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江平先生推崇法治民主，不知道他是否能够容忍该文。显然，该文积极争取劳动人民同走资派做斗争的民主权利，并且希望得到民主法治的保障。按道理说，我们的宪法保障了这样的权利，然而现实中的不完美却是人所共知的，宪法在该文一边，而不在江平一边。可是，现实中，实力在江平一边，而不在该文一边，这从两文发表的地方都可以看出来，该文只能在网络上流传。正是这样的“中国特色”背景，追求民主是十分复杂的，不是那些喊一嗓子“民主宪政”口号的人所能承载的，也决不是可以忽视该文的努力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正成就民主的可能恰是该文的持续努力，而不是江平的口号。2007年6月8日
驳江平先生的“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信言不美
《炎黄春秋》的老板们在今年第2期发表了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之后，又在第4期上发表了我国《物权法》起草组组长，前政法大学校长江平的文章：《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这种紧锣密鼓的政治性攻势的目的就是妄想我国彻底抛弃“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建立他们鼓吹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制度，并用宪法把它法制化。江先生说：“我想社会主义从政治角度看应该是实行宪政的社会主义。”看来他的这篇文章的重点是用他声称的“社会主义”来修改我国宪法，实现他们的政治改革。本文将扼要剖析江先生究竟要“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江平的“社会主义”有“三个前提”。他说：“第一个前提是要承认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已经不行了。我们以往倡导的传统的苏联模式，说它遭遇了重大的挫折也好，失败也好，现在都不是我们应该继续坚持的东西，这一点大家都很理解。……我们国家的改革在这一点上也是一样的：不能再走原来制度的老路。”——“第二个前提是我们应当承认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理论是多元的，谁也不能垄断。过去我们批判说北欧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完全是虚假的、不科学的，斯大林连铁托的社会主义也认为是虚假的、反科学的，但是究竟哪个更正确呢？其实，苏联瓦解后曾有人总结，苏联瓦解的最根本原因是‘三个垄断’：经济垄断、意识形态垄断、政党的权力垄断。这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第三个前提是今天我们讨论的是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里的社会主义。今天已经没有以前的那个革命形势，不是要推翻资本主义才能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很现实的看法，因为如今的社会主义不再是原来传统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不是原来传统的资本主义，它们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资本主义从社会主义里学到了一些东西，改变了原来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吸取了资本主义的东西，改变了原来的某些绝对、片面的社会主义形式。”
江平是一位老练的政治人物。（业内人士称，江平在法学学术上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著作，他是一位政治人物）他在文章中并没有直接展开他的非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内容，而是通过破字当头，立在其中，通过混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的区别，把资本主义说成社会主义，以售其奸。
关于“第一个前提”，江平把苏联的灭亡扩大为整个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失败，所以他才说中国“不能再走原来制度的老路。”众所周知，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基本原则是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实行按劳分配，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马克思主义主导的意识形态，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请问江平先生，传统社会主义中的这些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或本质特征为什么“已经不行了”？是这些原则和本质特征违反了历史发展规律，还是违背了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江先生大概认为是这样，而笔者认为不是这样。笔者认为，苏联解体决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错误和失败，而是走资派违背这些原则的结果，是美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结果。诚然，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有其缺陷，有其不完善之处，需要改革，但是社会主义的改革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决不是抛弃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之后，另起资本主义炉灶。我国根据自己的国情，我国宪法明文规定，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允许私有经济和按要素分配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一改革当然是一种创新。但是我国尽管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宪法也规定，继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请问江平先生，我国宪法中的这些基本原则难道不是“传统社会主义”的核心部分？所以，江先生所谓“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已经不行了”，“不能再走原来制度的老路”就是要废弃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制度。江平多次明确提出废除人民民主专政就是他的这种野心的证明。
关于“第二个前提”，江先生所谓的“三个垄断”就是公有制经济的垄断地位，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苏联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在江先生看来，这些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制度恰恰成为“苏联瓦解的最根本原因”，也就是说，苏联的瓦解是社会主义的制度性的彻底失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江先生对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制度的贬损和否定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堪与西方某些人士的观点相比拟。笔者认为，毛主席关于走资派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划时代的贡献。以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雅可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为代表的走资派叛徒集团的反动路线是瓦解苏联的根本原因。堡垒是从内部攻破的；与此同时，美国的系统性破坏，特别是制定和推行大规模私有化的“休克疗法”是实现和平演变的最主要的外部原因。关于这一历史进程有不少著作已经进行了很有价值的分析，例如，谢•格拉济耶夫著：《俄罗斯改革的悲剧与出路》，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波兹南斯基：《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东欧国家的民族资本被剥夺》，克里斯蒂娅•弗里兰：《世纪大拍卖》，（以上这些都不是共产党人）我国学者李慎明等著：《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等。在李慎明等著作中有一段资料：“2005年底，俄两个著名的中性舆论调查机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当今66％的俄罗斯人对苏联解体感到惋惜，76％的人认为苏联有许多可以值得骄傲的地方；72％和80％的人分别认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只有1％的人希望生活在叶利钦时期。”这个调查所反映的民意就是对苏联走资派叛徒集团的否定，甚至连著名的反共人士索尔仁尼琴在反思时也说：“我害了俄罗斯祖国”。
关于“第三个前提”，江平终于说出了自己的政见，原来他反对“三个垄断” ，鼓吹“社会主义……是多元的”就是要建立社会民主党的改良资本主义制度。他甚至认为“不是要推翻资本主义才能建设社会主义”，这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制度内可以建设“社会主义。”他的这些观点完全抹杀了社会主义与改良的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并把后者看成“社会主义”。可惜，江先生的宏论找不出半点事实根据。瑞典社会民主党从来也没有认为瑞典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更遑论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三个垄断”，强调“多元化”，江先生发出了最强音：“谁也不能垄断”！！！江先生请注意，在阶级社会里，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与其相适应的“三个垄断”，并由此决定其社会形态的质的规定性。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由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所统治（其中瑞典经济由17个私人垄断财团所统治），都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垄断，都由资产阶级政党权力所垄断（两党政治只不过是你方唱罢我方登场的形式。社民党也不过是改良的资产阶级政党）。江先生无视资本主义国家的“三个垄断”，却否定社会主义国家的“三个垄断”，并高唱“谁也不能垄断”，这并非由于缺乏常识，“江郎才尽”所致，而是由江先生的立场和政治追求所致。可以说江先生的《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矛头是对准四项基本原则的，他鼓吹的是没有四项基本原则的“社会主义”，即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资本主义。而“谁也不能垄断”是实现他的目标的当前策略，其中废除人民民主专政就是最主要的一环。
江平在其文章中还谈到“一个核心”，这就是人民选择“能够给人民带来更大的利益，更多的财富”的制度；在谈到“宪政的社会主义”时还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国富民穷也不是社会主义，……各个阶层应该是大体公平的，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对呀，说得好呀。这些目标正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所要求的最重要目标之一。然而这些认识是江先生的真实认识吗？既然江先生否定公有制（或公有制为主体）经济的垄断地位，那么，在大规模私有制的基础上，以资本为本、以剥削致富、反倒可以实现共同富裕、消灭两极分化？请江先生不要自我矛盾，言不由衷,装腔作势了。
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当然需要创新（例如在公有制而不是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但是创新决不能背离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特征。是否承认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区分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共产党与社会党，真社会主义与假社会主义的标准。四项基本原则也是反对新自由主义的锐利武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至关重要一环是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建立一种既能保障广大劳动人民与走资派作斗争权利，又能防范内外颠覆势力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是我国一项迫切任务。无庸讳言，当前我国广大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已经相当弱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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