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萧条与二战之后的西方与东亚新兴工业经济体，其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多为凯恩斯主义与发展型国家理论。虽然中国在处理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时，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但它对这些关键问题的处理却有所不同。实际上，在其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实践始终有其内在的逻辑基础。
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非常接近“混合经济”，自从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正式采用“混合经济”一词以来，这个概念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同。然而，混合经济这个术语并没有抓住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本质——“制内市场”。
在前工业时代的欧洲，国家的分权结构以及国家与经济、教会和市民社会的分离，使得古典经济学也是对国家与经济之间分离的规范的辩护。而在中国的中央集权制下，由于其合法性来源于“天命”思想，而儒家思想作为道德哲学认为政府对人民具有责任，因此，在政府责任的框架内，国家和经济之间的关系是具有正当性的，经济只被看作是国家的一部分，也就是政府社会责任的一方面。也因此，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发展出经济学理论。但这并不代表中国没有经济思想。
盐铁论
汉武帝时期，通过对富人征收赋税和国家垄断盐铁等激进手段，抵御了匈奴的入侵，并完成了扩张。在这一过程中，法家既是这些政策的策划者，又是忠实的执行代理人。
但是，这也给农业生产、中小工商业和群众生活带来了某些不便与困难，特别是剥夺了地方诸侯和富商大贾的既得利益。于是盐铁官营、酒类专卖等问题，成了儒家与法家争论的焦点。
在公元前81年前夕，中国经历了两个国家建设周期，即战国时期和汉武帝时期，这是儒法国家形成的时期，儒家学者开始在国家官僚机构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国家官僚机构又是按照法家思想建立起来的。而铁盐之争，反映了一种政治形势，即由已故皇帝建立的中央集权国家仍由他的法家助手们守卫，但它面临着来自强大的地方和私人利益集团及其儒家代言人的严峻挑战。
辩论是围绕两组关键概念进行组织的，即生产和分配、国家和市场。总的来说，法家学派强调生产问题和国家在生产中的作用，而儒家学派则强调分配问题和市场在分配中的作用。
在法家学派中，在这个问题上有两个分支：以《商君书》为代表的农业分支，强调农业的重要性；以《管子》的某些部分为代表的分支更重视商业。法家鼓励商品消费，将其作为一种财富分配和保持经济活跃的方式，富人的消费主义将为穷人提供工作和生活。
相比之下，儒家学者强调分配，或称“均”。
“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大学》
对于法家学派而言，问题是如何使生产最大化，而对于儒家学者来说，问题是如何通过分配安排来实现社会稳定。为了实现他们的目标，前者强调国家，而后者更强调市场。
对于法家，所有的经济政策都应该能够为国家的财富做出贡献。因此，问题不在于经济是否为国家服务，而在于国家如何利用经济实现自己目标的工具。法家认为，在控制和规范经济活动方面，必须由国家而非私营部门发挥主导作用。法家不认为私营部门能够在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相反导致了私人竞争与百姓之间的财富不平等。因此，盐铁等关键产业必须国有化，作为公共收入的来源，因为这些产业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和劳动力动员。由此，可以将财政权力集中到中央，以对抗权力过大的贵族，同时防止富人剥削穷人。
市场必须由国家管制，由此，法家设计了“均输”制度，即提供统购统销。“均输官”负责管理整个帝国的商业贸易，防止大宗货物价格波动。
“王者塞天财，禁关市，执准守时，以轻重御民。丰年岁登，则储积以备乏绝；凶年恶岁，则行币物；流有馀而调不足也。昔禹水汤旱，百姓匮乏，或相假以接衣食。禹以历山之金，汤以庄山之铜，铸币以赎其民，而天下称仁。往者财用不足，战士或不得禄，而山东被灾，齐、赵大饥，赖均输之畜，仓廪之积，战士以奉，饥民以赈。故均输之物，府库之财，非所以贾万民而专奉兵师之用，亦所以赈困乏而备水旱之灾也。”——《盐铁论》
相比之下，儒家更重视市场的作用。他们认为，如果民生问题得到了解决，政治的运作就会顺其自然。而如果财富集中在国家手中，会阻碍个人的经济主动性，因为他们担心统治者会以国家的名义从百姓手中攫取钱财。所以，他们会反对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因为垄断会阻止个人从事私营企业。国家所有这些经济活动，都意味着国家在商业上与百姓竞争，从而在百姓中制造出贪婪和奢侈的氛围，使他们从基本的农业追求转向非基本的商业追求。儒家也强调市场的作用，但是这个市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个自由放任的市场。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湾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孟子·梁惠王上》
既然要规范市场，也就意味着要建立使国家能够主导市场的机制。集中控制和垄断造币业，就是一种平衡价格和平均分配的手段。法家希望政府使用货币作为商品流通和缓解困境的手段。
“交币通施，民事不及，物有所幷也。计本量委，民有饥者，谷有所藏也。智者有百人之功，愚者有不更本之事。人君不调，民有相万之富也。此其所以或储百年之余，或不厌糟糠也。民大富，则不可以禄使也；大强，则不可以罚威也。非散聚均利者不齐。故人主积其食，守其用，制其有余，调其不足，禁溢羡，厄利涂，然后百姓可家给人足也。”——《盐铁论》
而儒家由于他们强烈反对国家对商品的垄断，并偏好自然市场，货币和信贷的使用虽然是一种必要的恶，但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遏制。
“古者，市朝而无刁币，各以其所有易所无，抱布贸丝而已。后世即有龟贝金钱，交施之也。币数变而民滋伪。夫救伪以质，防失以礼。”——《盐铁论》
儒家认为，由中央铸造的货币，将需要过度征召人力的使用，从而导致他们无法在田地间有效耕作，所以他们反对货币经济。而法家并没有否认这些消极后果，但他们强调，必须建立新的制度来控制它们。
“俗弊更法，非务变古也，亦所以救失扶衰也。故教与俗改，弊与世易。夏后以玄贝，周人以紫石，后世或金钱刀布。物极而衰，终始之运也。故山泽无征则君臣同利，刀币无禁则奸贞并行。夫臣富则相侈，下专利则相倾也。”——《盐铁论》
两种市场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法家关注的是国家主导的政治经济，而儒家关注的是自然市场主导的政治经济。私人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前面我们提到，法家本质上是平民官员和治国专家，他们代表中央官僚集团与皇帝的利益；而儒家往往来自豪门望族或是地方上的经济和社会精英，因为只有这些精英能够付得起昂贵的教育费用，并通过学习儒家经典和获得谈论话题的资格来取得文化资本，进而再生产他们的财富和权力。
而在隋唐之后，由于科举制度成为进入官僚系统的主要途径，法家和儒家两个精英集团得以统一，并且在正统的新儒家政治经济学里，也综合了儒家和法家的两种极端立场。儒家观点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并定义了前现代中国政治经济的常态。
两种市场的概念形成于秦汉时期，在为从古至今的经济思想家和决策者提供了一个思想框架。国家主导和市场主导都是政治经济的“理想型”，所以，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很少有国家权力压倒一切的时期，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在不同的层次上存在并发挥着作用。虽然中国政治经济的理想一直是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平衡，即国家允许市场存在和发挥作用，而私营部门则接受市场的主导，但是，平衡可能会受到国家权力或其弱点的破坏，导致国家对市场进行重度干预。但是，这种国家垄断不可避免地会破坏国家权力的经济基础，造成帝国经济生活的低效。为了恢复均衡，政府往往会撤出，让市场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从中国最早的中央集权帝国开始的历史中，这种国家扩张和撤出的循环是中国政治经济中一个反复出现的特征，我们称之为“制内市场”。
制高点：国有部门和市场
我们前面提到，在西方国家与经济是分离的。虽然国家干预经济的范围在扩大，然而国家与经济之间的界限是明显的，并且是由法律和其他制度所规定的，国家本身也必须遵循市场规则。而在中国，国家和经济是不可分割的，在一定程度上国家是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经济角色。向社会提供物质产品被认为是国家职责的一方面，所以国家不仅必须组织自己的经济活动，而且必须组织市场体制。在这一意义上，国家与商人没有不同。
但是，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在大多数时间里是有限的，而且仅限于某些行业，包括盐业、铁业、纺织业等。
我们清楚，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还体现在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然而，这个角色常常被夸大。通常的看法认为，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一个强大的集权国家以动员广大民众。但这一看法是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对立了起来，事实上，虽然国家负责基础设施建设，但它并不是唯一的参与者。任何大规模的事务，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公共项目，都涉及多个层次。
国有部门和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不仅是出于国家主导的目的，而且是为了支持社会均衡。所以，在这一程度上，这些也是国家使自身与社会相联系的经济手段。在这个背景下，在国有部门或任何由国家发起的大型公共项目中，国家与社会组织是一同参与的。
国家所追求的是对社会的主导，但国家对社会的主导又是国家与社会力量之间的互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市场变得很重要，因为它是国家接触社会的最有效工具。事实上，国家往往不得不严重依赖私营部门来组织其经济活动和市场。这导致了第二层市场的形成，即国家—私营部门的伙伴关系。
中间地带
国家—私营部门伙伴关系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形成：第一，国家发起经济项目，私营部门完成任务；第二，私营部门发起项目，由国家接管，使之成为国家机构。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绝不意味着国家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国家仍然是结构性主导。
出于政治和经济理性的考虑，国家主动与私营部门结成伙伴关系。在政治理性方面，国家治理辽阔多样的领土的能力，受到了重大的地理、环境和文化因素的限制与制约，与私营企业建立伙伴关系可以提高国家的能力。在经济理性方面，国家可以通过与私营部门建立伙伴关系来大幅度降低成本。国家可以框定界限，在这个界限里，私营部门从事国家的活动，以服务于后者的目的。
这也正是中国不同于西方国家干预经济的体制之处——国家没有办法把国有部门发展成一个纯粹的经济部门。西方经济中最重要的两个方面（生产率和竞争力）在中国国有部门中被忽视了，经济效用是排在政治目标之后的。
此外，国有部门的存在是一个社会均衡的问题。国家希望利用这些私营企业，将其作为维持正常的经济生活和获得财政收益的工具，但同时担心，如果私营部门的增长不受国家的主导，那么私营部门可能威胁到它的统治。如此一来，国家就必须平衡这两个目标。从古至今，国家鼓励发展私营企业，但不能容忍有能力威胁国家的大型私营企业存在。
这两种市场发生在更大的地理区域，但除此之外，在地方一级，市场的存在没有多少国家干预，也没有多少国家-私营部门的伙伴关系。正是在这个“草根市场网络”上，增长的斯密动力形成了，并且增长是通过自由贸易和劳动分工体系来实现的。
反思
在这样一种“制内市场”体制下，中国政府有能力容纳市场，同时保持对市场的控制，利用资本主义来促进经济增长。但是，我们看到，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的矛盾依旧存在。
就近几年发生的事情来看，正如一些自由主义者的观点，中产阶级专业人士与企业家正在大量流失。他们发现，尽管国内有着增长潜力和就业机会，但生活在其中的吸引力在减弱。
制内市场有效地阻止了中国发展出一个独立的企业家阶层，而这个阶层在西方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中是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所以，中国富人在政治上是没有话语权的，这正体现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特点。对于那张马克思与马斯克的图来说，为什么一些中国人会觉得马斯克说的比马克思对，而不承认权力来源于资本，正是因为中国的情况与西方是完全不同的：钱与权分属两个群体。
在这里，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只能按下不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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