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下的自杀与杀他---100多年前马克思的论述
按：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把失业工人称为产业后备军，把工厂里的经理称为工业上的军官。我们再把下面这篇文章里提到的后备军、指挥官联系起来，就能够深刻认识今天一国两制的富士康们了。
《蒙特斯图亚特·埃尔芬斯通·格兰特—达夫爵士记同卡尔·马克思的会见》
摘自给德国皇储妃维多利亚的信
夫人：
上次我荣幸地拜会殿下您的时候，您偶然表示对卡尔·马克思感到有些好奇，还问我是否认识他。因此我决定一有机会就与他结识。可是直到昨天才有了机会---我在一次午餐时见到了他，和他共叙了三个小时。
他身材不高，是个小个子。头发和下巴上的胡须是灰色的，唇上的胡须却还是乌黑的，看起来很奇怪。他脸形略圆，前额周正而饱满，目光严峻，但整个神态和蔼可亲，决不是一个惯于吞噬摇篮里的婴孩的人—我想那是他在警察眼中的形象。
他的谈话表明他是个见多识广的人，不，应该说是博学的人，他对比较语法很感兴趣，因而研究过古斯拉夫语和其他冷僻门类的学问。他的谈话丰富多彩，妙趣横生，间有一些冷峻的幽默，比如，在谈到黑泽基埃尔写的俾斯麦伯爵传时，他总是与布什博士的那本书相比，称之为《旧约》。
他的谈话非常积极开朗，略带尖刻，决不慷慨激昂；讲得引人入胜，而且我认为，在讲到过去和现在时，他常常发表一些十分正确的见解。但是，在谈到未来时，则模糊不清，不能令人满意。
他并非毫无道理地期待俄国将发生大崩溃，而且为期不远。他认为，崩溃将从来自上面的改革开始，俄国腐朽的大厦将会由于承受不住改革而彻底倒塌。至于由什么取而代之，他显然没有明确的想法，只是认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俄国将无法对欧洲施加任何影响。
继而他认为运动将会波及德国，在那里的表现形式将是反对现行军事制度的起义。
我问他：“可是您怎能期望军队起来反对他们的指挥官呢？”他回答说：“您忘记了在今日的德国，军队几乎就等于国民。您听到的这些社会主义者也像其他任何人一样，都是受过训练的士兵。您不能只想到常备军，还要想到后备军。况且，即使在常备军里也存在着严重的不满。从来没有一支军队里有这么多人因纪律严酷而自杀。从向自己开枪到向长官开枪这一步之差并不大，而且，此例一开很快就会有人效仿。”
我说：“可是，假设欧洲统治者们之间达成谅解，实行削减军备从而会大大减轻人民的负担，那么您意料中迟早要由人民的这种负担引起的革命会怎样呢？”
他回答说：“啊!他们做不到。各种各样的恐惧和忌妒心理使他们无法这样做。随着科学对破坏手段的改良，负担将越来越重，二者齐头并进。花在昂贵武器上的钱将一年比一年多。这是个恶性循环，无法逃避。”我说：“可是，还从未见过真正深重的苦难而发生严重的民众起义的情况。”他回答说：“您不知道德国在过去五年中经历的危机有多可怕。”
我说：“那么好吧，假定您设想的革命发生了，您的共和式的政府成立了，但是，这距离把您和您朋友们的独特思想变为现实还很遥远。”他回答说：“这毫无疑问。然而，一切伟大的运动都是缓慢的，正如你们的1688年革命一样，仅仅是向好的方面迈进了一步----大路上的一站而已。”
以上这些可以使殿下清晰地了解到，他的头脑中对于欧洲近期前景都有些什么的想法。
这些想法过于虚幻，因而不成其为危险。只是目前在军备开支疯狂增长的情况下，局势显然无疑是危险的。
如果今后十年之内，欧洲的统治者们在有人起来革命从而发出警告之前，找不到对付这一大害的手段，那么，我自己至少对欧洲大陆上人类的前途要丧失信心了。
卡尔·马克思在谈话中几次谈到殿下和皇储，而且总是表现出应有的敬意和礼貌。他即使在以决非敬重的口吻谈论某些知名人物时，也完全不是咬牙切齿或凶相毕露，而且是充满尖刻犀利、锐不可当的批评，但丝毫没有马拉的那种腔调。
谈起被同国际联系起来的那些可怕的事，他的态度也像任何正派人一样。
他提到的一件事显示了有革命名声的流亡者面临的危险。他听说倒霉鬼诺比林在英国时曾想去见他。他说：“如果他来了，我肯定会让他进来，因为他送进的名片上一定介绍他是德累斯顿统计局的雇员，而我正干着统计工作，对跟他谈谈会很感兴趣。”马克思还补充说：“如果那时他真的来见了我，我的处境该是多么狼狈不堪啊!!”
总之，马克思作为一个观点同我们完全对立的人来盾，可以说没有给我留下一点不好的印象。我很原意再次和他相见。颠倒世界的人不会是他，不管他有没有这样的愿望。
注：以下是有关这篇文章的有关背景。
这是蒙·埃·格兰特—达夫爵士于1879年2月1日写给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长女、德国皇储弗里德里希-威廉之妻维多利亚一封信的摘录，讲述了他同马克思的谈话和他本人对马克思的印象。
蒙·埃·格兰特—达夫是英国议会中的自由党议员，在政府中长期担任印度和殖民地事务方面的要职，他于1879年1月31日有机会见到了马克思，并与马克思进行了交谈。
格兰特---达夫同马克思会见一事以及他给维多利亚的信件一直不为人所知。也未发现马克思、恩格斯或他们的友人对此事有任何记载。到了1945年，维多利亚的女儿玛格丽特打算把包括格兰特-达夫书信在内的一批文献转送给英国皇家档案馆，由英国皇家图书馆馆员欧·莫斯赫德爵士从德国带到英国。伦敦的马克思纪念图书馆从新闻报道中得知此事后进行了查询，经英王乔治六世以及玛格丽特同意后，格兰特—达夫的这封信得以公诸于世。此信在1949年7月15日英国《泰晤士报》(文学附刊)第464版刊登的安·罗特施坦《同卡尔·马克思的会见》一文中首次发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没有收，中文第一次出现在2001年的中文第二版第25卷。
---------以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25卷《前言》P12、P654-657、P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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