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生：福利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批判

福利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批判

杨玉生

简介：杨玉生（1943-），男，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

内容提要 马克思认为福利国家同资本主义是不协调的。社会民主主义则强调资本主义下面福利国家的现实性，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资本主义世界形成了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新马克思主义左派坚持马克思主义传统批判了福利国家的欺骗性，并揭露了福利国家的阶级实质。

       福利国家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出现，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并对福利国家从不同的视角做了分析，形成了形形色色的福利国家理论。马克思主义历来对福利国家和福利国家理论持批判的态度。像马克思认为的，资本主义不能成为工人的福利国家。新马克思主义左派，或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对福利国家论做了深刻的批判，指出福利国家的实质是对工人阶级的控制。对福利国家的认识，实际上是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可以从马克思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福利国家的批判中得到启示。

一、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不能成为工人的福利国家

马克思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深刻的和富有哲理的批评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和福利国家之间关系的解释，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结构和动态学的广泛的一致性，体现了资本主义同福利国家不协调的广泛一致性。像《资本论》所表明的，马克思接受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并把它们看作是进一步做出新的结论的可靠的前提（Marx,1973a）。马克思和古典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分歧不在于他的关于资本主义和福利国家之间关系的观点，而在于他对资本主义经济组织不能保证实现个人和社会福利的考虑。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不能成为工人的福利国家。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评的核心是从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所得到的三个基本论点：第一，资本主义是立足于私人占有商品的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制度；第二，任何商品的价值都是花费于商品生产中的人类劳动量。基于这两个论点，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是一种基于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剥削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资本所有者在市场中以“自由和平等交换”的形式从劳动力出卖者那里购买劳动力并榨取无偿劳动。但是，这种市场交换并不是个人的（从而社会的）最优化的福利。或者，毋宁说基本是不平等的交换（榨取剩余价值），这种以商品市场形式出现的自由平等为标志的交换意味着，资本主义经济组织仅仅保证资本家（作为个人和作为人数日益减少的阶级）获得福利，而对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则无任何福利可言。

马克思从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推导出的第三个论点是，资本主义是一个动态的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对利润的竞争性的追求，以及对利润率下降的长期趋势的反应，导致剥削的加剧和阶级冲突的白热化。资本主义制度也是一个长期具有经济危机（生产过剩）倾向的制度。虽然这种危机并未直接引起资本主义的经济衰落，但它们却决定了一种导致其实际崩溃的周期性的紧缩。作为整个过程的一部分，资本主义在其历史上的衰落阶段已经到来，在提供个人和社会福利方面越来越失去效率，而且越来越不平等了。

福利成果的不平等性是资本主义的流行病，而且，在马克思看来，这不是干预主义的国家所能医治或使之好转的病症。像我们将在后面看到的，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福利国家的观点是复杂的，且有时是矛盾的。但是可以把马克思本人理解福利国家的最本质的论点，以及国家保证实现一般社会福利能力的最本质的论点，做如下的概括：

1虽然某些人坚持认为，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著作并未构成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的批评，而构成了对资本主义的唯物主义的批判。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核心却把一般政治，特别是国家，表述为一种是从基本的经济关系推导出来的。

2 国家和政治表述的经济关系是一种基于阶级的系统的剥削关系。在每一个时代，国家都惟一地调动统治阶级的兴趣，这是资本主义的真实情况，在转变成社会主义秩序下无产阶级国家的情形也将如此。只有在共产主义下面，由于最终消除了阶级压迫，国家才消亡。

3国家不能服务于两个主人（或阶级），也不能和平地和/或逐渐地从一种国家类型转变成另一种国家类型（除非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工人阶级运动的痛苦的历史经验表明，现存的国家必须被打碎，并以新的、无产阶级的国家制度来代替它（Marx,1973b; Pierson, 1986）。

4这种关系并不因为赢得普通的议会民主而改变。当然，马克思认为，民主是一种进步的原则，但他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赢得议会民主便改变了现存的秩序，以致它变成了整个现存国家制度的有效转变（马克思，1973b）。

总之，资本主义下面的国家可能干预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但是，它不能（1）以破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逻辑的方式来干预，或者（2）反对长期的资产阶级利益来行动。资本主义下面的国家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制度形式（甚至在社会民主主义力量支配之下），在本质上都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家。对马克思来说，保证广大的工人人口获得真正的福利和完全满足他们的实际需要，简单地说，是同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不协调的。

二、社会民主主义、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

社会民主主义关于福利国家的观点是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福利国家的基本观点的倒退，与马克思主义不同，社会民主主义强调可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对于工人的福利国家。社会民主主义命题是围绕这样三个基本观点建立的：第一个观点是，虽然资本主义的形成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具有严重的和难以忍受的后果，但在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中却没使工人阶级相对地位的无情的恶化，城市工人阶级的地位（常常通过他们自己的首先在工会然后在社会民主党的动员和煽动）已经有所改善。这样，资本主义便证明了改革的能力。干预主义的“社会国家”超越了自由资本主义，这种“社会国家”通过合法的干预抵消了自由资本主义的不平等的后果。

第二个观点是，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再一次向马克思主义的预期提出了挑战，就是说，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日益两极分化，而是难以置信的多样化的增长。有意义的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一直伴随以中产阶级的长期增长。在20世纪，资本合法的所有者和其有效的管理（“管理的革命”）的分离的增长已经削弱了作为一个阶级的资本的权力。与此同时，干预主义国家的扩展不仅改善了工人阶级的地位，而且，由于日益增加的公共就业部门的扩展，而日益减弱了市场的逻辑并使阶级结构更为复杂和多样化了。

第三个观点是，由于一个（改革的）资本主义有能力做到没有危机的发展，并能够提供日益复杂的阶级结构，进一步的社会进步（从概念上说，朝向毋宁说无异于“社会主义”的目标的进步）便是最有效果的，实际上，惟一的可能是通过不断地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增长。①(按照上个世纪之交的修正主义的领导人爱德华·伯恩斯坦的说法，“社会主义的性质不是决定于社会财富的减少，而是决定于社会财富的增加”（Berstein,1909,p142）。) 

所有这些战略要求和结论依赖于这样的信条：重要的是要赢得大量的议会民主和改变经济力量（工业所有者的）同政治力量（所选举的政府的）之间的平衡。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公民权的扩展为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的发展思路提供了一种对于后来的社会发展具有关键意义的前提。这种社会发展的原因不仅在于对资本主义发展类型的关切，它还在于对一种在经济增长的背景之下扩展民主主义制度和政治权利影响的考虑。社会民主主义的胜利，带来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在这种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下面，政治当局实行有效的对权力经济地位的控制。由于受到有组织劳动（工会）权力的支持和通过“管理革命”而发生的对资本利益扩散的支持，国家便作为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指导者而形成了。渐渐地，那种过时的、市场的、非理性的、对谁都不负责的指导便让位于一个可计算的政治领导者的计划和行政管理。

社会民主主义允许（实际上要求）合法的工人阶级群众政治组织和工业组织对国家实行民主主义的管理，并把这种国家权力应用于有效的社会和经济的转变，进而有效地把资本主义逐渐转变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国家”或“福利国家”，亦即干预经济生产和交换以再分配个人和阶级间的生活机会的过程的国家，是保证实现这样一个转变的政治战略的主要机制。

虽然社会民主主义承认，社会主义必须允许某些集中化的形式，以及直接的计划和投资。但是，他们又认为，向这种社会化的直接计划和投资的经济转变，需要花费巨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成本，也许是不能超越的。因此，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则要通过议会的自由民主主义来保证引入社会主义。凯恩斯经济政策的阐发及其对福利国家扩展的促进作用，给社会民主主义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新方案。于是，便出现了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通过这种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来实现社会民主党人所设想的集中性。

对于社会民主主义来说，凯恩斯主义的重要性在于使之能够作为一种制度而对整个经济生活实行政治控制。其巨大的战略利益是使社会民主主义无需花费巨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成本便能有效地对经济生活进行控制，而这些成本是社会民主党人担心“剥夺剥夺者”势将带来的。虽然凯恩斯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他却强烈反对资本主义能够“自我调节经济”的信条。新古典经济学认为“自我调节”的市场机制将保证实现充分就业，而凯恩斯则力图推翻这一信条，而且实际上推翻了这一信条。

凯恩斯认为，只有在特殊的充分就业的条件下，供给将创造出其自己足够需求的“萨伊定律”才是对的，但它本身不能保证充分就业均衡。充分就业均衡只能在市场之外得以保证，即由国家处理那些可以由中央当局控制或管理的变量来实现充分就业均衡。①(Keynes,1973,p.378) 政府能够管理的关键的变量是投资激励。社会民主党理论家科尔比提出过一个命题，即政府的责任是分类或保留其实力。②(Stephens,1979,p.72.) 这是一个内容较为复杂的命题，可以通过应用博弈论的观点来考察各方人士关于福利国家的广泛争论，以求其发展。③(Korpi,1989,p.313) 他特别强调，特殊的左派社会民主党把福利国家看作是有组织的劳动力量的强化和逐渐朝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途径的观点。

斯蒂芬斯把社会民主党的命题简捷地概括为两个核心观点：第一，福利国家是有组织的劳动和工党的政治规则的产物；第二，它代表向社会主义发展的第一步。虽然承认福利国家并非是对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力量的普遍的代表，但社会民主党人却坚持认为，在正确的环境下，对福利国家的政策和制度的非管制和促进，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有效战略。但是，他们的命题绝对不同于传统的社会民主党的命题，因为他们的信条是：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民主党和福利国家的出现并没有改变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和政治性质。他们仍然坚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矛盾分析的逻辑，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而把议会的民主主义和干预主义的国家看作是为执行社会主义的阶级政策所提供的新的媒介。①(事实上，马克思主义者总是强调激进的社会民主主义（具有一种建立于和平长久社会主义和议会民主主义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战略）。也许最好的代表是卡尔·考茨基和奥斯特罗－马克思主义（Kausky,1909,1910,1983;Pierson,1986,pp.58-83; Bottomore and Goode,1978）。) 

按照左派社会民主党理论家的分析，最初福利国家政策一般被看作是公民权普遍化的继续，福利国家本身被看作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胜利。这时，社会政策可以代表虚幻的改革的企图，否则便是解散或使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偃旗息鼓。明智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府可以把福利国家政策用来缩小市场关系承担的资本主义的统治，也可以用来强化有组织的劳动的有效的团结。左派社会民主党比刻板坚持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人为政治权力提供了更大的独立性，而且，把在普遍行使公民权的情况下所选举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府看作是对私有制经济中资本权力的一种有效的对抗。在社会民主党政府或多或少永久执掌政权的地方（而且，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便可能在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力量和资本的经济力量之间建立起有效的平衡，从而形成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某种运作方面的妥协，这种妥协在福利国家的旗号下具有自己的特点。

与此同时，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坚持认为，就长期而言，这种妥协实质上是暂时的。实际上，如果社会民主党政府是聪明的话，并能做正确的战略选择，那么，就可以认为， 资本主义不断发展的逻辑（马克思）将日益向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方面倾斜，而不利于私人资本。这样，就可以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将产生一个扩展的和广泛一致的工人阶级。社会民主党政府可以消除传统的市场纪律并进一步强化自己的政治力量。而在强化有组织的劳动力量的某些时点上，原来的同资本平衡或联结的条件将不再适用。在这一点上，社会民主党政府便可能超越“政治”福利国家，直接解决经济社会化的传统的社会主义问题。

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家常以瑞典为例，认为瑞典是实现这一过程的典范。斯蒂芬斯在20世纪70年代末发表的著作②(Stephens,1979,p.129) 认为，在瑞典，由于强有力的和高度集中化的工会运动……在同执政44年之久的社会民主党合作中，发展了福利国家，……福利国家的特点是高水平的支出和累进的资金筹集，因而代表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总之，这表明，最成功的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将同如下一些因素相结合：

·公民权的扩展；

·社会民主党的兴起；

·强有力的（和集中化的）工会运动；

·权力软弱的党派；

·持续的社会民主党政府执政；

·持续的经济增长；

·强有力的阶级统一性和相对弱的宗教、语言和种族的分裂。

三、新马克思主义左派论福利国家

新马克思主义左派，像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一样，认为资本主义和福利国家规则是不协调的。正如马克思应用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探讨其新结论的前提那样，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在新古典经济学著作中寻求大量的支持。新马克思主义左派和新古典经济学家都认为，社会民主主义所坚持的福利国家的观点是站不住的。二者都认为福利国家存在固有的矛盾，其一是对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超越，其二是同资本主义的矛盾。在本质上，社会民主主义和福利国家的死胡同在于资本主义同自主的民主主义的要求或“真正”社会福利供给的要求是不能协调的。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即使有组织的劳动者（工会）能够有限地推动社会改革，但保证人口大多数获得广泛的国家福利是同资本积累的需要相矛盾的。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为止，经典马克思主义主流都坚持马克思这个关于资本主义下面的福利的基本观点。虽然在一些年里形成了福利国家形式，但是，人们看到所提供的福利是有限的，而且在失业增加和利润下降的20世纪30年代，人们明显看到资本对福利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支配。

但在1945年以后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平静的年代，社会民主主义者宣扬一种“马克思主义过时”的观点。在社会民主主义者看来，马克思主义，由于强调阶级斗争，属于工人阶级贫困、群众失业和阶级特权的过时的时代。虽然战后的社会是不平等的，但在凯恩斯经济学和广泛的社会福利的影响下，阶级的差别已经不再是主要问题了。同时，左派马克思主义者，由于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各种经济、政治问题（如匈牙利事件、苏联共产党揭露斯大林的错误等）以及西方国家战后经济的似乎不停地增长而受到了挫折，日益把其注意力转向资本主义的异化和文化结果。例如，作为左派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库斯（Macuse）把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描述为一个总量行政管理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中，工人阶级丧失了作为社会变革的革命代理人的资格，甚至在这个包罗万象的非理性的制度（其中福利国家是最重要的成分）中，自觉认识需要激进变革的仅限于社会外围边缘上的一些团体，即学生，少数民族，以及丧失社会地位的人。向工人阶级提供福利并没成为逐渐走向社会主义的途径，而是控制工人阶级的手段。按照马库斯的看法，控制变革的前景取决于福利国家的前景。①(Marcuse,1972,pp.51-2) 

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社会民主主义关于福利国家和资本主义结合的设想也遇到了抨击。这是一个政治和工业的不停地动荡的时期，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激进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形成新的学术兴趣。新马克思主义左派对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的观点展开了深入的批判，论述了福利国家的内在矛盾，分析了作为管理危机的福利国家的阶级性质。新马克思主义左派对于福利国家的批判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意义。从理论上说，它是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下面的福利的基本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从实践上说，它对于引导工人阶级正确认识资本主义下面的福利国家的性质、启发工人阶级的觉悟，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新马克思主义左派论福利国家的阶级性质

在评介新马克思主义左派对福利国家的批评之前，先把其关于国家及福利国家意义的命题列示如下：

命题1

国家享有独立于资本家阶级的自主性；国家按照一般资本利益活动的可能性取决于其同特殊资本的距离。

命题2

国家联系资本积累的一般需要，--这可能包括对为保证非统治阶级利益的政治服从所支付的经济价格。

命题3

国家并非是直接的统一的，国家是由更一般地规定资本主义社会特征的同样的基础而分别构成的。

新马克思主义左派按照上面的命题1和命题2做出结论，把福利国家看作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进行社会控制的支配性的手段，按照资本积累的长期利益而运作。在广义的新马克思主义营垒内，这个观点是紧密地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相联系的。它直接针对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的观点。

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任何时代，国家惟一代表单一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同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相反，马克思主义坚持认为，在资本主义下面，国家福利的作用和管理保留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它基本同维护和再生产资本主义关系相联系。①(Ginsburg,1979,p.2) 首先，在资本主义形式下，福利国家包括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虽然福利国家并不必然否定工人阶级的利益，但把它们看作是保证资本利益的偶然的副产物。在这里富有特征地存在着马克思对较早的一个改革系列（工厂法，该工厂法虽然使工人阶级在这种保护中获益，但这和被迫在英国田里以海鸟粪施肥有同样的必要性，那就是，保护从总量上榨取剩余价值的需要）评论的回音。①(Marx,1973a,p.348) 

诺尔曼·金斯伯格（Norman Ginsburg）颇为深刻地指出：“从资本家的观点上看，国家福利为积累资本的持续的斗争做出了贡献，因为从物质上帮助把劳动和资本有利地结合在一起，并控制工人阶级的必然反抗和革命的潜力……社会保障制度是同再生产一个劳动后备军、家长制家庭和劳动力纪律相联系的。它作为缓和贫困和提供收入保障的手段而仅仅起一种次要的和偶然的作用”②（Ginsburg,1979,p.2）。

从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诺尔曼·金斯伯格对社会民主主义命题提出了如下进一步的更特殊的反驳：

·福利国家下面的福利供给富有特征地同资本的需要相联系，而不是同工人的实际需要相联系；

·许多福利政策并不是根源于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党，而是根源于保守主义或自由主义的精英。他们意欲管理或调节资本主义，以纪律约束劳动力，而不是为了减轻工人阶级的社会苦难。

·这些精英一直把社会政策看作是对社会主义的解毒剂。英国首相亚瑟·鲍尔弗（Arthur Balfour）早在1900年就认为，社会关系不仅同社会主义的法则相区别，而且同它直接对立，是社会主义最有效的解毒剂。

·社会福利制度的变化反映资本积累需要的变化：例如，（1）对劳动剥削的从松到紧的的变动（和相应地扩大卫生、温顺和受教育的劳动力的需要）；（2）使男人适合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军队的需要（和使女人代替男人在工业生产领域工作的需要）；（3）大量的生产和科学管理的增加（也许减少）。

·福利供给措施的建立常常是累退的或同税收基础的扩大相联系的；至多，福利供给的支出是在工人阶级内或跨周期按工人的平均生活水平而进行的收入再分配。

·国家对福利的强制管理剥夺了工人阶级的对其福利的自我管理（通过友好的社团或工会）；福利服务的形式具有官僚主义和反民主的特征。

·社会法律关系常常强化国家对公民日常生活干预的权力，并把监督和选择的权力集中于国家代理人的手中。

·改善国家救济的效果并确保每个社会成员获得一最低数量福利的思想，并没起到动员工人阶级为更为激进的经济和政治变革而奋起的作用。

(二)新马克思主义左派对福利国家矛盾的分析

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复兴遵循了命题3的路径，并涉及到福利国家自身的矛盾。詹姆斯·奥克诺的突破性著作《论国家的财政危机》，扬·皋弗（Ian Gough）《福利国家政治经济学》，是新马克思主义左派理论家分析福利国家矛盾的代表性著作。

由于按照整个资本主义福利结构来对福利国家定位，皋弗深刻地批判了社会民主主义的追求孤立的经济和政治团体的福利或追求把福利归结于具体的社会问题和特殊制度研究的福利观点。他自己把福利国家定义为“应用国家力量以动员劳动力的再生产和维持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人口”。③(Gough,1979,pp44-5) 这种动员是通过税收、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对某些基本商品（例如，某些食品和住房）和某些服务（最显著的，例如卫生和教育）供给的管制而受到影响的。他把福利国家的发展看作是基本的矛盾因素。这样，“它同时体现强化社会福利，发展个人权利，对盲目发挥作用的市场力量实行社会控制的趋势；以及体现对人的压制和控制，使他们适应资本主义经济要求的趋势”。①(Gough,1979,p.12) 一方面，把福利国家看作是同资本的利益是一致的，它们代表在资本主义发展中所经历的一种对变化的反应--例如，对周期性的失业、技术变化、对有技能和有文化的劳动力的需求的反应--和这些变化在社会政策领域所产生的新要求。另一方面，福利国家的根源在于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斗争，在于统治阶级的组织对这个威胁的故作姿态的改善的反应。这意味着，不能把福利国家看作是对资本的直接的反应--而应看作是一种对工人阶级实行社会控制和补偿利润的手段。至少，战后福利国家巨大增长的一部分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对工人阶级和劳工运动的自卫经济力量的反应。与此同时，令人奇怪的是，……它还显示劳动间接地帮助了长期资本积累，并由于工人阶级争取在国家中的自身的利益而强化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②(Gough,1979,p.55) 。

这样，福利国家便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显示对资本和劳动的正面和负面影响的性质。相应地，福利国家对持续的资本积累所造成的长期结果是模棱两可的。虽然福利国家可以对资本补助某些养料，但其对工人阶级自卫力量的强化在长期可能破坏资本积累的适宜条件和再生产的基础。福利国家对收入支持和充分就业的制度化将趋向于强化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自卫力量，从而提高劳动者保护实际工资和抵制提高生产率企图的能力。在经济增长滞后的情况下，为增长的国家预算筹资而不使通货膨胀加剧是更为困难了。建立福利国家对于资本积累可能是中性的，只要提供资金的全部税收负担由家庭部门承担，从而大多数税收负担由广大的工人阶级承担，就是如此。但是，就实际情况而言，税收负担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配（从而实际福利服务的规模和分配）是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并反应社会力量的现有的平衡。在这些条件下，福利国家可能危及长期资本积累。结果可能是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缓慢下降，而且，由于发达的福利国家在世界市场之内运作，潜在地丧失国际竞争。

(三)新马克思主义左派对作为管理危机的福利国家的批判

奥菲遵循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私人调节的资本主义经济” 天生具有危机的倾向，但正统社会民主主义并没把这种危机理解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危机。事实上，福利国家形成的原因就在于资产阶级力求从制度上或诉诸行政管理来协调“私人调节”的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是寻求妥协或“从经典马克思主义所证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社会力量和私人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的危机中挽救资本主义的政治安排系列”。③(Offe,1984,p.51) 这样，福利国家就作为一种对制度危机的管理形式而出现了。

奥菲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并不是顺畅地实现其自我调节的，而且各种附属制度都有功能不良的后果。国家必须干预并在其各种附属制度之间进行调停，一方面保证持续的积累，另一方面保证持续的合法化。相应地，在福利资本主义下面，国家被看作是管理危机的形式--而且，在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数十年里，这还是一种显著成功的形式。但是，福利国家下面的这个调和的过程在长期是不可能的，因为福利国家服从于资本主义固有的危机逻辑。奥菲对福利国家的隐含矛盾做了如下非常重要的证明：

1 福利国家的财政危机。由于实行便利资金提供的战略，国家预算造成经济不可控制地增长，并日益自食恶果，引起（通过高税收和福利供给）抑制投资和抑制工作的后果。

2 行政管理的缺陷。福利国家一再由于实行通货膨胀性的行政管理计划而遭失败，这从多方面表明公共政策间接手段的无效，原因在于国家内的斗争、公共计算能力低下、民主主义代表和短期政治权宜外部强制的失败。

3 合法化的缺陷。在财政危机和行政管理缺陷的情况下，国家干预被看作是日益异常显著的，特别是，这失去了“法律规则下平等的”政治标准的基础，导致丧失群众的信任/合法性的不足。

奥菲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下面，资本积累的经济矛盾日益表现为福利国家的政治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以私人占有商品进行以获利为目标的生产和交换为特征的。基于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成功，对于福利国家的长期生存能力是绝对必需的。这是因为，它是福利国家财政能力的最终来源（通过税收和借贷），它又是取信于民和合法性的基础（通过福利服务基金和提供充分就业等）。资本主义发展危机的关键问题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动态学似乎显示了一种使价值形式无能为力的趋势，因而破坏福利国家基本的收益来源。①(Offe,1984,p122) 

奥菲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向于系统地把劳动力和资本排除于生产的交换（由于劳动就业不足或资本的开工不足）。国家本身一般不能通过直接地干预积累过程而恢复有效的或有利可图的商品交换，因为这将使私人交换的资本主义经济失去正常基础，并引致一种打击资本投资的风险。②(合作主义可能代表了一种实现这样政策的派别企图。在另一个地方奥菲讨论了这种国家干预的性质（Offe and Wiesenthal,1985）。) 既然阻止国家直接干预经济，那就必然间接地，应用凯恩斯主义手段，重建借以把资本和劳动投入有利的商品交换的条件。奥菲强调，实行这个便利行政管理的战略，旨在通过间接的行政管理手段更充分地利用或便利资本和劳动。该战略的致命的弱点是，它促使形成一种不便利的过程--那就是，它挖掉了更充分利用资本和劳动环境的基础。这样，所提议的用于刺激更有效的商品交换的战略，在事实上，却被置于商品形式以外和市场交换领域以外的更大的领域。这样，福利国家的这个主要的矛盾便是，实行便利战略的结果是一个广泛的不便利的过程。③(Offe,1984) 

尤根·哈伯马斯（Jugen Habermas）研究了类似的问题。他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危机的性质在于它的发生没有引起反对派强烈地反应。一切派别的社会学家都意欲把抽象劳动表述为引起工业社会变动的关键的变量，而赋予大多数社会主义者以灵感的乌托邦则是基于劳动的自由和平等的生产者社会组织。但是，哈伯马斯坚持认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内，劳动者没有较长时间享有这个中心地位，任何长期的生产和增长都不能为未来社会的乌托邦观点提供基础。因此基于社会劳动的乌托邦社会的观念便失去了吸引力。在哈伯马斯看来，这个发现的巨大重要性在于确切地说明激发福利国家发展的是“自由和平等生产者的乌托邦”。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这种模式迅速地失去了其权威。哈伯马斯称为“新的朦胧的东西”（进步的力量无力决定我们将如何，或是否进步）部分地是指福利国家纲领丧失了其为未来可能的集体设计较好的且危险较少的生活方式的力量。④(Habermas,1989,pp.53-4.) 

“福利国家对阶级对立的妥协”是由于“应用民主主义的合法国家权利保护和抑制资本主义增长的准-自然过程而实现的”。雇员的地位补充以社会的和政治的公民权，按照“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和平共处的假定，可以通过国家干预予以保证”⑤（Habermas,1989,p 55）。在战后的一段时期内，这种战略在先进的扩展的经济内是成功的，但从20世纪70年代起，它就日益成为问题了，不少是由于福利国家自身的矛盾因素。

在这些矛盾因素中首先涉及到资本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调和性以及国家无力直接干预有机的积累过程的问题。哈伯马斯认为，国家在保证劳动者利益方面越是成功，便越是丧失其持续成功的条件，丧失其长期存在的条件。战后社会民主党或福利国家所依赖的那些选民，以及从福利国家发展中获得利益的选民，可能日益保护自己而反对权利不足和被排斥的情况。

哈伯马斯也证明了第二个和鲜为人知的福利国家的原理。福利国家的开拓者几乎引导他们自己走向对资本主义的顺从，仿佛他们用来影响这种控制的国家权力本身是中性的或无知的。然而，虽然他们的兴趣在于解放劳动者，但福利国家的日常实践却日益增加了对工人的控制。在促进福利合法关系计划的时候，一种更密集的法律标准网络和政府以及官僚的政府避难网络广泛地分布于潜在和实际的顾客的日常生活中。哈伯马斯得出结论说：

简言之，其目标和手段之间的矛盾是这样的福利国家计划所固有的。其目标是确立以平等的方式构建的生活形式，同时开辟自我实现和改善的天地。但是，显然这个目标不能经由政治计划纳入法律的和行政管理的形式来达到。①(Habermas,1989,pp.5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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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isim Criticism on Welfare Country 

Yang Yusheng

Abstract Marx believed that the welfare country is conflict to capitalism SocieDemocracy emphasized on the reality of welfare country, and the Keyenxina welfare country have been formed in the capitalist world since the World War II The Left of the New Marxist criticized the fraud of welfare country in marxian tradition, and exposed the reality of welfare country

Keywords welfare countrySocieDemocracyKeysianismLeft of the New Mar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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