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要看到问题的本质方面，看到事物的主导或主流方面，这样才能不
动摇。事物的非本质方面，次要方面，必须不忽略，必须去解决存在
着的一切问题，但不应将这些看成事物的主流，迷惑了自己的方向。”
话说毛仙梅、毛泽荣等人在杭州逗留一些时日后，又随毛泽东乘专列沿浙赣铁路到达江西南昌。
1955年6月19日，毛泽东乘专列去长沙。
是日晚，毛泽东在列车行进途中，拿着毛仙梅原来交给他的蒋浩然的信件，看了一遍又一遍。
蒋浩然的弟弟蒋梯奎，在1925年协助毛泽东开展韶山农民运动，由毛泽东介绍入党，后担任过湘区委员会委员，1927年11月牺牲于韶山新屋湾。此后，蒋浩然也受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他东奔西走，生活贫困，解放后土改时被划为贫农。不久，当地有人公报私仇，又把他家划为地主成份。蒋浩然当然不服气，便写信向毛泽东反映情况。毛泽东拿着信问毛仙梅：
“大哥，你到过蒋浩然家吗？蒋浩然家里情况到底怎么样？”
毛仙梅说：
“那还有怎么样？连饭都没有吃，蛮困难的！”
毛泽东想了想，说：
“等下到了长沙，我会跟湖南的省委书记谈话。你就坐在侧边，为他多讲几句话。”
专列抵达长沙，停在大托铺机场附近的车站。湖南省省委书记周小舟、省委副书记周里、徐启文等人和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周世钊及文字语文学家、湖南师范学院教授杨遇夫（即杨树达）等都来欢迎毛泽东。毛泽东一行下榻在湖南省委蓉园1号楼。
蓉园1号楼是一幢坐北朝南的砖木结构的宽敞平房，屋前有一片挺拔而茂密的树林，屋后是一个小山丘，有挺拔的树木。走进这幢平房，就可以看到从东到西有一条宽阔的走道把房间隔开，走道北面是一个小会议室，走道东侧南面是卧室和办公室，走道西侧南面是餐厅和乒乓球娱乐室。
毛泽东与省委副书记周里等人谈话时，毛仙梅也在座，他冷不丁地插了一句：
“主席，我先天跟你讲的那件事呢？”
湖南省委的领导们，看着坐在毛泽东身边这个农民，贸然说出这不冷不热的话，都感到莫名其妙。毛泽东也不见怪，对周里说：
“周书记，韶山杨林有个蒋浩然，是个烈属，土改他家划了地主成份，他家有意见，这个问题具体调查一下。”
毛泽东说罢，把蒋浩然的那封信转给了周里。
此后，毛泽东还派人到新化看望他在湖南一师时候的国文老师袁吉六先生的夫人。
毛仙梅和毛泽荣要回韶山了，二人向毛泽东告别，毛泽东说：
“我还要到别的地方去，这次就不回家了，不送你们了。你们回去的车票，已经叫警卫员给你们买好，由他们送你们上车。”
毛仙梅这次上北京，想要毛泽东帮助他解决一下生活困难，但又不便开口，所以一直闷闷不乐。毛泽东明白他的心思，也不做声。临分手时，毛泽东对他说：
“这里有一口箱子，里面有一点东西，一点小意思，就送给你了。”
毛仙梅接过皮箱，不知里面装的什么东西，他凝神看了很久。毛泽荣、文炳璋和他一样，也得到了一只同样的箱子。警卫员提着箱子，把毛仙梅、文炳璋、毛泽荣及毛泽荣的养子毛绘华等人送到长沙汽车站。
毛仙梅郁郁寡欢地回到家里，打开皮箱，见里面放着一床鸭绒被，心想，送这东西做什么？他再把被子打开，才看见里面还放着100元人民币，顿时惊诧不已。他当天跑到杨林，将毛泽东赠物和过问蒋家的事告诉了蒋浩然。后来在1955年底，蒋浩然家的地主成份改成了“小土地出租”，还挂上了“烈属光荣”的牌匾。
再说6月20日上午10时，毛泽东要去湘江游泳。
蓉园里有一个游泳池，也有更衣室。但是，喜欢游泳的毛泽东以前来蓉园时，嫌游泳池水面太窄，从不去那里游泳，坚持要到宽阔的湘江里去游泳。
此时，正值湘江水涨，按照湖南人的习惯说法，正是“涨端阳水”、划龙船、吊屈原的时节。湘江水面比平时涨高2米，宽五分之二以上，江水浑浊，泥沙特别多。
省委领导人一面积极组织人进行游泳的准备工作，一面劝毛泽东不去游泳或改期游泳。一位副省长说：
“今天江中水浊，似乎不适合游泳。”
毛泽东笑容可掬地说：
“水清水浊不是决定适不适于游泳的主要条件。”
周世钊说：
“湘江水涨，水面又宽又深，游泳也许不便。”
“你不要说外行话！”毛泽东深知自己的这位老同学文史知识丰富，于是就引经据典，说：
“庄子不是说过吗，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水越深，浮力越大，游起来当然要便利一些，你怎么反说不便呢？”
这时候，中央警卫人员刘顺德协助省里的人已经测试了水温，还调集省体委的游泳健儿来陪游。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孙勇、马武义也在江边测量了水温，观察了水势。
10时30分，毛泽东从城北七码头乘船逆江而上。久雨初晴，天上还有薄薄的浮云，南风掠过水面，使人感到分外凉爽轻松。毛泽东身着白衬衫，站在甲板上，极目远眺。
20分钟后，船到南郊猴子石。猴子石是插入湘江的大石头，形似金猴，属于豹子岭的山麓。这里距水陆洲约2.5公里。毛泽东在猴子石跃入湘江，陪泳的体育健儿也纷纷下水。毛泽东时而侧泳，时而仰泳，时而自由式，时而蝶式，随着奔腾的江水，上下跳动，或在浪头，或在浪谷，搏击起层层水花。
一个小时后，毛泽东在岳麓山下的牌楼口北侧登上游船，盥洗了一番。上岸后，他听了长沙市委书记秦雨屏的工作汇报，满意地对身边的群众说：
“这是你们的书记，你们有事就找他。”
毛泽东又驱车去登岳麓山，省委为他登岳麓山准备了两顶轿子。毛泽东坚持步行，在众人的陪同下，从白鹤泉沿着石级步步攀登，登上了岳麓山高峰的云麓宫，还不肯坐下来休息，四处搜寻楹联、故物。他又走到宫外的望湘亭，感觉云麓宫、望湘亭外形依旧，里面却空荡荡、黑漆漆的，许多对联都不见了，就回头问秦雨屏：
“云麓宫壁间、柱上，悬挂的‘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的联语，还有‘一雨悬江白，孤城隔岸青’的楹联，如何不见了？”
秦雨屏回答说：
“岳麓山经过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火的摧残，宫亭碑楹所剩无几。解放后逐步恢复，但还有很多东西尚未来得及修复。”
毛泽东伫立望湘亭，凭着石栏，眺望着美丽如画的湘江、橘子洲、白帆、楼房，指点着飞烟缭绕、红旗招展的长沙市区，他觉得眼前呈现出来的一片繁荣兴旺景象，和过去是迥然不同了。
下午2时，毛泽东在云麓宫望湘亭请众人吃饭，有红烧肉、炒猪肝、蛋汤、蔬菜、辣椒各一样，另加他在学生时代露宿所吃的那种野果子。他对随身警卫人员说：
“请你们尝尝湖南菜，湖南菜的特色就是辣椒、豆豉、酱油、大火、红锅、煎炒。诸位仔细品味。”
李银桥辣得满头大汗，毛泽东望着他微微一笑，说：
“锻炼，锻炼。”
他又对罗瑞卿说：
“你们辛苦了，要多吃一点，吃饱点，特别是大个子。”
饭后休息时，周世钊见毛泽东在大运动量后依然是有说有笑，就说：
“你是60岁以上的人了，还能横渡湘江，攀登岳麓山，赛过许多年轻人。如果把今天的真实情形讲给全国青年们听，一定会使他们深为感动并向你学习。”
毛泽东听他的话音，就知道他是想写一点关于自己的东西，于是便说：
“这算什么！爬山吧，仅仅这样几步路。游水也算不了什么难事。我们每天不是都要走路吗？游泳时有水的浮力帮助，比走路应该是容易得多了。当然游水也容易出问题，不能粗心大意。我在第一师范学习时，有次游湘江，不是同学救护，早就出了‘洋’。”
下午3时，天上又下起了雨，毛泽东不能去爱晚亭了，便直奔岳麓书院、赫曦台而来。这两个地方也是毛泽东青年时代常来常往的处所，岳麓书院内的半学斋，还是毛泽东和蔡和森从事半耕半读建设新村的实验场地。
在岳麓书院，毛泽东与杨遇夫讨论了中国文字改革的问题。他微笑着对杨遇夫说：
“黎锦熙是提倡文字改革的积极分子，蒋竹如是文字改革的怀疑派，你是择善而从，由反对到赞成。”
此前，毛泽东曾多次与杨遇夫讨论文字改革问题。就在这一年的1月29日、3月17日及5月17日，他先后给杨遇夫写了3封信，还将杨遇夫的著作《<耐林廎甲文说>自序》转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并在介绍信中对杨遇夫的自我批评精神予以赞赏，他写道：“我以为取这种态度较好。”
出了岳麓书院，毛泽东又驱车到省长程潜的住所去看望程潜。
6月23日晚，毛泽东乘专列回到了北京（此次历时半个月之久的调查研究，也像他4月间那次南下一样，详细资料无法搜寻到，只能从下面7月11日的谈话中略窥一斑）。
6月24日，毛泽东召见邓子恢，首先让邓子恢介绍了全国农业合作化的基本情况。他听完汇报后，要邓子恢修改原先的计划，把发展到100万个社的计划改为发展到130万个。邓子恢一听，心想：搞100万个社就够多的了，怎么又要搞到130万个？他虽然不同意，却没有说出来，只是说：
“主席，等我回部里商量一下再向你汇报吧。”
6月25日上午，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应中国政府和毛泽东主席的邀请，率领越南政府代表团乘专机飞抵北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
胡志明走下飞机时，毛泽东迎上前去，同他亲切握手、拥抱。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相继同胡志明亲切握手，互致问候。
胡志明在毛泽东等人的陪同下，绕场一周，同上万名欢迎群众见面，机场上顿时彩旗飞舞，欢声雷动。
中午，毛泽东在与胡志明的会见中，热情地称赞英勇的越南人民历时9年的抗法战争的最后胜利和建设独立国家的斗争。胡志明则对毛泽东和中国人民所给予越南人民抗法斗争的无私援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6月26日晚，周恩来在北京饭店新楼大厅举行盛大欢迎宴会，招待胡志明和越南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
胡志明在京期间，在毛泽东的陪同下，参加了北京市为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34周年而举办的盛大游园联欢活动，观看了文艺演出。同时，毛泽东和中国政府决定将8亿元人民币无偿赠送给越南人民，帮助越南在各方面的建设。
1955年7月4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厉行节约的决定》，全文如下：
中央同意李富春同志在中央各机关、党派、团体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厉行节约，为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任务而奋斗》的报告，现将这个报告发给各地方和各部门的党组织。
根据检查，目前在基本建设中，企业经营管理中，各机关、学校、企业、部队的办公开支和生活设施中，均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现象，这是违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要求的，这同中央历来强调的厉行节约的方针和我党一贯地艰苦奋斗的作风是不相容的，这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最危险的事情之一，必须坚决地加以纠正。为此，中央特作如下决定：
一、在基本建设上，除了新建的主要厂房、主要设备和其他主要的生产性工程及技术性工程（如广播电台的播音室）应该按现代技术的标准进行设计和施工安装，并保证其进度和质量外，其他次要的和附属的各种建筑工程项目，必须从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尽量地组织现有企业和新建企业协作，凡能削减者应当削减；不能削减者，也应该降低设计标准和工程造价。特别是在非生产性的建设上，必须严格控制，削减非急需建设的项目，认真地降低设计标准和工程造价，以适合我国目前的经济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从1955年下半年到1957年的基本建设投资（生产用的必需设备和国外设计的厂房投资除外）和各种费用，必须在现有计划的基础上，再削减15%至20%；在1955年下半年的数额中要求先做到削减15%左右。
1955年下半年在贯彻以上节约要求的过程中，应当特别注意减少和避免可能引起的工人窝工、材料积压等另一方面的损失或浪费，为此，国务院已于7月3日颁发了《关于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在基本建设中如何贯彻节约方针的指示》，各部和各地区应该认真地加以贯彻。
二、各经济部门，必须改善经营管理，贯彻经济核算制，加强财务成本工作，节约资金，杜绝浪费，降低成本，增加上缴利润。特别是工业生产企业，必须加强技术领导，加强试验研究工作，进行必要的技术措施，认真地进行新产品的设计和试制，不断地总结新产品的制造经验，推广先进经验和先进定额，节约原材料，开辟新的原料来源，以求达到扩大新产品、增加产量、提高质量和降低成本的目的。
三、各部门必须严格地遵守老企业、老单位增产增事不增人，新企业、新单位增人从老企业、老单位多余人员中调配和优先录用复员建设军人的原则。积极地整顿劳动组织，建立和健全编制定员制度。在1955年下半年一律停止从社会上招收新职工，必需增人者，由劳动部门统一调配解决，为此必须加强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区的劳动力的调配工作。对被精简人员必须予以妥善安置，具体办法将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四、在机关、学校、企业、部队的生活设施方面，必须简洁朴素，不许铺张浪费，现行行政办公杂支的开支标准，特别是有关汽车、宿舍、家具的使用标准应当降低，具体办法将由财政部另行规定。
厉行节约不是消极的措施，而是加速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积极的方针，各部门和各地区在厉行节约的同时，还应该努力增加生产。
请你们根据中央的决定和李富春同志报告中所提出的各种节约措施，结合本地区本行门的具体情况加以讨论，按照1955年下半年和1956年、1957年的不同情况，分别制订出各该省市与各该部门的节约方案和节约指标，并指导各企业、机关、学校、部队也同样订出节约的指标。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是全国普遍的长期的经常的政治任务，应动员全党，团结全国人民，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养成节约风气，为有成效地实现这一任务而奋斗。
各地方和各单位的党组织，应该将讨论和执行本决定的情况随时报告中央。
7月6日，毛泽东为中央转发河北省委《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几项政策问题的指示》写了一个批语，全文如下：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河北省委《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几项政策问题的指示》，基本上是适用的。原指示的附件《邢台县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牲口私有伙用办法的经验》，也很好。现在一并转发各地供参考。应当着重指出：合作经济中贫农中农之间的互利政策乃是贯彻自愿原则的基础，为了进一步巩固去冬今春新发展的合作社，必须有计划地对各个社的具体政策，特别是对贯彻互利政策和自愿原则的情形，做一次检查。
一、经验证明：在初办社的时候，或者在合作社生产还没有显著提高和社员的经济力量尚差的情况下，对社员牲口入社采取私有私喂由社租用雇用的办法，是更为有利的。河北省委研究了邢台的经验，决定有领导有步骤地提倡和推广这种办法，并对某些业已实行牲口折价归社，致负债过多，草料缺乏，影响牲口瘦弱病亡的合作社，分别情况进行教育和说服工作，使之改变为社员私有私喂由社租用或部分归社公有部分转为私有的办法，是合乎实际的。牲口采用租用雇用办法的时候，所付租金，一般应明确规定给以相当于当地社会畜租一样的报酬，使畜主除去牲口消耗之外，尚有利可得。但是，在提倡和改变为私有公用办法的时候，必须注意：不可生硬强迫，不要拘泥于上边订出的统一规格，不要无准备地一声号令说改就改，遗留下许多争议不予解决，反而影响社的巩固。如果有一些社组织基础和经济条件都比较好，对牲口归社所折价款和偿还期限的规定比较合理，贫农社员负担得起，就不要一律改为私有；其中有的未认真按约定期限偿付价款，则应督促它切实执行约定，不再失信于社员，并消除一般农民对发展牲畜的怀疑和顾虑。
二、土地报酬不论采取比例分益制还是定量分益制，均应固定一个时期。为了使土地报酬更趋合理，对于那些单纯按照负担产量作为入社产量的合作社，也须考虑加以改变。因为农业税的负担产量是以土地质量为标准评定的，而同等质量的土地由于经营的好坏实际产量并不一定相等，那些占有实际产量较高的土地的农民（主要是中农）对于单纯按负担产量评产入社是不满意的。如果改为按常年实际产量评定，同时注意对那些因无力经营而产量低于同等质量土地者加以适当照顾，这样做可以取得多数社员的拥护。此点请加研究。
三、按入社土地分摊的生产底垫，不要摊得过多，要以大多数社员出得起为限，再加上国家对贫农的低利长期贷款的扶助，贫困社员分摊不起的问题大体已可获得解决。河北省委指示：“个别特别贫困者，经社员公议，可少交或免交”的规定可以删去；因为分期缓交是可以的，而少交免交则容易引起中农不满。
本件及附件可登党刊。
中央 1955年7月6日
7月8日，胡志明离开北京，赴蒙古、苏联访问。
7月9日，刘少奇给毛泽东的值班秘书打电话说，邓子恢对农业合作化问题有些意见，他准备和毛泽东谈谈，并建议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让邓子恢也参加。
7月10日下午，毛泽东没有召开书记处会议，而是召见刘少奇，双方谈了一个小时。
7月11日12时，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和副部长廖鲁言、陈伯达、陈正人、王观澜、刘建勋及秘书长杜润生7人谈话。
此前，毛泽东在6月间的南下视察中，已经看到中国的农业合作运动又有了迅速的发展，在部分地区已经显露出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之势。所以他在6月24日同邓子恢谈话时，提议将发展合作社的原计划100万个，改为130万个。邓子恢答应回部里商量后再汇报。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首先问邓子恢：
“你们商量的结果怎么样？”
邓子恢回答说：
“我们认为，还是维持搞100万个社的计划为好。改为130万个，太快了，超过了客观可能性，难以完成。”
接着，他列举了几点理由：（1）合作社的发展速度，应该与国家工业化的进度相适应，而我国工业目前尚不能为农业现代化提供相应的技术和机械设备。（2）现有的65万个社，质量不好，问题很多，巩固任务很重，要打好基础，才能较好的前进。（3）全国各地情况不一，群众觉悟程度也有很大差异，发展过快，超过了群众觉悟程度，会发生强迫命令。（4）干部领导经验尚须积累，培养会计也需一定的时间。（5）苏联和东欧国家农业合作化过急，已有教训，值得我国注意。
毛泽东听了很生气，批评说：
“什么超过了‘客观可能性’！实际上是有着很大的潜力可挖嘛。现在看来，翻半番太保守了，翻一番才比较符合客观实际。你说的理由根本不成其为理由。”
“怎么不是理由？办社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啊！”邓子恢申辩说：“不顾客观条件，人为的加速合作化的进程，会闹大乱子的。”
“事在人为嘛！条件是人创造的嘛！”毛泽东反驳道：“你的‘要和工业化进度相适应’还是‘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老调重弹嘛。什么“超过了群众的觉悟程度’，你们的眼睛只盯着少数的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上中农，根本看不见广大的贫下中农群众中所蕴藏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我们向来是‘从战争中学战争’的，干部的经验和会计能力是在实践中积累和锻炼的，你不成立合作社，他们去哪里积累！去哪里锻炼！我们到1956年秋收前发展到130万个社，不是急，更不是过急，而是恰如其分。这怎么能和苏联和东欧国家合作化过急的错误相提并论。真是奇谈怪论！”
邓子恢坚持说：
“主席，我说的理由都是实事求是的，不是奇谈怪论。你一向都是主张实事求是的。翻一番不是实事求是啊！”
“什么实事求是？你到处讲要大砍合作社，也是实事求是吗？”
“我只是按照你和中央的指示整顿合作社，从来没有说过‘砍’合作社啊。”
“你自以为了解农民，太固执啦！”
“我不是固执。我是个老党员，是党的干部，我要对主席负责，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
二人你一言我一语，互不相让，谈话陷入了僵局。在座的副部长们从来也没有见过这种阵势，都为邓子恢捏着一把汗，不敢轻易说什么。毛泽东知道这个老部下的犟脾气，觉得不能再顶下去了。他只好缓和一下气氛，说：
“好啦。你没有说过‘砍’合作社，我就放心了。我的话说得挖苦一些，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希望你们今后注意。”
邓子恢也说：
“主席，我的态度不好，请你原谅。翻一番的事，容我再想一想。”
到下午5点40分，谈话结束了。邓子恢等人起身要走。毛泽东笑着说：
“别走，我请你们吃饭。”
吃罢饭，众人回到部里，都劝邓子恢：
“邓老，何必为了30万个合作社和主席争论呢。”
邓子恢说：
“不只是30万个合作社的问题，要紧的是他不顾客观条件，要按个人主观意志搞大发展，这要出大乱子的，怎么能不说清楚呢！”
7月15日，邓子恢觉得还是不能听毛泽东翻一番的主张。他向刘少奇汇报说，到1956年合作社发展到130万个不行，还是100万个为好。刘少奇说：
“邓老，你们是专家，这个意见我们考虑。”
7月18日，毛泽东给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杜润生写了一封信，说要调阅4、5月间召开的第3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全部材料，其中包括邓子恢的总结报告。
7月19日，毛泽东批阅了他身边的几名警卫战士所写的回乡调查报告。
河南兰考籍的战士写的是：由于连年水灾，该村缺粮户达50%。今春没有东西吃，只好吃树叶。原因主要是发放的购粮证太少，定产过高，实际产量达不到，农民不满。毛泽东批道：
“此乡缺粮，农民不满，值得注意。”
河南延津县籍的战士写的是：该村农民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反映不一，有好有坏。实际上没有吃的是少数。开始建社时，由于速度快，又没有采取自愿互利原则，使部分人思想不通，准备退社。社里的牲口死了一些。社员不断吵架，生产情绪不高。毛泽东批道：
“此乡粮食有些问题，不大。合作社问题较大。”
河南新蔡县籍的战士写的是：该乡连年受灾，粮食收成不好，缺粮户增多，私商从中牟利，粮价上涨。毛泽东批道：
“据说，这个乡有些问题。乡主席邹明发（较富裕的中农）有320斤余粮，只出卖70斤，春季又向政府购进20斤，人民有意见。”
广东南雄县籍的战士写的是：这个村的合作社成立一年来，战胜了自然灾害，完成了增产任务，产量比单干户和互助组增加30%。许多去年有顾虑的农民今年纷纷要求入社，最后全村除被剥夺政治权利者和一家单干外，全都入了社。农民踊跃卖粮，但也有极少数不愿卖。一户中农和一户贫农拒卖余粮，被工作干部扣留起来，造成不好的影响。毛泽东批道：
“扣留了两户不愿卖粮的。合作社很好。”
广西防城县籍的战士写的是：该村粮食问题的反映主要是叫苦，而这些叫苦的绝大多数是单干的中农。据了解，10户叫苦的中农中没有一户是真正的苦。与防城相邻的钦县，遭受大旱灾，粮食恐慌，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一两米，完全靠上山挖野生植物吃。毛泽东批道：
“中农叫苦是假的。钦县大旱灾。”
毛泽东在湖南宁乡县籍的战士的报告中批道：
“此份报告写得不错。有分析，有例证。”
他特意将前3个批件送给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阅，要求他阅后退还。
7月19日，20日、22日，毛泽东还分3批听取身边警卫战士的探亲调查汇报，每一次汇报都在3个小时以上。他对战士们说：
“我想的这个办法实在好，通过你们和广大农民联系起来了，建立了关系。”
说着，他伸出3个指头，比划着说：
“就离这么远。”
毛泽东一面看战士们写的调查报告，一面询问情况。他问一名战士说：
“你家参加合作社没有？参加了合作社以后有没有时间回家干活？你家是不是比过去好一点？”
毛泽东还要求战士们说：
“要分清中农多少，贫农多少，下次要调查他们的态度。”
汇报会开得生动活泼，战士们无拘无束地把自己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毛泽东总结说：
“新中农思想起了变化，不愿参加合作社，老中农愿参加合作社。”
7月21日，胡志明访问苏联后经北京归国，毛泽东亲自到机场为他送行，亲切告别。
7月26日，毛泽东单独召见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要他汇报山西农业合作化的情况。陶鲁笳汇报说：
“合作社的发展是渐进的，是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这3年的试办，是一步一个脚印向前推进的。这为去年的飞跃发展创造了条件。到今年4月，入社农户占农户总数的41%。”
毛泽东问道：
“你们的合作社在面上铺开了，有没有减产、死牛的情况？”
陶鲁笳说：
“去年全省减产4.8%，而合作社占60%以上的平顺、武乡等20个县粮食比上年增产3.8%。全省的大牲畜，从1951年到去年，年递增率为10%。”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他说：
“你考虑过没有，苏联在搞集体农庄前，不少地方已初步实现了农业机械化，水平比我们现在还要高。但苏联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集体农庄不断减产死牛，直到现在还没有达到十月革命前最高水平。什么原因？”
陶鲁笳想了想说：
“苏联共产党没有像我党那样始终重视农业重视农村，了解农村，我们大多数领导干部是从农村根据地走出来的，比较了解农民。我们的农业社和苏联集体农庄也不同，我们是经过互助组一步步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用赞赏的目光望着陶鲁笳说：
“哦，你说对了一点。要记住，我们和苏联一样，受帝国主义封锁，要搞社会主义，只有搞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不跟在资本主义后面一步步爬行。苏联工业基础比我们强，工业人口比例比我们大，这是优势，如果只注意优势不提高劣势，就不能两条腿走路，苏联农业可能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这是一个极为深刻的教训。新中国要不受帝国主义欺侮，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必须两条腿走路。农业跟上来，靠一家几亩地不行，要靠合作化大农业，才能有社会主义大工业，有民族重工业。农业合作化就是为这个打基础，新中国工农业要均衡发展，两条腿走路，才能避免苏联农业今天的困难。要做到这一点，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和可靠的干部队伍是至关重要的。”
毛泽东在陶鲁笳告辞时，还一再叮嘱他说：
“一定要增产，一定要增牛，一定要使我们的合作社比苏联的集体农庄搞得更好。”
7月28日，柯庆施来京准备参加会议，特意将浙江省委副书记林乎加向华东局作的电话汇报记录呈报给毛泽东。
关于浙江省整掉15000个合作社问题，林乎加在电话汇报中说：“我们认为坚决收缩是正确的，但在收缩过程中有缺点，这就是把一些可以不收缩的也收缩了，很多地方当成了运动，主要搞收缩。有些收缩得很草率，善后工作没有很好处理，部分农民吃了亏，伤害了他们的积极性。这些缺点在中央5月会议以后就纠正了。”
毛泽东当即在“我们认为坚决收缩是正确的”这句话后面，写了一个批注：
“这种估计不对。”
并批示印发到会人员。
7月29日，毛泽东在中央农村工作部7月26日报送的农业合作社情况简报的正面和背面上，写下了许多文字。中央农村工作部在简报中提到1955年到1956年度合作社发展计划是103万个，而不是毛泽东所要求的130万个。这个近乎开玩笑的数字，使毛泽东更加生气：这个邓子恢，真是顽固不化！他指示有关人员，将这份简报印发给来京参加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的负责人们，又嘱咐说，他在上面写的那些文字不要印。
毛泽东在简报上写的是：
“目前不是批评冒进的问题，不是批评‘超过了客观可能性’的问题，而是批评不进的问题，而是批评不认识和不去利用‘客观可能性’的问题，即不认识和不去利用广大农民由于土地不足、生活贫苦或者生活还不富裕，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而我们有些人却不认识和不去利用这种客观存在的可能性。”
“农民的两面性——集体经营与个体经营两种思想的矛盾，哪一面占优势？随着宣传和合作社示范，集体经营的思想先在一部分人中占优势，然后在第二部分人中优势，然后在第三部分人中占优势，然后在大部分人中占优势，最后在全体人民中占优势，我们应当逐步地（经过15年）造成这种优势。”
“要有坚定的方向，不要动摇。要别人不动摇，就要自己首先不动摇。要看到问题的本质方面，看到事物的主导或主流方面，这样才能不动摇。事物的非本质方面，次要方面，必须不忽略，必须去解决存在着的一切问题，但不应将这些看成事物的主流，迷惑了自己的方向。”
“增加生产，必须完成，并争取超额完成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增产指标，决不能减产。是否能做到？我们党是否在这个问题上要犯一次大错误？苏联所犯过的错误我们是否能避免？”
欲知毛泽东在即将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有何高论，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5年4月和6月间两次南下，对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进行大范围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正是他对此前的战略部署进行调整的重要依据。可惜这两次调查研究的详细资料至今还未曾公之于世。但从7月9日以后的史实中，读者完全可以看明白毛泽东与邓子恢、刘少奇等人在农业生产合作化问题上的巨大分歧：邓子恢不是向毛泽东汇报思想，而是向刘少奇倾诉了自己的意见，刘少奇便向毛泽东建议召开有邓子恢参加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可是毛泽东偏偏不开坐在中南海专听汇报的书记处书记会议，而是在第二天召见了刘少奇，第3天与邓子恢7人谈了话。7月15日，邓子恢再次寻求刘少奇的支持。刘少奇便说：“邓老，你们是专家，这个意见我们考虑。”毛泽东这才不得不审时度势，另辟蹊径，从7月18日开始，着手准备召开一个工作在全国各地第一线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他调阅第3次全国农业工作会议的全部材料和邓子恢的总结报告，批阅卫士的回乡调查报告，召见陶鲁笳，将林乎加的电话汇报记录和农村工作部的简报印发来京参会人员等等，像部署一次战役一样（有些人说是准备炮弹），为会议做了周密的准备。这就是一般凡人和庸人难以企及的千古伟人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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