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的黄纪苏擅长用艺术形式表达左翼思想的最强音，他的新剧《我们走在大路上》（简称〈大路〉）从历史回归现实，直接对撼作为主流的右翼话语对现状及其成因的解释。毫无疑义，在这种对曾经之路的不同解说背后，是对当下不同利益之合理性的坚持，是对未来路径走向的争夺。
思想界右翼的反应不出所料。由于《大路》所反映的左翼价值无法归集到右翼早已固定好的精神刻度上，徐友渔声称《大路》“没有任何思想价值”，“跟计程车司机聊天的水平没有差距”。吴思则认为，《大路》的社会批判搞错了对象，现实中的不公正、不合理是权力造成的，资本同样只是被决定者——对于现状成因当然可以有不同解释，但《大路》表现的是“心理史”。从民众心理的角度而言，遭受不公正对待的人无疑认为，造成他们不公境遇的就是那么一群人，其中既有官、也有商、还有为其鼓吹呐喊的知识精英。《大路》批判的锋芒所向，并非专指某一群体，而是指向这样一个利益共同体。难道那些与权力交缠在一起盘剥大众的奸商，就可以独免于道德批判之外？其实，《大路》最令右翼感觉不爽的，并不是它没有批判官权，而是没有遵循自由主义的逻辑将批判引申到制度与政权。
《大路》在学界与网络引发的激烈争议，甚至两面不讨好，较之此前左翼表达的应者寥寥，证明了中国社会的精神面貌正在悄然改观，思想界不同力量正在消长，左翼的影响力逐渐增强，左右力量趋于某种平衡。在此次争论中，右翼一方发出的最强音是杨鹏的《告别革命而无路可走的戏剧天才》一文。这篇严格遵循自由派逻辑的文章，集中反映了当今思想与学术界主流对中国社会的理解：近30年的经济增长、社会进步源于自由增进，贫富分化及社会不公则源于公权力对私人领域的入侵，出路在于进一步增进自由，实现政治民主化，制衡权力；左翼对改革过程中受伤害群体的关怀虽富于人道精神，但其价值取向不能为改变现状提供出路；按照左翼逻辑，不是诉诸武力就是诉诸人心，前者只会使历史重入轮回，后者在普遍人性面前苍白无力，社会进步只有“自古华山一条路”，只能诉诸制度。
但是，杨鹏苦口婆心试图用以说服黄纪苏的这种“现实主义”，正是黄纪苏在《大路》一剧中浓墨重彩力图解构的“只能这样”。左与右在此陷入“各自表述”，都以为自己已经驳倒对方。《大路》集中展现了对社会现状及主流话语的左翼解读：掌握了话语权的既得利益精英总是宣称“路只能这样走”、“人只能这样活”、“现实只能这样”，在这条别无选择的“西方成功经验”之路径上，精英们拥有了一切，垄断了主要资源，而占人口多数的弱势群体除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外，几乎一无所有；对此，精英们的解释是，这条路中国只走了一半，在道路的另一端，一切都会美好，但现行体制却不让中国接着往前走，于是大家都卡在这个不上不下的地方，大家都被“强制”了，只是有些人被强制着“朱门酒肉臭”，另一些人被强制成“路有冻死骨”；精英们表示，他们也对这种现状强烈不满，愿意和大家一起改变现行体制，把这条路走到底，还人间一个朗朗乾坤。
以平等、公正为最高理想诉求、以维护弱势群体权益为自我定位的左翼，理所当然对这种主流解释与精英表白表示置疑：既然精英们已承认“道德无力”，人们凭什么相信只要改变了体制，精英们就会把今天捂在怀里的烙饼拿出来分给大家？该不是又瞧上哪件希罕物了吧？精英们主导的市场化改革走到今天，由增量到存量，基本上把有价值的东西都“化”到自己口袋里了，只有两件东西是例外：一是国有垄断企业，二是公权力。前者是现行体制维持稳定的经济基础，后者是其政治基础。改变现行体制，实现民主化，当然可以顺便把这两件东西也“化”了。精英们似乎从没有想过，应该从自己口袋里拿出东西来补偿利益受损者；他们指着国有垄断与公权力说：那儿还有两块烙饼没分呢，大家赶快“抢滩”。市场机制是最适于竞争抢滩的机制，其规则是汰弱存强，所以精英们不用担心自己不能把剩下两块饼之大多数也攫入囊中，他们注定要再一次主导“改革”，其他人注定只能再次为其火中取栗。垄断企业自不待言，公权力他们也不愿放过，否则自觉“道德无力”的他们，凭什么还要改革政治？现在权钱早已打得火热，美中不足的只是“权主导钱”，精英们的理想是“钱主导钱”，使钱权学真正一体，从而可以将自身优势长期固定化。现在的右翼很少讲具体条件约束，他们把一切不如意都归结到政府头上，一切苦难都是权力惹的祸，一切好事都没有政府的份。例如吴敬琏即认为：经济增长是市场的功劳，贫富分化却是权力造的孽，垄断与腐败是贫富分化的最大原因。秦晖似乎比较“讲逻辑”，他将上述祸害与功劳都归结到政府头上，不过，他对政府功劳的肯定也是姗姗来迟，是在形势已经表明这种增长方式导致了贫富分化与环境破坏、并且难以为继，换言之功劳几已等于祸害之时才慷慨给予的。按照右翼现在的逻辑，大有“体制一变，天下大吉”之概，但等到体制真的变化了，公权力换手后，真正需要直面大众诉求时，会否具体约束条件、制度有限性等等，又从精英们的嘴中冒出来呢？
左翼对道路取舍的看法是：人心不可期，但制度的有效性也是建立在力量对比的基础上。在现有具体条件约束下，中国的民主化不但遥不可期；即使有一天能到达，也未必能改善弱势群体处境。只能说自由民主自有其内在价值，不能说它们是通往平等公正的不二法门。因此，左翼一般并不将政治民主化作为优先目标，反之他们将理想寄托在舆论人心的改变、甚至政府的良治上。他们一般也不会全面批判、彻底否定政府的作用及用心。与右翼“政府是必要的恶”之定位不同，左翼认为“政府是可能的善”：弱势者的命运注定要被主宰，不是被市场，就是被政府；市场没有善意可言，而政府却可能从平衡与稳定的自我需要出发，使被主宰者的命运得到改善。
作为“近30年的社会心理史”，《大路》一剧将社会变迁归结为人心变异，将出路也定位在“一块走”的精神涅媻。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如杨鹏所言，这是一种“无路可走”时的无奈。左与右都不能为未来设计一条皆大欢喜的凯旋之路。每个人都活在这个充满具体约束的矛盾世界，每个人都被锁定了具体的位置与环境，谁都不能自由选择面对球门直接发点球。但左右双方都习惯用现实主义评判对方，用理想主义推介自己。如果右翼说现状不如人意是因为缺少自由与民主，左翼也可以说那是因为缺少公正与平等；如果右翼说出路是当权者把权力让出来，那么左翼会问：为什么有钱人不能把钱让出来？
真正的现实主义是直面现实，在充满残缺与遗憾的条件下争取现状的点滴改进，既不诿责于某种缺陷，也不空待未来。如果说社会公正、弱势群体的苦难是社会存续必须优先解决的难题，那么解决途径不外有二：一是掌权者把权分出来，二是有钱人把钱分出来。掌权者分出权力后未必即能解决问题，但现状无疑会有所改观，风险是政治转型所释放的能量可能冲垮社会基本秩序的栏杆；有钱人分出财富虽也能解一时之渴，但也可能从根本上瓦解市场游戏规则，使来之不易的财富增长机制毁于一旦。
因此，左右各有其局限性，最好的选择是左右融合，以长补短。对左翼来说，右翼解决方案的合理性不在道义，只在“不讲道德”的经济效率。左翼老祖宗马克思也说了，物质是第一位的，存在决定意识。明乎此，即明白人往往是历史的奴隶，而非主人；在全球化竞争大背景下，今日中国人的选项其实不多。迄今为止，我们可以畅想的未来三部曲是：首先，在现行体制下进行左翼所主张的、右翼部分人赞成的面向公平的调整，在调整过程中，富人与效率不能被过度损伤，但也不可能全无损伤；其次，进一步扩展自由，在经济持续增长、分配相对公平、社会矛盾缓和的基础上，亦即在保持基本秩序稳定的前提下，争取实现政治民主，同时防止强势既得利益集团扭曲民主；最后，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的平等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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