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1月20日上午，毛主席召集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和我（陶鲁笳）四个人在武汉东湖畔的住所开座谈会。原来我们都认为主席要座谈的是预定在明天，即11月21日开始的中央工作会议和相继召开六中全会的问题。谁也没有料到，当主席和蔼可亲地招呼我们在客厅坐定之后，一开头却说:
“今天找你们来谈谈陈寿的《三国志》。”
他习惯地拿起一根烟，一折两截，把一截放在桌上，一截插进烟嘴，点燃后轻轻吸了一口，然后问大家:
“你们都看过这部书吗?”
柯庆施首先回答:“看过。还看过《三国演义》呢。”
毛主席侧身坐在座椅上向我们环顾了一下说道:“不过，《三国演义》是小说，《三国志》是史书，二者不可等同视之。若说生动形象，当然要推演义;若论真实性，就是说更接近历史真实，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就不如陈寿的《三国志》啰!比如，旧戏里诸葛亮是须生，而周瑜是小生，然诸葛亮比周瑜年纪大。这可能是来源于演义，然而《三国志》上记载周瑜死才三十六岁,那时诸葛亮才三十岁，即比周瑜小六岁。”
这时李井泉插话说:“书中那么多人物、事物，看过就忘了，不如主席记得那么清楚。”
主席说，为什么记不清楚呢?要想记得清楚，看书就得讲究方法，读书的方法无非两条，第一条要学会用联系的方法看书中的人物、事件;第二条要学会当评论员。
在这次座谈会10天之前，即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主席说:
“把商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在这次座谈会上，他详细地谈了自己对这三位历史人物的评价。
谈到曹操，毛主席说，你们读《三国演义》和《三国志》注意了没有，这本书对曹操的评价是不同的。座中有的同志说，一个是贬，一个是褒。主席说，是的。《三国演义》是把曹操看作奸臣来描写的；而《三国志》是把曹操看作历史的正面人物来叙述的，而且说曹操是天下大乱时期出现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可是因为《三国演义》又通俗又生动，所以看的人多，加上旧戏上演三国戏都是按《三国演义》为蓝本编造的。所以曹操在旧戏舞台上就是一个白脸奸臣。这一点可以说在我国是妇孺皆知的。毛主席说到这里，愤愤不平地说，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两千年也要翻。他实事求是地评价曹操说:“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抑制豪强，实行屯田，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和发展，是有功的。说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这个冤案要翻。"
谈到纣王，毛主席说，史书上把纣王描写得像一个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坏人。太过分了。连孟夫子也为他抱不平地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桀纣之恶未有如此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均归焉。”纣王宠妲己、剖比干心，这两件坏事，使他得到了一个大暴君的恶名，于是天下之恶就都归到纣王头上了。似乎他什么好事都没有做。其实纣王这个人聪明善辩，能武能文。他打起仗来是很有英雄气概的。商朝晚期，江淮之间的夷人强盛起来，威胁商朝，纣王的父辈曾几次对东夷用兵，得了些胜利，但没有打退东夷向商朝的扩张和侵犯。纣王当政后亲率大军东征夷人。打了一场空前的大胜仗，俘虏了“亿兆夷人”,由此打退了东夷的扩张，保卫了商朝在东南方的安全。而且纣王尚武重文，他对东南的经营，使中原文化逐渐发展到了东南，这对我国历史是有贡献的。毛主席说，商朝就是做生意的意思，它标志着商朝已开始有了商品交易，到纣王时已成为当时最富强的、文化最高的奴隶制国家。
毛主席说，纣王亡国的教训，一是对周文王、周武王励精图治、吸收商人文化、促进周族社会的发展，积极准备推翻商朝的统治，完全丧失了警惕性。根本不听商朝大贵族微子、箕子和王子比干的反复进谏。结果，比干被杀，箕子被囚为奴,微子见势不妙逃走了。纣王陷入了众叛亲离的绝境。一是纣王不会做俘虏工作，把大量战俘集中于京城附近;而周人在纣王的战俘中却做了内线工作。当周武王率领的大军距商都70里的地方，商王宫廷才得到消息，赶忙停止为欢庆胜利而举行的歌舞和酒宴，开始讨论应敌的对策。这时商朝的主力军还远在东南战场，一时征调不回来，纣王只得把大量东夷战俘武装起来开向前线。结果，战俘纷纷起义，掉转矛头，配合周军进攻商纣。纣王见大势已去，登鹿台自焚而死“纣克东夷而殒其身”，这就是商朝的结局，纣王的悲剧。
谈到秦始皇，毛主席说，人们从书中得知，秦始皇有焚书坑儒的恶行，因此把他看作是大暴君、大坏人。焚书坑儒当然是坏事，它把蓬蓬勃勃发展起来的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给挫折了。但我们对什么事都应当有分析，秦始皇并不是不问什么书都焚，也不是不问什么儒都坑。他焚的是“以古非今”的书，坑的是孟子一派的儒，其实只有460人。孟子主张“法先王”，所以孟子一派的书是“以古非今”的。而荀子一派则相反，主张“法后王”，推行法家一派的学说。秦始皇是主张“法后王”，反对“法先王”的。所以，他并不坑荀子一派的儒，也不焚荀子一派的书。秦始皇“以古非今者族”的主张值得赞赏。当然，我并不赞成秦始皇的滥杀人。当时，要由奴隶制国家转变为封建制国家，不实行专政是不行的。但对孟子一派采取焚书坑儒的办法，太过火了。政治上要实行专政，文化上要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我们现在就是这样。这一条秦始皇是办不到的。说秦始皇没有做过一件好事，太武断了。秦始皇第一个统一了中国，统一了原来各国的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字，变分封制为郡县制。这些事关中华民族兴盛的大事，能说不是好事吗?秦始皇还在陕西关中开凿了有名的郑国渠，300余里，可灌溉农田四万余顷，直接于生产有益，于人民有益。秦国也因此富强起来，终于把六国吞并了。能说这不是好事吗?
秦始皇是一个大独裁者，有些历史学家这样说不是没有道理的。毛主席认为，对于这一点也应该有分析。秦始皇有独裁的一面，也有高度集中统一领导的一面,二者有区别又有联系。后者在秦始皇吞并六国、统一中国的过程中，是他取得成功的一个积极因素。秦始皇当全局的情况看准之后，他善于调动各方面的力量集中到主攻方向上来，而且在实行主攻任务的时候，有很大的决心，很大的气魄，很顽强的毅力，敢于力排众议，不听那一套动摇军心的话。
在1959年4月上海会议上，毛主席针对当时工作中存在的分散主义，本位主义、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情况，提出:要学习和借鉴秦始皇善于集中力量于主攻方向，同时要学会走群众路线。也就是把集中统一的领导和群众路线统一起来。毛主席说，不利于群众的事情就是不利于国家，没有什么有利于群众而不利于国家的事。秦始皇并不是没有过错，给秦始皇翻案，要看到他还有重大的过错历史上的秦始皇搞专制独裁，同群众路线是根本对立的。现在我们需要的是走群众路线的“秦始皇”。一方面领导上不要给人乱戴帽子，允许保留意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一方面领导要以身作则，提倡作自我批评。这样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经过不同意见的争论，在这个基础上集中起来，这是革命的“秦始皇”，集中统一就有了群众基础。
为什么秦朝在秦始皇死后，不到三年就灭亡了?古来许多政治家、历史家做过多方面的研究。毛主席对汉朝贾谊的《过秦论》最为赞赏。他说，贾谊是政治家、历史家，他写的《过秦论》是以人民力量和人民的向背为基本立足点，来观察国家兴衰、帝王成败的。所以，《过秦论》最后的一句话概括秦朝速亡的原因是:“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对人民施行暴政，丧失民心。这是值得后世吸取的深刻教训。
毛主席对三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的评说，具体生动地体现了他提倡读历史书要用“联系”和当“评论员”的两条方法。所谓“联系”，按照辩证法，各种事物都有对立的两个侧面，“联系”就是对立的两个侧面的联系，而不是什么无缘无故的联系。如前所述，毛主席针对工作中存在着的分散主义，要求高级领导干部像秦始皇那样善于调动各方面的力量集中到主攻方向上来，以加强集中统一的领导。而集中统一的领导和分散主义在一个领导体系内是对立的两个侧面，它们在一定条件下，能够相互转化。这就是毛主席用“联系”的方法读史用史的例证之一。毛主席对三位历史人物的评论，说明他当“评论员”站得高，看得远，不囿于已有的历史结论，而有自己独立思考的独到见解。
总之，毛主席提倡的“联系”和当“评论员”的读书方法，二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只有“联系”才能拓宽视野，有所比较，学以致用;只有当“评论员”才能有分析、有鉴别、有结论。离开了“评论”的联系，就缺乏灵魂;离开了“联系”的评论就没有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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