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想写一篇讨论莫言及其背后现象的文一直没动笔，最近以微博上一位中V起诉莫言为开端，又掀起一轮口水仗，正好聊一聊。起诉者的理由是“莫言利用小说诋毁、丑化八路军、丑化中国人民并美化日本侵略者”，这几年关于莫言小说中这方面倾向的讨论已经很多了，这确实是事实，没什么辩解的空间。
问题是说不好听的，这种事情长期以来，尤其是在反英烈法出台之前，多数都是没什么后果的，何况是莫言这种以严肃文学创作的名义塞私货的行为，社会给予的容忍度会比普通人高几层楼。所以这场起诉事件无非最后又是一地鸡毛，给夹总贡献了流量。
国内改开后的一些当代作家，比如莫言这种，在我的学生时代曾经给我带来很大的困惑。大概从我们80后这代上学开始，学校和家长都会有意识的给学生打一些文学基础，各种中小学生课外名著套装开始变得非常流行。后来想想，起码在我那个时候，这类名著套装的选择真的是帮学生避了坑，以20世纪以前的西方名著和中国古典、近代及民国名著为主，20世纪以后的西方名著尽量避开过于现代晦涩的，国内80年代以后的文学作品则鲜有出现。如果在中学时代扎实的通读完，能在各方面打下非常良好的基础。
那会对能接触到的一些当代作家的书好奇，想要翻看总被告知“这是大人看的”。当时心里是不解的，觉得不说学校推荐的那些名著了，武侠小说我都看了，这有什么不能看的，同学们还在小书店租松柏生寻秦记之类的小黄文呢。后来我才明白，比起那些当代作家的作品，寻秦记这类都可以算是“儿童文学”。
初二那年接触新概念作文大赛和《萌芽》杂志，开始在上面了解到现代/后现代之类的文学概念，高中后混迹于萌芽论坛和北大中文论坛，被一些前辈带着粗浅窥见了一些西方现代后现代文学及哲学思潮的轮廓。当时论坛里的前辈们提起中国当代一些作家，多有不屑之词，认为绝大部分都属二流水平。
这不全然是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外国月亮就是圆的心理，也是我那时的困惑。王小波曾说过一句话，大意是中国最好的文笔都在翻译作品里。单从文笔来说，这话其实有所偏颇，很多文学爱好者并不会认同。但相信每一个没有先入为主观念的文学爱好者在阅读一定数量的国内当代“严肃文学”之后，对比20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学经典，都会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割裂。
不说被文青们成天挂在嘴边的乔伊斯卡尔维诺昆德拉，长期被欧洲人认为没文化的美国，二战后也有品钦，卡佛这些巨匠。同样都有着“纯文学”的标签，你看完能获得的东西和莫言们能给你的完全不同。
比如，大家都知道像莫言这种魔幻现实主义模仿者也好，当年的先锋文学作家群也好，贾平凹陈忠实之类的乡土文学派也好，都喜欢不厌其烦的写下三路和屎尿屁。作为文学作品写这些东西其实没有问题，问题是，比如看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屎尿屁和性描写之外，就算你看不懂到底在写什么，对历史军事物理工程高数心理政治等等元素旁征博引光怪陆离式的使用，以及全篇对“熵”的讨论，也能让你直观感受到到底什么叫后现代，什么是后现代精神危机。《百年孤独》也有频繁的性描写，但没人会因为这些描写而忽视书中传达的拉美式的宿命悲剧，以及拉美人民不断革命抗争，摆脱“百年孤独”的努力中蕴含的愤怒和倔强。
那么，我国这些当代作家，他们在书里塞了一堆屎尿屁下三路之后是为了给你看什么？来来回回的“那三年”，“那十年”，“那几十年”，搞什么拷问人性，伤痕反思，历史原罪，以莫言为代表大搞“审丑文学”。
文学创作中当然有审丑一说，问题是纯文学这个标签始终是跟美学的内核相关联的，审丑最终还是为了让人们感受到什么是美。文青们最爱的昆德拉和村上，你中学时看他们书中的性描写，对你的精神健康并不会有什么影响，你会情不自禁的对男女之情产生悸动和向往，因为这些作家创作的根本是追求美。
反观莫言这些，原始粗鄙的描写配合他小说想表达的主题，你只会觉得人性真恶心，欲望真恶心，被强迫看到莫言所谓的“自我之丑”（其实是专指中国人之丑）。看他们写的东西会让一个对两性之事最好奇的高中生都瞬间下头。这就是为什么这种东西是大人看的，反而《寻秦记》都可以算儿童文学。
你说他文字造诣高，我不否认，但能从这种文字中获得快感，感受到美的，大概要么对自己出身的这个民族和社会恨到了极处，要么就是长期被文学圈的话语权力规训到失了智。（这里就不贴一些作品的原文了，能不能发出来先不说，是真的有碍瞻观，想了解的自己搜吧）
写性都只会在屎坑里打滚，更别说让他们写现代性，甚至超验性的东西。要知道在西方来说，首先发现和探讨现代和后现代危机的其实是文学家们，他们在作品中以超验性的方式窥见哲学还来不及思索的问题，为持续至今的西方思想危机做出启示。这让当时的我非常困惑，为什么人家的顶级作家写的东西会是那样的，而我们的这些顶级作家写的东西就只有这？如果只是单纯的文学层次不够其实也没什么，但像莫言这样，把我们的生活描写成猪圈，把我们的革命史写成地主伤痕史，这种东西到底为什么会被人推崇？
那个年代我很难找到合适的人探讨这些问题，那时候正是互联网刚发展，网络上一片牛鬼蛇神，谣言段子满天飞的时期。高中历史课上，有的老师都会拿“七十年过去了还有多少人知道XXX”之类的网络段子当历史给学生讲，听的愤怒的几个同学只能下课之后背着骂几句。
在网上也是如此，当时跟我聊的比较投机的一位萌芽论坛女版主，属于那时候的典型文青，喜欢管常凯申叫校长，提到主席就要攻击。她喜欢萨特，却不知道萨特和波伏娃当年来中国访问过，别人对她指出萨特的政治立场后她就像世界观崩塌，我们几次争吵都是因为这类事情。这让我当时就蒙生以后有能力了一定要在网上狠狠骂一骂这些祸害年轻人思想的文人公知的想法。
后来随着视野继续拓展，我逐渐明白了莫言们背后的问题。改开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坛，始终是一场高不成低不就的“模仿”，就是到了现在，文坛大咖们还在“致敬”马尔克斯（《炸裂志》，《应物兄》等）。拉美文学代表之一胡里奥·科塔萨尔有一个影响力巨大的短篇《南方高速》，到现在余华还在告诉他的学生们要多看这篇小说。故事讲述了上世纪60年代通往巴黎高速上的一场大堵车过程中形形色色的人物事件，以及堵车这一在当时还属于稀少的事件对“日常生活”概念带来的冲击。
莫言当年看到《南方高速》后非常激动，写了一篇模仿致敬的《售棉大路》，故事内容变成暴雨困在卖棉花路上的几位村民之间相互争斗又相互帮扶的故事。
这是莫言出道的标志性作品，此时作品里还没多少后来那种灰暗扭曲的色调，可以代表一种中国作家模仿西方现代文学的代表性模式。
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出来这种模仿的问题在哪。科塔萨尔作为描写“日常生活”的大师，在60年代写“堵车”其实是对未来日常生活困境的一种寓言。要知道小汽车时代带来的频繁堵车已经是七八十年代之后了。对比起来，卖棉花的村民因为暴雨被困在路上导致争斗这种事情没有没有么可供讨论的前瞻性，反而预示了莫言今后的创作怪圈——不断钻回前现代，钻进人性最底层。到后来的作品，《售棉大路》中朴实的劳动者形象也就被淹溺于莫言的变态性审丑泥坑里。
先锋文学在八十年代的短暂辉煌也是一场失败的模仿。七八十年代剧烈社会变革中产生的思想和叙事体系断层，伴随着改开后西方各种现代后现代文学作品的大量涌入，一群自觉或不自觉对“那几十年”思想矫枉过正的文学青年在毫无文化融入和哲学体验的基础上，直接跳进了后现代叙事的大坑。面对后现代花样繁多的语言技巧和叙事结构，文学青年们顶礼膜拜追随模仿，这种态度，看余华对博尔赫斯“四倍的子弹”的推崇即可见一斑。
那么问题来了，先锋作家们竭力模仿的现代后现代文学，是伴随着西方20世纪各种哲学思潮出现的，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去中心化，反宏大叙事等等。这些思潮的出现，又和西方整个二十世纪的社会发展密不可分，从早期工业化的高歌猛进，到两次大战对理性的撕裂，冷战的意识形态枷锁和后工业时代的混乱颓废等等，每个时代都有相对应的哲思。可以说后现代文学创作与西方的社会状态和哲学思想密不可分。在这种基础上作品就有了足够的深度。
然而回头看我们的先锋作家，别说他们没有经过相对应的哲学思潮的洗礼，连相对应的社会状态都没体验过。彼时的中国别说后工业时代，离完成工业化还差着好大一截。在这个基础上，他们的创作也就没有经历足够的个人体验和哲学思索，而是直接对各位现代后现代名家们进行模仿。
这种无根之萍，浮皮潦草式的模仿，可能在语言风格，叙事技巧上的确够“先锋”，但在思想深度上，一没有超验的预见性，二没有哲学探索，理想追求更谈不上，有的只是个人的混乱呓语和歇斯底里。没有足够的现实土壤和思想沉淀，在用光了技巧之后自然无以为续。
这里不是要把中国文坛一杆子打死，莫言也好先锋作家也好，80年代后的中国文坛也不是只有这些东西，不说还有王小波这种文坛外高手，中国的作家本来也没必要一定要追求西方文学的轨迹。茅盾文学奖虽然日常被吐槽含金量，但只给莫言问题相对较少的《蛙》颁过奖也能说明一些问题。
12年莫言获诺奖的消息传来时我的心情现在回想起来很复杂，一方面觉得泛恶心，另一方面又觉得应该高兴，当时还不成熟，还有些“不管怎么样中国终于有个文学奖了”的庸俗想法。我想这种心态不独我有，恐怕是自八十年代以来很多国人每每看到中国文化从业者通过贬低自己迎合西方的方式拿奖时，都会有的不得不硬着头皮陪笑的复杂心情吧。
李敖在采访时曾说要出卖你的祖国才有机会得诺奖，这话也不是完全客观。慕帕克，马哈福兹这些边缘国家的大师可以纯凭文学水准就摘得桂冠。但对当年的苏东集团，诺奖确实存在很大的政治针对性。对中国方面，都说当年老舍不死有机会得奖，也有人说沈从文，或者王小波活的再久些如何。但现实没有分岔，瑞典文学院给莫言颁奖词中毫不遮掩的羞辱性说明了一切。
后来我想明白了，莫言得了诺奖固然不是什么真能让人高兴的事情，但其实也不用多在乎。当年韩寒骂文坛说了一句“什么坛到最后都是祭坛，什么圈到最后都是花圈”，事情往往就是这么回事。感谢出版业和互联网，新世纪之后的学生在学校推荐名著读物外，开始被各种青春文学和初代网文占据阅读时间。当年一些家长们视青春文学为洪水猛兽，其实后来看青春文学的出现是好事。
学生们开始觉得《三重门》幼稚，就会自发的去找《围城》来看，郭敬明看腻了就会想看些更高级的爱情和魔幻。哪怕是看《那小子真帅》，好歹能了解一下东亚资本主义发达社会的生活文化呢。反过来说，你是个家长，你会希望你的孩子看《丰乳肥臀》这种书么？
时代的发展就在于新的媒介和内容形态自然而然地斩断了莫言们在年轻一代中继续繁殖的渠道，等到信息时代到来后，年轻人们已经实现开眼看世界，这时候莫言们就算还不断被人捡起，也没那么容易对年轻人洗脑了。
即使纯文学领域，老一辈们也早不该再把着位置又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了。不说当今年轻群体有多不理解刘慈欣马伯庸这些作家为什么不能获得严肃文学奖项，就算是搞严肃，学西方，老一辈跟新一代作家相比，很多时候只有年龄是优势。那一代模仿西方，严格来说主要模仿的就那几位，成长于七八十年代的他们在阅读和思考的广度与深入和新一代天然没法相比。
举个例子，80后东北作家蒋峰，第四届新概念一等奖得主，21岁出道长篇《维以不永伤》尽管也模仿了科塔萨尔的《跳房子》，但各种技巧的运用水平极为惊艳，参加新概念时文学阅读广度就已相当可观。这代作家不光有文学阅读广度，很多也涉猎了哲学社会学历史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这一代作家身上少有河殇时代那种腐朽的气息。
当然，文学圈子还是有很多问题的。这次起诉莫言事件就可以看出，很多资深爱好者尽管比普通人更清楚莫言问题在哪，但面对圈外人指责，还是会拿所谓严肃文学的使命之类的说辞为莫言辩护，不允许别人进行批评。
文学爱好者们总是喜欢自命不凡的，看小说在这里绝不仅是消遣，总是能上升到灵魂的洗涤。对个人的心灵体验来说，文学有这个功能，但对社会来说，这个功能早已不存在了。国内的严肃文学是个糟糕的概念，莫言这一代人的很多作品，一不讲事实逻辑，二不讲理论，历史素养没有，哲学素养没有，各种现代性的知识体系没有，到底哪里严肃？严肃文学圈子高高在上的时代应该结束了。
改开至今已过去四十余年，很多人还是没走出当年被发达西方震慑而产生的精神ED，而莫言们仍然在享受着文坛体系带来的名利，这场早该发生的批判姗姗来迟。但莫言这一代的退场也是注定的，互联网原住民一代的精神世界之广阔，和他们相比就像现代人和清朝人的区别。
从文学创作来说，莫言这些作品都是他的创作自由，但他绝对没有以严肃之名用私货绑架大众认知的权力。当代需要的药方是哲学科学社会学等各领域的突破，唯独不需要这些被供养起来的遗老自命社会良心，用过时的文字指手划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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