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罗，一个被误解的真诚朋友
陈智富按：近日，摩罗的旧作《耻辱者手记》修订版即将推出，恰好与新书《中国站起来》相映成趣，标识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以及思考方式。右派与左派的思想观点都在摩罗一人身上得以体现，不能不说耐人寻味。周末读到刘仰先生的文章梁启超为何善变？，深受启发，大为感动。转型期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在历史上应该如何评价，这是个大问题，近代如此，当代亦如此。暂且抛开摩罗的思想转变不谈，论及人品，也是各有说法。我作为《中国站起来》的责编，就我与摩罗的交往二三事，谈点亲身体会，供读者参考吧。本文发表在《新华书目报》，题为《贵在真诚，乃得为友》，
2010.5.31 记
大凡科学家就应像爱因斯坦一样胡子拉碴、蓬头怪相的模样；大凡思想者必有深邃凌厉的目光，看透尘世俗相，直抵生命本真。我发现，这是一个常识性错误。第一次见到摩罗老师，我感到很吃惊，他给我的印象，不是深沉得忧郁，而是阳光得可爱。
早在上世纪末，北大三杰出版了一系列思想随笔集，震撼不少知识青年的神经，引发全国大学生的思想共鸣。鲁迅曾盛赞晚唐三子（罗隐、皮日休和陆龟蒙）的小品文“正是一榻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我想，借用这句话来表彰20世纪末的北大三杰并不过分。在朦胧诗退潮后，北大三杰横空出世，恰好填补了大学校园的这段精神真空期。摩罗的《耻辱者手记》正是那个时代的杰作。和大多数70末、80初生人一样，我在大学时代领略摩罗的思想震撼力，心中暗想这一定是一个着迷于死亡情结、反叛怪戾的爱伦坡式人物。
摩罗对人性之恶的揭示与鞭笞，对缺乏耻辱感的痛骂与责问，对非人命运的咒骂与怜悯，成为上世纪末盘旋在中国人心头永远的回响。他将鲁迅开创的国民劣根性传统推向了极致，被钱理群教授誉为精神界战士谱系的继承人。自省自责到羞愧的地步，这是需要勇气的，摩罗以一种孤绝愤激的姿态做到了。
然而，思想毕竟是过于严肃的东西，一旦放到生活中来难免给人碍手碍脚之感。不少思想家不被世俗所待见，即是此理。作为一个年轻学子，我只能默默欣赏摩罗，不敢奢望在生活中相谈甚欢。这便是我对摩罗最初的误解。
去年，我与摩罗通过邮件、电话有过很多交流，不仅被他的思想震撼力所折服，更被他的坦率真诚所吸引。他其实不是一个咀嚼耻辱的“独孤求败”式人物，更是笑看人生、达观生活的真诚朋友。中秋节前夕，我到北京出差，专程拜访摩罗老师。那是第一次见面，我们却没有任何隔膜与陌生感，反倒如老朋友重逢般亲切。
“您这么年轻啊？您有如此敏锐思想，我还以为起码有三十多岁呢。”摩罗开门后，迎面微笑着说。
“呵呵。摩罗老师，中秋节快乐啊。您看上去非常阳光，和想象中的不一样啊。”我放下月饼，便在鞋柜里找一双拖鞋穿上，踏步径入客厅坐在沙发上，犹如自家一样轻车熟路。
摩罗老师倒完茶，便落座聊起来，谈到兴致处，便爆发出爽朗的笑声，甚至会击节称快，全无师生辈分之级差概念。
“笑笑要放学了，我要去接，很快就回来。”临近五点钟，摩罗老师起身便出门了。
我便一人呆在屋里，屋子并不大，大概是两室一厅，客厅的陈设很简单，紧挨着的书房被书籍占领，一台老土的电脑桌也堆着书。那个下午是那么的奇妙，摩罗老师许我为忘年之交，犹如老友重逢，全无陌生之感。
今年伊始，摩罗推出新作《中国站起来》饱受争议，易中天猛批其国民性问题，钱理群“临阵脱逃”未如期参加新书发布会，钱文忠不同意其观点勉力作序，甚有同学站在道德制高点，故作痛心疾首之状，宣布与他绝交。尤其荒唐的是，一些网友只看书名就骂。
面对扑面而来的批评甚至谩骂，我颇感不平。在很多人只知道顶礼膜拜的时候，摩罗只是觉得五四时贤不假思索地接受西方殖民者强加的国民劣根性不妥当，在思想根源上助长了当下一些中国人的崇洋媚外意识，应当反思。摩罗在书中的论述周详缜密，并无大碍，其宗旨是希望我们看清五四时代前贤的历史局限性，为我们今天的精神崛起提供新的思考角度和精神养料。摩罗从来没否定过鲁迅等五四巨匠的重要功绩，也多次坦言自己不具备否定他们的学术能力。而且，我从中体会到的是深沉的悲悯与大爱，不是那些别有用心者的敌意与荒唐。每每讲给摩罗老师听，他总是报以微笑，不愿意以恶意揣摩别人，想必那些读者需要时间才能理解吧。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在盲目地误解。摩罗、孔庆东前阵子应邀在腾讯网做访谈节目，事后我们一起吃饭。孔老师说：“交朋友首先看人品，看是否真诚。”这让我感慨万分：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朋友价值几何”才是不少人择友第一原则？朋友是有很多种的，有些是一时之交，时过境迁便没了联络的兴致；有些是终生之交，无论何时何地都会放在心上。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孔庆东义无反顾地支持摩罗？因为摩罗是一个真诚的可信赖的朋友。
在新书发布会上，好友刘震云惊讶于摩罗的思想转变，直言对他的转变的好奇心甚过对这本书的内容，但始终相信摩罗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而不是受某种利益的驱使。刘仰则说的更为透彻：“我认为摩罗十几年来发生的转变，是时代的必然，是合乎逻辑的。在当今世界，我们既需要反对国家不合理地伤害个人利益，也需要维护国家的尊严和利益，以保护个人利益。”
唯有真诚，方能永远。摩罗从自由主义者转变成民族主义者，始终没有丢掉真诚的品性和学者良知，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无可指摘的。他说：“我接受五四以来的教育，本来一直认为西方是乌托邦，穷人都有饭吃，人人平等。达尔文打破了我的这种幻想，让我窥见真实的西方殖民史。达尔文在书中谈到某岛的人类种族灭绝问题，归因于外地人带来新的食品，破坏了当地的生物链，导致无法生育。其实，西方殖民者的屠杀才是真相。作为人文学者，达尔文如此避讳殖民的歪曲解释让我太震撼了。原来，我们以为搞人文学术研究的人都是有良心的，其实那些人的良心被狗吃得更糟糕。达尔文就是一个例子。他们坚决不承认殖民对当地的危害，坚持认为自己是传播文明和进步的。”摩罗自述从被洗脑的境遇中摆脱出来，何其沉痛也。所以，他心无旁骛地研究西方殖民史的真相，试图找出一百年来中国人精神大崩溃的根本原因，为当代中国人挺起脊梁略尽绵薄之力。
我想，摩罗的思想转变，不仅关乎个人命运浮沉，更折射出当代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在错愕与醒来之间纠缠的涅槃过程已经复杂的心路历程，具有标志性意义。从鼓吹个人自由与权利到关注民族大义与安危，摩罗始终没有忘掉自己是中国人，始终与潜伏在神州大地的洋奴势不两立。从此，左派、右派的标签被扔进历史的故纸堆里；从此，坚守中国立场的“中派”知识分子，呼之已出，兼顾左右，心系民族，情牵苍生，关注中国的前途、命运与精神解放。
民族主义并不是十恶不赦的罪恶，鲁迅不也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吗？鲁迅因为“哀其不幸”，所以“怒其不争”，所以“俯首甘为孺子牛”；摩罗因为要“站起来”，所以“咀嚼耻辱”，所以“呐喊挺起脊梁做大国民”。让自己咀嚼耻辱，让别人享受阳光，让每一个中国人在精神在“站起来”，才是摩罗的真诚夙愿。面对一个真诚的朋友，面对一片赤子之情，谁忍心去误解、去谩骂、去抹黑呢？至少我不敢。我想，今天的摩罗被孤独、被诬蔑、被误解、被妖魔化的局面，正如十二年前的摩罗被追捧、被表扬、被偶像化一样，都是真诚或者别有用心的人对这位独立思考、真诚发声的思想家的一种礼赞。历史将证明，中国需要这样的孤独的呐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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