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我们也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共同对付一个王八蛋。
如果有什么俄国人打中国，我今天对你讲，我们的打法是打游击，
打持久战。他要去哪里，就去哪里，让他去。”
话说1972年9月30日晚上，毛泽东召集参与中日建交工作的领导人和部分工作人员，听取汇报。在场的有周恩来、廖承志、姬鹏飞、乔冠华、章含之。章含之坐在毛泽东对面一张临时搬来的椅子上。毛泽东的情绪很好，屋里洋溢着轻松的气氛。他在听完汇报后，突然对章含之说：
“我今天要批评我的老师。章老师，你这个人没有出息。”
章含之以为毛泽东和她开玩笑，就很随便地笑着回答说：
“我从来就没出息，主席您批评吧！”
不料，毛泽东收起笑容，很认真地说：
“我说你没出息是说你好面子。你丈夫早已和你没有感情了，你为什么还不离婚？为什么还怕别人知道？”
章含之与丈夫已分居多年，她受传统观念的束缚，怕人议论，一直拖着未办离婚手续。没想到毛泽东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谈起此事，她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为好。毛泽东就如同家中的长辈一样，开导章含之说：
“婚姻不就是束缚嘛，没有感情了就要解放自己。任何死亡的婚姻，对女方都是最不利的。如果今后婚姻制度改革，改成男女双方订个契约，一定年限之后或续订或解约，那时间订得太长，也对女方不利。”
章含之见毛泽东如此关心自己的个人生活，忍不住眼睛湿润了。毛泽东见她动了情，接着说：
“你还年轻嘛，干嘛不早点解放自己？我这个老师就是太要面子，怕人家说闲话，怕什么嘛！你还怕别人在背后说你是私生子。那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孔夫子也是私生子。私生子聪明呢！”
章含之流着泪说：
“谢谢主席的关怀，您批评得对，我一定照办，一定解放自己。”
后来不久，章含之办理了离婚手续，彻底摆脱了那一段失败的婚姻。毛泽东知道后，立即派人将一筐金日成送来的大红苹果，给章含之送去，还捎去一句口信说：“祝贺章含之同志自己解放自己了。”
1972年10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夺取新的胜利》，社论中提出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继续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为革命学习业务、文化和技术。”
10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布置注释《晋书》中谢安、谢玄、桓伊、刘牢之的传记。这4个历史人物均与公元383年东晋与前秦的淝水之战有关。
淝水之战是一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东晋的胜利是和当时统治集团内部“群臣辑睦，内外同心”分不开的。执掌朝政的司徒谢安、广陵相谢玄、淮南太守桓伊、北府兵著名将领刘牢之等人，文武融洽、内部团结，虽然在军事上处于劣势，却能打败南侵的苻坚大军。
10月2日晚9时，应邀来北京的周世钊到中南海看望毛泽东，两个老朋友亲切地畅谈了3个小时。临别时，周世钊将他于8月10日写给毛泽东的一封近4000字的长信，当面交给了毛泽东。他在信中提出了8点建议，节录如次：
“窃以为理工科大学要特别重视提高教学质量，以期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同时还应恢复科技大学，适当延长其学习年限，以期提高学生的造诣。文科大学中是否可指定几个有条件的设置历史研究所（或单独设立），招收大学毕业学生中的文史学习比较有基础的入学，研究古今文史名著。……目前能胜任这种研究所的教师的老人已不多，再过几年将更难物色。因此能早为之，便利较多。至于近代史和世界史当然也更为重要。”
“青年工人、农民和学生除政治理论外没有多的书可读。窃以为五四以来一些比较好的书可以经过审查开放一部分，同时文教领导部门应组织力量编写新的读物，凡革命斗争故事、革命先进人物、战斗英雄、劳动模范、革命知识分子、好的村史、家史和一切好人好事都应以生动浅显和笔端带感情的文字写出来，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农民革命的英杰，一切好的发明家、工程技术家、艺术家、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医药家、教育家也可以一分为二地写出其有教育作用的部分。另外，还应编写一些有关农业基础知识、工业基础知识、气象常识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常识读本，以提高读者的文化科学知识。”
10月10日，联邦德国外交部长谢尔来到北京访问。
10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正式签署了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10月17日，毛泽东会见了尼泊尔首相比斯塔。
10月间，中国医学代表团访问美国，毛泽东要代表团负责人看望一下定居在纽约的顾维钧。
顾维钧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外交家，北洋政府第13位国家元首。1919年和1921年，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为维护中华民族的权益作出了贡献。1945年6月，他出席旧金山会议，参加《联合国宪章》起草工作并和董必武一起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毛泽东十分佩服他的外交才华和为人。因此，毛泽东特别嘱咐代表团负责人说：
“向顾老先生介绍大陆的情况，邀请他回大陆看看。还要告诉他，统一祖国是海峡两岸爱国人士的共同愿望。”
毛泽东还委托代表团成员林巧稚给他在“五四运动”和“驱张运动”时期的老朋友李振翩捎个口信，邀请他回国访问。
原来，李振翩在1929年去了美国，在那里深造。抗战爆发后，他回国参加抗日救亡斗争，曾多次掩护从事秘密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党员。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时曾托张维给在贵州的李振翩捎信，可惜他没有收到。1949年，李振翩重返美国，应美国国务院邀请，在国立卫生研究院工作。1956年，毛泽东问从湖南到北京开会的医学家魏曦：“李振翩在哪里？”魏曦说：“在美国。”1971年，已经成为世界上著名细菌学家、病毒学家的李振翩给毛泽东写信说：“我在美国生活多年，作为一个中国血统的人，介绍我亲身了解的美国，可能对您有参考价值。自然，我也要向美国国务卿说明我的见解。”
后来，林巧稚带着毛泽东的委托，在出席华盛顿各界的欢迎酒会时，和李振翩及其夫人汤汉志见了面，传达了毛泽东对他的问候和对他们的访华邀请。
1972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门诊部关于周恩来病情报告上批示道：
“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
在吴阶平的主持下，医疗组对周恩来的病情进行了多次检查，决定采取“电烧”的办法，争取比较好的效果。手术后不到半小时，毛泽东就要身边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吴阶平等人说：医生们做得好，感谢你们！
此后，毛泽东每次审阅周恩来的病情报告，总是非常认真仔细，特别是在因患眼疾不能亲自阅看的情况下，听工作人员读报告，更是全神贯注。工作人员读过的报告，他能记住周恩来每天的失血量和施行第几次手术等等细节。
工作人员为了让毛泽东能够及时了解、掌握周恩来的病情和治疗方案，减少不必要的周转环节，他们常常是从周恩来的住处或医院将报告直接呈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得知情况后，总是嘱咐秘书说：“快去办。”
11月12日这一天，毛泽东还在北京大学负责人周培源关于1966届全国大学毕业生工资待遇等问题的报告上作了批示。
周培源在报告中写道：1966届大学生（全国约80万人）毕业已6年之久，至今仍未转正定级，造成目前工人的工资高于同龄的大学生，许多人因此不愿再上学。鉴于我国科学文化急需加速发展，大学生还要继续培养，而且要培养质量更高的，他们的工资尤其是经济地位不能过于低。
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此事关系很大。印发政治局各同志、国务院文教组及北京市委各同志研究。请中央考虑作出决定。”
11月16日，中国同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卢森堡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11月30日，周恩来在病中审阅了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报告中写道：“会议的任务，联系外事工作的实际，以批林整风为纲，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周恩来在报告上批示道：
拟同意，请送耿飈同志会签后，再呈主席、康生（暂不送）、江青、春桥、文元、剑英、先念、登奎、德生、东兴、洪文同志批示。
周恩来
1972年12月1日，张春桥在中联部、外交部这份报告中批示道：
“送江青同志、总理再阅。”
他在这一行字下面又给周恩来写了几句话：
总理：
我不了解外事工作的全面情况，但是，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建议外事会议批林要批得全面一些，同时要讨论毛主席关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
妥否，供参考。
春桥
12月4日，江青看了周恩来和张春桥的批示后，在报告上写道：
我个人认为应该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的形左实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因为，没有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暴露不出他们来，他们还隐蔽下来，那时我们党和人民将造成很大损失。当然，天也塌不下来。
供总理参考。又及。
江青
12月5日，《人民日报》社的王若水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表示拥护周恩来批林彪极左的意见，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不同意批极左的问题。
12月5日晚，毛泽东在原马列研究院秘书长柴沫妻子王若林反映他丈夫自杀后还被除名一事的来信中，批示道：
“似不应除名。（逼死了人），还要开除吗？”
12月6日，毛泽东约见江青，要她将王若水的信转给周恩来、张春桥和姚文元，指示由他们一起找王若水谈话，解决这个问题。
江青在王若水的信上给周恩来写了几句话，尔后呈送给周恩来。她写的是：
“建议我们先谈谈，统一一下认识。否则，冒冒失失地找他们来，各说各的不好。”
周恩来在江青送来的批件上批示道：同意在政治局内部“先谈一下”。
12月8日，毛泽东向有关人员布置了《旧唐书·傅奕传》的注释工作。傅奕是唐初反对佛教的唯物主义思想家。
12月10日，中共中央在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的批语中写道：
“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指出，当前国内外形势大好，各级领导要谦虚谨慎，不要因为胜利就忘乎所以。毛主席讲了《明史·朱升传》的历史故事。明朝建国以前，朱元璋召见一位叫朱升的知识分子，问他在当时形势下应当怎么办？朱升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采纳了他的意见，取得了胜利。根据我们现在所处的国内外大好形势和我们所坚守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立场，毛主席说：我们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毛主席的这一指示，使‘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更加具体化了。”
12月10日这一天，几内亚总理贝阿沃吉率领几内亚政府代表团来华访问，要求会见毛泽东。周恩来婉言谢绝了，他说：
“冬天天气冷，主席易着凉，咳嗽。上月见了尼泊尔首相比斯塔以后，本月来的客人均未见。”
12月17日，毛泽东在游泳池住处约见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他在谈话中先从王若水的信谈起，他说：
“批极左，还是批极右？有人写信给我，此人叫王若水。我认识此人，不很高明。也读过一点马克思，参加过合二为一，一分为二，桌子的哲学……”
关于林彪的问题，毛泽东说：
“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
12月间，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爱人李淑清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刘建章无辜被捕及在狱中受到迫害的情况。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的。”
12月18日，周恩来立即给公安部、交通部和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写信，指示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他在信中写道：
“请你们联合起来办3件事。1、将刘建章保外就医。按他身体病状，或送阜外医院，或送工农兵医院，并通知其妻李淑清及其子女家属去看望刘。2、将刘建章全案结论抽出，送国务院先念、登奎同志批。3、请公安部会同卫戍区，将我在国务院刚提出过的要清查北京监狱待遇问题，再在年内做一次彻底清查。凡属毛主席指出的‘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需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并当着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容许犯人控诉。”
12月18日这一天，周恩来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致信中央政治局主管干部审查工作的纪登奎和汪东兴，说：邓小平同志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周恩来在信中还说到了毛泽东问及谭震林的近况。又说谭震林是好同志，“当时大闹怀仁堂，是因故意造成打倒一大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应该让他回来。”
这一天，周恩来又约纪登奎、汪东兴谈话，和他们面谈了此事。
12月21日，中国政府同以工党领袖惠特拉姆为新总理的澳大利亚政府发表联合公报，澳大利亚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承认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省的立场，中国和澳大利亚正式建交。
这一天，中国政府同新西兰政府签署了建交联合公报，宣布两国从1972年12月22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12月27日，纪登奎、汪东兴根据周恩来的谈话精神，拟出了一个安排邓小平、谭震林工作的报告，建议邓小平回京后仍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周恩来当即在报告上批示：谭震林安排工作的事可先办，邓小平的工作待请示过主席后再定。
12月31日，毛泽东向有关人员布置注释屈原的《天问》和柳宗元的《天对》，布置印制大字本《史记·项羽本纪》。他要求高级干部好好读点书，不要只武不文。注释《三国志·吴书·吕蒙传》亦是此意。吕蒙本是武将，因善于读书而有成：“蒙始就学，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
《天问》是战国时期楚国大诗人屈原在被放逐以后“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王逸注语）时，提出的有关宇宙、自然、历史的一系列问题的一篇奇文。
唐代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柳宗元对《天问》作了历史上唯一的回答，写出了《天对》这篇宏文。
1972年冬，李葆华的妻子田映萱写信给周恩来，反映仍然在囚禁中的丈夫的身体情况。
这封信经过胡耀邦、王震，辗转送给了周恩来。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亲自给安徽省委负责人打电话，责令立即将李葆华放出来检查身体。3天后，周恩来又打电话催问落实情况。在他的干预下，李葆华终于获释。后来，李葆华担任了贵州省委第二书记。
1973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两报一刊发表《新年献词》，强调林彪路线“是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要把批林整风这个头等大事继续抓紧抓好。”
《新年献词》中再一次提出了毛泽东“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同时强调：各级领导机构要按照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逐步完善。
自此以后，“革命委员会”内部原来意义上的革命干部、军代表、群众代表的三结合政权形式，被新的意义上的老、中、青三结合的政权形式取代了。
1月3日，毛泽东给斯诺的前夫人海伦·福斯特（笔名尼姆）写了一封回信。
海伦·福斯特是在1972年底应邀来中国访问的。她在圣诞节前夕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她说：“我是埃德加·斯诺的第一个妻子（在1949年离婚）。在三十年代，我在中国待了将近10年。我感到旧的历史阶段结束了，帝国主义完蛋了。我们全都感谢您为保持中国人民和美国的友谊的自然发展趋势而做的一切。其中之一是您1936年至1937年与两个年轻人斯诺夫妇的合作和在埃德加·斯诺后来访问时您继续同他保持私交。每一个美国人了解美中友谊的这个短短历程，并由于这种个人的经历而感到同您和同中国人民有一种特殊的关系。”“我在离开北京前往南方并去韶山之前，写这封信向您问候致意，我祝您身体健康。我回想上一次我于1937年在延安见到您的情景，自那之后我游览了陕西的万里山水，这片广阔的历史性的土地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您为这片土地制定了宏图。我不知道您是否读过我描写延安的书——1938年在上海出版的《中国红区内情》。我在同一时期还写了一本书，并且带到北京来了。自那时以来，我出版了7本书，加上6本油印的书。在尼克松访华后，这些书都再版重印了。这表明美国的政治气候变了。20年中，我未能出版新书。”
海伦·福斯特随信寄上了她的著作《革命生涯》中译本及一张斯诺在北平盔甲厂13号写作《西行漫记》时的照片。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你的信和你写的《革命生涯》一书都已收到。书写得很好，我在很久以前看过这本书。非常感谢。我祝你在回国途中一路平安。如果你想再次访问中国，你将受到欢迎。祝你新年快乐。”
不久，海伦·福斯特在长沙收到了毛泽东这封信。后来她回国后写成《重返中国》一书。她在书中说，由于她没有提出要求见毛泽东，使她失去了一生中许多机会中的一个。
1月13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1月10日到访的扎伊尔共和国总统蒙博托。
早在1960年，扎伊尔的前身刚果在卢蒙巴领导下宣布独立不久，比利时就于7月上旬派兵武装入侵刚果，并策划其代理人冲伯宣布加丹加省“独立”，组织分裂主义政府。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理卢蒙巴向联合国请求紧急军事援助，美国打着联合国旗号操纵联合国军进入刚果，勾结比利时政府和冲伯等，解除了卢蒙巴领导的国民军武装。卢蒙巴被劫持后，副总理基赞加宣布代行总理职务。中国政府宣布同基赞加合法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使节。1961年1月，卢蒙巴被杀害。1961年8月，美国支持阿杜拉成立“中央政府”，并诱迫基赞加到与台湾有“外交关系”的阿杜拉政府中任副总理。9月中旬，中国政府召回驻刚果使节，两国关系中断。1965年11月，蒙博托发动政变，担任了刚果总统。1967年5月，蒙博托创立人民革命党，自任主席。1971年10月，蒙博托宣布把刚果民主共和国改名为扎伊尔共和国，奉行“不左不右”、“积极中立”的对外政策。1972年3月及其以后，蒙博托先后通过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及中国驻几内亚大使，积极寻求同中国发展外交关系。经过半年的接触和磋商，两国代表在巴黎签署了关系正常化的联合公报，“决定自1972年11月24日起实现关系正常化。”
1月13日这天下午，身材匀称挺拔的蒙博托，头戴豹皮帽，手持象征权力的黑檀杖，一副军人风度十足的样子，带领着他的随行人员走进毛泽东的书房。毛泽东握着蒙博托的手说：
“欢迎你！”
蒙博托说：
“我为有机会同您会见感到高兴。我代表扎伊尔人民向您表示敬意。”
他见毛泽东打量着他头戴的豹皮帽子，就解释说：
“根据我们党的决定，国家领导人要戴这种豹皮帽子。”
接着，他又指着随行人员头上的豹皮帽子补充说：
“我戴的帽子是真豹皮，他们的是假豹皮。”
毛泽东风趣地说：
“豹皮，吓人啊！”
大家都笑了起来。毛泽东又与其他客人一一握手，尔后徐徐入座。毛泽东说：
“卢蒙巴，他没有来过。”
蒙博托说：
“对。他没有来得及。”
“我们支持过卢蒙巴。”毛泽东坦诚地说：“我们还支持几个，有基赞加、缪勒尔，就是不支持你。”
蒙博托说：
“让过去使我们分裂的事情一笔勾销吧。”
毛泽东说：
“历史就是历史。现在呢，两国合作了，你讲和平共处，我也没有法子反对了。”
蒙博托笑了，毛泽东也笑了。毛泽东又赞扬蒙博托说：
“我觉得你这个人办事爽快。”
蒙博托说：
“时间不等人啊！”
毛泽东说：
“处理台湾这件事快得很。”
蒙博托说：
“本不应该与他们建立外交关系，只是那时美国逼着要那样做。”
“你到中国来，比哪一个都快，只有几个星期，一个半月嘛。”
“对，只有几个星期。”
“说来就来啦，我们欢迎！”
双方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谈话。会见结束时，蒙博托赠送给毛泽东一本介绍扎伊尔艺术品的画册和一盒扎伊尔矿石样品。他解释说：
“这本画册是展现了扎伊尔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这个矿石样品是说扎伊尔有着丰富的矿产。所以，我把它们作为礼物送给您，也等于把我的祖国介绍给您。”
“好！好！这个礼品好！”
毛泽东连声夸奖着。事后，蒙博托对周恩来说：“我很欣赏毛主席坦率的性格。”后来他还说：“能够直接的而不是间接的从毛主席的智慧源泉中汲取教益。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位领袖像毛泽东主席那样具有这么丰富的生活经验、执政经验、斗争经验和胜利经验。毛泽东主席的革命斗争经历和深刻思想，使他成为世界历史的伟人。”
1973年2月1日晚，毛泽东会见越南领导人黎德寿、阮维桢。周恩来、张春桥、姬鹏飞在座。黎德寿说：
“看到毛主席身体很健壮。”
毛泽东说：
“我是虚有其表，害了一年多的病，主要是肺气管有病，还有腿关节炎。快了，要消灭了。你们跟我放点空气出去，就说我现在还可以，但是不行，有病，不要瞒着。现在我们政治局就瞒着中国人，凡是外国说我有病的，报纸上、《参考消息》上就不登。”
关于越南与美国在1973年1月27日签订的《巴黎协定》（美国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国际上的法律地位，退出越南战争），毛泽东说：
“你们过去总是讲美国人顽固得很。我看美国人不那么顽固，没有料到居然谈出这样一个《协定》，听说是美国历史上少有的，事实上承认自己失败了嘛。它顽固不下去，早已是这样。至于美国，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那个时候，我们有些朋友们不理解为什么我们要请尼克松到北京来。美国困难大得很，别的地方紧张起来了，它一定要使东方有个缓和的局面才能够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它的国内，放在欧洲和地中海。他跑到北京的目的就是这个。他们天天讲平衡，而这个世界就是不平衡，整个世界力量就是不平衡。天天讲从实力地位出发，实际上就是想跑嘛。其所以想跑，是因为在这个地方实在吃亏，再呆下去不好办，再就是别的地方紧张。现在基辛格要到河内，听说是要谈正常化。所谓正常化，是要承认你们，建立外交关系嘛。他这次先到你们那里，再到我们这里，也是要讲正常化。我们这个正常化，我也想了一想，也不那么容易啊。他这里这位老朋友就叫蒋介石，他要保他。”
在谈到签订《巴黎协定》后的越南形势时，毛泽东说：
“暂时休整一个时间，很有必要。有些左派共产党就是不赞成啊，说最好你们再打下去，没有喘息的时间。这种话，就是不好听，不好相信了。并不是不革命，哪有不革命的？停他半年、一年或者一年半就叫不革命？”
阮维桢说：
“现在确实需要有一段休整时间，解决结束美国卷入的问题，然后再回过头来解决政治问题。”
毛泽东说：
“对。只能是这样的方针，列宁从前就是这么做的。列宁那时候比你们弱得多，那时候有个人名叫托洛茨基，他反对同德国人妥协。列宁跟德国订布列斯特和约，那时候苏维埃刚取得政权，也看到德国要垮了。美国整个垮还不是眼前的事，可是阮文绍垮，那是可靠的啊。一两年之后或者什么时候，所谓一段时间，阮文绍要垮。我看将来还是多搞乡村和中小城市，让阮文绍把大城市占领了，让他被陷在那里，分散之，然后逐步吃那些大城市。”
2月4日，是农历正月初二。毛泽东问章含之：
“给行老的钱送去没有？”
章含之说：
“今年没有送。”
“为什么？”
“主席忘了，当初说定10年分期偿还，还足2万元。去年已是最后一笔，主席当年借的2万已还清了。”
毛泽东笑了笑说：
“是吗？怪我没说清楚，哪里能真的10年就停？我告诉他们马上补送！”
章含之说：
“我父亲不会收的。当初说好恭敬不如从命，只收10年嘛。”
毛泽东说：
“你也不懂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的一点补助啊！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的呢？你们那位老人家，我知道他一生无钱，又爱管闲事，散钱去帮助过许多人。他写给我的信，多半是帮助别人解决问题。有的事政府管不了，他自己掏腰包帮助了。我要是说明给他补助，他这位老先生的脾气我知道，是不会收的，所以我说是还债。你回去告诉行老，从今年开始还利息。50年的利息我也算不清应该还多少。就这样还下去，只要行老健在，这个利息是要还下去的。这个钱一直送到行老不在为止。他去世了，就停了。你们这一代要靠自己，不要靠父母的遗产。”
第二天，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这钱不能停，还要还利息！”
他派一位秘书给正在北京医院治病的章士钊送去了2000元，章士钊用颤抖的双手，接过这种特殊的弥足珍贵的礼物，激动地对家人说：
“主席想得真周到，他是要在经济上帮我，怕我钱不够用。主席怕我好面子，不肯收，故意说是还钱还利息。”
2月7日，毛泽东布置印制《三国志·魏书·张辽传》、《三国志·魏书·张郃传》和《旧唐书·李愬传》的大字本。
张辽和张郃都是曹操麾下有战功的大将，但他们原来分别是吕布、袁绍手下的人，曹操对他们不咎既往，欢迎他们弃暗投明，加以重用，为成就大业找到了得力助手。
李愬的例子更说明问题。在平定淮西军阀吴元济的战斗中，李愬克服重重阻力，争取了吴元济的大将吴秀琳和李佑；破蔡州城后，“愬不戮一人”，复吴元济部下职务“使之不疑”，攻克了长期不能解决的老大难问题。
2月17日晚上11时，周恩来和基辛格正在国宾馆会谈。周恩来突然对基辛格说：
“我告诉你一个最新消息，毛主席邀请你和他见面。你可以偕你的同事洛德先生一起去。”
基辛格一行是在2月15日来到中国的，这已经是他第5次访华了。
基辛格和洛德坐上周恩来的车子，从国宾馆沿宽阔的马路驶向市中心。此时，街道上已经没有了行人，车子很快到了天安门和人民大会堂，向左一拐，穿过红色宫墙，进入中南海，一直开到毛泽东住处的门廊下面。这里看不到有任何的警卫措施。周恩来陪同基辛格、洛德穿过一个小客厅和一条宽宽的过道，进入会客室。毛泽东迎上前去，走了几步，他说：
“走几步吧！走几步，对我很困难。”
基辛格说：
“我看主席这次比上次好得多了。”
毛泽东说：
“我看来还不错吧，可是上帝给我下了请帖了。”
基辛格问道：
“听说主席阁下在学英语呢？”
毛泽东答道：
“是啊，我只会几个单词，比如Paper tiger（纸老虎）之类的。”
他的巧妙回答，立时引得众人开怀大笑。只听他又说道：
“杜鲁门和约翰逊这两位前总统相继在两个月前去世了；随着他们的去世，美国旧的对华政策和旧的对越南政策也就被埋葬了。那个时候，你们反对我们。我们也反对你们。我们双方是敌人啊。”
基辛格说：
“是两个从前的敌人。”
“现在我们的关系说是叫做什么Friendship（友谊）。我们对外交往的一条基本原则，那就是：耍手腕占人小便宜是近视的政策，双方不应该做有损于互相信任的事情。我们都不要讲假话，也不要搞阴谋诡计。”讲到此处，毛泽东又开玩笑似地对基辛格说：“你的文件我们是不偷的。你可以故意随便放在什么地方试试看嘛。我们也不搞窃听器那一套，搞那些小动作没用，有些大动作也没有用。你的事情干得好，到处飞。你是燕子，还是鸽子？越南问题可以算是基本解决了。”
基辛格说：
“我们感觉是这样，我们现在需要一个走向平静的过渡时期。”
“我们也需要嘛。”毛泽东用手指着基辛格的座位说：“你们的总统坐在这里讲的，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Hand in Hand（手携手）。”
说着，他把两只手握在一起。基辛格则说：
“我们双方都面临同样的危险，我们可能有时不得不运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标相同。”
毛泽东说：
“这就好。只要目标相同，我们也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共同对付一个王八蛋。如果有什么俄国人打中国，我今天对你讲，我们的打法是打游击，打持久战。他要去哪里，就去哪里，让他去。”
基辛格说：
“如果进攻中国，出于我们自己的原因，我们也肯定会反对他们的。”
毛泽东说：
“实际情况是，有时我们也要批评你们一下，你们也可以批评我们一下。这就是你们的总统所说的‘思想力量’的‘影响’。你们说：‘共产党去你的吧！共产主义去你的吧！’我们就说：‘帝国主义去你的吧！’有时我们也要讲点呢，不讲不行呢。”
基辛格说：
“我认为我们双方应该忠于各自的基本原则，实际上如果双方讲同样的调子，只会使局势混乱。我对总理说过，在欧洲，你们出于自己的原则，可以讲得比我们更坚定。”
毛泽东说：
“我们希望你们跟欧洲、跟日本合作。有些事情吵吵闹闹可以，但是根本上要合作啊。你们西方历来有条政策，两次世界大战开始都是推动德国打俄国。苏联的政策是声东击西，美国不要上当。美国总有些人想把祸水向东引。”
基辛格解释说：
“推动俄国打中国不是我们的政策。因为如果在中国爆发战争对我们来说，其危险性和在欧洲爆发战争一样。”
毛泽东问道：
“是不是你们现在是推动西德跟俄国讲和，然后又推俄国向东进。我怀疑整个西方有这么一条路线。向东，主要向我们，并且向日本，也有一部分向你们，在太平洋和印度洋。”
基辛格回答说：
“我们并不赞成德国的政策。我们宁愿德国的反对党上台，德国的反对党不奉行这个政策。”
毛泽东说：
“我跟一个外国朋友谈过，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
基辛格说：
“我曾告诉过总理，你们的行动方式要比我们直截了当和英勇一些。我们有时要采用复杂的方法，这是由于国内的形势所造成的。不管公众舆论如何，我们对基本目标会有决断的。如果称霸的意图活跃起来，那么真正的危险会发展。不管哪里有这种意图，我们肯定都将予以抗衡。总统曾对主席说过，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我们本身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对别的任何人表示善意。”
毛泽东认为基辛格讲的是“老实话”。事后基辛格则评价毛泽东说：“毛泽东有压倒一切的魅力。”
这次谈话持续了近两个小时，一直到凌晨一点半钟。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毛泽东和基辛格在书房里会谈的大幅照片，并用了一个横贯全页的大标题来报道这次会见。
欲知毛泽东的外交战略如何拓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会见基辛格时说：“耍手腕占人小便宜是近视的政策，双方不应该做有损于互相信任的事情。我们都不要讲假话，也不要搞阴谋诡计。”“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Hand in Hand（手携手）”“共同对付一个王八蛋”（指苏修叛徒集团）。这就是毛泽东在处理复杂、险恶的国际关系时所展现出来的非凡个性和伟大品格，也就是基辛格所赞许的“压倒一切的魅力。”怎不叫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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