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届六中全会后的中国分析
：知原
现在离十七大的召开还有近一年的时间，但从胡温新政以来所看到的变化，以及上个月十六届六中全会对未来的基本定调，我们不难窥测出未来中国的大体动向，对未来中国进行某种程度的预测。
我个人认为，十七大（或十六届六中全）可能会标志着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已基本完成，下一步是“稳定完善”时期——坚持科学发展观、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经过三年“闯关”（1998－2000）、五年徘徊（2001－2005），中国现在终于找到了一条出路。十六届六中全的意义可能不低于七届二中全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意义，十七大的意义可能不低于十二大的意义，都是中国重大关头的转折性会议。
因此，就目前看，中国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奠基阶段（毛泽东时期）；二、转型阶段（邓江时期）；三、稳定完善阶段（胡时期）。
奠基时期的基本特点是追求的是一种理想主义、政治运动不断、人民生活贫困，但人民的思想觉悟很高、官员清谦、社会公平。在这一阶段，中国建立了基本的教育体系、科技体系和工业体系，为下一个阶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转型时期的基本特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有了长足发展，以轻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为主，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但是社会分化严重，道德败坏，贪污腐败泛滥。在这一阶段，中国的经济虽然有了长足发展，但也应看到表面的繁荣却隐藏着深层的严重危机。对这一阶段，有一种说法叫做补资本主义的课，就是搞资本的原始积累。
六中全会则标志着我国的资本原始积累时代已终结，少数富人“流氓致富”的时代已结束，下个时期将是一个讲公平、讲正义、讲法制的时期。那些特殊利益集团应当消除，人民的权益应当得到维护，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应当建立。
中国古代的“变法”结束后不久，国家常常陷入了动乱，这是未来中国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能否成功的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六中全会的指导思想无疑是非常正确、非常合适宜的，但由于特殊利益集团经过这么多年的成长发展已长大成型，所以我们也应该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和任务的艰巨性，而不应盲目乐观。
有人将未来中国定位为走好社会主义还是走好资本主义的道路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好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好资本主义的道路对中国来说可能只是一个表面现象，中国的真实可能主要走的是洋务运动时期的“中体西用”之路，即深层政治经济文化模式主要是传统中国的继续，表层则由于受到近现代西方的影响而具有一定的现代因素（现代技术和工业文明）。只不过比洋务运动时期涉及的范围更广，层面更深一些吧了。
社会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好，它们其实都属于西方的话语，用它们可能很难描述中国的真实。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传统文化的潜意识影响和传统社会的惯性十分巨大，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这160多年并没有能改变中国的根基，因此中国从自身历史来看或许能让我们把握得更清楚。
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模式可以简略的表示为：王（皇）权世袭制＋官员科举制＋土地私有制＋儒家思想。王（皇）权世袭制是贯穿于夏至清的整个历史的，但是在这之前的尧舜禹时期实行的却是禅让制，即领导人交接班制；官员科举制是从隋唐开始实行的一种官员选拔制，之前的演化路径是世袭制→军功爵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土地私有制是秦之后占主导的经济制度；儒家思想则是从汉武帝开始成为正宗。王（皇）权世袭制和官员科举制属于政治层面的东西，土地私有制是经济层面的东西，儒家思想则是文化层面上的东西。在现今主要有以下几大变化：
从政治层面看，现今的中国主要是从古代的王（皇）权世袭制演变成了领导人的交接班制，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尽管这离许多人梦想的民主选举制还很远。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的第十四章——《洛克的政治哲学》中说，“在我一生当中，巴西、中国、俄国、德国和奥地利的皇帝绝踪了，换上一些不志在建立世袭朝代的独裁者。”“倒有一个大组织从来不带一点世袭因素，就是天主教会。各种独裁制假若存留下去，可以逆料要逐渐发展一种政治形式，和教会的类似。”就目前而言，罗素的预言是非常正确的。
但是，由于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中国的官员制在某种程度上却恢复了类似于魏晋南北朝的世族垄断制，并进而孕育出了当今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尽管有着选举制和公务员制的形式。我认为，特殊利益集团最特殊的地方就在于利益能世袭、能惠及子女。利益集团如果是开放的，能凭个人的能力和努力而进入，这样的利益集团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那种封闭的利益集团，它不允许非利集团的人进入。世袭制和变相世袭制形成的就是这种封闭的利益集团和封闭的非利集团，得利者其子女跟着享福，失利者其子女跟着遭殃。美国的社会分化也很严重，也有一些利益集团，但由于它的利益集团是开放的，所以并没有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在中国古代，正是由于隋唐科举制的实施使门第不高的庶族通过考试能够参加到政权中来，所以摧垮了士族制度的政治基础——“九品中正制”，从此存续了六、七百年的士族制度最终得以灭亡。因此，当今中国的选举制和公务员制的实质化是十分重要的，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将十分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及有助于瓦解特殊利益集团。
从经济层面看，中国近三十年的转型时期的核心任务其实是在发展私有制经济，有人将其说成是在补资本主义的课，但如果我们注意到从秦至清时期的中国其实也是私有制经济，只不过那时的经济以土地为基础、是农业经济，而现在的是企业为基础、是工业经济。我们似乎也可以说，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我们恢复了以前的私有制经济，只不过是学习了西方的工业和技术，将这种私有制经济建成了以企业为基础的工业经济。事实上，钟庆在其《刷盘子，还是读书？》一书中就认为秦至清时期的中国其实就是农业资本主义，就是自由市场经济。我个人认为这一说法是很深刻的。
在文化层面上，在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争的火热之季，新儒家异军突起，中国确有从传统文化寻找资源的可能。闲言君说的好，“既然在政治上无法选择西方多党竞争制及普选制的道路，那么西方价值理论对于现行秩序就始终具有重大杀伤力，从马克思、孔子那儿寻找资源抗衡也就成了执政党的不二选择。”（参阅闲言《对当前时局的整体判断》，见）“和谐社会”理论本身也显示了这一信息。
总的来说，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我认为走的主要是“中体西用”之路，在表层上，中国学习了西方的工业和技术；在本质上，无论是在政治层面还是在经济层面，中国都更多的与古代相近，而与西方相异。我们的问题是，这一“中体西用”之路能否促使中国走一条与西方不同的现代文明之路？中国正以实践的方式在向世人回答这个问题。
有人可能不同意中国的“改革开放”已基本完成的判断，他们说中国还有许多需要改革的地方，尤其是政治改革。我要说的是，如果政治改革是指政府职能转变、机构改革等，那么这样的政治改革中国其实已经进行了很多次了；如果是指将中国的政治制度改变成西方的民主制、多党制，那么这样的政治改革只是一些人一相情愿的幻想，它对中国而言是不真实的。这次六中全会已明确指出，我们的政治改革是“扩大党内民主，推进党务公开……加强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监督……”“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
对于这些还未完成的经济改革，以及“扩大党内民主，推进党务公开……加强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监督……”“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意义上的政治改革，这些都可以作为建立和谐社会这一新的大题下的子题目继续进行。
早在98年，朱总理就宣称改革进入了攻坚时期，并打算通过三年的攻坚来完成。但后来的结果发现，改革攻击的难度远比当初想像的要大，所以有了五年的摸索时期。现今，经过五年的摸索终于找到了一条新的道路，就是可以把改革的难关放在建立和谐社会这一新的大题下的子题目通过二十年的艰苦努力来完成。
有人认为，随着我国私有制经济的发展，将推动西方民主制式的政治改革。这个观点是不成立的，因为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中国古代的秦至清时期其实就是“集权的政治制度＋土地私有的经济制度”。这说明集权制是可以和私有制相适应的，而并不一定是和公有制相适应，我们只需要将土地私有制变更成企业私有制即可。事实上目前的中国走的正是这个方向。
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民主制从本质上讲是和公有制相适应的，而集权制从本质上讲是与私有制相适应的。因为民主制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公有制，与它相适应的应当是经济公有制而非经济私有制；而集权制则是一种政治私有制，与它相适应的应当是经济私有制而非经济公有制。
“集权的政治制度＋私有的经济制度”与“民主的政治制度＋私有的经济制度”。这两种模式谁最终会取得胜利？我个人相信最终会取得胜利的是“民主的政治制度＋公有的经济制度”这一政治经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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