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将会保持较为连续和稳定的增长，决定了中国的人力资源供给将在总量上长时间处于“供过于求”状态，这是中国就业现状和未来走势的最基本的特征，而不是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蔡昉认为的：“总量问题在任何国家都不是问题，因为你没有什么道理说这一个国家一定要有一批闲置出来的劳动力。”（1）。总量的过剩将决定一个事实：结构无论怎么好，无论怎么合理，都不能改变总量过大的局面，这就好象人吃饭，无论营养结构如何合理，搭配如何准确，如果暴饮暴食，食物超过人对饮食的消化能力，必然对人的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据专家预测，按照目前人口政策，中国人口规模大约在2045年时实现极大值，峰值人口约为15.34亿；然后人口进入负增长，人口规模略有减少；在21世纪80年代实现相对静止人口，并在15亿的规模上趋于稳定。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从1990年的7.55亿迅速增加，在2025年达到极大值10.13亿，其间的年均增长率为0.84%，比同期的总人口年均增长率高0.06个百分点。之后，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略有缩小，2070年为最小值8.98亿，然后回升到9.0至9.2亿并一直保持。
预计，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状况将持续整个世纪。按最严格的劳动力统计标准计，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状况也要持续30余年，其中最严重的时间是2000-2005年，过剩劳动力达1.54亿，年均剩余3,000余万人。我国农村人口数量大、比重高的状况不会扭转。农村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状态将持续到下世纪,农村就业将面临严峻的形势，并成为我国最大的就业压力。在2020年前我国农村人口将保持在8亿人以上，其中在2001至2005年达到峰值，为8.73亿人。只有到了2030年以后，农村人口比重才会低于城镇人口比重。”（2）
有人把失业问题归因于计划经济，认为：“我国在几十年的经济建设中,出于种种考虑,采取的是‘低工资、高就业’的方针,使企业内部富余人员长期积累下来,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这一矛盾被‘大锅饭’掩盖了。……过去长期以来一直维持着的‘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现象就再也不可能维持下去了,长期以来积累下来的矛盾就在一个较短时间内迅速暴露和释放出来。”这一说法倒置了因果关系。
就业的矛盾不是因为实行计划经济积累下来的，而是人口自身发展规律造成的：
首先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和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口发展的条件。从历史上看， “中国秦汉到隋唐之间，我国的人口规模通常在6000万左右，南宋时期突破1亿，原因就在于一项小小的农业技术传播。即早稻，所谓占城稻从越南引入中国。于是，中国长江以南的水田开始形成了两熟制，甚至三熟制。这样形成两大效应，一是人口规模扩大，因为原来比如5亩土地养活1人，而现在2.5亩就可以养活1个人了。随着单位亩产的提高，复种指数的增加，南方的人口开始超过北方。第二个效应是由于稻田的价值增高，引起了对长江流域江流湖泊的围垦。我们湖北、河南等地一些大的湖、堰的围垦，基本上是从南宋开始的。还有梯田上岗大概也从南宋开始，这样又引起人口的大量增长。南宋人口突破1亿，元代人口稍有降低，明清时期又上升到1亿以上。”（3）
其次，人口自身具有刚性，就是说一个人生下来后将在一个百年的时间尺度内生存下来，因此人口总量在短时间内不可自由调节；
再次，中国人崇尚多子多福，养儿防老，重男轻女，生育成本低，较长时期以来，在较大的人口基数上，中国的人口增长比较快，即使政府采取相应计划生育政策的情况下，许多人采取许多办法隐瞒超生。
面对人满之患，在不能或尚未找到根本解决的途径的情况下，是任其泛滥，还是采取办法缓解矛盾呢？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采取了“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办法。这就如同在河流上建造水库，我们应该质疑洪水呢，还是应该质疑水库呢？目前，企业减员分流的政策如同“开闸放水”，在下游造成了失业就如同“洪涝灾害”，结论显而易见，洪涝显然不是水库造成的，而与上游来水与开闸的时机有关。也就是说，失业不是计划经济造成的，真正的原因在于人口总量和 “减员增效”所采取的不适当的时机，相反，计划经济体制为解决中国人口问题提供了巨大的缓冲，争取了时间。
从降低人力资源供给角度，有人分析，中国劳动参与率过高是造成失业的重要原因。如有学者认为：“我国的劳动参与率，1952年仅为36.1%，以后不断提高，到1993年已超过56%，1998年达到56.8%。这不仅高于发展中国家，如印度1993年劳动参与率为43%，而且也高于发达国家，如美国1990年劳动参与率为40.2%。同时，我国又有12.6亿之多的人口。最多的人口加上最高的劳动参与率，为我国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供给。如果劳动参与率按56%计算，12.6亿人口可提供的劳动力数量约为7.1亿。”（4）
钟朋荣《谁为中国人造饭碗？》一书提出：“中国女性就业过度”。而有政协委员王贤才曾经倡议：“鼓励已婚女职工退出工作岗位，返回家中相夫教子、操持家政。”（5）这一观点不失为一种视角，但是无论性别或其它情况，人与人具有同样的社会参与能力和义务，社会发展离不开人们的广泛参与，包括女性，社会不可以为了降低“失业率”而忽视一些重要群体的社会参与需要、自我实现需要，比如女性群体、残疾人群体、老年人群体等等。有的国家的劳动参与率低在客观上固然缓解了就业矛盾，但需要区别对待，如果忽视群体价值来掩盖失业不能说是人道和公正的，我国无须与这些国家进行简单对比或“接轨”。
“从国际比较来看，就是15岁到19岁人口来看，中国的就业参与率过高，如果我们跟日本和东亚一些国家相比的话。这个数据表明就是1997年，大约是占62％，如果大学扩招包括高中能够普及的话，这个比例如果提高到90％的话，第一可以延缓他们进入劳动力队伍，第二，实际上来讲，可以提高他们的就业竞争能力。”（6）显然，这是近几年中国教育界扩大高校招生的背景。
教育可以部分地改变人力资源与就业机会的“供求错位”——经济学所称的“摩擦性失业”，即人力资源提供的劳动能力不适应社会客观发展需要的失业现象。教育可以通过调整教育内容使得更多的人在短时间内适应一些岗位的需要，做到人尽其才。但是由于教育内容的调整与社会的接驳有“时滞”现象，那么要改变供求错位还是有一定困难。
教育可以提高就业的适应性是肯定的，但是，其中有必要注意的问题是，高等教育成为就业的“蓄水池”以后，有“教育过度”的倾向。从社会结构看，处于高层的就业岗位总是比较少的，中间和基层就业机会更多，就业层次越高，竞争越激烈是无庸质疑的。如果社会大量培养高层次人才，势必会造成社会高层就业机会规模小与人力资源过度提供之间的新矛盾。大量研究生毕业生毕业后，会竞争较少的高层次就业岗位，大量的人员不能就业，造成更大的供需层次性的矛盾，形成教育资源浪费现象。因此，教育投资在短期内、微观可能对某些人群是适用的，但对宏观的意义上衡量还是值得慎重考虑的。
地区和职业的门槛也会形成一些就业的壁垒影响到地区和部分职业的失业，形成地区和产业性的“摩擦性失业”，比如城市对农民就业设置门槛如户口、学历、职称、子女教育等等限制，会导致城市与乡村的二元经济结构不能整合，农业和农村的过剩人口难以进入新的就业岗位。
但调节摩擦性失业尚不是中国目前的主要矛盾。问题的关键在于产业结构和技术发展能不能吸收如此巨大的劳动力供给。胡鞍钢认为：“我国经济增长正经历迅速的‘资本深化’过程，特别是国有工业企业资本密集程度迅速增高，不仅不吸收新增劳动力，还要不断排斥大量富余人员，‘八五’期间，我国出现前所未有的高经济增长和高投资增长，但没有带动相应的、较高的就业增长，就业增长弹性系数达到历史最低点。”（7）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实际上呈现资本排斥劳动力的趋势。
从下列统计可以读出，从1978年到2004年，中国经济整体劳动生产率一直呈较快增长，增长了20倍；其中第一产业增长了16.33倍，第二产业增长15.94倍，第三产业增长速度较慢，达到10.47倍。这说明，第一、二产业生产率的增长迅速，减少了劳动力的使用，但第三产业也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影响了对劳动力的吸纳。2004年的建筑业劳动生产率是1997年的1.72倍，与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同步，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了1.96倍，第三产业达到1.49倍。而同期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却大大提高了，2004达到了51.5%，而在1985年还仅是20.2%。这些数字足以支持“资本深化”过程的判断，也支持我们对社会发展中资本和技术作用不断加强，而人力资源地位下降的直觉。
社会劳动生产率（元/人）
年份 1978 1985 1990 1995 1997 1999 2000 2004
全社会 911 1797 2902 8606 10743 11604 12566 18295
第一产业 354 817 1306 3381 4022 4088 3995 5784
第二产业 2752 3711 5652 18261 22292 24896 28414 43875
第三产业 1863 3061 4915 10651 13079 14239 15181 19509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比例 (％)
年份 1985 1989 1990 1995 1997 2001 2004
比例 20.2 26.1 24.4 34.2 33.4 38.8 51.5
建筑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元／人)
年份 1997 2004
劳动生产率 12089 20817
从建筑施工机械的大量使用，到无线通讯、互联网的应用，从各种行业应用软件的使用，到空中航运的发展，社会的各行业都无不表现中国的技术进步步伐的加快和人力资源的节省。劳动生产率高提高可以降低人力资源成本，提高竞争力，但同时，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时降低单位产品的工作时间，也就减少了工作机会。这个趋势应该说是全社会性的，第三产业同样具有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的要求。超市采用开架销售以取代柜台销售极大地降低了人力成本，而在公共交通业，采用无人售票方式也减少了大量售票员岗位。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看不出技术进步会停止的迹象，以使劳动生产率保持目前的规模维持目前的就业规模，相反，这个趋势会加快。社会会用更少的时间、更少的成本，生产更多的产品。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在保持较大规模的同时，产业吸收能力会降低。
应该指出，技术进步和资本深化与产业结构转变和经济体制的相关性不大，任何经济体制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都是必然的要求。从人类史角度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生产力发展的标志，为人类的自由全面健康的发展创造了物质和精神的条件，也为经济制度的发展提供推力。 但是容易被人们忽视的是，我们在劳动生产率和就业率之间，在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如何取得平衡。目前情况表明，我们更偏好于经济总量的增长，未能使就业随之同步增长。我国投资将更多地集中于保证农业、水利、能源、交通、通讯和支柱产业以及科技、教育、国防、住房等方面的重点建设项目，而这些项目一般都是投资大、用人少、见效快的行业和产业。
这里就必须指出学界尚未高度重视的现象就是“八小时工作制的刚性”。
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条件下，社会产品所需的工作时间总量实际是下降的，但是在八小时或更长的工作时间制度下，工作时间总量下降必然导致就业机会减少。例如：
如果一件产品需要工作时间总量为56小时，按每人每天8小时，需要7人工作可以完成：
56小时÷8小时／人天 = 7人
如果效率提高，该产品只需48小时，那么只需6人即可完成，势必有一人失去工作。
48小时÷8小时/人天 = 6人
为什么？因为“八小时工作制”没有改变。
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的要素都是浮动的、可调的，但是工作日却始终不能实现浮动，成为影响就业的重要因素。
如果人力资源供给时间缩短，每人每天工作时间减为6小时，那么：48小时÷6小时/人天 = 8人。我们可以增加就业机会。
当然这与资本的本性相悖。资本为了剥削更多剩余价值必然趋向于用同样的工资，延长工作时间，降低单位时间成本，提高产品的竞争力。这样的趋势是以劳动者的身心健康为代价的。工作时间延长就剥夺了休闲时间，降低了相对工资，无偿占有了大量的剩余价值；从社会的角度看，削弱了购买力，减少了就业机会，积累了经济危机的风险。
因此，许多人把目光投向私营企业，希望私营企业能吸纳从国有企业下岗分流的人员和社会过剩人口。这一观点在短期内是适用的，但不具备长期的现实性。私营企业可以吸收过剩劳动力中的一部分，但对于确保人人就业，彻底改变失业状况不具备内在的动力。私营企业出于资本的本性，不会增加就业。相反，私营部门的增加会加速20：80社会的形成。
注释（网上参考文献）：
1、记者熊建：《就业难题关键在结构不在总量 失业原因中国都占全》，2006/11/01 来自: http://www.cpirc.org.cn/news/rkxw_gn_detail.asp?id=7515
2、 贺丹：中国未来人口发展趋势对劳动就业的影响(摘要），中国人口网，http://www.cpirc.org.cn/yjwx/yjwx_detail.asp?id=3159
3、 高勇（音）：中国人口增长的一点历史资料，http://gaoyong.blogbus.com/logs/2004/02/104941.html）
4、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报告（2002年第十期），2002年10月25日
5、 女性回家代表社会进步? 2002年11月22日14:49:45 中青在线http://lady.163.com/item/010316/010316_72408.html
6、 胡鞍钢："结构变革的创造性摧毁"，圣凯诺•世纪大讲堂
7、 胡鞍钢 ：改革与发展呼唤“新政”——中国的失业问题与就业战略，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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