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走半社会主义道路　建设繁荣和谐强大中国

  坚定走半社会主义道路   建设繁荣和谐强大中国

——评谢韬“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这是一个非同一般的重大课题,要全面详尽地讨论,需要很大的篇幅.但我想,关心和参加讨论的都是行家,为了阅读方便,索性只摆观点,这或许有利于针锋相对.

(一)、议政应该自由

和谢韬先生一样,我也要提出话语权问题.他的文章还能在<炎黄春秋>上发表,不知我的话语权,能在哪里落实.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对带有浓厚封建性的社会主义体制的批判,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民主,哪里有不允许人民议政的道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本身就不成立,在当今世界的任何国家里,更不用说我们是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任何党、任何主义都可以在议政范围里反对、批评.人民有权选择自己希望的社会制度.
这是我所希望的大家讨论问题的前提.

在这个前提下,我只提一个要求,既然在中国的报刊杂志上,有公开批判、甚至漫骂、嘲弄毛泽东的权利,作为民主和对等,我希望给我以善意批评邓小平的权利.我衷心希望有马克思主义的公道.我衷心希望能允许我代表劳动人民为毛泽东说几句话.我期待着.

在自由、民主讨论的前提下,我们参加讨论的人,都要有民主风格,不怕别人批评,不怕难听话,既要敢于坚持真理,更要敢于修正错误.本文有言语过激之处,请谅解并批评.

(二)、中国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使世界历史发生了一次大转折.五六年左右的“多事之秋”,问题已露征兆,但是,苏东党以铁腕暂时渡过了危机,使问题继续发展下去.最后不可收拾.

中国没有垮.这不是偶然的.中国党是毛泽东思想武装的党,在犯过反右、大跃进、文革三个大错误后,实行改革,转变工作中心,又对修正主义有所准备,直到今天,像谢韬先生这样要求在中国搞社会民主主义也不容易通得过.

但是,有目共睹,中国现在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并不是像有些先生所认为的,是一定不可避免的.不是的.历史的必然性,不等于历史的宿命论.历史是有弹性的,在特定历史范围内,是可以有所选择的.人们的有意识的实践活动,对历史的或快或慢是起作用的,理论、路线的正确与否,对历史的发展会有很大影响.不然我们还要总结历史教训干嘛.如果一切注定就是这样,那我们什么都不用做了.

纠正毛泽东在经济上的错误,我们做了,卓有成效.但是,毛泽东在政治上的错误,基本没有纠正,尤其是面临的封建性的政治体制上的弊端没有改革.毛泽东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被拋弃了,执行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责任主要应邓小平同志负.

所以,现在中国的问题,不是救国的问题,这样说文不对题,如果为了惊醒世人,那是另一个意思.谢韬先生自己也说了,孙先生的民族主义的要求,毛泽东解决了.现在中国的问题还是道路问题,路线问题,是敢不敢、能不能比较彻底地改革的问题.

从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实际出发,对于中国的最实际、最好的选择就是走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的实质是社会主义,不是如谢韬先生所说的,新民主主义是资本主义道路.但是,是不完全的社会主义,因为允许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可以说是半社会主义.本文题目中用“半”字,简约、醒目而已.这个半字,不是半斤八两.是人民民主执政下、以社会主义全民经济为主干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社会主义社会.
共产党领导,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新就新在这里.劳动人民可能在私有经济企业中受剥削,但不能丧失政治上的主人的地位.

称“中国特色”,只是个一般形容词,不能说明事情的性质;“初级阶段”的提法也不明确.还是实事求是叫新民主主义社会好,或者叫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或者就叫社会主义社会.这不是倒退,是纠偏,纠正空想,尊重现实,承认历史教训.新民主主义是个科学概念,它有科学的规定性.

我和谢韬先生在观察存在的问题的时侯,认识上有一些共同点;但是,向前看,就不一样了.我坚持社会主义,他要搞社会民主主义,我坚持新民主主义,他要搞旧民主主义.我们都拥护孙先生,但落实孙先生的理想的办法不一样,对未来的理解不一样.这就要说到共产主义.

(三)、马克思主义者是共产主义者

谢韬先生是老共产党人,我在国内也想入党,但老给我戴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还剥夺自由.现在是德共党员,也无非是表示一种信仰,我更看重我是毛主席的学生和战士.一个共产党人不承认共产主义,那你可真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了.

什么是共产主义？<共产党宣言>里讲了,就是一句话,消灭私有制.马恩为<宣言>写了那么多序言,从未对这些基本思想动摇过.<资本论>,<起源>,最后讲否定之否定,不都是讲未来的公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吗？就是在谢韬先生引的恩格斯的<导言>里,又一次阐明:“这部著作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是,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各国工人政党都一致用以概括自己的经济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1怎么能说共产主义“是基督教天国理念的现代版”,怎么能说恩格斯七十三岁时对法国<费加罗报>的谈话否定了二十七岁时的理想呢？就在你引的话的后面,恩格斯接着说:“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里的手里时,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但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在目前的君主联邦制政府的统治下,这是不可能的.”1 生产资料回归社会,还不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吗？

共产主义并不神秘,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就是退到新民主主义,也还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范畴.恩格斯说过,社会主义社会也会分阶段、也会改革.对那位记者,他也说:“我认为,我们党担负起掌握国家管理的使命的时侯已经不远……可能到本世纪末您就会看到这一点.”2足见,我们不用过分强调共产主义是远大理想,应该强调我们正在逐步地、脚踏实地地实现这一理想.放弃这个大目标,运动就是一切,当然是修正主义的观点.

我不能不指出,谢韬先生有一段话,是对我们历史的很不负责任的指责,他说:“用所谓‘长远利益’否定‘当前利益’,用未来共产主义天堂的幸福生活安抚人民,叫人民忍受现实的饥饿、贫穷和苦难,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欺骗人民的把戏.这一切都应该收场了.”这些话针对谁？我们都因为五八年的错误饿过饭,我家的亲人在安徽就饿死了三口,但是,说话要实事求是.成千成万的先烈为了共产主义这个理想牺牲了他们的生命,有的还是在敌人的监狱里受尽酷刑而死,评论这段历史要想到他们,尊重他们.无限上纲不好吧.

(四)、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改良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者承认改良的历史作用,给改良主义者以充分的历史肯定.如果说,过去这方面的认识有片面性的话,需要纠正.但是,马克思主义者本身,不是改良主义者.

谢韬先生引用恩格斯<导言>中的话,把恩格斯解释成“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者”,是对恩格斯的大不敬,因为,恩格斯当时已经对德国党的领导人的这方面的错误倾向作出过批评.我不明白,谢韬先生何以也出这样的错误.

了解这段历史的同志都知道,当时由于要通过新的反动的“防止政变法草案”,德国党的领导希望恩格斯行文谨慎,冲淡过分革命的调子,并删去有些话.恩格斯对此非常不满.

3月25日给考茨基的信里写道:“我的文章由于我们那些害怕防止政变法草案的柏林朋友们的不坚定而受到了一些损害,在目前形势下,对此我仍然不得不加以考虑.”3

4月1日又在给考茨基的信里写道:“使我惊讶的是,今天我发现,<前进报>事先不通知我就发表了我的<导言>的摘录,在这篇经过修饰整理的摘录中,我是以一个爱好和平的、无论如何要守法的崇拜者出现的.我特别希望<导言>现在能全文发表在<新时代>上,以消除这个可耻的印象.”4

4月3日在给拉法格的信中又写道:“李卜克内西刚刚和我开了一个很妙的玩笑.他从我给马克思关于1848—1850年的法国的几篇文章的导言中,摘引了所有能为他的、无论如何是和平的和反暴力的策略进行辩护的东西.近来,特别是目前柏林正在准备非常法的时侯,他喜欢宣传这个策略.但我谈的这个策略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而且还有重大的附带条件.对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来说,这个策略就不能整个采用.就是对德国,明天它也可能就不适用了.”1

策略就是策略.恩格斯根据当时德国的具体的历史条件,认为不应该采取巷战的策略,而应该采取议会斗争、争取选民的策略,这和“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无关.恩格斯的愤怒已经充分说明了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反对以和平的手段争取政权的可能,马克思、恩格斯都有论述,列宁和毛泽东也承认.马克思在1880年为法国工人党写的“纲领导言”里就说:“必须使用无产阶级所拥有的一切手段,包括借助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工具的普选权.法国工人社会主义者提出其经济方面斗争的最终的目的是恢复全部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并决定以下述最低纲领参加选举作为组织和斗争的手段.”2这里说的很明确,“必须使用一切手段”,普选权只是手段,它服从最终的目的实现公有制.

但是,他们也从来不否定必须准备暴力手段,因为这是巴黎公社的鲜血留下的历史教训.正是在<导言>中,恩格斯依然强调:

一,“这是不是说,巷战在将来就不会再起什幺作用了呢？决不是.……正如在整个法国大革命期间以及1870年9月4日和10月31日在巴黎那样,自然是会宁愿采取公开进攻,而不采取消极的街垒战术的.”3列宁在十月革命中这样做了.

二,“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毫不停手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政府统治制度所能支配的范围,不是要把这个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4不能忘了决战,决战,就是夺取政权.

三,“不言而喻,我们的外国同志们是决不会因此而放弃自己的革命权的.须知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真正’加了着重号)‘历史权力’,--是所有现代国家一无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5革命权就是夺权,就是建立新政权.

不用我说什么了.如果说这是遗言的话,正是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执行了恩格斯的遗言.不是恩格斯修正了他和马克思的观点,而是伯恩施坦、李卜克内西等人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这也不是第一次了,<哥达纲领批判>就是批的他们.

马恩1879年9月联名给党的领导人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也是批的他们.就是在那封信中,写下了那段有名的义正辞严的话:“至于我们,那末,根据我们的全部过去,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一道走.在创立国际时,我们明确地规定了一个战斗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缺少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应当由仁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如果新的党报将采取适合于这些先生们的观点的立场,如果它将是资产阶级的报纸,而不是无产阶级的报纸,那末很遗憾,我们只好公开对此表示反对,并结束我们一向在国外代表德国党的时侯所表现出来的和你们的团结一致.但是事情也许不至于弄到这种地步.”还能再严厉吗？这是我近年来一再举起的一面旗帜,这面旗帜是毛泽东一直抓住不放的.

谢韬先生所引的恩格斯1891年所写的<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即著名的<爱尔福特纲领批判>也是批他们的.就在谢韬先生所引的那段话的前一段,恩格斯写道:“他们力图使自己和党相信,‘现代的社会正在长入社会主义’,而不问一下自己,是否这样一来,这个社会就会不像虾要挣破自己的旧壳那样必然要从它的旧社会制度中长出来,就会无须用暴力来炸毁这个旧壳,是否除此而外,这个社会在德国就会无须在炸毁那还是半专制制度的而且是混乱得不可言状的政治制度的桎梏.”2接着说“可以设想”云云.只取后面的话,删掉前面更重要的也是本文的主题的话,不是诚实的态度.

就是后面这段话,也要正确理解.在<导言>里,恩格斯写了这样一些重要观点,足以驳倒谢韬先生所谓<资本论>第三卷推翻了第一卷的歪曲.

第一,“把为个人或股份公司谋利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转变成为全社会谋利和按预先拟定的计画进行的社会主义的生产,这个转变所需要的……(因是修改草案,恩格斯这里用了省略)创造出来,并且唯有这样一个转变,工人阶级的解放,从而没有例外的一切社会成员的解放,才得以实现.”3
第二,“消灭阶级是我们的基本要求,不消灭阶级,消灭阶级统治在经济上就是不可思议的事.”4
第三,“如果说有什幺是勿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
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但是,在德国连一个公开要求共和国的党纲都不能提出的事实,证明了,以为在这个国家可以用和平宁静的方法建立共和国,不仅建立共和国,而且还要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多大的幻想.”5

第四,“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作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它的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6
也不用我说什么了.恩格斯已经把他的思想倾向和理论观点说得清清楚楚.他要批判的正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幻想,和抹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存在根本区别的错误观点.所以在这同时,他在6月29日给考茨基的信里称,他要批判鼓吹“旧的污秽的东西活泼、温顺、愉快而自由地‘长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和和平平的机会主义’”.

怎么能把恩格斯批判的东西当成恩格斯的东西加以鼓吹呢？而且,说恩格斯晚年推翻了马克思和他自己一生为之奋斗的理念呢？

迷信倒是没有了,代之以随意和荒唐.请看谢韬先生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剔除了马克思主义中的空想成份,使马克思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现实.作为活着的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生根的马克思主义,是给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带来高工资、高福利的民主社会主义,而不是可望不可及的乌托邦.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民主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人既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又代表全社会的共同利益,有广泛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不是挑起阶级冲突,激化社会矛盾,而是把社会各阶级团结起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在社会财富总量的不断增加中,调节分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共同富裕不是让有产者变成无产者,而是让无产者变成有产者;不是让富人变成穷人,
而是让穷人变成富人.这是社会民主党人治国的总的思路.这个崭新的思路比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劫富济贫的思路高超百倍,前者是共同富裕,后者是共同贫穷.”

谢韬先生说这是治国的“思路”,这里除了对毛泽东的侮辱(我不还口,因为毛主席错误太大,人家有气,情理之中,但我捍卫他的路线不动摇),还有“思路”吗？他以为,社会民主党是代表全社会、并握有资本的大亨,所以能够“调节分配”、让穷人富起来或者给你高工资、高福利呢.他以为,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可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可以“让无产者变成有产者”,可以“让穷人变成富人”呢.谢韬先生以为历史是变戏法啊.

就这样还挂上马克思主义的招牌,这可真是他说的“砸牌子”.谢韬先生年事已高,却如此天真烂漫,
真让人不可思议.这里没有理论的深刻,只有浮浅的想象,我实在不好意思批评什么.如果您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不是历史的误会的话,请您好好听听1894年10月27日恩格斯是怎么驳斥“半官方的和卖身投靠的报刊所广为散布的下流无耻的诽谤”的吧,这可真算盖棺论定之言,而且对今天极有现实意义:

“如果意大利的社会党人宣布‘阶级斗争’是我们生活所在的社会中压倒一切的因素,如果他们组成为以夺取政权和领导全国事务为目的的政党,那末他们是在进行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他们严格遵循着马克思和我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路线;他们的活动就和法国、比利时、瑞士、西班牙、而首先是德国的社会党一样.在这些党中,没有一个党是不想夺取政权的,正像其它党,如保守党、自由党、共和党等等也想夺取政权一样.至于‘阶级斗争’,那末它不仅使我们回溯到‘中世纪’,而且还回溯到古代各共和国__雅典、斯巴达和罗马所发生过的内部冲突.所有这些冲突都是阶级斗争.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组成为每个社会的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总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这种斗争只有在阶级本身消失之后、即社会主义取得胜利之后才会消失.而在那时以前,相互对立的阶级,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土地贵族,将照旧彼此进行斗争,而不管意大利半官方报刊怎么说.”也不用我多加一句话,道地的马克思主义风格的马克思主义.

所以,不是恩格斯修正了马克思主义,不是列宁修正了马克思主义,也不是毛泽东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列宁领导下的十月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
列宁是马克思主义的大师,列宁是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极其出色的伟大领袖.历史事实仍然是,伯恩施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哥尔巴乔夫、叶里钦、一直到邓小平,等等,这些人头上的修正主义帽子没戴错.至于谢韬先生,连修正主义也够不上,太离谱了.

不过,如果以为只要搞了修正主义,路线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就只有反动作用,那是简单化,是绝对错误的.拉萨尔主义是遭到马克思尖锐批判的,但是,恩格斯还是就拉萨尔的历史贡献作出过公允评价,称赞他的天才、热情和充沛的精力,对德国工人运动的贡献.普列汉诺夫的历史贡献更是列宁充分肯定的,当然那时他还是马克思主义者.赫鲁晓夫推倒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历史功绩以及进行改革,也有他的历史地位.

小平同志的历史功绩就更大了,推倒毛泽东的错误和神话,倡导改革开放,经济上确定建设为中心,经济关系退回到历史可能的限度,等等,这是必须肯定的,当然,也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

但是,他的路线整个说来,是修正主义的,所以在给我们国家带来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应有的问题.
这就是我们应该研究和解决的.要么肯定一切,要么否定一切,在这里都不合适,谢韬先生为问题辩护,理由是软弱的.我们知道,“巨大成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党.只要看看我们的报纸,我们的决议、公报,永远都是“巨大成就”.不仅我们,苏东也是这样.我们明白.

但是,我这里是想探讨问题,因为再巨大的成就,如果有问题,也要纠正,也要解决.我只简单问一句,难道中国要搞现代化,就一定要经过造就一批贪官这一历史阶段,就一定要国有资产流失,就一定要把我们的儿女推去吸毒和卖淫……谢韬先生,请以“人性”的名义想一想,政权在共产党和劳动人民手里的情况下,如果灾难落在你的家庭的身上,你还会这样赞美“巨大成就”吗？这不是古代,也不是四、五百年前的原始积累阶段,也不是近代我们受屈辱的时侯,现在是人性、人权应该受到充分尊重的二十一世纪.

共产党进城,短短几年,一扫鸦片和妓院,怎么五十年后,这种腐败文化反而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杠杆”？我要说两句气话,一个不能保护人民的政权,你不是人民民主执政,人民有权收回赋于你的权力;二是,以自己的儿女为代价的现代化我们宁可不要,而另找出路.如果谁想和我辩论,我就用鲁迅驳斥孔子的办法回敬他,叫你的老婆、女儿去作妓女吧,叫你的儿子去吸毒吧.那时,你就不会吃饱了撑得说风凉话了.涉及此,我钦佩沙叶新同志,一个剧作家,破门而出,花了那么多时间,写了“腐败文化”一文,为民请命,发出怒吼: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侯!这才是创造历史,推动历史.而那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的良心何在？你们牢牢记住了毛泽东整你的痛苦和教训,这是应该的,但是,对于人民在新时代的新的疾苦为什么却如此淡然处置呢？

谢韬先生以十分官方的套话写给我们听:“改革开放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贪污腐败、国资流失和分配不公.特别是分配不公导致的两极分化,闹得沸沸扬扬,人心浮动.”说得多幺轻松,而且就差没说搞“动乱”了.

为了给这“一些问题”辩护,还创造了他的唯物史观:“差别、贫富和社会分化是生产力发展、社会财富增加的结果,因而总体说来是社会的进步;但同时又包含着退步,出现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着眼点是前者,这是唯物史观的基石;过分强调后者的是空想社会主义流派.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等,是调动社会成员积极性、推动社会进步的杠杆.操纵这个杠杆,有一个合理的‘度’,……领导者或统治者的全部艺术就是掌握好、调控好这个‘度’.共产党人为理想社会奋斗几十年,政策上最大的误导就是企图消灭这个‘度’,用‘大锅饭’的办法‘均贫富’,只要公平,不要效率,甚至以‘均贫’而自豪,造成几十年来生产的停滞和衰退,……”

这段论述,使我颇为感慨.一些老同志,在探讨如此重大的问题时,一是学风不正,爱把别人的错误夸大,甚至无中生有,把显然愚蠢的观点强加到人家的头上,还是过去的整人的办法.二是,对待严肃的理论问题不严肃,没下过功夫,随着自己的感觉走,说是批评毛泽东,理论上比毛泽东差远了,例如那位李锐同志就这样,
自己不懂资产阶级法权是怎么回事,在<大跃进亲历记>里却无视毛泽东,任自己乱说一气.现在谢韬先生又这样.谢先生的错误全是常识的错误,那位丁弘先生还吹捧谢先生是“引领着时代的潮流”,庸俗极了.不信,你看.

剥削、压迫怎么是退步呢？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就是在对抗中进行的,只要承认生产关系是一种进步的新形式,就不能不承认作为这种生产关系内容的剥削、压迫的进步作用.这是常识吧.

阶级斗争怎么也是退步呢？阶级斗争是历史的伟大动力嘛,前面引的马恩的话说得很清楚了.生产就是在阶级对抗中进行的,没有离开阶级对抗的生产活动.怎么能生产活动进步,阶级斗争退步.这是两个分不开的整体.这也是常识吧.

怎么能说唯物史观的基石,着眼点,就是承认“差别、贫富和社会分化是生产力发展、社会财富增加的结果”,是进步.如果过分强调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是空想社会主义流派.请再看看上面所引恩格斯给意大利社会党的信,那里讲得清清楚楚,阶级斗争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基本的、重要的地位.怎么是空想社会主义的观点了呢,空想社会主义的弱点恰恰在否定阶级斗争.这本来是常识.

怎么说强调剥削就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了呢？马克思一生的第二个贡献,不就是揭露了剩余价值剥削的秘密吗？这正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石.中伤毛泽东没读过<资本论>,但道理,他接受了,真懂了.读过的您,没读懂,更不知此书的意义.这比没读更糟.科学说明资本剥削的本质,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不让讲剥削,犯了常识的错误.

怎么能说,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等是“社会进步的杠杆”,而且领导的“全部艺术”就在掌握这里的“度”呢？分配始终是所有制关系、生产关系运转的结果,而不是前提.分配决定论是错误的.这恰恰是小资产阶级一向的观点.马恩批了多少遍.我们农村改革见成效,是动所有制,调整生产关系,工业也是,动所有制关系,调整生产关系.分配是自然的结果.没有生产关系的调整,这个度是不会有的,也是掌握不住的.历代的封建史家都知道,“富者田连阡陌,穷者无立锥之地”,是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没有一个人说因为分配“不均等”,大家都看到是占有土地的不同,决定了贫富差别.这是古人都看到的常识.

说我们奋斗了几十年,搞“大锅饭”,以“均贫”自豪.这个话听了三十多年了.从一开始,我就不爱听.就是从这里,我对知识分子的“良心”打了折扣.我不是赞成大锅饭,也不主张绝对平均主义.我的反感基于两条.一条是,中国这么穷,一大锅连干饭都不是的饭,是稀饭,或者是窝窝头.就这个水平,你叫谁饿着,不大锅饭怎么办？我们评工资,怎么样？“花了二十个亿,惹了一肚子气”,为什么,我们有具体的国情,一起干了几十年,谁提谁不提,度在哪里？搞这个差别,找这个度,只能惹一肚子气.就像农村评工分,天天评,天天打.你敢搞差别？另一条,是我最不服气的,明明是那特权饭、“小锅饭”最不合理,最违背社会主义原则,你不敢批,老朝老百姓使劲,良心何在？就是今天,已经是“富家一席酒,穷汉十年粮”了,你不吶喊,还在这里剥老百姓的皮,我真反感.我来到德国,作为一个做过运动员的人,我最羡慕的就是人家每个村,每个小学都有体育馆,而且也不是社民党的功劳,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可我们呢,都吃了,上上下下,全都在吃,吃人民的血汗.

至于说我们要“均贫”,造成“停滞和衰退”,这是大批判,只有听着.大跃进不是想快点赶上去吗,怎么以“均贫”自豪呢？骂就骂吧.这是违反常识.

所以,短短一小段,除了错误就是偏见,还说引领时代潮流,不脸红啊.

成绩就是成绩,问题就是问题.成绩讲够,问题讲透,这是当年庐山的话吧.别把我们当彭德怀,你们也别学毛泽东.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为问题辩护,那你真的连社会民主党人也不如了.

总书记和总理逢年过节,总是到穷困地区走一走,看一看,他们有这份心,就是问题解决不好,人民也会谅解.人民不正是从这个角度原谅毛泽东的大跃进和文革带给我们的灾难吗？这比辩护好.这些年来,一些学者,一再践踏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必然性的观点,他们真是给了马克思过多的荣誉,也给了马克思过多的耻辱.
他们视而不见,当马克思在肯定资本主义的伟大历史作用的同时,从来没忘记对资本的骯脏和卑劣给予严峻的批判.
谢韬先生,在你所称赞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只狗都要受到保护,而在我们这里,人的苦难却要用必然性为之辩护.你不觉得这正是缺乏你们爱讲的“人性”吗？你知道吗,正是德国基民党的迈克尔总理,在中国时,会见了<中国农民调查>一书的,正是社民党的主席明特费林,去年三月在特利尔的一次纪念马克思的集会上说,你要知道什么是残酷的资本主义吗,你就到中国去看吧!这些资产阶级政治家都表示了对一部分中国劳动人民目前苦难的同情,一个老共产党人怎么能无动于衷呢？人民怎么敢选择你们要实行的“民主社会主义”呢？

让我们看看你们的民主社会主义吧.

(五)、要新民主主义,不要民主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至少不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它的本质是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承认资本主义的历史合理性,允许它的存在和发展,但它的本质是社会主义,虽说是不完全的社会主义.不完全是向完全的过渡,这个历史时期也可能很长,再也不能犯急性病的错误了,但是,有了社会主义这个纲,方向不能搞错,任务不能动摇.这就是共产党存在的价值,执政的历史根据所在.

三十年来,我始终认为,中国面临着三条道路,三种选择(我有专文),与此相联系,在思想界也存在着三派.

一派是以邓力群同志为代表的、通常称为“左派”,我认为他们有左有右,实质是右.就其信仰社会主义来说是左,就其不赞成两极分化、同情一部分劳动人民的困境来说是左,就其不赞成全盘否地毛泽东来说是左,
就其看到党的腐败和严重的问题来说是左,就其对现行的政策有意见,提出资改社改的问题来说是左;但是,就其否定阶级斗争为纲来说是右,就其对社会主义的严重弊端尤其是政治上的封建弊端以及过去的错误认识不够来说是右,就其两眼老是盯住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同志,而忘记他们反封建的历史进步意义来说是右.他们有时不满小平同志,是五十步笑百步.说他们僵化,是有点,说他们左,有对、有误会.我看了邓力群同志的<十二个春秋>,我觉得验证了我的看法.

一派是被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同志,例如李锐、李慎之等同志以及加上海外的民运人士王若望、严加其、王若水等等先生,太多了,很多文化名人.这一派是坚决反特权的,是对黑暗面持坚决批判态度的,就这一点来说,谢韬先生尚有距离.这一派反毛是坚决的,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也是坚决的,他们是右派,但就其反封建来说,比邓力群同志他们还是左的.

所以,我常笑左右两家互相不认识,互相颠倒,因为缺乏阶级分析.这两派都有发言权,或至少有过发言权.

对这两派,我的看法都是有肯定有否定,怕领我们走回头路,走封建社会主义的路,也怕朝前走,领我们走社会民主主义的路,因为我希望走新民主主义的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路.我属于这一派.我们这一派,说不上谁是代表,因为从来没有得到过发言权,这一派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派,毛泽东思想派,就其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斗争(所以批评邓小平),承认我们实际建立了一个带有浓厚封建性的社会主义国家,因而官僚的、特权的、等级的弊端始终困扰着我们,因而要彻底改革来说,可能被认为是左;就其对过去政治上、经济上的严重错误持批判态度(所以批评毛泽东),承认我们超越了历史给予的可能,要退到新民主主义阶段来说,可能又被认为是右.

三十年前当着一些文人开始否定阶级斗争理论,在史学领域里也有反映时,刘大年同志着文顶住这一潮流.我在给他的信里,表明了我的真正左派立场.谢谢刘大年同志保留了这几封信,见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他的<来往书信选>.

在八五年二月四日的信中我写道:“你近年的文章,我很爱读,而且很钦佩,因为在我看来你在坚持着一种倾向,是一个有力的代表.这是很不容易的,但也是很光荣的.常识告诉我们目前的意识形态战线是不可能没有斗争的,在理论上划清界限总是必要的,尤其在一股风吹来的时侯.”

八七年四月二日,在信中又写道:“记得上封信中表达过我对你的大作的倾向的支持和佩服,最近的曲折亦更加明白.但在思想界恐怕是喜欢‘自由化’的人多.例如史学界提出的一些问题即是这样.看来这是个相当复杂的难题,不易解决.不改革不好,自由化也不好,把稳者少.”

在八八年九月七日从德国给他的信中又写道:“简言之,还是几年前给你信中的那个意思,这是一面旗帜,一面红旗,它代表着中国史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倾向,它在当代中国史学史上必有其光荣地位.……甘泉同志说得对,未来的历史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未来的历史学也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的,这是一种立场上、信念上、理论上的坚定的表示,是不畏困难的表示.几年来,对许多新的理论(其实旧)不以为然,积淤许多愤懑,在国内时,有时想写,有时又觉得说得彻底了难于发表,不说彻底了又颇违心,于是一拖再拖,与先生的战斗精神比,委实惭愧”.书信集中,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几位同志.这反映了当时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阶级斗争,
怎么能说不存在阶级斗争呢？大家都在很顽强、很坚定地表现自己嘛.

所以,这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这不过说明了,毛泽东千错万错,坚持阶级斗争不错,邓小平千对万对,放弃阶级斗争不对.不服,请看三十年来的事实,理论上,请看上面引的马恩的话.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来说,我们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派,也是毛泽东思想派,因为毛泽东毕竟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新的理论贡献(我有<唯物史观辩>和<论毛泽东历史思想>两本小书专门写此题).

马克思主义派不僵化,有勇气面对自己的错误和严峻的现实.例如,五七年的反右,没有可肯定的地方,也不是扩大化的错误,全错了.怎么能说还要第二次文革呢？一次都受不了了.理论不成熟,作法不正确,矛盾混淆了,灾难太沉重.社改资改可商量,政改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改封建,立民主.

我对坚持马克思主义左派立场是很有信心的.三十多年来,有几次预言都被证实.

我预言华国锋同志没有好下场,被证实(传播我这一观点的李永采教授被隔离,差一点被打成反革命).

1989年5月20日在美茵兹大学中国留学人员集会上,评论邓小平,预见了六四结局.

面对罗马尼亚动荡,指出如果齐奥塞斯库开枪,没有好下场,因为这是在欧洲,不是在中国.

八十年代,工业二十条下达,我在山大干部班讲政治经济学,指出,工业二十条不可能有效.农村的改革简单,动的是所有制形式.工业领域的关键也是所有制形式问题,以及国营经济的管理办法.

以上这些,除了国营经济管理办法在现行路线下不可能落实外,其它都落实了.所以,对江泽民同志大胆改革企业所有制形式这一条,虽说问题很大,但总的方向是正确的,这比农村改革难多了,动这一步,不容易.可惜,由于邓路线,付出的代价大了一点.但历史总不能令人满意,抓住了时间,付出的也挣回来了.是不是有点阿Q？有极左派吗？有的话,肯定是不赞成了.

谢文中提到的张德勤同志,我没看过他的东西,他也是一种意见嘛.不用不共戴天.今后搞民主制,都在一个天下,只能君子动口不动手.不忘阶级斗争,小心美国总是好的.不然我们歼10上天干吗？但世界的事更复杂,太伸头和我们的国力不相称,各国的历史水平和历史要求也不一样,不能简单化,不能从原则出发,要从实际出发,务实一点好.但是,只韬光养晦,不敢讲话,也不行,你是无产阶级执政的国家嘛,是人家的希望.再说,主席说了,大,也没有什么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啥.这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站在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一边这个立场是不能动摇的.

因为立场不同,认识不同,所以对于中国前进的道路的选择也不同.这种不同,是与下列三个不同有关的.

1,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认识,有很大不同.

自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失败后,就全世界范围里看问题,不能不承认,西风已经占了上风,当今的时代,
是垄断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在欧美,社会主义革命暂时提不到日程上来了,当然社会主义因素可以增长,更接近社会主义的前夜.

二战之后,资本主义不是走向了垂死和腐朽,而是经过改革,继续发展.资本主义的改良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而且,从现在看来,由于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还有大量的落后地区存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依然没有过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展资本主义不仅是历史的必然,而且是历史的进步.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可能在近期胜利的预言落空,历史实际远比他们想象的复杂,正如毛泽东在评论马恩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等待革命高潮的到来是错误的估计时所说,革命者都容易犯急性病.正是如此.

在我国,这更是一个以沉重的人民牺牲为代价换来的教训,永世不能忘.

社会民主主义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产生并发展的.资本主义的稳定发展,从来是机会主义的温床.马列的论述依然正确.但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作用不是消极的,它不过是资本主义发展和改良的副产品,是有利历史进步的.

这是一种马恩列说过的小资产阶级思潮.他们上台,无损资本主义的一根毫毛,而是帮助资本主义改良,本质是资产阶级属性的.

至于劳动群众,不仅能够跟着他们走,有时也跟着其它的资产阶级政党走.只要能够改善生活,劳动群众宁愿做资产阶级政治的尾巴.劳动群众也是历史的存在,目前还不能说他们是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自觉的阶级.不能夸大他们的革命性和实际水平,像任何人一样,他们的历史局限太明显了.

谢韬先生,还有类似观点的同志,对上述事实没有一个正确的估计.

一,资本主义的改良,是历史的必然,是这种生产关系还有扩张的余地,不是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决定的,而是相反.

谢韬先生在论述民主社会主义时表现的混乱,恰恰说明了这一点.一会儿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
一再论述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一会儿又说是新资本主义,连克林顿、布莱尔也都成了在搞民主社会主义.这种混乱有一定道理,就是因为,这些政党的本质都是资本主义的,没有根本区别,或者说,社会民主主义一套是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

他们摒弃了马克思主义,一不提党的阶级属性,二不提所有制变动,三不提政权要求,四不提阶级斗争.
他们的路线是整个资产阶级都可以接受的改良路线.所以,在这些国家,不论是谁上台,政策一般不变,就是因为阶级属性相同.

但是,又是有不同的.右翼政党,是直接的资产阶级的政治,是自上而下的主动的政治,而社会民主主义是间接的资产阶级政治,是自下而上的依附的政治.如列宁所说,是要一口残羹剩饭.当然,只要饭合胃口,从哪里来的是不管的.这也是历史的局限.不要忘记,直到今天,还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能够阻止他的国家对弱小民族的侵略,而总是靠被压迫民族自身的拼死奋斗.虽然,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有一句名言,压迫其它民族的民族是不能得到解放的.群众不懂.只顾眼前利益,没有远大目标.修正主义头头反映的正是群众的这种情绪.历史不能理想化.

整个资本主义,首先欧美资本主义的改善和发展,是历史的要求,是全世界人民、包括各国工人阶级,共同斗争的结果,其中也包括社会主义运动斗争的结果.社会民主主义只是其中的一只力量,也有它的贡献.说过了,好象整个资本主义的改善都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成就,不符合实际.最关键的还是资本主义有改革的余地,正像1848年以后的历史一样.不承认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作用当然也不符合实际,都要具体分析.

谢韬先生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能带来社会主义社会是错误的.这是一种资产阶级范围里的东西,是改良的,但也是有利社会进步的.共产党人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对他的态度.例如,近年德国社民党一再向右转,去年连拉萨尔也被从党里除名了,马克思主义早就丢了.这些,都可具体分析.但总的性质是大体不变的,衡量的标准也很清楚,马恩讲得明明白白.不能像谢韬先生这样,失了界线,一锅粥.

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已经和平长入的社会主义.在高福利的资本主义国家,
包含了一定的社会主义的因素,最好也不过是社会主义前夜,但这到底并不能改变社会的本质.在德国,医疗保险是从俾斯麦时代开始的,这并不能证明俾斯麦在搞社会主义.就像必须办学校、开医院一样,社会要维持,要培养劳动力,必须有社会保障.当然,有社会保障比没有总是好的,劳动群众为此而斗争也是应该的,但是,
并不是只有社民党提出这样的问题.所有资产阶级政党全都在这样讲.例如,1989年在搞垮东德的时候,科尔在爱尔福特群众大会上讲,“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有好房子、有好汽车、有好的生活.”群众报之以欢呼,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概念有特定的含意,我们不能滥用.

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也不是社会主义的.谢韬先生引用<资本论>第三卷的那段话,根本得不出他得出的结论.许多说法是违背马克思原意的.

例如,怎么能说“资本积累不再依靠企业家个人节俭、储蓄来自我筹集资金了”.不管原始积累,还是一般的资本积累,怎么能说是靠“节俭、储蓄”实现的呢？就在谢韬先生引文的地方,马克思不是写道:“资本起源于节约的说法,也是荒唐的,因为那种人正是要求别人为他而节约.”1

再如,怎么能把股份公司的资本积累的实质说成是“依靠全社会的储蓄”呢？马克思明明说“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2社会集资是有的,但本质是资本的联合.
恩格斯还特地以自己的名义在括号里举了英国制碱托拉斯的例子.

再如,马克思明明说,股份公司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1,明明说“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价值的所有权相分离.
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富所必须的过渡点”.2怎么能歪曲成“资本主义就这样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过渡点就是过渡点,怎么变成完成了过渡呢？马克思特地写道:“在股份制内,已经存在着社会生产资料藉以表现为个人财产的旧形式的对立面;但是,这种向股份形式的转化本身,还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因此,这种转化并没有克服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和作为私人财富的性质之间的对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态上发展了这种对立.”3股份制可能是过渡形式,但只要一天还没实现过渡,它就只能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

谢韬先生的结论是:“<资本论>第三卷推翻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结论,不再需要‘炸毁’资本主义的外壳了.马克思心目中的曼彻斯特资本主义(原始资本主义)灭亡了.其后资本主义在<资本论>的冲击下逐渐社会主义化”.这可真是强加于马克思的谬论.

不知是谢韬先生没读懂马克思的原著呢,还是因为急于为民主社会主义找理论根据而曲解马克思的原意,
不管怎样,这都是很不严肃的.因为谢韬先生不是说在为中国找出路吗？这会把我们领到哪里去呢？

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都比较发达,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它的一些根本弊端,并没有排除,民主社会主义更没有改变这一切.

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改革的过程中,进行历史比较和分析,作出科学选择,是一个很好的机遇.
但不能饥不择食,盲目照搬西方的一套,哪怕是类似瑞典这样的社民党执政多年的资本主义国家,我们也要认真分析.一切都以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

我在中国生活了四十多年,在德国马克思家乡这个州生活了二十年.我想在这里,不以理论为主,以感性的事实为主,从比较的角度,谈一点看法.因为来过德国的中国人,对德国的感觉还是不错的,一般都认为比周边的其它的国家强,而这个国家也是社民党多次掌权的国家.从这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和谢韬先生做一点探讨.为此,我还召集了我们村的德国朋友开了个座谈会,征求了他们的意见,尤其是核对了实际情况.

谢韬先生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在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劳动的差别,铸就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辉煌.”且不说,把一切资本主义的成就通通归之于民主社会主义的功劳,前面说了,不符合事实.说基本上消灭了三大差别,不是事实.城乡差别小一点.另外两个差别依然存在.说“在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没有农村和农民了”.不知听谁说的,这是误解.我就住在农村,这村里有几户养牛的农民.海尔姆先生是我的好朋友,他和夫人,两个人,养了六十五头奶牛,靠卖奶为生,受大公司控制.这是一个八百人的村子,有三户这样的农民.他们也种油菜和少量的麦子.一年到头,没有度假日,辛辛苦苦,小康生活.夏天,总是光着脊梁干,从早到晚.冬天也要天天喂牛、挤奶,也不能出外旅游.这和工作人员很不一样.工作人员的度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脑体劳动的差别,不用说,当然也存在.我们的考察团来了,有时就到海尔姆家看看,觉得他们两人养六十几头奶牛,真勤劳.比中国农民生产率高.他们有各种机器,但离不了人操作.干一天,也是很累.德国人很勤劳.晚上看看电视,很少有娱乐活动.我的孩子都是博士,他说,这个世界也不能都是博士,也要有养牛的.他很自信,自得其所.但他的大儿子,在中等公司工作,说起来,还是挺骄傲的.他们是小农,地百分之二十是自己的,七十多是租的,一共七十公顷.主要种草,喂牛.他们的生活和白领有差距,和蓝领各有所短、所长,收入差不多,平均每人每月在一千伍百至两千欧元之间,但和资本家比,天地之别.所以他在座谈会上说,近十年来,两极分化愈来愈厉害,中间基层在减少.政府就是专政,他定法律,我们说“是”.也算一种参考意见.

谢韬先生说,“二十一世纪初,德国蓝领工人只占工薪阶层的百分之八(这个数字显然不对,座谈会上一致认为蓝白比例为七比三).被<共产党宣言>当作革命主力军与资产阶级对峙的工人阶级变成少数了,这少数人的生活水平也超过了罗马尼亚总统.工人用不着起来革命,随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就这样‘解放’了.”我也用事实说话.我这个村里,有很多人在离这里十七公里的很大的台威斯汽车闸工厂工作.最多的时侯,有三十多人,由于自动化,二十人被解雇,现在还有十人.就我知道的,就有五个讨不上老婆,已经四、五十岁了.库尔特和他的哥哥,因为从立陶宛请来褓母,照看母亲,那里的人工资低.认识了这个褓母,哥哥就娶了她.最近,弟弟又娶了嫂子的妹妹,两个人总算有了家.一个五十多了,弟弟四十九.对方也都四十左右了,离异的.
没有老婆的时侯,下了班,就进酒馆,喝到醉了,回家睡觉,明天干活.我带代表团到他们工厂里参观过,当然都是蓝领了,都像机器人一样,不停地在流水线上操作,我去了,只能点点头,手不能停.他们有汽车,但是没生活.这是活的<资本论>,在他们身上,我看到的是人的“异化”,谢韬先生看到的是人的“解放”.咱俩反正有一个是错的.

在我的村里还有特别贫困的.最令我同情的是阿尔夫.他没有工作.就靠给村里的人这家帮帮,那家帮帮维生.给他的工资是最低的,粗活、累活、脏活,就找他.每小时五欧元,过去是十马克.姊姊嫁人后,一直独自生活.有活就干,无活就闲着.晚上到酒馆喝掉白天挣的钱.村里的人,瞧不起他.圣诞节他无处去,也不过.我来了后,总是邀请他到我们家里来过节.他也帮我修过房子,我感谢他、同情他.圣诞节是要送礼的,他没钱,但他还是买了一个只值一欧元的小熊踢足球的小礼物送给我的女儿.我女儿说,阿尔夫没有钱,但他有一颗善良的心.我们一家去意大利度假,他说,我等你们回来,你们不在,我会给你们看着房子.可是,等我们回来,再也没能见到他.大概是心脏病,突然摔在家里,幸亏邻人发现,送了医院.但他终于没回来.安葬他的时侯,我去了,这是我在德国经历的最凄惨的葬礼.他才四十九岁.他死后,村上的人还批评他,说他喝酒喝的.我气愤地说,你们谁没有用过阿尔夫,给钱不给钱,都给你们干.可是,你们谁管过他.德国是一个这么富的国家,可是社会为什么对他不负责任.我的态度感动了村上人,他们说中国人说得对.再也没有听到有人说他.我想到墓地去看看他,但是找不到他的墓碑,问别人,才知道,他穷的连快墓碑也买不起,所以把他安葬在他妈妈身边了.社会民主主义救不了阿尔夫,“公平”“正义”,如恩格斯所说,不过是骗人的资产阶级空话.还是妈妈是最爱他的,回到妈妈身边是最好的去处.他送我们的小熊,成了我们家最宝贵的礼物,因为那是一颗燃烧着的穷人的心.回国看到农民工,我就想起阿尔夫;看着小熊,我就想起农民工.我们不能走这条路!

感性的说不胜说,说来难过,还是说点概括的意见吧.

二战后,德国克服了法西斯资本主义,走上了民主资本主义的道路.由于各种条件的促成,这个国家就像战败的日本、意大利一样,重新崛起.它的情况比意大利还要好.我看,主要就是德国人的素质比较高.这也是几乎所有来到德国的中国人的共同看法.德国人的勤劳、认真,真是值得我们学习,过去我们总说中华民民族以勤劳、勇敢着称于世.但离德国人的勤劳还有距离.德国人守纪律.过马路,就是下雨、没车,只要是红灯,他就站在那里任雨淋着,而我们一看没车,就想抬腿.一位台湾同胞专门就此写过文章,表示自己的敬佩.不管怎么分析原因,资本主义的德国的确让人感到比较舒服.只要有工作,小康生活没问题,太高也不是,大家常说,德国人是把每一个欧元掰开来花.这是事实.

有一点可以肯定,德国的今天,从整体上来说,是二战后资本主义实行改良的结果,最初掌权的是基民党,阿登诺被称为德国之父的说法,就是这一事实的反映.德国的今天,首先是德国一系列历史变动、曲折积累的结果.德国不是孤立的,周边国家的情况差不多,有差异也是大同之中的小异,这个小异,是以各民族的自身的特点为转移的.这个大同,证明了我一再强调的,这是资本主义生命力的结果,不是哪个政党,当然也不是社民党政治的结果.这是真正的科学的解释资本主义世界现状的思路,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又否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甚至毛泽东的关于资本主义的具体结论.前引恩格斯的话,他认为在本世纪末(是十九世纪末)无产阶级政党就能掌权呢,事实不是这样,这是具体结论,可以纠正.

这里的三层意思是统一的,肯定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正确估价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地位,大胆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导师的过时的意见.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没有过时,不管当今欧洲的社民党对马克思主义怎样一窍不通,我们还是要有自己的冷静的科学的看法,学外国的东西,不管是谁的,都要分析,都要看一看是否合乎中国的国情,不说毛泽东,大家没有分岐的孙中山先生就是榜样(个别人,如袁伟时在骂孙中山是卖国贼了).

说没过时,是说不管德国还是瑞典、法国、英国、美国等等,他们的基本状况没有逃出马克思主义揭露的资本主义的规律和弊端.

在这些国家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没有变,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生产的社会化的矛盾依然存在.
极少数的人,掌握着社会绝大部分财富的事实没有变,如果说有变化的话,那就是马恩说过的,这个少数人愈来愈少.

不管白领蓝领,他们没有任何生产资料,可以为资产者管理生产,但他是以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被雇佣者的身分出现的.说只是脑力劳动,也不全面,体力付出也不小,一天到晚疲惫不堪.他们的工资是高了,但他们的付出也太高了,他们为资本家创造的价值也太高了.他们一旦干不好,立刻走人.我认识几位这样的经理,上来下去,战战兢兢.不能只看他们得到的钱,只看他们开的车,他没有摆脱“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

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还是个异化的社会.劳动者被固着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之内.资本作为一种统治的力量,把人们管得死死的.不劳动者不得食,在这里是,不为资本家劳动不得食.他们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但却只有生活资料,还是无产者.其本质未变.

尽管工人阶级和其它的劳动者的生活状况比较好,但剩余价值的剥削本质没有变.尤其在中小企业里,工人的体力劳动比较多,而工资菲薄,服务行业的情况就更差一点.雇佣被雇佣的关系没有改变.当我们的中国乒乓球运动员来到这里,听到是被买来时,很不习惯.而在这里是正常,正是拿雇佣关系来对待的.雇员,出卖劳动力,雇主,买进劳动力,任何一个工人,对工人阶级这个词,可以不清楚,但对自己已经被雇用,十分清楚.

雇佣工人阶级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在政治上无足轻重,他们是有一票的选举权,但只是在两个主要的资产阶级政党中选一个.现在是两党联合执政,足见其性质没有根本的不同.工人、农民,从来也没有把政府官员看成是他们的代表,他们经常的表示就是,这帮人是靠耍嘴皮子吃饭的.都一样,不用信他的.然而,他们无可奈何.这是座谈会上大家发表的共同看法,尤其认为社民党已经不像过去是工人阶级的党了,
这尤其值得谢韬先生注意.

在这个社会里,生活是大大改善了.但是,劳动者阶级,经济上无地位,政治上无足轻重,思想文化上空虚.美国有个电视节目,就是让两个大力士相互朝死里打(当然是作戏),大家看着开心,而且看的人很多,这使我想到古希腊的斗牛.多可悲.所以他们的兵在伊拉克搞那一套不是偶然的.

金钱关系笼罩了一切,人们是孤独的,没有“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只有“我为自己,自己为我”.
在社会公德方面,表现了人的高素质,超出这个范围,只有人的狭隘眼界.这个社会远不是<共产党宣言>里所追求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前提.就像血统论一样,劳动者的孩子还是做劳动者,富人的孩子还是做富人.我们村里的孩子,一般都在三类中学的最差的一类中学里上学,到九年级毕业,然后去职业学校,然后做工人.这三类学校的学生大约各占三分之一.以此推断,蓝领工人肯定不会只占百分之八.多得多.

不管怎么说,事实就是两方面.这几乎是任何一个有头脑的德国人都承认的,一方面是德国现在建设得比较好,是二战后老一辈人奋斗的结果;另一方面还有许多问题,不能令人满意.

当然,也许马上有人会说,任何一个社会都不会没有问题.我是说,这是一般人的看法,至少是对过分美化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人家自己也不同意.而我上面提到的弊端,却是根本的,是马克思论述过的.作为一个实际的历史过程,现在可能难于解决,但这并不否定我们可以从理论上指出这是弊端,尤其不能超出事实去美化它.

为了论证这一点,我就要和我们经历过的社会主义做一点比较了.

在这里,请允许我不谈我们的弊端,而只谈我感到的优越性.不用怀疑我对弊端的感受,下面还要谈.我从二十岁,在复旦读书,就因为在政治学习会上提出几乎和田家英同志一样的可以搞一两年包产到户以渡过困难的意见,就差一点步现在已是知名学者的姜义华同志的后尘,被打成反动学生.而自1970年(27岁)后,就灾难不断,被隔离,被批判,直到“批林批孔”时,在山东大学联系实际,就是搞“批项运动”,前后十几年,
三次失去自由.所以,我对封建性甚浓的社会主义的弊端是深恶痛绝的.但这并不影响我在这里探讨优越性,因为我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者,我在感受过弊端的同时,也感受过优越性.所以,请不要在我谈论后者的时侯,以为我忘了前者,或者你老拿前者责问我.我说了,前者后面说,说够.

我没有能力对建国后的历史做总结,因而也不求全面.我只是举例式地在和西方比较中谈点看法.

我们在进行经济建设时,全国上下,党政军民,工农群众,知识分子,意气风发,拼命硬干,轰轰烈烈,
热火朝天,不怕苦,不怕累,不为钱,不顾家,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把中国的社会主义搞上去,就是要摆脱一穷二白,就是要争口气,赶上并超过西方,这种社会面貌,他们这里是没有的,暂时也不可能有.我们是栽了大跟头,但是,汽车、万顿轮,不是造出来了吗？原子弹、氢弹,不是爆炸了吗？卫星,不是上天了吗？石油,不是采出来了吗？工农业的基础,不是打下了吗？一些科技项目,不是那时上马的吗？等等,等等,那样一种人的解放,一种主人翁的姿态,是西方不可能有的,是赶不上的.今天,我们不是在实际跃进吗？否定之否定.否定了不科学的跃进,又否定了无所作为、悲观的论点,迎来下一个科学的真实的跃进,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我们的国家机器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机器的构成,主要来自农民、知识分子、工人以及其它阶层的人.他的领袖所赢得的威望,至少是少见的,主席、总理去世时,全国人民的哀痛,十里长街送总理的动人场面,在这里没有发生.毛泽东以如此巨大的错误和“暴政”(谢文语),至今依然在大多数劳动人民群众的心里受到尊敬和怀念,也是事实.多少高官、多少将军,都是贫苦的农民出身,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仅见的,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改造,担负起领导国家的任务.文革至少从反面证明,他们是廉洁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忠诚的,工作是努力的.上至主席、总理,下至县太爷、生产队长,从来没有八小时工作.他们以流血牺牲,为人民争取到了八小时工作制,但他们自己却以超八小时奋斗.为着找石油,从部长独臂余秋里,到铁人王进喜,拼了.他们和人民同甘共苦,写下了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凯歌,这是西方没有的.一个普通的县委书记焦玉禄,感动了多少中国人.就是瑞典也没有.正是这些基本的东西在,我们的党才有力量,才经受住了文革的挫折,尤其才经受住了八九之后世界范围里的社会主义大溃败的考验.西方先进的无产阶级做不到的,中国落后的农民做到了,这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也至少部份地归功毛泽东.有这段历史经验,我们可以相信,只要胡锦涛同志继承毛泽东加孙中山加邓小平,不信邪,不怕压,走自己的路,中国的社会主义不但不会垮,而且中国跃居世界前列是不成问题的.在智力愈来愈重要的今天,体力相对较弱的中国人占有优势,
一定能克服内斗,更好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我们的老一代知识分子,直到今天,也应该是青年一代的榜样.新中国一建立,知识分子全心全意地从四面八方回到祖国,开始了为新中国的强大而奋斗.面对五七年反右那样大的对知识分子的打击和侮辱,但对祖国的忠心没有动摇.当着需要他们和家庭隔断生活,为事业奋斗时,他们的回答是:“以身许国”四个伟大的汉字.西方的科学家,不乏对科学的执着热爱和献身精神,但我国的知识分子,又把科学事业和祖国的解放、强大结合了起来.年轻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但不能忘了这些历史,而且一定要继承、要发扬,永远不要忘了,
老一辈为什么这样想、这样做,因为个人的事小,荣辱名利,都不如祖国的地位重要,祖国被蹂躏的历史是他们奋斗的永远的动力.正如我的小学老师、也是我终生的老师韩美林在<最难写的两个字__祖国>一文中所说的:“近年来,我一想到‘祖国’二字,就全然不再去想印刷术、火药、指南针.激励我前进的是另外两个字__国耻!像我这个人一样,我此生最大的动力莫过于‘羞辱’二字.……就是这两个字,它使我无地自容加雄心壮志,使我抽刀难入鞘加长矛刺青天!”

工人、农民的翻身当家做主,不仅表现在政治上、经济上,也表现在文化上.2006年回国,在电视上看到两个节目打动了我的心.一个是宋祖英同志在美国肯尼迪艺术中心的演唱会,她不是只给她个人赢得了荣誉,她是给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赢得了荣誉.一个是一代相声大师、艺术大师马季同志去世.他把旧相声改革为新相声,从形式到内容,有了一个飞跃,一个根本的变化,了不起.他们二位,一个出自农家,一个出自工人.他们的艺术成就是一个代表,说明站起来的贫苦工人、农民,在任何一个领域也能作出自己的伟大成就.数数建国后我们培养的艺术家、文学家、社会科学家,有多少人不都是靠了新中国优越的社会制度,才可能有他们的成就.瞎子阿炳一曲“二潭印月”撕破了多少人的心,那是旧社会艺人的倾诉.西方虽然富,但在一切商品化的情况下,对艺术的发展是有局限的,相比之下,社会主义肯拿出一部分钱为了艺术,
而不是为了利润,这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能丢.

正是这些光明面加在一起,使我们有了建国后那样一种奋发图强、斗志昂扬的社会精神面貌.黄继光、邱少云、雷锋、王杰就是那个时代的代表.我们是长在红旗下的新一代,在那样的时代精神的感染下,真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人人都活得很有劲,很有理想,很有志气.我们没忘中山先生“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没忘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精神,以我们刚刚立国的还不够强大的国力,坚决支持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写下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辉的一页.我们是勒紧裤腰带,跟着毛泽东干这件事的.但这正是人生的意义,国家的意义,是一个真正的大写的人.我们做到了西方人做不到的事,我们真正走出了异化,我们的后代不会为此责备我们,而会引以骄傲.八十年代,来到西方,当第三世界的人见到我们时,常常伸出大拇指,
大喊一声:毛泽东!这可看作是历史对我们的肯定.

总而言之,我们的确创造过许多真正属于社会主义的好的东西,不能在批判我们的错误的时侯,把这些好的东西也丢掉了.而是应该,借鉴西方的好的东西,剔除坏的东西,发扬我们的好的东西,纠正我们的错的东西,建设一个更理想的社会.

两相比较,以我个人的感受,还是科学的、真正的、搞好的社会主义好(加定语是防止冒牌货).

三,在观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的时侯,不要忘记,他们的富强是以剥削、欺侮第三世界为前提的.这也是列宁反复论述过的,事实证明,没有过时.这是一个重要问题,但谢韬先生似乎根本没有认识.

发达国家明显以发展中国家为市场,推销他们的现代殖民主义政策.他们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原料,加工后再卖给发展中国家.这是一种不平等贸易.是和政治相关连的.不能不承认,在这方面,他们的技巧和手段高于我们,我们常常要付学费.因而必须向他们学习,而且是个艰难的学习过程,但一定要学.

发达国家常常以政治甚至以战争手段保证他们的经济利益.谢韬先生在观察欧美国家经济发达的事实的时侯,忘记了一个起码的常识,就是政治.例如,德国的绿党,作为执政党,竟然也支持对南斯拉夫的战争.那个只会耍嘴皮子、一天大学也没上过的混混费舍,当年在六八年的“德国文革”中,浑水摸鱼,动手打警察,
留下了照片.可现在走到极右,支持对南战争.再如,美英合伙,以“莫许有”的罪名,动手伊拉克,绞死萨达姆.为什么？都是政治的继续,都是为了经济利益.伊拉克、中东的问题,尽人皆知,是为了石油.就是我们的台湾问题,说是内政,实质还不是美国干涉我们内政的问题？一旦看一下这些发达国家在政治上的政策,他们的资本主义本质就暴露无遗了,再说美国、英国是民主社会主义国家,那就几乎等于说,当年的希特勒搞的国家社会主义也是社会主义了.

2,对于苏东社会主义失败和中国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也有很大不同.

一,关于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看法不一致.

有几种不同的意见.大体说来如下:
主要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叶里钦等叛徒出卖的结果.有的“左派”的文章偏向于这种观点.

主要是因为斯大林主义违背了列宁的意见造成的恶果.宫达非主编的<苏联剧变新探>,大体就是这样的观点,因为是不同的不同文章的合编,情况也不尽一致.

主要是因为社会主义这条路走不通,从列宁就是错的,斯大林甚至包括毛泽东,形同希特勒.海外民运人士大多持这种观点,国内的自由主义派也近似这种观点.“暴力社会主义”的提法,就有这个倾向,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搞“暴力”、“暴政”.

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值得研究,大家都有感性的认识,因为是经历者,但却不一定能正确解释.问题不在事实上,而在对事实的分析上,在理论上.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当然会有不同的看法,总不会一致.共产党人,要力求获得自己的科学解释.德共党的纲领就缺乏对此的正确认识,重复教条.这是当代社会主义运动不能不回答的问题.不回答,就不能吸取教训,就无法继续前进.我不知道,中共党是否有一个比较正式的回答,这对于我们前进实际是非常重要的.

我不同意上面这几种看法,谢韬先生(包括辛子陵先生)的暴力社会主义的提法也不符合实际,不正确,不科学.

我不想和这一观点辩论,我们是有过错误地运用暴力的问题,但是说我们整个是在搞暴力社会主义,不符合事实.就是对斯大林,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也可以讨论.文章已经太长了,我只正面说我的意见.简言之,是:三个问题,一个基础.

第一个问题,是经济制度上的错误.搞了单一的公有制和全面的计划经济.这里有两个问题要说清楚.一是,这个问题的存在,不能只怪斯大林,这个理论框架是马克思、恩格斯设计的,是在对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生产无政府带来危机的批判中,确立的.问题是斯大林教条地对待了马恩的意见,这是他的问题.批评要公道.二是,这个框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也是起过积极作用的,不是从一开始就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的,要分析.

第二个问题,是政治制度上的错误.就是自斯大林以来,搞了个基本上是专制的、等级的、特权的、带有浓厚封建性的政治制度.这个错误,主要要由斯大林负,有人想怪列宁,不公道.列宁在党内是完全民主的.在国家政权问题上,当时阶级斗争形势复杂,他是从实际出发的.保卫了无产阶级政权.他和罗莎.卢森堡的争论,和考茨基的争论,他是对的,罗莎自己也是认错的,不要窜改历史.

第三个问题,是党的理论错误、路线错误.一是不承认阶级斗争,所以党没有自我革新,蜕化变质,变成官僚特权党.二是不承认弊端,当然也就不认识改革的必要性.三是国外搞沙文主义,党外搞专制主义,不惜武力镇压.当年铁托同志就有正确的意见,从制度上提问题.

一个基础是苏东诸国的落后的经济文化社会土壤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的历史局限.在这个基础上,党的水平、领袖的水平、干部的水平有局限,政治民主的确立有困难,计划经济不活泼.

这就造成了一个政治上专制,经济上僵死,思想上箝制的封建的社会主义,在这个人为的畸形的社会里,
官僚特权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既没有经济上的繁荣,也没有政治上、思想上的自由,离真正的社会主义愈来愈远,最后,在历史时机成熟时,一轰而倒.

从搞社会主义来说,党的问题是关键,党的理论、路线正确,其它两个问题都能慢慢解决.从问题的严重和危害来说,政治制度是核心.政治不民主,党出了问题,无法纠正,政治民主,党出了问题,一是可以纠正,二是大不了人民可以另有选择.还是,政治是统帅,占首位,搞好了,促进生产,搞不好,破坏生产,社会翻车,另找出路,另寻新的正确的符合经济要求的政治.这是唯物史观的老道理,但老正确,违背了受惩罚.

对于苏东问题的分析,在我看来是有普遍意义的,它甚至于适合于朝鲜和古巴等国,当然也适合于我们.但是,在我们这里,情况又是有不同的.

就第一点来说,我们没有突破这个大的框架,而且类似人民公社,是我们的特殊的错误的发明.但是,由于毛泽东不是教条主义者,不仅有谢韬先生提到的毛泽东想过“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没收”,而且,承认价值规律是个大学校,要尊重它,学习它.但是,五七年反右和随后的大跃进,把这些反掉了.即便这样,毛泽东对国有经济的搞法,是有别于苏联的,“鞍钢宪法”是正确的社会主义方向.有可以批判继承的东西.

在农村,毛从公社所有退到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邓退到了责任制.但是,事情没完.农村到底该怎么办,还不能说已经完全解决.还要研究,还要进一步解决.三农是大问题,但中国农民的生产率这样低,怎么参加世界市场的竞争,总不能靠政府补贴吧.所以这事还没完,还不能匆忙下结论.

工业战线的事也没完,国营经济是主干,到底该怎么搞,还要研究,“市场经济”四个字不是万能的.社会主义的国有经济,应该有自己的特点,应该体现人的更好的历史主动性,类似“鞍钢宪法”,不应该简单丢掉.对于私有经济,要支持,不说限制,可是要管理.权钱交易是不行的,是瑞典的社会民主主义也不允许的.

在处理经济关系的时侯,不能忘记列宁的教导: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一定要搞政治经济学,
而不仅仅是经济学.不然会迷失方向.

就第二点来说,我们的政治制度的问题和苏东没有太大区别,如果说,有区别,就是我们的干部管得比较严,对干群关系,做了一些工作.但我们这里的民主基础更弱,家长制更浓,因为我们的传统,因为我们的干部队伍基本是农民组成的,有天然的专制的基础.所以,知识分子的自由的要求,碰上农民的专制,溃不成军.五七年,提意见难,反右易.以致文革初期,复旦大学工人又贴出了“我们工人说话了”的大字报,他们以为又要在党委领导下,来第二次反右呢!这在当时,许多人就是这样准备的,造反派就是右派.岂不知,毛泽东那时是下决心整所谓党内走资派了.

毛泽东想改革,想建立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但是,拿不出办法和设想.搞了个革命委员会,依然不是民主制度,搞了些改善作风的条条,如山东的十条,但不是民主制度,没有监督机制.所以,别看文革砸烂一切,冲击了所有的党政机关,最后,全部恢复旧制度,白白混战一场.

毛泽东去世前,看到我们的制度有问题,这就是关于理论问题的讲话.在这些很重要的思想里,主要指出了我们的制度的等级和特权,但依然没有从民主制度上谈问题.民主问题,是毛泽东思想中的缺环.是毛泽东最为局限的地方.比列宁倒退.这与他来自农村,没有见过、感受过、研究过欧美民主制度有关.马列对于资本主义,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都是采取批判的继承的态度.毛泽东只强调批判,不太讲继承,经济上讲一点,政治上不讲.这是我们(不仅毛)在认识上的局限.

资产阶级的政治遗产,是人类进步的产物,是直到今天也未过时的东西.例如,前引恩格斯不是说,民主共和国甚至可以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这个话我们没有推敲过.列宁建国后一再讲,无产阶级专政,不仅仅是暴力,甚至主要不是暴力,而是组织起来的劳动人民管理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民主.毛泽东还讲过这个意思,但没贯彻,小平同志直到南巡讲话,一提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准备对付闹事、动乱,准备暴力镇压.所以,八九年的风波最后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可惜.

现在的改革,在这方面基本没动.和经济改革一样,不动所有制不行.政治上也是,不从根本上、从制度上改革不行.惩办贪官,是治标不治本,不是根本的办法;确立制度,有效防止贪官才是治本的办法.

政治制度上问题最大、最关键,但改起来最难.在政经合一、党政合一等弊端存在的情况下,政治上的利益就是一切.为什么当官,当官有了一切.因此,要动这种和自己的利益、和特权相联系的弊端,阻力是大的.同时,政改的确有风险.经改是给人们利益,大家不反对,政改会让一部分人失去利益,当然会有人反对,
而且是一部分有权、有势、在政治上有力量的集团会反对.文革正是在这一点上,遭到了顽强反抗.五七年的错误至今没有彻底解决,也是因为反右是和党官僚的利益一致的,所以,到今天还只是承认是扩大化的错误,还给人家“改正”,历史的正确解释应该是,首先应改正的是共产党的违背法制的犯法作法.

谢韬先生强调政治制度上的问题,是完全正确的.他写得好:“我们的制度不能阻止把五十多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不能阻止公社化和大跃进的疯狂发动,当法西斯式的文化大革命废止宪法、停止议会活动的时侯,我们的制度没有任何反抗.说这个制度在保障民主、保障人权、保卫宪法尊严方面,形同摆设,丝毫不起作用,难道不符合事实吗？”是的,符合事实.但是,我还要补充一句,就是在毛泽东之后,几次重大政治举措,难道符合宪法吗？问题不在个人,在制度,在社会,在这个农民味甚浓的党.如果罪孽只是一个毛泽东的问题,他死了,清算了,阴霾也就过去了.不是.不要忘记,整个残酷的斗争,整个专制的实行,是由一个群体支持并由他们去完成的.不仅是共产党,国民党也是,不仅在进城后,进城前就有了.

一九六八年,我和山东大学造反派的头头发生激烈争论,我一是反对不打招呼,打倒一切,二是强调最重要的是建立制度.他强调阶级斗争.因为在我看来,制度是基础,基础是保证.不然打倒了,还会再出,打起来没完.

到了九十年代,我们又争论,他强调制度,我强调阶级斗争.为什么？面对严重的问题,没有适当的阶级斗争做一番整顿,你怎么建立制度,建立了他不遵守怎么办？

我们党對腐败官僚说了多少好话了,就差给他们跪下了.但是,无济于事.他会说得比你还好听,但他依然是胡长清、成克杰、陈良宇.所以不能取消阶级斗争,也不是你想不要就没有了,他天天斗你,只是看你敢不敢应战的问题.

政改是整个改革的核心,不搞政改,的确会如同谢韬先生所说:“只在经济上改革开放,会重蹈蒋介石国民党在大陆走向灭亡的官僚资本主义道路.”补充一句,事情已经够严重了,只搞经改已经给掠夺人民财富的暴发户提供了机会,已经把社会引向了您说的方向.

谢韬先生说“政治体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完全正确.

就第三点、也就是党的理论、路线再说一点意见.

我们党比苏共强,承认阶级斗争,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观点.承认经济上可以退后,搞新经济政策,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们既反对教条主义,也反对修正主义,懂得不唯书,只唯实,所以从思想方法上能解放出来,能改革.这是我们党坚强的地方,这与毛泽东的工作分不开,他是个不迷信、有气魄的领袖,对党有好的影响.小平同志也是他的学生,受了他的影响,当然也与小平的才干有关.所以,敢从实际出发,推倒对毛泽东的不正确的个人崇拜,纠正错误.这当中,陈云同志也起了重要做用.这是我们党有力量的表现.

但是,放弃阶级斗争,是不对的.毛泽东临终前,就是批小平这件事,他口服心不服,说永不翻案,靠不住.错案应该翻,但放弃阶级斗争,就是放弃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观点的重要,不讲一大套,就是本文前面引的马恩的话,都是很郑重的话,是讲路线的.邓违背马列理论,无可辩驳,这本来是常识.更重要的是事实,三十年来,中国的历史难道还不足以说明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吗？如果闭眼不看现实,我请他再看看沙叶新的文章,他把事实条里得再清楚不过了.

过去毛泽东的错误不在承认阶级斗争,而在混淆了矛盾性质,夸大了问题,尤其是处理方式错误.马恩让去争取普选权,还不是去搞阶级斗争,但是在议会里合法地地进行斗争.这对执政党同样适用.议会里辩论,乃至投票,都可以理解为处理阶级关系的形式.形式是由事物的内容决定的,是由客观历史条件决定的.正像不能一讲阶级斗争,就搞巷战一样,不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一提阶级斗争,就去斗人,那是误解.建立制度,让阶级斗争在规范的范围里展开,照样推进社会前进.说句不一定合适的话,我们这里的讨论,也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谁也别压谁,靠真理斗.当然我心里自以为,我是替劳动人民说话的.这是我的阶级立场.但我不给别人上纲,回避评论谢韬先生的阶级立场.讨论就是讨论,让事实讲话.

江泽民同志提讲政治,也很好,政党不讲政治,还叫政党吗？但政治是什么？不言而喻.

所以,现在党的问题也是大问题,一是理论,一是路线,这个问题不解决,其它的两个问题没法解决,勉强去做,会造成乱子,哥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就是给资产阶级上台提供了阶梯.这是个教训.

和苏东相比,我们三个问题都有,但是有轻有重,不完全一样,之所以不一样,这就与我们的具体的特殊的历史条件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有关系了.

何以大体相同？就是因为基础差不多,要说不同,我们的基础有些方面更落后一点,所以,在改革时,不能低估困难.大家一再强调大跃进的教训,这个教训对于今天的改革也适用,要慎之又慎.好在胡锦韬同志的一个优点就是江泽民同志在交班时评论的:作风稳健.

3,对于解决问题的出路和方式的认识,更有很大不同

因为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现状的认识不同,也因为对苏东社会主义失败和我们的问题的认识不同,自然对于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和方式的看法也就不同.前两个不同,决定了后一个不同.

谢韬先生主张在中国搞民主社会主义,但是,究竟从现在的社会制度如何转到民主社会主义制度,他没有提出一个方案.只是强调了政治体制的改革,走到民主宪政上去.但是,西方的民主宪政,都是多党制,我们搞不搞？至于,经济体制究竟应该怎样,谢先生没有说,西方包括瑞典都是私有制,我们搞不搞？不仅如此,我们是一个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我们的国体,要改弦更张搞社会民主主义,这个国体还要不要？今后还坚持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执政？这都是很根本的、也是很具体的问题.谢韬先生都没说,而这是不能回避的,不能不说的,不然人民如何选择？在这里,我要将谢先生一军,这是一个好说不好说都要说的问题,您要给人民一个交代.

社会民主主义是一股相当强大的社会思潮.谢韬先生提出的问题,已经是一个老问题了.就我所知,不少文人都有这样的思想.给我以较深印象的是,一位因政治迫害而不能读大学的自学成材的高寒先生,他曾经在和王若水、郑义的辩论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观点.我对于一个小学毕业生,能够在四川省监狱里,自学达到这样好的理论水平,颇感惊奇,也颇感痛心.他是主张中国走社会民主主义道路的.和谢韬先生一样,他也主张用社会民主主义改造中共,但他老老实实承认,这是要搞资本主义.2001年他发表了一篇大作,题目就是:
“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不可抗拒:七一献辞兼论将中共改造为社会民主党”.和高寒差不多,另一位也是自学成材的刘国凯先生则写了<历史潮流>一书,简要评述了西方各国的社会民主党的情况,并在美国组建了中国社会民主党,他是头.他们的观点比谢韬先生的观点更系统,更彻底,他们肯定北欧三国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成功,批判自列宁以来的共产党的路线,否定列宁、否定毛泽东,认为我们是建立了一个“农民加封建”的政权.

他们提出的出路,依我看,就是走苏东现在的路.实际是西化,实行多党制,私有制.等等.鉴于他们参加海外民运,我这里不便更多介绍他们一些人的意见.只是借以说明,一是,当前在中国,社会民主主义是一股许多人认可的社会思潮,二是,要搞社会民主主义,就是放弃社会主义.

这就是分岐所在.我不赞成这个出路.前边讲了我所亲身感受的德国的现状,我再请大家想一想,现在苏东的状况好一些呢？还是我们继续改革好一些呢？我看还是走自己的路.走改革之路.

这里有一个最大的理论障碍就是,在相对落后的中国到底能不能干社会主义.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专门探讨这一问题.马克思1881年3月8日在给俄国民粹派革命家查苏利奇的信中提出,如果俄国能以西欧的革命和技术为互补,俄国的农村公社有可能成为共产主义的起点.当然这一设想落空.但是,这里留下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辨证法的思想.就是,一个落后国家,如果能够以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为补充的话,历史是可以跨越的.马克思在草稿里反复讲了这一点,举例说,“如果俄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崇拜者要否认这种进化的理论上的可能性,
那我就要问他们: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难道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生产发展的孕育期吗？同时也请他们给我说明: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的发展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在自己这里建立起来呢？”在世界技术发展日益全球化的今天,这个历史辨证法怎么对中国就不适用了呢？

既然资本主义才有这样发展的能力,既然“资本主义每日每时都在自发地产生着社会主义(高寒语)”,
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在新民主主的框架内支持并利用这些成果呢？如果资本主义真这么灵,为什么我们不利用他们的发展去和外国的资本主义竞争呢？这样我们不是多了一手吗？既有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又有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哪个更好用,我们用哪个.现在,我们的经济形式还在改革之中,一切都是在发展变化的,我们不必在一颗树上吊死.

进一步具体来说,依我看,农村的事还大有文章可做.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农业的现代化、科学化,
现在这种分田到户,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还是小农平均天国的理想,仍没有摆脱小农自然经济的局限.只拼劳动力,没有生产率,永远也赶不上西方.就是废除地税,也不是根本办法,是否正确也值得考虑,世界上还没有不收地税的呢？这种恩赐,是好意,但不是经济杠杆.问题是否还是在所有制形式上,可试点,各种形式的试点,使农民的能力进一步得到解放,提高生产率.不回避分化,也许正需要分流,把更多的农民从自然经济中解放出来,走向中小城镇,去集体或私人企业中去做工人,发展中小城镇.但不要再膨胀大城市.记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的教诲.在这个分化、分流的过程中,人民民主政权,一定要保护农民和平地、有利地走过这一过渡.在这里,一是要尊重经济规律,一是不能忘记人民民主政权必须保护农民的政治任务.

国营经济是另一回事.我认为,我们的国有经济的优越性还没发挥出来.关键一点是现在的办法不对,从过去的一端走到了另一端.在我看来,在这个领域里,就是要搞社会主义精神.要把类似鞍钢宪法、大庆精神的东西发挥出来,把干部、科技人员和工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三老四严,拼而不吹,集中优势力量打歼灭战,这么大的国家,分分工,一个一个领域、一个一个项目,赶超西方.既要物质奖励,又要精神奖励,从生活的一切方面,提供最好的条件,安排社会主义的集体生存环境.让人们相信干社会主义是有出路的,是可以生活得更好的、更舒服的,总书记强调的和谐,首先在这个领域里实现.在当年如此贫穷的情况下,凭了理想和志气,能把卫星丢上去,条件更好了,干别的怎么就不行了呢？吸取五八年的教训,不能一轰而上,但志气还是要的,也可以试着干.跃进是可能的.亚洲四小龙,不就是用了二十几年的时间,就走到了发达国家的行列里了吗？我们怎么就不行呢？

中国人不能只会给西方打工,国家的强大不能靠外资,毛泽东的自力更生路线是传家宝.如果执政者,以为自己不行,要靠洋人,那你就别赖在台上了,中华民族不要这样的领路人.何为主,何为辅,不能颠倒.

中国这么大,不能老是全国划一,也不要以为搞特区,只是搞资本主义,我认为,八仙过海,都可以搞试验点,我主张,也搞一两个更多一点社会主义形式的特区,和平竞赛嘛.

这是一种十分活泼的、充满生机的、在两种经济形式的竞争中,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搞新民主主义经济是原则,不能动摇.至于我的具体意见,只是一点设想,毫无坚持的意思,顶多是参考.

这样的经济需要人民民主的政治来保护.

人民民主执政,实际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换个说法,是因为过去的错误太大,臭了科学的定义.

人民民主执政,实质是人民民主.必须把民主落实下来.这是原则,也不能动摇.下面我的具体意见,也是顶多供参考.不说点具体的话,人家摸不着你的底.

谢韬先生说的先在党内落实三权分立.这是不对的.党就是党,党不是政.党可以通过理论、路线领导执政党,但党不是国家的部门.所谓“党委行使执行权”的说法,我以为不对.这只能在党内事务上可以这样说.长期以来,党内的工作,也是工作位子,这是不对的.如果真正结党自由,大家都以党内的职务拿工资,
全国人民养不起.党内职务的工资,只能从党费里出.党开会,租用会场,都应该交租金.任何党都无权让人民、让国家养着.党政必须分开,党员又可兼任.就像国外的执政党一样.对党来说,你是书记,对国家来说,你是总理.你拿总理的工资,要由国家出.你作书记,要给钱,由党来出.总理的工作,受人大制约,书记的工作,受党制约.现在党委和行政两套班子,应该改革.既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量的工作在行政,为什么要两套工作班子.不合理,不必要,有干扰.任何党的人都要有自己的工作位子,你搞党委,是你党里的事.你可以兼任,党委可以作为党事存在,并通过自己的党员,发挥领导作用.党的人事部门,只管党,党外的人,由行政管.避免党可以整任何人,当然对党内的人,也要按党规、国法办事.

说三权分立,我们过去在形式上也是分立的.立法是人大,执法是政府,司法另立门户.问题不在形式,
这个形式不灵.谢韬先生说了,“不是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个实践问题.”我同意.

按社会民主主义的要求,搞民主宪政,就要搞多党制.谢韬先生对此没有明确意见.

我对此有保留.我认为至少要有一个过渡期.因为一是共产党现在的威信太低,一搞多党竞选,弄不好就要下台,就会乱.二是长期党禁,没有训练有素的其它的政党可以代替.我们好不容易安安稳稳搞了三十年经济,不能乱了自己.

如果共产党丧失政权,最终对人民是不利的,苏东有这样的教训.人民的政权得来不易,好多人都瞪着眼,要政权呢,人民不能丢这个权.然而,共产党要想掌好政权,就必须满足时代的要求,克服腐败,改革政治,真正代表人民.比较稳妥的办法,我认为是,在现有框架内改良,一步步做.因为,这里有一个实际的难题,就是一切都需要创造.所以不能操之过急,要在试点的基础上,逐步做起来.

没有全面的深入的考虑,感到至少有几件事要做.

第一步先改造党.现在在政治上的问题也是积重难返.腐败现象是严重的,大家都看到了.但是,更严重的,是为什么产生这样严重的腐败？是整个风气有问题,整个队伍有问题,暴露出来的问题不过是整个状况的反映.不除根源,毒草照生.在这样的土壤上,什么也改不了,改了也会走形.

怎么办？我看,根据规律和历史经验,要改革,先要使党革命化.党怎么革命化,不是说了没用吗？这是办法不对.要靠政治,要靠人民群众,要向毛泽东请教.

第二步改革制度.风气转变了,要改制度,要落到实处.

从哪里改,首先从人民的权力上改.我们必须落实人民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人民的权力在哪里,在人大.必须确立人大的最高权力地位.

为了保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人大的过半席位给共产党,其余的由党外人士充当,这部分代表怎么来,选举,竞选.由这百分之四十多的人民代表,更广泛地反映人民的要求,同时,这又是一个民主的训练过程.为下一步的多党制作准备.政协无用,去掉,并进人大,你能当选,就参加协商,不然靠边.不能再像现在这样,
浪费人民的钱,拍手人人会.

现有的民主党派,应当保留,应当独立,不能提民主党派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那还是党吗？党代表哪个阶级、哪部份人,就替那些人讲话.至于它能否进入人大,那是选举的结果.就是共产党代表也要经过选举,人民有权罢免不称职的人,另选他人.

其次,根据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里的设想,尤其是临终前的考虑,建议各级设立人民监察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作为一个制衡机构,对人大负责,对同级政府和相关部门有不受干预的监督权力.它的成员,由各级人民群众直接选举,不受党的管理,只遵从法律,人员可党可非党,一切由选举定.现在的信访办公室可以取消.建立一个更强有力的真正能保护人民的权力机关.

再次,必须确保人民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力,要设置专门的场所,供人民群众集会,商讨国家大事,或反映意见,寻求支持.既不能刁难要求集会游行示威者,集会游行示威者也必须遵守法律规定.只能搞合法的政治活动.

再次,必须改变现在的言论不自由的状况.媒体有权进行监督,爆光事实.任何人不准干预.有发表各种意见的权力,也有批评各种意见的权力.一切都要按法规办事.这是必须最先就解决的问题,而且无非是多种声音,最不危险.他可以讲自由化的意见,你可以批自由化的意见,他可以发表百分之百僵化的意见,你可以发表百分之百自由化的意见,在言论范围里辩论、讨论.共产党要有这个自信,我们只要真正代表人民,真理在手,不怕人家讲话.现在是,政治不让议,可是乌七八糟的东西不去管,害了我们的青年一代,这最要不得.我主张活跃和思想交锋.

最后,在共产党执政的情况下,要组织联合政府,要给党外的劳动群众,给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以一定的职务,以体现新民主主义的、团结各阶级共同建国的精神.不仅回到五十年代初的情况去,接受五七年章伯钧等同志的正确意见,而且要进一步改革,绝不能再搞党天下.再搞党天下之日,就是共产党下台之时.历史规律不可抗拒.

我所设想的政改的几条意见是很有局限的,这是一件应该大家商量的事.不是本文的主题.我只是想,根据我们曾经受到的苦难,引出的教训,一个是必须加强制衡手段,而且是有效的制衡手段,二是,把政治生活活跃起来,打破专制,打破等级,逐步走向真正是人民作主,官员服从、办事.再也不要搞个人崇拜的蠢事了,
再也不要搞领袖的这理论、那学说的蠢事了,否则总有一天我们会因为这没完没了的套话而无法说话,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指导思想也就够了,世界上已经没有张嘴先说这指导、那理论的国家了,我们就到胡锦涛同志打住吧.最管用的靠什么,靠人民,靠人大.一切决策,靠人民商量.哪个理论也代替不了人民,马克思也不赞成让他对一切历史负责.只有靠人民,伟大,才会真的伟大,错误,才会得到防止.这是我和谢韬先生共同希望的,也是一切深知民主重要的人们希望的.

虽然我和许多大人物打过交道,但此生连个小组长也没当过,漫谈国家管理,不出错才怪呢!但是,我是个历史学工,我可以研究别人的历史经验,更何况我还有被管理、被领导的经验呢,所以,我要履行我的责任.

一个如此智慧的伟大民族,不会找不出前进的方向和方式.在社会主义遭到如此巨大挫折的情况下,我们非但不倒,而且能化错误为教训,继续前进,这就是伟大.

谢韬先生奇怪,在德国人不信马克思,俄国人不信列宁的情况下,中国人为什么还举着他们的旗子,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能独立思考的表现,正是我们伟大的地方.他们瞧不起毛泽东,那不是对着一个人,那是西方人的偏见.我们有我们的东西,有我们的天才.一九七一年毛泽东说,孔夫子不是圣人,我也不是,中国的第一圣人是鲁迅.是啊,一个能够产生鲁迅、孙中山、毛泽东一大串英雄的伟大民族,肯定会在最近的将来,写下更加伟大的历史篇章.

让我们,坚定走半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由之路,把祖国建设成繁荣、和谐、强大的伟大国家!

请相信毛泽东的那两句老话: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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