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是遵义会议以前党的领导人，在党的领导人的位置上干了四年。1935年红军开始长征，在长征中的遵义会议上，毛主席被推举为党的领导人。王明下台的理由是他的极“左倾”思想和作风，尤其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指挥，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红军长征是被迫的。对王明，毛主席在其著作第五卷中的评价如下：
一、王明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他本人对他所犯的严重错误以及给党的事业造成的重大损失，王明没有意识到，或是意识的不够充分，或是根本不承认。
1956年8月30日，毛主席在《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一文中谈及犯错误的同志时专门提及王明，文中写到：在七次大会的时候，特别是王明，为了应付起见，写了一个书面声明，承认中央路线正确，承认七大政治报告，愿意服从大会的决定。但是，后头我跟他谈话，他又翻了，他忘记那个东西了。他回去一想，第二天又说，我写过一个东西，是承认了错误的。我说，你那个时候承认，如果现在不承认了，你也可以撤回去。他又不撤回去。后头，在二中全会上，我们希望他讲一讲他自己的错误，但是他讲别的东西，只讲我们这些人怎么好怎么好。我们说，你这些话可以不讲，你讲一讲你王明有些什么错误，他不干。他答应在二中全会以后写反省。但是后头他又说，他有病，用不得脑筋，一动手写，他那个病就来了。也许他是故意这样，那也难说。他一直害病，这次大会也不能出席。是不是选举他呢?还有李立三同志选不选?谅解李立三的人比较多一些，谅解王明的人就比较少。像小平同志讲的，我们如果选举他们，意义还是跟七次大会选举他们一样。七次大会的时候，就有很多代表不愿意选他们(不仅是王明，还有相当几个同志)。当时我们说，如果采取这个方针，我们就要犯错误。我们不选举犯错误的人。
为什么叫做我们就要犯错误呢?因为那是照他们的办法办事。他们的办法，就是不管你是真犯错误，假犯错误，一经宣布你是机会主义，就不要了。如果我们也照这样办，我们就是走他们的路线，就是走王明路线，或者立三路线。这样的事情不干，让我们走王明路线、立三路线，不干。他们搞的党内关系就是那样一种关系，对犯过错误的，或者跟他们作过斗争的，骂过他们是机会主义的，他们都不要。他们把自己封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后头一查，他们是百分之百的机会主义，而我们这些被他们封为“机会主义者”的，倒是多少有点马克思主义。
二、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所犯的错误是全国著名，全世界著名的，让王明继续进入党的“八大”的中央委员，对于改造全国广大的小资产阶级比较容易些。
毛主席深知，中国是个小资产阶级群众广大的国家，党所领导的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将群众广大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改造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应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意识。
1956年8月30日，毛主席在《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一文中又写道：王明、李立三犯路线错误，要选他们当中央委员，结果就要正确的人或者犯小错误的人空出两个位置来，让他们登台。这样的安排是不是世界上最不公道的呢?从这一点看，那是很不公道的:你看，正确的或者犯小错误的人要把位置让给那个犯大错误的人，这是很明显的不公道。这里头没有什么公道，如果这样来比，应该承认，是所谓正确不如错误，小错误不如大错误。但是，从另外一点看，就不是这样。他们犯路线错误是全国著名、全世界著名的，选举他们的道理就是他们出了名。你有什么办法呀，他们是出了名的，你那个不犯错误的和犯小错误的名声没有他们大。在我们这个有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国家，他们是旗帜。选举他们，许多人就会这么说:共产党还是等待他们的，宁可让出两个位置来给他们，以便他们好改正错误。他们改不改是另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很小，只是他们两个人。问题是我们这个社会有这么多小资产阶级，我们党内有这么多小资产阶级动摇分子，知识分子中间有许多这样动摇的人，他们要看这个榜样。他们看到这两面旗帜还在，他们就舒服了，他们就睡得着觉了，他们就高兴了。你把这两面旗帜一倒，他们就恐慌了。所以，不是王明、李立三改不改的问题，他们改或者不改关系不大，关系大的是党内成百万容易动摇的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成份，特别是知识分子，看我们对王明、李立三是怎样一种态度。正如我们在土地改革中间对待富农一样，我们不动富农，中农就安心。如果我们“八大”对他们两位采取的态度还是同“七大”的态度一样，那我们党就可以得到一种利益，得到一种好处，就是对于改造全国广大的小资产阶级比较容易些。这在全世界也有影响。在外国对犯错误的人采取我们这个态度的很少，可以说没有。
三、坏事是有两重性，一重是坏，一重是好，让王明在“八大”当中央委员。就是让一个坏人起着反面教员的好作用。
1957年1月27日，毛主席在《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文写道：坏事有两重性，一重是坏，一重是好。这一点，现在很多同志还不清楚。坏事里头包含着好的因素。把坏人坏事只看成坏，是片面地形而上学地观察问题，不是辩证地观察问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坏人坏事一方面是坏，另一方面有好作用。比如，像王明这样的坏人，就起着反面教员的好作用。同样，好事里头也包含着坏的因素。比如，解放以后七年来的大胜利，特别是去年这一年的大胜利，使有些同志脑筋膨胀，骄傲起来了，突然来了个少数人闹事，就感到出乎意料之外。
以上是毛主席对王明的说法。
本人认可毛主席对王明的评说和作法，尤其是“反面教员”的说法和作法，中国太需要了。
《红楼梦》中，刘姥姥第二次入贾府（第一次得了不少好处，第二次是有备而来，为了获得更大的好处），第一次入大观园，为了让贾母高兴，让大观园中的公子、小姐、众丫头、婆子们高兴，刻意戴满一头的大红花取悦贾府众人，大家看刘姥姥这一妆扮，除大笑痛快之外，另还获得个启示：就是贾府里的五等丫鬟也不会戴花戴满头的，刘姥姥就是戴花戴满头的反面教材。戴一头的大红花，只好笑，一点不美。
现在流行微信群、朋友圈，群中、圈中人的价值观有差异，甚至是差异极大。有些建群者（一般称群主）则将“闹事”、“偏激”者踢出群，本人认为大可不必。学习毛主席的态度和作法，让这样的人在群中当反面教员嘛，有这样的反面教员做镜子，大家可时时提醒自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我们中国人长期不信教，无宗教信仰的传统，现在除了信钱，几乎不信任何思想，自律、自醒、自悟、自知意识和能力严重不足。
没有神和伟大思想的指引，“反面教员”对我们该是个有用的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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