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盖城
《劳动者论（正道论）——传统社会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部分形势之五
重要的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变世界
——马克思
禁止“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是彻头彻尾的历史反动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四大”，是毛泽东在群众运动中发现的，称之为最伟大的创造。进而在共产党整风中，主张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武器来批评共产党存在的不足和问题。毛泽东在1957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上说：“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适合的形式。”还说“大字报，座谈会和辩论会，是揭露和克服矛盾，推动人们进步的三种好形式。”“‘四大’这种形式，最适合发挥群众的主动性，提高群众的责任心。”“新的革命内容，它要找到新的形式，现在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它找到了这种新形式。这种形式，可以很快普及，很快学会，几个月就可以学会。”针对有人怕“四大”，毛泽东说，“四大”，“归根结蒂，对无产阶级有利，对资产阶级不利。原因是，百分之九十的人不愿意国家乱，而愿意建成社会主义。”毛泽东满怀希望和激情地说，“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合作社、学校、部队、街道，总之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经普遍使用起来的，应当永远使用下去。清人龚自珍诗云‘九州风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大字报把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冲破了。”尽管在这一年的夏季发生了“反右派”这个极其严重的事件，但毛泽东并没有认为这“四大”有什么不对，在其后来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更充分地主张群众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来从下至上地揭露党和政府的黑暗面，实现真正的继续革命，不断进步。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说：“你不许罢工，不许请愿，不许讲坏话，横直是压，压到一个时候就要变成拉科西，党内，党外都是这样。”他还明确地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定为进行一切工作的方法，领导国家的基本方针。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因此不会解决，在辩论中间，在斗争中间，我们会明了这些事情，就会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毛泽东把这个问题讲的何等好啊，何等透彻！那有真正的共产党人怕群众，怕批评，怕辩论，怕开放，怕真理，怕进步的？虽然因为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局限和错误，由于进步或正道与传统经济、政治的不分，加上完全错误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荒谬，使一场追求理想和进步的运动，变成了一场内战、内乱。但毛泽认定的让从来没有当过家做过主的劳动者，拿起受宪法保护的“四大”这个有利武器，来和有权有势的当权的官僚特权者、贪污腐败者斗争，这是保障社会主义的方向、道路和性质所必须的，不然，无论名义如何，劳动者就仍然也必然任人摆布，甚至受剥削，压迫。就此而言，毛泽东的坚定的革命进步的立场、眼光、胆识是无人可比的。让劳动者敢想敢说敢干，不再当牛做马，也不再当草民、小民和甚至奴才，而堂堂正正做人，真正当家作主,这本是科学社会主义最基本的题中之义，也是历史的必由之路，更是社会主义可以优越于资本主义之处。更深一步说，这些权利是一个现代文明社会必须保障的基本人权，也是真正建立和检验一个社会的民主法治的必须的必要的实践，是一个社会可以文明进步的最基本的基础和条件。否则一个社会不可能有真正健康向上的动力、活力、创造力，而且难免走向长官意志和金钱万能或唯政治主义经济、唯经济主义政治的两种极端状态。
但由于“文革”这场改革探索不幸成为灾难，结果就此把毛泽东主张并写进宪法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竟然禁止了。这是一个绝大的历史错误，极其严重的历史倒退，彻头彻尾的历史反动。思想，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自由权利，这本是现代文明社会最基本的人权标志，是最基本的民主法治应保障的，却不幸成为传统社会主义最被人垢病和使自己难堪之处。本来，在一个特殊的动乱不稳定时期，出于国家治理经济、政治的需要，采用临时性禁令是允许的，但作为一种永久性宪法性的禁令禁区则是愚昧至极，彻头彻尾的反动。其道理简单有如一群人发生冲突，警察可以命令所有人不许乱说乱动，这作为临时禁令是必须的可行的。但由此怕再发生冲突而成为永久性禁止所有人乱说乱动的禁令禁区，岂不荒谬绝伦！这种愚昧无知，不仅过去，现在，今后也仍将为全世界所有追求理想进步，追求独立、解放、民主、自由的人所垢病，所不耻。更致命的是，这使所有的社会监督若有若无，若明若暗，软弱无力，也就使一切腐败、黑暗，歪风邪气猖獗泛滥，防不胜防，反不胜反。因为所有好人善良人不会去违反禁令，而所有坏人恶人本来就是违法犯法，只会更肆无忌惮。而且极其重要的还在于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对利用权势而必然的官官相护或利害相关的权力网，处于弱势的每一个社会成员要想坚持每一点滴的正义、光明、进步，这些人以及整个社会要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成本，因为他们必须在保有生存又和这些禁令禁区不冲突之下，才能去才敢去想去说去作。如同被捆住手脚的好人正直的人和强盗和不法之徒斗争，其代价其结果可想而知！这么简单的道理，不用长篇大论就能想明白，说明白。
因此结论是唯一并且确凿无疑的：要想在保障经济、政治的发展稳定的同时，中国的社会又能继续革命不断进步，必须在传统经济、政治领域之外，明确地以宪法保障一个进步领域或正道领域，在这个领域每一个劳动者，每一个公民，可以真正现实地拥有思想、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自由权利，拥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可以敢想，敢说，敢干的宪法赋予的武器，去和经济、政治领域中必然会存在的不正义、不光明，不进步的东西作斗争。也就是说，进步、正道和传统经济、政治是相互独立，相互有界，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领域或范畴。毛泽东的错误显然是为了保障革命进步而无法无天地去冲击经济、政治（经济、政治领域的民主法治是需要的，如同吃饭穿衣一样需要，但人不能光要吃饭穿衣而不要正义、光明、进步），但如果因此连保障人和社会的革命进步，真正体现劳动者当家作主的思想、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自由这些基本人权，和毛泽东称之为“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也要禁止的话，那则是对社会主义的彻底背叛，是开历史倒车。人们的行为不能违犯经济、政治领域的法令法律，违犯了要追究，要惩处。这是不言而喻的，也有充足的基础和条件加以保障。像“文革”那样无中生有造谣、诽谤、诬陷别有用心，图谋不轨甚至用暴力不法侵权侵害他人者，完全可以依法治罪。在这方面国家机器有的是权力可使，有的是武器可用。问题显然在于：在中国全社会严重的生存性腐败的情况下，普通百姓、普通公民面对官僚腐败、贪官污吏的权钱势力网，几乎是两手空空，无可奈何！利害权衡，权力使然，不但使权钱交易泛滥，也使官官相护成为必然，包疮遮丑以至捂盖子，护窝子。结果，无权无势的求正义、说真话的百姓、好人十有八九斗不过有权有势搞腐败、说假话的贪官污吏。法律的最后一道底线，打官司成了打关系，比谁有钱有权：“反腐不止，腐败不止”，“越不正越纠，越纠越不正”，“越是大案要案越是大人要人，腐败和反腐败是比谁大谁要！”整个社会付出艰辛的努力和高昂的代价、成本，却成效甚微，反不胜反，防不胜防，造成严重的信仰、信心、信任危机。因此，经济、政治领域的法令法律和行为，必须要受进步或正道领域的宪法检验，任何违宪之举都要并确实能够受到严格追究和惩罚，任何一位劳动者、国家公民都可以对此提出质疑和指控。而且涉及思想、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自由等基本人权的政治的经济的指控，并不具有任何至高至上性，例如反党反社会主义等名目，嫌犯无证从无。任何人任何官员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不拥有特权和必然正确必有真理的先验先知先觉。换句话说，任何唯经济主义、唯政治主义而压倒人的行为，不论是谁，不论以何种名义都是违宪的。这是唯物论最最基本的道理！谁都不要想瞪着眼瞎说。这就是至高至上的劳动者宪法原则，就是马克思主张的无产者社会原则，也是毛泽东实际上实质上所希望坚持的继续革命，不断进步的原则，任何真正的共产党人都不能违背。但可悲的是在此之前马克思说的这样的无产者社会原则被完全错误地理解为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因此作为真正体现科学社会主义文明进步必须要走出的极其重要的一步，违犯劳动者宪法，违犯马克思无产者社会原则，也直接违犯毛泽东的明确主张，禁止“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禁令禁区必须取消，否则中国没有什么人权和进步可言，也根本不可能防止腐败腐烂和倒退。也更谈不上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一个政党真要进步还是假要进步的试金石！我希望所有网民都来讨论这个最迫切最重要的关系中国前途命运的头等大事。没有这样一个和平的非暴力却必须的起步，什么宪法、宪政、文明、进步、自由就都谈不上！因为你只能当哑巴，当瞎子，当傻子，或和一切无耻之徒、不法之徒同同流合污。
现实的负面状态是因为理论的负面状态
迄今而止，人类社会的民主法治或经济、政治法权、资本法权，都是二元矛盾的，是现实的、实际的，又是保守的、实用的。困难或两难选择正在于要承认之、维护之，又要改变之、改革之。人们常常是因此有不同的主张、认识而被分为所谓左或右。左的被视为激进，右的被视为保守，而在主观愿望上，谁都希望经济、政治，物质、精神，民主、法治等等二元矛盾能做到“两全齐美”。用邓小平的语言叫做：“两手都要硬”。因此关键不是愿望如何，主张如何，而是如何才能做得到，如何才能实现！如果愿望和结果，理想和现实，是越离越远，那么危险或危机就不是在减小，而是在加大。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始终没有走出这个矛盾和危机。
马克思认为，旧的、资本（关系）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影响和束缚着人，因此必须打碎之、砸烂之。但如何变成新社会、新世界，马克思只是做了设想，并把它并不准确地概括为埋葬私有制。这样的一个设想，在后来被系统化、理论化（或教条化）为传统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经济及公有政治，但这样的公有经济、公有政治并没有给社会带来根本性质的改变，人们也没有因为这种公有经济、公有政治有什么真正的进步，或叫超过资本主义文明的进步，或叫表现出优越性。相反，由于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效益、效率下降，反而极大地挫伤了人的积极性、主动性，高度集权式的经济、政治，使官僚腐败更加严重。这种公有经济、公有政治式的传统社会主义在苏联已彻底失败，在中国正在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而代之。传统生产资料式的公有经济已遭到质疑和否定，而公有政治在事实上也因被质疑而在发生动摇。危机表现在：坚持之，深层次矛盾不断加剧；放弃之，不知代之以何？出路何在？
如果用道路来形容资本主义、传统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三者的区别，那么，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一条末路、坏路；传统社会主义之路是一条歪路、错路，迷失了正确进步方向的路；只有科学社会主义之路，是正路，是兴旺之路，进步之路。正因为传统社会主义之路是一条歪路、错路，迷失了正确进步方向之路，因此才始终充满了挫折坎坷，如逆风逆水而不是顺风顺水。总是潜伏着危机，存在着种种与科学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严重的官僚腐败和专制集权倾向，不利于人的生命进步文明的倾向，不论主观意愿如何。
当年以一本名为《让历史来证明》的书,对斯大林时代进行了尖锐批判的梅德维捷夫,今天他的看法是:“历史的判断,主要的标准只有一个:他接管国家时的状态和他离开时的状态。我一向反对斯大林的思想和所作所为,但他1924年接管国家时,国家处于可怕的状态之中,而在他离开时,国家成了超级大国,国际威望大增。”梅德维捷夫还认为,“他无须向任何人证明,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前的苏联,比现在的俄国好得多。戈尔巴乔夫留给后人的遗产有三个:一是世界大国苏联的分崩离析,二是无节制的通货膨胀,三是80%的人进入贫困线,数百万贫困者流落街头。”这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的实践性、结果性评价，但绝非哲学评价、理论评价。
我们不能全盘照搬资本主义（不是指在经济、政治或民主法治的发展上,在这些现代文明上我们还落后很多），因为我们所追求的理想社会，就是希望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端，而现实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克服这些弊端上并没有更大的说服力。我们绝不能再搞苏联式的传统社会主义，不仅因为苏联、前东欧的亡党亡国，证明了这种传统社会主义的失败，而且以说教、改造、计划、管治、唯意志、唯长官、唯权力为能事的传统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理论的说服力已日见式微，不仅未表现出优越于资本主义，反而在不少方面比资本主义还落后、还愚昧，还丑陋。现在越来越恶劣的令人匪夷所思的丑闻，更加证明这点。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表达了与传统社会主义的分道扬镳，也表现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理论上的待开拓。这在事实上已使传统社会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理论几近寂灭。 这就是中国现在真实的理论状态。也正是这种低迷的困惑的混乱的理论状态，使一切有志于中国的进步乃至人类进步的人，都处于一种被无数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束缚、困厄得难以解脱，不论是中国的领导者，还是干部群众。 中国的官僚腐败成了一种登峰造极却无可奈何的社会常态。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说：中国“国家财政支出结构的畸形化是浪费的集中体现（应是官僚腐败的本质反映、必然反映），譬如“三公”问题——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公费出国及旅游的费用就占到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这在西方国家是绝对不可思议的，绝对不可能发生的。在中国却是公开的，为官员们骄傲和攀比的，并成为不择手段升官窃权的动力。现在的猖獗和无耻程度，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斗“走资派”时绝对难以想象的。也因此才有老百姓说中国现在的处级干部一个挨一个枪毙大概有冤枉的，但隔一个枪毙一个绝对有很多漏网）。除此“三公”还有公款建房买房“可谓‘四公’消费正在如火如荼。沈阳客运集团前总经理夏任凡动用公款2000多万建私人庄园；河南某市‘农开扶贫办’为领导建豪华别墅------甚至‘四公’消费也不算什么，一些地方还有更大的‘特大浪费’——大量的政绩工程、停建缓建工程、烂尾工程、错误决算工程、浪费工程。据世界银行估算，‘七五—九五’期间，一些政府投资的失误率为30％。另外，大量的财政资金被用在了没有回报的形象工程上。重庆黄金镇的‘天安门’投资500万元，而该镇的年财政收入仅为400万元；山西某国家级贫困县的检察院办公楼造价2000万元；河南郑州惠济区耗资6亿元建成‘世界第一区政府’，而该区一年的财政收入仅2亿元；浙江安吉县透支十年财力，建成30万平方米的政府大楼，县城中心的广场投资1.2亿元，面积相当于天安门的五分之三。”这根本不是什么“四公”、“五公”消费，而是公开腐败，是公开喝老百姓的血！但你却拿他们几乎毫无办法，因为这些腐败都是在冠冕堂皇的名义下公开的合法的由集体或组织决定并进行的。这样的事在封建社会也不可能发生，因为无论怎样，皇帝的钱和国库的钱是分得明白清楚的，至少在理论上公私是分明的。而传统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公有政治这套荒谬的理论，把国家的公的搞成了权利至上的，权利在官员手中，而且是不能质疑的不能反对的，否则就是反对这个政权，反对国家，结果国家的公的就是官员的，就是官员变着法以国家的以公的种种名义贪污腐败挥霍浪费的，而所谓的“主人公”却拿这些“公仆”毫无办法。这就是理论的负面状态决定的现实的负面状态所必然要产生的腐败，必然要付出的血的代价，生命的代价。因为要维护国家的公的权利就必须维护官员的利益，也就必然维护腐败、丑陋、阴暗。这同时还造成了一种在正常的民主法治国家不可能有的卑鄙无耻的作风，即说一套作一套，说的比唱的好听，又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打着红旗反红旗。这就是中国全社会的生存性腐败的可怕之处，它把其卑鄙无耻、丑恶丑陋报复在社会的每个人身上，每个人还拿它无可奈何。一种看似正确却机会主义、实用主义、市侩主义的片面的理论其可能导致的结果有时就是这样令人难以置信，不少人却还在吹喇叭，抬轿子，捧臭脚，拍马屁，溜沟子。
在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史上，几乎所有的观点，都有正确的一面，也有令人警觉担忧的某种片面性，甚至是错误倾向的一面。比如一直被称为无政府主义鼻祖的巴枯宁，1868年在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说：“我们大家的伟大导师蒲鲁东先生说过，社会主义同极权主义联合，人们通过独裁以及将所有政治、社会权力集中在国家的方式，来争取经济自由、物质福利，这些都是可能发生的事情中最令人不愉快的结合了。愿将来保护我们不受到专制主义的危害，不过，更希望在将来我们不要吃教条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所带来的苦头，受到这些的愚弄，……没有自由，任何活生生、有人性的东西都不会繁荣昌盛，那种抹掉自由或不承认自由是唯一创造性原则和基础的社会主义，只会引导我们堕入被奴役、充满兽性的境地。”可见他们是高度警惕和反对国家主义、专制主义、集权主义而致极端，在理论上导致另一种片面性。但正是这种令蒲鲁东担忧的片面性造就了苏联式的传统社会主义，而且还在“引导我们（中国）堕入被奴役，充满兽性的境地”。造成这种片面性的主要原因，不是这些个人的动机、愿望，而是历史的社会的局限性，是一种不自由的必然。因此，我们必须意识到，真正的理论进步，始终以毛泽东这样的虽然失败了的伟大的探索者的努力为基石。
对毛泽东这样的伟大历史人物，我们理智地也直觉地感到不能否定，但令人难堪和困惑的是，我们除了一个“左”字，在理论上近乎什么也没说出来。这种状况最典型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个例子是，作为毛泽东同时代的杰出的共产党人，并深受“文革”之害的彭真、杨尚昆在给刘少奇平反之后，竟仍然困惑不解地问刘少奇之子刘源：毛主席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这非常生动也非常深刻地表达了对“文革”，对毛泽东，对新中国历史的已有重要的必要的结论，却无理论或并没有理论解决的苍白、无奈、似是而非甚至糊涂的状态。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现在的真实的理论水平，不过是说出了我们想或希望坚持什么，想或希望反对什么，这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但马克思说更重要的不是“ 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8，即在于解决问题，而到底如何坚持？如何反对？在理论上并没有真正解决。换言之，我们现在的理论所达到的程度，并不能解决传统社会主义实践史以来，新中国成立以来存在的种种自相矛盾的反复出现的深层次问题。这是传统社会主义失败的根本原因，也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想解决，希望解决，必须解决却仍未解决的问题。
中国基本没有经历资本主义文化文明，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所谓半封建半殖民地）。几乎是一下子就从王道仁德封建文化和明君清官封建政治（或统治），进入到传统社会主义。因此， 由于这种历史空缺和断裂，必然会造成理论空白和理论恐惧，并加重因空白而恐惧，也因恐惧而空白。直观地表现为既抓不住，又放不开。就是虽然已明确意识到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并不足以保障人们所期望所企盼的社会进步（理想），同时在实践业已证明传统社会主义的公有经济（和国家经济没关系，任何国家都有国家经济）、公有政治（和国家政治也没关系，任何国家都有国家政治）是完全失败时，也会因为这种空白而不敢放开，和因为不敢放开的恐惧而使理论更空白（停滞、僵化）。如同我们已经意识到思想自由、言论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联合）自由，是现代人类文明的核心之一（ 这种自由是生命不可剥夺或与生俱来的权利，并非经济、政治民主的内容，把它与民主，特别是所谓“全盘西化”相混淆是重大的理论错误），也是现代社会人权或人的生命权利的基本内涵，是现代社会所必须依赖的基础文明，应当也只能由此来保障人的（自由的）创造力、活力，从而提供社会发展进步（包括民主和科学的发展）的可能。但是，由于我们没有在理论上找到可以避免资本主义“自由”可能导致的严重问题时，仍然不得不抓住当初我们误认为是真理——可以解决资本主义之害的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底线——公有经济、公有政治不放。不是不想放，不想改，而是不敢丢（是理论空白也是理论恐惧）。在没有新的理论可以替代之前，旧的总是不敢丢。即使对旧的已不完全相信，即使已明确意识到需要更新、创新，绝不能守旧，必须与时俱进，也不敢丢。社会（绝大多数人）持这样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是没有经历（历史）也没有经验（理论）下很自然很正常的自我保护。但这种自然的正常的心态，却不是任何可能提供保护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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