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现实中的长征精神已经更实际了，这没有错，对于已经成功的东西难道不应该尊奉吗？对于前人取得的胜利难道不应该为当今的事业服务吗？何况这是举世瞩目的历史，岂有不赞不歌不为我所用之理？所以无论怎样地拔高都不为过，无论怎样地联系现实都不为错。这种颂扬没有饱和的位置，这种古为今用没有结束的时间。
可若经常地、长久地、不断地、重复地这样“与时俱进”、“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地宣传，将极有可能掩盖长征精神的最本质的层面，丢掉长征精神的最基础的东西，丧失长征精神的最根本的内核。这样下去，就会忘掉以往那个年代过去的一切，那么，距离背叛那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背离那时人民拥戴的政党也就已经不远了。
翻开历史，那个年代的长征将士的回忆，可以发现：为什么在那么艰难卓绝的恶劣环境之下，红军能够坚持下来并发展壮大呢？领导层面的路线、策略固然重要，但其中更有这么重要的一条：官兵平等、民主，并且所有的红军官兵都有一个平等的理想，一个实现“人人平等，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民主社会的理想。这就是动力，就是精神，是最基本、最原始的精神动力。
因为红军不同于当时的任何旧式军队，它的平等民主使当时的士官们都感到温暖，感到贴心，感到依靠。那些从未接受过文字教育的士兵们，初识马克思主义就是从身边的氛围开始的。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最朴素的认识，就是要实现，如同他们身旁的民主平等一样的社会。为之，他们奋斗、吃苦、牺牲，都义无反顾。这，难道不就是红军及长征精神的根基吗？
正是由于有了这种精神，红军才能在正确路线的指引上走出长征的困境，走到长征的胜利，并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走向拯救民族危亡的八路军，走向推翻独裁、腐败、黑暗政府的解放军，走向令现代化的最强军事实力的“联合国军”为之胆寒的志愿军。可以说，没有这种精神，就没有红军，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共产党的军队，就没有共产党的政权。
可如今，工人下岗，民工薪薄，共产党的执政官员们却在长资增贴，圈地卖业，这还是那个“解救穷苦人”，“追求人人平等”，“实现民主社会”理想的共产党吗？不是了！如今考虑的已经是“如何保持共产党员首先富裕的先进性”，“如何巩固共产党执政的长治久安”，“如何考虑共产党行政的谋划策略”，“如何加强共产党应对突发事件的管理”，……。如今思虑的已是怎样将国家权威做大做强，怎样在国际舞台上有斡旋之地，怎样循富国的“游戏规则”做个强国，……。为此，成员们凭借共产党的领导身份首先富裕起来，依据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大量出卖廉价的劳动力，托信前辈的管理威望让普通百姓付出改革的成本，……。那么，这样的共产党还是那个长征精神所激励的共产党吗？这样的共产党还是那个先烈为之浴血的共产党吗？这样的共产党还是那个革命前辈所构思理想的共产党吗？
事实上，现今的中国共产党早已不是革命战争年代的中国共产党，从1949年10月1日开始，共产党就有了国家这么个大资本，有了政权这么个大家当，有了所有权这么个大资产。可是，从穷人、苦人开始，拚死打天下的革命前辈们，始终对这一大摊子不放心，他们朝思暮想、魂牵梦绕怎样“守天下”，怎样不被杜勒斯不幸言中。他们开始延续供给制，但很快就被自然地或被动地淘汰了；他们更多地关注底层群众的生活，但还是有三年苦难；他们努力提高底层劳动者的政治地位，但还是常常弄巧成拙；毛泽东更是思维大胆、魄力雄阔，图谋以简单的“造反有理”来维持穷人的政权，结果已如历史所验证。
因为，根深蒂固的传统和习以为常的思维，使我们的前辈们一直将平等误会为平均。所以，在生产资料国有化的同时，不允许其它经济成份的存在；在倡导集体主义精神的同时，大力批判个人英雄主义；在鼓励分配均匀概念的同时，强调绝对平均的“大锅饭”；……。事实证明，它并没有使穷人获得真正的解放，并没有使整个社会快速地增长生产力。
然随之而来的革新却使穷人瞠目结舌，执政者们迅速地调整方向，各项政策、措施更多更快地向富人倾斜，共产党的执政者们也急速地迈向“富人俱乐部”。不富裕的共产党员就不是优秀的党员，优秀的党员不能不富裕，党员领导更应该是富裕的先锋，富裕也是入党资格的潜在依据。这种富人的共产党、富人的政权、富人的国家还是前辈们传承下来的中国共产党吗？还是先烈们浴血期望的人民做主的政权吗？还是革命老战士们为之奋斗终身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中国，多灾多难，历尽磨砺，在经历了左和右的摇摆，在历练了穷人为主和富人为尊的社会阶段，应该想一想：中国应该向哪处去？革命先烈的平等理念究竟是什么？
在中国，不！在其它国家也一样，国家中的百姓是由各民族各阶层的人民所组成的，作为一个为民的共和政权理应是为各阶层的人群所服务的，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它不仅要解放自己，还要解放全人类，当然也包括富人和穷人。由此可见，作为已经夺取了政权的共产党，它已完全不同于以往革命战争时期的共产党，不再是那个劫富济贫、称金平分的共产党了。当然，它也不应该是投身于富人怀抱、挤身于富人行列的共产党。这时的共产党应该是引领各阶层人民前行进步的政党；应该是建立政权为各阶层人民服务的政党；应该是平衡社会各阶层利益共同富裕的政党。这种平衡平等，不就是整个社会的公平！非此又是什么？所以说，红军长征的“平等理念”在当今社会就是“社会公平”。这才是长征的基本精神所在，这才是延续长征的精魂所在，这才是长征官兵的希望所在。
可见，平等不是平均。但前一时期，当平均的“大锅饭”被破除，公平的、社会公平的理念却并没有建立起来，以致鼓励不问手段的差异，允许不求过程的富裕，容忍诚实勤劳而致贫的出现，不就是将长征的平等的精神，将前辈和先烈浴血奋斗的理念，将“穷人获解放、人人有饭吃”的长征精神彻底抛至脑后去了吗？
是的，社会公平不是平均，而是一种平等，一种平等基础上的公正。公正？公正何以实现？使绝大多数人都信服的公正机制究竟是什么？公正机构？法律？不！在封建社会也有律法，那么它的律法体系就能代表或体现公正了吗？“刑不上大夫”就是最好的注脚。就说“文革”期间，那时不也是存有法律吗？即便是在当今的社会，权大于法、有法不依、漠视法律、……，不是举目皆是？
可见，作为社会规矩的法律还得听命于上层建筑的顶尖层次——政治体制。政治体制如何，除了决定了社会的政治氛围；经济的“游戏规则”；文艺的价值取向；思想的禁锢自由；科技的争鸣进步；……以外，还规范、制约、定性了法律的条件、功效、范围。不是嘛，封建独裁时，帝王脚一伸就是一尺，这就是法；集团垄断时，集团的意志势必治理一切，包括法律，例如文革，例如六四。
不可否认，经过长征的革命前辈精英们，他们曾经长期地细致地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不是有篇著名的“黄炎培和毛泽东60年前有关历史周期率的对话”吗？所以，开国之初，他们就选择了具有民主形式的“人民共和制度”。在这种“人民共和”之下，人民的权力当然高于一切，而“共和”的政治参与的运作方式必然会更多地、普遍地、经常地带来正直、正义和清明。公众的正义和正直，这不就是公正吗？
然而，经过这么几十年，怎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极少看见社会公正的真实体现呢？不是知识分子被压抑得变成“臭老九”，就是民工被盘剥得连微薄的薪金都讨要不成。这是为什么？因为高于一切的人民权力还得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共和的选举方式还要附加上“忠于党”的前提——注意！这里是指“党”，而不是指无产阶级，不是指马克思主义，不是指真正的社会主义。也就是说，“人民共和”的制度在现实中是由共产党具体代理着的，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代表着人民的，是在替代人民在执行着“人民共和”的国家制度。就这么一个“代表”，就可以指使人大以一致举手通过的方式，服从党的集团意志；就这么一个“代理”，就可以驱使“人民共和”借中央方针政策的贯彻，忠实党的集团思想；就这么一个“替代”，就可以迫使国家凭管理权力的专政，争取党的集团利益；……。这，还是真正的“人民共和”的精神实质和宗旨吗？在这种“代理”的“人民共和”的国家制度下，难道还会有真实意义上的公正吗？在这类“代表人民”的旗帜和宣言中，难道还会有事实上的社会公平吗？在这样“替代”的“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后面，难道不是有许多在为自己谋取私利吗？
由此可见，在真正的人民共和的国家体制下，才可能有公正！才可能产生公正的机制！才可能出现绝大多数中国人信奉的公正！在这种公正的前提之下，才可能出现真正的、客观的、绝大多数人认可的社会公平；才可能出现不言和谐的和睦社会；才可能出现不扬崛起的“君子”大国。
那么，设计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才可能真正体现“人民共和”的国家制度的实现呢？具体地说，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如何真正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心，同时共产党也不会脱离对国家的领导作用？共和选举的方式如何真正成为民众意愿的真实表达，同时又不会出现混乱的、无政府的局面？那就是共产党的组织形式由单数改变为复数，“人民共和”的国家体制中实行社会主义两党制的政治机制。
呜，这不是五七右派的“取消党的领导”的翻版吗？不！党的领导究竟是什么？社会主义两党制究竟是什么？它对党的建设和发展有什么作用？这些在《光明在前》中都有明白清晰的分析和阐述，本文只是在长征前辈们所期望的“一个平等的社会”、“一个公平的社会”、“一个公正的社会”方面，也就是长征的最原始的精神层面，来说明社会主义两党制对中国长征的延续和进步。
可以说，没有官兵平等，不存在长征；没有社会公平，不存在社会主义的新长征；没有平等社会的理想和信念，不可能有长征；没有实现社会公平、公正的理念和决心，就只有腐败和黑暗，是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只有独裁和专制，是不会有长征的胜利和往后的发展壮大；没有社会主义两党制，只有专执政治权势的一党制，是不会有社会全体各阶层人民的真正解放。
两党制！社会主义两党制！谈何容易，它是何其艰难。因为党的集中统一的认识已是根深蒂固；因为党的凝聚团结的概念已是彻骨透心；因为分裂分组党的宣传已是大逆不道；因为不问条件将国家统一推演到政党统一的传统思维方式已经约定俗成；因为……。如果说，革命的前辈们由于时代的局限，由于情感的不舍，由于理论的欠缺，没有实现真实的“人民共和”的话。那么，他们的后来者，难道不会由于权势的得失、利益的纠缠、荣辱的牵挂，更是在感觉上进行排斥，在理智上进行拒绝，在思想上进行清除吗？
可想而知，这是何等的艰难。于是乎，选择逃避应该是很自然的。政治体制改革被几代革命家们束之高阁，他们只愿实行政治风险相对较小的经济改革。可政治问题是躲避不掉的，仅发展经济而不问政治，肯定会引发许多灾难；仅发展生产力而不建设适宜的生产关系，势必会危机四伏；仅构筑经济基础而不改变陈腐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也会崩裂坍塌的。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也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可面对众多的问题，现代派的革命家们更信奉“学识”、“理论”；更迷恋“西方”、“海外”；更相信“专家”、“学者”；更依托“谋略”、“技巧”；更注重“措施”、“办法”；更习惯“政策”、“宣讲”；……。是的，三韬六略确实很重要，但所谓的“士气”不是更基本吗？假若说老一辈革命家鉴于他们长期的威望和感情，尚可凭借“口号”鼓动民心的话，经过数次错误的政治运动，经过“为改革发展作出牺牲”的民众（包括官员、党员）还会听信共产党的说教吗？
一个政党，如果失去“政治诚信”，它的政策、措施、方针、办法、等等，都是无法贯彻执行的，更是无能落实成真的。一个社会，没有诚信，怎能发展进步？一个政党，没有政治诚信，何以为政党？一个诚信的社会，首先就是从执政党的“政治诚信”开始的。这也即是对待贪腐，为什么一个措施接一个机构尚且“前贪后继”，以致百姓退缩、社会麻木、政党默认的根本原因。对待“和谐”，今后的事实也将证明：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再多的措施也是无能为力的，最终也是一事无成。
共产党没有“政治诚信”？不是吗？远的不说，就说让工人、农民为改革开放作出牺牲吧，那么，作为领导改革开放的共产党的党员们即使不能做到后天下之富而富，总也不该先天下之富而富吧。
中国共产党的“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可是，它却在中华大地上有着最广泛最威重的、最大最高的权势。在当今世上，没有哪个组织、哪个团体、哪个国家只有权势没有权益，只认可自己有执政专属权不承认自己有利益，岂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哦，共产党是人民的政党，它建立的政权是人民的政权。那么，它为什么就不能为了人民的权利而实现两党制呢？它为什么就不能为了人民的利益而预行两党制呢？最起码，它应该为了“人民共和”而允许讨论争辩社会主义两党制，不要用“不健康”来拒绝和搪塞。
长征胜利70周年了，同时又是孙中山先生诞辰的140周年。追怀革命的先行者、共和的首倡者、中华的国父，他一世的忧心是什么？是“民”！他一生的努力是什么？是“国”！他不朽的魂魄是什么？是“天下为公”！
现代的革命家们，你们领导的共产党还是长征延续下来的共产党？还是遵循中山之魂的共产党？是那个“穷人”的共产党？还是那个坚持“共和”的共产党？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当政的领袖们，革命的老战士们，先烈的后辈们，支持过共产党的百姓们，请你们看一看，想一想。难道社会主义两党制不就是长征将士的平等理想得以延续的可靠保证；难道社会主义两党制不就是中山精神的“天下为公”得以持续的现实体现；难道社会主义两党制不就是“人民共和”的国家体制得以完善巩固的最根本的基石。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2006-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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