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扩张的帝国主义？

：《经济学家》

　　[译者注]美国的全球性霸权的负担是巨大的，而且在不断加重，但并非不堪重负。美国当前的国防开支，仅占其GDP的3%，却超过了紧随美国之后的14个国防开支最多的国家的军事预算的总和，而美国依然能够承受得起这笔开支。但是，有两大隐患威胁美国的霸权，其一是美国学习自然科学的青年人太少；其二是美国禁止利用干细胞和克隆技术来进行基因研究。

　　1988年，保罗•肯尼迪在其成名作《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指出，过去的霸权国走向穷途末路，是因为"过度扩张的帝国主义"，这种情况同样会降临到美国身上。他的判断在不久就显得不够成熟：1989年，柏林墙的拆除在一夜之间减少了美国过度扩张的压力；在此后10年，美国经济成为全球的火车头。但是，这一切并非意味着保罗•肯尼迪的观点永远错误。

　　不得不承认的是，美国霸权走向衰落的前景，看上去还比较遥远。美国的全球性霸权的负担是巨大的，而且在不断加重，但并非不堪重负。美国经济所提供的权力资源是宽泛的，美国也已经从去年的短暂而温和的经济衰退中复苏过来。在未来数年里，美国霸权的扩张仍将继续下去。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美国能否承受得住其全球性负担，而在于它是否愿意承受这些负担。

　　从表面上看来，历史为美国提供了一些安慰。在20世纪60年代的冷战和越南战争的高峰期，美国的国防开支在一些年份超过了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9%。在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执政时期，他所进行的防务建设使国防开支占到GDP的6%。在2000年，美国的GDP已远高于冷战时期，但其国防开支仅占其GDP的3%。即使白宫计划在明年新增480亿美元的国防开支，使其总额达到3790亿美元，并计划在此后的年份里继续追加，但它占GDP的百分比，仍然在4%以下。美国当前的国防开支，超过了紧随美国之后的14个国防开支最多的国家的军事预算的总和，而美国依然能够承受得起这笔开支。

　　然而，美军的将领们却不认为明年的国防预算足够庞大。他们争辩说，新增的款项仅仅能够弥补以前资金不足时对美军的可靠性和战备状况的损害。这一预算不足以实现那些经常被讨论却未付诸实施的转型美军的改革目标，如使陆军变得更轻便、更具机动性；使空军由依赖于战斗机转变为更多地依靠轰炸机；把军力从相对和平的区域（如欧洲）转移到热点地区。导弹防御计划仍处于起步阶段，它看上去将需要比目前的计划更多的资金。随着阿富汗战争的进行，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增大对无人驾驶飞机和精确制导武器的投入。由于可能对伊拉克发动的战争，阿富汗战争的继续进行，在中亚维持军事基地的期望，以及阿富汗、伊拉克或其他地区的战争之后的维和行动和培训任务的需要，目前美军在兵员上的紧张局面仍可能再持续很长时间。

　　美军在招募足够的新兵以确保其140万人的规模上，已经遇到了困难，自"9•11"事件以来，自愿参军的人数并未显著增加。招募一个新兵的平均费用，已达到15000美元。美军需要更多的新兵，但美国目前却无法恢复征兵制度。美国也不能指望其盟国增加国防开支和军事能力，因为它们的国防开支数额太小，即使北约成员国目前在技术上也远落后于美国，这导致美国难以与它们携手作战。

　　里根政治，里根经济学

　　因此，在未来数年里，美国的国防开支还将急剧攀升，新组建的国土安全部和海外援助的开支也将如此。

　　在这一点上，美国过去的经历使人们对目前的趋势充满担心。

　　20世纪60年代后期因越南战争而出现的高额国防开支，以及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的国防建设，都导致了巨额联邦预算赤字的出现。60年代的赤字引发了美国的通货膨胀，而阿拉伯国家在1973年采取的石油禁运政策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形势；80年代的赤字使短期利率居高不下（以抑制通货膨胀），而长期利率（公司是否愿意借贷的主要指标）过高也使得公司不愿借贷，从而阻碍了经济增长。

　　如果国防开支在近10年里确实大幅攀升，其后果可能是一个现代版的"里根时代"（即再次发生通货膨胀）。同里根政府时期一样，布什政府已承诺在增加国防支出的同时，削减税收。因此，如果不削减其他项目上的支出，巨额联邦赤字可能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严重的通货膨胀可能不会出现，因为联邦储备委员会能够在必要时提升利率。但是，这必然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特别是在联邦借贷引发长期利率上升的情况下。目前美国的国际收支的经常项目帐户已经高达其GDP的4%以上，这会带来巨大的风险：美国可能会急剧贬值。这可能有助于美国的出口，但也会迫使利率进一步上升。

　　如果情况确实如此，保罗•肯尼迪教授的显得不够成熟的判断，很可能会变成现实：联邦预算与经常项目帐户的双赤字，必将导致借贷利率的上升，并使美国出现大幅波动，政治家与选民们就会思考他们是否已经不堪重负。在肯尼迪教授的《大国的兴衰》一书出版后3年，美国发动了海湾战争，但它却让其盟国，尤其是日本和德国来负担战争费用。

　　当然，目前的形势与以前有至关重要的区别。1991年的海湾战争是在美国经济已持续低迷10年--至少与其当时的新对手日本相比是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麻省理工学院（MIT）的一项研究报告在1989年被编成《美国制造》一书，它通过描述美国公司在当时的诸多关键性产业和技术上的严重落后程度，使读者目瞪口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9•11"事件是在美国经历了10年的经济扩张：生产率年年攀升，失业率直线下降，美国公司似乎在所有关键性产业和技术上都处于领先地位。

　　许多经济学家对于"9•11"事件可能引发美国经济的衰退的深深担心，却远未变成现实。实际情况是："9•11"事件正好与一次新的经济复苏同时发生。在"9•11"恐怖袭击之前和之后的降息和减税，看上去已经在提升房地产价格，以及使工人确信自己在失去工作后能够迅速找到新的就业机会方面，维持了消费者的开支的增长。然而，由于上述事实就宣称美国经济在21世纪的头10年，就会如同20世纪的最后10年一样，成为全球的风向标，还为时过早。

　　美国需要再与日本作一次对比，不过是以一种与以往相当不同的方式。如同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一样，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美国股票市场也存在大量投机泡沫，这夸大了美国的经济实力。美国经济就如同一个服了兴奋剂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运动员：本来就使人印象深刻，在金融资产的虚假繁荣的人为刺激之下，它就更是显得如此。目前，"兴奋剂"被取消，美国经济仍然使人印象深刻，但投机泡沫已经留下了诸多的后遗症。

　　在2000年1月，纳斯达克高科技股票的股价一泻千里，更为通用的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指数也出现暴跌。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这种暴跌已经重创了整体经济，通常会导致金融业破产、公司破产、审计丑闻和消费者、投资者信心低迷等连锁反应。逐渐地，这些因素正在出现。安然公司、Global Crossing、世通公司、Tyco和其他许多公司的丑闻，正在使人们对公司经理的诚信和正直产生根本性的怀疑。对于投资银行的利益纷争和各种丑闻，也正在使人们对华尔街产生信用危机。

　　上述丑闻和危机对美国整体经济的影响，可能是间接的：它可能会打击消费者的信心，导致许多家庭把其大部分收入存储起来，以便在他们的退休金投资低于其预期收入时不会过于窘迫；许多公司会发现，筹集新的资本变得比以往困难，因此，它们会力图减少借贷规模和投资数额。

　　在短期内，这种经济挫折对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要大于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布什政府打击"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以及在适当的时候打击萨达姆•侯赛因的决心，肯定不会被目前的经济挫折所动摇。然而，经济上的虚弱性，尤其是当它表现为持续攀升的失业率时，驱使布什政府更易于迎合那些要求实行贸易保护政策的国内游说团体的主张，布什政府已经在钢铁和农产品方面这样做了。这将如同里根时代一样：在高喊自由贸易的口号的同时，却对日本的产品实施进口限制。

　　美国经济的灵活性的好处

　　即使如此，美国在长期内的发展前景仍使人充满信心；学者们不应该追随写了《美帝国的衰落与崩溃》一书的爱德华•吉布恩的观点。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因其僵化的经济的崩溃和政治上对此束手无策而吃尽了苦头。美国可能因其政治上的麻烦而遭受一些打击，但是，美国足够灵活的经济，可能借助及时地清除混乱和迅速地进行资源重置的手段，帮助它走出困境。

　　美国的创业气氛看上去仍然生机勃勃，有经验的管理人才仍然得到足够高的报酬。美国市场所具有的、高于西欧或日本的激烈竞争，迫使各个公司进行不断的改革和创新，并限制了其提升商品价格的能力。在信息技术方面，美国公司仍然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创业资本迅速而持续不断地流入FUEL CELLS基因、医药技术等新兴产业。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看似一片灿烂的发展前景中，存在两点隐患。首先，尽管美国的大学具有技术实力，美国人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的毕业生人数，几乎少于任何其他富裕国家。在24岁的美国青年中，仅有6%在这些学科拿到第一学位，这个数字甚至低于欧洲平均水平，更远远落后于遥遥领先的芬兰和英国。美国的大学在所有的自然科学上都走在世界前列，但是他们的许多学生，尤其是研究生，多为外国人，而不是本国人。根据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保罗•瑞马尔在有关技术和年轻人之间的联系的著作中所指出的那样，这很可能是由于自然科学课程所需的经费太多，因此，许多大学人为加大这些科目得以通过的难度。英语、历史、和经济科目会给75%甚至更多的学生较高的学分，而计算机科学和化学科目则只给大约60%的学生A和B的成绩。这种缺陷导致学艺术的学生人数大幅攀升，但是很少有美国人想学理科。

　　上述事实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外国学生到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或其他地方学习自然科学是一件很荣耀的事；他们中的一些留下来在当地找到了工作，而另外一些学生回国发展，他们被期望高度评价其在美国的经历。瑞马尔教授和其他人认为，美国人不愿学习自然科学的局面持续得越长，就越是难以使自然科学方面的外国人才留在美国，或者使美国的全部劳动力大军在技术学科上的水平越来越差。瑞马尔倡导政府与社会提供各种援助，以改变这种不利局面。

　　第二个隐患存在于新兴的生物技术产业。美国从政治上反对在基因研究中利用干细胞和取自于胎儿的其他原料，这是美国政治对堕胎问题进行长期激烈争论所产生的负作用。美国对这方面研究和所有的克隆手段的禁止，意味着这一全新领域的先驱性研究成果，将会出现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如果基因研究的最终成果的意义不大，这一研究对美国的影响也就不会太大；迄今为止，美国仍然是进行基因研究以外的其他医学研究的最具吸引力的地方。但是，如果基因研究的最终成果达到了其倡导者所构想的目标，美国将会在一项未来的产业中落后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