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
“农业生产是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农村中的其它工作都
是围绕着农业生产而为它服务的。凡是以妨碍农民进行生产
的所谓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都必须避免。”
话说1953年3月1日，斯大林在他的住所得了脑溢血症，摔倒在地板上，失去了知觉。
据数十年后解密的档案说，正在开会的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赫鲁晓夫等人得到斯大林患病的消息后，谁也没有说话，而是继续关起门来开了4个小时的会议，尔后才开始组织人员对斯大林救治。
3月3日、3月4日，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连续两天发布了斯大林的病情公报。
正在苏联治病的江青及时打电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前边已经说过，江青是在1952年去苏联治病的。她在1953年初的情况，苏联翻译卡尔图诺娃曾在《我给江青当翻译》一书中作了描述：江青的病情稍有好转，就在卡尔图诺娃的陪同下去看望在苏联长期养病的毛岸青。卡尔图诺娃回忆说：“在从医院回来的路上，江青却讲起了谢尔盖·远福在朝鲜牺牲的情况（讲到他时显得那么怀旧）。毛远福在大学时就是一个有为的青年，我甚至可以说他是有天才的，又是博览群书。”卡尔图诺娃书中所说的谢尔盖·远福，就是毛岸英。毛岸英的曾用名叫杨永福，毛岸青的曾用名叫杨永寿。卡尔图诺娃还写道：“1953年2月底3月初，根据部领导的要求，我每天都带着斯大林的病情报告上她那儿去。”关于此时江青的行踪，维克多也在《江青同志》一书中描述说：“在斯大林逝世的前一天，她被转移到郊区疗养院。”
3月4日下午，毛泽东亲自来到苏联驻华使馆，对斯大林的病情表示关切和慰问。
3月4日这一天，毛泽东在罗瑞卿等2月23日关于各地布置反伞特斗争的情形给毛泽东、彭德怀和聂荣臻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
罗瑞卿等在反伞特斗争的报告中说：国内各地均于12月下旬及1、2月份举行了由公安部队召集的反伞特会议，以建立反伞特便衣武装据点为主要内容，全面布置了反伞特工作，包括设立据点、建立各级指挥机构、发动群众、组织民兵、派对空监视哨等。由于各地情况和部队任务不同，在反伞特布置上也各有特点。目前各地应该迅速解决据点部队装备问题，争取早日建起据点，提高据点部队的业务，深入检查反伞特工作的执行情形，开展群众性的反伞特斗争，以彻底歼灭降落的伞特，粉碎敌人的阴谋。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彭副主席阅后，送罗瑞卿同志：
在北朝鲜境内亦应实行安置反伞特据点的办法，可将此件中所述办法电告联司，并请联司和人民军总部商量，由志愿军和人民军分担，在北朝鲜境内各山头上安置多数据点，专任反伞特斗争，定期总结经验，加强斗争技术战术，灭尽一切伞特。
毛泽东 3月4日
1953年3月5日晚9时50分，斯大林终因脑溢血症抢救无效，与世长辞。
维克多描述江青说：“负责江青病情的俄国警卫员、医生和护士说，他们的领袖之死至关重要，毛主席应和其它各国首脑一道来莫斯科参加葬礼。江青告诉他们说，那不关她的事，这样重大的决定应由中共中央做出。”
卡尔图诺娃描述江青说：“对于他的逝世，她感到十分悲痛，并去过联盟大厦停放斯大林灵柩的大厅守灵。”
3月5日晚，斯大林逝世的噩耗传到北京，毛泽东热泪涌流，夜不成寐，数次服用安眠药也不能入睡。
3月6日晨，中国人民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齐越那低沉而充满悲痛感情的声音里，听到了斯大林不幸逝世的消息，他们流下了热泪，许多人泣不成声。人们自发地在手臂上戴上了黑纱，为斯大林致哀。
3月6日，毛泽东向全中国发布命令，命令要求：自3月7日至9日，全国下半旗为斯大林志哀。在志哀期间，全国各工矿、企业、部队、机关、学校及人民团体，一律停止宴会、娱乐活动。
3月6日这一天，毛泽东在发往苏联的唁电中写道：
“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和我自己，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获悉了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朋友和伟大的导师斯大林同志逝世的消息。这不仅是苏联人民而且也是中国人民和整个和平民主阵营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无可估量的损失。我现在谨代表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表示最沉痛的哀悼。……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斯大林同志30多年来不断的关怀、指导和支持，是完全分不开的。在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后，斯大林同志和在他领导下的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对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又给予了慷慨无私的援助。斯大林同志对于中国人民这样伟大的深厚的友谊，中国人民永远感念不忘。斯大林同志的不朽光辉，将永远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
毛泽东还亲自到苏联驻华大使馆吊唁斯大林。
到3月7日，毛泽东一连3天没有睡觉，2天没有吃饭。警卫们都很紧张，任何人都警惕着，不允许周围发生任何声响。这几天，毛泽东怀着对斯大林的深切悼念，写下了《最伟大的友谊》一文，全文如下：
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伟大的导师，不朽的列宁的战友——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同志与世长辞了。斯大林同志在理论的活动上和在实际的活动上所给于我们当代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斯大林同志代表了我们整个的一个新时代。他的活动引导苏联人民和各国劳动人民转移了全世界的局面，这就是正义的、人民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事业在世界大规模的范围内，在地球上人口三分之一——八万万人以上的范围内取得了胜利，而且这种胜利的影响，正日益普及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斯大林同志的逝世，使全世界的劳动人民感到了无可比拟的沉重的悲痛，激动着全世界的正义的人们的心。这就是表明，斯大林同志的事业和他的思想掌握了全世界的广大人民群众，而且业已变成了无敌的力量，这种力量将引导那已取得胜利的人民由胜利进入新的胜利，同时也将引导那一切还在邪恶的资本主义旧世界压迫下呻吟的人们能够对于人民的敌人进行勇敢的冲击。
在列宁逝世之后，斯大林同志指导苏联人民，把他和伟大的列宁在十月革命时期共同缔造的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成了光明灿烂的社会主义社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这不只是苏联人民的胜利，而且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胜利。第一、这个胜利用最现实的生活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限正确，具体地教育了全世界劳动人民应该如何朝着美好的生活前进。第二、这个胜利保证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类能够有战胜法西斯野兽的力量。不能设想，没有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而能够有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胜利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关系全人类的命运的，而这些胜利的光荣应当归于我们伟大的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同志全面地划时代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推进到新的阶段。斯大林同志创造性地发展了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的理论和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首先胜利的理论；斯大林同志创造性地贡献了关于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理论！贡献了关于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的理论，贡献了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的理论，贡献了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理论。斯大林同志还创造性地发展了列宁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斯大林同志这一切创造性的理论，进一步地把全世界的工人们联合起来，进一步地把全世界的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使世界的工人阶级和一切被压迫的人们为解放和幸福的斗争及其胜利达到空前未有的规模。
斯大林同志的一切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朽的文献。他所著的《列宁主义基础》、《苏联共产党历史》以及他最近的伟大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百科全书，是百年来世界共产生义运动经验的综合。他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是给世界各国共产党人的一篇宝贵的遗嘱。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世界各国共产党人一样，是从斯大林同志的伟大的著作中去找寻自己胜利的途径的。
从列宁逝世以来，斯大林同志一直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人物。我们围绕着他，不断地向他请教，不断地从他的著作中吸取思想的力量。斯大林同志充满了对于东方被压迫人民的热情。“不要忘记东方”——这是斯大林同志在十月革命之后的伟大号召。人们都知道：斯大林同志热爱中国人民，认为中国革命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在中国革命问题上，他献出了崇高的智慧。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是遵循列宁、斯大林的学说，得到了伟大的苏维埃国家和各国一切革命力量的支持，而在几年以前获得了历史性的胜利。
现在，我们失去了伟大的导师和最真挚的朋友——斯大林同志。这是多么的不幸呵！这个不幸所给予我们的悲痛，是不能够用言语来形容的。
我们的任务是要把悲痛化为力量。为着纪念我们伟大的导师斯大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同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的名义下的伟大友谊将无限地加强起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将更加紧学习斯大林的学说，学习苏联的科学和技术，以建设我们的国家。
苏联共产党是列宁、斯大林亲手教养起来的党，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最有经验的和最有理论修养的党；这个党在过去和现在是我们的模范，在将来也还是我们的模范。我们完全相信以马林科夫同志为首的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是一定能够继承斯大林同志的遗志，而把伟大的共产生义事业推向前进，并且发扬光大的。
毫无疑义，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将变得更加团结，更加强大。
30年来，斯大林同志的学说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榜样，推动了世界的大踏步前进。现在苏联巳达到这样的强大，中国人民革命已获得这样的伟大胜利，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建设已有这样的巨大成就，世界各国人民的反压迫反侵略的运动已有这样的高涨，而我们的友谊和团结的阵线又是这样的巩固。所以，完全可以断言，对于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都是不怕的。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都将被我们所粉碎，一切卑鄙的挑拨都是完全没有用的。
伟大的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之所以是牢不可破的，因为我们的友谊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伟大的国际主义的原则而建立起来的。中苏两国人民和各人民民主国家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全世界各国一切爱好和平、民主及正义的人民之间的友谊，也正是建立在这样伟大的国际主义原则上，因此，也就是牢不可破的。
显然，我们这种友谊所产生的力量是无穷无尽和真正无敌的。
让一切帝国主义侵略者和战争贩子们在我们伟大的友谊面前颤抖吧！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万岁！
伟大的斯大林的英名永垂不朽！
3月8日，毛泽东派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斯大林葬礼。
3月8日下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对各大区缩减农业增产和互助合作发展的五年计划数字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并转农村工作部及行政委员会农林局党组：
关于农业增产的五年计划数字和互助合作五年的发展计划数字以及1953年这两项的指标数字，各大区所已经提出者，现在看来都嫌过高。在农业增产方面，不能根据3年恢复时期中每年的增产率来计划今后5年的增产，因为发展时期的增产要比恢复时期困难得多。证之苏联第1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农业增产的计划也不能订得太高。而且我国在第1个五年计划之内，基本上可以说没有机器投入农业，农业增产主要还是靠农民群众积极性与互助合作，靠兴修水利与若干新式农具和初步的技术改良。如果计划一开始就订得太高，完成不了，将大大伤害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因此，中央现正考虑将农业五年计划增产数字缩减到以1952年实产量为基数的30%。其中1953年的指标是增产约7%。在互助合作方面，计划订高了，也势必发生急躁冒进，贪多贪大，盲目追求高级形式与强迫命令形式主义。目前无论在老区（如华北等地）或新区（如四川等地)，均已发生了“左”倾冒进的严重现象，如不立即有效制止，将招致生产的破坏。因此，中央现正考虑将互助合作的发展计划，5年之内，组织起来的农户，老区控制在占农村总户数的80%左右，新区控制在70%左右。其中农业生产合作社老区平均控制在占农村总户数的45%左右，新区平均控制在12%左右；常年组新区控制在占农村总户数的30%左右。以上这两项数字都是初步拟出的平均数字，望各大区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把你们原定的数字加以压缩，提出新的计划数字，在3月20日以前报告中央，以便汇编新的计划。
中共中央 1953年3月8日
接着，毛泽东致信达赖喇嘛，他在信中写道：
亲爱的达赖喇嘛先生：
饶西·彭措扎喜（即达赖喇嘛的姐夫，来京参观——笔者注）带来的你于1952年8月19日写给我的信及你的像片均已收到。你对祖国和中央人民政府所表示的亲爱，你为西藏僧俗人民谋求幸福生活、做好各方面工作的决心，使我感到很大的欣慰。在为祖国和西藏民族利益奋斗的道路上，你达赖喇嘛先生和班禅额尔德尼先生和西藏僧俗人民永远会得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帮助。
自然，在建设祖国和为西藏民族谋福利的道路上，我们是会遇到一些困难的；帝国主义和反动破坏分子也会千方百计地阻挠我们，成为我们前进的障碍。因此，必须提高警惕，加强国防，巩固汉藏民族之间和西藏内部的团结，严防帝国主义间谍特务和其他反动破坏分子的阴谋活动，并克服我们建设祖国和为西藏民族谋福利的道路上的障碍。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西藏僧俗人民的幸福前途。你和西藏人民如果在这一方面遇到困难，中央人民政府会帮助你获得妥善的解决。
西藏的宗教和在国内其他地方的宗教一样，是已经受到尊重和保护，并且还将继续受到尊重和保护。只要人民还相信宗教，宗教就不应当也不可能人为地去加以取消或破坏。
张经武同志不只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而且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他为西藏僧俗人民谋福利的决心和你是一致的。你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和他商议，他会尽力地帮助你。希望你多找机会和他面谈，如有需要直接告诉我的事情，亦可由他转达。
附送最近像片一张，以志纪念。
顺祝健康!
毛泽东 3月8日
3月9日，莫斯科为斯大林举行了追悼大会。维克多描述江青这一天的活动说：“举行斯大林葬礼那天，莫斯科的气温下降到零度以下。毛主席虽然没有来，但发来了唁电。在这紧张的情况下，她仍与疗养院的其他病人一道守夜。她从她的窗口看到了殡仪队伍走向红场路上排队行走的人群非常混乱，使她感到非常惊讶。她评论说：斯大林的失败之一，是思想上没有为他死的那天准备群众队伍。”
这一天，北京60多万军民也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斯大林追悼大会。毛泽东向斯大林遗像敬献了花圈，朱德致了悼词。
3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全文如下：
为了使政府工作避免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党中央的讨论和决定或批准。为此，特作如下决定，以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党中央的请示报告制度和党中央对政府工作的直接领导。
一、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并经过中央讨论和决定或批准以后，始得执行。政府各部门对于中央的决议和指示的执行情况及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均须定期的和及时的向中央报告或请示，以便能取得中央经常的、直接的领导。
首先，所有政府各部门向中央的报告，应严格区分请求批示或报告的两种性质，并须随时注意改进和提高报告的内容及改善报告的具体方法。属于请示性质的，须严格遵守每一请示只限一个专题的原则，并须在报告中注明请求批示及请求何人或何机关批示。如时间紧急者，亦应特别标明。属于报告性质的，一律不要写“是否有当，请求指示”的字样，中央对这一类的报告，一般地不需批示，但如发现其中有须予指示的问题，中央当另作指示。定期综合报告即属于这一类性质。即使在综合报告中涉及需要请示的问题，亦必须将该问题另作专题请示，不得混淆。定期综合报告，一般应每两周一次，某些部门经过中央批准得每月或每两月一次，报告必须有内容，要能说明工作中的大事情和带政策性的问题，力戒琐碎。文字以精练生动为好。某些重大问题或带专门性质的问题应向中央作专题报告，时间不限，字数亦不宜过长。
其次，政府各部门还可采取以下几种方式向中央反映情况：甲、编印定期或不定期的简报或情报，内容须经过选择和整理，以反映能够看得出问题的，特别是新的问题的材料为主。简报或情报宜短不宜长。乙、将会议所讨论的或所决定的重要事项，用最简明的文字记录出来上报。丙、经常有计划、有目的地反映某些带统计性质的、必要的数字资料。
再次，所有政府各部门召开的专业会议，凡属性质重要而不是解决纯业务性或技术性质问题的专业会议，均应执行事先报告并经过中央批准始得召开的原则。在会议接近开始或接近结束时，应将所讨论的问题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主要内容向中央作一报告。如属有关全局的、政策性质重大的结论，则须提请中央批准，始得向到会人员宣布。在会议结束以后，应再向中央作一总结性的报告。为了便于了解和考察各种会议情况，政务院各委和不属于各委的其他政府部门，可于每月月底将下月份准备召开专业会议的情况，列成简表报告中央。
此外，今后政府各部门一切给中央的文件电报的上款，均须将主致者和并报者或转报者，分别写清，同时应注明已经抄送哪些人或哪些单位。
二、为了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的领导，以及便于政府各部门中的党的领导人员能够有组织的、统一的领导其所在部门的党员，贯彻中央的各项政策、决议和指示的执行，今后政府各部门的党组工作必须加强，并应直接接受中央的领导。因此，现在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已无存在的必要，应即撤销。但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现在的组织情况，并使同一系统的各个部门便于联系起见，政务院各委的党组组织，暂时仍应存在，直接受中央领导，并分管其所属的各部、会、院、署、行的党组；这些部门的党组，应仍称党组小组。凡不属于各委而直属于政务院的其他部门，如外交，民族、华侨、人事等部门的党组，则应直接接受中央的领导。
三、今后政务院各委和不属于各委的其他政府部门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工作均应分别向中央直接请示报告。如属于两个部门以上而又不同隶于一委的事项，则经由政务院负责同志向中央请示报告。如系主席直接交办的事项，应直接向主席请示报告。
今后政务院所属各委、部、会、院、署、行直接提请政务院批示或办理的事项，除例行事务外，凡属涉及方针、政策、计划的事项，均应限于中央已经讨论和决定了的问题，或是中央已经批准的计划成批准的原则范围之内的问题。政务院负责同志如发现此类事项仍必须向中央请示报告，应即提向中央。至于纯属政府日常业务的工作，应仍按政府系统的办公手续处理。如应向中央请示报告的事项而竟未向中央提出，则最后经手的政府负责同志应负主要的责任。为了更好地作到现在政府工作中的各领导同志直接向中央负责，并加重其责任，特规定明确的分工如下：
国家计划工作，由高岗负责；政法工作（包括公安、检察和法院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罗瑞卿负责；财经工作，由陈云、薄一波、邓子恢、李富春，曾山、贾拓夫、叶季壮负责；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外交工作（包括对外贸局、对外经济、文化联络和侨务工作），由周恩来负责；其他不属于前述5个范围的工作（包括监察、民族、人事工作等），由邓小平负责。
前述这些同志应就自己分工范围内，确定哪些事件应向中央报告请示，哪些事件应责成各部门负责进行，哪些事件应按政府系统报告请示，哪些事件可以自行处理，以及承办中央所交付的有关任务和有关工作。
四、今后应将政府各部门工作有计划地提请中央讨论，以便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的领导。目前政府各部门应即着手这一准备。为了能使中央及早地对政府各部门工作了解全貌，并对各部门今年的工作均能予以指示，而又不致稽延时间过久，决定第一期讨论计划，得按照政府各部门的性质分别合并提出讨论，在每次提出讨论中并应有一定的重点。第一期讨论计划暂定为11次或12次，计：政法工作两次，财经工作4次或5次，文教工作两次，外交工作1次，监察、人事工作1次，侨务、民族工作1次。此期讨论可从3月开始，以批准各该部门的工作计划或其工作方针为主。待全部讨论完了以后，再根据情况和需要，拟定以后的讨论方案。在每次讨论以前，政府各主管部门必须先作认真的准备，于讨论前的一定时间至少5天以前，向中央预先提出书面报告，并供给中央各同志以必要的参考资料。
3月10日这一天，毛泽东再次致信达赖喇嘛，他在信中写道：
达赖喇嘛先生：
感谢你1952年8月16日及9月3日（藏历水龙年7月14日）的信和礼物。
西藏地方政府及人民，在你领导之下，协助人民解放军的入藏部队，加强团结，并争取协议的逐步实现，使我感到很大的欣慰。
你所派的致敬团和参观团代表都肯努力工作和学习，你的办事处已正式成立，办事处的人员也努力工作。
中央对西藏的政策除已明确地写在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者外，我在接见致敬团和参观团的代表时曾又简要地告诉过他们。这些简要的话，柳霞·土登塔巴已经在他对西藏的广播中谈到（见毛泽东在1952年10月8日接见柳霞· 土登塔巴时的谈话——笔者注），想你已经知道了。
建设新西藏所需要的帮助，凡属能够办到的，中央当尽可能地办到，但因交通阻隔，有些事情一时无法办到，只好等待以后再办。西藏致敬团和参观团的代表们在这里所提出的要求，中央人民政府就是本着以上这种精神处理的。兹不赘述。以后你和班禅额尔德尼需要中央帮助之处，均可告诉张代表或请张代表用电报转告我。
祝你领导西藏地方政府和人民逐步地建设，使西藏日渐繁荣，西藏僧俗人民的生活日加改善，藏族的前途日加光明，祖国的边防日加巩固。
并祝健康!
毛泽东 1953年3月10日
3月间，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少的事，就是江西省政府有关方面开始寻找贺怡为之丧命的毛泽东与贺子珍的亲生儿子毛毛。在众多的史料中，刘晓农的《寻找毛泽东儿子毛毛之始末》一文的叙述比较详细，其过程是这样的：
在1953年春光明媚的3月，江西省人民政府省长邵式平接到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从北京拍来的加急电报，委托他寻找1934年中央苏区红军长征前夕一些党政军干部寄养在瑞金等地群众家里的子女。邵式平想起不久前居住在上海的贺子珍也曾给他写来亲笔信，说她在瑞金生下一个男孩，由毛泽东取名叫毛毛，长征之前通过毛泽覃、贺怡夫妇把毛毛寄养在群众家里，拜托邵省长千万千万帮助找到毛毛。
邵式平要秘书通知省民政厅厅长朱开铨立即到他办公室来。邵式平对这位瑞金籍的老红军招手说：“来，这边坐，交给你一个大的任务。”随后便如此这般说了一遍。朱开铨回到省民政厅，拿起电话通知优抚处的干部王家珍来见他。
王家珍是赣南信丰县人，1950年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斗了3年，1953年1月初转业到了省民政厅。他接受了朱开铨交代的任务，立马来到了瑞金县。他在叶坪乡听说朱坊村有个叫朱盛苔的农民当年收养过一个红军的孩子，据说孩子的父亲是一位红军的“佬子”，便找到朱盛苔及其妻子黄月英询问。他们说：“我们是收养过一个红军的孩子，叫朱道来，已经被一个中年妇女领到南京去了。”回忆起接收朱道来的情形，夫妇二人说“小家伙的脸型有些方正，额头很高，皮肤偏白，又红嫩得可爱。身上那件用灰布军装改做的薄袄衫，让人看得心里亲切生热。白军很快就要打到瑞金来，为防不测，合计给孩子取名‘道来’，意思为半道上捡来的。”
朱盛苔夫妇所说的将朱道来领到南京的中年妇女，名叫朱月倩，她是持了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的介绍信，找上朱盛苔的家门，说是前来接儿子的。朱月倩的丈夫叫霍步青，当年是中央派到中央苏区的巡视员，后任红军学校政治部宣传部长，1933年在福建省建宁县牺牲。朱月倩后来被国民党军队俘虏，几年后嫁给了国民党的一个飞行员。她见到朱道来后一口认定那是她的儿子，在朱盛苔夫妇面前又是哭又是求，硬是要把朱道来带到南京去。
王家珍问，朱月倩来接朱道来的时候带走了道来小时候用过的什么东西没有？黄月英说没有，她什么都不要，连道来那年被送来时的那件小袄衫都不要，说没有什么用，可我还给收着呢。黄月英从床枕旁拿来那件当年朱道来被送到朱家时穿过的小袄衫。王家珍接在手里看了，只见小袄衫虽然历时20多年，但保存得挺好，一看就知道是用旧军服改做的。
王家珍带着朱道来的照片回到瑞金后将在朱坊村朱盛苔家了解的情况作了汇报。朱开铨又报告给邵式平，邵式平将朱道来的照片送给贺子珍辨认，贺子珍看后说：“多么像年轻时的毛泽东呀！”邵式平马上向中组部作了汇报。中组部很快回电，同意王家珍与黄月英赴南京把朱道来接到上海贺子珍处予以辨认。王家珍、黄月英经过一番周折，将朱道来带到了上海。
此时已经是6月中旬了。上海警备区空防司令员贺敏学派人在上海火车站迎接到了王家珍、黄月英和朱道来。当朱道来站在了贺子珍面前时，贺子珍仔细端祥了许久，眼里溢出大滴大滴的泪水，颤抖着嗓音自语道：“是毛毛，这就是我的毛毛！”王家珍从黄月英的提包里拿出了那件小袄衫，郑重地交到她手上。贺子珍看了，再一次热泪滚落。这件20年前她在灯下千针万线缝制的小袄衫，忘记得了吗？真没想到，这件小袄衫还能保存到今天，这是证明自己亲生骨肉的最好的物件呀！贺敏学与夫人李立英看了朱道来后，都觉得这孩子很像毛泽东！接连几天，华东局的饶漱石来了，上海市委的陈毅、魏文伯等人也来了。他们见了朱道来，都与贺敏学有相同的感觉。
贺敏学为了防止出差错，提出带朱道来到医院体检验血。部队一家大医院化验的结果，朱道来的血型与贺子珍相同。半个多月后的一天，贺子珍接到华东局转告的中组部通知，要朱道来、黄月英、王家珍同去北京，贺子珍则不要去。
第二天的下午，朱道来3人被接到了北京大栅栏鲜鱼口的中组部招待所。周恩来、朱德、谢觉哉、董必武和邓颖超、康克清、帅孟奇（女，中组部干部处副处长）等都曾来招待所看望朱道来。大家在私下议论说，这个朱道来从长相来说的确像毛泽东。谁也没有想到，从南京赶过来的朱月倩在中组部招待所大哭大闹，坚持说朱道来是她的孩子，不许别人夺走，并扬言要自寻短见。周恩来将“南京妈妈”哭闹的事报告到毛泽东那里，请他做出裁决。此前，朱道来的照片经周恩来转到毛泽东手上，毛泽东仔细辨认后没有说肯定的意见，只是说：“这孩子很像年轻时的毛泽覃。”此时毛泽东听了周恩来的汇报，说：
“不要说这件事了！管他是哪个的孩子？都是革命的后代，把他交给人民，交给组织吧。”
这样，朱道来便被送到了帅孟奇老人家里，由她负责教养。
至于朱道来后来的情况，《寻找毛泽东儿子毛毛之始末》一文则语焉不详。据其它历史资料介绍，朱道来是在1953年9月间到清华大学附中插班读书，1957年考上了清华大学，学的是理科，毕业后被分配到一个国防科研单位工作。1971年11月，朱道来被医生诊断为“癌症晚期”，因医治无效，于12月病逝于南京。
朱盛苔和黄月英的儿子朱运生曾印证说：“记得文革时期的一年，朱道来回到过朱坊村，后来在南京娶了妻子，名叫芦虹，第二年生有一女，名叫继英。后来贺敏学打来电报说道来病故。从此就与他们失去了联系。”
而刘晓农则在《寻找毛泽东儿子毛毛之始末》结尾部分中说，“王家珍于1974年专程来到瑞金朱坊，向朱家打听朱道来的下落。黄月英凄惨而痛心地告诉他：1966年的下半年，文化大革命的武斗已经开始，朱道来在南京被打死了！是被什么人打死？她无从得知。”这一说法，至今没有任何旁证。
再说3月14日，原第3野战军第21军军长吴泳湘，政委谢福林率第61师、第62师、第63师，由辽宁长甸河口入朝，隶属第20兵团。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最后一支入朝部队。
3月1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批判大汉族主义思想的指示》。他写道：
中南局，河南省委，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西藏工委：
一、收到张执一同志1月30日关于访问河南少数民族的报告，并听取了马杰同志的汇报，中央认为中南行政委员会这次派访问团到河南访问，收到效果很好，政治影响很大，基本上安定了河南回民的情绪。但所发现的问题很严重，望河南省委对这些问题根据中央的民族政策认真地加以研究和处理，对大汉族主义思想应进行严肃的批评，并向干部和人民进行民族政策教育。处理经过和结果，须向中央提出报告。
二、河南民族关系如此不正常（除郑州等处），各省恐怕也有类似情形，故请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负责同志，统战部及民族委员会（有民委的地方）的同志抽出时间一读张执一、马杰两同志的报告。此种情形，对于共产党人说来，是决不能容忍的，必须深刻批评我们党内在很多党员和干部中存在着的严重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反动思想，即是国民党思想，必须立刻着手改正这一方面的错误。凡有少数民族存在的地方，都要仿照中南的办法，派出像张执一和马杰这样懂得民族政策对于仍然被压迫受痛苦的少数民族同胞怀抱着满腔同情心的同志，率领访问团，前往访问，认真调查研究，帮助当地党政组织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而不是走马看花的访问。根据不少材料看来，中央认为凡有少数民族存在的地方，大都存在着尚未解决的问题，有些是很严重的问题。表面上看来平静无事，实际上问题很严重。例如，一年以前甘肃定西地委派人访问靖远县打拉池一个乡的回汉关系时所发现的问题，新疆在去年中央会议上和在全省党代表会议上所发现的问题，西康在最近省委会议上所发现的关于我们同志在凉山彝族工作中的问题，以及二三年来西北、西南、西藏、中南、华北、华东、东北各地所发现的问题，都证明大汉族主义几乎到处存在。如果我们现在不抓紧时机进行教育，坚决克服党内和人民中的大汉族主义，那是很危险的。在许多地方的党内和人民中，在民族关系上存在的问题，并不是什么大汉族主义的残余的问题，而是严重的大汉族主义的问题，即资产阶级思想统治着这些同志和人民而尚未获得马克思主义教育，尚未学好中央民族政策的问题，故须进行认真地教育，以期一步一步地解决这个问题。
三、此件及两个附件请登党刊。另外，应在报纸上根据事实，多写文章，进行公开的批判，教育党和人民。
中共中央 1953年3月16日
3月17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布置农村工作应照顾小农经济特点的指示》；
华东局，山东分局，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委：
山东聊城地委关于“高唐县区干部脱离群众行为”检查情况向山东分局的报告收悉。同意聊城地委的检讨和分局、华东局的意见。最近各地均发现在农业生产工作中有许多突出的严重的强迫命令错误，这种错误屡纠屡犯，实有一重大原因，这就是党政机关在布置任务时对小农经济的私有性，分散性这些本质的特点认识不足，不予照顾。高唐县在布置农业生产的技术改革和基本建设的时候，忽略了工作的对象是以家庭为单位的靠手工经营的小生产者，即使早拔棉柴是一件好事，是可行的，有利的，但是因为分散的小农经济状况下，这一村与那一村，这一户与那一户，这一块地与那一块地经营条件均有其差别性，勉强要求整齐划一，必为群众所难接受，又因为土地是各自私有的，不是共有的集体农庄，每个农民对于生产技术的微小的改革都抱有一种不放心的看法而不敢轻易去试验，试验不成即影响一年的生活，甚至有几年翻不过身来的危险。因此，有利于群众的生产改革，未经群众自己亲身的体察与经验，就急于推广，结果势必形成强迫命令，而一有损失就引来农民怨恨，将好事变为坏事。因此，应教育广大干部，使他们深刻认识，在向农村布置任务时候在农村进行工作的时候，领导农业生产的时候，时刻记住并且照顾到小农经济的特点，多强调自下而上，集中群众要求，因地制宜，而不可强调自上而下布置任务，强求一致完成。即使在互助合作组织普遍发达的农村，也要照顾这种分散的特点，因为目前的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组织，还是小型的组织，并且是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之上的，使用落后工具的。中国农村中各地原来都有一些比较进步而且行之有效的先进技术与耕作方法，各县区乡干部应着重于深入农民，发现这种先进技术与方法，把它总结与提高一步，并逐渐推广。至于外来先进技术与耕作方法（包括改良种子），即使在当地是可行的有利的，也不能命令群众一下子执行，而应在县立国营农场先行试验，俟试验确实有效，再吸引群众参观，加以宣传教育，再行逐步推广，切不可将行之于集体农庄及生产合作社的办法，机械地用之于个体农民。这一个原则如不掌握好，则所有好事都会变成坏事。
（此件可登党刊。）
中共中央 3月17日
3月19日，毛泽东就朝鲜战场谈判问题给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周恩来发去一封电报。
周恩来是在3月14日率中国代表团前往布拉格参加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捷共主席哥特瓦尔德的葬礼的。毛泽东在电文中写道：
“关于克拉克于2月22日要求双方先交换重伤病而能行走的俘虏问题，我方尚未答复。乔冠华根据你的意见已拟好一个采取驳斥态度的讲话稿，在我处压下来未发，等你回来商量后再办。美方此次要求可能是杜勒斯上台后的一种试探做法。我方对策有二：一种是驳斥；一种是表示可以商谈，在商谈中看情形决定最后对策。你在和苏联同志谈话时，请将此事提出询问他们的意见。”
3月19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解决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指示》：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委、地委和县委；中央各部门和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
一、1952年12月西北局检查组关于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报告，写得很好。这个报告集中反映了我们党政组织有农村工作中一些严重的脱离农民群众损害农民及其积极分子的利益的问题，即所谓“五多”问题。“五多”，就是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这些问题，很久就存在了，中央曾对其中有些问题有过指示，要求各级党委予以重视和解决，但是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其原因，是没有将整个问题系统地提出来，尤其重要的是没有在中央、大区、省（市）、专区和县这5级党政领导机关中展开反对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斗争。因为区乡的“五多”，基本上不是从区乡生产的，而是从上面产生的，是因为在县以上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中存在着严重的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所引起的，有些则是过去革命战争和土地改革时期的产物，未加改变，遗留至今的。因此，必须在1953年内，在执行中央1953年1月5日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中，着重地克服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并将那些过去需要而现在已不需要的制度和办法加以改变，方能解决这个问题。今后各级领导机关在规定任务的问题上，在召集会议和调人集训的问题上，在发出公文表册和向下级要报告的问题上，在规定区乡组织形式的问题上，以及在使用乡村积极分子的问题上，都要由县以上党委和政府的主要负责同志，按照实际可行的情况，加以适当的规定，有些则要由中央作出统一的规定。过去由各级党政民组织的许多工作部门，各自独立地向下级分派任务，随便召集下级人员和农村积极分子开会或训练，滥发公文表册和向下级或农村随便要报告等项不良制度和不良办法，必须坚决废止，而代之有领导的统一的和适合情况的制度和办法。至于在农村中每个乡存在着几十种委员会以及积极分子兼职太多，均属妨碍生产，脱离群众，也应坚决地但是有步骤地加以改变。
二、中央一级党政民组织有关各部门，中央分别责成中央组织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及其所属财经、文教，政法3个委员会的主管同志负责，对于过去引起“五多”问题的各事项迅速加以清理，并规定适当的制度和办法，向中央作报告。
三、各大区和省市，由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及各该级行政机关主管同志负责，对于“五多”问题加以清理，规定自己的解决办法，并报告中央。为达此项目的，请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仿照西北局的办法，派出一个专为了解“五多”问题的检查组，检查所属的一二个区乡（在城市是检查一二个区街）的情况，以为解决问题的参考材料。
四、专区级和县级的“五多”问题，由省委负责指导解决之。
五、西北局检查组报告中关于解决“五多”问题的各项办法方面的建议，基本上是正确的，各地可以试行。
六、农业生产是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农村中的其它工作都是围绕着农业生产而为它服务的。凡是以妨碍农民进行生产的所谓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都必须避免。目前我国的农业，基本上还是使用旧式工具的分散的小农经济，这和苏联使用机器的集体化的农业，大不相同。因此，我国在目前过渡时期，在农业方面，除国营农场外，还不可能施行统一的有计划的生产，不能对农民施以过多的干涉；还只能用价格政策以及必要和可行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去指导农业生产，并使之和工业相协调而纳入国家经济计划之中。超过这种限度的所谓农业“计划”，所谓农村中的“任务”是必然行不通的，而且必然要引起农民的反对，使我党脱离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群众，这是非常危险的。所谓区乡工作中的“五多”问题，其中有很大的成份就是这种过多地干涉农民的表现（另一部分成份是因为革命战争和土地改革的需要而产生和遗留下来的），已经引起农民的不满，必须加以改变。即就广泛发展中的农业互助组和现在还不多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来说，也只是几家在一起或几十家在一起的小型的组织，而且是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之上的，大多数尚不固定，又是使用旧式农具的。因此，对于这些互助组和合作社，按照中央已有的决定给以积极地提倡和适当地指导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决不应当将它们混同于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庄，决不应当施行过多的干涉。我党现在在农村中的主要的危险倾向，就是许多同志将分散的经济混同于集体的经济，就是干涉过多。所谓“五多”问题，也就是部分地反映了这种错误思想。
七、本指示和附在下面的西北局检查组的报告，请登党刊。
中共中央 1953年3月19日
3月19日晚，毛泽东在给陈云的批示中建议陈云使用擦澡健身法，他写道：
“每天用毛巾沾热水擦身，先热后冷，又冷又热，锻炼皮肤毛血管又收缩又扩张，每擦一次可经半小时，多至1小时，擦完全身发热。每天一次至两次，擦一二年可收大效，似可试试。毛泽东 用酒似不甚好。”
3月22日，毛泽东给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复了一份电报。
周恩来是在3月21日率中国代表团从布拉格返回到莫斯科的。是日晚，周恩来应苏共中央约请，与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赫鲁晓夫、马立克、库兹涅佐夫商谈朝鲜停战方案。会谈结束后，周恩来立即致电毛泽东说：
“苏方提议的中心思想，即是准备在战俘问题上求得妥协，以掌握和平的主动权。解决方案，是利用克拉克的文件，由金、彭出面答以同意根据日内瓦公约109条，双方先行交换重伤病战俘，其不愿回者暂交中立国，并恢复板门店谈判解决具体问题。然后即由中朝双方当局分别发表声明，主张战俘按分类办法实行遣返，要求遣返者立即遣返，其余则交由指定的中立国（如印度或其他国，视情况再定），保证其得到公正解决。苏联外长跟着发表赞助声明，然后苏联在联合国代表即作同样活动。”
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复电中写道：
“赞同苏方的提议。这实际上即是去年9月上旬我们向菲利波夫同志（即斯大林——笔者注）所提3个方案中的一个方案。后来因美国在板门店采取横蛮态度，这个方案未能提出。现在提出这个方案是适合时机的。惟我方声明中应将俘虏分为达成协议者和未达成协议者，而不称为愿回家者和不愿回家者，以免和我们历来反对所谓‘自愿遣返’原则相冲突。具体步骤待你回来酌处。”
3月23日，毛泽东致电代替李克农、乔冠华在朝鲜负有谈判领导责任的丁国钰，并告金日成、彭德怀，他在电文中写道：
丁国钰同志并告金彭：
一、3月21日12时电悉。对方最近在板门店的行动，带有明显的挑衅和威胁的性质，因此应该提高警惕，设想坏的情况，并做必要准备。但另一方面，对方这些行动的目的则显然是逼我谈有关停战的主题，实质上表示对方着急。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在亚洲采取一系列措施，企图从杜鲁门造成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争取主动，其建议交换伤病俘可能是对方有意在板门店转弯的一个试探行动。在分析对方行动时，必须注意问题的这两个侧面。对于对方可能拒绝接受我方文件甚至拒绝召开联络官会议的情况，你们应就事论事，在会内外据理力争，予以痛斥，但不要逼对方正式表示是否要最后决裂，对方亦不会作此种表示。对于违反协议事件，过去我们采取不分轻重一事一抗的方针，本已有些被动。最近一星期内，如无重大事件，望不要向对方送抗议。
二、关于克拉克2月22日建议先行交换可以行走的重伤病俘虏一事，我方准备同意讨论此事，复文尚须数日才能拟好，暂时不要向外边透露。
毛泽东 3月23日
欲知板门店谈判能否继续进行？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3年3月10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中说：“为了使政府工作避免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党中央的讨论和决定或批准。”“政府各部门对于中央的决议和指示的执行情况及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均须定期地和及时地向中央报告或请示，以便能取得中央经常的、直接的领导。”由此可以看出，他对“新税制”事件的严重关注程度。通观这一指示草案的全文，很明显，毛泽东的目的是要加强党内的民主集中制，避免“独立王国”的再次出现。为此，他在《指示》中对政务院的工作提出了种种限制和要求，“为了更好地作到现在政府工作中的各领导同志直接向中央负责，并加重其责任”，又在《指示》中“特规定明确的分工”（分权）。尽管如此，后来数十年间在党政部门中依然时不时地出现一些“独立王国”现象，这大概就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的历史规律吧！
[咨询微信号：qunfeiyang2014, 13937776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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