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德松：中国会被分裂吗?

沈德松：中国会被分裂吗?

：沈德松
  
    李登辉、陈水扁搞“台独”的一个理由就是：中国历史上就是时分时合，屡屡出现多国并存的分裂局面，并没注定只能是一个国家。而谭若思又胡说什么：“中国这个名称才只近百年”，其意就是：中国这一名称只是文明概念，不能是国家概念，具体到国家及其疆域上来看，历史上从来就是不确定的；他并且断定：“由于领导权的变化，一定会对中华帝国的疆域造成变更，就像前苏联、前南斯拉夫、以及前捷克斯洛伐克。事实上，这些年边疆这么稳定，中国是太幸运了，未来五年至十年，中共帝国的一或二处，一定会有变化，也许是达赖过世，藏人运动日趋激烈，也许是朝鲜族人的大移民，也许是香港，也许在新疆，中华帝国的疆域变化势必要发生的。”

    让笔者再用史学知识来驳斥他们吧。

    一、“国”与“中国”的古义解释

    在中国古代，“国”最早只是一个城池的概念，也即“国、城一义也”；在远古时，城池是战争的产物，是防卫工事，政治统治机构就设在这防卫工事里，所以，城市又被演变成国家或行政区域的政治中心了，例如商朝的“迁国”，实际上是移地另筑都城，而非整个国家的迁徙。

在中国古代，代表独立的国体及政体概念的是“朝”，而不是“国”，王朝自称自己的国家时，例来是自称“我朝”，而不是“我国”。

    在中国古代，“国”在很长时间里只是个地方行政区划概念，而并不是独立自主的国家概念；“中国”这一概念几乎跟中国文明一样悠久，最早，它是区别于“国”这一地方行政区域概念而出现的，指的就是“中央王朝”，它最早形成于“井田制”，下边，我对此稍作解释一下。

    学历史的都知道，夏、商、周三朝都实行“井田制”，但史学界至今为止，一直仅把它当作一种土地所有制，其实，当时的社会结构方式很原始，政治和经济还没有很明确的结构区分，因此我以为，“井田制”实际上同时也是一种行政区划制度。也即王朝以“井”字形式划分行政区域，四周称为“八方”，可见，“四面八方”这一成语也出自“井田制”；四周的各方称为“方国”，例如商朝时有鬼方、土方、马方、羌方、夷方等方国；中间一方就称为“中国”，是王朝的直辖领域，多用于方国或属国指称中央王朝；各方国对“中国”负有政治、经济的各种责任与义务，也即“八方来朝”。

我们知道，在古代礼器中，“鼎”是权力的象征，所以，“九鼎”跟“九州”一样，作为行政权力及其区划的概念，都是从“井田制”中派生出来的，而地上的“九州”跟天上的“九天”相对应，则体现了“天人感应”思想。

    各方国的诸侯再同样以“井”字划分方式将自己的领地划分给下属的贵族，如此大井套小井地层层划分下去，到东周时，最小的一方仅百亩，分给家庭，中间一方是从属于贵族的“公田”，各方先为“公田”劳作，然后才能耕种“私田”。

    由此可见，各“方国”只是行政区划概念，并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而“中国”这个词，则一开始就作为独立主权的概念出现的，不“仅仅只是个文明概念”；台独份子以“春秋战国”的形势为例，来作为自己分裂中国的理由，孰不知，那时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其实并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之间的战争，而是争夺独立主权的统一战争，例如齐桓公以“尊王攘夷”的名义来争夺霸权，那意思就是要表明：我不是“至尊”，我们都应该尊重我们共同的“上级”周天子，其实他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若各诸侯国都是主权独立的，他这样做有用吗？汉朝末年的“三国鼎立”之所以都称“国”而不称“朝”，就是因为三国都想表明自己对大汉朝没有僭越之心。

    由此可见，中国文明从一开始起，其国体与政体始终就是个统一的整体，而朝代更替间的政治分裂，从来就仅是短暂的内部现象。

    请诸位读者审度一下，笔者认为“井田制”同时也是行政区划制度的观点是否有内在的合理性？

    二、文明融合过程的类型

    从“文明”这一概念来看，一个文明体系往往是由几个分支组成的，例如西方文明的分支就特别地多，诸如拉丁语族、希腊语族、凯尔特语族、日尔曼语族等（上述各语族都是由多个民族组成的族群）；中国文明（或称中华文明）同样也有分支，除汉族为其主体外，还有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等。每个文明体系的形成都有一个融合的过程，并以其中一支的文化为文明积累的主体，但融合的方式与过程就大不一样了。

    （一）、发散型文明融合过程

    西方文明的融合从一开始起，就是在一波波游牧民族的迁徙运动及激烈的文明与民族冲突中进行的，古希腊、罗马终于在游牧民族的迁徙运动冲击及民族的冲突中丧失了国体及其政体，但其文明积累却被日尔曼等后起族群所接受；可是，这些族群在接受古希腊、罗马文明积累的同时，政治上却并没形成统一的整体，不稳定的分裂状态一直持续到资本主义初期；而资本主义则更是一个强调个性独立的社会形态，因此，随着资本主义政体及经济体制的发育，在西方文明体系内，形成了数十个政治上自主的、经济上也自成体系的独立国家了，而且许多国家为了加强文化上的独立性，都依据自己的主体民族的语言而创造了自己的文字，但这并不能否认，他们拥有同一个文明积累渊源。由此，笔者把西方文明的融合过程称之谓“发散型文明融合过程”。

    （二）、凝聚型文明融合过程

    与西方文明的融合过程特点相反，中国文明的融合过程则是一个整体性与凝聚力不断加强的“凝聚型文明融合过程”。

    不可否认，中国文明在“夏、商、周”时期，其结构是较为松散的，但各路诸侯虽在政治与经济上有相对的独立性，但是他们的族源基本相同，文化上有同一个渊源，社会结构方式上是同构的，即都采用“井田制”，这就是以后统一性强化的原始基础。

    统一性得以强化的动力有二：一是“铁犁牛耕”产生后，“井田制”的结构方式已不适合社会的发展需要，二是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迁徙冲击已开始萌动，小国寡民是难以抵御的。中国文明是较为幸运的，当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迁徙与冲击已形成较大规模时，中国文明已先一步建成了强大的、政治及经济结构紧密而完善的统一体了（即秦、汉朝）。此后，文明的整体性及凝聚力不断加强的原因主要是得益于以下三点：

    第一、 持续先进的文化与经济对落后民族的向心吸引力，当然，各先进文明都具有这一优点，所以，这仅是前提条件，真正起作用的是后两点；

    第二、自认为是“礼义之邦”，故以非歧视的和睦与宽厚的包容精神来对待异民族及异文化，这种精神可谓是古代世界里独有的；从文化上来讲，只要思想内容上不危及统治的，那么不仅对内地的少数民族文化及风俗基本不加干涉，而且对外来文化基本上是采取兼容并蓄的吸纳态度；在政治上，对内以“改土归流”的方式包容内地少数民族特有的社会制度（即允许土司或头人的权力按其风俗而世袭，允许其保留本民族的政治、经济结构形式，其各级官员的任免由土司或头人定夺，然后上报朝廷册封，官职名称因此是两套的，即对内仍按其习俗称呼，朝廷通常不干预其内部的管理事务；此外，各民族的知识份子都能平等地通过科考而取得官职。可见，“一国两制”是早已有之、并屡用不鲜的政治方法，而非邓小平的创造）；对外则但求和平共处，不谋求扩张，也正因为此，自汉、唐时期中国文明进入发展高潮以来，北部边界其实是不进反退了；此外，不以排斥或歧视政策对待迁入或战后遗留的异族人员；

    第三、统一的政治与经济结构模式形成了习惯性的传统了；我们知道，独立与分裂也是需要文明意识积累及生活习惯支持的，因此，其真正能够确立，也是需要一个孕育过程的，而西方文明从一开始就实行分封制、私有制及大型庄园的经济结构形式，这就为政治与经济的独立性的强化及文明的分裂创造了条件；而中国则恰恰相反，取消了分封制、建立中央集权的职业官僚体制、对土地采用国家保留最终处分权的“分权所有制”、限制大土地占有，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割据势力滋长的政治与经济的基础了。

    就凭借以上三条，有史以来，但凡侵入中原的游牧民族，只要他们不得不采用中原人民所适应的方式来统治，那么最终都反而把自己彻底地融入了中国文明，有的甚至遗忘了自己的语言。

    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北方游牧民族在他们还弱小时，为贸易、更为了寻求保护与支援而主动找来，要求中原王朝的“册封(这种方法显然是从源自“井田制”分封制度的经验积累中脱化出来的)”，因此从法理上来说，其住地就已从属于中国了；只是当他们强大时，才反而对中原的统治权产生了觊觎之心了。

    现今的新疆在汉朝时称为西域，早在商、周时期，这儿就已经跟内地有了文明交往了，至秦、汉时，这里已建有人口仅数万至一、二十万的十几个小国，出于共同抗击匈奴的需要，悉数归属于汉朝，并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文明的分支，著名的“敦煌壁画”足以证明其文明的融合程度；西藏是在深受中原文明的影响下，开始其文明进程的，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统一了西藏高原后，便几次请求唐朝通婚与册封，公元641年，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给他，并册封他为西海郡王，自此，西藏也渐发展成为中国文明的分支了。

    史实表明，中国文明中的任何分支，都是因自身的政治与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自觉地融入中国文明的，其融合程度因日益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而已达密不可分的地步了。

在中国历史上，只是在宋朝之前，或因游牧民族迁徙运动的冲击、或因社会结构震荡，才在朝代的更替之间发生过几次多国并立的分裂局面；但自宋朝起，中国的封建文明已进入了整体性及凝聚力很强的成熟阶段，因此，多国并存的分裂局面就再也没有在中国文明体系中出现过，甚至新疆与西藏这两个文明分支也不再以国号来表明其相对的独立地位了。

   （三）、宗教传播型文明融合过程

    除了以上两种类型的文明融合过程之外，另外还有一种“宗教传播型文明融合过程”。

    公元初三个世纪，佛教与基督教开始了世界性传播，公元七世纪，伊斯兰教也开始在世界传播，其传播完全是藉由同时并发的两大运动：一是历时数百年之久，规模空前、且波及整个欧、亚、非大陆的连锁反应式的游牧民族迁徙运动，它使原有的文明、国家、民族格局为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二是社会形态演变的空间扩散运动。也就是说，迁徙而来的游牧民族冲毁了旧文明世界并成其新主人的同时，也成了积极传播三大宗教与封建社会形态的主角。

    下边，笔者简介一下宗教之所以会伴随着另两个运动而传播的原因。

    笔者通过“人与人之间的行为组合方式”考察发现，奴隶社会是“暴力支配型行为组合”占据主导地位的；而封建社会则是以“等级支配型行为组合”占据主导地位的。显然，要被统治者接受“等级支配”，单靠武力压迫是不够的，主要靠思想教化与专制，于是，宗教作为思想专制工具（即以宗教意识来主控社会的意识排斥与吸引运动）而被占领者或统治者所大力推广了。

    由于这次游牧民族迁徙运动所冲击的，全是古老的文明区域，因此，迁徙冲击导致国家与政体格局巨大变化的同时，宗教的传播还造成了新、老文明融合过程的叠压，例如基督教文明与西方（古希腊、罗马文明）文明之间的叠压，西亚古老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之间的叠压，佛教文明在西藏与中国文明之间的叠压，伊斯兰教文明在中国新疆及宁夏与中国文明之间的叠压等；

    此外，宗教传播造成许多民族共处于一个宗教文明体系内的现象，若各民族本已有一定基础的文明积累，那么不同的精神文明积累就会造成对教义解释上的差别，从而在民族的基础上形成了教派的分歧了，例如在基督教中，分裂为以日尔曼语族为主的天主教及以斯拉夫语族为主的东正教：在伊斯兰教中，则分裂为以阿拉伯人为主的逊尼派及非阿拉伯人为主的什叶派等。由此可见，这样的文明融合过程为尔后的民族矛盾与分裂埋下了祸根。

    三、民族矛盾与国家分裂浪潮的历史根源

  从整个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态势来看，自文明起源起，一直到封建社会的中、后期止，是一个文明兼并与融合的发展趋势，也即在资本主义萌芽之前，欧、亚非大陆已基本文明化了，但当时的主权独立的国家数量却并不多；可是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市场经济扩张到哪，那儿也必随之掀起了民族矛盾与国家分裂的浪潮，这是什么原因呢？

   （一）、资本主义前的社会文明与民族构成的结构特点

    但凡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化之前，其社会的文明与民族关系构成具有以下哪个层次的结构特点的，那么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也就具有与该层次相应的民族矛盾与国家分裂危机。以下四层的危机程度是逐层递增的：

    第一层、一国由多个民族组成，且经济与政治体制不尽相同，经济发展很不平衡；那么就具有民族矛盾与分裂意识滋生的可能；

    第二层、在以上基础上，若一国的文明体系在两个以上，或有相对独立的文明分支；那么可能会产生民族矛盾与国家分裂的危机；

    第三层、在以上基础上，若有的文明体系或文明分支是具有宗教文明叠压，且宗教意识在意识的排斥与吸引运动中据主控地位的；那么发生民族矛盾与国家分裂的危机就更深一层了。

第四层、在以上基础上，若一国的多民族共处是因武力征服与并吞而形成，且民族之间、或文明体系（或分支）之间，历史上曾长期存在不平等关系、或压迫关系、或敌对情绪，那么民族矛盾与分裂就必然会发生。

    （二）、分裂浪潮的根源所在

    之所以资本主义制度及市场经济会激发民族矛盾与国家分裂浪潮，那是根源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以下本质特征：

    第一、 追求平等、民主和自由，以及市场的公平竞争；

    第二、 其市场经济是个人利益至上，从自利出发，唯利是图，因此在强调个性的独立与自主的同时，社会整体及其远期利益有所弱化；

    第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主权是唯一的具有调节价值比及其需求，调节利益分配功能的最重要的无形资本，因此，当社会的局部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时，无论是先进的一方，还是落后的一方，都会渴望以分裂国家主权的方式来保护或优化自己的利益；而政权实质上是由大资本集团与政党控制的，这是权钱交易与结合的基本工具。

    第四、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于资本扩张及掌控市场的需要，肢解他国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

    一旦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以上四个特征开始作用于旧社会形态，那么只要该国的旧社会是具有上述民族及文明关系结构特点的，那么民族矛盾及国家分裂就可能出现。当然，除了该国的旧社会是具有第四层的结构特点的，那么其中的被压迫民族谋求独立是必然的、合理的、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除此之外的民族分裂，都不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而且从长远来看，一般是不利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的。

读者们若有兴趣，不妨用笔者以上的理论去对证一下谭若思所列举的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看看其中的哪一个分裂是具有必然性的，然后再想想，谭若思以这些国家的分裂来类推中国必然分裂，是否有道理。

    四、中国近期分裂的可能性分析

   （一）、近代中国是凭什么抵御了分裂危机的？

    其实，早自“鸦片战争”起，一直到新中国建立止，在承受了资本主义文明第一波冲击的同时，中国已经历了许多次被肢解危机的严峻挑战了。当时的列强何尝不想瓜分中国？“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后，争议了很久，但最终只能无奈地放弃了瓜分的念头，原因就在于：他们从义和团的无畏反抗中看到了，中国文明的整体性与凝聚力实在太强，若强行瓜分，那么维护分赃所得利益的高昂成本，将是他们所承受不起的。然而日本不甘心，狂妄地想独吞中国，可是，八年的侵华战争不仅使自己骨断筋折，而且已经吞进的台湾也只能被迫吐了出来。难以侵吞与瓜分，列强自然想到了利用民族矛盾来肢解中国，可是中国并不存在上述第四层的结构特点，因此在西藏与新疆，他们的挑拨民族分裂的活动没能得逞，唯有外蒙，因其与中国主体文明的结构联系相对最松，因此它被成功地分离出去了。

    中国文明整体性与凝聚力强的特点并不是无条件的，因为这一特点主要是在封建时代里形成的，因此，它的效能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对的，是跟封建社会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及其社会结构密切相关的，例如义和团之所以勇猛、无畏，并不是像西方人所认为的：“愚昧地以为自己真的刀枪不入了”，而是基于“忠君爱国”、“忠、孝、仁、义”等道德及其价值观念，但是这些思想又是跟封建社会的结构及其生活方式息息相关的。由此要问了：如果封建社会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及其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那么中国文明整体性与凝聚力强的特点是否还能得以保持吗？

    中国共产党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初期结构模式的同时，也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建立了自己的道德及其价值观念体系，虽然这一道德及其价值观念体系跟它的社会结构模式一样，也存在着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及其缺陷（以后另文讨论），但在初期，它同样表现出了很强的整体性与凝聚力，例如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的勇猛、顽强令世界为之惊讶；六十年代初，天灾人祸加上国际上的全面封锁，两年间，全国饿死了几千万人，这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总量啊，但不仅中国社会次序的井然令西方不可思议，而且人们同心同德、勒紧裤带，在简陋的工业基础上造出了让世界无比震惊的原子弹与氢弹。这样的民族能够战胜吗？这样的文明怎么会分裂呢？

    （二）、中国面临的被分裂危机将比近代更严重

     然而，精神毕竟不是万能的，当实践证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运行并不能产生理想的效能时，人们的牺牲精神也就不可能无限地待续下去了，社会结构模式的改革也就在所难免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1992年，终于由邓小平拍板：采用“政府仅居间接调控地位”的市场经济体制。十二年来，经济结构已经发生的根本的变化，而原有的道德及其价值观念体系是否能与之适应？看看那数十个省级贪官的忏悔，都承认自己“由于丧失了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念，经不起财色与权钱交易的诱惑”；再举两个小例子：在公交车上，若要求一个青年给老人让位，他很可能嘲笑地回你一句：“帮帮忙噢，侬要我做雷锋啊？”，那意思就等于说：笑话，你是想让我做傻瓜？同样是在公交车上，仅二、三个流氓在侮辱一女孩，女孩大声呼救，但一车人却无动于衷。

    以上例子虽然说起来还不能看成是普遍现象，但不可否认：自私与冷漠的情绪已在我们的社会里渐渐地漫延了。为什么？还是简单的真理：存在决定意识，人们自私与冷漠的思想情绪是传统市场经济自私、冷漠，甚至残酷的运行模式的实质反映。其运行模式的实质可概括为：

    传统市场经济以价格机制为主宰，价格取决于供求的对应关系，供不应求，增值；供大于求，贬值；一切取决于价格，而不是道德；一切被钱所支配，也包括供求的变化，而道德却缺泛必然力量的支撑；在传统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体力与脑力也被作为资本要素而卷进了供求及其价格变化的竞争中去了，竞争的命运法则就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显然，在这样的竞争环境中，处于最不利地位的，就是永远供大于求的普通劳动者了；

    在市场的运行及其竞争中，资本的唯一需求目标就是：唯利是图，这四个字同时也是资本的根本生存法则，因为资本在运行中，其价值不增即贬，而贬值就意味着被淘汰；在这样的社会里，人的能力既然只能以资本要素的身份参与经济活动，人的各种需求的满足只能取决于能力的价格，那么人的能力发挥，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受资本的“唯利是图”生存法则的制约了；

    传统市场经济结构模式的本质缺陷若以逻辑悖论的方式来揭示，可作如下表述：

    传统市场经济的价格机制是依据“稀缺原理（即物以稀为贵）”与“自利原则”来运行的，其实在这样的社会里，最稀缺的就是无私奉献的牺牲精神，但是这样稀缺的精神却是无价值的，因为“价”既然是因“私欲（即需求）”与“自利”而生的，那么“自私”才有“价”，“无私”就无“价”了；而且，生存既然取决于“价”，根本上是取决于“自利”，那么“无私奉献的牺牲精神”在这个社会里也就实在是无地自容了。

    传统市场经济结构模式的本质缺陷对于社会的整体性及其凝聚力，是具有很强的耗散作用力的，这是造成民族矛盾与分裂的根本原因。在它的作用下，即使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他们市场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高潮中，有些国家也曾经历过分裂的困扰，只是出于资本扩张及外部竞争对国力的规模要求而促成了统一；美国经历了“南北战争”的分裂危机后，便在宪法中增设了“永不分裂”的条款，而英国和加拿大至今仍在受民族独立要求的困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导致印度尼西亚的社会动荡，一些民族至今仍在闹分裂。

    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在资本主义文明的第一波冲击中，中国文明的整体性与凝聚力强的特点之所能较为成功地抵抗住了被瓜分、被分裂的危机，也是跟那时的中国的市场经济极其薄弱密切相关的。我们知道，市场经济是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也即生产是为了出售，而不是为了自己消费；而当时中国经济的几乎百分之九十，仍是供自己消费的农业自然经济；极其微弱的市场经济根本就不足以耗散中国文明的整体性及凝聚力。

    然而现在的情况就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了，我们的经济规模已是旧中国的几十倍了；虽然真正搞市场经济只十几年，但这十几年却远远超过旧中国的几十年，市场化率已超出百分之六十，已达到了市场经济国家的国际标准了；那么中国文明的整体性及凝聚力是否已削弱，中国社会是否具有谭若思所预言的分裂危机呢？

    实事求是地说，这样的危机的确是存在的：

    第一、虽然中国在文明与民族构成方面并不具有必然会发生分裂的第四层结构特点，但能够引发分裂危机的前三层结构特点却都存在，因此，只要市场经济事实上已在侵蚀中国文明的整体性与凝聚力，只要各民族间经济发展的差距的确在拉大，那么分裂的危机不禁会产生，而且还会加重；

    第二、我国现有的市场经济体制本质上跟传统市场经济并没多少区别，因此市场经济的发展的确已在侵蚀中国文明的整体性与凝聚力，在文明分支中，要求分裂的思想及组织已经产生了，即西藏出现了“藏独”，新疆出现了“东突”；文明主体的汉族人中，对社会整体利益持淡漠态度的情绪也有所增加，有位记者在网上跟我聊天时说，他曾针对台湾的统独问题做过一次调查，他实在没想到，在“对台湾统独无所谓”与“宁肯不统，也决不动武”这两项上打勾的，多是有钱的老板及高级白领；可以肯定地说，只要现有的经济模式不改变，经济发展不平衡继续扩大，那么文明的整体性及凝聚力还会进一步地削弱；笔者会在《传统市场经济必会使中国停滞与分裂，而不是崛起》一文中进一步具体论证的。

    第三、帝国主义的本性决定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妄图肢解中国的敌对势力及活动必会日益猖狂；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的被肢解命运足以证明：一旦中国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进而引起政局的动荡变化，那么美、日、台等的一些特定利益集团必然会扶持中国国内的分裂势力，并促使其分裂活动国际化、合法化、永久化；总之，一但现有的社会结构模式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经济状况恶化，并进而不可避免地出现失控性的社会动荡（只要仍然迷信着西方的市场经济模式的经验，那么不出十年必发生失控性的社会动乱的），那么届时我们所面临的分裂危机，将会比旧中国时更严重，因为旧中国时，我们所要对付的主要是外部的侵略势力，而以后我们所要对付的分裂势力则是相互勾结的两部分：一是内部的分裂集团，二是外部的意欲肢解中国的敌对势力，因此斗争将会很复杂、很困难。

    （三）、分裂的可能性并不等于必然性

    谭若思根本不懂社会发展规律，但作为美国官方智库的社会学研究人员，他对资本及市场经济的本性及发展的一般特性还是粗知皮毛的；更主要的是，他知道主子的意图，他的这本《一中帝国大梦》其实就是为分裂中国的阴谋及其势力所写的，所以便蓄意将分裂的可能性当作必然性来宣传，为分裂势力寻找历史合理性的理由；但是，可能性并不等于必然性，明确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既然我们已了解了民族矛盾与国家分裂的根源及其规律，那么我们是可以设法避免分裂危机的相关因素的发展的。不过，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西方传统的市场经济体制若不加以改造地在中国依样画葫地运用，那么在中国文明特性的作用下，特别容易产生经济危机，而且，一旦产生危机，又特别容易引爆失控的、甚至是破坏烈度很大的政治危机。因此，若要避免这些危机的发生，根本的出路只能是对现有的市场经济结构模式再加以进一步的改革，争取在经济危机发生之前，建立起既能克服市场经济的缺陷，又能发扬中国文明优点的社会结构模式，这并不是不可能的。

    其次，假设中国真的发生了失控性的社会震荡，国际上敌对势力乘机扶持国内的分裂势力实施分裂行为，“台独”、“藏独”、“东突”等纷纷宣布独立，国际上的敌对势力再以承认其独立的方式使其分裂活动国际化、合法化，并给以财政与军事上的援助等，那么以“七块论”肢解中国的意图是否真的就这样梦想成真了吗？

    如果真的出现这种局面，我可以肯定地说，这样的分裂局面就如同中国历史上某些朝代更替间的分裂现象一样，只能是难以永久化的短暂现象；不过严重的话，中国很可能为此要经历一场很伤元气的战乱，如果外国进行武装干涉，那么这场战乱就必然国际化，甚至可能引发国家间的战争，因此，分裂中国必会引来世界性的大灾难。我的理由如下：

    第一、我们知道，苏联与东欧是由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的失败才发生社会结构震荡变化的，其变化的方向是向资本主义回归；假设中国发生社会结构震荡，那么也就意味着现有的、西化色彩很浓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失败，既然如此，那么中国的社会结构将会朝什么方向变呢？会是彻底的资本主义吗？不，绝对不会的，因为引起社会动荡的直接原因主要肯定是这样两个：一是失业现象严重与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严重，这显然是市场经济固有的本质缺陷造成的，由此人们会厌恶资本主义；二是官僚腐败现象严重，其根源是封建专制残余与市场经济唯利是图思想的结合，因此人们也不会愿意回到以前的计划经济结构模式中去；显然，依据“反复否定规律”，人们所期待的，将肯定是那种虽不排斥独立自主与竞争，但必须是在民主制约的条件下，社会利益分配能相对均衡的社会结构模式；这样的社会心理及其要求，其实就是中国文明中的“重视整体均衡与协调”的特点的强劲反弹，显然，这样的社会心理是很难成为支撑分裂势力的精神支柱的；

    第二、往往在社会动荡不定时，社会心理中的民族主义意识会表现得犹为强烈，若遇外部势力干预，那么民族主义精神就会表现得更极端，这几乎是种定律性的现象，其中的机理并不复杂：我们知道，在各政治派别（或政党）的相互争斗中，唯有其政治主张能获得最大的社会心理共鸣的派别，才能获得相应的社会行为协从，并进而夺得政权；在社会动荡中，人们会对纷纷绕绕的政治主张一时感到无所适从，但唯有一种意识却能跨越不同的需求而获得最大的社会共鸣，那就是体现民族自尊的民族主义精神及其主张，这也就是政治家们为什么在社会动荡时，特别喜欢鼓动民族主义精神的原因；在这样的形势下，其好处是：中国文明的主体（也即以汉族为主）会表现出极强的民族主义精神及其凝聚力，至少在汉族中，敢于搞分裂的政治家就等于是自寻死路；也决不会有任何政党或政府敢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任何经分裂而形成的所谓“独立政体”的；其不利的表现是：西藏或新疆的一些分裂份子也肯定会用民族情绪强烈的政治口号来挑动民族之间的矛盾，在外国势力的鼓励与支持下，民族矛盾就极有可激化为民族之间的冲突与战争；造成中国分裂的主要动力将肯定是来自外部的肢解势力，而美国必为主凶；

    第三、即使分裂导致了战乱，最终分裂行为仍不可能得逞，这是因为：

    一是中国文明的凝聚力强的特点具有广泛的、根深蒂固的文化及其心理基础，市场经济并不能完全地消蚀它；在自然界里，有一种“碎蛇”，它看起来很脆，一摔就碎，但不一会，它便会自动地连接起来，并行动自如了，而中国文明也有“碎蛇”的复原本能，一旦动荡，看起来是一盘散沙，但不久又会自动凝聚在一起了，这种屡屡复原的凝聚功能，在世界的各文明中，可说是绝无仅有的。

    二是中国文明主体的人口达百分之九十以上，而且，无论是西藏，还是新疆，其居民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民族共处的。

    三是社会结构发生动荡后，各民族的根本利益与愿望其实都是希望建立“社会利益分配相对均衡”的社会，其社会心理都是“重视整体均衡与协调”的，因此分裂份子即使在本民族里，也是很难得到较多、较长久的民心支持的。

    四是从人类社会运动发展的规律来看，中国文明已渡过了最低潮的历史低谷时期，并在积蓄另一个发展的历史高潮，现在的中国已不是“外蒙”被分离出去时衰弱的中国了，其实力的强大，已足以使绝大多数政治家有信心去对抗内、外的分裂势力；外部肢解势力的企图最终只能是妄然的，其肢解中国的行为只会煽动中国人的极端民族情绪，也因此很可能会引火烧身。

目前社会上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因痛恨失业、生活下降或没保障、官员的腐败等现象而产生了巴不得中国共产党垮台的想法，因此，社会发生震荡的危机已相当严峻了。笔者在期望中国共产党痛下自我改造决心，想以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理念去建设和谐社会的同时，更期望中国社会下的各阶层人们也能宽忍以待，极力避免社会发生失控的动荡，因为随动荡而发生的，中国将必然面对的是社会分裂与倒退的漫长苦难。

我们正在悬崖峭壁上彷徨，

只要能迈过这个坎，前边就是风光无限的顶峰，

然而，我们脚底下的泥土却正在松动；

别人成功的路不是我们的路，

因为时空条件不同，因为我只能是我，我们永远成不了别人，

我们只能另外开创属于我们自己的路。

编者按：该文曾在2004年10月20日于中国改革论坛发表，其原始文章连接地址为： http://www.chinareform.org.cn/cirdbbs/dispbbs.asp?BoardID=6&replyID=78650&id=36214&star=1&skin=0

http://www.chinareform.org.cn/cirdbbs/dispbbs.asp?BoardID=6&replyID=78651&id=36215&star=1&skin=0

本文未经审阅，已由编者对个别字词做小幅度修改并更换题目(原想拟定题目为<<中国在2007年——2017年期间会分裂吗？>>,但考虑该题目过于敏感,故更名现题目。)，编者在此特做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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