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
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
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话说1954年8月中旬，北戴河一连几天刮着大风，又不停地下暴雨，大海里白浪滔天，那隆隆的咆哮声，在屋子里都能听到，很多人都到海边去观看大海潮，但却没有人敢下海游泳。此时的毛泽东显得很激动，他掷下手中的毛笔，站起身说：
“我们去游泳！”
“不行啊，绝对不行！”保健医生徐涛吓了一跳，拦在毛泽东面前说：“主席，这不是小事，也不是您个人的事，我必须向全党全国人民负责。”
卫士们闻声也全都出来挡在前面。毛泽东虽然固执，但他一看全体工作人员像铁板一块，没有一个支持者，也就只好退让了。
那几天，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十分紧张，生怕毛泽东一个人溜到海边去。汪东兴要求大家看好他，并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要求毛泽东身边的人一刻不离地跟着毛泽东，绝对不许发生意外。
这一天下午，雨终于停了，徐涛反而更紧张，他料到毛泽东会闹着去游泳，便匆匆赶往海边去观察，只见白浪滔天，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负责测量水温的人报告说：水温19度！不到20度！
下午4点多，天还阴沉着，北戴河的海面上依然是狂风肆虐，洪波涌起，银山万叠。已经几天没有游泳的毛泽东坐不住了，放下笔，对卫士们说：
“走，我们到海边去。”
李银桥说：
“不行！主席，今天还不能游。”
“雨停了！”
毛泽东有些不耐烦了。李银桥说：
“天可没晴，随时还会下。”
“这个房子还可能地震塌下来呢！”
毛泽东生气了，他早已忍无可忍。李银桥忙请徐涛出面，徐涛是知识分子，毛泽东对他总是客气一些。徐涛劝道：
“主席，水很凉，会抽筋的。”
“我不怕冷。就你们怕冷，你们别游嘛。”
“那也不行，浪太大。岸边的浪有1米多高，海里的浪会有3米高！”
“好么，乘风破浪，正是机会！”他见卫士们不动身，又说：“听见没有？鞋子！”
徐涛说：
“主席，下海是顶风，几个年轻战士试过了，都被浪打回来，根本冲不过去。”
“一个人冲不过去，这么多人还冲不过去？岂有此理！”
毛泽东气冲冲地往外走。
“不行！”徐涛情急之下，一把扯住他说：“主席，我还没有说完，浪太大，贝壳全冲到岸边了，不少都是又破又尖，会扎伤脚的。”
毛泽东甩一下手，说：
“我从小打赤脚，就不上山砍柴了？叫你说的！”
“我还没说完，贝壳冲上来一堆一堆的，容易绊脚。您岁数大了，摔一跤我受不了，担不起责任。李维汉同志就摔断了腿。今天天气这样恶劣，说什么也不能让你去……”
徐涛这话不说还好，一说出来反而更糟，“岁数大”、“摔跤”这些话对毛泽东来说，只能起到一个“激将”的作用。毛泽东动怒了，只听他吼道：
“他摔跤我就一定要摔跤？你这么说，我今天就非去不可！”
毛泽东那灼灼的目光和紧抿着嘴唇的沉默，吓得卫士们谁也不敢拦挡了，只好匆匆带上泳裤、毛巾和急救药箱，追随左右。毛泽东往身后看了一眼，给游泳高手孙勇使个眼色。孙勇急忙跟上，说：
“主席，我们不要走远了，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雷阵雨。”
孙勇见劝阻不住，只好随着他到海边去看看，以为他一见那狂吼怒号的海浪，就不会下海了。
毛泽东和众人来到海边，天空突然暗了下来，只见那排山倒海的巨浪由远而近，冲到海岸，好像那道蜿蜒的长城，铺天盖地倾倒在岸上，使人眼花缭乱，感觉透不过气来。毛泽东看得特别高兴，嘴里不住地念叨：
“这才算得上大风大浪嘛！正好斗它一斗！”
他回首对孙勇说：
“你先下去看看。”
孙勇闻言，不敢怠慢，脱了外衣，纵身跃入海里。李银桥一看毛泽东要下海了，就劝道：
“主席，风大浪大，不要下去游泳吧？”
毛泽东豪迈地说：
“风浪越大越好，可以锻炼人的意志。”
他一边说一边准备下海。他和几个卫士刚走到海边，猝不及防被突然冲来的一个大浪给打倒了，他们立刻爬起来。李银桥急了，知道自己无法阻止，只好派一个战士去海滨搬兵。汪东兴闻报，马上给周恩来打电话。周恩来的卫士张永池拿起话筒一听，是汪东兴的声音，只听他急得嗓子都变调了：
“主席下海了！下海游泳去了！我们拦不住！快！快请总理，请总理马上来，我们叫不上来！”
张永池扔下电话就往总理办公室跑，大喘着气报告说：
“总，总理，主席下，下海游泳去了！”
周恩来正在批阅文件，闻声忽地立起身，把笔一扔就朝外跑，大声喊道：
“快，叫司机！快开车！”
周恩来赶到海边，朱德、杨尚昆也都赶来了，他们远远地使劲喊：
“不要下了，不要下了！”
他们一边喊，一边向毛泽东跑来。周恩来声嘶力竭地喊着：
“主席，上来吧！我是周恩来——”
可是他们的喊话毛泽东根本听不到，打招呼也看不见，眼睁睁地看着毛泽东又带着一群战士冲了下去，在一人多高的浪花中钻进海里。此时四处雷声不断，暴雨劈头盖脸地洒下来。周恩来、朱德等人无可奈何，也只好作壁上观了。
毛泽东一入大海，立刻游向大海的深处，在大浪小浪的参差起落中，硕大的身躯时而被浪头举到高空，时而又落入深谷。他对身边的一个战士说：
“不要怕，海水就是被子，我们钻进了棉花套里了！”
正说着话，他突然被海水冲到了一个战士身上，这个战士正想拉他一把，又一个浪头把他俩打开了。此时，突然有一条破船在浪中翻滚。毛泽东担心地说：
“我刚才看见了几个打鱼的，不知道出事了没有？”
一个战士说：
“不会的，这只船刚才靠到岸边的，上面没人，是被水卷到这里了。”
毛泽东说：
“那就好。”
一个战士说：
“主席，雨太大了。”
毛泽东说：
“没关系，雨大了多在脸上抹几把！”
风停雨住了，毛泽东等人早已游过了防鲨网，时隐时现。这可吓坏了岸上的人，他们提心吊胆，目瞪口呆。
毛泽东一群人不知游了多久，终于像得胜的英雄，尽兴而归。岂知下海不容易，上岸更难。毛泽东被卫士们簇拥着好不容易上得岸边，又一个巨浪扑来。毛泽东还想斗它一斗，站好骑马式，准备用右肩抗过去，谁知浪头一来，一下子竟把他冲到了几米以外，倒在了一个卫士身上。周恩来见毛泽东身上刮出了一道道血痕，就说：
“快上来，快上来！”
毛泽东上了岸，甩打着身上的水，不住地说：
“今天真畅快！今天真畅快！”
众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毛泽东在那一片汪洋中畅游了一个多小时，上了岸依然精神抖擞，不知疲倦。朱德说：
“主席偏偏游了这段风险时间。”
毛泽东却说：
“秋风萧萧，洪波涌起，算不了什么！”
他坐在沙滩上，点着了一支烟，吸了几口，又说：
“征服急难险恶，你强它就弱，不能怕，一怕，喝上几口水，就胆怯了，就被海水制服了你！大凡世界上凶恶的东西也是这样的，你表现得怯懦，你就会遭到凌辱。世界上一切反动派看起来样子是可怕的，其实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朱德说：
“主席善于联想，当年你骑在马背上，就一步三叹：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周恩来说：
“还有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毛泽东说：
“那是过去，那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大志。”
周恩来说：
“今天总算可以了吧？我们叫都叫不住。”
毛泽东说：
“我一个心思斗海浪，思想高度集中，哪里听见你们叫。”
毛泽东在数次游泳中，已经在心中孕育出了一篇著名的诗词。第二天，他欣然命笔，写出了《浪淘沙·北戴河》：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8月17日，高岗在被管教（因其第一次用手枪自杀，刘少奇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对他实行管教）的楼上服食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据他的秘书赵家梁说：“1954年8月，高岗已被管教半年。他写给中央的《我的反省》已交上去100多天了，一直没有回音。从7月初开始，电台陆续广播各地人大代表的名单，他仔细地收听着，注意是否有他的名字。他的心情越来越焦躁不安，终日心事重重，少言寡语，行为乖戾。”赵家梁所说的这种情况，可能就是他绝望自杀的直接原因。
周恩来得知高岗自杀的消息后，和陈云、彭德怀、邓小平、杨尚昆等先后到了现场，由周恩来提名的与高岗熟悉且在一起工作过的19位领导者也到现场勘验，尔后，由几名医生对高岗遗体进行解剖检验，验明其确系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
后来在9月1日，中共中央以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向苏共中央作了通报。通报中说：
“在最近半年，根据中共各个地方党的组织所揭发的材料，更加证实了高岗的罪行。但是，高岗在被管教的这一期间，却仍然毫无悔悟表现，反而于8月17日，实行第2次自杀，充分暴露了他坚持仇恨党的立场和自绝于中国人民。
高岗死后，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以便确切查清他的死因。根据医生所做的临床诊断、尿便化验、病理剖检的各项结果，和公安工作同志调查、现场检查情形等，可以肯定高岗确实自杀，是服用多量安眠药致死的。同时，从其它各方面所做的进一步调查，亦证实了高岗在他的阴谋被揭穿后，早就有意识地积存安眠药和准备用这种办法实行自杀。”
8月24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了英国工党领袖、前首相艾德礼（本传前面已经说过，毛泽东在1937年11月1日给他写了一封亲笔签名的寻求英国帮助中国抗战的信）率领的工党访华代表团。工作人员见他穿着一条屁股上扎满了罗纹补丁、膝盖等处磨得发白的裤子，劝他换一条，他说：
“不要紧，谁看我后面呢？”
英国工党创建于1900年，是第二国际的成员之一。工党自称要寻求一种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工党领袖艾德礼出任英国首相。这是工党第3次执政，对内采取高福利的政策，在一些重要公交等部门推行国有化；对外奉行追随美国的方针。
且说英国工党代表团参加会见的还有比万、萨末斯基尔、菲利普斯等；中方参加会见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济深、章伯钧、黄炎培、张奚若等。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从第2次世界大战开始以来，中英关系已经根本改变。虽然并不是说我们之间没有争论，没有不同意见，也不是说我们两国的制度没有不同之处。”“在我们和你们之间，基本的争论是不多了。是不是？这是基本问题。我们和法国的关系同样是这样。”
接下来，工党领导人着力宣传他们的社会主义。毛泽东则心平气和、语调平缓，摆事实，讲道理，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毫不含糊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尔后，客人问道：
“你们能不能与这样的社会主义（指工党的社会主义——笔者注）和平共处和合作？”
毛泽东说：
“我认为可以和平共处。这里发生一个问题，难道只能和这种社会主义共处，不可以和别的事物共处吗？不可以和非社会主义的事物，像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王国等共处吗？我认为，回答也是肯定的，只需要一个条件，就是双方愿意共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认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我们走的是两条路。让我们做朋友吧，不仅在经济上合作，而且在政治上也合作。在日内瓦会议上，中、苏、英、法4国，还有越南民主共和国，就能合作，因为我们有共同要求。”
客人又问：
“你看国际形势可能怎样发展？”
毛泽东说：
“我看现在的国际形势是好的，日内瓦会议以后有了一些改变。有些人批评说，你们到中国来会上当，主要是美国这样说。我看你们以不听他们的话为好。历史是以若干年为单位来计算的，不能以一时的议论为准，不能听那么多。
中国是一个正在开始改变面貌的落后国家，经济上、文化上都比西方国家落后。但是现在正在开始改变面貌，已经取得了改变的可能性。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经常打仗不好办事，养许多兵是会妨碍经济建设的。如果诸位同意的话，我们要继续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想，这也是英国、法国所需要的。我们的国家现在还很穷，如果能得到几十年和平就好了。”“有两个基本条件使我们完全可以合作：一、都要和平，不愿意打仗；二、各人搞自己的建设，因此也要做生意。和平，通商，这总是可以取得同意的，对不对？”
“太平洋不太平，根源主要在美国。美国人做的事太不像样子，他们支持蒋介石差不多每天都骚扰大陆。所以你们最好劝劝美国人把第7舰队拿走。几条船好办，一拿就走了。他们是违反国际形势、违反历史的。他们只是美国的少数人，如杜勒斯之流。我们希望工党朋友们劝劝美国人：一、把第7舰队拿走，不要管台湾的事，因为台湾是中国的地方。二、不要搞东南亚条约，这也是违反历史的，要搞就搞集体和平公约。三、不要武装日本，武装日本的目的是反对中国和苏联，最后会害自己和西南太平洋各国，这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四、不要武装西德，武装结果不是好事，也会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
“希望美国也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美国这样的大国如果不要和平，我们就不得安宁，大家也不得安宁。”
这次长达3个小时的会见就这样结束了。
8月26日，毛泽东给军事工程学院的训词，他写道：
军事工程学院陈院长（即陈赓——笔者注）和全体教授、助教、学员、工作人员同志们：
当你们开学的时候，我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
在此时机，我并向热诚帮助我们计划和创办这个学院的苏联政府、苏联顾问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的创办，对于我国的国防事业具有极重大的意义。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我们的陆军、空军和海军都必须有充分的机械化的装备和设备，这一切都不能离开复杂的专门的技术。今天我们迫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大批能够掌握和驾驭技术的人，并使我们的技术能够得到不断的改善和进步。军事工程学院的创办，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个迫切而光荣的任务。
向苏联学习，这是我们建军史上的优良传统，无论任何时候，任何工作部门，都应当如此。这点，对于你们这个学院，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我们必须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技术知识，学习苏联军事工程建设的丰富经验，学习苏联顾问同志的学习态度和工作态度，学习苏联顾问同志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在学习上应该是虚心诚恳，不要学到一点就自满和骄傲。
保持和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特别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这在你们的学院，是和全军一样，必须充分领会和一刻也不可忘记的。
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办好学院，尊重顾问，努力学习，为完成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给予你们的光荣任务而奋斗！
主席 毛泽东 1953年8月26日
1954年9月4日，西藏人大代表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抵达北京，受到了朱德、周恩来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热烈欢迎。
9月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宪法起草委员会第8次会议，对宪法草案作了最后一次讨论和修改。
9月11日下午3时许，毛泽东穿着一件洗得有点发白的中山装，神采奕奕，在中南海勤政殿等待两位特殊的客人。不久，两辆吉斯车一前一后准时开到勤政殿前，14世达赖和10世班禅精神焕发地走了下来。刚进大门，达赖看见一个身材魁伟、满面笑容的人向他伸过手来。尽管是第一次见面，他一眼就认出了毛泽东，忙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哈达，躬身献给毛泽东。毛泽东双手接过哈达，表示谢意后交给身边工作人员。他转过身来向达赖伸出大手，动情地说：
“欢迎你哟，达赖喇嘛！我们等你好久喽，很早就想请你到北京来。”
“毛主席好！谢谢毛主席的邀请。”
达赖紧紧握住毛泽东的双手，激动地说着。毛泽东微笑着答道：
“好，好，达赖喇嘛身体也好吧？”
达赖感激地说：
“好，好，谢谢毛主席的关心。”
毛泽东接受班禅敬献的哈达后握住他的手说：
“班禅额尔德尼，你好哇！你是第二次来北京，我们见过面，已经是老朋友了嘛！”
班禅高兴地说：
“毛主席好！您的身体还是这么健康！”
“托新中国的福，身体还不错。”
毛泽东说完，一一介绍刘少奇、宋庆龄、张澜等领导人与达赖、班禅见面。
9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意义部分（参看《毛泽东选集》第5卷），摘录如下：
抗美援朝，经过3年，取得了伟大胜利，现在已经告一个段落。
抗美援朝的胜利是靠什么得来的呢？刚才各位先生说，是由于领导的正确。领导是一个因素，没有正确的领导，事情是做不好的。但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战争是人民战争，全国人民支援，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
我们同美帝国主义这样的敌人作战，他们的武器比我们强许多倍，而我们能够打胜，迫使他们不能不和下来。为什么能够和下来呢？
第一，军事方面，美国侵略者处于不利状态，挨打状态。如果不和，它的整个战线就要被打破，汉城就可能落入朝鲜人民之手。这种形势，去年夏季就已经开始看出来了。
作战的双方，都把自己的战线称为铜墙铁壁。在我们这方面，确实是铜墙铁壁。我们的战士和干部机智，勇敢，不怕死。而美国侵略军却怕死，他们的军官也比较呆板，不那么灵活。他们的战线不巩固，并不是铜墙铁壁。
我们方面发生的问题，最初是能不能打，后来是能不能守，再后是能不能保证给养，最后是能不能打破细菌战。这4个问题，一个接着一个，都解决了。我们的军队是越战越强。今年夏天，我们已经能够在1小时内打破敌人正面21公里的阵地，能够集中发射几十万发炮弹，能够打进去18公里。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它两次、3次、4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
第二，政治方面，敌人内部有许多不能解决的矛盾，全世界人民要求和下来。
第三，经济方面，敌人在侵朝战争中用钱很多，它的预算收支不平衡。
这几个原因合起来，使敌人不得不和。而第一个原因是主要的原因，没有这一条，同他们讲和是不容易的。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
在朝鲜战争中，敌人伤亡了109万人。当然，我们也付了代价。但是我们的伤亡比原来预料的要少得多，有了坑道以后，伤亡就更少了。我们越打越强。美国人攻不动我们的阵地，相反，他们总是被我们吃掉。
刚才大家讲到领导这个因素，我说领导是一个因素，而最主要的因素是群众想办法。我们的干部和战士想出了各种打仗的办法。我讲一个例子。战争的头一个月，我们的汽车损失很大。怎么办呢？除了领导想办法以外，主要是靠群众想办法。在汽车路两旁用一万多人站岗，飞机来了就打信号枪，司机听到就躲着走，或者找个地方把汽车藏起来。同时，把汽车路加宽，又修了许多新汽车路，汽车开过来开过去，畅行无阻。这样，汽车的损失就由开始时的40%，减少到百分之零点几。后来，地下仓库修起来了，地下礼堂也修起来了，敌人在上面丢炸弹，我们在下面开大会。我们住在北京的一些人，一想到朝鲜战场，就感到相当危险。当然，危险是有的，但只要大家想办法，并不是那么了不起。
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是有很重要意义的。
第一，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打回三八线，前线仍在鸭绿江和图们江，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
第二，取得了军事经验。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陆军、空军、海军，步兵、炮兵、工兵、坦克兵、铁道兵、防空兵、通信兵，还有卫生部队、后勤部队等等，取得了对美国侵略军队实际作战的经验。这一次，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对美国军队，如果不接触它，就会怕它。我们跟它打了33个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我们取得了这一条经验，这是一条了不起的经验。
第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
由于以上3条，就产生了第4条：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3次世界大战。
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今后，敌人还可能打，就是不打，也一定要用各种办法来捣乱，比如派遣特务进行破坏。他们在台湾、香港和日本这些地方，都设有庞大的特务机构。可是，我们在抗美援朝中得到了经验，只要发动群众，依靠人民，我们是有办法来对付他们的。
我们现在的情况，同1950年冬季的情况不同了。那时候，美国侵略者是不是在三八线那边呢？不是，他们是在鸭绿江、图们江那边。我们有没有对美国侵略者作战的经验呢？没有。对于美国军队熟悉不熟悉呢？不熟悉。现在这些情况都变了。如果美帝国主义不推迟新的侵略战争，他说，我要打！我们就用前3条对付他。如果他说，我不打了！那末我们就有了第4条。这也证明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优越性。
我们是不是去侵略别人呢？任何地方我们都不去侵略。但是，人家侵略来了，我们就一定要打，而且要打到底。
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我们有人民的支持。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人民踊跃报名参军。对报名参军的人挑得很严，百里挑一，人们说比挑女婿还严。如果美帝国主义要再打，我们就跟它再打下去。
9月1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对即将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的宪法草案做最后审议。
毛泽东首先讲话，对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两项修改意见作了说明：一是在序言中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面加上“第1次会议”，将“庄严地通过我国的第一个宪法”改为“庄严地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二是根据西藏代表的意见，将总纲中“各民族……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自由”一句中的“和改革宗教”5个字删去。
会议通过表决，一致通过了这两处修改。毛泽东说：
“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宪法了。最先是中共中央起草，然后是北京500多高级干部讨论，全国8000多人讨论，然后是3个月的全国人民讨论，这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000多人又讨论。宪法的起草算是慎重的，每一条、每一字都是认真搞了的，但也不必讲是毫无缺点，天衣无缝。这个宪法是适合我们目前的实际情况的。它坚持了原则性，但是又有灵活性。”
“宪法不是天衣无缝，总是会有缺点的。‘天衣无缝’，书上这样说过，但天衣我没有看见过，也从没有从天上取下来看过。我看到的衣服都是有缝的，比如我穿的这件衣服就是有缝的。宪法，以及别的法律，都是会有缺点的，什么时候发现就及时修改。反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一年一次，随时可以修改。”
“我们在座的各位是不是圣人？要说是圣人嘛，圣人就多得很；要说不是圣人嘛，我看圣人也就一个没有。人总是有缺点的，总是要犯错误的，只是不要错得太多就是了。比如当主席，说10句话错了6句，错了60%，那他的主席就当不成了。要说一句话都不错，没有那回事。写文章，总是改来改去，如果不错，何必改呢？作一篇文章，往往要犯很多错误。过去我到过上海，上海那个地方很复杂，我经常走错路，总是犯错误。凡是我有了错误，希望能及时得到朋友们的批评和纠正。一个人总是会有许多缺点的。如果觉得自己一点缺点也没有，‘老虎屁股摸不得’，那就不好了。要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们是靠老实吃饭，不靠摆架子吃饭。当然，在帝国主义面前，在艾德礼等人面前，还是可以‘摆摆架子’的。但靠摆架子吃饭就不好了。如果我们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就说不得，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领导人物就说不得，那就不好了。对孔夫子，自董仲舒以来，就说不得了，‘非圣诬法，大乱之殃’。我们不能这样，我们要实事求是。我们对一切事物都要分析：好，就肯定；不好，就批评。”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首次说到了郭沫若在学术上的问题，他说：郭沫若用很多材料证明孔夫子是“革命党”。
毛泽东所说的郭沫若的论证，源自郭沫若的《十批判书》，该书是郭沫若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分期问题和古代诸子思想的10篇论文集。此书于1945年上半年在重庆首版发行，1954年改排出版。毛泽东最早于何时读过《十批判书》，已经不得而知。但他在此时已经读过《十批判书》，则是肯定无疑的了。
后来，《十批判书》于1959年发行新一版，1961年编入《沫若文集》，1976年重印此书。毛泽东的书房中收藏有《十批判书》，他在1959年外出时，还让工作人员带上此书，以便随时查阅。后来，他还经常阅读此书，并在多次讲话中涉及到郭沫若的观点。此是后话，待以后详细表述。
再说在全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开幕前夕，张治中听说毛泽东不准备讲话，就通过周恩来和彭真转述他的意见，建议毛泽东讲话。后来，周恩来、彭真告诉张治中，毛泽东仍然不愿意讲话。于是，张治中就直接去找毛泽东，他说：
“这次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人民大会，您是国家主席，开幕时是主持人，怎能不讲话？”
毛泽东说：
“就是你一个人希望我讲话。”
张治中说：
“不，不是我一个人，是全体代表，全国人民都希望听到您的讲话。”
毛泽东还是不同意讲话。
9月15日下午3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
第14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和第10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作为西藏代表参加了会议。阿沛·阿旺晋美作为西藏代表之一和达赖喇嘛随行官员领导小组负责人，出席会议并协助达赖喇嘛处理政治事务。
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他说：
各位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今天在我国首都北京举行。
代表总数1226人，报到的代表1211人，因病因事请假没有报到的代表15人，报到了因病因事今天临时缺席的代表70人。今天会议实到的代表1141人，合乎法定人数。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负有重大的任务。这次会议的任务是：制定宪法；制定几个重要的法律；通过政府工作报告；选举新的国家领导工作人员。
我们这次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是标志着我国人民从1949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宪法将大大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
我国人民应当努力工作，努力学习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互勉互助，力戒任何的虚夸和骄傲，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国家。（热烈鼓掌）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热烈鼓掌）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热烈鼓掌）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热烈鼓掌）
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热烈鼓掌）
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鼓掌）
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鼓掌）
全中国6万万人团结起来，为我们的共同事业而努力奋斗！（热烈鼓掌）
我们的伟大的祖国万岁！（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齐白石老人怀着兴奋的心情，出席了大会，聆听了毛泽东的开幕词。在会议休息时，毛泽东幽默地对张治中说：
“你胜利了。本来不准备讲话，只因开幕式我是主持人，不能不说几句，谁知一拿起笔来越写越多，就成了一篇讲话了。”
这一天，刘少奇受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委托，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报告》。
是日晚，贺子珍和嫂嫂李立英坐在收音机旁，一起收听中央广播电台关于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开幕式的实况转播，毛泽东致开幕词的录音使贺子珍一下子惊呆了。这声音对她来说是多么熟悉，又是多么遥远！李立英赞叹地说：
“毛主席的声音真洪亮。”
贺子珍也说：
“是呀，他的声音很洪亮，跟过去一样。”
这个讲话录音太重要了，广播电台播放了一遍又一遍，贺子珍也跟着听了一遍又一遍，忘了吃饭，也忘了睡觉。
第二天一大早，李立英起床后去看贺子珍，见贺子珍一动不动地坐在老地方，耳朵紧贴在收音机上一副全神贯注地倾听的模样，便轻轻地叫了她一声。贺子珍没有回头，过了一会儿，她对李立英说：
“咦，收音机怎么不响了，不广播毛主席的讲话了？”
李立英走过去拿起收音机一看，收音机竟一夜未关，已经烧坏了。她再一回头，见贺子珍脸色煞白，嘴唇哆嗦，心里便“咯噔”一下，忙将贺子珍扶起。
贺子珍从此病了，处在一种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的状态。贺敏学夫妇赶紧把她送进华东医院，医生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可是贺子珍不肯吃药，拒绝治疗。贺敏学无计可想，不得不让妻子李立英给李敏写信，告诉她妈妈病重的消息。
李敏得知母亲的病情后，难过极了，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爸爸，并把信递给了爸爸。毛泽东拿过信看看，又看看，不说一句话。李敏看得出，爸爸的情绪很不好，心里很沉重，她第一次见爸爸流泪了，她也伤心地哭了。
毛泽东想让李敏去看望她妈妈，可又怕耽误她的学业，便给贺子珍写一封信。他知道，贺子珍的病是因心事太重引起的，他相信心病还需心药医。在给贺子珍的信中，他劝贺子珍要注意身体，好好治病；并且说，华东医院里的苏医生是个好同志，杨医生也是好的，要听医生的话，不要抽那么多的烟，烟抽多了对身体不好。最后，他恳请贺敏学代为照顾贺子珍，殷殷之情，溢于言表。
毛泽东的信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贺子珍心里的锁。当亲人们告诉她，毛主席给她来信要她好好吃药，好好看病时，她的神智竟然逐渐清醒起来。她自己读了信，也肯看病了，肯吃药，而且把烟也戒了。
且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期间，毛泽东看到了张治中交给彭真转交刘少奇的一份建议。张治中在建议中主张，每一位人大常委每年都要出去视察，了解地方情况，听取群众意见。毛泽东看后，笑着对大家说：
“他这人专做好事，做了很多好事。”
他立即批示：“同意。”并把外出视察人员的范围扩大到全国人大代表。后来又加上了全国政协委员。
会议期间，毛泽东还召见了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他在谈话中说：
“《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旧本没有标点，不分段落，今人读起来不方便，市上流传亦已不多，应该找些人把它整理出一个有标点分段落的新本子来，付诸排印，以广流传。”
毛泽东还说：
“读历史不能没有一部历史地图放在手边，以便随时检查历史地名的方位。解放前一些书局虽然出版过几种历史地图，但都失之过简，满足不了读《资治通鉴》之类史书的需求。”
后来在10月份，吴晗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集了一些历史学家，在中国科学院第3历史研究所开会，研究了毛泽东交给的任务，决定成立一个标点《资治通鉴》和改绘清末民初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的委员会，成员有科学院两个历史所的范文澜、尹达、侯外庐、刘大杰，北大的翦伯赞，出版总局的金灿然和高教部、地图出版社的负责人，由范文澜、吴晗领衔。之后又成立了工作小组：标点《通鉴》的具体工作，聘请顾颉刚、郑天挺、王崇武、周一良、齐思和等十来位在京的史学家分担。改绘《杨图》工作的人选，则由吴晗推荐、委员会通过，请上海复旦大学的谭其骧担任主编。1956年2月，中国古籍出版社首次出版了《资治通鉴》标点本。而改绘《杨图》的难度更大，可惜毛泽东生前没能看到。
欲知毛泽东在传播传统文化方面还有哪些建树，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不管是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前的战争年代，或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时期，毛泽东在外交方面，一直是积极主动地扩大邦交的。本章叙述的他和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的交往，便是一个例证。1937年11月1日，为了中国的抗战事业，他给艾德礼写了一封求助信；1954年8月24日，在接见艾德礼等人时，他又明确地说：只要“双方愿意共处”，不但可以和英国工党所标榜的“社会主义共处”，而且也“可以和非社会主义的事物，像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王国等共处”，“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我们走的是两条路。让我们做朋友吧，不仅在经济上合作，而且在政治上也合作。”认真研究一下这方面的历史，读一读他在这方面的理论，你还能说他是闭关锁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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