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X同志：
您好！
我是个大学物理教师，平时闲着的时候爱浏览一些政治新闻和政治理论，时间一长，就注意到了一些现象，其中，关于“社会主义”的话题很耐人寻味。我琢磨再三，想把自己的一点看法写出来，虽然肯定没有地方发表，但我不想让这些想法与我一起死去，我决定把它寄给您，算作一点学术交流吧。
我注意到，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就“什么是社会主义”达成共识，这对我们这个声称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不是个很大的讽刺吗？
当然，政府养的那么多理论家和笔杆子肯定不同意我的看法，他们会口若悬河地拿出邓小平同志的一些说法作为权威证据，说什么“发展生产力就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就是社会主义”，或者说“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等等。我没有他们嘴大，但发点声还是可能的。我觉得，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的确做过认真的思考，开辟了思想解放的新时代，这是他的巨大的历史功绩。但邓小平同志更多的是考虑现实问题，他的言论有现实针对性，而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它应该有自己确定的内容和边界，就象物理学上的牛顿理论一样，后人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应用，但谁也不能用一次就改变一次，或者用一次就“发展”一次，声称自己是“发展着的牛顿理论”，那样的话，就会搞的牛顿理论面目全非，最后大家就蔑视牛顿理论，就好像目前社会上流行什么而什么就很快烂掉，让大家厌恶一样。所以，中国的理论界要很严肃地对待社会主义的问题，如果“发展”的太快了，可能也就毁了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理论。
在我们国家，社会主义的地位是很尴尬的，一方面，它被政权的力量供奉者，显得很神圣，一般人不能研究和发表看法，它是国家领导人谈论的专利，最差也得是大机构的学者研究的，属于“一级学科”的范围；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了一些人很随便地谈论社会主义，根据自己的利益倾向来“打扮”社会主义，企图让它得到政权的支持，永保自己的利益得到维护。这样一来，社会主义的名声就搞臭了，它基本上成了政策的辩护工具，已经丧失了自己的严肃性和学术性。其实，有钱人才不需要社会主义哪，社会主义的真正拥护者是穷人阶级，那些饱食终日的学者和富人谈论社会主义真是滑稽。所以，中国花了很多钱养了许多人来“研究”社会主义和打扮它的外表，是真正的浪费资源。
在中国30年的改革中，传统社会主义的一些理论主张和政策做法基本上被推翻了，形成了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都见识了在这种特色理论指导下中国的乱象和民生的苦难，新一届中央政府高举民生的旗子，进行了很多“纠偏”的工作，这是值得肯定的。但乱的地方依然太多。我希望，在您主持意识形态工作期间，对于目前社会主义理论的乱象也来个“纠偏”，让社会主义成为独立完整的思想体系，把它跟政策适当拉开距离，不要捆绑在一起，二者形成良性互动。既不要把社会主义与当下政策不相符的地方当作洪水猛兽，也不要让社会主义成了政策的“紧箍咒”。
在社会主义的乱象中，一个突出的地方就是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前一段时间，温家宝同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声言中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政策就要按初级阶段来制定。一时间在社会上和理论界引起了争论（异议者认为此论容易让一些干部“不作为、乱作为”找到借口）。这件事很典型地反映了目前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混乱。“初级阶段论”的根据在哪里？据说是根据生产力的水平来定义“阶段”的，最近还有人煞有介事地写文章“论证”这一点。我觉得，如果社会主义还是个完整的理论，就不能跟生产力有直接关系。难道牛顿理论需要根据生产力的水平来提出吗？难道一个理论必须迁就生产力的水平吗？谁能规定生产力水平的等级呢？什么样的生产力叫低级、什么叫中级、什么叫高级？另一方面，目前连一周的天气预报这个自然过程都预测不了，对于复杂的社会问题，谁又能预知千百年后的事情呢？既然预知不了，哪又如何对社会发展划分阶段呢？我们说，对于一个已经过去的东西，作为学术研究可能做阶段的划分（即使这样也有争议），但对于一个未来的东西，在现在就对它划分好阶段了，这不是“算卦先生”的把戏吗？所以，不论是马克思还是现在的什么人，对于社会发展阶段的预言都是不能信的，不突破这个迷雾，社会主义就不能有自己正当的前途，它就依然在自己天生的缺陷里经受磨难和煎熬。
社会主义是一种思想，思想是可以不断发展的，但绝对不能根据思想来对社会发展做阶段的规定。所以，社会主义就不能声言自己是“初级阶段的”或“高级阶段的”，它就是“当下的”。因此，正确的观念应该是：只有社会主义（思想），没有社会主义（形态的）社会。
那么，“当下的”社会主义应该具有怎样的性质呢？我觉得，社会主义就是一种“价值观”，它不应当含有具体政策的内容，就好像父母养育子女是一种价值观，不能带有牛奶和面包，或者就好像牛顿理论不应该含有“力的计算要用计算器”一样，力的概念虽然是一个抽象的符号，但真实的力能引起物理效应，谁忽视它谁就要碰壁。同样，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观，它是从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出发的，它看似抽象，但如果忽视它，也会碰壁。若能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不仅不是洪水猛兽，而且是人人都离不开的，比如，法律和道德就是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它的价值基础就应该是社会主义。由此，我们可以把社会主义从纯粹的意识形态圣殿“降低”到普通百姓的生活，就可以将人类发展的一切积极的东西吸纳进来，完善自己，也赢得信众。
现在，由于通信和交通的发展，地球已经成了一个紧密联系的社会体系，各个部分的互相影响日益加深。所以，社会主义就不能只关心一个国家的事情，不能关起门来搞什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社会主义不能缩起头来，该带头的还要带头，尤其象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地球上各处都有我们的利益，当然也有别人的利益。利益的调整靠什么？就要靠社会主义，要让各国人民都认识到，地球居民的利益已经互相交织了，我们有很多共同的利益，各国都要调整自己的政策，加强交流与沟通，确保在涉及全球的重大利益上有协调一致的行动。目前，社会主义在反对战争、消除贫困、反对两极分化、反对各种歧视、环境保护、推进可持续发展、推进民主建设等方面大有作为，不能让出这个阵地。
社会主义把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作为自己的核心价值，它必然要跟当下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发生冲突。个人主义把自己挣钱发财、自己随心所欲地生活作为自己的价值观。这其实是很狭隘的，它以为自己呼吸的空气好像没有从其他人的肺里通过。改变这种观念需要长期的教育，也需要政策和法律的约束。具有个人主义观点并不难，它根埴于人的自利的天性。而今天，天性的东西加上工业化，已经让地球的环境和资源不堪负重，地球社会面临着严重的不可持续发展的危机。这可不是说着玩的，而是已经摆在面前的现实。如果还想让地球生命系统避免在未来的争夺资源的战争中毁灭，那就要让每个人（包括国家的决策者）头脑里先有“社会利益”的观念，将维护社会利益放在头里，那种“人人都为自己谋利，就自动促进了整个社会的福利”的经济教条主义已经被证明对地球生命系统是有害的，动摇了社会存在的根基。耍个小聪明很容易，但小聪明可能既不利己也不利人，尤其是在后果滞后的情况下，让个人主义者接受这个观念更难。
社会主义就需要对个人与社会、与环境的关系做出逻辑的解释，它不再是政治说教，而是一种社会学，是把人与环境统一看待的社会学。人在地球上不能有特殊地位，人的私欲的膨胀很快就导致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的枯竭，只是其他生命的苦难人不知道、不理解，某人的房子被一些人强制拆迁了还能上法院起诉，可动植物的栖息地被人侵占了，找谁说理？正是因为其他生命对人已经无法抗拒，所以人才能肆无忌惮。这种生态平衡的打破，如果不能由人主动意识和制止，是没有办法恢复的。人对人要讲伦理，人与其他生命也要讲伦理，尤其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更要让每个公民都知道人对地球生命系统的责任。“我的衣服之外还有我”，“我的门槛之外还有我的家”，应该成为新型公民的信条。
社会主义要发展，要不断充实被发现和揭露的真实的关系，它不能再继续充当政治教条，也不能继续作为反复无常的政策的辩护工具，它应该有自己独立存在的价值，而不是只有政权的扶持才能存在。在人口越来越多、社会关系越来越复杂、人地关系越来越紧张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更有发展和尊重的必要，就好像尊重自然规律一样。与此同时，政府的政策要与社会主义理论分开，政党可以宣称信奉社会主义，但要谦虚地而不是强迫式地信奉，不能因为“我爱你就要霸占你”，“我爱你我说你是什么就是什么”，相反，要时刻检点自己的政策和行为是否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要诚实地对自己的过错忏悔。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才能得到尊重，才能有权威性。
社会主义从政治教条回归市井，容许人们各自研究社会主义，也容许人们辩论社会主义，逐步确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的价值内容，使之上升为公民读本，再影响到公民的行动和政治决策。只有社会主义转化为诚实的行动了，才能有好的效果，否则，即使口号喊的再响也是白搭，甚至是自我欺骗。现在最需要的是让社会主义修养生息，正本清源；同时，国家领导人也要谦虚，不要让一些人把自己抬高到“马克思主义者”或“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地步，如果自己真有想法，那就以个人名义写文章，在普通的媒体或期刊发表，参与问题的讨论，也容许别人争论，让别人知道你的思想来源。这不影响自己的决策权，反而让公众对你有亲近感。国家领导人的思想如果符合事实关系，也会被后人尊重，也可能会冠以名字来命名你的理论。作为一般老百姓，还是希望自己的领导人有学识，用自己熟悉的话来对自己讲话，但不要讲假话，所谓“打左灯往右拐”，这可是多年来教给老百姓的印象啊。因为这种反复强化的印象，不但官民信任不存在，而且也搞臭了社会主义的名声，有人就混水摸鱼，霸占社会主义的解释权，以此强化自己的利益。这样搞下去，不但不会和谐，而且会继续混乱，那还能指望中国人在社会发展的理论上有什么真正的创造吗？真正有价值的思想都是超脱性的，不会为蝇头小利所羁绊。那种“谁的权大谁就是真理”的逻辑不适合于理论发展，而且是有害于理论发展的。我感觉，如果社会主义思想只能用来教育老百姓而不能用来教育国家领导人，反而国家领导人以“社会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就象神甫一样），老百姓只有听命的份，这样的社会主义肯定要“跑调”。这个传统，能不能有所改变呢？能不能不再假扮神仙呢？社会主义之乱跟领导人的乱搞有很大关系，如果让政治跟社会主义适当分离，那对双方都有好处。领导人可以象走马灯一样地换来换去，但社会应该是稳定持续的，不能让亿万百姓跟着领导人一惊一乍的。改革年代的一惊一乍，老百姓已经不在乎了，可是苦了孩子们，他们被迫要背领导人的语录，要考试这些语录（当然还有所谓政治教员的添油加醋，制造垃圾文字），您调查一下“考研产业”最肥的一块是什么？就是“政治辅导”！这纯粹是伤天害理，透支民族的未来。
要不要社会主义，跟是否认识到社会是共同的价值或者有哪些共同的价值有关。遵守共同的价值观，这已经不新鲜，但这还是初步的、浅近的。面对不可持续发展的形势，有必要推进深层的价值研究和普及，使社会主义价值观在新的时代成为化解资源危机和社会危机的指路明灯。
我是个粗人，又不是干部，不会猴精猴精的，想到哪里写到哪里，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还请您指正。
此致
敬礼！
董键
二00七年五有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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