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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献礼 毛泽东大传 第七卷第38章

东方直心 · 2021-12-10 · 来源:投稿
《毛泽东大传》 收藏( 评论() 字体: / /

  第38章

  “我就是这么一个人,要办什么事,要决定什么大计,就非问问工农

  群众不可,跟他们谈一谈,跟他们商量,跟接近他们的干部商量,看

  能行不能行。这就要到各地方跑一跑。”

  话说1957年6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在一两个月后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通知》,全文如下:

  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中直党委、国家机关党委:

  过去几年来,我们对于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工作注意得不够,特别是对于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工作更注意得不够。现在看来,这种情况已经被资产阶级右派野心分子所利用。右派野心分子企图在教育、科学、文艺、卫生、技术、新闻等工作中夺取领导权,作为夺取全国领导权的第一步,因而他们在知识分子中特别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大量发展组织,并把反动分子和不满我党的分子放在领导地位,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提出推翻党的领导的主张,提出资产阶级的路线来同党的路线对抗。这些情况在最近的“大放大鸣”的过程中暴露得极为突出。我们为着加强对于教育、文化、科学、卫生等部门的党的领导,为着进一步团结和教育知识分子,同时给反共派一个有力地答复,就必须继续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必须唤起各级党委充分的认识到党的组织工作的方针应该同党的团结知识分子的政治方针相符合,应该是向知识分子开门,而不是向他们关门。经过这次“大放大鸣”,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已经大致分清了左、中、右,这是发展党员工作的极为有利的条件。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在一两个月之后,首先接收一批在这次运动中表现好的左派高级知识分子入党。对于那些已经参加了其他民主党派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吸收入党时,除了极个别的关系全国的重要分子须报请中央批准以外,一般按照普通党员入党手续办理,不须报请中央批准。他们入党以后,不要退出原来的民主党派,不要改变他们的社会地位(例如,原为人民代表的,仍为人民代表),并且要保证他们仍有充分的时间进行自己的业务工作,而不是入党之后就荒疏了自己的业务。他们入党时,不必一个一个地登报,但可在征收告一段落的时候,作一次综合的报道。

  你们接到这一通知以后,应立即进行准备工作,并在半月内把你们的具体计划上报。

  中央 1957年6月28日

  是日晚9点,毛泽东派人把许志行接到的办公室里来谈话。一见面,毛泽东就笑盈盈地问他:

  “这几天你玩了些什么地方?玩得痛快吗?”

  毛泽东在谈话中向许志行了解了上海知识界的一些情况,最后又告诉许志行说:

  “过几天我要到外地走走。你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提出来。”

  许志行说想去韶山看看。毛泽东说:

  “好,到那里去看看,代我问候家乡的亲人们。”

  说罢,提起毛笔,给韶山乡人民政府写了一封信,请他们“以朋友的态度接待他,告诉他一些事情”。

  许志行临走时,毛泽东要秘书拿出500元给他作路费,并说还可以买一些纪念品。许志行执意不收。毛泽东说:

  “这是我的稿费,是我以个人名义送给你的。我决不慷国家之慨!放心收下吧。”

  6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

  一、对于那些仅有右派言论,但并无右派行动的那些人,应把他们和既有言论又有行动(许多人还有历史上劣迹)的那些极右派加以区别,在对前者进行批评的时候,要完全采取说理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轻率地扣以右派的帽子。这样做,对于安定和争取、团结中间分子,对于打击、孤立和分化极右派,都是十分必要的。

  二、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以北京34个高等学校及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大约有400人左右,全国大约有4000人左右,你们应当排个队,使自己心中有数。

  6月29日上午9点,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畔召见了上海《新民晚报》总编辑赵超构。

  早在3月份,毛泽东在谈话中曾批评赵超构办报要“软些”的方针,他提出办报的方针要“软中有硬”。赵超构没有理解毛泽东的意思,写了一些杂文,毛泽东并不满意。

  这一次,赵超构在早上接到毛泽东召见的通知后,心想,自己犯有错误,再也不能做新闻工作了,没想到两人一见面,毛泽东就和颜悦色地和他握手寒暄。赵超构说,他想辞去《新民晚报》总编辑的职务。毛泽东毫无责备之意,笑道:

  “那你干什么呢?”

  赵超构回答说:

  “听从组织安排。”

  “最好还是回去当总编辑吧!” 毛泽东说罢,又关心地问他:“你当总编辑,是不是有职有权哪?”

  赵超构回答说:

  “我如果没有权,就不会犯错误了。”

  毛泽东很风趣地说:

  “恐怕还有点‘形格势禁’吧!”

  毛泽东的宽厚和理解,使赵超构感动得流出了热泪。毛泽东既亲切又严肃地对赵超构说,办报要分清无产阶级办报路线和资产阶级办报路线,还勉励他以后要改正自己的缺点。赵超构主动谈起了他最近两个月在报纸上发表的杂文。毛泽东说:

  “我很喜欢杂文,也想经常为报纸写杂文。如果让我选择职业的话,我愿意做一个杂文家。可惜我现在无此选择的自由。写杂文不容易呀!”

  他停顿了一下,又说:

  “因此,我想保护几个杂文家。”

  在送别的时候,毛泽东叮嘱赵超构说:

  “听说你平时常常到城隍庙去坐茶馆,这个,我倒并不反对,但总不能整天泡在茶馆里吧!希望在你有空的时候,多接触接触工农群众。”

  1957年7月1日清晨,毛泽东乘专机飞往杭州。

  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为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社论中写道:

  “自本报编辑部6月14日发表《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以来,《文汇报》、《光明日报》对于这个问题均有所检讨。

  《光明日报》工作人员开了几次会议,严肃批判了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的方向错误,这种批判态度明朗,立场根本转过来了,由章伯钧、储安平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路线转到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路线。由此恢复了读者的信任,像一张社会主义的报纸了。”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联,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者,到底只有极少人数,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右派人物。一些人清醒,多数被蒙蔽,少数是右翼骨干。因为他们是右翼骨干,人数虽少,神通却是相当大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7月5日上午,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乘飞机到杭州来见毛泽东。同时到达杭州的还有苏共中央特使米高扬。

  是日下午,刘少奇等人向毛泽东汇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关于讨论苏共中央特使米高扬通报问题)的情况。

  晚上,刘少奇等人陪同毛泽东会见专程来中国通报苏共中央全会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阴谋集团”情况的米高扬。

  原来在赫鲁晓夫掌权后,他在政治、经济、对外政策等方面推行一套新的政策。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苏联领导人强烈反对,认为赫鲁晓夫犯有右倾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错误。1957年6月18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特别会议,多数成员主张撤销赫鲁晓夫第一书记的职务。赫鲁晓夫坚持反对,要求召开中央全会决定他的去留问题。6月22日,苏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经过激烈的辩论,中央全会于6月29日通过了《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谴责他们在一切重要问题上反对党中央的路线,反对苏共20大制定的反对个人崇拜的方针,走上了反党的派别斗争的道路。全会决定把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人开除出中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

  毛泽东听完米高扬的情况通报后,即向他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经决定支持苏共中央的决定。

  7月6日,毛泽东到达上海。市委负责人要为毛泽东安排一场京剧演出,问他看什么剧目?毛泽东想了想,说:

  “还是看《白蛇传》吧。”

  这天晚上,毛泽东来到上海干部俱乐部礼堂。观众们一见毛泽东来了,纷纷立起身来热烈鼓掌。毛泽东一边招手一边由工作人员引导着走向前排的领导席,在自己的座位前站定,转身向后面的观众招一下手,便坐了下来。因为肚子太大,一坐下他就感觉到皮带勒得有些不好受,李银桥照例帮他松开了裤带,并为他点上了一支烟。

  大幕拉开了,毛泽东目不转睛地盯着舞台上的演出。他入戏很快,一支烟还没有吸完就悄悄地掐灭了。他每每看到精彩处就忍不住要鼓掌,他一鼓掌,观众们也跟着他一起鼓掌。

  随着老和尚法海的上场,毛泽东的脸色渐渐地沉了下来。他的嘴唇微微张开,随着剧情的深入,下唇时而轻轻地抽动一下,齿间还发出了咯吱咯吱的声响。

  许仙和白娘子生死离别的时刻终于到了,毛泽东已经完全进入了这古老而感人的神话故事中,他的鼻翼开始翕动,泪花开始在眼圈里聚集,瞬间变成大颗大颗的泪珠,扑簌扑簌地顺着脸颊滚落。李银桥急忙轻轻地咳了两声,提醒他这是在演戏。可此刻的毛泽东,任何提醒已经失去了意义。他的动静越来越大了,泪水已经不是一颗一颗往下滴,而是一道一道往下淌,鼻子也堵塞了,呼吸受阻,嘶嘶有声。李银桥只得又轻咳了一声。没想到毛泽东竟忘乎所以地哭出了声。那是一种颤抖的抽泣声。他还毫无顾忌地擦眼泪,擤鼻涕。看到这种情景,身边的卫士们也只得顺其自然了,只盼着这场戏早些演完。就在老法海将要把白娘子压到雷锋塔下的那一刻,毛泽东的惊人之举再度发生了,他将大手重重地拍在沙发扶手上,一下子立起了身,吼道:

  “不革命行吗?不造反行吗?”

  这猝不及防的举动,顿时惊动了周围的观众。更要命的是,就在他起身的一刹那,裤子一下子脱落了下来。亏得李银桥眼疾手快,纵身向前,抓住毛泽东的裤子,一把提了起来,双手颤抖着帮他系上了腰带。而此时的毛泽东却浑然不知,依然沉浸在剧情中。

  演出结束了,全场热烈的掌声终于将毛泽东从戏中唤了回来,他鼓着掌,大踏步向舞台走去。毛泽东毫不掩饰自己的好恶,他将两只手同时伸向嫉恶如仇的“青蛇”,尔后又和“白蛇”与“许仙”握了手,而对于那个倒霉的老和尚“法海”,他却是始终不予理睬。

  7月9日下午,毛泽东出席上海市干部会议,发表了《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长篇讲话(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他在讲话中说:

  “3月间,我在这个地方同党内的一些干部讲过一次话。从那个时候到现在,100天了。这100天,时局有很大变化。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打了一仗,人民的觉悟有所提高,而且是相当大的提高。当时我们就料到这些事情了。比如,我在这里说过,人家批评起来,就是说火一烧起来,岂不是疼吗?要硬着头皮顶住。”

  毛泽东指了一下自己的脑袋,说:

  “人这个地方叫头,头有一张皮,叫头皮。硬着头皮顶住,就是你批评我,我就硬着头皮听,听一个时期,然后加以分析,加以答复,说得对的就接受,说得不对的加以批评。

  我们总要相信,全世界也好,我们中国也好,多数人是好人。所谓多数人,不是51%的人,而是90%以上的人。在我国6亿人口中,工人、农民是我们的基本群众。共产党里,青年团里,民主党派里,学生和知识分子里,多数人总是好人。他们的心总是善良的,是诚实的,不是狡猾的,不是别有用心的。

  “大字报是个好东西,我看要传下去。孔夫子的《论语》传下来了,‘五经’、‘十三经’传下来了,‘二十四史’都传下来了。这个大字报不传下去呀?我看一定要传下去。比如将来工厂里头整风要不要大字报呀?我看用大字报好,越多越好。

  “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孙行者七十二变,最后把尾巴变成个旗杆,那么长。知识分子翘起尾巴来可不得了呀!‘老子就是不算天下第一,也算天下第二’。‘工人、农民算什么呀?你们就是阿斗,又不认得几个字’。但是,大局问题,不是知识分子决定的,最后是劳动者决定的,而且是劳动者中最先进的部分,就是无产阶级决定的。”

  “我就是这么一个人,要办什么事,要决定什么大计,就非问问工农群众不可,跟他们谈一谈,跟他们商量,跟接近他们的干部商量,看能行不能行。这就要到各地方跑一跑。”“知识来源于群众。”

  毛泽东最后说:

  “对右派是不是要一棍子打死?打他几棍子是很有必要的。你不打他几棍子他就装死。对这种人,你不攻一下,不追一下?攻是必要的。但是我们的目的是攻得他回头。我们用各种方法切实攻,使他们完全孤立,那就有可能争取他们,不说全部,总是可以争取一些人变过来。他们是知识分子,有些是大知识分子,争取过来是有用的。争取过来,让他们多少做一点事。而且这一回他们帮了大忙,当了反面教员,从反面教育了人民。我们并不准备把他们抛到黄浦江里头去,还是用治病救人这样的态度。也许有一些人是不愿意过来的。象孙大雨这种人,如果他顽固得很,不愿意改,也就算了。我们现在有许多事情要办,如果天天攻,攻他50年,那怎么得了呀!有那么一些人不肯改,那你就带到棺材里头去见阎王。你对阎王说,我是五张皮的维护者,我很有‘骨气’,共产党、人民群众斗争我,我都不屈服,我都抵抗过来了。但是你晓得,现在的阎王也换了。这个阎王,第一是马克思,第二是恩格斯,第三是列宁。现在分两个地狱,资本主义世界的阎王大概还是老的,社会主义世界就是这些人当阎王。我看顽固不化的右派,一百年以后也是要受整的。”

  7月9日晚,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接见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代表。毛泽东一见到谈家桢,就亲切地说:

  “老朋友啦,谈先生!”

  谈家桢为自己在整风运动中曾经说了一些错话而感到很惭愧。毛泽东见他满脸汗水,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又风趣地说:

  “辛苦啦,天气这么热,弦不要拉得太紧嘛,咱们可是老朋友喽!”

  此时,谈家桢已经被内定为“右派”,他怎么也想不到毛泽东会接见他。如今听到毛泽东如此幽默的话语,这才如释重负。此后,他被“内定右派”的问题也随之烟消云散了。

  毛泽东在谈话中鼓励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代表,在反右派斗争中要站稳立场,坚决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

  是年夏,章士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政协批判他,他不服气。

  原来,在一次政协召开的征求民主党派意见的座谈会上,章士钊诚恳地说:“希望中国共产党永远保持廉洁奉公、不谋私利的优良传统。古语云:‘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譬如一个水果,表皮坏一些不很要紧,削去一些并无损果子味道。惟果子自核心处腐烂生虫,虽表面光泽尚存,但从里往外逐渐腐蚀,最终此果不可食……所以,社会其他方面有些毛病较易纠正,惟共产党核心之健全最重要。”不料在数日后,政协一部分人猛烈地批判他的发言,逼令他写检查。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章士钊的检讨书总通不过。他百思不得其解。一天晚上,他忽然拍案而起,大声说:“这么搞不对头,我要给毛泽东写信!”女儿章含之一听,吓了一跳,便劝道:“爸爸,千万别写,也许再写一遍检讨可以通过。”“不!”怒气冲天的章士钊主意已定,立刻挥毫疾书,向毛泽东陈述他给党提意见的初衷和目前对他批判之不公。

  毛泽东阅信后,立刻对政协作出批示:

  “章士钊先生虽然在座谈会上用了一些过激言词,然用意是好的,不要再批判他了。”

  有了这道批示,章士钊当然也就“过关”了。章士钊十分感激地说:

  “只有毛主席才了解我的一片真心。”

  7月15日,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闭幕。

  会议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1956年国家决算和1957年国家预算的决议;关于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关于1956年以来检察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

  会议还通过了关于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问题的决议,关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决议。会议决定,今后一切死刑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或核准。

  根据大会主席团的提名,会议补选陈其尤、季方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7月17日至21日,毛泽东在青岛市主持召开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进一步部署反右斗争。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谭震林、陈伯达、胡乔木、李维汉、徐冰、田家英、李井泉、张仲良、张德生、陶鲁笳、陶铸、周惠、王任重、张平化、马国瑞、潘复生、舒同。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不要怕群众,要跟群众在一起。打个比喻,人民就像水一样,各级领导者,就像游水的一样,你不要离开水,你要顺那个水,不要逆那个水。”

  “不要脱离群众,等于我们游水一样不要脱离水。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也像鱼跟水的关系一样。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一个领导者,一个被领导者。”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确定整风分为4个阶段:大鸣大放阶段;反击右派阶段;着重整改阶段;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

  毛泽东在会议上印发了他在会议期间撰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摘要如下: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举行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不这样叫,而叫右派,一是为了便于争取中间派;二是为了便于分化右派,使一部分右派分子有可能转变过来

  最后不能转变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死硬派,只要他们不当特务,不再进行破坏活动,也给他们一点事做,也不剥夺他们的公民权。

  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

  整风的方法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摆事实,讲道理。整风的目的是把斗争方向引导到端正政治方向,提高思想水平,改正工作缺点,团结广大群众,孤立和分化资产阶级右派和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

  “在农村中,必须注意阶级路线,必须使原来的贫雇农在领导机关占优势,同时注意联合中农。我赞成迅即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打击地富的反革命行为。其中的主要锋芒是向着动摇的富裕中农,对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进行一次说理斗争。”

  和城市一样,在农村中,仍然有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资本主义,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斗争,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取得彻底胜利。”“今年秋收以前,必须在农村中进行一次反对不顾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的斗争。

  有反必肃。杀人要少,但是决不废除死刑,决不大赦。对刑满释放再犯罪者,再捉再判。社会上流氓、阿飞、盗窃、凶杀、强奸犯、贪污犯、破坏公共秩序、严重违法乱纪等严重罪犯以及公众公认为坏人的人,必须惩办。”

  “再说一遍,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

  “帝国主义都不怕,为什么反而怕老百姓呢?怕老百姓,认为人民群众不讲道理,只能压服,不能说服,这样的人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除了叛徒和严重违法乱纪分子这两种人,在整风中保护一切党团员,用大力用诚心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缺点,改善工作方法,提高工作能力,提高政治水平,提高思想水平。共产党员一定要有朝气,一定要有坚强的革命意志,一定要有不怕困难和用百折不挠的意志去克服任何困难的精神,一定要克服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和自由主义,否则就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有一些丧失朝气、丧失革命意志和坚持错误的人,在累戒不改的情况下,党委应当予以正当处理,重者绳之以纪律。”

  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共产党不心服,他们中的右派分子决心要同我们较量一下。较量了,他们失败了,他们才懂得他们的大势已去,没有希望了。只有在这时,他们中的多数人(中间派及一部分右派)才会逐渐老实起来,把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逐渐抛弃,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下决心依靠无产阶级吃饭。少数人至死不改,只好让他们把他们的反动观点带到棺材里去。但是我们应当提高警惕。要知道,他们一遇机会,又会要兴风作浪的。这个斗争,从现在起,可能还要延长10年至15年之久。做得好,可能缩短时间。当然不是说,10年至15年之后,阶级斗争就熄灭了。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我国的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并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

  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

  批判右派这件事,整个民主党派,知识界,工商界,震动极大。应当看到他们中的多数人(中间派)是倾向于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和无产阶级领导的。这种倾向,各类人程度深浅不同。应当看到,现在他们对于真正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和真正接受无产阶级领导这些基本点虽然还只是一种倾向,但是,只要有了这种倾向,他们就从资产阶级立场到工人阶级立场的长距离路程中开动了第一步。

  大字报,除商店的门市部、农村(区乡)、小学、军队的营和连队以外,都可以用。在我国条件下,这是一个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资产阶级的斗争形式。怕大字报,是没有根据的。在高等学校,在中央、省市、地、县的机关和城市的大企业,大字报、座谈会和辩论会,是揭露和克服矛盾、推动人们进步的三种很好的形式。

  “不要怕惊涛骇浪,硬着头皮顶住。就一个单位来讲,大约两三个星期,洪峰就过去了,就可以转到反击右派的新阶段。在两三个星期内,各单位的领导者对于右派的猖狂进攻,硬着头皮,只听不驳,聚精会神,分析研究,聚集力量,准备反攻,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这是一套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策略。

  此时,毛泽东在青岛患了感冒,久治不愈。山东省委书记舒同请来了山东著名的老中医刘惠民,为他诊治。毛泽东见了刘惠民,一问他的名字,就说:

  “你是施惠于民啊!”

  刘老先生给毛泽东开了方子,舒同和夫人亲自抓药,煎药,送到毛泽东床前,直到毛泽东服完药入睡了,他们才悄悄离开。山东省委另一位领导人对舒同说:

  “你胆子太大了……”

  结果,毛泽东一连服了几天药,病情终于好转了。

  7月26日至30日,毛泽东在青岛主持召开另一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陈云、李先念、邓子恢、张鼎丞、陈伯达、陈正人、田家英、柯庆施、江华、江渭清、曾希圣、舒同、欧阳钦、黄欧东、吴德、乌兰夫。

  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

  7月31日下午3时,家在青岛的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到毛泽东的住处汇报工作。毛泽东听了汇报后很高兴,说:

  “劲光同志,你怎么不请我吃饭呢?”

  萧劲光说:

  “主席日理万机,工作那么忙,我怎么好请你吃饭呀?”

  毛泽东笑着说:

  “我今晚就到你家吃饭。”

  萧劲光出来就对秘书张志文说:

  “毛主席今晚要到家中吃饭,你回去准备一下,要清淡简单。”

  张志文回到萧劲光家中,赶紧与萧夫人、厨师韩成顺研究菜谱。张志文还不放心,打电话给叶子龙,问毛泽东在饮食上有什么习惯。叶子龙说:

  “越简单越好,主席是很随便的。”

  萧劲光回到家里,到伙房又关照说:

  “不要到街上买菜,家里有什么就吃什么。”

  韩成顺师傅作了6菜1汤,加上毛泽东的工作人员送来的一捆小油菜和一点海参及1碗熬好的小米粥,凑成了8个菜和一个紫菜汤,没有备酒水。

  傍晚7点,毛泽东偕江青、李讷来到萧家,萧劲光和夫人在门前迎接,子女们也在客厅里欢迎客人。毛泽东亲热地和他们握手寒暄,问孩子们的名字、年龄,鼓励他们要好好学习。

  毛泽东、江青、李讷和作陪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及夫人,在萧劲光一家的簇拥下,来到2楼就餐。大家边吃边谈,江青说:

  “主席真有意思,在延安靠萧司令吃饭,现在又向萧司令要饭吃。”

  饭后,萧劲光说:

  “海军的领导同志大都在青岛,请主席接见。”

  毛泽东愉快地答应了。

  1957年8月1日凌晨,毛泽东读范仲淹的《苏幕遮·碧云天》(碧云天,黄叶地,彩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和《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自发征夫泪。)两首词后,在后边写了一个评注,他写道:

  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读婉约派久了,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豪放派读久了,又厌倦了,应当改读婉约派。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婉约派中有许多意境苍凉而又优美的词。范仲淹的上两首,介于婉约与豪放两派之间,可算中间派吧;但基本上仍属婉约,既苍凉又优美,使人不厌读。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豪放派中的一味銅琶铁板,读久了,都令人厌倦的。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有所偏但仍是复杂的。所谓复杂,就是对立统一。人的心情,经常有对立的成份,不是单一的,是可以分析的。词的婉约、豪放两派,在一个人读起来,有时喜欢前者,有时喜欢后者,就是一例。睡不着,哼范词,写了这些。江青看后,给李讷看一看。

  1957年8月1日

  8月3日,毛泽东将在青岛会议期间撰写并修改了11稿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作为党内文件印发给各地领导干部阅读。

  8月4日,毛泽东给林克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林克:

  请找列宁《做什么》、《四月提纲》(1917年)两文给我一阅。我这几天感冒未好,心绪不宁,尚不想读英文,你不感到寂寞吧!你可看点理论书,你需要学习理论。兴趣有,似不甚浓厚,应当培养,慢慢读一点,引起兴趣,如倒啖甘蔗,渐入佳境,就好了。供参考。

  毛泽东 8月4日

  列宁的《做什么》一文,写于1907年,后来译为《怎么办?》。列宁在文章中特别强调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只有受先进理论指导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

  接着,毛泽东给刘思齐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刘思齐是从苏联回到国内度暑假的,她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要求从苏联转回到国内的大学学习。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思齐儿:

  信收到。回来了,很高兴。转学事是好的,自己做主,向组织申请,得允即可。如不得允,仍去苏联,改学文科,时间长一点也不要紧。不论怎样,都要自己做主,不要用家长的名义去申请,注意为盼。

  祝你进步

  父亲 8月4日

  8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刊登在8月10日《人民日报》上),全文如下:

  在目前农村中,有必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教育的中心题目是:第一,合作社优越性问题;第二,粮食和其农产品统购统销问题;第三,工农关系问题;第四,肃反和遵守法制问题,等等。教育的方式是:利用生产间隙和休息时间,在全体农村人口中就这些中心题目举行大辩论,提问题,提意见,摆事实,讲道理,回忆、对比解放前后和合作化前后农民生活的变化。为着辩论的方便和通俗化起见,各合作社还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分别提出一些具体的对比问题。秋收以前的辩论,要着重统购统销问题,适当地结合当时当地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辩论,实质上是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辩论。这种辩论在不少乡村已经开始进行。辩论的结果是:帮助了广大农民群众和乡社干部进一步地弄清国家和农村中的大是大非,说明了当前国家所实行的各项根本政策的正确性,说明了资本主义道路只能使极少数人发财,使大多数人贫困和破产,而社会主义才是劳动农民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唯一出路。部分富裕中农留恋资本主义道路,不满意国家所实行的某些根本政策,但在辩论中,也觉悟到他们中间如果在旧社会里面靠投机倒把、能够侥幸发财的人也不过百分之一、二,而大多数还是不可能成为富人。曾经有不少人怀疑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但群众辩论的结论却是:这个政策好得很,不这样,就得有很多人在粮食商的操纵下挨饿以至家破人亡。那些继续从事破坏活动的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在辩论中,进一步地被揭穿,受到群众的打击。对于那些游手好闲、不务劳动的人,群众也主张给以必要的约束。总之,这种辩论大大提高了农民群众和乡社干部的社会主义觉悟,纠正了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发扬了正气,压倒了邪气。我们要巩固合作社制度,加强贫农中农的团结,提高农民群众的更大的生产积极性,改进合作社的工作,巩固工农的联盟,完成国家购粮的任务,保证整个国家经济计划的顺利进行,除了必须在城市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言行以外,在农村中展开这样一场大辩论是完全必要的。

  中央认为:凡是还没有展开这种辩论的地方,各级党委都必须有准备地、有次序地、自上而下地派遣工作组协助乡社的党组织主持这种辩论,以便有力地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反对一切不顾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使爱国、爱社和管家的观念在群众中统一起来,并普遍地养成勤俭办社和勤俭持家的风气。辩论会必须吸收全体农村居民(包括单干户)参加,组织可小可大。一般的在小组或小队的范围内,可以辩论得较为充分和较为深入。但在必要时,也可以举行全体社员或全村农民的辩论大会。辩论时,要让各人畅所欲言,让群众在辩论中,在交换意见中,辨别出哪些是正确的和哪些是错误的。除了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反动的煽动言论必须即时地有力地给以反击之外,对于群众的误解或错误意见,都必须采取很好的态度加以解释和说服,对于富裕中农的错误言论的态度,也应该这样。

  这些关系农村两条道路的根本问题的大辩论,是农民群众和乡社干部的社会主义自我教育,是农村的整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地委、县委对于农村中的这场大辩论,必须很好地掌握领导。群众在大辩论中,对于乡社干部作风所提出的批评,各级党委必须认真研究,适当处理,以便改进工作,团结群众。

  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内外关系的调整、经营管理的改善等问题,中央准备在研究各地整社的经验之后,再发指示。

  8月9日,毛泽东复信给刘思齐,他在信中写道:

  思齐儿:

  信收到。我在此间有事,又病,不要来。你应当遵照医生、党支部、大使馆的意见,下决心在国内转学文科。一切浮言讥笑,不要管它。全部精力应当集中在转学后几年的功课上,学成为国服务。

  此嘱

  父亲 8月9日

  8月11日,毛泽东从青岛返回北京。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1957年夏天,中央召开青岛会议,江青陪同毛主席去的。青岛风光好,主席有江青陪同,江青请主席到她故乡游玩,主席一路本该是高兴的。可是,江青后来对我说过:‘主席这一个夏天都是闷闷不乐,我给他讲青岛的事,他都没有心情听。’我问,因为什么事?她说,还不是因为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放了一炮,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结果弄得党外进攻,党内不满意。我在现场听过主席的那次讲话,也看到了那之后党内和社会上发生的种种事情,非常理解主席为什么心情不好。一方面,正是因为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话,让大家畅所欲言,才出现一个全国性的大鸣大放的宽松的政治气候。等这个气候出来了,党又要把它消灭,还要毛主席用自己的原始报告来做成枪炮把它消灭。这不等于是让毛主席自食其言吗?何况党内的官僚主义作风还没有解决!另一方面,他那个时候也派人下去看了一些事情,也了解到在自己的讲话出来后,社会上的确是出来各种言论,有好的,也有不好的,‘裴多菲俱乐部’中国的确也是有的。主席也是不希望右派翻天的。但是,弄得不好,就要把好不容易出来的民主气氛压制下去。这是一种党内外夹击的复杂局面。群众意见、民主党派友好人士的意见以及右派的攻击,其实还是好处理的,难的是党内高层的批评意见不好处理。那时,刘少奇是党内已经认可的接班人,邓小平是毛主席自己亲自点将到北京后不两年就担任党的总书记的,彭真虽然在延安时期就是很左的,但对于党在延安时期的拨乱反正贡献是很大的,自那时以来党内地位也很高。还有大批同志跟在他们后面,也一样对毛主席的讲话有这样那样的埋怨。这些能都不管吗?这样一来,主席自然就没有心思只顾游览青岛的风光了。党外是右派发动进攻,反社会主义的东西纷纷出笼,党内是一致要求反击右派的进攻。毛主席在党内外夹击这样一种情形下,同意发起反右派运动。《人民日报》先在 1957 年 6 月 8 日发表社论,后又连续发了几个社论,反右派运动就这么在党的集体意志下,在 1957 年 6 月中旬发动起来了。”“江青还曾告诉过我,说主席在青岛的时候对她还说过这样的一番话:‘别人说我引蛇出动。我没有引蛇出洞,我搞的是阳谋。毒草出来了不要紧,大鸣大放,百花齐放,总会有些问题,不要紧。我都说了,农民种地也有毒草的嘛。花点药,除了就是了。我不是阴谋,我是阳谋。’主席这个意思是说是人家强加给他的,实际上是莫须有的‘引蛇出洞’。可后来写历史的人,就说主席是自己都承认搞‘引蛇出洞’、搞‘阳谋’。”

  再说1957年8月18日,毛泽东致信达赖喇嘛,他在信中写道:

  亲爱的达赖喇嘛:

  你托阿沛·阿旺晋美带给我的信收到了。我很高兴。阿沛我也见到了,并且由周总理和他谈了话。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你领导下工作是做得好的,有成绩的。去年对实行民主改革提得早了,工作机构也太大了,这是缺点。现在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不改革,并且把过大的机构作了精简,这就改正了缺点。

  工作中发生缺点总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对缺点,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正确分析,积极改正,记取经验,继续前进。我们改掉了缺点以后,工作就会做得更好一些。

  你在访问印度期间,拒绝了那些逃亡国外的反动分子出的坏主意,是做得很对的。他们大概还要找机会进行反动活动,要教育僧俗官员对他们保持警惕。

  西藏地方政府和堪厅间的关系问题,希望都能从团结愿望出发,双方好好协商加以解决。

  很惦念你,希望你多注意健康,并多来信。

  祝你愉快!

  毛泽东 1957年8月18日

  8月18日至2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召集陈伯达、田家英等人研究修改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为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做准备。

  8月28日,毛泽东在修改《中央统战部关于在工商界全面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稿上,加写了一句话,他写道:

  “知识分子居多,有些人是有用人才,应大力争取过来。”

  欲知毛泽东此后有什么重大活动,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青岛病了一场,且久治不愈,这和他在红四军“七大”以后以及在长征开始前那两场要命的大病一样,都是因为革命受到挫折、心情抑郁所致。江青解释说:“主席这一个夏天都是闷闷不乐”,“是因为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放了一炮,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结果弄得党外进攻,党内不满意。”关于这一点,本传在前面已经从最高国务会议11次扩大会议有5位政治局委员退场抗议,到《人民日报》长时间拒绝宣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毛泽东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把党内的巨大阻力说清楚了。毛泽东明白,党内的阻力主要是讳疾忌医、反对给人民群众以充分的话语权。对此,他不但没有退缩,反而走上了一条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探索之路,而且很快便发现了进行继续革命的一件重要武器——大字报。这就是很多人还不了解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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