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股市是经济生活的过于神经质的睛雨表，那么，农贸市场就是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的准确的睛雨表。记得，1992年时，家乡的河虾130元钱一斤，正好合我一个月的工资。现在，河虾跌到了十几元钱一斤，我的工资却上涨到了将近3000元。从我个人的感受来说，当然无比美妙。但是，从收入分配的角度看，这意味着，在这短短十多年里，我和养虾农民的收入差距拉大了近200倍。
这正是农民们感到的困惑。近七八年来，农产品物价不断下跌。养什么赔什么，种什么赔什么。苹果、栗子、柑橘、甲鱼、桂鱼、鳗鱼，都是如此。城市里的居民当然可以吃到又便宜又好的苹果了，但农民可惨了。试想，当你栽种的大片苹果树开始挂果上市，喜滋滋地等待5角一斤的收入，但收购价却落到5分钱一斤，岂不是当头一棍？在苹果收购价5角钱一斤的时候，苹果树苗的价格很高，园艺师的指导费很高，化肥和农药的价格很高，甚至你请的帮手都要高价。由于有5角一斤的期望，这一切都可以承受，可以预支。但所有这一切费用都发生了，所有的辛苦都投入了，苹果价格却一落千丈。这能不让人绝望吗？
不种经济作物行不行？粮食作物的价格不会大起大落，老老实实种水稻、小麦行不行？一样不行。从1996年前后起，水稻、小麦的收购价下跌了近一半左右，剔除种子、化肥、农药、机械、柴油，所剩无几。正是这种市场力量，使产粮区的农民大批抛荒土地，离乡进城。也是这种市场力量，使原来还可以承受的各种摊派变得越来越不堪忍受。
由此，三农问题成了中央政府关注的重中之重的问题，30年土地承包不变的政策也日益遭遇八面来风。有的引用邓小平同志两个飞跃的论述，强调新的农村合作化的必要；有的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强调土地私有化和土地流转兼并的必要。还有一些微弱的民间慈善力量开始倡导新乡村建设，希望用城里人的慈悲情怀去滋润乡村龟裂的土地。
面对土地承包的八面来风，原中央政策研究室农村组的刘堪先生却还在唱高调：承包制是中国农民数千年长期追求的目标，是中国农民的经验体现。这固然有一定道理。唐朝初年实行的就是承包制，男子80亩，女子40亩，都是承包田，死后要收回重分；一家一户还有20亩永业田。但是，刘先生不知道，中国农民不但喜欢承包田，更喜欢永业田，喜欢越来越多的永业田。正是这种力量促使承包田转化为永业田，使永业田发生大规模兼并，最终形成大地产和小雇农结合的新地制，并促使王朝覆灭。
看来，承包制的利弊还需要更长时间的比较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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