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章
“不要搞农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和政府合一了，它的好
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话说1958年8月8日下午5时多，毛泽东返回专列，离开河南去山东济南。
下午6时35分，专列途经砀山，毛泽东与砀山县委负责人刘钦鉴、薛兆本、张启明、刘思谈话。他望着面前的这几位县委负责人，亲切地问他们叫什么名字，哪个地方的人？4人介绍了各自的情况。毛泽东说：
“你们两个山东，一个河南，一个江苏，还没有安徽人呀！要注意培养地方干部。”
他又问县委当前抓些什么工作，刘钦鉴等人作了汇报。他接着问：你们这里主要种植什么作物，生产什么东西？刘钦鉴回答说：
“夏季主要生产小麦，秋季生产大豆和杂粮。”
当听到砀山县水果连年丰收，粮食、皮棉当年可望好收成时，毛泽东高兴地打开车窗，望着窗外成片的良田说：
“好，多努力干呀！”
20多分钟过去了，毛泽东最后说：
“很好，就这样吧，今天不准备下车了，谈到这里，以后再来，你们看怎样？”
说着，他起身和大家握手告别。
下午7时许，专列驶离砀山站，途经徐州时，毛泽东在车上接见了徐州地区专员梁如仁、市长张洪范。毛泽东向他们了解有关工农业生产等方面的情况，他说：
“徐州应成为重要的工业城市，成为抚顺。你们要抓煤炭综合利用，抓粮食，抓钢铁，还要抓机械制造。”
毛泽东还说：
“农业要增产。要多养猪，多积农家肥和自然肥。多搞有机肥。徐州地区过去经常多灾，你们要想办法，打它100亿斤粮食！”
他还问道：
“你们那位地委书记，四川人，到哪里去了？”
梁如仁回答说：
“胡宏同志已调南京，在省里工作了，现在正参加全省农业大检查。”
毛泽东说：
“这样很好，一边检查，一边帮助你们干。”
是日晚9时，毛泽东离开徐州。
8月9日凌晨1时，毛泽东的专列经兖州车站，济宁地委书记高逢五、副书记兼滕县县委第一书记王吉德以及滋阳县委书记和两个村支部书记，在山东省委副秘书长谢华的带领下，登上列车。毛泽东分别问了大家的姓名、年龄、籍贯、家庭情况等。他看到王吉德挽着裤腿，腿上还有泥星，便说：
“不用问，你是农民出身。”
他从桌子上抽出一支香烟递给王吉德，问王吉德什么职务。王吉德回答说：
“我是滕县县委第一书记。”
毛泽东幽默地笑着说：
“噢！那你就是滕小国的国王了！”
大家被他的话逗笑了。毛泽东又问：
“滕小国在哪个地方？”
王吉德回答：
“在滕县城西十几里的滕城村。”
“孟子在滕小国的古迹还有没有？”
“还有，滕城有文公台，县城内有铁牌坊。”
毛泽东说：
“铁牌坊与孟子无关系。滕文公请孟子来讲学，孟子馆于上宫嘛！上宫还有没有？”
王吉德说：
“我不知道，没有注意过。”
毛泽东说：
“当地方官，都应该了解地方的历史嘛！滕县离微山湖很近，微山湖的鲤鱼是4个鼻孔知道不知道？”
王吉德说：
“不知道。”
毛泽东笑着说：
“你这个人很实在，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他看王吉德手上的烟快抽完了，就又抽出一支烟递给王吉德，问道：
“你们那里亩产多少？”
王吉德回答说：
“我们的小麦亩产227斤。”
毛泽东问：
“去年亩产多少？”
王吉德说：
“去年亩产126斤”
毛泽东点了点头，随后又问起近两年菏泽、济宁的水灾。王吉德说：
“滕县也发了大水，灾情较为严重。”
毛泽东抽了口烟，望着王吉德说：
“大水也跑到你们那里啦？”
王吉德说：
“今年淹了9万亩，去年灾大一些，淹了81万亩。”
毛泽东又问：
“你们那里有多少地？”
王吉德回答：
“210万亩土地。”
毛泽东又问了济宁地委书记高逢五济宁全区的水灾情况，接着又问王吉德：
“你们那里群众觉得办大社好，还是小社好？”
王吉德说：
“社大好些，有利于抗灾，有利于兴修水利等。我们准备搞5000户的一乡一社。”
毛泽东对于社大了好，还是社小了好？是叫“联社”、“集体农庄”，还是叫人民公社？一直在调查着，思考着。他听了王吉德的回答，便说：
“搞大一点好，可以搞五六千户万把户。”
8月9日凌晨3点，毛泽东的专列到达泰安站。泰安地委副书记李元明，地区农村工作部部长张瑞周、泰安县委副书记张海涛、泰安县十区灯塔一社社长尚立祥应召登上专列。毛泽东点着一支香烟，笑着说：
“怎么你们当中我一个也不认识？”
李元明说：
“我们都是第一次见到主席。”
毛泽东说：
“是1955年吧，我来过一趟。”
李元明说：
“那一次见主席的是地委书记刘众前等同志，现在他们都去寿张县参观去了，县委第一书记、乡党委书记也去了，还没有回来。”
毛泽东问：
“你们地区有多少县？多少户？多少人口？”
李元明说：
“共9个县，一个市，105万户，840多万人口。”
毛泽东问：
“你们想谈什么？”
李元明说：
“我们想汇报当前的工作情况，请主席做些指导。”
毛泽东说：
“你们的粮食情况怎么样？”
李元明回答：
“粮食情况比往年好得多。”
“你说说怎么个好法？”
“今年比往年增产，今年小麦亩产162斤，总产8.5亿斤，较去年增产36%多一点。”
“去年小麦产量是多少？”
张瑞周接过去回答说：
“1957年小麦亩产119斤，总产6.2亿多斤。”
毛泽东问：
“秋季怎样？能收多少？”
李元明回答：
“今年原计划全年亩产500斤，争取600斤。最近又修订为保证每亩产600斤，争取700斤，总产达到52亿多斤到60亿斤以上。从目前作物生长情况来看，完全有可能实现这个指标。”
毛泽东问：
“去年粮食产量是多少？”
李元明说：
“亩产230多斤，总产量20亿斤多一点。”
毛泽东带有怀疑的口气问：
“增产一倍以上到二倍，能达到吗？”
他把话锋一转，问起水利问题：
“你们这里有个东平湖，还有一个东平县？”
“是。”李元明回答说：“东平湖在黄河下游，是黄河泄洪的地方。”
毛泽东问：
“位山工程动工了没有？”
李元明说：
“东平湖新堤已经动员21万民工于8月5日动工，何时竣工还不清楚。”
毛泽东问：
“位山坝恐怕不像修堤那样容易，需花费较长时间。位山工程搞起来，你们有受益的没有？”
李元明说：
“东平县有两个区受益。”
毛泽东说：
“受益的还有菏泽、济宁嘛！”
李元明补充说：
“聊城地区也能受益。”
毛泽东又问：
“怎样受益？”
李元明说：
“聊城的虹吸管工程到春季缺水不能满足需要。”
毛泽东说：
“只靠位山不行，黄河要有一系列工程，如三门峡等工程都搞，作用才大。”
他又问：
“你们的水利怎样？”
李元明回答说：
“我区水利化主要靠汶河，去冬今春已在上游山区修了一些中小型水库，今冬准备在中下游再搞些大型水库，将天上落下来的水基本上控制起来。另外和地下水结合，以汶河引黄加上人造河道为骨干，整修各河道，逐渐搞成平原地区的河网化。”
毛泽东把话题转向办社问题，他问：
“合作社怎样？规模多大？”
张瑞周回答说：
“泰安地区有650多个社，平均不到300户。社的规模太小，已不适应生产大跃进的新形势。计划合并到200余个。”
李元明说：
“这是过去的计划，目前看规模仍然小一点。现在酝酿搞成一乡一社，使党、政、社合一。”
毛泽东问：
“一乡多少户？”
张海涛回答说：
“8000至一万户。”
毛泽东沉思了一下问：
“这样多的户一个社好搞吗？是否过大？”
张海涛说：
“还未定案，需要进一步研究。”
毛泽东又问了泰山的情况，他说：
“你们这里有个泰山很大，底下可能有不少铁。”
李元明说：
“泰山的西、北、东3面都已发现铁矿，只是山的前面还没有发现。”
毛泽东又问：
“你们泰安过去有个泰安府，出去不远就是泰山，到山顶有60里路吗？”
李元明说：
“没有这么远，据说约有40华里。”
毛泽东问：
“现在逛泰山的人还很多么？”
李元明说：
“过去不少，生产大跃进以来，逛山的人少多了。”
毛泽东说：
“现在少了，再过两年逛山的人就又多了。”
座谈会结束后，毛泽东的专列开往济南。
8月9日晨，专列抵达济南。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裴孟飞向毛泽东汇报了山东省的各项工作情况。毛泽东在谈话中特别强调部署各项工作必须通过群众鸣放辩论，他说：
“计划、指标不经过群众辩论，主意是你们的，辩论后，群众自己是主人了，干劲自然更足。”
他还强调领导必须多到下面去看，以便帮助基层干部总结经验，就地进行指导。
下午3时，毛泽东在省交际处一号楼会议室召集省委书记处书记夏征农、聊城地委书记朱永顺、寿张县委书记刘传友、寿张台前村支部书记刘秀印座谈。
据朱永顺回忆：“主席面带微笑，同我们一一握手。当主席握住我的手时问：
‘好面熟啊，叫什么名字？’
我说：
‘朱永顺。’
毛主席示意我们坐下。夏征农把我们一一介绍给毛主席。主席把目光先朝向夏征农同志说：‘你是省里的。’又朝向我说，‘你是地委的。’再朝向刘传友同志说，‘你是县委的。’又朝向刘秀印同志说，‘你是村里的。’接着又说，‘我是中央的。’然后主席扳着手指说：
‘中央、省、地、县、村，共5级，叫5级会议。’
大家听了主席这番话都笑了，主席也笑了。我接着对主席说：
‘主席，我这是第二次向您汇报工作了。’
主席说：
‘噢！第一次呢？’
我说第一次是1955年底在德州火车站列车上。主席说：
‘那次我从北京出发，一路上找河北、山东、江苏的几个地委书记谈了话，大家都讲了农业合作化的问题。’
主席问我：
‘你什么时候去的聊城？’
我答：
‘1956年调整区划，撤销德州，我去聊城。’
主席问：
‘聊城过去叫东昌府，是吗？’
我说，是的。主席问：
‘为什么叫东昌府？’
我说不知道。于是主席就讲了为什么叫东昌府的典故。然后又说，‘东昌府是当年梁山好汉活动的地方。’接着给我们讲述了几段梁山好汉在东昌府一带活动的历史传说。主席问刘传友：
‘寿张历史上有个张君义，九世同堂，有没有这回事？’
刘传友回答：
‘有。在寿张城东关，至今还有张公祠遗址。’
主席说：
‘寿张县，原来叫寿阳县，后来为了纪念这位张公，把寿阳县改称寿张县。’
毛主席点燃一支香烟，边抽边向我们说：
‘大家有什么好消息啊？’
我汇报了聊城地区的工作，当我谈到聊城地委在寿张县关门口村召开全地区县、区委书记参加的现场会，学习参观和推广该村大搞‘人造肥’的经验时，他打断我的话问：
‘什么？什么叫人造肥？你详细地讲一讲。’
我告诉主席，‘人造肥’是当地农民自己叫起来的，合作社在村头地边挖一定大小和深浅的土坑，将人畜粪便和田间路边的杂草、农作物秸秆掺在一起，加上一定比例的土和水，密封沤制，经过一定时间，达到变黑、发臭的程度后，便可上地。每亩地施上10多车这样的‘人造肥’，可增产粮食二三十斤，丰产田里增产更多。毛主席问我，这种肥料含些什么成分？我说没有进行过化验，我说不清楚。毛主席就给我们讲了一大段关于有机质肥料的科学知识。讲了人的粪肥含些什么成分，牲畜粪便含些什么成分，鸡鸭粪便含些什么成分，经过沤制后发生哪些变化，产出些什么新成分等等，讲完后主席说：
‘你们可以让农业科学部门化验一下。’
刘传友汇报了寿张县的工作。他‘口吃’较重，主席听得很吃力，但仍坚持倾听。大约10多分钟后，毛主席把目光转向了我，摆摆手说：
‘你！你来，你给我当翻译。’
大家都笑了，刘传友也笑了，毛主席更是笑出了声。刘秀印简单汇报了他们村大搞丰产田的情况。我们3个人汇报的中心都是围绕如何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规定的粮食指标（黄河以北亩产400斤）和棉花指标；如何按照农业八字宪法要求，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改变农业生产条件；如何大搞养猪积肥，以及如何加强防洪确保黄河和漳卫运河安全等等。主席认真地听我们的汇报，有时拿起铅笔作记录，并多次插话和提问。当汇报到打井下泉提取深层水时，主席问下泉用什么材料；当汇报到扩大东阿、齐河两县虹吸引黄灌溉面积时，主席问虹吸引黄能不能代替打井；当汇报到深翻土地、翻淤压沙、翻沙压淤改良土壤时，主席说：
‘淤土掺上沙土，就不板结了。’
当我汇报到集中产棉区临清县老赵庄黎明农业生产合作社粮棉双高产，1957年皮棉亩产73斤，粮食亩产478斤，提前实现《纲要》规定的黄河以北粮食亩产400斤指标，不但向国家贡献大量皮棉，而且做到粮食自给时，毛主席说：
‘粮棉双增产，很好。’
当我汇报到聊城地区计划扩大引黄灌溉面积，除扩大已建成的位山、艾山、官庄、南坦、王家窑、大王庙等处虹吸引黄灌溉面积外，正在突击修建东阿县位山引黄闸工程，争取当年完成第一期工程，扩大灌溉面积200万亩时，主席听了很高兴。我说这样既利用地下水，又充分利用地上水，实现了‘双保险’。主席一边点头、一边说：
‘双保险这个办法好！’
这次向毛主席汇报，共进行了1小时50分钟。”
汇报结束后，毛泽东由谭启龙、裴孟飞和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以及历城县委第一书记吕少泉陪同，视察了历城县北园农业合作社。毛泽东看到路旁的谷子长得秸秆粗壮，叶子墨绿，沉甸甸的谷穗在风中摇曳，高兴地说：
“你们的谷子长得不错嘛，我看群众的干劲不小。”
北园乡有2500多亩藕田和2100多亩稻田。毛泽东和北园乡北园社的干部们一一握手问候后，便开始视察藕田和稻田。他问北园农业社的主任李树成，水稻是什么品种，什么时间收割，亩产多少斤？李树成一一作了回答。他问到计划产量，社主任说：
“50亩高额丰产田，原来计划亩产两万斤，现在我们要争取产4万斤，过去每亩只产二三百斤。”
毛泽东越听越感到社主任的话不靠谱，就说：
“你这个人，不干就不干，一干就干大的。”
他看到路旁一些社员正在一个稻草棚里休息，用手指着问：
“他们是干什么的？”
李树成回答：
“他们就是管理试验田的社员。”
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向草棚走去。首先看见毛泽东的几个社员不约而同地喊出了声：“毛主席来了！”争先恐后从窝棚里跑出来。毛泽东已走到跟前，有些社员还没有来得及出窝棚，毛泽东便弯腰走进矮小的窝棚和社员们一一握手。社员们有些手上沾满了泥，有的忙往自己衣服上搓泥巴，有的还没来得及搓，毛泽东就把手伸过去，一把握住农民沾满泥巴的手。他抚摸着青年韩茂林的头，亲切地问他多大岁数。当韩茂林回答17岁时，毛泽东笑着说：
“你还是个娃娃呢！”
他又握着孙守法的手和蔼地问：
“你今年多大岁数啦？”
孙守法说：
“今年47岁啦。”
毛泽东勉励他说：
“那就是个技术员啰！”
他来到一株大槐树下坐下来。社主任李树成向他汇报了北园办大社的情况。汇报中，李树成向毛泽东请示规模这样大的社是叫“大社”好，还是叫“农场”或“农庄”好？毛泽东没有回答，他站起来，继续往前走去，边走边问李树成：
“怎么没有见到妇女参加劳动？”
李树成回答：
“妇女都在菜地里。”
毛泽东说：
“在我们南方，大部分都是妇女插秧。”
谭启龙向毛泽东汇报说，他们准备把北园办成一个大农场。毛泽东说：
“不要搞农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和政府合一了，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离开北园农业社，毛泽东要到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棉花试验田视察。省委办公厅立即打电话给农科院办公室说：
“中央首长要到农科院棉花试验田视察，你们要安排人向领导介绍情况。”
农科院院长和副院长棉花专家秦杰，马上通知试验田负责人曹伯强，一同到大门口迎候中央首长。
下午6时，5辆轿车一溜烟似的开到了省农业科学院的大门口，先下车的是省委第二书记谭启龙、书记处书记孟飞，以及省委办公厅的负责人和摄影记者。毛泽东从中间的车子里走了出来。秦杰等人十分激动地迎上去，欢迎毛泽东。在去看棉花试验田的路上，毛泽东问秦杰：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秦杰。”
“是秦还是陈？”
毛泽东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问。秦杰说：
“秦始皇的那个秦。”
毛泽东微笑着幽默地说：
“噢，秦始皇时代还留下你呀！”
秦杰和在场的人都被逗笑了，毛泽东又问：
“你是什么专家？”
秦杰说：
“研究棉花的，曾在浙江大学上过学。”
众人来到一块由山东省委和农科院合种的棉花试验田里，见棵棵棉杆都长得有一人高。秦杰向毛泽东汇报说：
“这70亩棉花，是几年来生长最好的一年。”
他又把毛泽东领到一块地前，指着说：
“这一亩是高产试验田，一亩4000株，每株已有五六十个棉蕾了。”
毛泽东问：
“你们估产籽棉多少斤？”
秦杰回答：
“计划是800斤。”
“能达到吗？”
“有希望，长势喜人。”
毛泽东躬下身，拨开棉棵，抓住一株棉花和秦杰一起从根部往上数着棉桃。曹伯强等人也躬身帮着数，顶部还有正开着花的花蕾。当数到64个时，毛泽东手指着上边的花蕾说：
“上边这些就不算了。很好。你们的计划有可能实现。这株棉花，个头不高可棉蕾是满的，和舒同一样，个头不高可很充实呢！”
毛泽东拿他们的省委第一书记开玩笑，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秦杰说：
“过去搞得不好，主要是今年省委负责同志亲自到这里来指导我们，才搞得这样。”
毛泽东诙谐地说：
“是应该压迫你们一下，不压迫，你们就不会上梁山。”
他又问：
“一亩4000株，还能再加密吗？”
秦杰说：
“再密就要影响通风透光，光照不足，不能高产。”
毛泽东问：
“这土地是深翻过的吗？”
秦杰回答：
“是深翻过的，是很肥沃的土地。”
“施多少肥？”
“万斤土肥，化肥120斤，是分期实施的。浇水也适时。”
“棉种呢？什么种子？”
“是培育的品种，岱字棉15号。植保治虫很及时，棉蚜、红蜘蛛也出现过，防治及时都下去了。”
“影响棉花高产的是什么？”
“目前主要是落蕾没解决，棉的花蕾可以长到80多个，落掉的约占20%至30%，如果能控制住落蕾，那产量更高了。”
毛泽东说：
“棉桃脱落是下雨的原因呢？还是其他原因？你们要研究一下为什么落桃的问题，是否研究个办法，叫它少落或不落。”
秦杰表示一定照主席说的去办。毛泽东问他：
“你们行还是农民行？”
秦杰说：
“还是农民行，我们在向农民学习。我们的小麦就没有农民最好的小麦产量高。我们打算明年超过农民。”
毛泽东很满意，说：
“那很好。你们要继续努力，力争上游。”
此时，天阴了下来，还下起了小雨。谭启龙说：
“下雨了，我们走吧。”
毛泽东向农科院众人挥手告别，由随行人员打着伞上了车，向济南市里驶去。
第二天，《人民日报》、《大众日报》均在头版头条位置上登载了毛泽东视察山东农科院的消息。
后来在11月份，毛泽东看过的这一亩试验田棉花，籽棉的实际产量是1000斤，折合皮棉350斤。毛泽东数过棉桃的那一株棉花，研究人员将它移植到温室里，第二年长了一些小的棉桃。后来，他们将这一株棉花移植在玻璃箱里，放在展览室，保存了很久很久。
再说毛泽东回到济南市区后，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济南部队司令员杨得志上将陪同，和济南部队党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见面并合影留念。长征时期做过毛泽东警卫员的陈昌奉也在场，二人久别重逢，分外亲热，谈了不少话。
毛泽东在济南停留期间，还会见了来济南参观全省小麦丰产评比展览馆的著名劳动模范、农业社的干部吕鸿宾、刘秀印、刘洪章、徐建春、刘廷茂、厉月举、张式瑞等人。毛泽东勉励他们说：
“你们干得很好，都鼓足了干劲。”
欲知毛泽东下一站到何地视察？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处理国家大事历来是未雨绸缪，经过调查研究，深思熟虑而后行。本章及前边讲到的关于人民公社的思考，便是一个典型的例证。1958年7月1日《红旗》杂志第3期发表的《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一文，概括毛泽东的谈话精神是：“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这一天，陈伯达在北京大学发表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的讲演，透露了毛泽东上述关于人民公社的构想。他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这都说明，毛泽东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是叫“联社”或“集体农庄”，还是叫人民公社？是社大了好，还是社小了好？一直都在调查着、思考着。当他看到“余江县人民消灭了血吸虫病”的消息之时，兴奋得诗兴大发，随即写出了七律二首《送瘟神》。封耀松听他吟诵的诗句，称赞说：“真好，太好了！”毛泽东却脱口而出，说道：“告诉你吧，是我们的人民公社好，太好了！”后来在8月4日至13日，他不辞劳苦，乘车南下一路视察，其中一个重要目的仍然是研究“办大社好，还是小社好？”直到他对谭启龙说：“不要搞农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说明他对人民公社的思考已经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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