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富集团的前身是京郊一个普普通通的村落。十几年前,有一位青年农民带领一支小小的建筑队伍到北京承包挖土方、打基础的苦力活。凭着庄稼人的苦干、能干,当年居然挣下几十万块钱。这样,逐渐在北京的建筑市场上站住了脚。靠着北京这个大工地,这支施工队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以基础工程、地面建筑、建筑材料为核心业务的资产数亿的企业,成为京郊农村一块响当当的牌子。故事的核心就是这位青年农民,有头脑,有眼光,赚了钱大家都能分到,办事公道得人心。他带出了一支管理骨干队伍,逐渐把全村的壮劳力都给组织起来了,村里的土地资源完全由他来调配,当然也把老少爷们的福利都包下了。除少量农田外,全村土地一部分用于村民住房,一部分是红富集团的办公用地,一部分是用于招商引资的土地。事业的确红红火火。
但是,数亿元资产放到北京这个花花世界中已经就不算什么了。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红富集团赚的是辛苦钱。求爷爷、告奶奶地承揽项目的过程,让这位青年农民、现在的董事长深深感到,自己的命运仍然操纵在那些掌握印把子的达官贵人手中。与这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大神大仙相比,自己最多就是小小的一方土地神。无论是何方神圣,也无论是孙悟空还是白骨精,只要有点地位的,来到这方土地,土地神都得出来小心伺候。所以,在骨子里,这位董事长恐怕还是有点自卑感。
其实,这是一种普遍现象,古今中外皆然。当年英国的矿主、冶铁厂老板,从稍有钱财到腰财万贯的,无不模仿英国贵族的穿着、举止、言行,以能够帮贵族领包、提剑为荣。汉文帝时期,苦干出身的大商人、大地主很多,但是羡慕国家权力的闲适和荣耀,所以晁错一个“纳粟拜爵”的政策,就使大商人、大地主,纷纷向国家粮库进献粮食,换得皇上的一个封号。
现在,同样的历史景头就在我们眼前闪动。这个农村问题的学术会议有杜润生、刘堪等人参加,他们是80年代中央农村政策问题上的大笔杆子。虽然他们现在都已经退休多年,影响式微,但有着老贵族的光环,就可以撩起新资本的裙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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