家富商的住宅。就像“一场大抢劫，霎那间贫富悬殊消失得无影无踪，大家一下子都变得平等了。”

当时，针对富人统治者的骚乱比奥蒂斯想象得要严重得多。这种阶级仇视能否绕开民族主义的上层精英，而将矛头直接指向亲英的上层统治者呢?就在波士顿发生暴乱的同一年，纽约的一位人士在《纽约公报》上撰文说：“当为了一个人的奢侈和挥霍，而使99个人甚至999个人遭受贫穷的时候，尤其是，当一个人发财致富要以他的邻居沦为赤贫为代价时，你还会认为这是体现了平等吗?”革命领袖们关心的是，如何才能把这种情绪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

殖民地城市中的商人们要求获得政治上的民主：议院的代表会议要对民众开放；在立法院设立公众席位；为使选民对代表实行监督审查，要公布记名投票数。商人们想通过具有民主气氛的会议使普通民众能够参与制订政策，平衡税率、控制物价，使商人和其他普通人通过选举获得担任政府职务的机会。

1776年，在宾夕法尼亚进行的立宪会议选举中，一个秘密委员会鼓动选民“不要再投有权有势的大富人们的票……这些人更倾向于在社会中制造贫富差别”。他们为这次会议起草了一个专门的权利议案，其中指出：对这种权利来说，少数人占有很高比例的社会财富，无疑是很危险的，它将破坏人类共有的幸福，因此，每一个自由的地区都有权依法进行遏制，防止出现这种财富的所有者。

在绝大多数人口生活的乡村地区，同样存在着贫富之间的矛盾冲突——那里的政治领袖们将利用这些矛盾来动员大众反抗英国政府。对于参加叛变的穷人则许以某些好处，而他们自己在这一过程中将会得到更大的好处。18世纪40年代发生在新泽西的佃农暴动，18世纪50年代、60年代分别发生在纽约和哈得逊河谷的佃农暴动，以及纽约东北部的大起义(此次起义使得佛蒙特从纽约独立出来)，都已不再是偶然的零星事件。这些社会运动持续时间很长，具有高度的组织性，而且建立了与政府相对抗的政权。

在北卡罗来纳，一个由白人农民组织的“自订约章者运动”，在1766年至1771年这一段时间内，发起了反对富贵阶层以及腐败官员的运动。其间位于最北部的几个城市，则把运动的矛头直指英国政府。因此，这已不再是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了。这些“自订约章者”宣称自己是受富人和有权有势而心怀叵测的主人……“压迫”的“穷困而勤劳的农民”，是“地位卑微”的“劳动者”。他们尤其憎恨使穷人背上沉重负担的税收体制，还有眼睛专门盯着遇上麻烦的穷人，上门讨债并相互勾结的法官和商人。这些人虽然不代表契约奴和奴隶，但却是小业主、“占地者”和佃农的代言人。

18世纪60年代，在北卡罗来纳的奥兰治，“自订约章者”组织起来举行反抗征税和没收欠税者财产的运动。官方称此次运动为“当地具有危险倾向的最大的一次叛乱”，他们计划调用军队镇压此次叛乱。此时，700名全副武装的农民迫使政府释放了两名遭逮捕的“自订约章者”领导人。在安森镇，一位驻守当地的民兵上校抱怨说，这是一场“就目前来说规模空前的大暴乱，它已威胁到安森镇的安全”。他们还纠集近百人破坏了一场镇法庭的审判。

所有的这一切迫使议会通过了一些温和的改革法案，但同时也颁布了“反暴乱”条例。总督决定用军队解决问题。1771年5月，在一次决定性的战斗中，几千名“自订约章者”被训练有素、纪律严谨的政府军打败了。6名“自订约章者”被处以绞刑。

这次斗争的结果是，在发生暴动的城镇，这些“自订约章者”中仅有少数人后来成了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爱国者，而大部分人保持中立态度。

对于即将到来的革命运动来说，一些关键性的战斗能发生在北部，实在是很幸运的事。因为在许多北部城市里，当地的白人中间已经发生了分化；殖民地领导人只能争取到处于中间阶层的商人们的支持，这些商人们由于面对英国商人的竞争威胁，宁愿把赌注押在对英国政府进行的反抗上。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把无产者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在对法国战争之后，他们正处于饥寒交迫的失控状态之中。

在波士顿，伴随着底层阶级经济生活状况的恶化，人们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对英国政府的叛变事件。独立运动的领导人想利用这股力量进行反英斗争，同时也想控制他们，使他们不至于提出更多的要求。

波士顿一个名叫“忠诚九人社”的政治组织(参加者包括商人、造酒者、杂货店主和熟练工匠)于1765年8月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印花税法令》。他们以工匠打头阵，杂货店主从北区，商人和学徒从南区汇合在一起。参加游行的约有二三千人(不包括黑人在内)。他们闯到印花税吏的家中，焚烧了他的画像，在这些“绅士”组织下完成剩下的游行活动后，又有一部分人继续闹事，并捣毁了税吏的财产。

在随后举行的一次镇会议上，组织这次游行的领导人们批评了一些人的暴力行为和过激行动。由于遭到绝大多数人的强烈反对，《印花税法令》被迫取消。那些保守的领袖们也断绝了与暴动者的联系。在庆祝反《印花税法令》斗争取得胜利一周年的庆典上，这些领袖们(根据德克•赫尔德所说)邀请出席的不是举行示威游行的当事人，而“主要是波士顿的中上阶层人士”。他们乘车或坐轿去罗克斯伯里或多彻斯特进行丰盛的庆祝会餐。

英国议会决定对殖民地采取新的征税政策，但这一次英国政府的态度比较谨慎，以避免再引起大规模的反对活动。而殖民地的领袖们虽又一次组织了联合抵制行动，但他们也强调：“不要使用暴力，尽管他们是你们的死敌，但还是要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和财产不受侵犯。”塞缪尔•亚当斯建议说：“不要搞围攻，不要搞叛变，严禁使用暴力。”詹姆斯•奥蒂斯也说：“尽管饱受压迫，也不能采取暴力手段，要保持理智和秩序……”

英国政府向殖民地派驻了军队，这一举动直接伤害了海员和其他劳动阶层的感情。1768年后，有2000名士兵驻扎在波士顿。当地民众和驻军之间开始发生摩擦。当就业机会减少时，士兵们就抢了劳动阶层人士的饭碗。1770年3月5日，制绳工人因为该问题就曾与士兵发生争斗。

人们聚集在海关前，开始向士兵挑衅。士兵首先开枪打死了一名叫克里斯珀斯•阿图克斯的黑白混血儿工人，然后又杀害其他一些无辜平民。这就是著名的“波士顿惨案”。由于英国政府宣布“波士顿惨案”的6名元凶无罪(其中两人只是被处以烙手和除名的惩罚)，使得人民反对英国政府的情绪更加高涨。英国士兵的辩护律师约翰•亚当斯将惨案现场的群众称为“由鲁莽的小伙子、黑人、黑白混血儿、爱尔兰茶客(Irish teagues)和各国水手组成的乌合之众”。波士顿总人口1．6万人中的大约1万人参加了惨案死难者的葬礼游行。为了平息众怒，稳定局势，英国政府被迫撤出了驻军。

征召殖民地的人民服兵役也是惨案发生的一个背景。整个18世纪60年代，在纽约和罗得岛的纽波特，动乱持续不断，影响深远。500多名水手、男青年和黑人在纽波特发动了骚乱。在“波士顿惨案”发生前6周，纽约海员同抢了他们饭碗的英军士兵发生了战斗，结果一名海员被打死。一  在1773年12月发生的“波士顿倾茶”事件中，“茶团”的人乔装改扮登上了东印度公司的茶船，并将茶叶全部倒入海里。成立于1772年的“波士顿通讯委员会”，也是一个反英的革命组织，它从一开始就领导人民“反对英政府对茶叶倾销的垄断政策”(德克•赫尔德)。为了对茶团的所作所为进行报复，英国下议院于1774年5月至6月间通过了一系列强制法令和马萨诸塞军事管制法，其主要内容是：改组殖民政府，封闭波士顿海港，派驻军队等等。这些令人无法容忍的法令的公布，激起了殖民地人民的愤怒，继而爆发了抗议行动。

研究1776年前二十年反英斗争发展史的波林•梅尔在其所著的《从抵制到革命》一书中，着重强调了领导反抗运动的政治领袖温和的一面，尽管他们也希望进行抵制，但他们“又强调遵守秩序和采取克制态度”。她指出，虽然“政府官员和‘自由之子’社的成员几乎全部来自中上层阶级”，但他们的目标却是把他们的组织向全社会范围发展，’要让工薪人士成为这个组织的基础。

在弗吉尼亚，受过良好教育的绅士们意识到，不仅应该把底层民众拉进革命阵营里来，还要激起他们的反英情绪。

进步派人士帕特里克•亨利的出色口才派上了用场。为了争取劳动人民的支持，他四处演说宣传。他认为用口舌就能调动起各阶层人士的积极性，尤其是那些身处底层的人，在了解到自己处境悲惨的原因后，将会更加坚定地反抗英国政府。他还认为，在宣传用语上要含糊其辞，这样不仅能避免参加斗争的各个阶层人士之间发生矛盾冲突，还能激励广大反抗人士的爱国热情。

1776年1月，托马斯•潘恩的小册子《常识》出版了，它很快风靡了整个殖民地，这正印证了舆论宣传的重大作用。在这本小册子里，他第一次大胆地提出了独立的问题。他的言语质朴无华，稍有文化的人都能理解：“在每一块殖民地上，社会的发展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之貌，可是对殖民地(哪怕在被认为是最好的殖民地上)的统治却黑暗无比。”

在书中，托马斯•潘恩从1066年的“诺曼征服”开始，通过对英国君主制历史进行辛辣的批判，揭穿了“王权神授”的谎言。1066年，威廉一世摆脱了法国人，自封为英国国王。“一个法国人的私生子，凭借一股武装土匪的支持，自诩为英国国王，而不理会当地人民是否接受。他出身如此低贱，怎么会被授予神权呢?”  ．

在继续接受英国人的统治还是走向独立的问题上，托马斯•潘恩在分析了利害得失后说：

我反对与英国人进行和解，它只有一点好处，即殖民地大陆和大英帝国也许能连为一体。但我重申我的反对意见：独立带给我们的收益决不仅仅是一点，我们的谷物能从欧洲的市场上换回大把大把的钞票，进口的商品要在我们指定的地点交纳关税……

托马斯•潘恩以殖民地参与的英国历次殖民战争为例，指出同英国结盟的弊端：这些战争耗费金钱，屠杀生命。托马斯•潘恩还逐步培养起民众的一种情结：“每一个被认为是正确的或是合理的事件都表明，独立才是正道。起义者流的鲜血、发自肺腑的哀怨都预示着‘独立的时候到了’”。

仅1776年一年，《常识》一书就被再版25次，数十万册被抢购一空，几乎所有识字的人都读过它或是了解它的内容。当时有关对英关系的各种争论，都是围绕这本小册子展开的。在1750年至1776年间(《常识》正式出版之前)，在各地流传的《常识》小册子大约就有400多本。它从正反两个方面讨论了《印花税法令》、波士顿惨案、茶团以及一般性的违法问题、效忠政府问题以及权利和义务等等问题。

托马斯•潘恩的小册子不仅表达了英国压制下的整个殖民地人民的心声，也在像约翰•亚当斯(他满怀爱国的赤诚，但又不主张极端的民主)这样的贵族阶层中掀起了巨大的波澜。约翰•亚当斯认为，平民议会应受到监督和有效的引导，因为平民议会“常常草率行事，作出的判断和结论也往往是荒谬可笑的”。

托马斯•潘恩本人也曾是英国一个地地道道的“下层人士”，他当过制绳工、小税吏、教师，后来移民到了美国。．但当革命到来的时候，托马斯•潘恩本人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并不像1779年袭击詹姆斯•威尔森(反对价格控制的领袖，希望建立一个比1776年宾夕法尼亚宪法规定的更为保守的政府)住宅的民兵组织那样，是下层人士的代言者，他成了宾夕法尼亚最富有的人士之一罗伯特•莫里斯的得力助手，北美银行(罗伯特•莫里斯创建)的支持者。

后来，．在有关修改宪法的讨论中，托马斯•潘恩又一次站在了城镇手工艺人的一边，要求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他认为，这样的一个政府能够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他把自己完全献身给了这场革命的神话——即它似乎能够代表团结一致的广大民众。

《独立宣言》的发表又把这个神话发展到了极致。英国政府一步紧似一步的控制政策，如禁止殖民地人民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地区居住的1763年敕令、《印花税法令》、汤森法案(其中有关于茶叶的一项条款，还有有关驻军、波士顿惨案、封闭波士顿港、解散马萨诸塞立法会等多项措施)，使殖民地叛乱步步升级，最终导致了革命的爆发。对此，殖民地民众的回应是，成立各种组织或召开许多会议：如反《印花税法令》会议、自由之子社、通讯委员会、波士顿茶团，以及直到1774年成立的大陆会议(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个非法组织，但却是未来独立自由政府的前身)。

1775年4月，殖民地应召民兵与英国政府军相继在列克星敦和康科德发生了战斗，大陆会议随即决定宣布独立。他们组织了一个人数不多的委员会，负责起草《独立宣言》。该宣言的主要起草人是托马斯•杰斐逊。7月2日，大陆会议通过了《独立宣言》。7月4日，正式予以公布。

此时，人民要求独立的情绪日趋高涨。1776年5月。北卡罗来纳通过了一项决定，并将它呈送给大陆会议，宣布脱离英政府独立，废除英政府制订的一切法律，建立自己的军队。与此同时，马萨诸塞的莫尔登镇也响应马萨诸塞代表会议号召，即宣布该州所有城镇脱离英国的控制而独立。在镇集会上人们一致要求独立：“……因此我们宣布与歧视我们的奴隶制王国脱离关系，与英国政府断绝一切隶属关系”。

“当人类历史上的这一伟大事件发生时，有人清楚地意识到，必须要有一个人站出来宣布与英国政府脱离关系，……他们应该把一切都讲清楚……。”这就是《独立宣言》诞生的背景。在该宣言的第二部分有一段论述，读来铿锵有力，充满哲学意味：

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被“造物主”赋予某些不可让渡之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确保此等权利，人民建立了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乃是经由被治理者之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之政府妨碍此种目的之时，人民有权改变或予以废除，有权建立新政府。……

接下来是对英国国王的控诉：“整个殖民地的历史，就是一部屡遭伤害和侵犯的历史，所有这一切伤害和侵犯其目标都很明确，就是要在各个殖民地施行暴政”。宣言控诉国王随意解散殖民地政府，独揽审判大权，派遣“大批贪官污吏剥削奴役我们的人民”，派驻军队，隔绝殖民地同外界的贸易往来，不顾人民死活而课以重税，发动镇压人民的战争，“调集大量的外国雇佣军进行镇压、封锁、实行暴政"。

所有这些：由人民执掌政权，人民有反抗和革命的权力，人民仇恨实行暴政和经济剥削，反对军队的侵扰等等，都写进了宣言里，它把殖民地的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甚至化解了个人之间的恩怨，使之一致对外，共同抗英。

《独立宣言》所划出的统一利益圈明显地漏掉了一部分美国人。这就是：印第安人、黑人奴隶和妇女。事实上，在《独立宣言》中，有一段文字专门控诉国王煽动奴隶动乱、挑起印第安人和白人之间的争端：

他在我们内部挑起争端，他让边疆那些残酷无情的印第安野蛮人到我们这里来定居，而他们打起仗来，不分男女老幼和现实情况，一切皆得而毁之。

早在《独立宣言》发表之前20年，即1755年的11月3日，马萨诸塞立法机关就通过了一项文告，在该文告中，佩诺布斯科特族印第安人被称作是“造反者、敌人和叛徒”，如果一个人能交出一张成年男性印第安人的带发头皮，他将会被给予40英镑的奖赏。而一张女性印第安人或年龄不满12岁的男性印第安人的带发头皮，则价值20英镑……

托马斯•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写下了一段文字，控诉英国政府从非洲贩卖黑人到殖民地当奴隶以及“企图对任何禁止或抑制这种罪恶贸易的立法进行压制”。表面上看，这段文字似乎表达了对奴隶制度和奴隶贸易的一种道义上的愤慨(杰斐逊本人是否真的厌恶奴隶制姑且不论，因为事实是，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他还拥有着成百上千的奴隶)，而隐藏在文字后面的实质却是：随黑人数量不断增多(约占总人口的20％)，奴隶暴动对弗吉尼亚以及其他几个南部殖民地的白人们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使他们的心理恐惧也不断加深。

因为奴隶主们并不愿意终止奴隶贸易，所以托马斯•杰斐逊的这段话便很自然地被大陆会议从《独立宣言》中删去了。也正因为如此，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关于自由的这一伟大宣言之中，找不到对黑人的哪怕是最起码的友好之意。

“人人生而平等”一句，看来也并非是要论述有关妇女问题。因为妇女也不包括在值得考虑的范围之内，政治上也没她们的份儿。尽管出于实际的需要，在家庭里，在农场里或者是在助产士之类的职业中给了她们一些权力，她们仍然是被排除在享有政治权利的范围之外，有关公民平等权利的主张中也没有她们的份儿。

用他自己的盾说，《独立宣言》所谈的只是局限在有关64  美国人民的历史白人的生存、自由和幸福这个范围之内的问题。这样说并不是要责难那些起草和签署《独立宣言》的人们，他们不过是坚持了18世纪享有特权的男人们所期望的理想。正是由于改革家和激进分子们对过去表示不满，所以他们常常受到责难，说他们从旧政治时代继承的东西太多——有时他们确实如此。把注意力集中在宣言有关人权方面以外的一些东西上，也并非要谴责当时道德方面的失败。因为几个世纪已经过去了，这样做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我们只是尽量去理解《独立宣言》是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起到它的作用的，即它是如何把一些美国人动员起来，同时又撇下另外一些人不管。确实，鼓动性语言能创造出一种安全可靠的舆论氛围，现在我们还在使用它。在“良好”的舆论氛围下，不仅尖锐的利益冲突得以掩盖，人类中的大多数被忽视的状况也被隐藏起来了。

《独立宣言》的真实内涵在于：由重要人士组成的上升阶层需要征召大量的美国人来反抗英国人，但他们又不希望彻底打破150年间建立发展起来的财富和权利关系格局。事实上，在签署《独立宣言》的人士中间，69％的人曾是英国政府手下的殖民官员。

“忠诚九人团”成员之一的托马斯•克拉夫茨，是反对同英国开展武装斗争的保守派代表。正是他在波士顿市政厅的阳台上宣读了这篇震古烁今的《独立宣言》。《独立宣言》发表之后4天，“波士顿通讯委员会"下令全体城镇男青年到公共操场集合，准备接受挑选，应召入伍。。征召的结果是，富人掏钱免去了兵役，穷人却不得不入伍当差。这种情况引起人们的不满，他们高喊：“暴政就是暴政!它从哪儿来，就让它滚回哪儿去!”

第五章  一种革命

美国之所以能够打败英国军队，是因为它拥有武装起来的人民的支持。当时，几乎每一个白人都有枪，并且都会使用枪。独立战争的领导人虽不信任广大的平民百姓，但他们也知道革命吸引不了奴隶和印第安人，所以，要革命，还是不得不求助于武装起来的白人。

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至于商人、海员以及其他一些人，他们确实反对英国人，但他们对战争又着实不感兴趣。约翰•夏伊在他有关独立战争时期军队的研究著作《武装的大众》中估计：大约有五分之一的人，有反战通敌的嫌疑。而约翰•亚当斯则认为，反对战争、持中立态度和支持战争的人各占三分之一。

约翰•夏伊指出，首批加入殖民地民兵组织的人通常都在当地有“受人尊敬的头衔或者至少享有完全的公民资格”。友好的印第安人、自由黑人、白人契约奴以及居无定所的自由白人被拒之于门外。可是由于迫切需要兵源，又不得不同意征召地位较低的白人入伍。马萨诸塞和弗吉尼亚甚至准备让那些街头流浪者也参加到军队里去。事实上，军队成了一个向穷人慷慨许诺的场所，在这里他们可以晋升军衔，领到军饷，还可以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

任何社会秩序的管理者历来都使用这种传统的手段，他们藉此鼓动和约束不听话的民众。为从军服役的穷人提供一次进行冒险和获得报酬的机会，其目的是鼓动他们去为他们不甚明了的事业而战。在邦克山战斗中受伤的一位名叫约翰•斯科特的陆军中尉，在讲到他是如何参加到反抗英国人的队伍中来的时候，这样说：

我本是一个鞋匠，靠自己的劳动过日子。起义刚发生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平时不如我的邻居竟然被任命为军官。我是一个有些抱负的人，我不愿意看到那样的人比我还强，于是我也应征当了一名普通士兵。……我要求提升陆军中尉，结果被批准了。我现在还时常想起自己得到提升时的情景。

斯科特只是众多出身贫贱、军阶较低的革命战士中的一员。约翰•夏伊在他有关彼得伯勒分遣队的研究中指出：那些有身份有地位的城镇市民在军队里服役的时间都不长。这种现象在美国的许多城镇都存在。正如约翰•夏伊所说：“革命时期的美国本应是一个中等阶层人士的社会，比起同时代任何其他的国家，它理应充满幸福安宁和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是它却包容了太多的赤贫者，而且其人数还在不断地增多。其中很多人在1775年至1783年间参加过许多次战斗，经受过许多的痛苦磨难。穷人的命运历来都是如此。”

在那个时代，战争冲突支配着一切，其他的问题都被放在一边，人民被要求在这场重要的战争冲突中作出立场选择并被强迫站在了革命的一边。实际上，他们对独立的兴趣很不明显。战争使处于领导地位的统治精英对控制内部矛盾表现得更有把握，更有安全感。

像通常那样，在争取自由的战争中，关键问题也就是征兵和支配财富。对由于强召入伍而引发反对英国人的事件，人们还记忆犹新，但到1779年，又发生了强召海员到美国海军服役的事件。一位宾夕法尼亚的官员说：“我们看到的是：(他们)的行为与英国政府在统治我们期间的所作所为简直一般无二，这使我们担心会引起同样不幸的后果。当权者对人民感情的疏远……而这很容易发展成为公开的对立……直到发生流血冲突”。

美国人在独立战争第一回合的几次战斗中均以失败而告终，这些战斗包括：邦克山战斗、布鲁克林高地战斗、哈勒姆高地战斗和南部战役。在随后的特伦敦和普林斯顿等小规模战斗中，他们取得了胜利。而独立战争真正的转折点，是1777年在纽约取得了萨拉托加战斗的胜利，而当时华盛顿的军队正在宾夕法尼亚的福治谷忍受着寒冬的煎熬；本杰明。富兰克林则正在与法国国王(他正急着寻找机会报复英国人)商谈建立盟军的有关事宜。继而战争转向了南方，在那里，英国人节节胜利。直到在强大的法军协助下，通过法国海军封锁割断了英军的补给线和增援力量，美国人才于1781年在弗吉尼亚的约克镇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

在整个独立战争期间，美国富人与穷人之间一度被抑制的冲突和斗争一再重现。埃里克•福纳称这场战争是“一个使殖民地一部分人获得了巨额利润而使另一部分人生活无比艰难的时代。”

1779年5月，费城第一大炮制造公司就有关“善良而贫苦的人”的困境问题向议会提出请求，并威胁说要使用暴力反对“通过损害社会中更信守道德的那部分人的利益来聚积财富的贪婪企图”。同年10月，发生了“威尔森骚乱’’事件，一伙武装分子进城袭击了詹姆斯•威尔森(一位富有的律师，同时又是一位革命派官员)的住宅。当时詹姆斯•威尔森反对控制价格并促成了1776年宾夕法尼亚民主宪法的通过。这伙暴民最终被费城的富人组织“丝袜旅”给赶跑了。

在整个战争期间，统治殖民地的大陆会议主要是由富人把持，他们又是由商业协定和家庭关系所组成的不同派别联合而成。例如，弗吉尼亚的理查德•亨利同马萨诸塞的亚当斯以及宾夕法尼亚的希彭斯结为一派。

大陆会议通过表决，同意为那些坚持革命到底的官员承担一半生活费。但该决议却忽视了普通的士兵，他们连一点补助也得不到，却仍然要在寒风中坚守岗位。他们有的因患疾病而死，有的则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享受俸禄的人变得越来越富有。1781年新年的第一天，驻扎在新泽西靠近莫里斯敦的宾夕法尼亚部队的士兵，趁着酒兴赶跑了一名军官，杀死了一名上尉，还打伤了其他一些人。他们全副武装，扛着大炮直向大陆会议的所在地费城前进。

乔治•华盛顿十分谨慎地处理了这次事件，双方最终通过协商达成了和解决定：一半士兵离开部队，另一半则被允许去度假。

此次事件发生后不久，在新泽西一线又发生了一起大规模的兵变事件：200名士兵公开反对他们的长官，并向州首府特伦敦前进。此刻，乔治•华盛顿早已做好准备，600名体腹饱暖、装备精良的士兵接近叛军并包围了他们。3名叛军首领被就地审判，其中一人得到了宽恕，而另外两人则被判处死刑，由他们的朋友组成行刑方队实行枪决。当他们扣动扳机的时候，都禁不住哭了起来。乔治•华盛顿称此是“杀一儆百”。

两年之后，在宾夕法尼亚一线又发生了另一起小规模的兵变事件。当时战争已经结束，军队已经被解散，但有80名士兵要求得到他们的报酬。他们袭击了位于费城的大陆会议总部，把总部的成员强行带到了河对面的普林斯顿。一位历史学家约翰•菲斯克曾伤心地写道：“一小撮醉醺醺的叛乱者把我们羞辱一番后驱赶出门”。(《危机时刻》)

在独立战争时期，士兵反抗上级的事件毕竟比较少见，相反平民却更容易采取这种行动。罗纳德•霍夫曼就曾说过：“独立革命使德拉威、马里兰、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佐治亚以及程度较轻的弗吉尼亚等地陷入了内部不和与冲突之中，并且在整个战争时期，这种冲突一直持续不断”。南方地区较低阶层的人士拒绝接受动员参加革命。因为他们看到，这场反对英国的斗争不管是输是赢，他们都是在一小撮政治精英的统治之下生活。

由于黑人已经占人口的20％(在某些殖民地，黑人的比例占到了50％)，白人对奴隶造反的担心也与日俱增。乔治•华盛顿拒绝了黑人提出的为获取自由而参加革命军队的要求。所以，当弗吉尼亚的英军指挥官邓莫尔勋爵向当地的奴隶许诺，只要加入他的军队就给他们以自由时，引起了一片哗然。

但更令人担心的是马里兰的白人骚乱，他们反对那些领导革命的家族，因为他们怀疑这些家族私藏了当时急需的日用品。尽管如此，马里兰当局还是控制了局势，不过他们也作出了让步：向地主和奴隶主追加更为沉重的赋税，允许债务人用纸币来偿还债务。这些都是上层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和权力而不得不作出的牺牲，其结果看来还比较有效。

但是在南方的南部地区，人们普遍的心态是不参与战争，因为他们觉得这场战争与他们本身没有多大关系。乔治•华盛顿的军队在这里的指挥官纳撒内尔•格林，在处理背叛革命的案件时所采取的政策是：对一部分人作出让步，对另一部分人则使用暴力。在写给托马斯•杰斐逊的一封信中，他讲述了他率领部队袭击效忠派的一次行动：“他们对效忠派进行了大屠杀，有100多人被杀，绝大部分被剁成了碎片。这对那些不忠之人起到了极为有效的震慑作用，而这种人在这片土地上实在是太多了。”总体上说，在这些州，使用最少的是让步政策，在1776年到1780年间，所有各州起草和颁布的新宪法，与旧的相比没有太多的不同，仅有宾夕法尼亚一地废除了投票和当官必须要以一定的财产为基础的政策。

在考察独立战争对于阶级关系的影响和作用时，我们可以先看看在效忠派逃亡后被没收的土地上发生了什么事情。重新分配土地给革命的领导人提供了双重的机会：一方面，使自己以及同党富起来；另一方面，把土地分给一些小农阶层，以便为新政府赢得更广泛的支持。实际上，这正是这个新兴国家的一个特点：它以自己所拥有的巨大财富，建立起历史上最富有的统治阶级，同时还有足够的财富，可以用来保证中等阶层的需求，从而使它成为贫富之间的一个缓冲带。

埃德蒙•摩根是这样总结这场革命的阶级本性的：不应该把地位较低的阶层参加这场斗争这一事实同另一个事实相混淆，即，这场斗争总体上是上层阶级人士之间围绕官位职权展开的争斗：新兴的上层阶级反对旧有的上层阶级。

卡尔•德格勒在《走出我们的历史》中说：“并没有一个新的社会阶层通过美国革命这扇大门显露头角，登上政治权力舞台。操纵这场反叛活动的大部分是殖民地富有的统治阶层。”例如在美国，乔治•华盛顿是最富有的人。约翰•汉考克是一个成功的波士顿商人。本杰明•富兰克林是一个富裕的印刷业主等等。

另一方面，城市商人、劳工、海员以及小农阶层人士，都被独立革命的花言巧语所吸引，通过在军队忠诚服役、借助重新分配土地，而纷纷得以加入“人民”的行列，这样就创造出了一个支持实体，一种全民共识，一个把被轻视、被压迫人民排除在外的国家，即所谓的“美利坚合众国”。

斯托顿•林德对独立战争时期纽约达奇斯镇进行的深入研究为以上的论述提供了确证：1766年，这里爆发了佃农反抗纽约封建大地主的大规模暴动。伦塞勒维克占有的地产多达100万亩，佃农们说这其中有一部分原属于他们，由于在法庭上讨不回公道，他们于是就采取了暴力手段。在波基普西，1700名武装起来的佃农包围了法庭，砸开了监牢．但是这次暴动最终还是被镇压下去了。

到战争中期，佃农问题成了一个威胁，因为许多人不再交纳租金。立法机关立即匆匆忙忙地通过一项法案，征用效忠派的土地分给佃农，并在原有800名地产持有人基础上又加了400名。后来，这些新的地产持有者发现：他们虽然不用再付地租，但却成了贷款人，原来是还地主的租金，现在则是还银行的贷款。

看来，反对英国政府统治的叛变不过是以一部分殖民地的精英人物代替了那些拥护英国的效忠派，它给一些小土地所有者带来了利益，而平民白人和佃农仍处在旧有的地位，丝毫未变。

那么美国革命对土著的美洲人印第安人做了些什么呢?他们被言辞华美的宣言给忽略了。不管是在选择统治他们生活着的这片美国疆土的领导人的问题上，还是在追求幸福的问题上，都没有把他们当作平等的人，都不曾考虑过他们的利益。而早在欧洲人来到这片大陆之前的几个世纪，印第安人就一直在这里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现在，随着英国人的出局，美国人又开始了无情地驱逐印第安人的过程。如果稍一遇有反抗，他们就大开杀戒。总之，就像弗朗西斯•詹宁斯所说的，美国白人为反抗英国人在东部的帝国统治而斗争，但在西部，他们却推行起自己的帝国主义统治。

在纽约，通过一场复杂的骗局，美国白人拿走了莫霍克族印第安人的80万亩土地，并因此结束了该州与莫霍克族印第安人友好相处的时期。莫霍克族印第安人的首领亨德里克在1753年向当时的统治者乔治•克林顿和州议会诉苦，此次控诉被记录在案：

我的同胞，当我们来到这里讲述有关我们土地的冤情的时候，我们希望你能为我们做些什么。我们曾告诉过你，我们的先祖与你们所订立的盟约可能要被违背了。你们曾告诉我们说，我们会得到奥尔巴尼这片土地作为赔偿。但是我们很了解那里，我们不相信那里，因为他们(奥尔巴尼商人)简直不是人，而是恶魔。所以……我们一返回我们的家园，我们就将贝壳、串珠的带子送给其他五个族的同胞们。告诉他们，我们同你们的盟约已经不算数了。因此你别希望再听到我会说些什么，我们也再不愿听到你们讲些什么了。

在为争夺北美大陆而展开的英法“七年战争”时期，印第安人是站在法国人的一边。因为法国人当时是贸易商，而不是印第安人土地的占据者；而英国人却早已对印第安人的这片猎场和生存空间垂涎三尺。

1763年战争结束的时候，法国忘了他们的老盟友，竟把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土地割让给了英国人，印第安人因此团结起来对英国人作战，争夺西部要塞。这就是英国所称的“庞提亚克阴谋”，但弗朗西斯•詹宁斯却称之为“一场争取自由的战争”。在英国将军杰弗里•阿默斯的授意下，皮茨要塞的指挥官把许多从医院里拿出来的染有天花病毒的毛毯，送给了正与他进行协商的印第安部落首领们。这可以说是首开了人类细菌战的先河。一种流行性疾病很快就在印第安人中间蔓延开来。

尽管村庄被烧毁，但英国人摧毁不了印第安人的意志，他们坚持游击战争，最终迫使英方达成一项和平协议。英国人同意以阿巴拉契亚山为界，不许殖民定居者侵占该界以西的属于印第安人的领土。这就是1763年颁布的英王诏谕，它激怒了殖民定居者(最初的弗吉尼亚宪法规定，它的土地可以一直向西延伸到海边)。由此也不难解释，为什么大多数的印第安人在独立战争时期要为英国而战。而现在，曾一度是他们盟友的法国人、英国人战败离开了，只剩下印第安人孤单地面对着窥视他们土地的这个新兴国家。

由于东部的精英人士控制了沿岸的土地，寻找土地的穷人们不得不走向西部，他们成了富人们一道十分有用的堡垒和屏障。因为他们处于边疆地区，印第安人要攻击的话，首先的目标就是这些穷人。

美国革命使黑人奴隶在社会中的地位变得更加复杂，成千上万的黑人反对英国政府，有5000多人投身革命军队。

在北部各州，由于部队中有黑人，经济上对奴隶们又没有什么强烈的需要，再加上革命的号召和渲染，使得奴隶制度得以终结。但是这个过程是非常缓慢的，到1810年后期，仍有3万名黑人(约占北部黑人人口的四分之一)是奴隶，到1840年，还有1000名左右的奴隶。在南方的北部地区，自由黑人的数量比以前增多了，同时许多法律控制措施也应运而生。而在南方的南部地区，奴隶制度随着富人和棉花种植园的增多反而有扩张之势。

美国革命给广大的黑人创造了空间和机会，从而使他们能够向白人社会提出自己的要求，有时这些要求出自一小群巴尔的摩、费城、里士满以及萨凡纳的新兴的黑人精英阶层，有时则出自一些勇敢的、善于表现的奴隶。当提到《独立宣言》的时候，黑人们请求议会和州立法机关取消奴隶制度，给黑人以平等的权利。1780年，马萨诸塞州达特茅斯的7名黑人请求立法机关给予黑人投票权，并把征税与代表权联系起来：

我们担心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因为我们并没有像本州自由人那样的权利，可以对选举税吏进行投票，或者施加某种影响。但众所周知，我们这些有色人种中，有许多人曾为保卫共同事业而在战场上浴血奋战，而且就如我们所想象的，反对类似的滥用权力(特别是在税收方面)的呼声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不需要在这里详加陈述了。

一位名叫本杰明•班奈克的黑人自学了数学和天文学，并准确地预测出了日食。他被任命参与设计新建华盛顿城的工作，他在给托马斯•杰斐逊的信中写道：

我想，有一个事实对你来说是再明白不过了，那就是：我们都是一类人。我们这类人在别人的辱骂和刁难下长期进行着劳作，并一直被别人看不起；一直被当作动物而不是人看待；很少被认为具有心智上的才能。……我想你是不会放过每一个能消除这种歧视、这种错误思想和观念的机会的。而对我们来说，这些观念也在禁锢着我们。你的思想感情同我的思想感情是一致的，是同一个上帝平等地赐予我们大家的，我们不仅肉体上相同，而且我们还有着同样的感觉；我们被赋予了同样的才情。

本杰明•班奈克请求杰斐逊：“与你曾抱有的狭隘偏见一刀两断”。

作为一个开明人士，杰斐逊尽了他个人最大的努力。但是美国既有的社会结构、棉花种植园主们的强大势力、奴隶贸易的巨额利润、南北政治精英人物的统一政策、殖民地长久以来形成的带有种族偏见的文化，以及他自身的弱点(把现实需要与意识形态定位相结合)，使杰斐逊终其一生都不可能摆脱奴隶主的角色。

黑人地位卑微，印第安人被逐出新社会之外，富人和实权人物在新国家里确立起的优越地位——所有这一切，早在革命时期的殖民地就全部安排已定。现在赶跑了英国人，可以白纸黑字把这种定势记录在案，并使之具体化、规范化、合法化。它就写在由大革命领袖在费城会议上起草并签署的美国宪法之中。

多少年来，对多数美国人来说，1787年通过的那份宪法是一份闪耀着智慧和人性光芒的天才杰作，它为民主制度与平等创造了一种法律框架。

早在20世纪初，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在其《美国宪法中的经济解释》一书中，就从另一种角度对美国宪法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这引起了公愤，包括遭到《纽约时报》主编的痛斥)。该书对当时的经济背景作了深刻的分析，并对1787年聚集在费城起草宪法的55位人士的政治理想和主张进行了研究。通过研究他发现，这些人大部分是律师出身，而且大多数都很富有，有土地，有奴隶，有工厂，有商船。他们中有一半的人还放外债收取利息。根据财政部的记录，他们55人中有40人持有政府债券。

这样，查尔斯•比尔德发现，参与制定宪法的大多数人在建立强有力的联邦政府时考虑到了他们直接的经济利益：制造商要求实行保护关税；放债人希望停止使用纸币偿还债务；土地投机商则希望在侵占印第安人土地时能受到政府保护；奴隶主则需要政府采取安全措施以防范奴隶叛乱和逃跑；国家债券持有人则希望国家通过加大税收以使国库充盈，最终使他们的债券能得以兑换。

该书指出，有四种人是制宪会议所不代表的：奴隶、契约奴、妇女以及无产者。因此制定出的宪法自然也反映不出这些人的利益。查尔斯•比尔德想告诉大家的是，宪法并不仅仅代表了开国先驱者个人的利益，它维护的是他们所代表的那个集团的利益，是“他们通过个人自身的经历具体而真切地感受到的那种利益”。

到1787年，他们不仅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保证他们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对心怀不满的农民发生叛乱的可能性，他们也是时刻深怀恐惧。引起这种恐惧的主要原因是，1786年，在马萨诸塞西部地区发生了一起重要事件，史称“丹尼尔•谢司起义”。

在马萨诸塞西部诸镇，人们对波士顿立法机关的不满情绪很强烈。1780年通过的新宪法提升了有关选举权的财产资格，如果不是相当的富有，就不可能当上州政府的官员。此外，立法机关还拒绝发行纸币。而在其他一些地区，像罗得岛，纸币是可以流通的，这使当地欠债的农民相对容易偿还债务。

于是，西部一些城镇开始出现一些非法的反对立法机关的群众集会。其中有一位名叫普劳•，乔格的人发表了他的看法：

我们深受虐待，现在我们被强迫做的事远远超过了我们在战争期间所做的事：我们要负担等级税、城镇税、州税、大陆税以及其他所有的税……镇司法长官、警察、收税人，他们强拖硬拽，我们的牲畜就这样被以低价卖出。……这些官老爷准备把我们的一切都掠夺走。我想该是起来反抗，让他们住手的时候了，我们不希望再有什么法庭、长官、警察、律师。

在罕布什尔、诺坦普顿和斯普林菲尔德，对于那些还不起债的农民，法庭就会拉走他们的牲畜，强占他们那些比较肥沃的土地。那些退伍的老兵，处境也很悲惨，因为他们也偿还不起债务(他们出具今后偿还而不是立即给出现金的证明)，也被划入这一类人中。于是他们把农民组织并武装起来。在退伍兵中有一个叫卢克•戴，他是随一队军乐团到达法庭的，他依然气愤地记得正值初夏炎热的时候，他被讨债人关押起来的情景。

镇司法长官企图依靠当地的民兵组织保护，使法庭免遭全副武装的农民的袭击。但是大多数的民兵向着卢克•戴。司法长官好不容易组织起了500人。法官们穿上了他们黑色的长袍，等候司法长官保护着他们前往法庭。但在前往法庭的路上，卢克•戴站出来请愿，要求维护宪法所规定的公民享有的权利，反对最高法院违反宪法的行为，要求法官们休会，直到最高法庭为农民伸张正义。与卢克•戴站在一起的还有1500名全副武装的农民，法官们被迫决定休会。

不久之后，在伍斯特和阿瑟尔的法庭上，持枪的农民阻止法庭开会商讨有关剥夺他们财产的问题。由于当地的民兵非常同情那些农民，而且农民的人数又太多，所以不敢对这些人采取行动。在康科德，一位经历过两次战争的50岁的退伍老兵乔布•沙特克，率领一队车马来到镇前的绿地上。此时法官也得到消息说，“人民的呼声很强烈，如果民众目前的状况不能得到改善，他们的劳动得不到补偿的话，执法者就别想进入法庭”。随后，镇会议做出决定，建议法官们休会，他们被迫遵照执行。

在大巴灵顿，一支1000人的民兵队伍包围了挤满手持武器的大人和小孩的广场。但民兵内部意见很不一致，大多数民兵同情这些人。在当地首席法官表示同意休会直到最高法庭开会后，他们返回广场并打开镇监狱的大门，释放了所有的负债人。那位首席法官，也是该镇的医生，他说：“人民采取这种行动发泄不满和苦衷，我还从来没听说过有比这更好的方式”。

马萨诸塞总督和政治领袖们开始变得警觉起来。曾经是波士顿激进派领导人的塞缪尔•亚当斯，现在也一再要求人民依照法律行事。他称是“英国间谍”煽动了农民。格林尼治的群众对此回答说：“在波士顿你们很有钱，而我们没有。革命时期，你们的行为不也是非法的吗?"这些反抗者现在被称为“调整派”，他们的徽章是一枝青松。

问题不仅是出在马萨诸塞。在罗得岛，债务人已经控制了立法机关，他们还在当地发行纸币。1786年9月，在新罕布什尔，几百名男子包围了爱克塞特法庭，要求归还他们上缴的税金并且发行纸币。当军队前来进行威胁时，他们方才撤离。丹尼尔•谢司在马萨诸塞的西部参加了这一段时间的斗争。在独立战争爆发时期，他以一个贫苦农民的身份加入了大陆军，并参加了列克星顿战斗、邦克山战斗和萨拉托加战斗。战斗中，他曾英勇负伤。1780年，由于发不了军饷，他退伍回了家。但很快他就发现，他根本还不起债。他还亲眼目睹了别人的悲惨遭遇：一位病中的妇女，由于还不起债，人们便把她生病在卧的唯一的一张床也抬走了。

导致丹尼尔•谢司发动起义的导火线是，9月19日马萨诸塞最高法庭指控参与“叛乱”的11位领导者(其中有3人是丹尼尔•谢司的朋友)“破坏秩序、聚众闹事、煽动叛乱”。丹尼尔•谢司组织起700名全副武装的农民前往营救，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革命时期的退伍军人。他们先到达了斯普林菲尔德，当他们继续前进的时候，他们的队伍不断壮大，一些民兵也加入了进来，沿途乡村之中也不断地涌出援军。法庭被迫延迟一天听证，继而又被迫终止了审判。

这时，在波士顿召开会议的最高法院通知马萨诸塞州州长詹姆斯•鲍杜温：“对那些蔑视政府尊严者严惩不贷”。在此后发生的其他一些动乱却让政府官员们感到放心，因为这些动乱是反英国政府的，他们提出的口号是要求制定法律和维护秩序。塞缪尔•亚当斯帮助起草了一项暴乱法，并暂时取消了人身保障法，允许当局不经审判就将犯人投进监狱。同时，立法机关也相应对愤怒的农民采取了一些让步措施，例如允许以实物代替钱币交纳原有的税款。

然而这些还是无济于事，农民与民兵之间的对抗正在升级。但是冬天的风雪减缓了农民队伍向．法庭开进的速度。当时丹尼尔•谢司正率领着1000人前往波士顿。暴风雪迫使他们不得不返回，途中还有一人被冻死。

在政府一方，一支由波士顿商人资助的，由本杰明．林肯将军率领的军队正开赴战场。当时叛军虽在数量上占优势，但是他们很快就被打得四散奔逃。丹尼尔•谢司也跑到佛蒙特去避难。他的同伴有的开始向政府投降，很多人在战斗中丧命。叛军这时已是组织涣散，溃不成军。绝望之中发起了最后的一搏，他们烧毁了谷仓，屠杀了将军的战马。在一个恐怖的夜晚，随着两辆雪橇的相撞，一名政府军士兵也遭杀害。

被俘获的叛军分子被带到诺坦普顿去受审，有6人被判处死刑。就在此时，皮茨菲尔德的最高司法长官房门上出现了一张纸条：“我知道我的一些朋友将会被判处死刑，因为他们是在为正义而战。……准备好加速死亡吧!你我的生命本来就很短暂。”

另有33名叛乱分子受到了审判，其中又有6人被判处死刑。林肯将军主张采取仁慈政策，从轻发落。但塞缪尔．亚当斯说：“在君主政体时代，叛乱罪或许还可以得到赦免，或是从轻发落，但是，敢于违反共和国法律的这些人，理应处死。”随后又执行了几起绞刑，同时，也有一些受到控告的人被赦免。躲在佛蒙特的丹尼尔•谢司在1788年得到赦免后，返回马萨诸塞，在贫困、屈辱的生活中于1825年死去。

丹尼尔•谢司举行起义的时候，托马斯•杰斐逊正在法国出任大使。提到这次事件时，他认为这对社会是有益的。在寄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他说：“我认为不时地发生一些小规模的叛乱倒是一件好事……它是使政府保持健康的一剂必要的良方，上帝不会让我们平安无事20年，却连一次这样的叛乱也不发生。自由之树，就是需要用爱国者和专制统治者的鲜血不时地加以浇灌，这样才能不断地枝叶更新，它是天然的肥料。”

但是托马斯•杰斐逊的想法脱离现实情况太远了，国家的政治经济精英们根本无法忍受这一点。他们害怕类似的情况继续蔓延。一位名叫亨利•诺克斯的将军原是华盛顿部下的退伍军人，曾组织处理过一个退伍军入团体“辛辛那提秩序会”。诺克斯在1786年末给华盛顿写信，谈及有关丹尼尔•谢司起义的问题。他的这封信实际上代表了许多掌握财富和权力的国家领导者们的一些想法，“只要同那些富人们一比较，这些谋乱者立刻就感到自己实在太贫穷了。……他们认为，美国的财富是受到保护的，它们是所有曾参与没收英国人财产的当事人的财产。因此，它理应是大家的公共财产。”

独立战争期间身为华盛顿助手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新贵族统治时期最坚强有力和机智敏锐的领导人之一，他这样阐述了他的政治哲学观点：

所有的社会都把自己划分成少数人和多数人，前者是富人和出身良好的人，后者就是贫民百姓。……这样的平头百姓成份混杂多变，他们绝对很少有判断是非的能力，因此应让前者分享一种特殊的永久的政治权力。……只有这一永久性的群体才能检查民主制度中的任何疏漏。

在举行制宪会议过程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建议总统和议员实行终身制，但会议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不过会议并没有通过普选制，除了众议院的选举是个例外，它是由各州立法机关设定选举资格(几乎每个州都规定了选举代表的财产状况)。会议也把妇女、印第安人和奴隶排除在外。宪法规定参议员由州立法议会议员选举产生，总统从州议会选出的候选人中选举产生，最高法院法官由总统任命。

但是，在独立战争后，社会民主问题并不在于宪法对于选举权进行了限制，它已经超出了宪法本身，而在于社会贫富分化这一更深的层次上。因为试想一下，如果一些人拥有大量的财富，有很大的影响力，如果他们有地、有钱，控制着新闻、宗教以及教育体系，那么，即使选举权利有多么广泛，又如何对此权利进行监督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即使拥有最广泛的基础，难道代议制政府的本性就不是保守的了吗?难道它的目的就不是为了防止出现混乱?

该是提交州议会就批准宪法进行投票的时候了，只要13个州里有9个州同意，该新宪法就算是通过了。有关是否批准新宪法的争论在纽约进行得十分激烈，在报纸上出现了一系列的匿名文章，他们就该宪法的实质向大家进行分析评述，这些表示赞成通过宪法的文章出自詹姆斯•麦迪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以及约翰•杰伊等人之手。这一系列的文章后来被人们称做《联邦党人文集》(宪法的反对派被称为反联邦党人)。

在《联邦党人文集》的第10篇中，詹姆斯•麦迪逊论述了代议制政体对一个由党派竞争控制着的社会维持和平稳定的必要性。这些竞争源自“各种各样的、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问题。财富持有者和无产者在社会上形成了鲜明的、利益不同的集团。”他说，问题在于如何控制由于财富分配不均而造成的党派斗争，而少数派要想被控制住，应该采取的原则是：由多数派投票作出决定。

所以，按照詹姆斯•麦迪逊的说法，真正的问题在于多数派，而宪法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即建立“一个广泛的共和国”，也就是说建立一个拥有13个州的国家，这样“谁都会觉得要发挥自己的力量简直是太困难了，所以必须要彼此联合起来。”

詹姆斯•麦迪逊认为：需要一个大合众国来维持和平。为了论证这一观点，他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中明确表达了他要维护的是谁的和平：“时下流行的发行纸币、取消债务、均分财富以及其他新奇而有效的种种政策设想，比较容易被联邦的某个州所接受，而不容易被整个联邦所接受。”

当对宪法的政治条款背后所涉及的经济利益有清醒的认识以后，该文献就不再仅仅是明智人士立一个体面有序的社会，而努力完成的一部简单的作品，而是特定集团为了维持其特权、为了赢得大众的支持，而向足够多的人士许诺足够多的权利和自由，才被创造出来的。

在新政府中，詹姆斯•麦迪逊和杰斐逊、门罗同属一党(民主一共和党)，汉密尔顿与华盛顿、亚当斯同属敌对党(联邦党)，但麦迪逊和汉密尔顿双方(一方是来自弗吉尼亚的奴隶主，另一方是来自纽约的商人)对该新政府的目标达成了一致意见。在这方面，他们均认同在美国政治体系中两个“对立”的政党之间达成原则协定的传统。汉密尔顿还在《联邦党人文集》其他篇章中称：这个新联合体能够“抑制国内的小派别和叛乱”。他以丹尼尔•谢司起义为例：“这种混乱的形势在马萨诸塞已经很少再出现了，这表明，这并不是一时的投机冒险行为。”

《联邦党人文集》的第63篇文章(出自詹姆斯•麦迪逊或汉密尔顿之手，具体是谁的手笔还不能确定)论证说，设立一个“构造合理的参议院”是必要的，这就如同“为防止人民自己由于一时的谬误而举措失当，有时有必要采取保护措施”一样。“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如果能有某种稳健而有威望的公民机构加以干预，制止错误的发展倾向，预防人民发生内讧，直至人们的头脑重新恢复理智、公正和真理。这是一件多么有益的事情!”

宪法在南部奴隶主利益和北部商人资本家利益之间做了折衷。为了使13个州统一成一个联合的商业大市场，北方代表希望法律能规定各个州相互间的商贸关系，并极力促成这些法律只需议会多数通过即可。结果，南方各州对此表示同意，而作为回报，南方可以进行20年的奴隶贸易，也就是说直到法律失效的那一天。

查尔斯•比尔德警告我们说，任何政府，包括美国政府，并不是什么中立的，它们代表的是经济利益占统治地位的阶层，他们的宪法就是为维护这些经济利益服务的。

确实，占有财富的人很多，但是，其中有一些人占有的要比另一些人多得多。少部分人占有数量惊人的财富，而许多人(粗略估计约有三分之一)只占有少量的财富，还有一些人则是一无所有。

而占有少量财富的这三分之一的人，人数也相当可观，他们就像押宝似的把希望寄托在了新政府的稳定上。对美国政府来说，这一支持基础，要比18世纪末其他任何国家政府都要广泛得多。另外，城市商人也从政府那里获得了更为重要的好处：他们在政府的保护下，能避免遭受国外竞争力量的冲击。

在纽约，这一切就看得更真实了。在第九个、第十个州分别批准通过宪法时，4000多名纽约城市商人打着标语、旗帜，上街游行以示庆祝。烤面包师、铁匠、酿酒师、轮船的细木工匠、造船工、制桶工、运货人、裁缝等都参加了游行，他们要求政府抵制帽子、鞋子以及独立革命之后大量涌入美国本土的英国货，以保护他们的利益6作为回报，商人们经常在投票箱面前表现出他们对富有的保守党的支持。

宪法还表明了美国制度的复杂性：它既为富人阶层的利益服务，但同时它也给小业主们以及中等收入的工人、农民以足够多的施舍，从而为自己建立起广泛的支持基础。构成支持基础的这些小发横财者们成了政府对付黑人、印第安人以及赤贫白人的缓冲带。凭此，统治阶层就可以尽可能少用强制办法，更多地运用法律手段来达到控制的目的，即：在高呼爱国主义和团结一致的口号声中，一切都变得顺理成章。．

在遭到批评的第一次国会通过一系列的人权修正案后，宪法的大部分内容对公众来说已经变得更易接受了。这些修正案似乎体现了新政府对公民自由的保护：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请愿自由、集会自由；享有公正审判的权利；享有呆在家里免受官方侵扰的权利。因此，这些修正案可以说是政府精心设计制定的，目的是想得到人民对政府的拥护。那是一个自由刚被喊出来，还未经过实际检验的时代，人们在当时还并不清楚，如果把一个人的自由委托于一个由财富和权力控制着的政府，自由本身就会发生畸变。

实际上，宪法的其他部分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例如：禁止各州“损害合同契约所规定的责任和义务”的行为，授权国会向公众收税、拨款等等。这些条款听起来都不错，都没有什么偏斜，可一旦要是问问“向谁收税?为什么收税?为何拨款?向谁拨款?”等等问题时，就会发现问题。

保护每一个人所订的契约，乍看起来是体现了一种公正、平等。但一旦知道这是一种穷人和富人之间、雇主和被雇人之间、地主和佃农之间、放债人和欠债人之间的契约关系时，你就不会这样认为了。人们就会知道，这种契约关系总体上是有利于签约双方中势力更强的一方。也就是说，保护这些契约关系等于是把政府拥有的强大的统治权力如法律、法院、法官、警察都交给了享有特权的一方，而在现代以前的时期，保护这些契约关系并不会被当作是用暴力压迫弱者，而是被看作一件法律上的事情。

第一个权利修正案显示了隐藏在其清白之后的利益平等。1791年，国会曾宣布“国会将不会制定法律……剥夺言论、出版的自由”，然而第一个修正案成了宪法的一个组成部分的7年之后，国会却通过一项法律，非常明确地剥夺了言论自由。

这就是1798年的《关于处置外侨与煽动叛乱的法律》，它是在约翰•亚当斯执政时期通过的，因为当时欧洲分别发生了法国大革命和爱尔兰叛乱，所以爱尔兰人和法国人被认为是最危险的革命力量。该法律规定，凡是发表有关反对政府、国会或总统的“虚假的、诽谤的、恶意的”言论和文章，目的想诋毁他们、损害他们的声誉，或是激起人民对他们的仇恨，都是一种犯罪行为。

这项法案虽然直接有悖于第一修正案，然而它却被付诸实施。有10名美国人只因对政府稍有微辞，便被投进了监狱。1798年至1800年间，最高法院的每一位法官都成了上诉法院的法官，他们将该法当作宪法来执行。

尽管第一修正案已经出台，可是原来英国的习惯法“煽动性言论法”依然在美国有效。这就意味着政府不能实行“预先管制”(即提前阻止言论和出版)，它只能在事后对发表言论或文章的人进行法律的惩罚。这样，国会在确定一些言论有罪时，就给它当时已经付诸实施的一些法律找到了简便的法律基础。而且，因为事后惩罚有力地抑制了言论自由，“没有预先管制”的声明本身也就遭到了破坏。这都使得第一修正案远不像它最初出现时给人一种坚实的保护墙的感觉。

宪法中有关经济的条款，实施起来是不是也容易走样呢?我们可以立即举出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在华盛顿的第一届政府统治时期，国会收税和拨款的权力很快就由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一手行使了。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认为，政府必须同社会上最富有的人结成同盟，才能确保其强大。他向国会建议了一系列含有该种政治哲学思想的法律，这些法律后来都得以通过并被加以实行。美国银行建立起来了，它是政府与一定的银行利益之间合作关系的体现。此外还通过了有利于制造商的关税条例，国家同意全额偿还债券(绝大多数的战争债券集中在一小部分富人手中)。通过的税法还决定，为偿还债券，需要增加税金。

在众多的税法中有一个威士忌酒税法案，该税法尤其伤害了那些种植粮食并酿成威士忌出售的农民们。1794年，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农民组织起来发动暴动，反对该税法。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率领军队镇压了叛乱。我们可以看到，在宪法颁布之后最初几年里，其中的一些条款(甚至是最为醒目的一些，像第一修正案)不被当回事，但另外一些(像税法)则得到了强有力的实施。

现在，对开国先父们的种种神化依然存在，他们真是那个时代为实现权力的均衡而奋斗的智者和正人君子吗?实际上，除了愿意保持统治势力内部的权力均衡之外，他们并不愿意在奴隶和奴隶主之间、无产者和富有者之间、印第安人和白人之间建立什么均衡的关系。

有一半的人根本不在开国先父们的考虑之内，不管在《独立宣言》中，还是在宪法中，他们都没有被提及，即使在新型的民主制度下，也看不见他们的身影。这些人就是早期的美国妇女。

第七章  只要青草在生长,只要河水在奔流
——美国印第安人迁移的血泪之路

“Trail of Tears”（印第安切罗基人西迁的“血泪之路”） 

如果说，在富裕的男性白人统治下的所有社会群体中，妇女完全被封闭在家庭中(实际上，是被封闭在家庭内部)，足不出户，那么印第安人则完全被赶出家园，成为社会的最边缘群体。妇女是家庭必不可少的成员，因此，男人们更多地给她们以庇护而不是用暴力来对待她们。印第安人，因为白人不仅不需要他们，实际上他们还是白人的障碍物，所以白人就纯粹用暴力来对待他们。但是，偶尔也有例外，白人在烧毁他们的村庄之前，还要向他们灌输一大套家长式的说教。 

人们一直将印第安人逃离家园的过程委婉地称为“印第安人迁移”。这一过程实际上是为白人腾出阿巴拉契亚山和密西西比州之间的土地，用来种植南方的棉花和北方的谷物、向外扩张、开发移民、修凿运河、兴建铁路和新兴的城市，以及建立一个横贯大陆、连接太平洋的巨大帝国。我们无法精确计算出在这一过程中有多少印第安人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更不用说他们为此遭受的种种磨难了。大部分给孩子们看的历史书对此只是一带而过。 

在独立战争期间，几乎每一个有影响的印第安部落都站在英国一方参战。他们知道，英国已经设置了殖民地向西扩张的界限，如果英国战败，那么这条界限便不能阻止美国向西扩张。事实上，到1800年杰斐逊当选总统时，已有70万名白人定居在山脉的西边。杰斐逊委任联邦政府推动克里克人和切罗基人日后迁离佐治亚州。在州长威廉·亨利·哈里逊统治下的印第安那州，针对印第安人的挑衅行为日渐增多。 

1803年，杰斐逊从法国人手中购买了路易斯安那州，使得美国的面积扩大了一倍(将西部的边界从阿巴拉契亚山脉横跨马萨诸塞州扩展到落基山脉)，他向国会提议，应该鼓励印第安人在小块土地上定居，从事农业。“我认为下述两种办法比较合适：第一，鼓励他们放弃狩猎……；第二，在他们中间增设贸易点……引导他们从事农业，制造业，走向文明……” 

杰斐逊关于“农业……制造业……走向文明”的言论具有重大的意义。就开发广褒的美国土地而言，印第安人的迁移是必不可少的，它能促进农业、商业、市场的发展，积累财富，发展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对于所有这些目的，土地都是不可或缺的。独立战争后，富有的投机商，包括乔治·华盛顿、帕特里克·亨利在内，购买了大片大片的土地。北卡罗来纳州检查官约翰·多纳尔森，购买了今天查塔努加附近2万英亩的土地方才罢休。1795年，约翰，多纳尔森的女婿22次离开纳什维尔做土地生意。他，就是安德鲁·杰克逊。 

杰克逊是一个土地投机者、批发商、贩买奴隶的商人，也是美国早期历史上印第安人最凶恶的敌人。后来，他成为1812年战争的英雄人物，这场战争不仅仅是一场为生存而反对英国的战争(美国教科书中通常这样描述)，更是一场新兴国家向佛罗里达、加拿大、印第安人进行领土扩张的战争。 

著名演说家、肖尼人的首领特库姆塞，试图联合印第安人反抗白人入侵。他说：“土地属于大家，为每一人所用……”当他的印第安同伴被美国政府说服而割让一大片土地时，特库姆塞极为愤怒。1811年，特库姆塞组织500名印第安人在亚拉巴马州的塔拉普萨河岸集会。特库姆塞对大家说：“让白种人见鬼去吧!他们掠夺你们的土地，强占你们的妇女。他们蹂躏你们，直至你们变为灰烬，他们仍不罢休!他们从哪里来，我们就把他们赶回哪里去。我们要战斗到底，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他们一定会被我们驱走。” 

克里克族印第安人居住在佐治亚州、亚拉巴马州、马萨诸塞州的大部分地区。1813年，一些克里克勇士在米姆斯要塞杀死250人，于是杰克逊的军队烧毁了一座克里克族村庄，屠杀村里的男人、妇女、儿童。杰克逊想方设法鼓励士兵勇猛作战，许诺以土地和战利品作为奖赏。 

但是，杰克逊的士兵中有些人抗命。他们厌恶战争，盼望返回家乡。杰克逊在给妻子的信中说：“原先那些勇敢而爱国的志愿兵……士气消沉……经常哀叹、抱怨，成了煽动叛乱者、抗命者……”一名17岁的士兵拒绝吃完食物，并用枪威胁他的上司，被军事法庭宣判死刑。杰克逊拒绝了他的辩解，命令执行死刑。于是他被带到一个僻静处，被行刑队处死。 

1814年，杰克逊在霍斯舒本德战役中与1000名克里克人展开激战。杰克逊的军队伤亡不大，而对方则有800多人被消灭。杰克逊因此而成为全国闻名的英雄人物。在一次对克里克人的正面攻击中，杰克逊率领的白人军队被击败，但切罗基人(杰克逊许诺说，如果他们参加战斗，政府就同他们结成盟友)与他一起渡过河，绕到克里克人背后，为杰克逊打赢了这场战斗。 

战斗结束时，杰克逊及其同伙开始购买从克里克人那里掠夺来的土地。1814年，他亲自担任谈判专员，强迫克里克人签订了一个条约，夺取了克里克人一半的土地。 

这个条约引起了某些新的、重要的变化。它结束了印第安人的土地公有制，承认印第安人的土地个人所有权，造成印第安人内部分裂。它还用土地收买一些人，使另一些人一无所获，通过这种办法，使他们相互竞争、欺诈——这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性。这正好符合老一代杰斐逊党人的想法：帮助印第安人进入“文明”状态，进而操纵印第安人。 

1814年到1824年，白人同南部的印第安人签订了一系列条约，接管了亚拉巴马州和佛罗里达州四分之三的土地、田纳西州三分之一的土地、佐治亚州和密西西比州五分之一的土地，以及肯塔基和北卡罗来纳州的部分土地。杰克逊对签订这些条约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运用收买、欺骗和武力手段获取了越来越多的土地，并委任其同伙和亲戚管理这些土地。 

这些条约以及这些土地的攫取者们，为棉花王国、奴隶种植园的兴起奠定了基础。杰克逊的所作所为，导致白人定居点扩展到西班牙属佛罗里达的边缘。这里有塞米诺尔族印第安人的村庄，一些逃亡的黑奴来此避难。杰克逊准备攻入佛罗里达，他提出理由争辩说佛罗里达是逃亡奴隶和印第安强盗的庇护所。他还指出，佛罗里达是美国安全必不可少的防线。这是现代征服战争的典型开端。 

1818年开始的塞米诺尔战争使美国获得了佛罗里达。在教学地图中，佛罗里达被委婉地表述为“佛罗里达，1819年购买。”但它实际上是安德鲁·杰克逊发动战争的结果：越过佛罗里达边界，烧毁塞米诺尔人的村庄，夺取西班牙人的要塞，直到西班牙人被“说服”出卖佛罗里达。他说，他的行为完全遵循“永恒不变的自卫原则”。 

这样，杰克逊成为佛罗里达领地的统治者。现在，他可以建议他的同伙和亲戚们从事更有利可图的买卖。杰克逊建议他的一个侄子继续保持彭萨科拉的财产。他还向他的一位同伙——军队里的一位军医建议尽可能购买更多的奴隶，因为奴隶的价格不久将上涨。 

离开军营的杰克逊同样告诉军官们如何处理频频出现的逃亡事件。因为贫穷的白人，即便他们起初甘愿为战争而付出生命，现在也发现战争只给富人带来好处。杰克逊建议：凡试图逃跑者，第一、二次处以鞭苔，第三次处以死刑。 

如果你仔细查看一下美国中小学的历史教科书，你就会发现，这些教科书不是将杰克逊描写成奴隶所有者、土地投机商、屠杀持不同政见士兵的刽子手、印第安人的灭绝者，而是把他描写成拓疆者、战士、民主主义者、人民的代表。 

1828年杰克逊当选总统后(继杰斐逊、麦迪逊、门罗、约翰，昆西·亚当斯之后)，民主党和辉格党两大党派在银行和关税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因为他反对富人的银行，所以在有些白人劳动者眼里，杰克逊还是一个英雄。但实际上，在有关贫穷白人、黑人、印第安人的一些重要问题上，他和他们的立场完全一致。 

在杰克逊和他选择的继承人马丁·范布伦的统治期间，居住在密西西比州东部的7万印第安人被迫向西迁移。纽约的易洛魁联盟得以留居原地，但是在“黑鹰战争”之后，伊利诺斯的萨克族和狐狸族印第安人被迫迁移。1832年，黑鹰族酋长战败被俘。身陷囹圄之际，他发表声明说：

(黑鹰族人)现在成了白人的俘虏。……印第安人不应为他所做的一切感到羞愧。他曾经为乡亲们、老婆孩子们而与白人战斗过。白人每年都来此欺骗他们，夺走他们的土地。……白人是品行败坏的教师，他们传授虚伪的课本和虚伪的行为。他们表面上对可怜的印第安人报以微笑，实际上却是以此来欺骗他们。他们与印第安人握手表示友好，以博得印第安人的信任。他们迷惑印第安人，欺骗印第安人，勾引印第安人的老婆。 

白人没有剥下印第安人的头皮，但他们做得更坏——他们毒害印第安人的心灵。……再会了，亲爱的部落！……再会了，黑鹰族。 

刘易斯·卡斯曾经担任过不同的职务，如陆军部长、密歇根州州长、驻法大使，后来成为总统候选人。照他看来，应该这样解释印第安人的迁移： 

不断进步看来是人类的天性……我们一生都在努力奋斗，目的在于获得众多的荣誉、权力或其他一些东西。占有这些东西意味着无比丰富的想象力得以实现。这些努力共同促进了社会进步。但是在一个由野蛮人构成的社会里，这种进步并不多见。

卡斯(1836年，哈佛大学授予他法律名誉博士学位，此时正值印第安人迁移的高峰期)依据他任密歇根州长时所订立的条约，从印第安人手中夺取了数百万英亩的土地：“我们必须时常从反面去改进他们的爱好……他们是一群未开化的人。他们依赖狩猎来获取贫乏而不稳定的生活资料，以图生存。他们不能与文明社会共同生活。” 

1825年，卡斯同肖尼人、切罗基人举行谈判。卡斯在会上保证说：如果印第安人答应迁移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新领地上，“合众国一定不会占据你们的领土。我以你们伟大的国父——总统的名义作出承诺。他将这片土地分派给他的红种人民，令他们世世代代永远拥有土地。” 

印第安人世代沿袭的生活禀性使他们不愿意离开故土。数年前，针对门罗总统关于迁移的谈话，一位年迈的乔克托酋长说：“很抱歉，我不能答应国父的要求……我们如同林中的草，在此生长；我们希望留在这里，不想迁移到另一个地方。”一位塞米诺尔酋长曾对约翰·昆西·亚当斯说过：“我们在此呱呱坠地，在此长大成人，与这片土地血水交融，对它倍感亲切。” 

并非所有的印第安人在回答白人长官时将自己通称为“孩子”，将总统称为“父亲”。据说，当特库姆塞与威廉·亨利·哈里森会面时(这是印第安勇士与未来总统的会面)翻译说：“你们的父亲请你坐下。”特库姆塞回答说：“我们的父亲!太阳才是我们的父亲，地球是我们的母亲；我们在她的怀抱里休息。” 

杰克逊当选总统伊始，佐治亚州、亚拉巴马州、密西西比州就通过法律，加强了对辖区内印第安人的管理。印第安人的土地被分割，并按发行州债券的形式加以分配。联邦有关条约、法律授权国会而不是各州政府管理印第安部落。但杰克逊支持各州的行动，对这些法律规定毫不理会。 

杰克逊终于找到了恰当的办法。根据这个办法，印第安人就不是“被迫”向西迁移了。假如印第安人选择留居此地，他们必得遵守那些损害他们部落及个人权利、给他们带来无尽烦扰的政府法令，还得遭受垂涎他们土地的白人居民入侵的厄运。假如印第安人同意迁移的话，联邦政府将会从经济上给予资助，并许诺他们可以在密西西比河以西得到一片土地。杰克逊命令一位陆军上校与乔克托人和切罗基人谈判。杰克逊说：

告诉酋长和勇士们，我是他们的朋友……但是，他们必须按我的意思去做：离开密西西比州和亚拉巴马州，在我指定的范围内定居。——这样，他们就能在此二州的范围之外，拥有自己的土地。只要青草在生长，只要河水在奔流，他们就可以永远拥有这片土地。我也将一如既往地像朋友和父亲那样庇护他们。

“只要青草在生长，只要河水在奔流”这句话在一代一代印第安人的内心深处留下了痛苦的回忆。1970年，一位参加越南战争的印第安裔美国老兵，泪流满面地重述了这句话，不仅当众证实了那场战争的恐惧，也证实了自己作为一个印第安人所受到的虐待。 

1829年杰克逊就任总统时，佐治亚州的切罗基人居住区发现了金矿，数千名白人蜂拥而至，毁坏印第安人的财产，打桩划界，声称自己对土地拥有所有权。杰克逊在命令联邦军队驱走白人的同时，又下令印第安人必须同白人一样，停止采矿。当他将军队撤走后，白人又返回了该地。这时杰克逊却表示他不能干涉佐治亚州的权限。白人侵略者掠夺土地和牲畜，强迫印第安人签写租约，殴打抗议者，卖给印第安人酒精，以削弱他们的抵抗力，杀死印第安人赖以为生的猎物。 

通过高压和欺骗手段而订立的条约，将克里克族、乔克托族、奇卡索族部落土地划分为一块块的，每一个印第安人都成了合同商、投机者和政客们的猎物。克里克人、乔克托人虽然保留了私人的小块土地，但绝大部分土地被土地公司侵占。照佐治亚州银行董事长、一家土地公司股东的说法就是：“偷窃是时下风行的原则。” 

土地被侵占、缺衣少食的克里克人拒绝向西迁移。饥饿的克里克人开始袭击白人的农场，而佐治亚州民兵和殖民者则攻击印第安人定居点。于是爆发了第二次克里克战争。亚拉巴马州一家同情印第安人的报纸报道说：“对克里克人的战争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欺骗行为。它是别有用心的人所策划的一场卑鄙而残忍的阴谋，目的在于阻止一个无知的种族维护其正当的权利，剥夺他们手中仅剩的一点点生活资源。” 

一百多岁的克里克老人斯佩克雷德·斯纳克，对安德鲁·杰克逊的移民政策作出了反应： 

兄弟们!关于我们伟大的白人先驱的故事我们已经听得太多了。当他越过广阔的海洋第一次来到这里时，他还只是一个小人物……微不足道。他的腿固长时间坐在船上而痉挛，他乞求一小块土地点火宿营。……但是，当这个白人在印第安人的火堆前暖和了身子、享受了印第安人提供的玉米片后，他变得态度强硬，言谈粗俗。他一步就可以跨过高山，他的脚印足以覆盖草原溪谷，双手可以抓住东边和西边的海洋，头可以枕着月亮。于是，他就成了我们的国父。他多喜爱他的红种子民呵，经常说：“走远些，免得我踩着你。”

迁移对于印第安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戴尔·范·埃夫里在《天赋人权被剥夺：美国印第安人》一书中概括道： 

印第安人对于周围每一件事物的自然特性都有着不同寻常的感受能力。他在野外生活，熟悉那些只有猎人才会知道的东西：山林中的每一片沼泽空地、每一座山峰、每一块岩石、每一条山泉小溪。他从来没有彻底地领悟到正在确立的土地个人私有制原则比自由自在地拥有天空更为合理。但是他比其他业主更加深情地热爱这片土地。他感觉到自己如同山石林木、飞禽走兽，几乎就是这片土地的一部分。大地就是他的家乡，是先祖遗骨的安放之地，是天生的宗教圣地，圣洁无比。

19世纪20年代，也就是在1812年战争和克里克战争的喧嚣过去之后、杰克逊当选总统之前的这一段时期，南部的印第安人和白人就已定居下来，他们关系密切，和睦相处，自然环境为生活在这里的所有人提供充足的资源。白人可以去探望印第安社区，印第安人经常到白人家中作客。戴维·克罗克特和塞姆·休斯顿这样的边民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涌现出来的，他们(与杰克逊截然不同)成了印第安人的终身朋友。 

强迫印第安人迁移的力量不是来自与印第安人比邻而居的贫穷的白人拓荒者，其真正的根源在于工业化和贸易的发展，人口、铁路、城市的增长，土地价格的上涨，商人的贪欲。结果呢，印第安人沦落到死亡或被流放的境地，可是土地投机商却发财了，政客们也掌握了更大的权力。至于贫穷的白人拓荒者，作为棋盘上的兵卒，首当其冲地被推入暴力冲突之中，不久就变得无足轻重了。

佐治亚州、亚拉巴马州、田纳西州的1．7万切罗基人被90万白人包围，他们终于认识到：幸存者必须适应白人社会。这些幸存者后来成为农民、铁匠、木匠、石匠、有产者。

切罗基语言过去一直靠发音和手势来表达，这种语言极富诗意、喻意深长、优雅流畅，是在舞会、戏剧及各种仪式中不断发展起来的。后来，他们的酋长塞阔雅发明了一种文字，成千上万的人开始学习这种文字。新成立的切罗基议会赞成创建一家出版社。1828年2月21日，它首次出版了《永恒的切罗基》报，以英文和塞阔雅发明的切罗基文两种文字同时发行。

此前，切罗基人同大多数印第安部落一样，没有建立正式的政府机构。这种情况，正如范·埃夫里指出的那样：

印第安人实施管理的根本原则过去一直是拒绝政府管理。墨西哥以北的印第安人几乎都认为，个人的自由是一种准则，它比个人对社区和民族应尽的义务要宝贵得多。这种无政府主义的态度决定着从最小的社会单元——家庭开始的一切社会行为。大人们生来就不情愿约束自己的孩子。孩子们的每一种任性行为都受到欢迎，被认为是他(她)性格日益成熟的可喜标志……

切罗基人的议会并非经常召开，其成员也不固定，具有极大的流动性。如果没有公众舆论的压力，议会的决议也得不到执行。现在，由于身处白人社会的包围之中，所有这些情况都发生了变化。切罗基人甚至仿效周围的奴隶社会：他们拥有的奴隶已超过100人。他们已经有点像白人所提倡的那样“文明”了。他们甚至还欢迎传教士和基督教。不过，这些东西没有一样像他们赖以为生的土地那样值得想往。

1829年，杰克逊在致国会的信中清楚地阐明了他的立场：“我已告知居住在佐治亚州和亚拉巴马州的印第安人：联邦政府不会支持他们建立独立政府的企图。我忠告他们或者服从本州的法律，或者移居到密西西比河以西。”国会立即行动，通过了迁移法案。这个法案没有提到“强迫”印第安人迁移，但是却列出了有关“帮助”印第安人迁移的条款。这就意味着：如果印第安人不迁移的话，那么他们就不受法律保护，得不到政府提供的用于迁移的资金，联邦政府可以任意处置他们。

也有人为印第安人的利益辩护。新泽西州参议员西奥多·弗里林海森也许是其中最有口才的。他与参议院就迁移问题展开了辩论。他说：“我们已经将这些部落挤到南部边境少数几块贫瘠的土地上，这已是我们留给那些曾经拥有无边森林的人的唯一的家当了。但我们仍然像马蛭那样毫不知足，贪婪地叫喊：给我!给我!……先生们，难道惠人以公正的道义会因肤色的不同而改变吗?”

白人接二连三地对印第安人施加压力。乔克托人不情愿迁移，但是，白人用金钱和土地秘密收买了50名乔克托代表，双方签订了《舞兔克里克条约》：乔克托人将位于密西西比东部的领土割让给合众国。作为回报，合众国给乔克托人的迁移提供经济援助。于是，包括酒贩子、诈骗者之类的白人成群地来到乔克托人的领土上。

1831年末，1．3万名乔克托人开始了向西部迁移的漫长行程，他们将要到达一个完全不同的新环境中，对那里的土地与气候一无所知。他们有的坐牛车，有的骑马，有的步行，缓慢地前进着，然后渡过密西西比河。据说，乔克托人这次漫长而艰苦的行程是由美国军队负责组织的，但结果仍然是一片混乱。乔克托人的食物吃光了，饥饿向他们袭来。

乔克托人的第一次迁移是在冬季，是有史以来最为寒冷的冬天之一。许多人因患肺炎而死。夏天，密西西比一带霍乱大肆流行，乔克托人成百地死亡。原拟第二批迁移的7000人拒绝启程，决定留下来与死亡抗争到底。他们的后裔中有不少人至今仍然生活在密西西比州。

至于切罗基人，他们面临着新的难题——佐治亚州的法律规定：切罗基人的土地要充公，政府要解散，议会被禁止；凡劝说别人不迁移者，都要被投入监狱；切罗基人不得在法庭上提供不利于白人的证据；切罗基人不得采掘新近在他们的领土上发现的金矿。

切罗基人向合众国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表达了公众要求公正待遇的呼声：

我们很惊讶，一些人竟认为迁移到密西西比以外的地区对我们有好处。我们的看法与此相反，我们所有人的看法都与此相反。……我们希望继续生活在我们的祖先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合众国与我们签订了条约，并且制定了履行这些条约的法律，规定了保护我们的住所及基本人权，保护我们免受侵略。我们唯一的请求是：执行这些条约和法律……

然而，没有人理会这些条约，没有人给他们提供法律保护：

那些读到前面几段的先生们，我恳求他们记住我们那条伟大的仁爱之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祈求他们记住，正是由于违背这一原则，他们的祖先被迫离开故土，被赶出旧世界。迫害如狂风，将他们掀过宽阔大海，掀落在陌生的新世界的岸边。当时印第安人还是这片广阔土地的唯一主人——请他们回忆一下，当初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印第安人，即美洲的野蛮人，是怎样款待他们的……请他们记住所有这些事实，我们相信，他们不能、也不会忘记这些事实，并且会同情我们所受的这些考验和灾难。

1830年12月，杰克逊在致国会的第二个年度报告中对请愿书作了答复。他“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乔克托人和切罗基人已经同意迁移，如果剩下的人也能“迅速迁移”，那么每个人都会得到好处。他反复论述同一个相似的主题：“没有一个人比我更溺爱本国土著居民，我对他们充满了友好感情……”然而，“现代文明和日益增多的人口，犹如巨浪一般，正在向西部涌动。所以我们提议通过公平交易的方式，来换取南部和西部红种人所占据的土地。”

佐治亚州通过的一项法案规定：未向州政府宣誓效忠的白人不得居住在印第安人领地内，否则就是犯罪。1831年春，当切罗基人领地内的白人传教士公开宣布支持切罗基人留居原地时，佐治亚州民兵闯入切罗基人领地，逮捕了包括塞缪尔·武斯特在内的3名传教士。因拒绝向佐治亚州法律宣誓效忠，武斯特和伊莱扎·巴特勒被判处4年苦役。联邦最高法院裁定武斯特无罪，杰克逊总统却拒绝执行这一裁决。

1832平，杰克逊连任总统，他采取行动，加快了印第安人迁移的速度。大多数乔克托人和切罗基人被迫迁移，但仍有2．2万名克里克人留居亚拉巴马州，1．8万名切罗基人留居佐治亚州，5000名塞米诺尔人留居佛罗里达州。

自哥伦布时代以来，克里克人一直在为保卫领土而战。他们先后与西班牙人、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战斗过。但是，到1832年，他们的领土已减缩为亚拉巴马州一块极小的地区。同一时期，亚拉巴马州的人口却迅速增长，业已超过30万人。由于轻信了联邦政府大肆吹嘘的诺言，克里克人代表团在华盛顿签订了《华盛顿条约》，同意迁移到密西西比州以外的地区。条件是克里克人放弃500万英亩土地，但其中200万英亩应给予克里克人私人拥有，他们受到联邦政府的保护，可以在亚拉巴马州境内出卖这些土地或留作自用。

几乎在签订条约的同时，白人就背弃了盟约中作出的承诺。白人开始侵犯克里克人的领土，抢劫者、寻求土地者、诈骗者、威士忌酒商、暴徒，将成千名克里克人从家中撵走，赶到沼泽地和森林中。联邦政府对此不闻不问，相反，它通过谈判达成一项新条约提出：克里克人必须立即向西迁移；移居行动由克里克人自己负责；联邦政府提供经济援助。一位陆军上校怀疑此条约是否能奏效，他写道：

印第安人害怕在迁移途中饿死；另外，他们现在已饿得奄奄一息了……你根本无法想象得到：最近二三年来印第安人的生活条件在不断恶化，从相对自给自足状态沦落到赤贫状态。……他们动辄被严词叱责，威逼利诱，镇压打击。合众国没有制定妥当的保护制度，他们也缺乏自我保护的能力，这让他们感到抑郁和沮丧。

尽管处境困难的克里克人不肯迁移，但是到1836年，各州政府官员和联邦官员还是作出了克里克人必须迁移的决定。他们借口绝望的克里克人数次袭击白人殖民者，宣称克里克族在制造“战争”，已经丧失了享受华盛顿条约中规定的权利的资格。

政府动用军队强迫克里克人向西迁移。一支1．1万人的部队尾随着克里克人。克里克人没有抵抗，一枪未发就屈服了。军方将那些他们认为是反叛者和同情反叛者的人集合起来，用手铐将这些人绑在一起押送到西部。另一支部队则侵入克里克人居住区，将居民集中起来，以200人或300人编成一组，向西迁移。自此以后，再没有任何人谈到对克里克人的土地和财产给予补偿的问题。

为了保证这次长途迁移得以顺利完成，克里克人被迫签订了一些非正式的条约。然而，他们再次受到了欺骗。他们缺乏食物、住所、衣服、羊毛毯以及医疗护理，而这一切又一次被延误。破旧不堪的轮船又一次超载运行，将他们运过密西西比河。饥饿和疾病导致大批人死亡。

800名克里克人自愿参加合众国对佛罗里达州塞米诺尔人的战争。作为回报，合众国许诺他们的家人可以留居在亚拉巴马州，联邦政府给他们提供保护，直到战争结束后他们返回家乡为止。合众国并没有信守诺言。对土地贪婪成性的白人抢劫者袭击了这些克里克人的家人——洗劫了他们的财物，将他们赶出家门，妇女则被强奸。然后，军方宣称：为了安全，克里克人应该从克里克领土迁移到莫比尔湾的中心营地。数百名克里克人因缺少食物、患病而死亡。

当参加塞米诺尔战争的克里克人返回家乡时，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被驱赶向西迁移。在经过新奥尔良时，他们染上了黄热病。在渡过密西西比河时，611名克里克人被塞进一艘年久失修的破船蒙没斯号，船沉入河底，311人死亡，其中有4人是赴佛罗里达参战的克里克志愿军指挥官的孩子。

乔克托人和奇卡索人很早就同意了迁移，克里克人非常倔强，因而被勒令强迫迁移。切罗基人正在采取非暴力抵抗行动。另一个部落塞米诺尔族决定与白人战斗。

由于佛罗里达已属合众国所有，塞米诺尔人的领土就成为美国土地攫取者的直接目标。1834年，美国豢养的印第安人代办将塞米诺尔族首领召来，告诉他，塞米诺尔人必须向西迁移。这位塞米诺尔首领回答说：

我们都是同一个伟大的上帝所生，都同样是他的孩子。我们是同一个母亲所生，吃的是一样的乳汁。因此，我们是兄弟。既然是兄弟，就应该友好相处……如果突然将心脏从同它相连的周围部位拿开，心弦就会断裂。

1835年12月，塞米诺尔人接到命令：集合起来，向西迁移。但没有一个人从命。相反，他们连续从内陆发动突然袭击，一直沿着佛罗里达的边界，对建立在海岸边的白人定居点展开游击战。他们杀死白人，掳获奴隶，毁坏白人的财产。

1835年12月的一天，一支110人的白人部队遭到塞米诺尔人袭击，除3人幸免，其他人都被杀死。一位幸存者后来在谈到这件事时说：

事情发生在早上8点。我突然听到来福枪的射击声……毛瑟枪的射击声也随之响起。……刹那间枪声大作，我来不及思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似乎对方有1000人，从正前方朝我们扑来，然后从左翼包抄攻击。……我只能看到他们的头和手，在长长的草丛中以及松树后面忽隐忽现，忽远忽近……

这是印第安人以优势兵力对付敌人的一种典型战术。乔治·华盛顿将军曾经告诫过他的一位将领：“圣克莱尔将军，记住这三句话：谨防突然袭击、谨防突然袭击，将军，第三句还是要谨防突然袭击。”

国会拨款支持征讨塞米诺尔人。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挂帅出征，好几支队伍顺利地进入了切罗基人居住区。但是，他们却发现切罗基人居住区空无一人。泥浆、沼泽地、酷热以及疾病令他们疲惫不堪——这是一种典型的困境，文明国家的军队在征伐本国人民时经常陷入这种困境。1836年，正规军中有103名中高级军官辞职，剩下的只有46人。

这场战争历时8年，耗费2000万美元，损失1500名美国人。”世纪40年代，塞米诺尔人终于感到厌烦了。他们本是一个极微小的群体，可是却要与一个资源丰富的大国相抗争。塞米诺尔人要求停战。但是当他们举着停战旗走出战壕时，却被美国军队拘捕，每次都是如此。1837年，塞米诺尔人的领袖奥西奥拉在停战旗下被美军抓住，并被带上脚镣，不久即在狱中病死。战争结束了。

此时的切罗基人不是用武力来抵抗，而是用自己特有的方式来抵抗。因此，政府开始采用一种古老的把戏利用切罗基人反对切罗基人。压力越来越大地降临到切罗基人居住区，他们的报纸被禁止发行，政府被解散，传教士被投入监狱。土地被以抽签的方式分配给白人。1834年，700名对战争感到厌倦的切罗基人答应向西迁移，81人死于途中，其中包括45名儿童——绝大部分死于麻疹和霍乱。幸存者在渡过密西西比河时，正值霍乱流行期，他们受到感染。到达目的地后，有一半人在一年之内陆续死亡。此时，佐治亚州的白人亦加紧袭击切罗基人，迫使其尽快迁移。

1838年4月，拉尔夫。沃尔多，埃默生向范布伦写了一封公开信，充满愤怒地谈到了切罗基人的迁移条约(背着绝大多数切罗基人而偷偷签订的条约)，抨击美国人的所作所为是对其公正观念的践踏：“先生们，如果你们的印章盖在不义的证书上，那么，你们就玷污了你们的名声并落下恶名。这个国家的名誉，迄今为止有关宗教和自由的种种美好预言，将引起全世界人的厌恶。”

就在埃默生发出此信的13天前，马丁·范布伦命令陆军少将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可以使用任何必需的武力手段进入切罗基人的领地，以迫使切罗基人向西迁移。5个团的常备军以及4000名民兵和志愿兵开始大举进犯切罗基人居住区。

3名签署迁移盟约的酋长被人杀死，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切罗基人显然对非暴力抵抗行动不抱任何希望了。随后，1．7万名切罗基人被包围并被关在栅栏中。1838年10月1日，切罗基人的第一支迁移队伍含泪出发，这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血泪考验”所描述的情节。在他们向西迁移的途中，陆续有人死亡——有的因疾病而死，有的因天气干旱而死，有的因气候炎热而死，有的则被太阳晒死。645辆马车紧挨着拥挤而行，人们摩肩接踵。幸存者后来说，冬天刚过去一半的时候，他们到达了密西西比河边，奔腾的河水挟带着冰块，阻挡他们前行。“几百名奄奄一息的病人像动物一样被关在车内，睡在地上。”很多人被围困在栅栏内时就已卧病不起，另有很多人在西进的途中染上各种疾病，整个迁移行程共计有4000名切罗基人死亡。

1838年12月，范布伦总统对国会说：

我无比荣幸地向国会报告：切罗基族印第安人已全部迁移到密西西比西部的新家。国会授权的行动最终取得了令人完全满意的效果。

本文拟就美国法律史上著名的切罗基人诉佐治亚州一案分析一个非常重要的法理原则，就是人权与公民权的关系问题，本文试图探讨如果一个人没有公民权，是否意味着他就丧失了所有权利，本文还将探讨法律是不是权利的唯一来源，到底法律是权利的来源还是正好相反。

一、案件背景

最早来到北美的欧洲人如果没有印第安人的帮助，他们的殖民活动将受到更大的阻力，正是印第安人对他们的帮助，才使得寻梦的欧洲人生存下来，刚开始的时候，白人与印第安人还能够友好相处，但是随着生存的竞争和欧洲人强盗本性的逐步展现，双方关系形同水火。实际上，从哥伦布踏上美洲的第一天起，就开始犯下罪恶，哥伦布在他的航海日记里写道：“当我一到达‘印度’，……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动手抓了几个当地人，因为他们十有八九了解并且能够把这里的一切都告诉我。”从此开始了西班牙人对印第安人的血腥屠杀，也揭开了欧洲人屠杀印第安人、巧取豪夺他们的土地、将丛林法则带进和谐净土、将野蛮带进文明社会的序幕。

1607年第一批自英国人登上了北美的土地，建立了第一个殖民地弗吉尼亚以后，印第安人开始受到新一轮的劫难。切罗基族是印第安人的一支，长期生活在北美南部大西洋东海岸地区，但是与其他印第安人一样，他们因遭到侵略而被驱逐。美国建国以后，为了在咄咄逼人的白人文化之下求生存，切罗基人放弃游牧打猎的传统生活方式，主动吸收白人文化，以白人生活方式作为榜样，走上定居生产的道路，并发明本族文字，出版报刊，社会和经济生活均被欧化。根据与美国所签定的条约，切罗基族在佐治亚一带享有独立和主权。1828年白人在其领地发现金矿，佐治亚州当局为了逼迫切罗基人迁出州境，因之百般蹂躏其主权，规定他们的土地要充公，解散政府，禁止议会，凡是劝说他人不迁移的，将被投入监狱；切罗基人不得在法庭上提供不利于白人的证据；宣布金矿为州所有，切罗基人不得开采。而同时约有3000名白人擅入采矿，捣毁切罗基人私人领地，偷抢他们的牲口财物。但是，佐治亚州政府对此却不闻不问。

切罗基人在万般无奈的困境下寻求法律的帮助，部落政府聘请白人律师威廉·沃特直接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起诉，要求判决佐治亚州无权强迫切罗基人迁出佐治亚州。诉状提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于以州政府为一方当事人的案件有司法管辖权（美国宪法第三条第二款 [1] ），沃特在诉状中指出，切罗基人在佐治亚州拥有不容侵犯的土地所有权，他说：“条约规定了边界，承认边界内的土地都属于印第安人，这是所有条约都规定的。”沃特要求阻止佐治亚州政府的违约行为，“佐治亚州立法机关打算灭绝他们，这是它的最终目标…如果这些法律被全部执行，就不会再有切罗基人边界，不会再有切罗基民族，不会再有切罗基人的土地，不会再有切罗基条约…他们会被消灭，除了在历史上留下一个针对友好民族施行的巨大的不公正的纪念碑之外，什么也不会留下来。”

1831年3月5日，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代表法院多数意见做出判决，马歇尔在判词中指出，印第安人与美国的关系，属于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曾有过的一种特殊类型：一个部落对美国来说，既不是“外国”，又是拥有特定地域和独立主权的“nation”；某一州的法律不能在部落领地内生效，印第安人与各州的协议高于州法律，处理与印第安人的关系的司法权乃系联邦最高法院专有；州无权单方废除契约，在印第安人同意之前，州政府无权强行迁移印第安人。部落在与美国的关系中，属于“国内依附族群” (domestic dependent nations)，类似“被监护者与监护人”的关系。应当说，判决基本上是公正的，它承认印第安人的土地权利，并且宣布佐治亚州旨在剥夺印第安人土地权利的法律因为违宪而无效，但是，由于当时的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是个仇视印第安人的武夫，他根本不愿意帮助这项判决的执行，他甚至说“既然马歇尔这么判决就让他自己执行去吧！”因此判决书对于印第安人没有实质性的帮助，切罗基人与美国的条约权利于是立刻成为一张废纸，他们最后的希望终于完全破灭。它铺就了切罗基人西迁的“血泪之路”。

人类的历史往往只是强盗们的庆功筵，它常常并不记载被抢劫者的感受，在美国西进史上我们可以看到如下也许被大部分人遗忘了或者故意遗忘了的历史：

1831—1838之间，有15000多密西西比河乔克托被赶到阿肯色州西部（今天的俄克拉何马州）的印第安人保留地，在此过程中成千上万的人死于肺炎和霍乱；

1834年，700名厌战的切罗基人答应西迁，81人死于途中，其中有45名死者是儿童；

1838年10月，17000切罗基人被赶出佐治亚州，佐治亚州政府把拒绝离去者投入监狱，焚烧其家园，大约4000人死于西迁路上，这就是历史上的“血泪之路”。 [2]

二、荒谬的“父子”关系

自英国人入主北美伊始，双方关系比较融洽，印第安人是生活在非常简朴、纯粹的状态之下的，他们一般都是部落土地公有制，印第安人慷慨、大度，没有将新来的异族当作外来者排斥，相反他们将英国人当作朋友、客人对待，但是好景不长，因为英国人的贪得无厌使得印第安人极为反感和警惕，以至于发展到后来双方不断发生战争。尽管如此，早期印第安人将英国人称为“父亲”、英国人使节称印第安人为“我的孩子”的习惯却保留下来了，美国承袭这种“父子”称谓，逐渐把它发展成一种相互关系的缩影。印第安人称呼美国总统 “伟大的父亲”，于是，他们顺理成章地成了美国的“依附子女”，美国成了他们的监护人。马歇尔在本案中提出“国内依附族群”这一概念时，这种“父－子”称谓模式就是他的基本依据。按照美国政府的理解，印第安人在获得“文明开化”从而与美国白人达成平等之前，没有能力很好地处理自己的事务，美国可依其意志来确定什么对他们有益，什么对他们不利。但是，如果我们由此即得出美国人对待印第安人不平等，从而随意侵犯他们的利益，却未必完全公允。美国宪法没有赋予印第安人公民权不是因为美国政府完全忽视其权利，相反这是美国政府为了保护印第安人的举措，因为在尚未明白什么是公民、什么是法治之前，赋予印第安人以公民权，只会给印第安人带来巨大的利益损害，那样一来，印第安人的结果可能是需要承担公民的义务却无法有效地享受公民的权利。因此，美国开国之父们未能给印第安人以公民权，而是将他们作为依附性族群看待，以为这样可以更好地照顾他们。但是，“国内依附性族群”概念以及由此而来的“被监护者与监护人”关系是一把双刃剑，在理论上是非常美妙的，而在具体关系的处理过程中，这一理论很难真正实施，相反，印第安人仅仅只有一点可以不纳税、不服兵役等微小的利益，而美国人却可以在上下其手、翻云覆雨的所谓契约的掩盖下剥夺他们最重要的土地所有权。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传统就是，美国刚刚立国不久的联邦政府是小政府，极少管事的政府，当各州政府出于本州利益侵害印第安人的利益时，联邦政府并没有足够的能力阻止罪行，尤其是切罗基人在本案中碰到了他们的头号敌人总统杰克逊，在佐治亚州侵害印第安人利益时，完全默许他们的侵害。同时，美国联邦政府一直认为应当对印第安人推行“文明开化”，让他们能够逐步地走上与美国人相同的生活方式，在此过程中，美国人的贪婪使得他们认为自己占有土地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而这些土地对于印第安人来讲利用率太低，简直就是浪费，所以，“被监护者与监护人”的关系模式的提出，不但无法真正保护印第安人的基本权利，反而为美国政府和白人社会侵占部落土地作了理论上和法律上的铺垫，也给后来部落主权的沦落埋下隐患，这当然是马歇尔大法官始料所不及的。

在这种荒谬绝伦的所谓“父子”关系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恶毒、贪得无厌的“父亲”，同时我们也能够看到一个受尽屈辱、压迫和遭受一切背信弃义侵害的“儿子”。美国宪法只是北美获得独立的十三州组成代表制定的宪法，其中没有印第安人的代言人，因此他们的宪法可以毫无障碍地剥夺印第安人的公民权，可是联邦政府却没有实力甚至没有意愿保护他们应有的基本权利。所谓的监护权只是美国人上下其手随意侵害印第安人利益，而联邦政府无力保护他们利益的遮羞布罢了。倘以监护制度作比附，联邦政府是个没有监护能力的监护人，而印第安人则成了无人监护的弃儿。马歇尔大法官的判决部分地坚持了宪法精神，他将美国联邦政府与印第安人的关系处理成“监护人与被监护人”的关系，本意也许并不坏，但是以当时联邦最高法院在美国的地位而论，如果其判决与行政部门的意志相左的话，就极难被真正落实，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78篇中分析司法权的性质时指出：“司法部门既无军权、又无财权，不能支配社会的力量与财富，不能采取任何主动的行动。故可正确断言：司法部门既无强制、又无意志，而只有判断；而且为实施其判断亦需借助于行政部门的力量。” [3] 由此可见当时联邦最高法院窘境之一斑。

联邦最高法院无法直接摆脱司法管辖权上的困境，因而导致马歇尔法官为首的联邦最高法院以本案不符合宪法第二条第三款的规定为由，驳回切罗基人的起诉，从而无法为保护切罗基人的正当权利而颁发禁令。实际上，沃特律师原本可以摆脱管辖权之困扰，因为本案涉及到无公民身份者的权利问题。按照自然法的基本精神必然得出人权高于主权的结论，由此当可得出人权优先于公民权的结论，联邦宪法在法理上也一直承认这一点，这在宪法的条文中以人民和公民对底线权利作出区分可以证明，即人民包含了没有美国国籍的人，而公民则专指拥有美国国籍者，1791年通过的《权利法案》中就十分明确地规定了政府不得对人民进行限权立法，这项法案并不仅仅是针对公民权利保护的立法，因此，无公民权的人也可以借助宪法而获得保护。如果沃特律师从这一角度进入本案的起诉，也许情况会有很大的变化，至少，联邦最高法院可以颁发禁令，但是，联邦最高法院也没有着重从这一角度进入本案，这可能来自以下原因：

1、以马歇尔大法官为首的联邦最高法院考虑到司法权的弱小，而杰克逊总统又是靠着屠杀印第安人起家的，因此，他们估计到如果判决过于立场鲜明会使得联邦政府对判决不予理睬，令而不行，联邦最高法院的脸面也就丢尽了。

2、如果将印第安人作为外国人对待，而作出保护印第安人的判决会使得他们的权利更加难以得到有效保护，因为正在被奉为金科玉律的主权理论下，外国人的地位在另一个主权之下是不难想象的。

3、马歇尔时代正是主权理论方兴未艾之时，因此，人权优先于公民权在法理上尚未能够被清晰地阐述，因此要求联邦最高法院在这点上作出重大突破并不很现实，同时面对全美国民众对印第安人的仇恨，要求他们无畏地保护印第安人也是不现实的。

也许就在上述三点原因之下，马歇尔法官只好又玩起他在30年前审理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件时的游戏——在夹缝中求生存，既要维持联邦最高法院保障人权的正义形象，又要避免触怒州政府和联邦行政权，因此，本案的判决应当说也是妥协的结果，只是这一妥协，妥协出了一对恶父、弱子和一条“血泪之路”——当然，联邦最高法院也许已经尽力了。

[1] 该款规定：司法权的适用范围包括：由于本宪法、合众国法律和根据合众国权力已缔结或将缔结的条约而产生的有关普通法和衡平法的一切案件；涉及大使、公使和领事的一切案件；关于海事法和海事管辖权的一切案件；合众国为一方当事人的诉讼；两个或两个以上州之间的诉讼；一州和他州公民之间的诉讼；⑧不同州公民之间的诉讼；同州公民之间对不同州转让与土地的所有权的诉讼；一州或其公民同外国或外国公民或臣民之间的诉讼。

[2] 以上材料祥见：USACherokee Nation v_ State of Georgia (1831) by Marshall （http://odur.let.rug.nl/~usa/D/1801-1825/marshallcases/mar06.htm）以及Cherokee Nation Vs. Georgia by Sam Mershon（http://www.corbett.k12.or.us/hig ... c/sam%20mershon.htm）以及王希 著 《原则与妥协》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开庭》[美]帕克 著 刘璐 张华伟 译 海潮出版社2000年9月 第一版 第8—12页、《美国土著部落地位的演变与印第安人的公民权问题》 李剑鸣 《美国研究》1994年第二期

[3] 参见：【美】汉密尔顿　杰伊　麦迪逊 著 程逢如　在汉　舒逊 译 《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 1980年6月 第一版 第391页 文

人人有资格享有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 

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 

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区别。 

并且不得因一人所属的国家或领土的政治的、行政的 

或者国际的地位之不同而有所区别 

无论该领土是独立领土、托管领土、非自治领土 

或者处于其他任何主权受限制的情况之下。 

——《世界人权宣言》第二条

以尊重人道的法律的办法消灭人，可谓美国人之一绝。 

——【法】托克维尔

自从大地开创以来，从未听说过在和平时期， 

以及一个民族对待自己的同盟者和被监护人时， 

竟然如此背信丧德，如此蔑视正义。 

——【美】爱默生

什么是文明？什么是野蛮？

表面上新英格兰人以及后来的美国人一直希望印第安人能够“文明开化”，甚至不惜以武力相逼，而在本质上，这不仅仅是一种“己所不欲，强施于人”的做法，而是给自己掠夺印第安人的土地寻找未必能够成为借口的借口。他们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世界上最好的，其他人如果不是以这样的方式生活就是愚昧、落后的，因此必须按照他们的意愿改造，可是对待像切罗基人这样朝着白人生活方式转化的印第安部落，他们并没有表现出急切的助人为乐心态，反而在得知他们的土地上有金矿时就迫不及待地要将他们赶出家园。因此美国人所谓希望印第安人文明开化的虚伪嘴脸一下子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们真正希望的是掠夺土地，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新泽西州一个美国民主党人一八四四年的演讲词里得到证明，他说：“充分的土地——充分的土地!赶快让给美国的小牛，它没有充分的土地；它需要更多的土地，以供炎夏的庇荫，它需要更多的土地，以补充它优美的牧场。我实告你们，我们将以俄勒冈为它们夏季的庇荫，以得克萨斯给它作冬令的牧饲。它和它的同种一样，还需要盐，它应该使用两个大洋——那强大的太平洋和汹涌的大西洋都应当属于它……，他的生涯还不当遽而停息，除非让它到结冰的大洋去解渴。” [1] 这段话对于我们了解美国人为什么那么厌恶印第安人而必除之后快的邪恶心态很有帮助。事实上，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虽然未必尽善尽美，但是总体上，他们比所谓的欧洲文明人活得更加纯洁而少贪欲，美国史学家埃夫里在其名著《天赋人权被剥夺：美国印第安人》一书中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和观察，认为印第安人“比其他业主更加深情地热爱这片土地。他感觉到自己如同山石林木、飞禽走兽，几乎就是这片土地的一部分。大地就是他的家乡，是先祖遗骨的安放之地，是天生的宗教圣地，圣洁无比。” [2] 印第安人生活方式的最大特点是自然，在他们的生活中自由和美德被置于首位，“印第安人实施管理的根本原则过去一直是拒绝政府管理。墨西哥以北的印第安人几乎都认为，个人的自由是一种准则，它比个人对社区和民族应尽的义务要宝贵得多。” [3] 在白人来到美洲之前，印第安人一直过着宁静、安详、自然的生活，可是在白人到来之后，白人带来的所谓文明就是贪婪成性，由此而引发了一场又一场的战争，白人的侵略使得印第安人忍无可忍，印第安人针对白人的战争几乎都是自卫的结果，表面上似乎只是欧洲的土地私有制与美洲印第安人的部落土地公有制之间的冲突，而本质上却是人性中高贵与低贱的冲突。白人带来的文明不仅仅“自己”享用，还逼着印第安人享用，这就像屠夫逼着和尚吃肉一样滑稽，屠夫认为不吃肉是野蛮的，而和尚却认为吃肉是不文明的——因为要杀生，可是屠夫手里有刀，于是吃肉就变成文明的了。切罗基人在白人来到之后，迅速欧化，其结果不仅仅是创造了文字，有了自己的报纸，可是他们也开始使用黑人奴隶多达100多人，这就是被许多白人赞扬的印第安人文明开化的结果。

可是，文明抑或野蛮难道是由枪炮来决定的吗？如果是的话，那人类真是不可救药了。然而，这样的枪炮文明史现在已经在整个世界大行其道，美国文化史家布尔斯廷在其三卷本的《美国人》里无休止地讴歌对印第安人的屠杀，千方百计地将印第安人妖魔化，并且谴责新英格兰人教友会对印第安人太仁慈了；而在拉尔夫、伯恩斯等四人合著的《世界文明史》里，对于北美印第安人的遭遇却只字不提。但是，我相信真正的文明并不是仅仅拥有物质的丰富就够了，人类的特性决定了人仅有物质的满足是不够的，人的本质是唯心灵而存在的，在满足了基本的物质需求之后，人类最重要的是心灵生活，可是人类的许多“文明史”却不断告诉人们，人活着是为了追求财富、地位、权力、名声、肉欲，否则就要被人歧视，就活得不像人样，就不“文明”。欧洲人把印第安人称为野蛮人、野人、食人生番，可是，我们不妨看看以下的历史事实：白人到达北美洲之前，整个北美都是印第安人的家园，美国殖民地时期印第安人约有200万，到1860年时只剩下34万，1910年时又减少到22万。到1991年全美国共有2亿3千万人口，印第安人只占190万人，跟500年前的人口差不多，其中8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只有不到1％的印第安人拥有自己的土地。19世纪末，美国联邦政府专为印第安人成立一个州，就是今天的俄克拉荷马州。但是，当人们在俄克拉荷马州发现石油以后，联邦政府的这一善意计划落空，印第安人又面临着新的厄运。仅仅从1898至1915年，印第安部落就失去了90％的土地，许多人惨遭杀害。1924年，美国联邦政府终于通过法律承认印第安人为美国公民。但是，贫困、悲惨和完全被排斥在社会之外依然是印第安人的主要特征。从这些也许并不难以理解的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美国的繁荣里淌着多少印第安人的鲜血。无怪乎印第安人将美国人的感恩节视为忘恩负义日而在节日里绝食抗议。

在人类历史演进的过程中，有许许多多的眼睛和大脑对所发生的事件作出评价，这些评价也常常随着人类观念的改变而变化，如果用一个是否尊重生命的标尺来衡量历史，那么人类的历史就是从不尊重生命到逐步尊重生命的历史，同时这无疑也应当成为是否文明的标尺。当哥伦布踏上美洲的土地时，是印第安人跃入水中欢迎他们的，可是哥伦布却顺势抓捕印第安人问路，这一具有极大象征含义的事件喻示了未来印第安人的结局，在这里，到底印第安人是野蛮人还是哥伦布是野蛮人已经昭然若揭。可是后来的欧洲人口口声声地称印第安人是野蛮人，霸占别人土地和矿藏、资源的盗匪倒成了文明人，因枪不坚炮不利而被烧杀者倒成了野蛮人，这不是太岂有此理了吗？

几乎所有进行实地调查不抱偏见的人类学家和富有博爱精神的真正基督徒们都认为，印第安人的生活是值得羡慕的，“温文和善、爱好和平是印第安人的天性” [4] ，“在伍德兰的东北部地区——易洛魁人的居住地上，看不到什么法律规则，这里没有警察，没有法官，没有陪审团，更没有什么法庭和监狱。而在欧洲，这一整套的东西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在这里，人们的行为确实是受到严格的约束，遵守一些约定俗成的习俗。尽管，他们以享有高度的个人自治为荣，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孰是孰非作出严格的评价…如果谁偷了别人的食物，或是在战争中临阵退缩的话，那么所有的人都会为他深感羞耻，他会被从公共生活中驱逐出去，直到他以行动来赎清自己的罪责，直到人们都认可他确已改邪归正为止。” [5]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其名著《古代社会》中也证实了上述说法。在印第安部落里，基本上都是母权制社会，所谓母权实际上是指女人在关于部落事务中起主导作用，如果这个词作为父权制来对应的话，则是不对的，因为在母权制部落里女人虽然起主导作用但并不奴役、迫害、蔑视男人，而是男女合作的状态 [6] ，而在男权社会里，却充满了对妇女的压迫和奴役。人类不但抛弃、遗忘了母权社会给人类带来的和平和善良，代之以奴役和杀戮为主要特征的父权社会，还美其名曰“文明”，这真是天大的笑话！人类把摆脱了上古的和平走向战争以后的历史称为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历史，实在是一个荒谬的结论！我们不要忘记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几乎所有的战争都是男人发动的，而在男权社会里第一个世界性的和平主义运动则是女人——苏特纳发起的（苏特纳是奥地利人，欧洲和平主义运动的创始人，《放下武器》的，1905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欧洲的扩张，寻找在新大陆发财的机会，以及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活动，连年的战争都是以奴役为特征的父权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事实上，人类是否文明并不是以拥有多少财富来论定，也不是以拥有多么强大的武力来确定。真正确定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否文明的标志是其本人或者本国是否诚实、公正，是否善良，热爱和平。也许不少人看到哥伦布抓获印第安人的史料，其第一个反应就是印第安人太傻了，这种反应本身就是在一个野蛮社会里熏染的病态思路，否则他的反应应当是哥伦布太没有道德了，就像当下的中国，丢自行车的人往往会被认为丢车人自己太不小心了，人们对于小偷已经完全习以为常了，从而使得人们颠倒了什么是该谴责的，什么是不该谴责和应当得到同情的。

在美国人和印第安人之间发生的这段历史确实是文明与野蛮的较量，可是谁是真正的文明人，谁是真正的野蛮人，历史本身早已经盖棺论定了，只是许多人在不了解历史的情况下，或者虽然了解历史但是经刻意歪曲或者回避以后，什么是文明依然在迷雾之中。

结语：我们离文明还有多远？

以睿智和深刻著称的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将美国人掠夺印第安人的过程归结为“以尊重人道的法律的办法消灭人，可谓美国人之一绝。” [7] 这一概括事实上是偏颇的，美国人并没有他想象得那么好，托克维尔自己也未必就相信自己的判断，因为他在前面的论述实际上从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这一结论，他也认为无论联邦政府还是州政府对待印第安人都是背信弃义的。无论是华盛顿还是杰斐逊还是杰克逊，在对待印第安人的态度上都是一致的，就是尽最大能力掠夺印第安人，只是杰克逊表现得更加赤裸裸罢了。许多人都从华盛顿、杰斐逊等人的文字和演讲中去体会他们对待印第安人的人道主义立场，这是不全面的，因为他们确实希望能够和平地得到印第安人的土地，如果以和平方式无法达到目的，那就用武力解决。美国人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比印第安人的更加文明，于是就要赶走印第安人，在这里目的变成第一位的了，手段是否文明已经在他们那里变得次要了，可是真正的文明恰恰与目的关系弱于其与手段的关系，在数千年的人类历史上，正是人们蔑视手段的正义性、文明性，片面地注重目的才造成了那么多的战争悲剧。

历史不可能纯粹是过去了的事件，如果人类对于自己历史上那些罪恶缺乏忏悔的话，历史终究会变成现实来给我们制造痛苦。欧洲以及美洲或者说就是基督教的历史是一部从盗匪到绅士的历史，尽管他们至今还保留了若干盗匪的本性，而且还有不少欧洲人还是盗匪，尚未变成绅士，但是总体上说，由于他们还有改变自身的努力和能力，绅士成分会越来越多，而盗匪性格也就相应减少了。

但是，这一切都还远远不够，再加上还有那么多的国度还一如既往地按照丛林规则生存，所以人类离文明依然很远。

2001/7/29

[1] 转引自：《美洲印第安人史略》刘明翰 张志宏 著 第153—154页

[2] 转引自：【美】霍华德·津恩 著 许先春 蒲国良 张爱平 译 《美国人民的历史》2000年10月 第一版 第118页

[3] 同上 第119页

[4] 转引自：【美】霍华德·津恩 著 许先春 蒲国良 张爱平 译 《美国人民的历史》2000年10月 第一版 第8页

[5] 转引自：【美】霍华德·津恩 著 许先春 蒲国良 张爱平 译 《美国人民的历史》2000年10月 第一版 第20页

[6] 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参见美国著名人类学家艾斯勒的巨著《圣杯与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5年第二版 程志民 译

[7] 参见[法] 托克维尔 著 董果良 译 《论美国的民主》上 商务印书馆 1993年9月第一版 第395 

第十六章  人民的战争？

    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美国参加过的最受民众支持的一场战争了。这个国家的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如此多的人参与战争：1800万人在军队中服役，1000万人漂洋过海，2500万工人定期拿出他们的工资购买战争债券。既然从政府、新闻界、宗教界到左翼组织的领袖这所有的力量都响应了全力支持战争的号召，你能认为这种支持是虚假的吗？那么，究竟存在不存在不愿服从的潜流？有没有一些未曾公开报道的抵制迹象呢？

    这是一场反对罪恶滔天的敌人的战争。希特勒德国把极权主义、种族主义、军国主义以及公然的侵略战争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然而，进行这场战争的各国政府(英国、美国和苏联的政府)真的与希特勒德国有什么重大差别吗？它们的胜利真的能够对世界上的帝国主义、种族主义、极权主义、军国主义给予沉重打击吗？

    美国战时的行为(它在海外的军事行动，它在国内对待少数派的政策)是否与所谓的“人民战争”名实相符呢？国家的战时政策是不是尊重各地普通人民的生存、自由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战后美国的内外政策是否践行了它参战时所追求的价值观呢？

    所有这些问题都值得认真思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战争的狂热气氛过于浓重，这些问题一时还无法充分地显露出来。

    美国作为弱小国家保护神的形象，是由国内高级中学教科书描绘出来的，这一形象与它在世界事务中的实际行为根本不相符合。它煽动起一场反对墨西哥的战争，吞并了该国一半的领土。它假装帮助古巴从西班牙赢得了自由，紧接着却用军事基地、封锁和干涉权在古巴培植起了自己的势力。它攫取了夏威夷、波多黎各和关岛，发动了一场征服菲律宾人的残酷的战争。它用炮舰与威胁“打开”了日本的贸易大门。它宣布对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以便保证美国能够获得与其他列强一起掠夺中国的均等机会。为了维护西方在中国的特权(这种特权一直维持了30多年)它与其他国家一道出兵北京。

    当美国要求中国开放门户的时候，它却在门罗主义与许多军事干预的配合下同时坚持要求在拉丁美洲实行“门户关闭政策”--也就是说，拉丁美洲国家应当向除美国以外的所有国家关闭门户。为了开凿和控制运河，它策划了一场反对哥伦比亚的革命，“创建”了“独立的”巴拿马国。1926年，它派出了5000名海军陆战队员到尼加拉瓜去对付当地的革命，军队在那里驻留了7年。1916年它第四次入侵多米尼加共和国，军队在那里驻扎了8年。1915年它第二次入侵海地，军队在那里驻扎了9年。1900年至1933年间，美国入侵古巴4次，尼加拉瓜2次，巴拿马6次，危地马拉1次，洪都拉斯7次。到1924年，20个拉丁美洲国家的财政有一半为美国所操纵。到1935年，美国超过一半的钢铁和棉花出口到了拉丁美洲。

    1918年，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前夕，一支7000人的美国部队作为武装干涉俄国的联军一部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登陆，在那里一直驻扎到1920年初。一支5000多人的部队也作为联合远征军的一部在另一个俄国港口阿干折尔即阿尔汉格尔斯克。登陆，并在那里驻扎了近一年。国务院告诉国会说：“所有这些军事行动都是为了消除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影响”。

    简言之，如果说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像当时许多美国人所相信的那样，因为他们目睹了纳粹的侵略）是为了捍卫不许干涉别国内部事务的原则，那么这个国家在历史上的所作所为却让人怀疑它是否真的能够维护这一原则。

    在当时，这样一种观点似乎是不容置疑的，即美国是一个拥有真正自由的民主国家，而德国则是一个迫害犹太少数民族、监禁持异议者、声称不管其信仰如何日尔曼民族都是最优秀种族的国家。然而，对黑人而言，他们所看到的德国反犹太主义浪潮与他们自己在美国所处的地位并没有太大的差别。美国对希特勒的迫害政策也并没有采取多少措施。事实上，整个30年代，它都与英法一道对希特勒采取了绥靖政策。罗斯福和他的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在公开批评希特勒的反犹太主义政策方面表现得犹豫不决；1934年1月，当一项提案要求参议院和总统对德国人在犹太人问题上的所作所为表示“震惊和悲痛”，并要求恢复犹太人的权利时，国务院则极力主张搁置该项议案。

    1935年，当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时，美国宣布实行军火禁运，但它同时却让美国企业大量向意大利出售石油，从而为意大利进行战争提供了基本的保证。1936年，当西班牙的法西斯势力发动叛乱反对民选的社会主义者--自由派联合政府时，罗斯福政府却提出了中立法案，拒绝支持西班牙政府，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却向佛朗哥提供了关键性的援助。

    这到底是缺乏起码的判断力而导致的不幸错误，还是政府认为国家的最高利益不是制止法西斯而是增进美利坚帝国的利益这一政策的必然结果？在30年代，反对苏联被认为是美国的最高利益，其后，当日本和德国威胁到美国的世界利益时，一种亲苏、反纳粹的政策又变得适逢其时了。罗斯福对结束压迫犹太人的关心不亚于林肯南北战争期间对结束奴隶制的关心；他们政策的重心（无论他们个人对受迫害者的同情心有多大）是国家权力而不是少数民族的权利。

    并不是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攻击促使了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像并不是因为把400万的黑人变成奴隶才导致了1861年的南北战争一样。当意大利进攻埃塞俄比亚，希特勒入侵奥地利、攫取捷克斯洛伐克和进攻波兰的时候，尽管罗斯福确实开始向英国提供重要的援助，但所有这些事件都没能促使美国参战。

    促使美国全面参战的是1941年12月7日日本对夏威夷珍珠港美国海军基地的进攻。或者更确切地说，导致罗斯福义愤填膺地呼吁参战的并不是出于对日本轰炸平民的人道主义的关心--日本入侵中国是在1937年，它对南京平民的轰炸并没有促使美国参战。归根到底，是日本对美利坚帝国太平洋地区领土的进攻促使了它的参战。

    只要日本仍然是掠夺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俱乐部中的一个表现良好的成员(即只要它维护门户开放政策)，美国就不会反对它。1917年美国在与日本的互换照会中说，“美国政府承认日本在华的特殊利益”。按照入谷秋良《帝国主义之后》的说法，1928年，美国驻华领事曾表示支持日军的对华入侵。只是当日本试图占领整个中国从而威胁到了美国的潜在市场，尤其是当它进一步攫取东南亚的锡、橡胶和石油时，美国才有所警觉并采取了诸如1941年夏对废旧钢铁和石油实行全面禁运等等措施，正是这些措施导致了日本对美国的进攻。

    当美国加入到战争中的英国和俄国一方（德国和意大利在珍珠港事件后向美国宣战）时，它的这一行为表明其参战的目的到底是出于人道主义还是出于其自身的权力和利益呢？它的参战究竟是为了结束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的控制，还是为了确保掌握控制权的国家必须是美国的盟友呢？

    1941年8月，罗斯福与丘吉尔在纽芬兰海滨会晤，向世界公布了《大西洋宪章》，阐明了有关战后世界的宏伟目标，并声称他们的国家“不追求扩张、领土及其他东西”，它们将尊重“所有国家的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其政府形式的权利”。该宪章以宣布了民族自决权而驰名世界。

    然而，就在《大西洋宪章》发表的两周前，美国代理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已向法国政府保证它可以在战后保持法兰西帝国的完整无缺。1942年的晚些时候，罗斯福的私人代表也向法国将军昂利·吉罗德保证：“一旦有可能，法国的主权将在其全部领土，即1939年法国国旗曾经飘扬的宗主国与殖民地的所有土地上得到完全的恢复，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

    有关战斗与军事行动的消息占据了各大报纸的头条位置：1942年军队攻入北非，1943年军队开进意大利，1944年越过海峡进入德军占领的法国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越过边界击退德军的艰苦战斗，英美空军不断升级的轰炸。与此相呼应的是俄国人对纳粹的军事胜利（在英美发起登陆战役时，俄国人已把德国人赶出了国境，并牵制着德军80％的兵力）。在太平洋，美国军队在1943和1944年也从日本人手中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岛屿，从而获得了越来越近距离地轰炸日本城市的军事基地。

    在被大肆渲染的那些战斗和轰炸的背后，美国的外交官与企业家们却在悄悄地进行着另一场艰苦的工作，即确保美国的经济力量能够在战后成为世界之冠。美国的企业将会扩展到迄今为止仍为英国人统治着的那些地区。机会均等的门户开放政策也将从亚洲扩展到欧洲，也就是说，美国打算把英国推到一边并取而代之。

    这就是在中东及其石油问题上所发生的一切问题的实质。沙特阿拉伯是中东最大的石油库。1945年早些时候，在美国的一艘巡洋舰上，伊本·沙特国王成了罗斯福总统的座上客。

    后来，罗斯福又致信伊本·沙特，保证未经征求阿拉伯人的意见美国将不会改变其巴勒斯坦政策。在随后的几年中，对石油的关注通常是与对中东犹太国的政治考虑相提并论的，不过，石油似乎更重要一些。

    鉴于大英帝国的势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已日趋衰落，美国便随时准备着取而代之。战争结束之前，政府已经制定了建立在政府与大企业合作基础上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蓝图。

    后来的助理国务卿、诗人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曾不无讥讽地谈到了他战后所目睹的一切：“由于事情进展得很顺利，我们将会缔造出和平，我们好像正在缔造和平，缔造出石油的和平、黄金的和平、海运业的和平，简言之，没有道德目的或人类利益……的和平……”

    战争期间，英美创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用以规定货币汇率；由于表决权取决于出资额的多少，美国的统治地位便得到了保证。为了帮助遭战争破坏地区的重建，建立了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但其首要的目的之一就是(用它自己的话说)“促进外国投资”。

   对于战后许多国家迫切需要的经济援助，美国已经开始更多地从政治角度来考虑了：驻苏联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1944年早些时候说道：“在影响欧洲政治事务，使之朝着我们所期望的方向发展方面，经济援助是可以使用的最有效的武器之一……”

    战争期间创建联合国，是为了加强世界各国的国际合作，防止未来的战争。但是，联合国却是由西方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英国、法国)和一个在东欧有着众多军事基地和强大政治影响力的新帝国(苏联)操纵的。关于联合国宪章，著名的保守派共和党参议员阿瑟·范登堡在其日记中这样写道：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从国家主义者的立场看它太保守，其基础实际上是四大强国的结盟……这不过是激进的国际主义者建立世界国的一个梦想……赫尔竟能在他的方案中如此谨慎地行使美国的否决权，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同时也使我感到惊异）。

    尽管许多人把德占区犹太人的痛苦遭遇看作是这场反对轴心国战争的关键之所在，但它并不是罗斯福关注的重心。亨利·范戈德在其《救助政策：罗斯福政府与大屠杀》一书中的研究表明，当犹太人被送进集中营的时候，当对600万犹太人以及数百万非犹太人的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性的大屠杀开始的时候，罗斯福没有采取措施去挽救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他没有把这一问题放到优先的地位，却把它推给了国务院，而国务院里的反犹主义以及冷漠的官僚作风则成了进一步采取有效行动的障碍。

    进行这样一场战争真的就是为了证明希特勒关于白种日尔曼人优于“劣等”种族的观点是错误的吗？事实上，美国军队也实行种族隔离。当1945年初美国士兵被塞进“玛丽女王”号开赴欧洲去打击敌人时，黑人被安排在了接近机房的最底层，尽可能让他们远离甲板上的新鲜空气，这令人吃惊地想起了古老的奴隶贩运。

    红十字会对白人和黑人献血也实行隔离政策，这是得到政府批准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一位名叫查尔斯·德鲁的黑人医生发明了血库制度。他负责战时的献血工作，后来被解雇了，因为他试图取消血液隔离制度。尽管战争时期急需劳动力，黑人在求职中依旧会受到歧视。西海岸一家飞机厂的发言人说：“黑人只能考虑做看门人或其他类似的工作……不管他们曾作为飞机厂工人受到什么样的训练，我们都不会雇用他们”。罗斯福建立起了公平就业管理委员会，但他从没有为强制执行该委员会所发布的命令做过任何事情。

    法西斯国家以其坚持认为妇女应该从事家务而臭名昭著。然而，尽管这场名为反法西斯的战争在危急关头也起用妇女保卫工厂，但它在改变妇女的从属地位方面并没有采取任何特别的措施。战时人力资源委员会不顾有大量妇女在从事战时工作这一事实，坚持把妇女排斥在决策机构之外。劳工部妇女局局长玛丽·安德森提交的一份报告说，战时人力资源委员会对“部分妇女领导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那些被认为是富于战斗性和参与精神的东西……”表示“怀疑和忧虑”。

    在美国政府所采取的政策中，有一项几乎就是法西斯主义政策的直接复制品。这就是对居住在西海岸的日裔美国人的处理。珍珠港事件后，政府中弥漫着反日的歇斯底里气氛。一位议员说：“我赞成把从阿拉斯加到夏威夷的美国领土上的每一个日本人都抓起来，把他们送到集中营里去……该死的！我们要消灭他们！”

    富兰克林·D·罗斯福虽然没有这么狂热，但他于1942年2月平静地签署了9066号行政命令，授权部队在没有逮捕令、起诉书和审讯的情况下把西海岸的11万日裔美国人，不分男女老少一律逮捕，把他们赶出家门，发配到遥远的内地集中营里，像犯人一样地看管起来。这些人中有四分之三属于尼塞（Nisei）--即父母为日本人但本人却出生于美国的美国公民；另外四分之一被称为伊塞（Issei），他们出生于日本，按照法律不能成为美国公民。Issei日语的英语音译，本意即“第一世”、“第一代”，被借用来专指移居美国（或加拿大）的日本移民；Nisei也是日语的英语音译，本意即“第二世”、“第二代”，被借用来专指有资格成为美国（或加拿大）公民的原日本移民的子女一代，即第二代。后该词用来泛指日裔美国（或加拿大）人。1944年，最高法院确认这次军事遣送有其军事上的必要性。

    这些日本人在集中营里被关了3年多。他们举行过示威、请愿和群众集会，他们拒绝在忠诚誓词上签字，甚至还举行过反对集中营当局的暴动。日本人米奇·韦格林在其家人被发配和拘押时还是个小女孩，她在《声名狼藉的岁月》里讲述了遣送工作的拙劣和被遣者的悲惨遭遇，也讲述了不屈不挠的抵抗。

    政府所从事的这场战争，其主要的受益者(尽管有大量的改革)是一小撮富人。1941年，军事合同总值的四分之三被56家大公司所控制。在10亿美元用于工业科学研究的经费中，有4亿美元给了10家大公司。

    虽然1200万工人参加了产联和劳联，劳工仍处于从属地位。5000家工厂建立了劳动管理委员会，这多少显示了工业民主的一种迹象，但是，这些组织绝大多数只是发挥着惩戒旷工和提高产量的功能。

    尽管爱国主义和为赢得战争而奉献一切的观念盛行，尽管劳联和产联承诺不举行罢工，但企业利润扶摇直上而工资却被冻结的事实却使工人深感失望，他们纷纷举行罢工斗争。战争期间，共发生1.4万起罢工事件，677万工人参加了罢工，这一记录超过了美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只1944年一年就有100万的矿工工人、钢铁工人、汽车及运输设备工厂的工人进行了罢工斗争。到战争结束时，罢工斗争一直保持着高记录，1946年上半年仍发生了300万起罢工。

    在狂热的爱国主义喧嚣声中，仍然有许多人认为战争是错误的，即使在法西斯入侵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应征入伍的1000万人中，有4.3万人拒绝打仗，而更多的人则表示根本不愿意入伍。仅政府记录在案的逃避兵役事件就有35万例，而这还是在美国社会几乎全体一致支持战争的情况下发生的。

    二战后的文学作品如詹姆斯·琼斯的《从这里到永恒》、约瑟夫·赫勒的《第22条军规》和诺曼·梅勒的《裸者与死者》都抓住了美国士兵对军官的不满情绪。在《裸者与死者》中，士兵们在战斗中聊天时，其中一个说：“这支军队的唯一错误就是它从没有输掉过任何一次战争”。

    托格里奥吃惊地问：“你认为我们应当输掉这次战争？”

    雷德发觉自己有点感情冲动。“我为什么要反对该死的日本鬼子？你想，我为什么要在乎他们是否占有这令人窒息的丛林呢？即便卡明斯再得到一枚勋章，这与我又有什么相干？”

    “卡明斯将军是一个好人”，马丁内斯说。

    “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好将军”，雷德争辩道。

    尽管黑人报纸和黑人领袖力图煽动起黑人的情绪，但黑人社会却对这场战争普遍表现出冷漠甚至敌意。一位黑人记者写道：“黑人……对这场战争感到愤怒、怨恨和异常冷淡。他们总是这样发问，'我为什么而战？'”

    一位黑人大学生对他的老师说：“军队歧视我们，海军只让我们做炊事员，红十字会不让我们献血，雇主和工会把我们拒之门外，对黑人滥施私刑的事情仍在发生。我们被剥夺了公民权，被人蔑视，遭人唾弃，希特勒还能做得比这更多吗？”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领导人沃尔特·怀特在中西部的一次数千人参加的黑人集会上重复了这一观点。他原以为听众会表示异议，但事实却恰恰相反。他回忆说：“使我感到意外和惊异的是，听众发出了热烈的掌声，我用了30到40秒钟的时间才使他们安静下来”。

    但是，没有出现反对战争的黑人组织。事实上，几乎没有出现任何有组织的反战现象。共产党是战争的狂热的支持者，而社会党的分裂则使它无力用这种或那种方式发表明确的意见。

    只有一些小的无政府主义和和平主义组织拒绝支持战争。妇女和平与自由国际联盟说：“国家间的、阶级间的或种族间的战争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冲突和治愈它们给人类造成的创伤”。《天主教工人》写道：“我们仍然是和平主义者……”

    在一个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并行的世界，单纯地呼吁“和平”是困难的，因为这里充斥着各种生机勃勃的意识形态和富于侵略性的行为。一些和平主义者对此颇感苦恼。他们开始大谈所谓“革命性的非暴力”。和谐共进会的A.J.马斯特说，由于世界正处于一场革命的风暴中，即使那些反对暴力的人也必须采取革命的行动，当然，他们的革命是非暴力的。这种革命的和平主义运动必须“同被压迫者和少数派如黑人、谷租佃农和工业无产者有效地结合起来”。

    只有一个社会主义组织明确地、毫不含糊地反对战争，它就是社会主义工人党。1943年，在明尼阿波利斯，该党18名成员被指控违犯了史密斯法。依据该法，参加任何旨在“用武力和暴力推翻政府”的组织均属犯罪行为。他们被判处徒刑，最高法院拒绝重审他们的案件。

    有少数人仍然坚持认为真正的战争发生在每一国家的内部。德怀特·麦克唐纳主办的战时杂志《政治学》，在1945年早些时候发表了法国工人哲学家西蒙·韦尔的一篇文章：

    不管它戴上法西斯主义的、民主的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面具，我们最大的对手都仍旧是“机关”，即官僚机器、警察、军队……最大的背叛始终是使我们自己屈从于这个“机关”，为它服务，践踏那表现在我们或其他人身上的全人类的价值观。

    但是，大多数美国人被动员起来，在军事和民用领域为战争服务。战争的气氛笼罩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战后时期的公共民意测验显示，大多数的士兵喜欢参军。痛恨敌人、尤其是痛恨日本的情绪非常普遍。种族主义的影响非常明显。《时代》杂志在报道硫磺岛战役时说，“普通的、没有理智的日本鬼子都是白痴。也许他是人，但这……并没有说明什么”。

    这样，便有了在每一次战役中猛烈轰炸民事目标的群众基础：对德国和日本城市的轰炸都是如此。

    在埃塞俄比亚战争中，意大利轰炸了城市；在西班牙内战中，意大利和德国轰炸了平民；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德国的飞机也向荷兰的鹿特丹和英国的考文垂及其他地方投下了炸弹。罗斯福曾把这些轰炸描述为“给人类的良心带来沉重打击的非人道的野蛮行为”。

    但德国人的这些轰炸比起英美对德国城市的轰炸来规模要小得多。1943年1月，盟军在卡萨布兰卡相会，决定发起大规模的空中打击，以便“摧毁和扰乱德国的军事、工业和经济体系，打垮德国人的士气，最终达到彻底削弱其军事抵抗能力的目的”。

    于是，对德国城市的饱和轰炸开始了，上千架飞机袭击了科隆、埃森、法兰克福和汉堡。夜间起飞的英国飞机无需假称瞄准的是“军事”目标；白天起飞的美国飞机谎称进行的是精确轰炸，但飞机的轰炸高度表明，其所谓的精确度是根本不可能的。最典型的错误是1945年初对德累斯顿的轰炸，轰炸产生的热浪造成了真空状态，迅速蔓延的大火把整个城市变成了一片火海。德累斯顿轰炸导致10万多人丧生。

    为了打击日本人的士气，对日本城市的轰炸继续采用饱和轰炸战略。对东京一夜的轰炸就导致了8万人丧命。随后，1945年8月6日，广岛上空的一架巨型飞机投下的第一颗原子弹使大约10万人死于非命，另外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慢性死于原子弹爆炸所产生的有害射线。美国政府从未承认的一个事实是，在这次轰炸中，有12名美国海军飞行员死于广岛监狱。3天后，第二枚原子弹投到长崎，有5万人丧生。

    为这些暴行进行辩护的借口是，只有这样才能尽快结束战争，并且不必向日本发起进攻。政府认为，进攻将会付出巨大的生命代价：按照国务卿伯恩斯的说法是100万人，按照乔治·马歇尔提供给杜鲁门的数字，也要50万人。这些对进攻日本将会造成损失的估计都是不符合实际的，其效果已众所周知，这些估计好像就是为了在更多的人中造成恐慌、为轰炸的正当性制造气氛。

    1945年8月，日本已陷入绝境并已准备投降了。《纽约时报》的军事分析家汉森·鲍德温在战争刚刚结束时写道：“到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于7月26日签订的时候，从军事观点来看，敌人已在战略上陷于绝境。这就是我们消灭广岛和长崎时的形势。我们有必要那样做么？当然，没有人能够肯定，但答案却几乎必然是否定的”。

    陆军部于1944年所建立的研究战争中实施空中打击的机构--美国战略轰炸调查组曾在日本投降后访问了数百名日本平民与军事领导人，它在战争刚刚结束时所提交的报告中说：“……即使没有原子弹的打击，即使没有俄国人的参战，即使没有打算进行军事登陆，日本到1945年11月1日之前也极有可能会投降，而到1945年12月31日时则一定会投降”。

    那么，1945年8月美国领导人已经知道这一点了吗？回答是确定无疑的：知道。日本的电报密码已被破译，日本的情报不断被截获。盟军方面获悉，日本方面已指示其驻莫斯科的大使与盟军进行和平谈判。7月13日，外相东乡茂德电告其驻莫斯科的大使：“无条件投降是和平的唯一障碍……”

    只要美国不再坚持让日本无条件投降，也就是说，如果他们愿意接受一个投降条件，即保留日本人心目中神圣的天皇职位，日本人就会答应停战（事实上，当战争结束时，天皇确实被保留下来）。

    为什么美国没有采取这一微小的步骤以拯救美国人和日本人双方的生命呢？是因为研制原子弹花费了太多的金钱和精力而不能不投掷它，还是如英国科学家P.M.S.布莱克特在其《恐惧、战争与原子弹》中所说的那样，美国是要急于赶在俄国向日本宣战之前投下原子弹？

    俄国人已秘密承诺（他们没有公开向日本宣战），他们将于欧战结束的90天后参加对日作战。5月8日欧战结束，因此，俄国人应于8月8日向日本宣战。而这时第一颗原子弹已经投下，第二颗也将于次日投向长崎；日本人将向美国而不是俄国投降，美国人将成为战后日本的占领者。海军部长詹姆斯·福里斯特尔在1945年7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国务卿詹姆斯·F·伯恩斯“非常希望能在俄国人介入之前结束日本的战事”。

    杜鲁门说，“世界将会记住，第一颗原子弹扔在了军事基地广岛，因为我们希望尽最大可能避免平民的伤亡”。这是一个十分荒谬的声明。广岛的10万死难者几乎全是平民。美国战略轰炸调查组在其官方报告中承认：“广岛与长崎之所以被选作轰炸目标，就是因为其人口密集，街市繁华”。

    把第二颗原子弹投到长崎似乎是早有预谋的，但还没有人能够解释到底是为什么。是因为投在广岛的是一颗铀弹而这次却是一颗钚弹吗？还是因为在长崎被炸死的人与放射线的牺牲品都不过是一次科学实验？在长崎的死者中可能有美国俘虏，一份军事报告就此提出过警告，但是计划没有改变。

    确实，战争很快结束了。意大利早在一年前就已战败，德国首先由于受到苏联军队在东部战线的毁灭性打击同时也由于盟军部队在西部的夹击而于最近投降了。现在日本也投降了。法西斯政权被彻底打垮了。

    但是，作为一种思想和一种现实存在的法西斯主义又怎么样了呢？它的基本要素(军国主义、种族主义、帝国主义)是已经消亡了，还是已经浸入了胜利者的肌骨？

    胜利者是苏联和美国（也包括英国、法国和民族主义的中国，不过它们力量较弱）。两个国家都努力营造自己的帝国范围，只不过一个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而另一个则挂着“民主”的招牌。它们瓜分并相互争夺对世界的控制权，它们建立起了远远超过法西斯国家曾经建立的军事机器，它们掌握着比当年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所能控制的国家还要多的国家的命运。

    他们也都谋求对自己的人民实行控制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只不过各有各的办法--在苏联更野蛮一些，而在美国则更老练一些。

    战争带来了巨大的企业利润，它同时也带来了农产品价格回升和工资的增加，并使相当多的人能够享受相当程度的繁荣所带来的好处，这些无疑都保证了威胁30年代的反叛情绪得到缓解。

    每个政府大多认识到了这样一则古训，即战争可以解决社会控制的问题。通用电器公司总裁查尔斯·E·威尔逊对战争期间的情况非常满意，因此，他建议企业界与军方继续进行联合以便能“长期实行战时经济”。

    这就是所发生的一切。美国公众对战争感到厌倦，而杜鲁门政府（罗斯福已于1945年4月去世）却在尽力制造一种危机与冷战的气氛。确实，与苏联的竞争是实实在在的，这个国家正从经济严重破败和2000万人死亡的战争阴影中走出来，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得到复苏，其工业正在重建，军事力量也在恢复。但是，杜鲁门政府不是把苏联当成公平的竞争对手，而是要把它看作直接的威胁。

    通过国内外的一系列行动，它建立起了一种恐怖气氛，一种对共产主义的歇斯底里。在这种气氛下，军费开支大幅度攀升，军工生产旺盛，从而也刺激了经济的增长。这些政策结合起来，导致了更多的对国外侵略与国内镇压活动。

    欧洲和亚洲的革命运动都被描绘为苏联扩张主义的例证展示给美国公众--意在重新唤起人们当年对希特勒侵略行为的愤慨之情。

    在希腊，在右翼专政之下，政府反对派被投进了监狱，工会领导人也被更换。一个左翼游击运动开始成长起来。英国称它已无力控制反叛势力并要求美国介入。正像国务院的一位官员所说：“一小时之内，大英帝国便把它领导世界事务的权利移交给了……美国”。

    美国以杜鲁门主义相回应。杜鲁门主义源于杜鲁门1947年春在国会的一次演讲，在演讲中，他呼吁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4亿美元的援助。杜鲁门说，美国必须帮助“自由的人民，他们正在抵抗少数武装分子或外部压力试图对他们进行的征服”。口头上说是为了自由，但美国之所以关注希腊其实是因为它接近中东的石油。

    在美国的军事帮助下，到1949年时，反叛势力被摧垮。美国继续向希腊政府提供经济与军事援助，埃索石油公司,道化学公司,克莱斯勒汽车公司以及其他美国公司的资本也纷纷涌向希腊。但是，文盲、贫困与饥饿在那里仍然非常普遍。美国成功地维护了一个残暴的军事专制政府。

    在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由共产党人发起并受到广大群众支持的一场革命已在进行之中，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红军现在又开始了推翻蒋介石腐败专制统治的斗争。蒋介石政权得到了美国的支持。但是，根据国务院自己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分析，军队和人民已对政府失去了信心。1949年1月，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进驻北京，内战结束了，中国由革命政党执掌政权。对一个人民政府而言，在这个古老国家的相当长的历史中，其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摆脱外国势力的控制。

    在战后的十年间，美国试图在保守派与自由派、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之间就反共与冷战政策达成全国性的共识。这种结盟最好能由一位自由派民主党总统创造出来，这样他在国外的侵略政策将会得到保守派的支持，而他在国内的福利计划（杜鲁门的“公平施政”）又将赢得自由派的喝彩。1950年发生的一件事情加速了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共识的形成，这就是杜鲁门在朝鲜的不宣而战。

    在被日本占领35年之后，解放后的朝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分为北朝鲜和南朝鲜，前者实行社会主义专政，是苏联的势力范围，后者则实行右翼专政，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两个朝鲜相互之间不断发出威胁。当北朝鲜军队于1950年6月25日向南越过北纬38°线进入南朝鲜时，由美国操纵的联合国便要求其成员国帮助“打退这一军事进攻”。杜鲁门命令美国军队帮助南朝鲜，美军变成了联合国军。杜鲁门说：“在国际事务中倒退到暴政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美国将继续维护法治”。

    美国对“暴政”的反应就是在长达3年的狂轰滥炸中把南北朝鲜变成一片废墟。一名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描述了凝固汽油弹扔下后的情形：“在我们面前矗立着一个奇形怪状的人体：身体微屈，双腿叉开，胳膊向外伸出，没有眼睛；透过被烧焦了的破碎的衣服可以看到整个身体被裹在一层坚硬的黑色外壳里，并不时向外流着黄色的脓血……”

    在朝鲜战争中，南北双方总计约有200万人死亡，而这一切都是在反对“暴政”的幌子下发生的。

   联合国议案呼吁采取行动以“打退军事进攻并恢复该地区的和平和安全”，但是，美国军队在把北朝鲜推回到北纬38°线后却长驱直入一路北上，一直推进到了鸭绿江，到达中国边境，从而挑起中国人介入了战争。中国军队向南进攻，战争在北纬38°线(北南双方的旧边界)上处于僵持状态，直到1953年恢复和平谈判。

    朝鲜战争把支持这场战争和总统的自由派舆论动员起来了。它建立起了国外干涉和国内经济军事化政策所必需的一种联盟形式。这意味着像左翼批评家那样仍然站在联盟之外的人将会遇到麻烦。

    左派在30年代的困难时期及反法西斯战争期间影响极大。共产党的实际党员人数并不多--可能不到10万人，但是，它在拥有数百万成员的工会中、在艺术家和无数在30年代深受资本主义制度之苦而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抱有好感的美国人中却是一支潜在的力量。因此，如果当局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使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个国家更加稳固，如果它想建立起一种支持美国帝国主义的共识，它就不得不削弱和打击左派力量。

    在针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杜鲁门主义向全国发表两周之后，即1947年3月22日，杜鲁门又发布了9835号行政命令，提出了一个在美国政府中调查“不忠诚者的一切渗透行为”的方案。在此后5年中，大约600万政府雇员被调查，约有500人以“有不忠诚嫌疑”而被解雇。

    战后世界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得在国内争取对反共讨伐的支持变得十分容易。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把非共产党人从政府中驱逐出去，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权。同年，苏联人封锁了属于苏联势力范围的东德包围之中的联合占领城市柏林，迫使美国不得不向该市空运物资。1949年，共产党在中国取得胜利。同年，苏联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所有这些都向公众展示了一幅共产党人正在全世界策划阴谋的可怖画面。

    要求独立的各殖民地人民也在世界各地展开了反抗斗争：印度支那人民反抗法国；印度尼西亚人民反对荷兰；菲律宾人民反对美国；在非洲的法属西非、肯尼亚和南非，各种不满情绪也以罢工的形式表现出来。

    因此，并不只是苏联的扩张威胁着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的利益。事实上，中国、朝鲜、印度支那和菲律宾所代表的地区性的共产主义运动而非俄国人的煽动。反对帝国主义的熊熊烈火已成为世界潮流，而美国却想扑灭它。这就需要国内的团结，以便实现财政的军事化并镇压国内对这种对外政策的反对意见。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才能比杜鲁门走得更远。作为美国参议院政府工作委员会之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主席，他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无端指责国务院雇用了数百名共产党人。他调阅了国务院的新闻节目、美国之音及其海外图书馆--这些图书馆收藏了一些被麦卡锡认为是共产党人的著作。

    国务院有点惊惶失措，连忙向海外的各图书中心发出了一系列的指令。40多种图书被清理出来，其中包括菲利浦·福纳编辑的《托马斯·杰弗逊著作选》和莉莲·赫尔曼的《孩子们的时间》。一些书籍被烧毁。

    麦卡锡的胆子越来越大。1954年春，他开始举行有关调查被怀疑为颠覆分子的军方人员的听证会。当他攻击将军们对待共产党嫌疑犯态度不够强硬时，他招来了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的一片怨怼之声。1954年12月，参议院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对他的不信任案，因为他的“行为……与美国参议员的身份不符”。

    就在参议院通过对麦卡锡不信任案的同时，国会中的自由派与保守派又通过了一系列的反共法案。自由派分子休伯特·汉弗莱提议认定共产党为非法组织，他说，“我不打算做一个半爱国者”。作为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林登·约翰逊为通过对麦卡锡的不信任案出了力，但他也只是把该项议案限制在“其行为……与美国参议员身份不符”这一狭小的范围内，而没有对麦卡锡反共本身提出任何疑问。

    参议员约翰·F·肯尼迪没有公开反对麦卡锡（当对麦卡锡进行不信任表决时，他不在场；他也从没有表态说他将投赞成票还是反对票）。麦卡锡坚持认为共产党在中国获胜是由于美国政府对共产主义的软弱所致，这一点与1949年1月中国共产党占领北京时肯尼迪本人在众议院所表达的观点相似。肯尼迪说：

    我们的外交官及其顾问--拉铁摩尔和费正清之流（拉铁摩尔和费正清都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欧文·拉铁摩尔是麦卡锡最喜欢攻击的目标，费正清是哈佛大学的教授）太过于关注中国民主制度的缺陷……却忽视了我们与非共产党的中国成败攸关……众议院现在必须承担起自己的使命，以便阻止方兴未艾的共产主义大潮吞噬整个亚洲。

    自由派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与赫伯特·莱曼提议，当总统宣布“国内安全紧急状态”时，可以建立拘留中心（实际上是集中营），对那些颠覆嫌疑分子不经审讯先行拘禁。这是对共和党人的《国内安全法》的补充，该法要求对“共产党组织”实行登记制度，并要求建立集中营以备不时之需（1968年，当反共的幻想整个破灭之后，该法案才被废除）。

杜鲁门1947年关于忠诚的行政命令曾责成司法部对被确定为“极权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或颠覆性的……或者试图以非宪法的手段改变美国政府”的组织列一个清单。不仅是那些被列入总检察长清单上任何组织的正式成员，而且包括那些任何一个这些组织的同情者，都被认定为不忠诚。到1954年，已有数百个组织上了这份名单。杜鲁门政府发起的一系列迫害活动加剧了国内的反共气氛。其中最重大的一起案件就是1950年夏的朱利叶斯·罗森堡和埃塞尔·罗森堡夫妇案。

    罗森堡夫妇被指控犯有间谍罪。主要证据是由一些已经承认自己是间谍的人和一些正在监狱服刑或正在被起诉的人提供的。埃塞尔·罗森堡的兄弟戴维·格林格拉斯是主要的证人。他证明，在1944-1945年间，当他在新墨西哥的洛斯阿拉莫斯的原子弹制造基地的曼哈顿工程实验室做机械师时，朱利叶斯·罗森堡曾要他为俄国人搜集情报。

    在另一间谍案中已被判了30年徒刑的化学师哈里·戈尔德也被从监狱里带来证实格林格拉斯的证词。他从来没有见过罗森堡夫妇，但他作证说，一名苏联使馆官员给了他半块果冻Jello，指一种作甜食用的冻状食品。盒盖，要他与格林格拉斯联络，并告诉他说，“我是从朱利叶斯那里来的”。戈尔德说，他拿到了格林格拉斯凭记忆画出的草图并把它们交给了这名俄国官员。

    但所有这些仍然存在着疑问。戈尔德是否为了早些获释才予以合作？在服完他的30年徒刑中的15年后，他被假释出狱了。格林格拉斯是否也明白，在他提供起诉证词的时候，他未来的生活将取决于他的合作？他被判处15年徒刑，也在服刑一半之后获释。戈尔德证词的可信度如何？据证实，在罗森堡一案中他有400个小时的准备时间，因为这期间他要接受联邦调查局的取证。同样可以证明的是，戈尔德是一个经常的和极富想象力的说谎者。

    罗森堡夫妇与共产党的联系是审判中的一个重要因素。陪审团判定他们有罪，欧文·考夫曼法官宣布了判决，认为他们应对5万美国士兵死于朝鲜负责。两人被判以电椅刑处死。

    莫顿·索贝尔也以罗森堡夫妇同谋犯的罪名被审讯。指证他的主要证人是他的一个老朋友，也是他婚礼上的男傧相，此公因为隐瞒其政治史而正被联邦政府以伪证罪起诉。诉索贝尔一案缺乏起码的证据，索贝尔的律师认为根本没有必要进行辩护。但是陪审团却判定索贝尔有罪，考夫曼判了他30年监禁。他被押解到阿尔卡特拉兹，其假释申请两次都被驳回。他在各种各样的监狱里苦熬了19年才获释出狱。

    20世纪70年代传审的联邦调查局档案材料显示，考夫曼法官曾就他将对该案所作的判决与起诉人进行过秘密的商议。另一档案则显示，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弗雷德·文森曾私下里向美国总检察长保证，只要最高法院的任何一名法官延缓执行裁决，他将立即宣布开庭合议以使之无效。

    判决引起了世界性的抗议运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他在战争初期致罗斯福的信成了原子弹研制工作的开端)为罗森堡夫妇提出了申诉，让-保罗·萨特、帕布罗·毕加索以及巴托罗密欧·范塞蒂的妹妹也都发出了同样的申诉。就在1953年春杜鲁门总统离任前，一份申诉递交到他的手上，申诉被驳回。随后，另一份递交给新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申诉也被驳回。

    最后威廉·O·道格拉斯法官同意暂缓执行。首席法官文森派出专机把在全国各地休假的法官送回华盛顿，他们及时取消了道格拉斯关于暂缓执行1953年6月19日的罗森堡夫妇一案的判决。

    50年代的同一时期，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正在讯问美国人与共产党人的关系，如果他们拒绝回答，就对他们进行诱供。该委员会散发了数百万份小册子：《共产主义百题问答》(“共党分子在哪里?到处都有”)。自由派经常批评该委员会，但在国会中，自由派与保守派一样年复一年地投票赞成向这个委员会拨款。

    正是杜鲁门的司法部依据史密斯法对共产党领导人提起了诉讼，指责他们阴谋教唆和鼓吹用武力和暴力推翻政府，其证据绝大多数是指共产党人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诉讼认为这就是呼吁暴力革命。当然，根本没有任何来自共产党的直接的暴力革命的危险，但是，由杜鲁门任命的首席大法官文森领导的最高法院援引“明显而现实的危险”这一古老的量刑原则，认为确实存在着在适当的时机发动一场革命的明显的和现实的阴谋。于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便被投进了监狱 整个文化界都弥漫着反共气息。一个联邦调查局密探的故事--“我过着三种生活”，讲述了他从一名共产党人转变成为联邦调查局特务的经历，该故事被500多家报纸连载，并被拍成了电视剧。好莱坞的电影也把《我与一个共产党员结婚》和《我是一名为联邦调查局工作的共产党人》之类作为片名。在1948和1954年间，好莱坞出产了40多部反共电影。

无论是在对年轻人还是对年老者的教育中，反共都被认为是英雄行为。一个脱衣舞剧主人公阿美利加上尉说：“共党分子们，特务们，叛徒们和外国间谍们，你们当心点！雹美利加上尉以及他身后忠心耿耿的热爱自由的人们正在挖掘你们……“在50年代，全国所有学校的孩子们在参加防空演习时，苏联进攻美国都被作为警报信号：孩子们不得不蜷曲在书桌下直到”警报解除“为止。

    在这种气氛下，政府重振军备的政策很容易得到群众的支持。这个在30年代已经摇摇欲坠的制度现在明白了：战争的成果可以带来稳定和高额利润。到1960年，军事开支已达458亿美元，占整个财政开支的49.7％。就在这一年，约翰·F·肯尼迪当选为总统，他一上台便又着手进一步提高军事开支。

    通过制造一系列关于苏联正在增加军备的恐慌，捏造虚假的”核武器差距“和”导弹差距“，美国得以不断增强其核威慑能力，最终获得了绝对的核优势。在核武器方面，美国拥有威力相当于1500颗投于广岛的原子弹的核当量，远远超出了足以毁灭世界上所有大城市的能力。为了投掷这些核弹，美国拥有50枚洲际弹道导弹，80枚核潜艇导弹，90枚海外陆基导弹，1700架能够抵达苏联的轰炸机，300架可以携带原子武器的舰载攻击型轰炸机，1000架可以携带原子弹的陆基超音速攻击机。

    苏联明显地落在了后面--它只拥有50到100枚的洲际弹道导弹和不到200架的远程轰炸机。但美国的军事预算继续攀升，其歇斯底里仍在发展，获得军火合同的各大公司的利润成倍增长，而就业与工资的增加则足以使相当数量的美国人依赖军工企业为生。

    同时，美国通过向一些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的办法为美国企业创造了一个全球性的控制网并在受援国确立了它的政治影响。1948年的马歇尔计划决定在4年时间里向西欧国家提供16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该项计划的经济目的就是为美国的出口开拓市场。

    马歇尔计划也隐含有政治动机。由于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的力量比较强大，美国便决定用政治压力和经济援助把共产党人排斥在这些国家的政府之外。

    从1952年开始，对外援助越来越明显地带有了在非共产党国家建立军事强权的性质。约翰·F·肯尼迪上台后，发起了”为进步而联合“的运动，这是一项援助拉丁美洲、强调用社会改革来改善人民生活的计划。但事实证明，它主要是为维护右翼独裁者的权力使之能够避免发生革命的一种军事援助。

    军事援助距离军事干涉只有一步之遥。1953年，当伊朗实行石油工业国有化之后，中央情报局策划了一场颠覆活动。1954年，危地马拉历史上最民主的一个合法选举的政府被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的军事基地上训练的一支雇佣兵的武装入侵所推翻，这次入侵还得到了美国飞行员驾驶的4架美国战机的支援。危地马拉总统雅各勃·阿本斯是一位中左派社会主义者，共产党在议会56个席位中拥有4席。对美国商业利润构成最大威胁的是阿本斯征用了联合果品公司所拥有的23.4万英亩土地，而他所提供的补偿却是该公司不能接受的。按照美国人的意图，在堪萨斯的里芬沃斯堡接受过军事训练的科·卡斯蒂略·阿莫斯接管了政权。他把土地退还了联合果品公司，废除了外国投资者的利息与红利收入所得税，取消了秘密投票制度，并把数千名政治反对派投进了监狱。

    1958年，艾森豪威尔政府向黎巴嫩派出了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以确保那里的亲美政权不会被革命推翻，同时也是为了在这块丰富的产油区保持军事存在。

    民主党与共和党、自由派与保守派之间在防止和推翻革命政府(只要有可能，不管在任何时候，也不管这个政府是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抑或是反对联合果品公司的)问题上所达成的一致，在古巴事件中表现得最为典型。古巴的军事独裁者富尔根西欧·巴蒂斯塔多年来一直得到美国的支持。美国的公司利益主导着古巴经济，控制着古巴80-100％的公用事业、矿产业、畜牧业和炼油业，以及40％的制糖业和50％的公共铁路。

    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小股游击队在丛山密林中与巴蒂斯塔的军队作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公众支持，并最终走出崇山峻岭，穿越整个国家，向哈瓦那挺进。1959年新年，巴蒂斯塔政府垮台。

    掌权后，卡斯特罗希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教育体制和住房制度，把土地分给无地的农民。政府没收了三家美国公司(包括联合果品公司)100万英亩的土地。

    古巴革命纲领的实施需要资本赞助，但由美国操纵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愿向它提供贷款，原因是古巴不愿接受该组织提出的所谓”稳定化“条件，因为这一条件旨在暗中破坏古巴业已开始实行的革命纲领。当古巴与苏联签订了一项贸易协定后，古巴的美国石油公司拒绝炼制苏联提供的原油，卡斯特罗便没收了这些公司。为了报复，美国削减了作为古巴经济支柱的蔗糖的进口，而苏联则立即表示愿意购买被美国拒绝了的全部70万吨蔗糖。

 1960年春，艾森豪威尔总统秘密授权中央情报局在危地马拉武装和训练反卡斯特罗的古巴流亡分子，以备以后入侵古巴之用。肯尼迪执政后，加快了这一计划的实施。1961年4月17日，由中央情报局训练的武装分子与一些美国人一起在古巴南部海岸、距哈瓦那90英里的猪湾登陆。他们本来期望能煽动起反对卡斯特罗的总起义。但这是一个平民政权，根本没有人愿意起义。3天后，中央情报局的部队被卡斯特罗的军队击溃。

    整个猪湾事件充斥着虚伪与谎言。入侵违反了美国签字的美洲国家组织宪章，该宪章指出：“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无论何种原因均无权直接或间接干涉别国的内政或外交事务”。

    因为有关于秘密基地和中央情报局训练入侵者的新闻报道，就在入侵事件发生的4天之前，肯尼迪总统还在新闻发布会上狡辩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有任何的美国武装力量对古巴进行干涉”。确实，登陆的武装力量是古巴人，但它们全部是由美国组织的。美国的战斗机，包括美国飞行员都介入了；入侵行动中，肯尼迪还批准使用了海军隐形喷气机。4名飞行员丧生，而家属却不知道他们死亡的真相。

    在入侵古巴事件中，一些重要的新闻出版物在欺骗美国公众这一点上与肯尼迪政府沆瀣一气，互为唱和：在入侵事件发生的数周之前，《新共和》打算发表一篇关于中央情报局训练古巴流亡者的文章，肯尼迪要它不要发表该文，《新共和》听从了。《纽约时报》也是如此。

    到1960年前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力图遏止新政时期和战争年代共产党和左派力量不断上升势头的15年的努力似乎已获成功。这时，共产党陷入了混乱--它的领导人还在监狱里，它的成员在减少，它在工会运动中的影响已非常小。与此同时，工会运动本身也已变得越来越容易控制和越来越保守了。军事开支占了国库开支的一半，而公众却接受这一事实。

    核武器试验的放射物对人体健康可能带来的危害还没有为公众普遍认识。原子能委员会坚持认为原子弹试验的严重后果被夸大了，1955年《读者文摘》（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说：“有关我国原子弹试验的恐怖报道完全是无稽之谈”。

    50年代中期，曾经掀起过一阵关于防空洞的热潮。公众被告知说，当原子弹爆炸时，这种防空洞就是他们的安全避难所。1957年，一位名叫亨利·基辛格的政治学家出版了一本书，他在书中说：“如果有适当的策略，核战争并不一定就那么具有破坏性……”

    尽管国家长期处于战时经济状态极大地影响到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由于相当多的人可以找到工作，足以养家糊口，所以社会还能够维持稳定。财富的分配依然不均。1953年，成年人口中1.6％的人拥有80％以上的公司股票和近90%的公司债券。20万家公司中的大约200家大公司(占所有公司的1‰)控制着这个国家所创造的财富的大约60％。

    当约翰·F·肯尼迪任职一年后向国人公布其财政报告时，在收入分配方面显然没有多大的变化。《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詹姆斯·赖斯顿把肯尼迪的财政报告概括为避免“对失业问题提出任何尖锐的正面批评”。赖斯顿说：“他同意降低公司用于工厂扩建与现代化方面的投资税率，但他并不太热心于在民权问题上向南方保守派宣战，他极力推动工会组织降低在工资方面的要价……在这12个月的时间里，总统已经走到了美国政治具有决定意义的中间地带……”

在这一中间地带，一切看来都很安全。没有为黑人做任何事情，没有试图改变经济结构，侵略性对外政策仍在继续，国家机器仍在正常运转。但紧接着，在整个60年代，在美国社会生活的每一领域都发生了一系列爆炸性的反叛行为。这些反叛行为表明，所有那些认为该制度是安全的和成功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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