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我们被透支的未来?
我们需要怎样的绿色环保书籍?
日期:2011-01-29 :江晓原;范昕;周鸣之 来源:文汇报
“黑猩猩之母”珍·古道尔最近为了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而奔走呼告
●所谓有限地球时代,是指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地球净化、容忍污染的能力是有限的。
再读《崩溃》
江晓原
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美国学者贾雷德·戴蒙德的《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时,我感到此书很有价值,为它写了中文版序。如今,《崩溃》数次重印,已经发行数万册。这个成绩在今天的同类书籍中已经属于相当令人满意的了。在传统“科普”的概念中,《崩溃》根本不能算科学类图书,它至多被归入“环保”等类图书中。
传统的“科普”其实是一个纲领下的产物,那是一个旧纲领,即唯科学主义的纲领。在那个纲领中,“科普”的任务是将科学作为一个尽善尽美的事物单向灌输给公众,所以任何对于科学技术的反思、对于科学技术的负面价值、对于滥用科学技术可能带来的后果等等,都是被排除在“科普”内容之外的。
至于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通常也在科学技术凌驾于一切知识体系之上的图景中被淡化或省略。即使偶尔出现这样的内容,它们通常只是某种零星的点缀,而且往往都被描绘成是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发展的。如果说科学技术是红花,那么社会文化就是绿叶,用来衬托出红花的鲜艳。
而我们要讨论的新纲领,如果特别追求修辞效果的话,不妨名之为“反科学主义纲领”。但称为“科学文化纲领”是更为合适的。
这个纲领与旧纲领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对待科学的态度——主要有两点:
一、新纲领认为,科普——如果我们姑且还沿用这个词汇的话,除了传统科普中原有的对科学技术知识的介绍之外,还应该包括对科学技术的反思,包括对科学技术局限性的认识,包括对科学技术负面价值的思考,包括对滥用科学技术可能带来的后果的评估和警告。
二、新纲领认为,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是题中应有之义,而且科学技术应该被看作整个社会文化的一部分,而不是君临于其他部分之上的神。
前面提到的《崩溃》,就是这个新纲领下产生的典型作品。从环境和资源的角度,探讨了历史上各种不同类型文明崩溃的原因,在结尾部分,对于地球人类现在所面临的环境问题,明确宣告:“我们不需要科学技术来解决问题”——他的理由是:“虽然新科技可能会有所作为,但大部分问题,只是需要政治力量来实施已有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说,解决这些问题的技术其实已经存在,只是各国在损人利己争夺资源、以邻为壑排放污染时,不愿意使用这些技术。没有像旧纲领所必然导致的那样,只将注意力集中在讨论科学技术能够怎样消除污染节约能源,而是从更高的层面,认识到环境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一个科学问题,事实上它是彻头彻尾的政治问题——而且是未来世界最大的政治问题。
只要我们将眼光放开一些,就很容易发现,在当代发达国家,这个新纲领早已经普遍被科学作家(约略相当于中国的“科普作家”)、小说作家、电影人(导演、编剧、制片人等等)接受,甚至也已经被一部分科学家所接受。许多非常有影响的作品都是这个纲领下的产物。除了《崩溃》这类非虚构作品,《寂静的春天》就是这类作品中的经典。在小说、电影中,这个新纲领被贯彻得更为彻底。
例如,在美国、欧洲以及在美国影响下的日本、韩国、香港等地的科幻电影,有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所有这些电影所幻想的未来世界,清一色都是暗淡而悲惨的。特别是在近几十年的西方科幻电影里,未来世界根本没有光明,总是蛮荒、黑暗、荒诞、虚幻、核灾难、大瘟疫……未来世界常见的主题不外是资源耗竭、科学狂人等。这些作品中的科学技术,也几乎清一色都不是绝对美好的——不是被科学狂人或坏人利用,就是自身给人类带来灾祸。
在轰动一时的影片《阿凡达》中,地球是一个用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世界,是一个钢铁、炸药、无线电的世界;潘多拉星球则是一个相信精神可以变物质、相信世间一切生灵都可以相互沟通、相信巫术和神灵的世界,是一个圣母、精灵、智慧树的世界。当这样两个世界冲突时,战败的竟是前面那个世界。
在科幻小说中情形也是如此。如果说早期的科幻小说,比如儒勒·凡尔纳在19世纪后期创作的那些作品,对于未来似乎还抱有信心,但更早的、被奉为科幻小说鼻祖的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1818年)中,就已经没有什么光明的未来了。而且凡尔纳对于未来世界的信心,很快就被另一种挥之不去的忧虑所取代,人类的未来不再是美好的了。比如英国人韦尔斯的一系列著名小说《时间机器》(1895年)、《星际战争》(1898年)等,就已经是如此。
又如迈克尔·克莱顿的小说。在《侏罗纪公园》和《失落的世界》中(后来改编成同名电影而更广为人知),对于人类试图扮演上帝的角色来干预自然最后却又失控的讽喻,告诫人类,哪怕仅仅为了娱乐,滥用生物工程之类的技术也是危险的。
再如丹·布朗的畅销小说。除了《达·芬奇密码》,另有三部都是科幻小说——尽管他本人并未着意标榜这一点。这三部小说都明显地在反思科学技术的负面作用和影响:《数字城堡》质疑反恐监听对公众隐私的侵犯,《天使与魔鬼》探讨科学发展过快带来的危害,《骗局》涉及科学共同体为了自身利益而造假。他最新的小说《失落的秘符》,尽管在故事形式上更接近《达·芬奇密码》,但仍然延续了他一贯的反科学倾向。然而这部小说再归类于“科幻”似乎不很合适了,我认为不妨称之为“科学文化小说”。
为何会出现这样“一边倒”的状态?当然不是所有这些小说家和电影人都不约而同地与科学技术有仇,而是因为——他们已经在上面所说的新纲领下工作了。
要接受这样一个新纲领,对于中国的出版人和电影人来说,也许一时还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但国内有几家出版社,多年来已经出版了不少这样的图书。对于引进的非虚构类作品,比如著名的《哲人石丛书》、《第一推动丛书》等等,其中有不少品种就已经是新纲领下的作品。本土原创的科幻小说中,也已经不乏在新纲领下的佳作,比如王晋康的科幻小说《蚁生》、《十字》就是典型作品。但对于国内的科幻电影来说,旧纲领下尚且乏善可陈,新纲领下的佳作当然只能俟诸异日了。
“环保题材”埋着多少忧虑
范昕
“很多时候,当你在讨论投资理财、在考虑未来要生几个孩子、在考虑买车、买房时,你是否同时在想,这些美好的生活还能持续多久?你买的车子将会为全球变暖“贡献”多少废气?你在海边买的房子,20年之后它是在陆地之上,还是在海平面之下?”美国人格温·戴尔在他的最新著作《气候战争——决定全人类命运的最后一场战役》中,代表性地透射出全球学者对绿色环保这一世界性危机的忧虑。视线环顾世界,哪些具有社会影响力的著作正在受关注,也成为了公众视线集中的焦点。
《B模式4.0:起来,拯救文明》
(美)莱斯特·布朗著 林自新译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10年6月
全球变暖、人口增长、生态破坏——以破坏环境和牺牲生态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A模式),正在将人类的文明逼入绝境。人类不知道还剩下多少时间。大自然在给地球掐表,但人类看不见这个跑表的表面。
解决之道就是“B模式”,以人为本的生态经济模式。稳定气候、稳定人口、消除贫困、恢复生态,仅仅将2008年全球军事预算的13%用于执行B模式,人类便可绰绰有余地使整个世界走向可持续进步的道路。
莱斯特·布朗以实事求是的坦率方式,告诉人们应如何建设更加公正的世界,并应怎样拯救地球于气候变化。
《气候战争——决定全人类命运的最后一场战役》
(美)格温·戴尔著 冯斌译
中信出版社2010年4月
格温·戴尔深入探讨了全球气候变暖加剧以及各国又将如何应对这种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挑战。他精准地刻画了气候变化对全球的影响,读起来惊心动魄又不失趣味性,可媲美精妙绝伦的恐怖小说。
“2045年基于石油供应减少和战争的爆发,人类温室气体排放将于2032年到达顶峰,比1990年高出47%。”
“到21世纪中期,全球变暖日趋严重,全球平均气温升高2-3摄氏度,而21世纪末全球平均气温甚至可能升高8-10摄氏度。在这个世界上,让我们忧心忡忡的不仅仅是日益炎热的夏天、日趋凶猛的飓风、不断上升的海平面以及北极熊在疲于奔命地寻找栖息之地。更大的噩耗还在后面,大规模饥荒与核战争(很有可能)将导致哀鸿遍野,死伤无数;想要避免这一切的发生,概率似乎并不高。”
《世界又热又平又挤》
(美)托马斯·弗里德曼著 王玮沁译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9年4月
写出《世界是平的》之后,托马斯·弗里德曼卷土重来,描述现代技术带来的问题、危机,当然,也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弗里德曼指出当今世界发展的五大趋势:能源与资源的供需失衡;石油生产国的垄断性经营;碳排放增量导致地球气候变暖;能源日益匮乏;人口爆炸性增长、无节制开发和环境污染导致生物多样性消失。他认为人类今天所面对的气候变化,绝不是“我要不要带雨伞”的问题,而是“海堤修得足够高吗”、“沿海大都市往哪里迁移”、“失去了沿海沿河的工业区、港口、交通线和冲积平原的良田人类怎么活下去”的问题。
全书最吸引人之处,大概莫过于弗里德曼所描绘的能源互联网,在这个互联网中,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变成了平的:一个遍布全国的智慧型电网连接了所有装上了微晶片的“聪明电器”,每个人都拥有一个“聪明黑盒子”——能源仪表板,所以你房间的温度、灯光、电话、电脑以及插电式混合动力车都可以进行自动操控。用电方式也可以自己选择,电力高峰期你的家用电器会自动以最少的能耗运转,低峰期你还可以储电,然后在高峰期卖给电力公司赚钱……这听起来像天方夜谭,但并不是天马行空的想象,事实上,2007年在美国华盛顿州的奥林匹克半岛,已经悄然进行中了。
弗里德曼曾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指出,技术革命铲平了全球经济大舞台,使得世界上如此众多的人能够在上面竞争、联络、合作,它把世界引入了一个全球化的全新阶段,并将给经济、政治、军事和社会事务领域带来巨大的影响。但是过去几年发生的事情让他更为清楚地看到,还有两个重要的因素正对地球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全球变暖和全球人口膨胀。所以他把这两个因素也纳入到研究中来,并将之总结为本书的主题。
《消失的盖亚:最终警告》
(英)詹姆斯·拉夫洛克著
美国BasicBooks出版社
2009年4月
“盖亚理论”(注:在古希腊神话中,“盖亚”是大地之神,西方人一直到现在还常用“盖亚”来代称地球)的提出者、曾被人称为“疯狂科学家”的英国天文学家詹姆斯·洛夫洛克出版该书的时候已经90岁高龄,比起此前的著作《盖亚的复仇》论调越来越悲观。他在书中认为气候会进入一个全新的热系统中,一旦那天到来,任何行为都为时已晚。《自然》杂志称读这本书“就好像听到了BBC宣布世界末日到来一样”。
“地球是一个有生命的、能够自我调控的有机体。不论我们做什么,造成的死亡规模都可能比以往所有战争、饥荒和灾难都要大。
我觉得面对正在发生的情况,人类的反应很迟钝。《京都议定书》已经制定11年了,几乎什么都没做。”
最无辜的笑容与挥之不去的阴影
●快餐业的罪恶并不只在于它提供“成本低廉”却“不够健康”的食物,更可怕之处在于它为“垃圾食品”打上了最无辜的笑容。
周鸣之
奥米·克莱恩在她那本著名的批判品牌全球化的大作《NoLogo》中为广告做了极精辟的归纳。以食品广告为例,纵然产品五花八门,却少不了千篇一律的美丽笑容,温暖和煦叫人安心没有差别。商业化笑容是伟大的发明,是它让产品看起来更具有人性,打消人们对于工业化的恐惧,弥除工业化与食品之间本质上巨大的鸿沟。
《希望的收获》是一本立足于当今社会现实探讨食品安全的书,书中对食品问题的列举,几乎触目惊心:连老鼠都不敢吃的转基因食品正在日益“污染”我们的餐桌,各式各样的化学元素在动植物身上争奇斗艳;快餐食品消费的动物生命几乎可用“朝菌不知晦朔”来做比拟。当人们还在如饥似渴地补充乳品、鸡蛋、家禽、猪、牛、羊肉,殊不知人体享受的不再是肉食带来的益处,而是要为消化肉食所携带的毒素付出额外的代价。
而这一切的幕后原因,终将归结到工业化一体化的生存模式。既然利益最大化的操作逻辑与食物生长周期的矛盾不可避免,那只有将自然界打乱重组为我所用。消费主义的品牌文化在此有了充分的用武之地,它负责将产品的美好与苦涩一同打包交付消费者。因此,快餐业的罪恶并不只在于它提供“成本低廉”却“不够健康”的食物,更可怕之处在于它编织着美丽的谎言,为“垃圾食品”打上了最无辜的笑容,与此同时却为人类的道德伦理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
无论是呼吸的空气、饮用的水,还是我们吃的食物,最终都将携带着无孔不入的化学物质进入人体。40多年前,雷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中的预言,如今正在渐渐实现:人类为了经济利益而创造使用的化学物质正在毁坏动物群、植物群,最终是我们自己。
《希望的收获》之一是英国著名的黑猩猩研究者珍·古道尔。40多年前,是她在热带丛林中的不懈研究让人们看到了灵长目动物对于工具的使用,因此她亦被动物学界尊称为“黑猩猩之母”。而在最近十几年的光阴中,她更多的时间是为了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而奔走呼告。
或许正是在这位自然界的观察者眼中,自然界的失衡才显得特别触目惊心。古道尔清晰地辨识出如今农业经济与传统的背离,农场养殖对于动物的伤害。乍看起来,她似乎有一种矛盾的气质,既是伦理的、也是自然主义的。然而,读过古道尔著作的人都会发现,这位头发花白,面容清癯的老太太,她的人格魅力恰恰便是在于两种气质的和谐共荣,她作为自然科学家,尊重自然的选择,但她比常人更容易看到自然的力量,动物和植物自身强大的生命力和修复力,值得人以伦理的态度去面对它。《希望的收获》告诉读者的是,只有捡起那些被我们抛之脑后的伦理、责任和公德心,才是重返健康的唯一密钥。
(《希望的收获》 (英)珍·古道尔,(美)加里·麦克艾弗伊,(美)盖尔·哈德逊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中国译学大辞典》
《中国译学大辞典》(以下简称《大辞典》)历经5年,2011年初终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翻译界智慧的结晶,也是我国翻译界大协作的产物。
这是我国首部大而全的译学术语辞典。辞典吸收了历年来国内外翻译研究的主要成果,特别是我国翻译研究在新时期蓬勃开展--引进、创新和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成就,全面、系统地组织成词条。辞典采用通用的或权威的术语(英汉对照),以明确的概念,汇集译论的各种流派和观点,点明国内外前辈译家和当代译家的方法和技巧,勾勒出中西翻译史的粗线条,罗列翻译学科的要津及其相关学科交汇点,以促进翻译实践、翻译教学和翻译理论研究。编者广泛地收集译学的常用术语,并对之作一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梳理工作,根据术语的单义性、简明性、科学性、系统性的原则编撰本词典。
辞典分为分类词目(译学术语)、译学百论(著名译学家词条)和译论百部(书评)三大部分。另有附录五种,包括:一、中国历年翻译大事记(自汉至2008年);二、我国出版的翻译研究和教学书目(包括港澳台书目);三、音序词目表;四、国内外翻译期刊表;五、参考文献。
《适合是最好的教育》
王振宇 主编
王振宇、陆有铨、金瑜、张承芬、王瑞清、黄佳芬……这些在中国教育与心理学界声名卓著的教授们,当年曾是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和心理专业1962级的同班同学。他们把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教育事业,年老时他们依然在反思什么是最好的教育?
他们认为:
教育,以孩子为本
教育是农业式的活动
“不做”也是一种教育方法落实政府责任,尽快改变学前教育落后局面
早期教育要敢于破除迷信
关键在于培养幼儿健全的性格结构
别让你的孩子伤在起跑线上
正确看待异想天开
不要忽视“好学生”的心理健康
顽童也需要尊重
…………
总之,他们认为,“适合”是最好的教育!适合儿童的教育,就是尊重儿童,因材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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