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学习与批判》1976年第6期，是石隶实、曹思峰。
在埃及首都开罗的郊外，奔腾的尼罗河畔，矗立着一座座金字塔。它造型奇特，底宽顶尖，就像汉字中的"金"字。金字塔是古代埃及奴隶主头子——法老的坟墓，是千万奴隶血汗劳动的结晶。它向我们揭示了奴隶们创造历史的真理，也形象地描绘了阶级社会中由层层等级叠砌而成的社会结构。
马克思、恩格斯说过：“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共产党宣言》)
人们划分为等级，是阶级社会的社会现象，等级制是剥削阶级的统治制度。但是，等级和等级制并不是人类社会固有的历史现象。
在原始社会里，没有阶级，也没有等级。原始社会的后期，随着原始公社的瓦解，人类向阶级社会过渡，才出现等级和等级制的萌芽。等级和等级制，是人类从无阶级社会向阶级社会转变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出现的，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让我们从中国历史上看看等级制是怎么回事吧。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
奴隶制社会第一次把人类分裂为奴隶主和奴隶两大对抗阶级，同时也第一次划分了森严的等级，建立了等级制形式的阶级统治。在我国商代和周代的奴隶制社会中，高踞在社会顶端的是最大的奴隶主贵族——“王”或“天子”，以下是各级奴隶主，压在最底层的是千百万奴隶。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左传》上有这样的记载，“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與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
奴隶社会最基本的等级是奴隶和奴隶主两个对抗的阶级。列宁指出：“阶级同时也是一些特别的等级。”(《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
奴隶主和奴隶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既是等级也是阶级的鸿沟。在上面的十等人中，士以上是占据统治地位的奴隶主阶级，皂以下是被统治的平民和奴隶阶级。以这个鸿沟为界，奴隶主作威作福，锦衣肉食；奴隶做牛做马，日夜操劳。奴隶主活着，奴隶要受他们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甚至被随意屠杀，奴隶主死了，奴隶还要殉葬。奴隶社会的等级差别是建立在残酷的阶级统治基础上的。
奴隶主阶级内部的等级也十分森严。由于占有的奴隶和其他物质财富的多少不等，也由于血缘宗法关系的亲疏远近不同，奴隶主之间政治权力的大小和社会地位的高低都有差别，形成为不同的等级。商代的王、侯、甸、男、卫、邦伯，就是当时奴隶主贵族的等级。
西周是奴隶制社会的鼎盛时期，奴隶制等级制也发展到高峰。奴隶主内部都划分为天子、诸侯、卿、大夫和士，诸侯又分为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再各分上中下三等。等级制度支配着从国家的政治制度到婚丧嫁娶、衣食住行等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
据《周礼》、《仪礼》记载，天子的帽子——“冕”，前后各垂十二串白玉珠，诸侯的“冕”九串，上大夫七串，下大夫五串。士只许戴一顶兽皮做的皮弁。天子和诸侯中的公可以穿衮龙袍，但天子龙袍上的龙上仰，公的龙袍上的龙下俯。侯、伯的袍子只能绣锦鸡，子、男绣老虎和猴子，卿、大夫只能绣一种图案。
奴隶主贵族在祭祀或宴享时“列鼎而食”，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各级奴隶主的菜单也不一样，天子吃的珍肴有一百二十种，诸侯、上大夫只有几十种。吃的是大鱼大肉，因此称“肉食者”。大夫以上吃精白米，他们的子弟被称为“膏粱子弟”。士以下就只能吃小米。
其他诸如住房子，坐车子，都有具体的等级规定。生前讲等级，死后也讲等级。不仅坟墓的大小，葬仪的格式要讲等级，杀殉奴隶也要讲等级。天子、诸侯杀殉，多的几百，少的几十；大夫、将军杀殉，多的几十，少的几人。奴隶制的等级制就建立在千千万万奴隶的白骨堆上。
孔老二不是喜欢侈谈“礼治”吗？“礼治”就是西周奴隶制王朝制订的一整套，以等级制为核心的“礼乐”制度。它实质上就是残暴的奴隶主专政。奴隶主阶级通过“礼治”确立和维护整个奴隶主阶级对奴隶阶级的等级统治，调节各级奴隶主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保护大奴隶主们的利益。
“制礼作乐”的大奴隶主周公说：“天子祭祖宗用了殷礼，就能分辨尊卑贵贱的等级。”一个名叫过的奴隶主贵族公开说：“没有礼，上下尊卑的等级关系就颠倒了，怎能保证长远的统治呢？”
各级奴隶主必须严格遵守“礼"的规定，做到“礼仪卒度”、“维其有章”。谁敢于破坏“礼"规定的等级制，就等于破坏了奴隶制统治，就是大逆不道。因此，即使奴隶主改革派的政治家也不敢违礼。
春秋时，齐国下卿管仲奉齐桓公之命出使周王室。周襄王因为管仲“尊王攘夷”有功，想破格用上卿的礼仪款待管仲。管仲说：“您用上卿的礼接待了我这个下卿，齐国还有两个上卿，他们要是来朝见天子，该用哪一级礼仪接待呢？”坚持按照自己的等级身份接受了下卿的礼。这叫做“名位不同，礼亦异数”。谁要是不顾等级身份，乱闯乱撞，最少也得挨一顿臭骂。
公元前五八五年，郑伯到晋国去见晋伯。郑伯同晋伯同级，按规定，双方互献见面礼的地点应在两楹中间，不能多跨或少跨一步。郑伯想讨好晋伯，献礼心切，手抱礼物匆匆地走偏了一点，旁人想阻止也来不及。事后只听到一片骂声，“该死的郑伯，国君当不长了！”
春秋战国时代，随着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奴隶和新兴地主阶级不断起来造反，出现了“君不君，臣不臣”的“礼崩乐坏”的局面，意味着奴隶制等级制正在土崩瓦解。而以孔丘、孟轲为代表的儒家，是奴隶制等级制的极其顽固的维护者。
孔老二对奴隶和新兴地主阶级破坏和混淆贵贱等级的一切言行都深恶痛绝。季氏无视天子、诸侯的等级，舞八佾、祭泰山，他叫嚣：“是可忍，孰不可忍！”卫国大夫仲叔立了战功，卫君允许他奏诸侯音乐，用诸侯马饰，孔丘就乱发议论：“天子、诸侯的器(等级特权)和名(名号)怎能给人？这不等于亡国吗？”他鼓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论，就是要维护奴隶制的等级制。他要“克己复礼”，就是要复辟奴隶制等级制的统治。
到了“礼治”已基本破坏的战国时期，作为齐国三卿之一的孟轲还做着复辟奴隶制等级制的迷梦，大力鼓吹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次和君、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的六等位置，企图永远保持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地位。但是，奴隶制等级制作为奴隶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必然随着奴隶社会经济基础的瓦解而瓦解，复辟狂的任何叫嚷谩骂，都挽救不了奴隶制等级制必然崩溃的历史命运。
“屠狗与贩缯，突起定倾危”
新兴地主阶级为了革奴隶主阶级的命，建立封建制度，就要冲破奴隶社会等级观念的束缚，擢用本阶级的代表人物，还不太讲究等级和等级观念。
秦始皇身为国君，却能和法家尉缭同饮食共起居；在朝廷上，大臣博士可以随便发表意见。他用人也不论门第，不讲资格。秦王朝的丞相李斯，原来不过是上蔡的一个布衣。十二岁的“儿童团员”甘罗，资历可谓浅矣，却位在许多老头子之上，当了上卿。
汉高祖刘邦在起兵反对赵高复辟政权以前，是个小小的亭长；手下的文臣武将，除张良是个贵族外，其余多是狱卒、骑将、卒史出身，陈平、王陵、陆贾、郦商、郦食其、夏侯婴出身平民，娄敬赶大车，灌婴贩丝绸，周勃给死人吹喇叭混饭吃，刘邦的连襟樊哙还是杀狗的屠夫。
“屠狗与贩缯，突起定倾危”(李商隐)，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等级低的被统治者，必然起来造等级高的反动统治者的反。正是这些原来社会地位较低的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在农民起义的基础上粉碎了奴隶制复辟，建立了封建中央集权国家。如果讲等级，论资格，那刘邦们就一辈子也出不了头了。
地主阶级代替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是用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也就是用一种等级制度代替另一种等级制度。地主阶级的剥削阶级本质，是不可能废除等级制的。
地主阶级的秦王朝，从商鞅变法时起，就实行了二十等爵制，第一级到第四级是士，第五到第九级是大夫，第十到第十八级相当于卿，十九、二十级则可称诸侯。爵位大小与官的大小大致相当，享有的封建特权也不一样。
汉承秦制，刘邦建立汉王朝不久，除了继续实行二十等爵制外，还叫叔孙通制礼作乐、立朝仪，把文臣武将们吓得连头也不敢抬。
但是，在封建社会初期，由于存在着奴隶制复辟的危险，因此，地主阶级的封建等级观念还并不那么浓厚。汉文帝有一次乘着四匹马拉的华丽的车子到名将周亚夫驻军的细柳营去劳军，一进营门，士兵就过来干涉，说是军营不得驰骋，汉文帝只好下来跟在车旁慢慢地走。
周亚夫见了汉文帝，说自己甲胄在身，不行跪拜礼，只能行军礼。这样做法，看起来好像有点冒犯了皇帝的尊严，但汉文帝不以为怒，反而很高兴，着实把周亚夫夸奖了一通。汉武帝在建立封建大一统国家过程中，“方征讨四夷”，也“不暇留意礼文之事”。他起用奴隶出身的卫青做大将军，提拔布衣公孙弘做宰相，还设立十三部刺史，规定俸禄六百石的刺史可以“以卑临尊”，劾查二千石以上大官的罪行。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
地主阶级从不太强调等级观念，到重视等级观念有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是同地主阶级从革命阶级转变为反动阶级，由尊法反儒转变为崇儒反法的过程紧密相连的。
鲁迅说得好，地主阶级在暴发以后，“便即文雅起来：雅号也有了；身份也高了；家谱也修了，还要寻一个始祖，不是名儒便是名臣。从此化为“上等人”。(鲁迅：《坟·论“他妈的！”》)
西汉末期以后，在儒家路线统治下，在地主阶级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大官僚大地主的特权阶层——世家大族。每个世家大族有自己的大庄园，在庄园里从事生产劳动的是千万个佃客和奴婢，他们是社会上最低的一级，没有人身自由。世家大族享有政治经济的各种特权，形成了世袭等级制。正如鲁迅指出：他们的子弟“承祖宗余荫；以旧业骄人”，只要是“华胄世业，子弟便易于得官”。(《坟·论“他妈的！”》)
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打窟窿”，就是世袭等级制的写照。东汉杨震，官至太尉，儿子杨秉、孙子杨赐、重孙杨彪都做到太尉，四代三公。东汉末年的大军阀袁绍也出身于“四世居三公位”的贵族世家。至于中、小地主，在地主阶级内部享受的经济和政治特权相对较少，称为庶族地主。
世族地主为了将自己的特权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在魏晋时期实行了“九品中正制”。这个制度，以祖宗“家世”品定等级，把地主阶级分成上、中、下三等，每等又各分三级，共九级。三品以上是“上品”，可以世世代代做大官；四品以下是“下品”，永远只能当小官。这就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这个制度是维护世族大官们的利益的。这些人只要血统高贵，“即使是一个酒囊饭袋，也还是不失为清品”。(《坟·论“他妈的！”》)
当时就有人说，“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意思说，世族子弟挂了著作郎的虚衔，每天坐车到办公地点连车也不下，只报个到就算了事，做了书郎官，常常请病假，连赋诗答策也雇人代替。他们虽然是一些典型的寄生虫，但是因为等级高，照样可以高官厚禄，人家奈何他不得。
不同的等级有着不同的特权和社会地位，它们之间从政治地位到婚丧嫁娶，都有非常森严的界限。南朝宋武帝时，路太后的侄孙、庶族出身的路琼之，想结交世族王僧达，特地穿上华丽的衣服，驾起考究的马车去拜访王僧达。王僧达毫不领情，面孔一板，大骂路琼之是“门下驺人”，叫人把他赶走，还把他没坐热的椅子烧掉，因为世族不能再坐庶族坐过的椅子，原来屁股也得分等级。
路太后闻讯大怒，要宋武帝惩办王僧达。谁知宋武帝大不以为然，说：“路琼之自己不好，谁叫他去登世族门呢？”由于世家大族在社会上拥有强大的势力，连皇帝也不愿违背上下品等级的界限，身为“国母”的太后也拗不过“士庶之别，实为天隔”的规矩。
为了防止庶族地主通过联姻来提高自己的等级，世族地主在婚嫁问题上特别强调要“门当户对”，不让庶族钻空子。北魏名门大族崔巨伦的姐姐瞎了一只跟，世族中找不到老公，崔家想降低身价，把她嫁给庶族。崔巨伦的姑姑听到说：“不行！世族女怎能嫁给庶族？！”不惜牺牲，叫自己儿子娶了她。
官僚·等级·台阶
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壁垒森严的门阀等级制度，只能加剧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以及地主阶级内部世族地主和庶族地主的矛盾。在一系列农民起义的打击下，特别是隋末农民大起义的扫荡，世家大族迅速地衰落了。刘禹锡的诗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王、谢是东晋和南朝著名大族)，便是这种情景的真实写照。
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庶族地主力量的壮大，封建等级制度也要随之发生变化。“唐以后，自夸族望的风气渐渐消除”(《坟·论“他妈的！”》)。
唐初重修“氏族志”，修撰者把旧的世家大族崔氏放在第一等，唐太宗把他骂了一顿，明确指出以后不能只论几代以前祖上的情况，要按照今天官爵的高下作为等级。“氏族志”重新改写，把皇族李姓放在第一位。这件事表明，旧的世家大族地位下降了，功臣新贵和庶族地主的地位提高了，封建官僚等级制日益完备。
通过科举制度推行官僚制，是改变地主阶级内部的等级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当然，能读书做官的不过是一些大小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地主阶级内部权力和财产再分配的范围，从而使更多的庶族地主有机会登上政治舞台。
官僚等级制是封建社会等级制的主要表现形式。唐宋以后，尤其显著。人的社会地位高低，以官做的大小为标准；政治经济特权的高下，也以官的大小为转移。
隋唐时期沿袭前代的官僚等级制，规定了一整套严格的官僚等级制度。各级官吏有品、有阶、有爵、有勋，还有只有称号而没有职务的散官。爵、勋是虚衔，爵有九等，勋有十二转。品、阶就是级别，每品有正、从之分，四品以下再分上下阶，共计三十阶(级)，各级官吏分别给予多少不等的土地作为俸禄。另外还有月俸、食料、杂费钱，在日常情况下，一品到九品相差约十二倍。
到宋朝，宰相月三十万钱，一百石米。此外，每月还有几万“职钱”。冬春两季给绫二十匹，绢三十匹，绵百两，还按品级供给茶、酒、盐、油、酱、薪、马料。最小的官员却只有几斗米的收入。此外，在服装、住宅、乘舆、称呼、礼节直到坐椅上的坐褥，一律有繁琐的等级规定。标明官品的舆服制度，烦得连礼部的官吏也搞不清楚。
明朝嘉皇帝一次看到二品官张瓒穿了件绣蟒的官段，悖然大怒，厉声责向阁臣：“二品官怎么穿蟒服？”吓得那个阁臣赶紧上前解释，“张瓒穿的是陛下钦赐的飞鱼服，绣得鲜明，像蟒蛇而已。”嘉靖帝拍桌大骂：“什么？飞鱼怎么戳出两只角？！快给我剥下来！”
森严的等级制也反映在教育、论罪等各方面。唐代规定，国子监只收三品以上大官的子孙，太学只收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庶民百姓只能学律学、书学、算学。贵族、官僚犯罪，可以按等级高低减罪、免罪。死刑也能用金钱赎免。造坟也有制度。一品官造坟，半径达九十步，高一丈八尺。二品官就要减十步，降低二尺。七品以下的官，半径不得超过三十步，高不过六尺。小民百姓起坟，半径只有九步。
官僚等级制，也就是台阶制。要当大官，就得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爬。这就是封建社会的官僚升迁制度。
早在北魏时，就有人提出了一种“停年格”，大致意思是，各级官吏只有因病因事出了缺，才能将下一级官吏提上去，不得逾越。
以后各个朝代，在不同程度上实行着这一原则。依照这一原则，官员提升要论资排辈，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往上爬，绝不许可破格提拔。
到了清朝，一个官吏要做到尚书、督抚之类的大官，成为人上人，要爬几十年，从年轻时爬起，不生病，不降职，爬到耳聋眼花头发白，还不一定爬到。
叠床架屋的等级制，成了末世封建社会一个沉重的包袱，谁要动一动，就会“牵一发面动全身”，招来整个统治阶级的惊慌和非议。这种情况，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走到了尽头，无论封建等级制怎么森严繁琐，也挽救不了封建社会的灭亡。
为最终消灭等级差别而奋斗
在资本主义社会，“等级的差别特别显著地表现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中”。(《费尔巴哈》)
解放后，我们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劳动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从根本上否定了几千年来那种等级森严的剥削制度。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三大差别，存在资产阶级法权及其带来的事实上的不平等。
毛主席指出：“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
只要这种状况存在，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必然会通过鼓吹等级制思想，通过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扩大等级差别，复辟资本主义。党内的机会主义者们代表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
他们对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极为反感，因为这触犯了修正主义大官们的等级特权。
他们要保住修正主义大官们的特权，就要拼命鼓吹等级制。
他们自己就是一贯摆官架子，盛气凌人，从不与人谈心，也不听群众意见，以势压人的大官僚、大党阀，竭力要把上下级关系、干群关系搞成猫鼠关系。
他们还顽固坚持分配制度上的资产阶级法权，扩大等级差别，侵吞和挥霍劳动人民创造的大量社会财富。
他们甚至还妄图恢复封建社会等级森严的那种“台阶"制。
这完全是为了维护他那一群修正主义大官们的利益，维护他那一小撮走资派的特权。
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通过扩大和强化资产阶级法权，扩大等级差别，是为了培植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把国家政权“委托给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即国家寄生虫、高俸厚禄的阿谀之徒、闲职大员等高位权贵们，这个阶层从群众中吸取有教养的分子，并利用他们去反对居于等级社会下层的群众自己”(《法兰西内战》)，复辟资本主义。
但是，从孔老二到蒋介石等形形色色的等级制鼓吹者都没有能够挽救旧制度的灭亡，这些党内走资派企图通过鼓吹等级制思想复辟资本主义，也只能是痴心妄想。无产阶级革命就是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消灭等级制。我们一定要从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彻底破除等级制思想，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三大差别，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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