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毛主席和王明的合影：高矮不只是个头上 -

毛主席做人过得硬，不管是对党内的同志，还是对党外的朋友，哪怕是对蒋介石，对王明这样的人，老人家也是站在中华民族根本利益角度，站在全人类的角度考虑的，所以老人家的想法说法做法，那是经得起推敲的，是完全可以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的道器变通。

　李克勤（jixuie）题记：人们在描述毛主席的时候，经常会说“伟岸的身躯，宽阔的胸膛”。的确，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人民之大幸，所以人民群众往往用最美的语言来描述自己的伟大领袖。不过这里要强调指出，并不是说那些个子不高的人，就一定不怎么样。作为一个人来说，自己的个头是父母给的，是不能选择的。但把毛主席和王明的合影拿出来一看，自然就会直观反应出高矮的概念，进而联想在道层面，毛主席的思想境界远远比王明高。说到底，毛主席做人过得硬。而王明这个人在做人上的确很差劲。在中央苏区王明控制的人对毛主席十分不礼貌不尊重，后来毛主席宽宏大量，没有计较什么个人恩怨，还在党的七大上积极做工作把王明选为中央委员，在“八大”上，尽管王明已经去了苏联，还是依然选陈绍禹（王明）为中央委员。但是，王明在苏修那里，却极不道德，搞了一大推污蔑毛主席的说法，还写成了书，此人极不地道。他的那些说法当然也是说不通的。

　　1937年底王明从苏联回国后和毛主席的合影

　　王明瞧不起毛泽东造成了历史的闹剧

　　毛主席到达陕北后的留影

　　1931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成为实际的领导者，他的那一套“左”倾路线造成的危害，归纳为一条，就是排斥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从而最终葬送了整个中央苏区。

　　这是历史的悲剧。

　　后来王明的右倾错误再次造成了历史悲剧。

　　1937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国共两党再度携手合作。为避免中共“独立自主”搞得太离谱，斯大林决定派“熟悉国际形势”的王明回国。

　　行前，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特意会见王明。并叮嘱王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不要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同时提醒王明“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

　　可是，这次回国，王明依然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瞧不起毛泽东的毛病不仅不改变，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这张图片看得出，一排中间的王明颇有领袖派头。有意思的是，毛主席站在后排最右边，一个人穿着大衣，颇为与众不同。

　　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和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一再反对洛川会议以来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不点名地批评了毛主席。

　　他说：“我们党虽然没有人破坏国共合作，但有同志对统一战线不了解，是要破坏统一战线的”，“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要使人家一到特区，便感觉特区是中华民国的组成部分”。

　　当时，毛主席虽然赞成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但他认为不能过分相信国民党，必须时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靠自己的发展壮大来巩固统一战线，只有我们自己壮大了，国民党才不敢破坏统一战线；同时也只有我们自己壮大了，也才能真正团结小资产阶级，扩大统一战线。从后来的事实来看，毛主席的这种主张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当时由于王明手握共产国际指示的尚方宝剑，因此他的这种右倾思想一度在党内占了上风。这就给全党带来了很大的思想混乱，一些党的高级干部也深受其影响，导致毛主席的一些正确主张未能得到贯彻。

　　王明“一切经过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是道层面的问题，传统说法就叫“右倾”，把不是朋友的人，当做朋友对待。也就是缺乏警惕性。

　　大革命时期，我党出现过这个问题，导致412反革命政变后大革命失败。

　　王明在抗日战争时期是第二次右倾思想占上风，导致后来皖南事变后的悲剧发生。

　　不过这次幸亏有毛主席还在领导位置上，尽管王明占上风，但毛主席还是及时纠正了王明的错误。

　　毛主席通过领导延安整风，解决道层面的根本性问题，让大批同志觉悟。

　　在延安整风时，毛主席曾说：“十二月会议上有老实人受欺骗，做了自我批评，以为自己错了”，“而我是孤立的”，“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

　　但当时毛主席不温不火，静观其变。

　　张国焘曾经就王明刚从苏联回国时的表现，曾回忆说：“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与方法。 ”

　　张国焘说王明是“无经验的小伙子”，这一语道破天机。

　　我们再看毛主席应对时局，可谓经验老道。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前，毛主席就对国民党存有戒心，曾经制订过一个大胆的先发制人的计划，打算派15万精兵打到国民党后方去，但是这个计划被共产国际否定了。这件事深刻反映了中共与共产国际的重大意见分歧，同时也强烈刺激了毛主席。他认为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有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了解经过10年反共的蒋介石”。他并由此加深了对苏维埃后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战初期右倾错误的认识，指出：“左”和右看似两个极端，实际“两极相通”，都根源于一个思想方法，即不了解中国具体实际或不能揭示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的主观主义。

　　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他决心尽快改变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从实质上摆脱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干预。

　　皖南事变发生不久，毛主席就提醒周恩来，今后对苏联人的话，“不可不听，又不可尽听”。但他认为只向周恩来一个人交代还不够，还必须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使全党在思想根源上破除将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和教条化的氛围。

　　毛主席后来就解释说：“整风实际上是整苏联的风，是批判斯大林和第三国际的错误。 ”

　　建国初期，周总理曾经语重心长地对青年团员说：“毛主席使普遍的真理具体化，实现在中国土壤上的时候，并不是说，定出办法来就算了，不管大家懂不懂，接受不接受，说做就由几个人孤立地去做。不是这样的。毛主席总是再三再四地舌敝唇焦地讲，反复地讲，使这个真理为大家接受，变成了力量。所以要想把领导者的觉悟、领导者的智慧变成群众的力量，需要经过教育的过程，说服的过程，有时需要经过等待的过程，等待群众的觉悟。毛主席当着他的意见没有被大家接受时，他就等待，有机会他就又讲，又教育，又说服。”

　　毛主席的超一流经验，就在于他善于悟道，不仅感悟马克思之道，而且感悟马克思主义传播之道。

　　感悟马克思之道，使得他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

　　感悟马克思主义传播之道，使得他成为中国人民的伟大导师。

　　这两个感悟之后，他创造性的将悟出来的道，器化为中国式的思想理论体系，让普通中国人也能想得通，让普通党员干部也能说得通，他的道器变通——使得他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人民军队，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

　　王明之流，在道层面的问题在于，把经历等同于甚至超越于经验，似乎没有外国的经历，就感悟不了外国的经验，这简直就是机械唯物主义，否认人的认识的能动性。

　　毛主席道层面的想法，这是那些自以为喝过洋墨水的王明之流所无法达到的高度。

　　毛主席必然会被正直正派的人所接受所拥戴

　　任弼时是（留苏）海归派里较早觉悟毛主席之道的领导人

　　任弼时1904年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今属汨罗市）塾塘乡唐家桥，1920年暑假，经毛泽东介绍，从长郡中学毕业的任弼时赴俄勤工俭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道路。1921--1924年在苏联学习，因此他属于王明那一批留苏的“海归派”，因此在1931年1月由共产国际米夫及王明主导的，在上海召开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此前弼时同志从苏联回国以后，曾经领导团中央工作，先后担任组织部长、总书记。1926年他离开上海去苏联参加少共国际代表大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从苏联回国来到武汉。这时毛泽东正在武汉主持农讲所工作，他们一起做了许多交流，一同参加了八七会议。

　　1931年3月任弼时率中共中央代表团赴江西苏区，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12月任苏区中央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及党校校长。开始的时候，任弼时对毛主席在中央苏区的搞法也不理解，也批判过，后来博古来了之后，从实践中弼时同志逐渐觉悟了。因而他也受到排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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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古他们1933年将任弼时调离中央，临行前他来和毛主席告别

　　2、任弼时在处理我党与共产国际关系上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1933年任弼时担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湘赣军区政治委员。五次反围剿失败后，1934年8月奉命率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突围西征，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路，任中共中央随军代表、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就在这一年10月底，他率领红六军团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汇合之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共同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任红二军团政治委员。11月底出任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1935年11月与贺龙等一起，率领红二、红六军团突围长征。

　　1936年7月在四川甘孜与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会合。接着，根据中央军委命令，以红二、红六军团及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任政治委员。作为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领导人，弼时同志坚定地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坚决维护党的团结，同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作斗争，力促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

　　长征途中，二四方面会合时，由于通讯不便，任弼时贺龙还不知道张国焘分裂党的行径。不过弼时同志凭着共产党员的党性，凭着一个正直正派人的直觉，发现张国焘有些不对劲。他首先到正在红四方面军并且当时受张国焘排挤的朱德总司令那里，深夜长谈，较详细地了解了张国焘的罪恶行径，并坚决表示说：“我不同意张国焘那一套!”

　　一天，张国焘派人送来一批内有攻击党中央及红一方面军北上是“逃跑”的文件，其中还指名道姓地诽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内容。对此，弼时同志明确表态：不准进行反中央的宣传，送来的材料一律不准下发。文件材料保留一份，其余的全部烧掉。他气愤地说：“张国焘，你要反党中央，反毛泽东，你算个什么党员，算什么老党员！”

　　在红二、四方面军的干部会上，当张国焘公开诋毁毛泽东同志时，任弼时义正词严警告说：“我们二方面军的同志，很多是从井冈山来的。对毛主席是有感情的，你如果强迫他们反对毛主席，他们就要翻脸，他们是不认识你的！”

　　任弼时和朱德一道一方面严厉地批评张国焘的错误，同时又严肃而耐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任弼时找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干部谈心，宣传团结统一和北上抗日的重要意义，广大指战员逐渐觉悟，张国焘孤立了。最后，张国焘只得表示北上。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胜利会师，中国革命揭开了历史性崭新的一页，同月任弼时任中国抗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12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红军改变成八路军。1937年秋，任弼时随八路军总部东进抗日前线，在政治方面负总责。1938年2月27日，担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的任弼时从前线回来，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确定任弼时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这是因为，共产国际代表王明1937年11月14日从苏联经迪化回到延安回来后，以“国际路线”代表自居，对党中央的工作横加指责，反对毛泽东和党中央制定的抗日战争方针。任弼时在中共核心工作，是党制定抗日方针的参与者。他又在苏联学习过，懂俄语，是赴共产国际的最佳人选。毛泽东和政治局提议，请任弼时去共产国际汇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