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本文为英国历史学家汤普森所创作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的书评。在原书中，试图突破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审视英国工人阶级的诞生背景和形成过程。期待本文能在阶级观点上为广大读者同志提供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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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尽管与作为“正统”的苏联马克主义学派的许多观点有所冲突，但无疑依旧属于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范畴。此书分析的基础依旧是阶级分析，推动历史进步的根本力量依旧是阶级斗争。作为马克思主义著作，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其关注的重点不再是经济基础，转而关注作为上层建筑一部分的文化部分。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其本质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历史关系，并一直处于运动状态，它无法停止，因此也无法选取某一特定时刻来进行分析。人所处的生产关系位置不同，人的利益也不同，而阶级是人在生产关系的变动中产生的。但这个抽象的概念并不能被人直接感受到。我们想象一下，如果要对某一团体形成认同，首先必然是创造一组主体与客体，诸如：“黑人和白人”或“斯大林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其次，便是身边有一群情况相近的人，分享着同样的经历与社会关系。人若要形成对阶级的认同便要通过阶级觉悟这一存在于人脑中的文化观念来实现，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均属于阶级觉悟的范畴。
但在某些“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仿佛违反了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在许多后人的著作中：类似于“阶级”的关系（比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被视为一个“东西”。这种观点将本应流动的“关系”冻结成了“东西”，仿佛人们只要满足某些条件，他们脑海中便自动蹦出相应的观念（诸如阶级、民族等等）。但显然，无论是对民族还是对阶级的认同，都不是在某一时间适时的冒出来，人们的观念，往往是落后于生产关系的变动，且这种认同是自我成长的，他不像病人躺在整形医生的手术台上那样让人随意塑造。
不得不说，上述粗暴的处理手法，符合部分人对列宁先锋队理论的刻板印象。在革命运动中（或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先锋队对参与革命各阶级（或参与经济建设的各阶级）的领导是绝对的，先锋队与各个阶级的关系，正如上面医生和病人的关系那样。将“关系”视为“东西”的手段，是先锋队理论的必要前提，且好处多多。它有利于迅速培养干部，有利于维持先锋队的统一，建立起一套严密的组织，从而从根本上保证革命的成功，但同时也是个巨大的陷阱。它让人民噤声，最终走向腐朽与衰落。
并且群众中自我成长出来的意识，即使没有发声渠道，也会以另一种手段爆发出来，正如书中所提到的诸如：卢德运动、激进运动，抑或是十月革命前夕的七月事件，实际上都是群众自我意识的宣泄。倾听人民之声，虽是窃窃私语，但也铿锵!
事物不会因改变名称而改变它本身，无论理论家们将阶级被视作什么，它终究是一段时间内一群人的共同故事。脱离时间和人，得到的被成为是“阶级”的物终究是一串数字或教材中的抽象符号。最后，在正式开始前，虽然说这是一本彼此相关的论文集，并非首尾相接的叙述文，但实际上依旧能够形成上下衔接关系。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考察了工业革命前存留的传统，以及英格兰雅各宾派的活动，第二部分回到客观因素，从经济地位上变化开始逐渐向工人的亲身经历扩散，还谈及了劳动纪律的成长过程。第三部分，则书写了相对成熟的工人阶级的活动。出于篇幅原因，本文将着重呈现工人阶级的诞生和发展过程。
第一部分主要书写的是英国工业革命前所残留的传统，这些传统在后来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将留存下的传统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非国教传统，其次，是由人民中各种模糊观念结合而成的“关于天生权力”的思想，最后，18世纪英国的“下层民众”中存着一个“幽灵”，一种若有若无的传统。
非国教传统，提供了自由主义的基础，因为其组成成分极为复杂，其中包含着许多互相冲突的思想和神学倾向。教派互相冲突，争夺有限的信徒。他们将自治权贯彻彻底，甚至认为哪怕是教堂间的联合也是违背上帝的意志。然其中亦有特例，诸如卫斯理宗偏离了非国教组织去中心化的传统，要求信徒严守纪律，不与教外人结婚，视教外世界为“撒旦王国”，反对地方自治，方便他们的牧师实现对信徒直接控制。
这种中心化和封闭化倾向，首先让下层人群学到了建立严密组织的本领。卫斯理宗成为了激进主义和工会运动组织者的养育所，间接助长了劳动人民的自信心理和组织能力。封闭化的倾向，我认为则为最初的阶级意识提供了生长的土壤。卫斯理宗的早期历史中，还有一种民主的精神正在形成，这种精神，在关于俗人能否当教士以及团体内部的自治问题的讨论中都有所体现。林肯主教看到了组织化的民众，拥有推翻教会、国家的力量。
非国教传统是引发英国雅各宾拍宣传鼓动的诸多因素之一，但无论如何，只有卫斯理宗和非国教传统的共同作用，才产生了民主、反专制的因素。激进因子是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随后将目光放到下层民众中，尝试在他们的生活中体现那些“若有若无”的传统。认为，采用有产阶级的视角，无法准确地观察社会，在处理有产阶级留存下的资料时，不能受他们的偏见影响，无论是过分贬低还是褒奖都是对历史的扭曲。
早期工人阶级运动受到两种“亚政治”传统的影响，首先是骚乱与暴民现象，其次是关于英国人“与生俱有的权力”观念。在骚乱中，人民对犯罪态度持久不变，一些法典中被认定为犯罪的行为，在“民众法典”中却无法可依。法律受到仇视。有些“暴乱”在民众眼中是正义的行为，这里给“暴乱”加上引号，是因为这类词经常遭到历史学家的滥用，不肯作进一步的分析，或者显示对它的方案（用来映射因抢劫的欲望造成的犯罪因素）。“暴乱”按照发起人可分为两种，一是大众自发的直接行动；二是群众之“上”或之外的敌人故意利用群众作为一种压力工具。第一种拥有传统认可的合法性，在这种“暴乱”中面包价格是指示器，因食品而起的“骚乱”被普遍视为正义之举，领导者也被视为英雄，旧的家长制道德经济学使这些大众行动具有合法性，这是新与旧的对抗，这种对抗并不单单表现在上层，更是表现在底层的直接行动。在一个“暴动”中也可能存在革命群众与受操控的暴徒共同存在的情况。在一次次“暴乱”中，一批处于演变中的工人阶级被早就出来，并逐渐激发出自我意识，逐渐倾向维护大众自由。
英国人拥有与生俱来的权力，无论上下，英国人在某些方面上达成共识。财产安全、不受外国支配、摆脱专制主义、某种限度的思想、言论和信仰自由等权力。这种自由意识深刻影响着社会，常备军乃至警察被敌视。与生俱来的权力在后文还将提及，《人权论》在这片土壤中生长出来，作为英国工人运动的奠基之作，其进一步否定君主制和世袭原则，自由之树从这里长出。
战争和政府的高压加速了工人思想的激进化，工人阶级正是在反对《两项法案》的行动中走向真正的舞台。这里以信奉雅各宾主义的伦敦通讯协会为例，证明了阶级能够对自我进行政治教育。瑟尔沃而将政治教育与时事品论相结合，且将雅各宾主义发展到了社会主义和革命主义的边缘。雅各宾主义传统在英国传播的最深远意义也许在于，打破了不在“成员无数”中进行鼓动的禁忌。
了解遗留的传统后，那么什么造就了他们的共同生活？工人阶级由谁组成？本书进入了第二部分。
经济基础依旧决定着生产关系，新的机器崔生了新的社会关系、社会文化。但是工人阶级不是随着蒸汽机+棉纺织厂的建立而凭空出现的，更不是工厂用某种混沌人类原料，从而在另一端生产出的“新人类”。因工业革命而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并非作用于不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物上，而是作用于生而自由的英国人身上，这些人并非白纸，他们在历史上受到潘恩和卫斯理宗的训练，拥有自己的记忆，相信人人平等的观念，工人阶级不断吸纳新人，另一方面也被新人塑造。它被别人形成，同时也在形成自己。因为工业革命和战争，工人阶级同时面对经济与文化的双重剥削这两种剥削程度均在增强，且在反抗剥削的斗争中，总是面对雇主和国家的双重镇压，从这里，工人阶级形成了共同的意识，战争和“进步”为他们提供了相同的敌人，他们分享着共同的生活的同时，也分享着共同命运。
这样，如果仅从生活水平、工资收入等量化的方法来了解这群人，便显得有些奇特了，仅从这些角度出发我们无法还原工人阶级生活，对工人生活的研究，不应仅局限于可计量的范畴中，更应深入到工人的生活中，毕竟工资水平提高，吃穿住行的绝对值看上去更好，并不意味着工人觉得自己幸福。
工人阶级由谁组成？的答案是：农业工人、手工工匠和织工。在原书中，细致考察了这三种人的工作和生活状况，受限于篇幅，这里不过多介绍。
下一章则简述了一些影响工人生活水平的因素，吃饭和居住，总体上看是上升的但实际上是下降的。从吃上看，仅从数量出发，工人仿佛吃的更好了，但是实际上量的增加并不意味着质也在增加。土豆、烈酒、茶叶、低档荤食取代了原本经常出现在工人你餐桌上的面包、啤酒和牛排。小麦、啤酒和牛排对工人来说其价值不仅在于吃，更多的是一种体面的代表。烈酒与茶叶消费量增加进一步从侧面说明劳动时间增长和饮食缺乏。国民财富增加了的同时，“平均”的工人却仍然在接近于维持生存的水平上生活。居住方面，因为人口的急剧增长，给社会带来了较大问题，虽然任何工业化都会面对这个问题，但英国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加剧了这种情况。在生活上，汤普森并不认为整体人口的爆炸，是工人阶级生活改善的证据。工人阶级的婴儿死亡率被中等阶级和贵族的婴儿儿童死亡率所掩盖，统治阶级撒的谎，无法改变事实。最后，童工不能称作是问题，他们本身就是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的组成部分。儿童很早的便参与家庭劳动。家庭手工业制度的家庭经济在工厂制中保留下来，但工厂制对儿童造成极大伤害。因为工厂制让儿童在没有家庭补偿的情况下保留了家庭工业制度中最坏的特征——单调的劳动和残暴的命令。无论如何，这种对儿童如此程度的剥削是英国历史上最可耻的事情之一。
卫斯理宗所扮演的作用，是一种内在强制，作为工头纪律和机器纪律的补充。他帮助人们适应机器的纪律，上帝作为监工，让人们自愿去劳动，这里宗教的鸦片角色，扮演得十分完美。卫斯理宗将服从纪律与剥削均合理化了，工人为了天上的安排，而忽视了现世的幸福。
工人的面貌发生了极大变化，工人变得更加适应新的规矩，更顺从于“时钟”的生产不掉，不那么随心所欲，甚至爱好都发生了改变，他们的目光从激烈的体育活动转移开来，转而醉心于一些恬静的爱好。属于工业革命的生活正从旧生活的废墟上建立起来。但仍然处于建设中，这种生活是一个处于过渡阶段，19世纪初的工人群体，并不盲从于家长制或卫斯理宗，他们最终展现的面貌是有意识的工人阶级自己的选择。他们虽被塑造，但对自己的面貌有最终决定权。互助思潮成长起来，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成为工业地区的主要观念，自尊和政治意识使得19世纪的工人不同于18世纪的暴民。最后是爱尔兰人，作为移民的爱尔兰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背井离乡，无依无靠，正因如此他们是西欧最廉价的劳动力，这支力量补充了英格兰劳动力的不足，为雇主提供了最佳组合。爱尔兰人还与英国的激进主义力量形成同盟。背井离乡的人们，在许多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廉价劳工，他们拿着最低的工资干最累的活，实际上与其说爱尔兰人的性格使得他们适合干体力劳动，倒不如说他们没得选。作为来自落后地区的人，他们的在传统生活消逝过程中所感受到的痛苦，可能远比本土人民来的多。但不管怎样，“芸芸众生”从来不是受益者，他们失去的远比得到的少得多。他们似乎永远被囚禁于劳动中，即使付出最大努力，也无法摆脱工作至死的命运。工艺的更新速度远比人要快，机器的纪律逼迫工人放弃传统的生活习惯，在人们中间激起不满，在不满中，是正在成长中的工人群众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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