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心中，他是著名的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是国家图书馆的名誉馆长；在学生的眼中，他不但是一位慈祥的长者、一位兢兢业业的研究者、还是一位对学生们关怀备至、为培养青年人才尽心尽责的老师；在家人眼中，他还是一个极富童心，而又朴实无华、生活非常简朴的兄弟。他勤勉、严谨、对于学术的研究精益求精；在最后的几十年中，他把所有的时间和心血都投注于中华古籍的整理和抢救中。这位老人，就是我国著名学者任继愈先生。
以下三篇选自《我们心中的任继愈》一书，中华书局，2010年4月出版，定价58元。
一位用马克恩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学术大师
何祚庥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宋代末年，大思想家、大政治家文天祥说过的话。
任老走了！但是他留下的“丹心”，将不仅载入“汗青”，而且将留传后世。任老是第一位真正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地，周密地，系统地，创造性地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学术大师。自古至今，研究过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学者，文人、骚客成千上万；但是，满足上述五个“形容词”的大师级的学者，恐怕就只有任老。
本来是想借用“国学大师”的头衔，来概括任老的一生。一来，我不太喜欢“国学”一词，人为地“拔高”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二来，已有些学者不喜欢这一头衔，“辞”国学大师。更重要的，有些只会找一些版本，影印出版中国古文献的“学者”，也“自称”或“被称”为国学大师。为恐“假作真时真亦假”，所以用了一个有很多形容词的称号，一位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学术大师。
任老广泛涉猎中国哲学、中国宗教各领域。他所撰写的《中国哲学史》四卷本，是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哲学的奠基地的著作。我写过一篇文章，“我国哲学史上的光辉思想——唯物主义的‘元气’学说”其实是学习任老这一光辉著作后的“心得”。任老也是马克思主义宗教研究的奠基人。他曾撰写《佛教史》、《道教史》、《伊斯兰教史》等通俗宗教史系列。他还主编了《中国佛学史》、《中国道教史》（上、下卷），《道教提要》等著作。他还领导、组织、主持《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宗教大辞典》、《佛学大辞典》等宗教文献的编辑和出版，而且还主持出版《中华大辞典》，新修《二十四史》，《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等多项大规模文化工程。
任老不仅致力于古文献的收集、整理，而且对中国古文献、古文化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科学的分析。1978年，他提出“儒教是宗教”的理论。这是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中国历史、社会上的地位和作用的总体认识的科学定位。这一科学判断，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有极为重要的深远影响。
任老认为，任何一个持续发展的国家，都不可能没有一个维持国家和民族的理想和信念。在古代，在尚未进入现代社会的国家，就表现为宗教。在中国，“儒、释、道”三教之一的儒教，就是一种特种形式的宗教。孔子就是这一宗教的教主。这一“儒教是宗教”的概括，既是对儒家学说“本质”的一种科学的判断，而且也是对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科学的认识。
由于任老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有着深刻的认识；所以，任老必然是旗帜鲜明的科学的无神论者。任老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宗教研究的奠基人，也是中国科学无神论研究和奠基人。在任老为科学无神论所做的许多有价值工作中，极为重要的一项，是他带领了我们科学无神论人，揭露了法/轮/功。
据报载：1916年，任老出生于山东，原名“又之”，为韩愈治学爱国之情所打动，所以，改名为“继愈”。但是，韩愈治学爱国的对象，是旧中国、旧社会；而“继愈”治学爱国的对象，是新中国、新社会。
安息吧！“继愈”老的思想遗产将传之不朽！
怀念任继愈先生
金春峰
我之能走上研究中国哲学的道路，冯友兰、任继愈、朱伯昆、汤一介四位先生对我有很大的鼓励和帮助。大学阶段最重要的是冯、任两位。冯先生为我们开中哲史课，但对于我的中哲史研究，任先生起了和冯先一样重要的作用。
那是1960年第一学期，全校掀起了批判苏联修正主义思想的运动。学校提出各学科都要以毛泽东思想挂帅，开展教学检查。冯先生为我们开的中国哲学史《讲义》，成了检查的对象。我被指定重点准备，于是我抓住《讲义》的《庄子》一章上纲上线。一天下午，我被叫到教研室，面对冯先生，作系统批判。我对着准备好的稿子急速地念了一遍。以当时的水平，究竟讲了一些什么，自己都弄不大清楚，特点无非是上纲上线，集中抨击冯先生把庄子哲学的相对主义讲成了辩证法。不久，系领导告诉说，冯先生在会上表态，说这是十几年来他听到的关于庄子思想最深刻的分析，令我大出意外。于是，1961年上半年，要把我发言稿加以整理，3月17日在《光明日报》的《哲学副刊》刊出了，题目是《庄子哲学相对主义的实质》，署名革锋，后收入中华书局出版的《庄子哲学讨论集》。当时哲学版副刊的主编就是任先生。文章是经过编辑部整理修改的。“主编”不仅要把刊物办好，也要为培养新人出力，任先生是抱着这样的宗旨来对待工作和我的文章的。这对我是很大的鼓励。我之后在1962年报考研究生，文章的发表实有激励的作用。
1961年，报刊有《庄子》哲学的讨论。任先生有个观点，认为内七篇是后期庄学，外杂篇是庄周本人的思想。内七篇是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外杂篇是唯物主义、辩证法思想。这给我留下很深印象。1962年我又写了一篇小文，论证《秋水》是唯物辩证法思想，与《齐物论》之为相对主义不同。文章送给冯友兰先生看，冯先生鼓励说：“读书有间”，并推荐给系里打印出来，作为参加系“五四”科学讨论会宣读的论文之一。冯先生说，读书就怕读了半天也看不出其中的问题，“读书有间”就有希望。他确似乎很高兴，给我讲了一个笑话，说：“从前有个秀才，就命题写文章，坐在书房发愁，几天也没有写出来。他太太在旁直着急，说‘怎么，你写文章竟比我生孩子还难？’秀才说：‘可不是，你肚子里确有东西，我是肚子里没有东西呀！’”冯先生只说不笑，我却不禁失声大笑起来。但文章实是受到任先生的影响和启发。1962年我决定报考研究生，与这也很有关系。
任先生是全国著名的佛学哲学专家，毛泽东主席接见过，名气很大，1962年正为我们开佛教选修课。但他发给我们的那些佛教原始资料，我感到十分烦琐、枯燥，与我兴趣大不相投。我怕报考任先生学佛学，于是就报名冯先生了。虽未作任先生的研究生，先生对我却仍然关心和鼓励。
1965年，我快研究生毕业，论文题目是“论朱陆异同”。但在那种大批判不断的年月，哪有心思坐下来写这种东西呢？所以只是草草交卷。真正写的是一篇“批冯先生论孔子仁的普遍性形式”的论文。文章在《北大学报》1964年第3期发表。学报社科版的主编亦是任先生。先生不但帮助整理修改文章，还几次把我叫到他家里鼓励、指点。可惜当时学问太少，常常只是隔几而坐，默默相对，言谈数语。但先生的鼓励关心之情却像暖流一样，令我激动。
先生逝世，我到北图的灵堂致吊，看着先生的遗容，不禁失声痛哭。想着北大时先生的亲切指点、鼓励，突然醒悟过来，这是人世间何等深厚的雨露教恩啊！而今而后，不可再得而有了！
回来后我写一挽联：
惊闻噩耗，悲涌于心。探视未成，遗恨终身。自兹永诀，无缘再诉师生情。
回忆当年，耳提面命。亲手把教，激励上进。而今小成，教诲之恩如海深。
但这又何能表悲痛感恩之情于万一。
先生是和季羡林先生同一天去世的。两人同时离去，真正是象征性地宣告了一个学术时代的结朿。在这个时代中，北大有上起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下至汤用彤、贺麟、金岳霖、朱光潜、傅斯年、陈寅恪、冯友兰等大批名师，季和任两位是最后仅存的硕果了。两位竟然同时走了，真正是学术的不幸。
1979年，我在人民出版社哲学室工作时，亲自到先生家拜访，请他写一本大分量的中囯哲学史。这就是以后他主编的《中囯哲学发展史》。这本书是好些学者的集体著作，但体现了先生中国哲学史的基本观点，资料充实、分析缜密，在海内外影响很大。前两册我都是编辑，第三册才由叶显良先生接手。我在台湾中国文哲所工作时，图书馆内大陆中国哲学史的书，主要就是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包括“新编”)和任先生主编的这本。一些论文常加引用，作为大陆观点的代表。可惜到宋明部分就中止了。
任先生对宋明理学思考是很多的，他的儒学乃儒教的观点主要即由分析宋明理学所形成。我对朱熹哲学有一些独特看法，认为朱是理学，而在心性关系上实是心学，王阳明的许多基本讲法都出自朱熹。任先生似乎很支持这个观点，他说：“王阳明是拾朱熹的余唾。”“余唾”是被抛弃的东西？还是捡吃剩下的东西？我想应是后一种意义。他告诉我：“你给大学生讲课，就讲前面那种观点。给研究生可讲后面这种观点。”回味先生的这些话，一份对教育严肃负责的态度与一丝不苟的精神从中涌现出来，我在台湾华梵和佛光大学的教学就是照着先生的教导做的。
谈到这些年的学风和研究生的培养，先生深表忧心，说：要求一定发多少篇文章，殊不知全国的杂志都给研究生发，也是不够啊！过去一个导师带一名、几名研究生，现在成十成堆的招收。人不是都能写文章的，逼着发表，徒然增长弄虚作假、金钱贿赂之风。一些学者自我标榜，抬高身价，装腔作势，先生也很反感。博士生导师变成头衔、上名片，先生说这都是自贬身价，糟踏教授尊严。这种风气是出不了人才的。寄希望于将来，所以先生尽力编资料，不仅是为此作准备，也是针对现在的浮躁不实学风的。
谈到一些老教授的晩年，先生语重心长地引孔子的话：“老年，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先生不过生日、不赴宴会、不出全集、不趋风附势，每日四点起床，伏案写作，晩上8点早早睡觉，日复一日，除知识、学术外，再无追求与余物。《中华大典》的部分经费，先生还是从自己的收入中拿出来的，所一心希望的，只是为民族文化的繁荣贡献力量，可谓“戒得”的典范。先生说，“人生有涯，学无止境”。他的《老子今译》出版于1956年，是很早的译本，《老子新译》出版于1978年3月，1985年又出修订本，1992年出《老子全译》，《老子译读》则修改出版于2006年先生90岁时，真是活到老，学到老，改到老，“永不知足”，体现和延续了我国知识分子自孔子、朱熹到所有老一辈学者的宝贵传统。
但先生是忧国忧民的，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只顾钻书本、翻故纸堆。言谈中，先生很关心两岸的统一、台湾的回归。既赞盛世，又忧心于将来。其中先生对太平天国森严等级制度的感慨，给我印象极深。“农民是皇权主义者”，中国是农民为主的国度，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论断，先生认为是非常值得我们警惕的。
这些年，我常去看望先生。从生活问题到退休、工作问题，先生无不关心，令我感到分外温暖。他送我《佛教大词典》、《老子译读》,并转赠我李申教授的《中国儒教史》上下卷。睹物思人，先生的墨宝手书,而今成为了思忆先生的最好纪念品。
追念任继愈先生
王蒙
2009年12月20日，我到国家图书馆主办的文津讲坛作讲演，遍看满满堂堂的听众，觉得少了个人，他就是国家图书馆的老馆长任继愈教授。为此，我宣布独自一人站立默哀。此前我在文津街老馆址讲演过多次，不论是谈小说写作、谈《红楼梦》、谈读书、谈语言，任老都亲临在场，静静地坐在头排中间，而在讲前，我们也都有机会促膝谈心，交流沟通。当然，不仅如此，我还多次参加过任老主持的图书馆顾问会议和文津图书奖颁奖典礼。
是1987年，经中央有关领导胡乔木、邓力群同志等提出，文化部党组决定，报国务院核准，任命时已71岁的任老为时名北京图书馆的馆长（后，北京图书馆更名为国家图书馆）。我还记得为此我与任老谈话的情景，任老动情地说，他常常感到惭愧，为新中国的建立付出太少，贡献太小，能有机会给国家多做一些事情，他欣慰。
他是一个读书人，没错。我几次去过他在南沙沟的家，在他的家里我的所见唯书。早在1953年我津津有味地拜读的《老子今绎》一书，就出自他手。在他就任馆长的时候，他同时在社科院还承担着重大的科研与教学任务。同时，他对于国家社会的关切与责任感，也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不久，我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他的谈人民“脱贫也要脱愚”的文章。我太高兴了，正合吾心！愚昧愚昧，为害剧矣！而且，人们有时候回避了后者的这第二脱的严重性、长期性、艰巨性。时至今日，种种起哄、大呼隆、反科学的迷信与邪教、牛皮忽悠、盲目性、摇摆性、极端性与破坏性都与愚昧
有关。他提的问题太痛切也太关键了！我多次见到他，当面表达我对他的文章的赞扬与响应，只是此文的后续事宜还有待进一步的努力。
数年后，我在一次文化论坛的开幕式上听到他的即兴发言，他说，现在大家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好话比较多了，关键原因在于当前的事情做得愈来愈好。如果眼前的事情办不好，再跑出来吹过往的传统如何精彩伟大，那还是有难处的。就好比，你赛球，赢了，你再怎么讲传统呀特色呀，讲些高姿态、高论入云的话，别人可能还乐于接受，至少是不妨听听;如果你球赢不了，却一味唱高调，接受起来可就难了！
善哉斯言！听出点味儿来了吧？他不但讲得巧妙，而且讲得入木三分，甚至于我要说，他讲得极务实，叫做真正的大实话，值得咀嚼。问题是有的人常常跟风大闹，却忘记了大实话式的真理更是常识。与会者对任老的话无人不赞。此时他已经八十大几了，已经不当馆长，只当名誉馆长了。
在他重病住院之时我去看望他，他仍然是孜孜于学问探讨。他的一位助手告诉我，任老对于儒学治国的类似说法颇感忧虑，他甚至于觉得有些意见不太好提。我听了，有震动感。
头两月，我参加他主持的文津图书奖典礼，我注意到了，受奖的书中有李零教授的《丧家狗》，这是一本比较客观地谈孔子、谈儒学的书，只有愚昧的网虫们才一看书名便向李教授发出狗血喷头式的鼓噪。
任教授生于1916年，比我大18岁，可以说是长辈，至少是老大哥。他也曾与先父同事，而且，我的印象二人不无碰撞。在任老的女儿任远在加拿大里加纳大学读博士期间，我讲学至彼，为任远带去了她的老爹带给她的中药与肉块豆腐干炸酱。任远也给我与妻贡献了她烹调的猪肉白菜炖豆腐。学问、友情、小小的不离故乡口味的地球，一代又一代留下了亲切与温馨的记忆。任老去矣，当不甚远。这样的学问、这样的见识、这样的责任感，上哪里再找后继者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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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心中的任继愈》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记者周悦）2009年7月11日，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教育家，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一代宗师任继愈先生走完了他93年的人生道路。近日，任先生的一批学生、亲友、同事、助手撰写、编辑的纪念文集《我们心中的任继愈》由中华书局出版。
4月15日，正值任继愈先生94岁诞辰，由中华书局和任继愈曾任馆长与名誉馆长22年的国家图书馆、任所长与名誉所长45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任理事长31年的中国无神论学会、任主编26年的《中华大藏经》编辑委员会共同主办的该书出版座谈会在国家图书馆举行。
任继愈先生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38年毕业。1939年考取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第一批研究生，师从汤用彤和贺麟教授攻读中国哲学史和佛教史。1941年毕业，获硕士学位。1942—1964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1964年，他受命组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即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世界宗教研究所，担任所长。1979年主持召开新时期第一次全国宗教学规划会，后又长期兼任国家社科基金宗教学科评审组组长，为我国的宗教学研究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成为布局完整、人才辈出的当今显学奠定了基础。他本人坚持从宗教学领域内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重新认识和清理，为建立符合中国历史文化特点的宗教学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1987年，任继愈先生调任北京图书馆（后更名为国家图书馆）馆长，以耄耋之年积极推进图书馆事业发展，并主持了规模浩大的多项古籍整理出版工程，包括编纂《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中华大典》以及修订《二十五史》等。1978年以后，他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和哲学组召集人，一边亲自培养数十名硕士、博士，一边运筹谋划全国高校哲学学科研究生教育，从而造就了大批学术俊彦。任继愈先生还十分重视通过各种途径提高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大声呼吁“不仅要脱贫，而且要脱愚”；他恳辞了不少学术团体的领导职务，但一直担任着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并经过不懈努力，创办了《科学与无神论》杂志，为在社会上以党员和青少年学生为主要对象进行科学无神论宣传教育铺设起一座平台。他几次致信中央，就如何树立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世界观、建设无神论研究学科直抒胸臆。根据他的建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和陈奎元院长支持下，隶属于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室和院属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中心最近成立。世界宗教研究所也新设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室。
座谈会主办单位负责人、任继愈先生的亲属和文集代表先后发言。他们全面回顾了任先生跨越两个世纪的学思历程，高度评价任先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学术领域取得的非凡成就，深情地忆念任先生展现在日常工作生活中的风范、志趣和情操。与会人士表示，要认真领会和总结任继愈先生的宝贵精神遗产，使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中不断发扬光大，永葆生机。
学术界、教育界、科技界、图书馆界、新闻出版界人士共70余人参加座谈会。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网发布时间：2010-4-22 14:57:57
人生如同一部厚重的书——任继愈的学术人生
资料来源：文汇报 ： 文汇报 时间： 2009-07-12
他在佛教研究方面的成就被毛泽东同志誉为“凤毛麟角”；他撰写与主编的多种著作多次再版，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学者，其中《中国哲学史》四卷本长期作为大学教材，获国家教育部特等奖；他提出“儒教是宗教”的论断，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性质的总体认识和定位，是认识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大基础性理论贡献，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具有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为了民族的文化振兴，他以整理传统文化资料为自己重要的历史使命，先后组织领导乃至亲自主持《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大典》、新修《二十四史》、《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等多项大规模的文化工程。
抗战烽火中确立人生理想
1916年，任继愈出生在山东平原县一个殷实的军官家庭，父亲是国民党少将，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继愈”这个名字是入学时老师给取的，取“继承韩愈”的意思，希望他将来在文学上有所建树。
从小，任继愈就爱打破砂锅问到底，而哲学的特性恰恰在于寻根问底。任继愈回忆，他从识字到上正规小学，换过很多地方，主要是在鲁南一带读书，而毕业则是在山东济南贡院墙根的“省立第一模范小学”。任继愈说：“从小学到中学，我的成绩并不是很突出，属于‘中等偏上’，但每次我考完以后总要自己检查错在哪里，就像下围棋复盘，哪一招棋是误算或是昏招一样，这是我的一个习惯，所以我所得到的东西并不一定比考100分得到的少。”
任继愈的中学是在北平大学附属中学读的。在这里，他遇到几位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恩师：任今才、刘伯敭、张希之。在他们的影响下，他开始读胡适、梁启超、冯友兰等人的著作，接受更深层次的思想启蒙。更让任继愈难忘的是，这里不提倡“
读死书，死读书”，而且对学生的户籍、爱好和身份都不加限制。
1934年，中学毕业的任继愈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西方哲学，可谓年少得意。然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读哲学很难找到一份合适的职业。任继愈说：“当时进哲学系一共有十几个人，最后只剩下三人，我便是其中之一。”
“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高校南迁到湖南长沙，后又迁往设在云南蒙自县的西南联合大学。当时正在哲学系读四年级的任继愈报名参加了由长沙出发步行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
此次旅程历经60余天、1400多里路，彻底改变了任继愈的人生理想和态度。中国农村的荒凉破败、农民的贫穷困苦，强烈地敲击着这位年轻学子的心。“最底层的人民承受着战争的苦难，却依然坚贞不屈。中华民族有非常坚定的信仰，有很强的凝聚力。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持他们？”
任继愈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理想如何与眼前的农村现实发生关系。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从西洋哲学转而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他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止过。
当时的西南联大聚集了中国一批知识精英，最让任继愈怀念的是学校风气比较开放、民主气氛浓厚，每天晚上都有学术报告，讲文学、讲政治，还有话剧团、诗朗诵等。“很多从国外归来的各界人士途经昆明，在此讲学。徐悲鸿曾经在西南联大讲过他的俄国之行，杜聿明将军讲在缅甸攻克密支那城消灭日军的经过，还有一些外国教授如牛津大学的道济教授也来这里讲学。学生们在正规课程之余，不断吸收着书本以外的知识，开阔视野。”这些都为任继愈以后的学术研究和知识结构的拓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点将”出任宗教研究所所长
1964年，任继愈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他没想到，在这里一干便是20余年，直到1987年调至北京国家图书馆任馆长。
任继愈说：“毛泽东对宗教问题始终是重视的，我过去写过的一些有关佛教史研究的文章，毛泽东都看过。”1959年10月13日深夜，毛泽东忽然把任继愈找去，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的书我都看过”，接着说：“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的，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随即又问他：“北大有没有人研究宗教？”任继愈说除他搞佛教研究外，还没有人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毛又问：“道教有没有人研究？福音书(指基督教)有没有人研究？”任答，也没有人专门研究。毛又问：“你们哲学系有多少人？”任答，师生加起来有500人。毛说：“500人一个系怎么能没有人研究宗教呢？”由此，毛泽东评价任继愈是国内研究宗教的“凤毛麟角”。
1963年冬，周恩来访问非洲14国前，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建议加强研究外国的工作，筹备建立一些研究所，还成立了以廖承志为组长的“国际研究指导小组”。毛泽东于1963年12月31日作了批示说，“这个报告很好，但惟独没有宗教研究，对世界三大宗教，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刊物，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和世界史。”因为这个批示，任继愈于1964年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但不久“文革”开始，任继愈几经波折后被送往河南信阳干校接受“教育”。
“文革”后，任继愈从河南回到北京，世界宗教研究所也逐渐恢复了原有建制。上世纪80年代，任继愈重新提出了“儒教说”，并在他主持的宗教所专门成立了一个儒教室。
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思想界都公认“中国无宗教”时，任继愈挺身而出，试图打破这一观点。他说：“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不然不可能维系一个有着5000年文明史的国家和民族。”他认为，中国的儒教就是宗教，而教主就是孔子。
任继愈从各个方面论证了他的这个观点，从1980年的《从儒家到儒教》，1982年的《中国哲学与中国宗教》、《儒教的特点及其发展阶段》、《儒家个性与宗教共性》、《儒教是人伦日用的神学》，到1984年的《佛教向儒教靠拢》，1986年的《重视儒教的研究》，再到1988年的《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等学术著作中，详细地阐述了“儒教是宗教”的观点。他从儒教的发展与演变、个性与共性，历史与现实等各个方面，透辟地分析了儒家思想在中国的宗教性特质。他在文章《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中写道：“儒教作为完整形态的宗教，应当从北宋算起，朱熹把它完善化。多年来人们习惯地称为理学或道学的这种体系，我称之为儒教。”
同时他认为，宗教之所以是宗教，有它的本质部分和外壳部分，本质是信仰与追求，外壳是信奉对象、诵读经典的组织形式。儒家作为中国的传统宗教，其本质部分就是提倡禁欲、重“忠孝”、尊“三纲”，这既是宗教思想，也是政治思想，它比较适应大一统国家的生存要求。而其外壳部分则是，它信奉“天地君亲师”，这符合宗教外壳的组织形式。而对于一个宗教的认定，重要的是信仰的本质，而不在于形式。
任继愈的“儒教就是宗教”的学说，在学术界一石激起千层浪，并由此引起了近20年的哲学大讨论。现在这个论点已逐渐被认同，而这种认同感，直接又与华人的自我文化价值认同紧密相连。
学界公认，任继愈对中国哲学的最大贡献是：他认为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并深刻而又广泛地影响着我国社会各阶层。他力图把中国佛教思想纳入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他认为道教对中华民族的重要性决不亚于佛教，始终认为思想文化的研究也要从国情出发，而“多民族统一大国”则永远是中国的国情。
呕心沥血编纂藏经典籍
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18年，任继愈从未停止对图书建设的添砖加瓦。“书是让人阅读的，和钟鼎这样的文物不同，现在有些书躺在图书馆里，不整理就不能发挥实际作用。”他最欣慰的是通过多年的努力，让许多孤本、善本得以开发利用，其中最宝贵的就是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敦煌遗书》并称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的《赵城金藏》。
《赵城金藏》是金代民间募资刻印的佛藏。1933年，范成法师在广胜上寺、弥陀殿的12个藏经柜中发现了这套藏经，在国际学术界引发轰动。
1945年日寇投降后，《赵城金藏》被交给北方大学保管，时任校长的范文澜派专人守护，年年晾晒。任继愈介绍说：“1949年北平解放后，《赵城金藏》被移交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收藏。1949年4月30日，当4300多卷、9大包《赵城金藏》运抵北平时，由于多年保存条件恶劣，多数经卷潮烂断缺，粘连成块，十之五六已经不能打开。国家专门调来4位富有经验的装裱老师傅帮助修复，用蒸汽蒸后，再一张张揭开。历时近17年，终于在1965年修复完毕。”
任继愈担任国图馆长后，他认为珍贵的古书仅仅保存完好还不够，还要开发利用，让更多的人可以阅读。1982年，国家召开了古迹整理规划会，整理1000多个项目中，唯独没有古书。作为委员之一，任继愈提出佛教典籍也是古迹，也需要保护。经过批准立项，成立了“大藏经编辑局”。以《赵城金藏》为基础，又挑选了8种有代表性的佛经作为对比参照，编辑《中华大藏经》。将9种佛教典籍集于一身，这在世界上也是史无前例的，这部浩大的典籍共107卷，历经十几年才陆续出完，先后有160多人参加了这项文化工程。而《中华大典》这部皇皇7亿多字的古籍文献资料汇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跨世纪出版工程。
任继愈语录
1.如果没有社会的培养，就没有个人的成才。我从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不能把功劳记在我自己的名下。我四十多岁的时候编《中国哲学史》，当时恰好找到我，如果找到别人，也一样能编出来。如果我就此忘乎所以，以为我就是了不起的哲学家了，这和我的实际情况不符。
2.文化建设，首先要有文化的积累。现在的青年人读古书已经有些吃力了，也不知道去哪里找。后人再做古籍整理，肯定要比我们花费更多工夫。在这方面，我们这一辈人还有一些优势。我们多做一些工作，后人就能省些事。
3.不出全集，是因为我自己从来不看别人的全集。即便是大家之作，除了少数专门的研究者，其他人哪能都看遍？所以，我想，我的全集也不会有人看。不出全集，免得浪费财力、物力，耽误人家的时间。
4.年轻人要有一点理想，甚至有一点幻想都不怕，不要太现实了，一个青年太现实了，没有出息。只顾眼前，缺乏理想，就没有发展前途。这个地方工资待遇1000元，那个地方待遇1200元，就奔了去，另有待遇更多的，再换工作岗位，不考虑工作性质，缺乏敬业精神，这很不好。小到个人，大到国家，都要有远大理想。
5、二三十年内，中国不会出现真正的文化大家，但是三十年后，中国真正的文化勃兴时代将会到来。
6、人生的归宿，最后的真理，如何与当前贫困的农民和破败的农村发生联系，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问题。
7、我只说自己懂了的话，吃不透的话，不要跟着乱嚷嚷，不要跟着瞎说，免得自己后悔。
其他：
- 培养人才不能像蒸馒头，个个都一样。比如，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各有各的特点，在人才培养方式上也应该有所不同。自然现象比较客观，可以通过实验，反复观察；研究历史和社会现象，只能在社会运动中去观察、认识，只能在极小范围内搞实验。因此，我们不能套用理工科研究生的培养方式来培养社会科学人才，反之亦然。
而且，人的天性禀赋是不一样的，用一种模式培养人才，只会削足适履，造成“南橘北枳”的结果。
- 讲到儒这个名称，一般人都会把它和孔子联系起来。但是，儒家或者儒教这一套学问，却不是孔子发明的。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孔子到现代不过两千多年。孔子的学问，继承了此前二千多年的文化成果。不是有了孔子，有了儒学、儒家或儒教的名称，这套学问才存在；而是儒学继承了以前的优秀文化成果，包括神话传说时代的文化成果，以后又不断丰富、发展。所以，儒学或儒教有个发展过程，代表了五千年的文化成果。
- 家书写的时候不是为了发表，也不是为了给别人看的，所以讲真话的多。家书整理工作，至少对学术界、文化界提倡讲真话，对社会风气都有好处，这个意义还是比较重大。
书是让人阅读的，和钟鼎这样的文物不同，现在有些书躺在图书馆里，不整理就不能发挥实际作用。
作 者： 《我们心中的任继愈》编委会 编
出 版 社： 中华书局
出版时间： 2010-4-1
I S B N ： 9787101072907
定价：￥58.00
内容简介
这里是一位学者半个多世纪追求真理的足迹，是一位智者留给他的时代的印记，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一份精神财富，是我们大家一起为任继愈先生所建立的一块纸质的纪念碑。本书收录了其昔日的学生、长期共事的同事以及因为各种机缘与先生有密切关系或深厚友谊者，与家属共同撰写一本纪念文集，文集的各从自己的角度，追思先生的治学、为人。
目录
汝信：深切怀念任继愈同志(代序)
北大学友、学生篇
黄枬森、刘苏：由衷的敬仰永久的怀念
——我们心目中的任继愈先生
张岂之：略论任继愈先生的学术研究与唯物史观
汪子嵩：我心目中的任继愈先生
——与任公交往六十年
阎韬：纪念任先生
韩敬：任继愈先生教我学习中国哲学史
许抗生：任先生教我做学问
金春峰：怀念任继愈先生
白化文：追随任又之(继愈)先生的一些回忆
程静宇：怀念恩师任继愈先生
附 汪学群：一次难忘的谈话
——怀念任继愈先生
宗教所同事篇
杜继文：追思任继愈先生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
金宜久：深切怀念任公继愈先生
于本源：让任先生给我们留下的珍贵遗产发扬光大
乐峰：任先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奠基人
——深切缅怀任继愈先生
卓新平：任继愈先生与我的学术生涯
张新鹰：“没有什么比事业更重要”
杨雅彬：我跟任先生学针灸
钟肇鹏：回忆任继愈先生
张伟达：我记忆中的任继愈先生
段琦：任继愈先生引领我走进了宗教研究领域
魏道儒：终生难忘的一些事
——追思任继愈先生
黄奎：一个人和一个时代
——纪念任继愈先生
宗教所学生篇
李申：我的导师任继愈
方广铝：任继愈先生是怎样培养学生的
赖永海：一代宗师，千古风范
——深切缅怀任继愈先生
业露华：我心中的任继愈老师
李明友：追忆任继愈先生
玛亚：中国哲学及其成为新理念的潜质
秦惠彬：天亦流泪
龚学增：念恩师·牢记关怀·不忘教诲
郭瑞祥：终生难忘的几件小事
潘桂明：生命不息，求真不已
——一代宗师任继愈先生的学术精神
宋立道：缅怀我的恩师任继愈先生
——写在7月17日遗体告别会上
何光沪：三件小事见师心
鲍希福：缅怀任继愈先生
王建平：平凡处见伟大
——对导师任先生的点滴回忆
黄燕生：怀念任先生
吕建福：一代宗师教诲学术生命源泉
——深切怀念任继愈先生
崔正森：缅怀导师任继愈先生
吕有祥：感念任继愈先生
中哲史界同仁篇
方克立：我所认识的任继愈先生
张立文：珍惜时间，就是珍惜学术生命
——沉痛缅怀任公
蔡方鹿：哲人仙逝教诲永存
杨坚：典型未远，风范长存
——悼念任继愈先生
张西平：展现中国文化的世界意义
——一代学术宗师任继愈先生与海外汉学研究
大藏经编委篇
葛维钧：琐忆与断想
——我心目中的任继愈先生
温玉成：牡丹时节动洛都
洪修平：哲人驾鹤去，学问满人间
——怀念任继愈先生
王亚荣：微尘拂不尽，霁月浩当空
——感怀任继愈先生
董平：光风霁月的记忆
徐孙铭：润物无声暖心田
——怀念任公继愈先生
何孝荣：任继愈先生的三封来信
无神论学会同仁篇
习五一：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追思我心目中的任继愈先生
加润国：搞宗教研究我们最推崇任继愈先生
何祚庥：一位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学术大家
段启明：无神论兴衰与国家民族兴衰相联系
——任继愈先生对无神论教育寄予厚望
陈祖甲：一生弘扬无神论的先驱
——追思任继愈先生
文有仁：大家风范平民风度
——深切缅怀任继愈先生
友人篇
王蒙：追念任继愈先生
李锦绣：最后的“宝台山子”
——怀念任又之先生
刘天寿：深切的怀念
——由任继愈先生逝世所想起的
黄松：重温任继愈先生教诲
柴剑虹：圆满与遗憾
——悼念任继愈先生
张曼菱：人淡如菊是吾师
定宜庄：追忆任继愈先生二三琐事
单嘉筠：来自“小朋友”的怀念
——忆十年来任继愈伯伯对我的教育和影响
助手篇
刘苏：由衷的敬仰永久的怀念
——我们心目中的任继愈先生
李劲：无尽的怀念
——追思任继愈先生
王曦：如坐春风
——追忆任继愈先生
杨素香：任先生没有走
欧阳美琴：与爷爷一起生活的七年
亲属篇
任远、任重：永远珍藏的记忆
任继周：童心、朴实、宽容、进取
——怀念继愈二哥
任估：但问耕耘不问收获
——记我的伯父任继愈
任海：我的伯父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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