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光：论“群众路线”与“参与民主”

注：本文摘自韩毓海、王绍光等合著《人间正道》一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版，定价39元。

论“群众路线”与“参与民主”

王绍光

政体其实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重要。

 在政体决定论看来,以多党竞争为特征的“民主”(王绍光称之为“选主”)是个“好东西”,好东西必然带来其他的好东西,例如经济增长、社会公平、普遍幸福。但是,以“民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为例,对此已有大量实证研究,其中有些发现“民主”促进经济增长,而有些却发现“民主”阻碍经济增长,有些则发现“民主”与经济增长毫无关系。因此,总体看来,“民主”这种“好东西”未必能带来另一种好东西——经济增长。 实证研究表明,“民主”与其他好东西的关系也大致是如此。

 以前,我们曾用“实质民主”来批评“形式民主”。我们认为还可以从政体与政道的角度来讨论民主问题。从政体的角度看,民主与否的关键在于,政府是否有代表性 (representativeness);但从政道的角度看,民主与否的关键在于政府对民众需求的“回应性”(responsiveness)。从普通民众的角度看,是“代表性”重要还是“回应性”重要?当然,两者都重要,但实际上老百姓最关心的是政府出台的政策能否反映他们的需求。有些政治体制从形式上来看似乎有“代表性”,因为它们是选出来的,但这类体制的回应性未必很高。

 香港中文大学有一个来自俄罗斯的博士生,他的博士论文分析俄罗斯、中国、美国的医改,从而比较这三个政治体制的回应性,其中一个结论是美国的回应性不强,尽管它自诩“民主”、有“代表性”。这是从第三方作出的客观的正确判断。

 请注意,“需求”(needs)这个概念与“要求”(wants)不同。“需求”是指满足人类生存与体面生活必需的那些东西,如消除贫困、教育、健康、环保等。当然,随着时代变化,人们的“需求”也会变化。“要求”则不同,它是指人们想要的东西,它可以是任何东西,远远超出了人类生存与体面生活的必要,比如“我想买一个LV牌的挎包”、“我想要一部奔驰跑车”。西方消费主义的兴起就是区分了这两个范畴:要求和需求,wants是被创造的,被制造的,拿它来引诱、激发人们没完没了的需要,消费主义的要求就是虚幻的,强加给你的。

以代表性为特征的“民主”着眼点在“要求”,那些选出来的代表必须反映选民表达出来的“要求”。而以回应性为特征的“民主”着眼点是最广大人民尤其是普通老百姓的“需求”。

民主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这是必须注意的根本性区别。流行的民主概念只是看有没有竞争性的选举,而更进步一点的民主观认为,除了选举外,还强调公众参与,这就有点政道的意思。而从政道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之一“群众路线”是非常民主的,如此实践,才是政道之极。

什么是参与型民主?当今对公众参与的讨论似乎假定,政策制定过程中存在一扇门,决策者在里面,公众在外面。建立公众参与机制无非是把原来紧锁的门改装成虚掩的单向弹簧门,公众参与就好比公众推开了那扇门,得以参与屋内的游戏。不过矜持的决策者却不会走出户外。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参与”的理解与此截然不同,他们主张决策者必须走出户外,主动深入到民众中去。

与目前流行的各种公共参与模式相比,群众路线可以说是一种逆向参与模式,它所强调的是,决策者必须主动深入到人民大众中去,而不是坐等群众前来参与。这个模式有四个支撑点:

首先,所谓“从群众中来”,就是要求领导干部与“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一刻也不脱离群众。毛泽东本人十分注重密切联系群众。即使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也经常利用战争间隙深入群众,了解老百姓的生活疾苦和需要。

其次,深入群众是为了培植群众观点。为此,毛泽东同志要求领导干部经常下基层,并在下基层时实行“三同”,即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以拉近与群众的距离。除了在日常工作中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外,50—70年代还形成制度,定期将领导机构的干部下放到农村当社员,下放到车间当工人,下放到连队当兵,直接参加体力劳动,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只有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干部才能转换角色,把世界观和立场真正转到工人农民这方面来,热爱人民群众,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牢固树立起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的群众观点。

第三,深入群众,就要倾听群众的呼声,了解民意。毛泽东特别强调到基层进行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本人也树立了调查研究的典范。他认为,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想象的东西,一定是脱离实际的东西。“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为此,他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名言。在毛泽东看来,调查研究可以有两种方法:走马观花和下马观花。他提倡下马观花,即深入基层、长期蹲点,做从历史到现状的系统调查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发现问题,才能找到解决的办法。

不光调查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人民群众,调查研究的重点也应该是人民群众的福祉。毛泽东在这方面说得很透彻:

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 *。

如何能在调查研究中听到群众的真话呢?毛泽东指出:

主要的一点是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使人家讨厌。群众不讲真话,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你的来意究竟是否于他们有利。要在谈话过程中和做朋友的过程中,给他们一些时间摸索你的心,逐渐地让他们能够了解你的真意,把你当做好朋友看,然后才能调查出真情况来*。

第四,调查研究也是向人民群众吸取民智的过程。毛泽东式的“调查研究”与西方实证主义的“调查研究”不同,因为人民群众不仅仅是被观察对象,也是调查的积极参与者。这个研究方法上的差异源于对人民历史作用的判断。在毛泽东看来,“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基于这个判断,他告诫各级领导干部,“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毛泽东同志特别注重下层民众的聪明才智。他说:

“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

向人民群众学习,不仅要有正确的观点,还必须展现出正确的态度。毛泽东根据自身的经验提醒广大干部,要调查研究,“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 进行调查研究时,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尊重群众,平等待人,要采取同志式的、讨论式的商量态度,决不可当钦差大臣,决不可摆架子,不可耍老爷式的态度。

总而言之,群众路线的决策模式调转了参与的方向,要求决策者主动、持续地深入群众。与选举和公众参与相比,很明显,群众路线更有利于回应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在英文中,公众参与是participation;王绍光教授也为群众路线创造了一个对应的英文词,叫qunticipation,词头那个qun意指群众的“群”。在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他使用了这个自己发明的词,以此向世界阐释共产党人对于民主的创新。

实际上,仅仅在官员作决策的时候允许公众参与是不够的。原因很简单,各国的实证研究都发现,政治参与的程度,在不同的阶级之间是严重不平等的,参与能力、程度与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不平等紧密相关。资源越是多的阶级参与越多,资源越是少的阶级参与越少。参与多的阶级对政策的影响大,参与少的阶级对政策的影响小。结果,最终政策往往有利于资源本来就多的阶级,不利于资源本来就少的阶级,形成所谓“马太效应”:强者愈强、弱者愈弱。

群众路线则不同,它要求决策者必须主动深入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在传统中国,民众的利益表达和参与显然没有一席之地。 如孔圣人便有“民可使由之”、“礼不下庶人”的主张。也许有些人会举出从孟子到黄宗羲等民本主义者来证明中国传统文化中包括自由主义和民主的成分。不错,孟子贵民,认为政权转移及政策取舍都应该考虑人心之向背。但是,尽管孟子重视民意和舆情,但我们翻遍一部《孟子》却也找不到关于底层民众利益表达和参与的只言片语。大概孟老夫子认为民心靠君主用心去体会足矣。黄宗羲比孟子晚生近两千年,是明末清初民本思想的领军人物。他在其代表作《明夷待访录》中对君主专制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不仅如此,黄宗羲还参照明代政治之流弊,提出了以“贵民”为基本理念的一整套变法建议,涉及国体、官制、学校、选举、兵制、田制、财计等诸多方面。不过这些想法的核心是“分治”,即让地方势力和宰相来制衡君权,民众的参与绝不在其视野之内。

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共产党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告诉老百姓,“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开始时,群众受千年传统的影响,完全没有参与的意识,必须由共产党在与他们紧密接触中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动员。群众路线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形成的。

今天,民众的参与觉悟已大大提高,但受资源约束,不同人群的参与程度差别很大,社会的中间偏上阶层远比普通工人、农民参与得多得多。这在有关个人所得税减免额的讨论中很明显。因此,今天,还是应大力提倡群众路线。而且,公众参与与群众路线并不矛盾,完全可以互补。如果在我们的制度里,同时加强公众参与与群众路线这两方面的制度建设,则完全可以创造出全新的、中国式民主政道。

总之,如果把政体与政道区别开来,如果分清“代表性”与“回应性”,如果对“需求”与“要求”加以辨析,我们回顾中国的过去、评价中国的现在、想象中国的未来恐怕就会不一样,会是另外一种崭新的图景。

我们的政策是从群众中来的,我们的工作办法不是“卖东西”,而是要“买东西”,即吸收别人的意见。政策好坏要由群众评价。今天重庆实现的“三进三同”政策,就是遵循了我党的政治优势,政策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

 群众路线针对的就是党内有大量的小知识分子,他们瞧不起老百姓,世界上的共产党称自己是先锋队,列宁理论里有关于先锋队的论述,但是没有把群众真正当英雄的论述。强调群众路线的,只有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中国,最基本的群众就是农民。你说学习工人阶级,王明这些人能够接受,你说要向农民学习,他们就很难接受了,这都是有针对性的。

同样,过去30年,社会上的舆论过于强调专家比一般人重要。从1978年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全国教育大会开始,一直都是讲精英的。当然,这样讲也不完全错,尤其是在当时的背景下,但是过分强调这一面以后,把另外一面就去掉了。现在总是讲要依靠能人,依靠资本家,如果“三个代表”的前两个“代表”被过分强调,就会忘记了最后一个“代表”才是最重要的最大的“代表”。不大讲特讲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就等于把政权的社会基础瓦解了。过分拔高精英的结果是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反感,现在“精英”几乎成了贬义词,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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