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要有计划、有步骤、有准备地变私人资本主义为国家
资本主义，大体上要用3年到5年的时间完成。”
话说1953年 7月10日，陈赓向毛泽东汇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筹建情况，毛泽东即请朱德一起听汇报。陈赓将一年来学院建设的情况扼要地作了汇报，然后提出面对国内外形势而急需加快国防现代化建设的看法，并将学院教学任务急，教员缺，建筑规模大，国防经费少等问题和盘托出。他还说，整个教学设施配套建成，需要投资5000亿，我们也考虑到国家困难，想放慢建设速度，减少投资，但苏联顾问团不同意。毛泽东说：
“你对形势的分析很对。战争还在打，战备不能放松，苏联援助我们的现代化武器装备正在不断送到部队，光靠几个顾问指导不行，急需有自己的军事工程技术干部。你提出的问题，我看都能解决。”
他回头问朱德：
“你的意见呢？”
朱德说：
“我同意主席的意见。朝鲜战争的经验教训，要求我们加快国防现代化建设，军工学院培养现代化技术军官是部队搞现代化的一个先决条件，有武器没人去驾驭不行。国防费是少一点，但应区别先后缓急，有重点开支。军工学院所需经费，应该充分保证。”
毛泽东说：
“陈赓，你去召集军政有关各部首长，开会研究解决这些问题。”
陈赓说：
“我召集这个会不合适，名不正言不顺啊，还是请主席告总参谋部召集好。”
毛泽东说：
“就由你去告诉黄克诚，召开军委扩大会议解决问题。”
他又对朱德说：
“我让陈赓把哈军工建设成中国的第二个黄埔军校，看来他的野心不小呢，要超过他的校长蒋中正先生呢。”
陈赓对毛泽东说：
“军工学院准备在9月1日开学，请主席写个训词，再为学报起个名字吧。”
毛泽东说：
“我已是一个官僚主义，不常写东西了，交给萧向荣起个草，我修改修改吧。南京军事学院的报纸叫《军学》，你们的报纸就叫《工学》吧。”
说罢，他便在宣纸上写下了毛体中不多见的近似宋徽宗瘦金体的两个大字——工学。
7月13日，薄一波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作了第一次检讨。没想到会议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批评的调子越来越高，给薄一波扣了许多不适当的帽子，有人还说薄一波犯了路线错误。
7月13日21时，阴云密布，大雨欲来。中朝两军突然发起“金城战役”，1000余门火炮齐发。不到1个小时，中朝军队就突破了南朝鲜军队的全部前沿阵地。
7月19日，美国发表保证实施停战的声明，并向南朝鲜施加压力。中方也同意尽快签订停战协议。
7月24日，中朝军队在“金城战役”中，已经将李承晚的首都师、第3师、第6师、第8师全部歼灭，共计78000余人。
这一天，朝鲜战场上的谈判双方，最后校正了军事分界线。由于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向前推进，交战双方实际接触线有了变化，最后划定的军事分界线比6月17日南朝鲜当局强迫扣留战俘事件前划定的军事分界线，又向南推进了192.6平方公里。
7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祝贺志愿军夏季反击作战胜利的电报稿上，加写了一段话，他写道：
“希望全军指战员防止骄傲，在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以后，仍应提高警惕，一面自己严格遵守协定，一面防止敌人可能做出破坏的挑衅。……越是在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7月27日，朝鲜时间10时，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仪式在板门店举行，由朝中方面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和“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哈里逊正式签字。
自1953年7月27日22时起，在朝鲜的一切战斗行动完全停止。中国人民志愿军所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历时2年零9个月，至此胜利地结束了。
7月28日，停战双方把停战协议签字文本，分别送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和“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上将克拉克签署。
克拉克对他的幕僚说：
“美国上将在一个没有打胜的停战书上签字，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克拉克后来还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在执行我政府的训令中，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与李奇微两位将军一定俱有同感。”
朝鲜停战协定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毛泽东突然昂首推门出屋，他站在台阶上，巡望蓝天，胸膛急剧起伏。这是毛泽东喜极或怒极时的一种常见的冲动表现。他运了一口气，放开喉咙唱了两句京剧。
毛泽东唱京剧也有忽然记不起唱词的时候，每逢碰到这种情况，他便会急不可耐地问身边的工作人员。所以，久而久之，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就将他喜爱的京剧唱词背下来，以便随时提醒他，让他高兴地唱下去。
工作人员见毛泽东如此激动和兴奋，一问才知道是美国人在朝鲜停战协议上签字了，朝鲜战争结束了，中朝人民胜利了！
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此次战争中，共歼灭“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109万余人。1953年10月23日美联社公布的“联合国军”伤亡总数是147万余人。美国在朝鲜战争纪念墙上公布美国阵亡54246人，失踪 8177人，被俘7140人，伤103284人，总计172847人。志愿军牺牲和负伤的也多达36万余人。
志愿军防空部队击落美机413架，击伤1559架；击毙美国“空中英雄”乔治·阿·戴维斯，击落美国空军“双料王牌驾驶员”哈罗德·爱德华·费席尔。
美国在战争中的战费支出是400亿美元，消耗作战物资7300余万吨。志愿军也消耗各种作战物资560余万吨，开支战争费用62.5亿元（相当于当时的25 亿美元）。
战后，美国远东空军阿尔基准将曾经说过：“在朝鲜的美军司令官们经常说，他们希望朝鲜战争整个结束后能见到一个人，就是共军的后勤部长。”美军司令官们希望要见到的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曾经从中央红军3军团调到1军团，又从1军团调到红4方面军，在西路军被打散之后，化装乞讨，千里寻党，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担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长重任的李聚奎！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给志愿军高级干部授勋，授予彭德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一级国旗勋章、金星勋章。
朝鲜战争结束了，毛泽东终于下决心要把大儿子牺牲的消息告诉刘思齐了。他在一个周末请周恩来一同来做刘思齐的工作。
刘思齐回到家中，毛泽东在谈话中，又一次向她诉说毛家为革命牺牲的烈士：杨开慧、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建、毛楚雄，还有韶山党支部书记毛福轩……
刘思齐感到越听越不对劲，朝鲜停战协定都签订了，为何岸英还不曾寄回只言片语，难道他……
刘思齐不敢再往下想了，显得心慌意乱起来。周恩来见状，就委婉地说道：
“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无数牺牲了的革命战士，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岸英同志也是其中之一！”
周恩来的声音尽管故意放得很轻，但对于刘思齐来说，这无疑是一声霹雳！她痛不欲生，伏在毛泽东的肩上撕心裂肺地哭呀，哭呀！毛泽东木然地坐着，脸色苍白，无声的泪水顺着脸颊流淌下来。
周恩来扶着刘思齐准备让她坐到沙发上，没想到碰到毛泽东的手，吃了一惊！他急忙低声对刘思齐耳语道：
“思齐，你要节哀，你爸爸的手都冰凉啦！”
刘思齐闻言一愣，忙止住哭声，反而安慰起爸爸来。她为了不引起爸爸的悲伤，就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偷偷饮泣。
该吃饭了，毛泽东看到刘思齐那又红又肿的眼睛，长叹一声，水米未进就放下了筷子，慢慢地起身离开了。
后来，毛泽东看着刘思齐日渐消瘦憔悴，就劝慰她说：
“战争嘛，总是要死人的。不能因为岸英是我的孩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人民牺牲。今后，你就是我的大女儿。”
再说7月2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发表了讲话，全文如下：
一、在过渡时期，我们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必须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其性质和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是相同的，苏联是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但实行的办法则有很多不同。列宁在1918年指出的这条道路，我们实行了。资产阶级不接受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别的路走，大势所趋，非走这条路不可。我们对资产阶级不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也没有别的路，因为现在不能没收他们的财产，而且需要他们。使独立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变为受限制的国家资本主义，这是一个大的进攻，只有有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这5个条件，加上社会主义工业和经济的发展，才能这样搞。
二、国家资本主义是带有进攻性质的，但在总的进攻中有部分退却，如对资本家的“三权”和利润分配。现在资本家的“三权”已经不全，虽然所有权未取消，但管理权公方已经插进去了，他们的“三权”就受到了限制。现在要让一下，特别是在红利上，要给资本家让利，使他们有所得，这就是进攻中的部分退却。所得过少，他们就不愿意来。这里又牵涉到资本主义经济法则问题。我对他们说：“你们不应唯利是图，而要两利是图，劳资两利，一利不行。”“五反”中进攻得太远了，资本家躺下了，要给他一定的利益叫他起来，这就是25%的红利。应当说服工人作这个让步，以换得国家资本主义；如果不让这一步，资本家无利可图，无利可得，就不能换得国家资本主义。我们调整商业后，商业方面的问题解决了，我们也退却了，退到三比七。工业方面还要让一步，才能解决。李立三同志说灵活运用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则是对的，但不完全。在我们的社会里，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则是受限制的经济法则，所谓资本主义经济法则，就是剥削剩余价值，说穿了，就是唯利是图，这一条已经受到了限制。但是现在有些工厂让资本家剥削得太少了，这就不能换来国家资本主义。
三、现在所说的改造，还不是取消资本家私人所有制，使之变为社会主义企业的最后改造步骤，而是指在承认资本家的受限制的不完全的私人所有制条件下，使资本主义企业逐步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即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的、用各种方式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和合作的、受工人监督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这种资本主义企业，已经不是解放前的那种资本主义企业，它们主要是为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而生产，资本家已不能唯利是图。当然，工人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部分利润，在整个盈利中至多占25%；而75%以上的盈利部分，是为国家（所得税）、为工人（福利费）和为扩大企业设备（公积金——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因此，这种资本主义，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而是特殊的、新式的资本主义，即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资本主义，它带有若干社会主义的性质。有几种程度不同的情况，必须指出，目前不是一切或大多数的资本主义企业已做到了这一步，还需要经过几年努力才可以做到这一步，但是一定可以做到这一步。在国家资本主义中，公私合营是有社会主义成份的，它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但是把一切国家资本主义，比如接受加工订货，都叫做半社会主义是不妥当的，应该说它是带有若干社会主义的性质。
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靠什么条件？第一、社会主义的几千个大工厂；第二、农业合作化，要有计划地、稳步地、积极地、自愿地搞互助合作；第三、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条件，包括党组织和工会，加上我们的领导，可以保证企业转到社会主义，取消资本家的所有权，同时把他们安排好。在这里，头一步是变资本主义为国家资本主义，把独立的、不受限制的、有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变为不独立、受限制、没有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即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步由国家资本主义变为社会主义，消灭阶级。
四、对私营企业“有所不同、一视同仁”问题。在所有权方面是一视同仁的，工人所得可以自由支配，资本家分到的红利也可以自由支配。在原料供应、贷款、运输等方面，“不看僧面看佛面”，“佛面”是工人阶级，为了工人，对资本家也需要给以必要的照顾。工资待遇一般原则也是“一视同仁”，高的一般不降，低的也不一定都提，要看具体条件和技术水平。“一视同仁”里面还包括资本家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在这方面，形式上是每人一票，但因为工人人数多，实际上工人占优势。
五、国家重点搞重工业，但还必须搞地方国营工业（不要盲目性），搞国家资本主义，搞手工业合作化。手工业是洋，不是海。手工业一般要有发展，也有一部分要淘汰。搞手工业合作化比农业合作化还要难，这两者又都比搞国家资本主义困难，对个体手工业和个体农业不能采用剥夺的办法，因为他们是脚踏实地的劳动者，既不是资本家，下面又没有工人。对于他们，只能经过劝说，启发自愿，准备劝多少年，一步一步地实现。不搞地方国营工业，不搞国家资本主义，不搞手工业合作化，就不能完成重点建设。
六、我们党内有人反映了资本家的一种意见，即国家专搞重工业，轻工业让私人去搞。我们不能采取这种路线，不能是国家搞原料，资本家搞制造。有大批私营轻工业厂要走国家资本主义的路，同时还必须发展地方国营工业，如纱厂、金笔厂等轻工业。人民新增的购买力，要靠国营企业主要是地方国营企业来满足，私营企业只能占去一小部分。国家资本主义也是积累资金的来源之一，如税收等，也可以训练干部、培养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要搞地方国营工业。现在地方工业上缴9万亿元的利润太高，应降下来，以利地方工业的发展。地方工业上缴利润太多，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投资就太少了，不利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七、对“三高”即物价高、利息高、利润高政策的批评，不能过分，要分析。降低工业品价格是工业的根本路线，但是要逐步地降低。物价还是受供求关系制约的。现在的毛病是应降的未降，应提的未提，如粮价。糖降价后又脱销了，要提价。降低物价时要谨慎，要按情况用分析的方法解决问题。私商往往会钻物价的空子，而且价格降了再提高就比较难，群众会不满意。因此，不要笼统地批评“三高”政策。要看到物价有高有低，有的今天高，明天应当降，也有明天应当提高的。工资也不能提得过高，提高容易降则难。
八、要有准备地搞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准备则不要搞。搞国家资本主义要有条件，包括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条件。要像过去打仗一样，不打无准备之仗。干部要就地取材，培养训练工厂的工会主席和支部书记。要有计划、有步骤、有准备地变私人资本主义为国家资本主义，大体上要用3年到5年的时间完成。
九、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法则问题。在社会主义经济法则支配下，适当地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法则，资本主义经济法则是受限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法则是发展生产，保障需要，这是主要的、基本的，是起领导作用的经济法则。但资本主义经济法则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存在，法则当然存在，不能消灭；事物受了限制，法则也受限制。不执行劳资两利，把它变为一利，就是不了解这个法则。
十、从国营贸易企业批发商品并按国家规定的价格出售的私营零售商，可以也应该算在国家资本主义之内。它是国营贸易的手和足，现在虽然财产还是你的，将来可以改为由国贸企业发薪金。从国贸企业批发商品而又转批发给别人的私商，算不算国家资本主义？我不作定论，由你们去讨论。其他私商，同国营企业没有联系，跑自由市场，自由泛滥的，不能算国家资本主义。
十一、再讨论一次价值法则的问题。看本子看不下去，还是按问题讨论的方式好。9月间把材料整理出来，发至各地。
1953年8月1日，薄一波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作了第2次检讨，仍不能通过。这样，会议就很难做结论，也结束不了。毛泽东听了汇报后，说道：
“以为会议上一切发言的内容都是正确的，事实上，有一些意见是不适当的。”
他决定把陈云、邓小平从外地叫回来，参加会议。
8月6日，陈云在全国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上发言说：
“同志们在会议上提出中财委内部是否有两条路线的问题。我在今天这样的会议上不能说中财委有两条路线。”
8月7日，高岗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作了一个发言，他没有像有的发言者那样声色俱厉，而是把刘少奇在1947年土改时的一些话，1949年在天津的讲话，1950年关于对待东北富农党员问题的意见，1951年关于对山西农业合作社问题的观点，都安到薄一波头上加以批判，借以影射刘少奇。
8月11日，周恩来在怀仁堂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全体大会上，对会议作了总结。
此前，毛泽东在审阅周恩来为全国财经会议所做的结论时，在原稿引述总路线的内容后边加写了一段话，他写道：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1949年3月的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提出，并已作了原则性的解决。可是许多同志却不愿意遵照二中全会的规定去工作，喜欢在某些问题上另闹一套不符合于二中全会规定的东西，甚至公然违反二中全会的原则。”
毛泽东还在原稿中关于新税制的错误问题所写的“带路线性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一句中，将“带路线性”4个字删去了。这一重要修改，涉及到对薄一波问题的定性。
毛泽东支持财经会议对新税制、对薄一波的批评，但他不赞成说薄一波犯了“路线错误”，也不赞成说是“带路线性的错误”。
8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本来他在会议结束时是可以不讲话的，但由于高岗等人一闹腾，他有点不放心，还是到会作了重要讲话。他的讲话提纲是写在一份此前他仔细阅读和批点圈画的二中全会决议铅印本的封面上的。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新税制’的错误跟张子善的问题不同，是思想问题，是离开了党的总路线的问题。”
“最近，我去武汉、南京走了一趟，知道了很多情况，很有益处。我在北京，差不多听不到什么，以后还要出外走走，中央领导机关是一个制造思想产品的工厂，如果不了解下情，没有原料，也没有半成品，怎么能够制造出产品？有的东西，地方上已经制成成品，中央领导机关就可以在全国加以推广，比如老‘三反’和新‘三反’，都是地方上先搞的。中央各部乱发指示。本来中央各部发出的东西，应当是上品，现在是次品，并且有大量产品根本没有使用价值，大批报废。”
“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
“资产阶级一定要腐蚀人，用糖衣炮弹打人。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精神的糖衣炮弹打中了一个靶子，就是薄一波。他的错误，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宣传新税制的社论，资产阶级拍掌，薄一波高兴了。关于新税制，他事先征求了资产阶级的意见，和资产阶级订了君子协定，却没有向中央报告。当时商业部、供销合作总社不赞成，轻工业部也不满意。”
“薄一波主张推行的‘新税制’，即对国营企业、合作社企业、私人企业在税收上，改变过去的做法，实行一律平等的税收制度。这是一个错误，必须坚决纠正。但是，薄一波的错误不是路线错误，是一个点的错误，一个点，构不成一条线。”
“在批判薄一波的错误中间，周、陈都说要负责任，我说我也要负责任，各有各的账。我的错误在于：1、抓得少，抓得迟，这是第一条，也是主要的一条，过去忙于土改、抗美援朝，‘三反’后应抓财经，抓了一些，但没有钻。我对财经工作生疏，是吃老资格的饭。过去一凭老资格，二凭过去的革命工作较丰富的经验，现在是建设时期，缺乏知识，未钻进去，要亡羊补牢。2、统的死了，我也有份。我说过要统收统支，对统收我抓了，统支我没有抓紧，不注意。这一次会议提醒了我，要统一集中，但分级管理也是很必要的。3、预算问题。去年11月搞起，经过1月财经会议，中央也讨论了。预算中16万亿是虚假数字，我现在才知道。利润打的太多，支出的太多了。我虽然说了‘三道防线’——增产、节约、发行，但错误是报纸上公布的早了，应该慢慢来（苏联今年预算现在才公布），我也有急躁冒进。4、查田定产，我支持过。到武汉、南京后，听到对此问题有反映，我说做个五年计划吧。回到北京，邓子恢同志看我口气松了，说查田定产否定了土改成果，根本行不通。我说，听你的吧。5、扫盲，我开始是支持过，后来不行了，接受了大家的意见，修改了原来的意见。6、失业人员登记，是我的意见，失业的160万人加上半失业的人数很多。原因是我接到800封信都是这个问题，劳动部当时又说这样做没有问题，有些失业救济经费还花不出去。我让恩来同志召集了会议，宣布了劳动就业办法，给地方上增加了麻烦。但也给失业者些希望。……我是中央主席，都有我的份。这些错误，中央政治局在逐步地纠正中。”
“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在全党，首先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这3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即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各大区和省市要在适当时机召集有地委书记、专员参加的会议，展开批评讨论，讲清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问题。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反对主观主义。我们现在要反对主观主义，既反对盲目冒进的主观主义，也反对保守的主观主义。”
“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说有那么一点错误，小平同志也说有那么一点错误。无论任何人，犯了错误都要检讨，都要受党的监督受各级党委的领导，这是完成党的任务的主要条件。全国有很多人，是靠无政府状态吃饭。薄一波就是这样的人。他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些腐化，批评他是完全必要的。
最后一点，要提倡谦虚、学习和坚韧的精神。
要坚韧。如抗美援朝，我们打痛了美帝国主义，打得它相当怕。这对我们建设有利，是我们建设的重要条件。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军队受到了锻炼，兵勇、干智。当然，我们牺牲了人，用了钱，付出了代价。但是我们就是不怕牺牲，不干则已，一干就干到底。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我们的县城只剩下一个，但我们并没有退出边区，吃树叶就吃树叶，就是要有一股狠劲。
要学习，不要骄傲，不能看不起人。鹅蛋看不起鸡蛋，黑色金属看不起稀有金属，这种看不起人的态度是不科学的。中国是大国，党是大党，也没有理由看不起小国小党。对兄弟国家人民要永远保持学习的态度，要有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在对外贸易方面，有些人骄傲，妄自尊大，这是不对的。要在全党特别是要在出国人员中进行教育。要苦学苦干，在15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那时，我国强大了，也要谦虚，永远保持学习的态度。
七届二中全会有几条规定没有写在决议里面。一曰不做寿。做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礼。至少党内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场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众热情，也不泼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态度。
有人建议要我和他用个人名义在上海命名两条街道，我当时回答说，做一件事，总要想到对人民是不是有些好处，改一个街道名字，就要重新油漆门牌，就要用人民的钱，改了以后，人们也不熟悉，还不方便。你也不要搞你的某某某路，我也不搞我的毛泽东路。
总之，要坚持谦虚、学习和坚韧的精神，坚持集体领导的制度，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达到社会主义的胜利。”
8月13日，历时两个月的全国财经会议正式结束。
初秋的一个下午，傅连璋请苏联临床医学专家、内科教授、苏联医学专家组长瓦西林柯与米勒大夫，为毛泽东会诊。王鹤滨也在场。俄文翻译是一个混血儿，她的爸爸是东北人，母亲是俄国人。毛泽东对苏联医生说：
“我在四十年代初，曾经出现过在空旷的广场有恐惧的感觉，所以，在一段时间内，不愿意去广场参加大会。”
瓦西林柯教授说：
“您这是恐旷症。”
毛泽东说：
“我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傅连璋认为，这种一时出现的精神神经失调，不宜下恐旷症的诊断结论。他担心这一结论会引起毛泽东的思想负担，就打断毛泽东的话说：
“这种现象就像人登高时出现的腿软、出汗、头晕一样。不少人多登几次高，或者锻炼一下，这种症状就可以消失。”
毛泽东误会了傅连璋的好意，对傅连璋打断他的话非常恼火，但是，当着苏联专家的面又不好发作，他只好暂时忍耐下去。
第二天，值班卫士通知王鹤滨说：
“主席叫你去！”
王鹤滨一进毛泽东的卧室，立刻感到气氛异常。只见毛泽东左手叉在腰间，在室内激动地走动着。因为空间太小，他走上两三步，又来个急转弯，再走回去。见王鹤滨来了，他便停住脚步，怒气冲冲地说：
“王医生，今后我的事，不要他傅连璋来管！你不要听他的。”
王鹤滨不知怎么回事，心想：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呀？于是，他就笑着说：
“主席，他是负责中央领导同志保健工作的领导人，是我的业务上级，我不听他的怎么办？”
“你不要听他傅连璋的！听我的！他什么也不懂，还装懂。苏联专家来会诊，他不给我讲述病情的机会，他抢着代替我说，说的又不是我的病情！”毛泽东越说越火：“你打电话告诉他，说我正在臭骂他哩！”
“好！我去打电话。”
王鹤滨说罢，就想溜走，刚一动身，毛泽东一指大木床一侧的电话，说：
“你到哪里去打电话？我这里就有！”
话里仍然带着浓浓的火药味儿，王鹤滨心想：毛泽东可能不知道傅连璋的电话号码，不然，为什么叫我打呢？他眼睛瞟了一下电话，却不敢把电话拿起来。王鹤滨怕毛泽东正在气头上，电话一打通，他接过电话，训斥一阵，然后宣布撤傅连璋的职那就麻烦了。王鹤滨见过毛泽东对高级干部发脾气的情况：“我撤你的职！”他是说了算数的，真撤！
王鹤滨呆呆地站在毛泽东面前，不知所措地望着他。毛泽东起初还用两只睁大的眼睛盯着王鹤滨，一会儿，他的视线慢慢地变成了茫然的淡淡的光，凝滞在不远的地面上。王鹤滨见毛泽东的怒气消得差不多了，就轻轻地退出了房间。
次日，杨尚昆从毛泽东的办公室出来，在菊香书屋大门的北侧遇上了王鹤滨，他说：
“王鹤滨同志，主席对我说，他向你道歉。并要我向你解释，脾气不是对你发的。”
王鹤滨说：
“主任，我知道。”
杨尚昆又补充了一句：
“主席还说，今后你还是要听傅连璋同志的业务领导。”
过了几天，傅连璋见到了王鹤滨，他说：
“王鹤滨同志，主席发脾气要你给我打电话，你怎么不给我打呀？”
王鹤滨说：
“我怕主席当时正在火头上，他若在电话里撤你的职，怎么办？”
傅连璋说：
“那有什么，主席发脾气是对我的批评和教育嘛。”
8月24日，宋庆龄亲自率领中国福利会儿童剧团来到中南海，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进行了汇报演出。
随后，毛泽东邀请小演员们在怀仁堂为他请来的小客人作了多场精彩演出。
8月26日，在由陈赓主持筹建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即将开学之际，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毛泽东的名义，给陈赓及教职员、学员们发去了一封由毛泽东审阅并修改过的贺电，贺电中写道：
军事工程学院陈院长和全体教授、助教、学员、工作人员同志们：
正当你们即将开学的时候，我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在此时机，我并向热诚帮助我们计划和创办这个学院的苏联政府、苏联专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的创办，对于我国的国防事业具有极重大的意义。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我们的陆军、空军和海军都必须有充分的机械化的装备和设备，这一切都不能离开复杂的专门的技术。今天我们迫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大批能够掌握和驾驭技术的人，并使我们的技术能够得到不断地改善和进步。军事工程学院的创办，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个迫切而光荣的任务。
向苏联专家学习，这是我们建军史上的优良传统，无论任何时候，任何工作部门，都应当如此。这点，对于你们这个学院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你们必须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技术知识，学习苏联军事工程建设的丰富经验，学习苏联专家同志的学习态度和工作态度，学习苏联专家同志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在学习上应该是虚心诚恳，不要学到一点就自满和骄傲。
保持和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特别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慨，这在你们学院是和全军一样，必须充分领会和一刻也不可忘记的。
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办好学院，尊重专家，努力学习，为完成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给予你们的光荣任务而奋斗。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后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于9月1日正式开学。
8月27日，毛泽东给他的塾师毛宇居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宇居兄：
别后来信，久已收到，甚谢。尊恙已愈，甚慰，尚祈注意珍摄。乡间生产、贸易、公粮等项情形，暇时望告一二。
顺祝康吉！
毛泽东 1953年8月27日
8月28日，毛泽东根据抗美援朝战争已经结束和国内土匪即将全部肃清，发展国民经济的第1个五年计划已经开始执行的情况，为中共中央起草“军事系统（包括公安部队）应该在整顿组织、精简机构和冗员、加强技术训练、提高部队质量的基础上，大力缩减军费开支。”的紧急指示。
随后，全军进行了第3次精简整编。截至1953年9月底，全军部队人数减到420万人左右。
8月31日，毛泽东给他在东山学堂的老同学谭世瑛写了一封回信。
早在湘乡解放后，谭世瑛因曾在旧政府任职，工作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当地政府还对他实行了管制。谭世瑛家中人丁众多，又没有经济来源，生活十分艰难。他想起了毛泽东，带着试探的心情，给毛泽东去了一封信。正当他在忐忑期待之时，1950年1月10日，毛泽东给他回了信，信中询问：“尊况如何，甚念。”谭世瑛心中有了底，毛泽东是个不忘旧情的人，于是，他又给毛泽东去信，直陈自己面临的困难，想谋份差事。毛泽东很快就回了信，对他的实际困难“极表同情”，建议他的工作“就近解决为上策”。谭世瑛还是不甘心，于1953年5月再次致信毛泽东，要求安排工作。毛泽东便在给他的复信中写道：
世瑛学兄：
5月来信收读，又承赠以长歌，深感厚意。生活困难，极为同情。现在到人民政府所属机构做事，或到学校教书，薪入甚微，对于家口众多者不易赡给；又须入相当学校学些马克思主义观点，方能齐一步调，有共同作风。以吾兄状况观之，能就近获得工作职位，为最好；否则须远出参加短期研究班的学习，须准备吃很大的苦楚，又难以赡家，未知有此决心否？顺致敬意
毛泽东 8月31日
1953年9月2日，毛泽东起草与周恩来联名为庆祝抗日战争胜利8周年致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的电报（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他在电文中写道：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同志：
苏联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同志：
当此抗日战争胜利的第8周年之际，我们谨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苏联人民和苏联武装部队致以热烈的祝贺。
中国人民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长期艰苦战争中以及在最后击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斗中，自始至终获得了苏联人民的支持和援助。特别是在1945年，因为苏联武装部队的参战，和中国人民一起，击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由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中国与苏联牢不可破的友谊已经并正在日益巩固和发展。这种伟大的友谊现在已成为远东和平与世界和平的坚强保证。
在这里，我们还要提到的，就是苏联给予中国人民的兄弟般的帮助，乃是中国经济迅速恢复和走上有计划建设道路的重要因素。
最近，朝鲜停战协定的签字，显然是整个和平民主阵营在争取和平、制止新战争的努力中所获得的新的重大的成就。这一新的重大的成就业已有助于整个世界形势的开始和缓，同时，也将有助于日本人民要求与远东各国建立正常关系的努力，以便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再起。
中苏两国在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的正义事业中永久合作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周恩来
1953年9月2日于北京
9月4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城市建设中几个问题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及中央各财经部门党组：
中南局7月12日电悉。中南局所反映的城市建设工作中的混乱情况很值得注意，而所提几项建议的精神也是好的。中央认为：
一、随着国家工业建设的开展，工业城市的建设工作已日益迫切和重要，不少重要工业城市，因为没有城市总体规划，对城市发展缺乏整体布局和统一领导，已影响了工厂、住宅、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合理布置和建筑用地的正确分配，以至产生建设单位各自为政，分散建筑，造成了建设中的盲目、分散、混乱的现象。这种情况如再继续下去，就会造成将来建设中的更大困难和严重浪费。为适应国家工业建设的需要及便于城市建设工作的管理，重要工业城市规划工作必须加紧进行，对于工业建设比重较大的城市更应迅速组织力量，加强城市规划设计工作，争取尽可能迅速地拟订城市总体规划草案，报中央审查。
为完成上述任务，各中央局、分局及有关的市委、市政府必须加强对城市建设的领导，建立和健全大区财委的城市建设局（处）及工业建设比重较大城市的城市建设委员会（关于成立上述组织问题本年5月12日中央曾有通知），抽调一定的得力干部及技术人员加强此项工作。
二、关于研究城市发展远景所需要的经济资料，可根据国家第1个五年计划对工业布局的初步意见，分别不同城市的性质和自然条件，研究工业建设比重较大的城市的发展规模与将来的发展远景，然后由有关城市根据需要与可能及重点建设的方针，拟订城市建设的指标。至于一般中小城市，在第1个五年计划内，只能拨给少数款项作为维护费用，一般不再扩大基本建设。
二、城市规划工作，除少数重要工业城市，由中央建筑工程部城市建设局直接帮助设计外，一般工业城市及改建城市均应由大区城市建设部门直接领导，由城市建设委员会参照去年9月中财委城市建设座谈会编制的《城市规划设计程序草案》拟订城市总体规划草案。在技术上，中央建筑工程部城市建设局，应给予指导和帮助。
四、建厂所需资料，如地形、地质、地震、水文、气象等自然资料与必需的经济资料，应尽可能地由城市建设委员会组织各有关建设部门统一进行，以免重复浪费。
五、有关城市建设的规章和办法，城市建设干部的培养，由中央建筑工程部门逐步拟订办理；建厂区工人生活资料的供应工作，由中央商业部研究办理；至于因建厂需要购买土地、拆迁房屋、调配劳力等问题，可由大区根据实际情况拟订，其中有关重大原则问题，应报中央批准。
本件及附件，均登党刊。
中共中央 1953年9月4日
9月7日，毛泽东在颐年堂邀请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李济深、陈叔通、黄炎培、章伯钧、章乃器、李烛尘、盛丕华、张治中、程潜、傅作义谈话。周恩来、陈云、陈毅、李维汉亦在座。毛泽东此次谈话要点，抄录如次：
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改造。
1、过去3年多，做了一些工作，但忙别的去了，用力不多，现在起要多做些工作。
2、有了3年多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
3、共同纲领第31条（即“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例如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富源等”——笔者注）的方针，现在应明确起来和逐步地具体化。所谓“明确起来”，是说在中央及地方的领导人物的头脑中，首先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这一点无论在共产党和民主人士方面，都还没做到，此次会议（指在次日召开的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笔者注）的目的，应当做到这一点。
4、稳步前进，不能太急。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3年至5年的时间，因此不应该发生震动和不安。
5、公私合营、全部出原料收产品的加工定货和只收大部产品，是国家资本主义在私营工业方面的3种形式。
6、私营商业亦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可能以“排除”二字了之。这方面经验较少，尚须研究。
7、占有大约380万工人店员的私营工商业，是国家的一项大财富，在国计民生中有很大的作用。私营工商业不仅对国家供给产品，而且可以为国家积累资金，可以为国家训练干部。
8、有些资本家对国家保持一个很大的距离，他们仍没有改变唯利是图的思想。有些工人前进得太快了，他们不允许资本家有利可得。我们应向这两方面的人们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地（争取尽可能快些）适合国家的方针政策：即使中国的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部分的是为资本家谋利的，这样就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了。
关于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分配，有一个表：所得税34.5％，福利费15％，公积金30％，资方红利20.5％……总计100％。
9、需要继续在资本家中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此需要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
10、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共同纲领），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这和对地主不同。
11、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在过去几年中已有很大的进步，相信再有3年至5年，这种进步将更大，所以3年至5年内基本上完成将私营工商业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是有可能的。国营企业的优胜，则是完成这一任务在物质方面的保证。
12、至于完成整个过渡时期，即包括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基本上完成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不是3、5年所能办到的，而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
13、一个是领导者，一个是被领导者，一个是不谋私利者，一个是还要谋一部分私利者，等等，这些是不相同的。但在我们现在的条件下，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就利润分配上说，约占四分之三左右），因此可以而且应当说服工人，和国营企业一样，实行增产节约，劳动竞赛，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提高数量质量，这样对公私劳资都有利。
欲知毛泽东能否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引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请看后面详细叙述。
东方翁曰：毛泽东1953年8月12日在全国财经会议结束前的讲话中所作的6点自我批评，至今读来依然使人感动不已。正像在此次会议上一直受到批评的薄一波后来回忆所说：“一位受全党尊敬的伟大领袖，能在大庭广众之中诚恳地检讨自己的错误，给了大家以很大的启发和教育。他的这番话，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承担了责任，就使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减轻了压力。更重要的是，可以从中看出他的本意是希望这次财经会议能通过批评、自我批评来总结经验，提高认识。”斯言极是矣！毛泽东从来都是敢做敢担当的，从不文过饰非，从不言不由衷。身为领袖而率先自我批评的坦诚精神，堪为全党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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