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思想文化领域的态势与对“大陆新儒家”的回应
——《大陆新儒学评论》读后
陈 寒 鸣
（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 天津市 300170）
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与《中国共产党党章》明确确定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已被严重边缘化，这是近年我国思想文化领域出现的基本态势。如在我国经济理论界，就是“一些人对西方经济学窝蜂地盲目推崇，对西方经济学中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窝蜂地盲目推崇，特别是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的新制度经济学一窝蜂地盲目推崇”（吴易风：《当前经济理论界的一场大论战》，载《中国流通经济》2005年第1期），以至出现了刘国光同志所说的“当前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削弱和边缘化的状况：”：“一段时间以来，在理论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削弱和边缘化，这种状况已经很明显了。在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现在好像成了主流，很多学生自觉不自觉地把西方经济学看成我国的主流经济学。我在江西某高校听老师讲，学生听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觉得好笑。在中国这样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学生嘲笑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很不正常。有人认为，西方经济学是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一些经济学家也公然主张西方经济学应该成为我国的主流经济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经济研究工作和经济决策工作中都有渗透。”“一个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学是什么》，这本书竟然只讲西方经济学，不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排除在外，这实际上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其影响、危害很大。西方经济学思想的影响上升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一些问题的看法》，原载《高校理论战线》2005年8月23日，现收入刘贻清、张勤德之编《“刘国光旋风”实录》，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程恩富同志则举述出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中的严重问题：
1、在理论经济学专业本科和研究生的课程体系中，西方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总课时均大大超过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与社会主义部分，普遍多达1----3倍。
2、在非理论经济学的所有经济类和经济管理类的专业中，或者只在思想理论课模块中占有并讲授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共30总课时；或者在思想理论课模块中不讲授，另外开设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与社会主义部分40总课时。这样，政冶经济学的教学根本无法进行案例教学、实证分析及数理模型推导等一系列改革和创新教学，严重影响革新和教学效果。
3、在非理论经济学的所有经济类和经济管理类的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中，均不考政治经济学，不承认政治经济学是学术，连政治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学在考试中平起平坐都不承认。就算硕士生入学政治课考试中含有20总分的政治经济学内容，那么，在财经类统考“经济学”的150总分中，也不应当全部属于西方经济学而没有政治经济学1分的比例。
4、普遍采用未经科学分析的西方经济学原版教材，并以基本肯定其核儿八埋论的方式向学生作传授和宣传，包括宣扬“自私经济人”、“市场原教旨主义”、“私有制无剥削”等基本原理，导致学生和中青年教师的理论倾向与政治信仰问题突出。
5、从事专搞西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教师，尤其是在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教授培养并获得学位的人中间，有日渐增多的人不赞成或坚决反对马列主义及其经济学，但被选聘为学术单位的领导和学科带头人，甚至违反国际惯例而用紧缺的国家教育经费，超中国学士甚至国际丈学标准地高薪聘任这类海外社科学者，使放师生感到不少重点大学是支持和重用反马克恩主义经济学的学者的。
上述问题导致财经类和经济管理类的广大师生认为，社会主义大学要与西方大学接轨，现在只重视和强调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不是财经类和经济管理类的共同基础知识，也不是学术，更不用说指导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教学和研究了，这就严重影响了还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教师和西方经济学教师的积极性，导致越来越多的中青年学科带头人主动或被迫选择资产阶级自由化学术道路。
（《“刘国光旋凤”实录•序》）
其实，作为指导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理论基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被严重边缘化的事情又何止于出现在经济学领域；近二十余年来，以反对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为主要内容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不时出现，甚至有一浪高过一浪之势。譬如在文化研究领域，有别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全盘西化”、“新启蒙”、激进反传统和民族虚无主义思潮，九十年代“放弃激进的社会/政治批判话语，转而采取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话语”，回归传统、反对近现代社会变革，主张渐进改良，疏离主流文化的意识形态等等，出现了所谓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这股思潮中，最值得重视的就是公开标举现代新儒学旗帜的“大陆新儒家”的出现，他们表述了各种各样的“复兴儒学”观点：“有人公开主张要用儒家的‘天人合一’哲学、‘仇必和而解’的调和哲学、‘两端执中’的中庸哲学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它被歪曲成为只讲斗争不讲同一的‘斗争哲学’）；有人认为‘以仁为体，以和为用’的儒家思想是东亚国家和地区实现现代化的主要思想资源，因此也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基础和‘动力源’；有人全盘肯定儒家伦理道德，认为它不是在个别方面，而是整个说来‘在今天仍有用处’，主张以儒家伦理为基础，来重建今日中国的道德体系。有的大陆学者无条件地认同全面认同港台新儒学，主张认港台新儒学‘反哺’大陆，以实现儒学‘返乡复位’的目的；有的学者则呼唤在大陆形成‘有异于港台地区的新儒家群体’，并认定‘大陆新儒家的出现为势所必然’；还有个别学者提出了建立‘马克思主义新儒学’或‘社会主义新儒学’的构想。发表上述观点的学者的立场、感情、态度可能很不一样，但有一共同趋向，即高度评价儒学的现代意义和价值，认为它能够解决中国现代化的精神动力和指导思想问题，有人甚至乐观地估计21世纪将是‘儒学的世纪’。”（方克立：《评大陆新儒家“复兴儒学”的纲领》，原载《晋阳学刊》1997年第4期，今收入《方克立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这些“大陆新儒家”，尤其是较早发布“大陆复兴儒学”纲领、其后又始终鼓吹其“政治儒学”的蒋庆清楚地意识到“儒学的根本原则与大陆的国家意识形态相冲突，复兴儒学必然要同马列主义发生正面对抗”，故而把批判、攻击的矛盾直指马列主义，诬称：“马列主义只是一种狭隘的个人学说，而不是从神圣本源中产生出来的普遍真理。……马列主义只是一种个人理性构想出来的偏激的意设形态。”“马列主义表达的只是一种反对早期工业文明带来的后果的极端情绪。”“马列主义是一种具有破坏性的社会批判学说。……马列主义不具备建设性的功能，既不能安立国人的生命，又不能维护社会的和谐。马列主义永远是一种具有破坏性的斗争学说。”“马列主义担当不起德性教育的任务。如果硬要用马列主义进行德性教育，培养出来的只能是‘反潮流’、‘对着干’的造反派或天不怕的‘白卷英雄’。”（蒋庆：《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原载台湾《鹅湖》第170、171期，1989年8、9月。转引自前揭方克立文。）可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被削弱和被严重边缘化的状况同样出现在思想文化研究领域。
尽管信奉新自由主义的“著名经济学家”主张走“全盘西化”道路，持守文化保守主义的“大陆新儒家”主张“复兴儒学”以使儒学重返庙堂，二者看来有所差异，但实质上他们又都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主张私有化。如前者从所谓“经济人论”出发而高呼“人间正道私有化”，力主推展化公为私的国有企业“改制”，后者亦用儒家学说来极力论证私有制存在的“合理性”及其所谓的“人性基础”：“中国大陆1949年用暴力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后，中国大陆的经济生活就陷入了紊乱，畸形发展，不断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是因为公有制从本质上来说是违背人性的，缺乏人性的基础，非但不会促进经济的发展，反而会窒息社会的经济生活。”“公有制的最大弊病不是在于经济效益不高，而是在于违背了人性与物性。”（前揭蒋庆文）前者只强调效率而不讲公平和平等，将效率等同于个人发财致富，并将那些暴富起来的权贵势力、私营企业主推崇备至，认为“资本家是社会的经济管理阶层，在现代企业中处于主导地位，既是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又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属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治国理念……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不必附马克思、毛泽东的骥尾”（辛子陵《旗帜鲜明地反对极左借尸还魂的妖风》）。而对基于工农劳动民众立场强调公平和平等者则扣以“反对改革开放”的大帽子，认为强调公平和平等会降低效率。后者则不仅反对公平和平等，而且连民主也加以反对：“儒家反对‘主权在民’，主张政治精英垄断政治权力”，“它直截了当地宣告人与人是不平等的，政治是属于精英的事业，精英实行统治，大众接受统治。圣人的责任是确立‘天道’。君子的责任是‘替天行道’，即施行仁政。民众的责任是听从圣人和君子的教诲，循礼守法，安居乐业。”“少数人统治、剥削、愚弄多数人是最基本的政治现实。古今中外一切国家都是如此，社会主义国家和自由民主国家也不例外。……面对全新的阶级结构，统治者必须重新回答：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镇压谁。也就是说，需要重新调整‘阶级联盟策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这样的调整结束了。政府明智地抛弃了工人和农民，与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结成了联盟，我把它称之为‘精英联盟’。‘三个代表’就是这种联盟的政治宣言。”（参阅康晓光：《仁政：权威主义国家的合法性理论》，载《战略与管理》2004年第4期；《文化民族主义论纲》，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2期；《我为什么主张“儒化”----关于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保守主义思考》，见北京大学的燕南网站等。）如此等等，表明二者合流，共同构成当前我国思想理论界不容低估的以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为主要内容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这显然不是什么单纯的学术思潮，而是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特征，并对近二十余年来的诸多政策举措乃至中国社会发展走向巳经发生过程度不同、深浅有别的影响。
对来自于新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挑战，已引起刘国光等众多马克思学者的高度重视，但时来自持守文化保守主义的“大陆新儒家”发起的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挑战，尽管方克立先生早已提醒人们应注意这方面的动向并展开科学研究，却并未引起马克思主义者的普遍关注，以致使得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涌现出的形形色色的“新儒家”，经过15年的酝酿、准备和分别发展，到2005年贵阳“儒学会讲”（即“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峰会”），以“南蒋北陈”为代表的各派经过整合，终于以“大陆新儒家学派”的姿态正式浮出面。直到2007年，张世保博士编辑并由线装书局出版了《大陆新儒学评论》一书。这是一部汇聚了13位的研究成果而对“大陆新儒家”作出公开回应的论文集。
透过这部论文集，我们注意到“大陆新儒家”有四大基本立场：一是文化保守主义。他们认为在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尚未解体的当代世界，文化保守主义是应对全球化冲击和实现民族认同的有效途径。他们主张要“从中国历史的内在性和一贯性来理解和认识中国，积极挥索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表达式”，更提倡“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文化保守主义”，认为文化保守主义必须完成整理国故、社会动员与制度化三大任务，并为此提出要使儒学教育进入正式学校教育体系；国家要支持儒教，将儒教定为国教，国家支持、精英领导、全民参与，建立组织体系，实行民间自治；要使儒教进入日常百姓生活，成为全民性宗教；要通过非政府组织向海外传播儒教。二是重建儒教。他们鼓倡要“把儒学重塑为与现代社会生活相适应的、遍及全球的现代宗教”，认为面对今天西方文明的全方位挑战，必须全方位地复兴儒教，以儒教文明来回应西方文明才能完完成中国文化的全面复兴。而“当今中国儒家学派的建立、儒学体系的建构、儒家文化的回归都是为了复兴中国独特的儒教文明”。为了“重建儒教”，他们不仅提出“上行络线”（即通过儒者的学术活动与政治实践将“尧舜孔孟之道”作为国家的立国之本写进宪法，上升为国家的意识形态，从而使儒教的义理价值成为中国占主导地位的统治思想，建立中国式的“儒教宪政制度”；建立新的科举制度与经典教育制度，用儒教经典取代各级党校、行政学院过时的意识形态经典，使其成为各级党政干部思想品德教育与历史文化教育的主要内客，同时在国民教育系统中恢复小学中学的“读经科”、大学则恢复“经学科”）和“下行路线”（即在民间社会中建立儒教社团法人，成立有参与政治、获得国家土地与财政拨款和实物馈增、设计国家础教育课及国家重大礼仪、代表国家举行重大祭典诸多特权的“中国儒教协会”，以之为组织形式从事儒教复兴的事业），而且还拟定了内容涉及政治形态、社会形态、生命形态、教育形态、慈善形态、财产形态、教义形态、传播形态、聚会形态、组织形态等十个方面内容的儒教复兴方案。三是反对民主政治。他们一方面认为民主是一种普适的价值观念，另方面又认为其不具有超越历史文化的普遍性，故而得出自相矛盾的结论：“现代儒学开新外王纯以民主为标准，在政治制度的建设上郎与主张西化者无别。”他们不仅以其“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理论来否定民主政治（包括社会主义民主）的合法性，而且更干脆拒绝民主化，如康晓光就认为现代民主已成了一种“迷信”，民主化只是一个祸国殃民的选择，民主政冶根本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当代中国应该实行的只应是“儒士共同体专政”。四是反对马列主义。在他们看来，“在中国大陆，一种外来的异族文化-----马列主义------在国家权力的保护之下取得了‘国教’的独尊地位”，“有马统则不能有儒统，有儒统则不能有马统，二者不可得兼”。为了达到其崇儒反马的目的，他们竭力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性，贬斥“马列主义只是一种狭隘的个人学说，而不是从神圣本源中产生出来的普遍真理……马列主义只是一种个人理性构想出来的偏激的意识形态”；“马列主义表达的只是一种反对早期工业文明带来的后果的极端情绪”；“马列主义是一种具有破坏性的社会批判学说……不具备建设性的功能的功能，既不能安立国人的生命，又不能维护社会的和谐”；“马列主义是一种政治批判哲学……而不是一种道德学说或者说伦理思想，马列主义中没有安身立命、修道进德的成分，只有批判否定、造反革命的内容”。所以，他们明确宣示“‘儒化’的原则是‘和平演变’。儒化的策略是‘双管齐下’，在上层，儒化共产党，在基层，儒化社会”，而“儒化共产党”就是要“用孔孟之道代替马列主义”。（详参张世保《背景、立场、问题及其命运------评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大陆新儒家》）
这四大基本立场表明“大陆新儒家”并不是在做纯学术研究，他们的思想主张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大陆新儒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前辈新儒家力图从王权专制社会意识形态中解脱出来的儒学------如杜维明即将“儒家传统”与“儒教中国”区分开来-----，即心性化、心上化了的儒学，重新政治化和宗教化，强调要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从“复兴儒学”走向“复兴儒教”。他们用“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理论来否定包括社会主义民主在内的现代民主政治的合法性，用儒家文化先进论来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先进论、否定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并企图用“通儒院”、“庶民院”、“国体院”三院制的政治架构来取代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他们又要通过“用孔孟之道替代马列主义”来“儒化共产党”，将共产党由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变成“儒士共同体”。方克立先生指出：“一些人企图用‘西化’的办法来把社会主义中国和平演变成一个资本主义中国，另一些人则企图用‘儒化’的办法来把中国和平演变成一个‘儒士共同体专政’的国家。大儒新儒家‘儒化中国’的政治目标和行动方针是非常明确的。”然而，“许多同志对自由主义‘西化’思潮有一定警惕，而对保守主义‘儒化’思潮同样可以颠覆、毁灭社会主义却认识不足，警惕性不高。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确实是十分令人担忧的。”（《大陆新儒学评论》第193----194、195页）
蒋庆所鼓吹的“政治儒学”颇能反映出“大陆新儒家”的意识形态特征。蒋庆早在1989年就发表了政治性很强的《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其后在公羊学方面下了点功夫，致力于建构、论证、宣传其“政治儒学”体系，先后出版了《公羊学引论------儒家的政治智慧与历史信仰》（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三联书店2003年版），近年所发表的一些谈话亦有很强的政治针对性。这部论文集所收录的一些文章专门对之予以揭示，并对蒋庆“政治儒学”的错误及其对中国思想世界的影响进行了严肃、认真而又深入的分析。如刘东超在《蒋庆政治儒学批判》中指出蒋庆建构其“政治儒学”体系过程中语言表述和论证逻辑上的诸多谬误的同时，又分折了作为蒋庆“政治儒学”核心的“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论在学理上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并深刻剖析了蒋庆“重建中国儒教构想”的用心所在，指出：“蒋先生的儒教构想是狭窄文化民族主义、‘幻觉’式的复古主义和明确的功利主义的混合。”
儒学自有其优良传统，但“大陆新儒家”试图重建儒教、儒化中国，是在继承、发扬儒学优良传统吗？不是。譬如，自孔子以来真正儒者无不关心国事民瘼，注重民苦的疾苦，“尊民”、“爱民”、“重民”成为儒学的一大优良传统。真正继承这优良传统的当代知识者，至少应从人文主义立场出发对当下民众、尤其是工农劳动者的状况有深切关注。众所周知，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很令人堪忧的。笔者曾依据大量调查研究和报载资料，概括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呈现出“五化”状况：一是雇佣化。目前约有一亿多职工在个体、私营和“三资”企业等各类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就业，约占全部职工的一半。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指出，职工在私营企业劳动是具有雇佣性质的。不少集体企业和绝大多数乡镇企业，名为公有而实为私营，在这类企业中劳动的职工自然也是雇佣劳动者。至于国有企业，通过种种改革举措，实行了“小卖大股”，即一部分中小型国有企业被卖给了中外资产者，变成了私有企业；一部分经营者或管理层持大股，其所有制性质也有了部分变化。在后类企业“改制”过程中，有些企业也搞点“工人持股”，这其实不过是蒙骗工人的手段，因为即使每个工人分得几百、千把元人民币的股权，也绝不可能改变其实际的阶级地位；有的，甚至还要工人给企业投入现钱以作为其参股的必需条件，不投便不能上岗。这样做既使工人受害，又模糊了工人的阶级意识。这些“改制”，很多由少数人“暗箱操作”，并不经过职工代表大会议决，遭到工人群众的强烈反对。在改制过程中，不认真评估，甚至有意低估企业资产，在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同时，人为造就了一批资产者。2000年8月7日的《浙江工人日报》刊登了一篇新华社记者关于国有中小企业“改制”的调查报告，题为《“新百万富翁”震荡大江南北》。该文指出：在日益深化的国有中小企业产权改革过程中，“经营者持大股”被认为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改制方式，受到各地政府和企业界的广泛推崇。通过多种多样的购股方式，相当一批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在“一夜之间”骤然拥有数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的股份，社会生活领域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新百万富翁”群体。这些人在经营管理国有企业时无所作为或很少有所作为，并把国企衰败的原因归咎为“产权不明晰”，工人素质低下，而一到化公为私式的“改制”时，便各显神通，想方设法地破解筹资难题，有的向亲朋好友借款，有的以个人资产做抵押向银行借贷，更有当地政府从财政收入中拿出一部分“借”给经营者，或政府奖励经营者一部分技术或管理要素奖，让其“虚拟入股”，而其本人并未出一分钱或只出很少钱的经营者却摇身一变成为持大股者。还有的经营者居然动用职工工资节余基金配股，使自己占有大部分股额。这样一些获得了大股的经营者坦言，与过去“一刀两断”了，从此为自己好好干！而在经过如此改制后的企业从事生产劳动的职工群众，其身份亦有了本质性变化，即由原来的企业主人翁沦变而为雇佣劳动者。此外，国有大型企业实行股份制，有外商或国内私有企业主入股，国有股部分则强调经营者是产权代表，作为产权代表的经营者及以之为核心的管理层持有或多或少的股份并享获高额年薪，年薪所得高于普通职工的十几倍、几十倍乃至上百上千倍。在这样的股份制企业中从事生产劳动的职工群众，实质上也成为雇佣劳动者。更重要的是国家劳动制度上规定“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利务的协议。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这就从根本上取消了职工企业主义的地位；即使是完全国有企业中的职工，也只是雇佣劳动者了。二是贫困化。比之于私营企业主、个体经营者和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上层，我国工人阶级生活的改善非常有限，处于相对贫困甚至绝对贫困状况。20余年来，我国私营企业能够迅猛发展起来，外商投资者愿意来华经商办企业，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这从又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状况。更值得注意的是，工人阶级中还有一部分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即连最低生活水平都难以维持。这有两种情况：一是只有最低工资收入或最低工资线以下的收入；一是虽然收入高过最低工资线，但同他原来的工资收入相比大大下降，加上其本人或家庭成员患有重大疾病或者突遇重大灾害，基本难以维持下去，陷入绝对贫困的窘境。绝对贫困的职工究竟有多少？这似可从一个数字作出推算：全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有2053万人，还有数目难以统计的漏保者不在其中，故而处于最低生活水平线以下的人当远远不止这2053万。他们维持一日三餐都很困难，更难以养老抚幼、子女上学、看病买药、住房消费等等负担。在他们那里，就已不止一次地发生过“卖血”“卖淫”之事，甚至自杀身亡的惨剧也并不鲜见。三是无权化。当今社会舆论和传播媒介对职工群众有“困难群体”的称谓，这主要是就其生产状况而言的；又有“弱势群体”的称谓，这则就其政治生活状况而言的。本来，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阶级；具体说来，职工群众最切身感受到的政治民主权力乃是其在企业有参加管理之权。过去，尽管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在实际操作中有流于形式之弊，但职代会和工会组织在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等方面还是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广大职工群众由此而感受到了自己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主人的地位。但现在企业中的职代会则普遍存在形式主义，有的干脆不召开职代会，连做表面文章的形式都弃置不用。像企业如何改制、企业对职工实施“买断工龄”或“一刀切”的举措等诸如此类直接关系到企业和职工命运的重大事宜，很少让职工参与讨论，职工几无知情权，更遑论参与日常管理和参与企业经营方针、发展方向的讨论决策了。至于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据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研究报告》一书披露，1993年以来，私营企业主阶层中的共产党员比例逐年上升，而产业工人中党、团员比例则不断下降。现今的工人、尤其是下岗失业者，与党组织几无联系，很少参与、也很少关心党组织的活动或有关政策精神的宣传学习。思想理论上讳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把私营企业主等新生资产阶级界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实质上是要磨灭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本质区别，掩盖剥削者同被剥削者的根本矛盾，模糊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又反反复复地强调“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社会主义要经过几十代人的努力，“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未来的事情有具体如何发展，应该由未来的实践去回答”，“不可能也不必要对遥远的未来作具体的设想和描绘。以往的经验教训已充分说明，这样做很容易陷入不切实际的空想。”有人甚至说，中国究竟是否要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得让如“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样一个二三千年后的人去做决定。这样一些“主流”性的鼓倡，严重地动摇和涣散了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成员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企业基层党组织很少对职工群众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而是听任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损人利己、享乐主义等腐朽思想在工人群众中传播，工人群众、尤其是青年职工难以树立起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在这种情况下，说普通工人群众与党的关系逐渐疏远、情感淡化，绝非毫无事实根据。此外，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工人、农民的代表为511名，仅占代表总数2984人的18.46%；有人认为，工人、农民民主意识薄弱、素质能力低下，缺乏参政议事能力，不能当选为代表，而只应由那些“精英”或中产阶级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去参与讨论决策国家事务。这也反映出工人政治地位的下降。更根本的是：企业已为资本所有，由资本主自己或其代理人------经营管理人员掌权，他们用资本购买无产阶级的劳动力。要买你、不买你，买来了怎么使用你，劳动力价格、工时、劳动强度、安全卫生条件等等，一切都由出资购买者决定，无产者只能服从，如不服从，就不买你。无产者连组织工会的权力也得不到保障；工会也无权发挥作用。四是分散化。工人阶级本是靠社会化大生产培育起来的最有组织、最有纪律并最富有战斗力的队伍。企业是工人阶级产生的基地和成长的摇蓝。工人阶级在企业中通过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锻炼成长。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既是经济组织，又起着社会基层组织的作用，党、政、工、团等企业基层组织把职工群众紧密而又有层次地组织起来，职工群众也形成以企业为家、同心同德、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优良传统。但现在只强调企业是经济组织，职工群众与企业的关系依靠一纸合同来维系，契约存续期已无多少亲和力、凝聚力，而一旦终止合同或“买断”工龄，职工群众就与企业了无关联，再也找不到组织了。所谓“减员增效”的改革举措导致数千万国企职工下岗失业，无依无靠的职工群众只能另寻生路，个人顾个人，有的打零工，有的成为雇佣劳动者，有的做点小买卖而成为个体劳动者，工人阶级队伍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个体化倾向。大庆职工被“买断”工龄后，党员连组织关系都不知往哪里转，他们反映不但买断了工龄，连党龄都被买断了！而这种状况绝非仅见于大庆，而是在全国范围。中国工人阶级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几十年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下，经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锻烁本已建玫成为特别能战斗的先进阶级，但经过将近30年的改革开放，工人阶级的战斗力不断被削弱。特别是“减员增效”、“下岗分流”，把这支队伍中的数千万人剥离出来，强行把他们抛到社会上，涣散掉了。这是对中国工人阶级最惨重的摧残，从而也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力量和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职工群众主要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和捍卫国有资产而发生群体事件时，往往甩开党、政、工、团组织，自发组织起来进行抗争。而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共势力正虎视眈眈地妄图插手我国的工人运动，试图颠覆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一方面利用国际劳动组织等向我方施加压力，另方面或通过海外的所谓“民运”分子、或在我工人群众或其他社会人士中豢养工贼和特务向我进行渗透，企图挑拨工人群众同党、政府和工会组织的关系，建立并发展非法组织，制造事端，破坏我国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干扰乃至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在国内腐败未除、阶级矛盾有所发展，相当一些地方党、政府和工会又都并不真正认真代表和维护工人群众利益的情况下，有些工人群众确有被利用的危险，波兰团结工会、瓦文萨式人物的出现及由之而造成的危险并非绝对不会在中国出现。至于在新补充进工人阶级队伍的上亿农民工中，工会的组建率和入会率都很低，其维权亦多采取分散的、个体的形式进行，党和工会更不对他们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难以组织化、整合化为工人阶级的生力军。总之，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我国工人阶级从整体上看，无论在经济生活、还是在政治生活中都正逐渐地被社会边缘，并积累着社会矛盾。既然无产阶级被迫到这样的阶级地位上，他们终将觉醒起来，为争取新的解放而斗争。五是灾难化。这些年，不仅“包身工”和童工这些1949年后灭绝了的现象均惊现于神州大地，而且出现了为数不少的“血汗工厂”、“人间地狱”式的私有企业。私有企业主们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强令工人超时加班，许多工人经常每晚只能睡四五六小时，严重损伤工人体质。许多工人难以支持而离职不干；许多中途病倒；许多工伤事故正是在过度疲劳中发生；有的力不能支，晕倒车间；还有过劳猝死。许多工厂企业、特别是那些私有、港台、外资企业，厂房、工作场地不合标准，狭小拥挤，通风、照明、降温、保暖不全；车间、仓库、宿舍混处；通道不畅、门窗锁闭，消防设备不达要求；机器缺少应有的安全防护装置；生产使用有害有毒物质，不采取保健防护措施。煤矿等采掘工业，安全防护措施百病丛生，违章操作，带病超产，管理混乱。在此情况下，煤矿特大、恶性事故接连发生，愈演愈烈，毫无改进。许多工厂有害有毒物质伤害工人，尘肺病、血液病成群发作。机器轧断手指、手掌、手臂者比比皆是。许多工人因工致伤、致残，许多终生丧失劳动能力，许多因工致死。惟利是图的企业主不顾职工死活。出了事故，瞒报、以多报少，威胁利诱，强使职工家属私了，给点钱，推出不管之类现象，不断发生。许多工厂企业后勤供应极不重视。工人宿舍常常让数十人挤在一幢简易工棚之中，夏不降温，冬不保暖，人多噪杂，又脏又乱，工人无法安稳休息。企业食堂，伙食质量低劣，工人勉强充饥。许多工厂、特别是那些私有、港台和外资中小企业，任意奴役压迫工人。许多工厂在雇佣保安专门用于镇压工人；管理人员；保安人员，乱罚工人，打骂工人；进出厂门，实行抄身制；一旦认为厂里丢了东西，乱怀疑工人偷窃，强令男女职工脱衣裸体搜身；有的工人不堪奴隶劳动，要求辞职，还不容许；逃走被抓回来，就遭毒打、罚跪、禁闭，甚至把女工关在狗笼里恐吓；侮辱妇女，有的资本主在女厕所中安装摄像境头。至于二亿多农民工更普遍遭受着经济的、政治的、甚至是人身和人格的严重剥削、压迫和贱视。总之，当代中国工人阶级正处于遭受中外资本家剥削和压迫的灾难之中。“大陆新儒家”虽称“王道政治，是‘为民而王’的政治；‘为民而王’，不是由民作主，亦不是以民为本，而是为民众的利益而而平治家国天下……”（蒋庆：《政治儒学》第203页，三联书店2003年版），但他们全然不顾念着工农劳动者的实际生存状况，而只是在那儿鼓倡“仁政就是儒士共同体专政”之说，谓：“尽管儒家主张儒士共同体之外的人没有统治的权利，但他们有获得得良好统治的权利。也就是说，被统治者有权利要求统治者行仁政。这是被统治者的天赋权利。”（康晓光《我为什么主张“儒化”-----关于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保守主义思考》，转引自武高寿《评“儒教救世论”》。）这种在“仁政”名义下推展儒士专制主义的做法能说是对儒学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发扬吗？
方克立先生曾指出：“中国的现代新儒学运动，从‘五四’至今已有三代薪火相传，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而“以甲申（2004）年7月贵阳阳明精舍儒学会讲（或谓‘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峰会’）为标志，它已进入了以蒋庆、康晓光、盛洪、陈明等人为代表的大陆新生代新儒家唱主角的阶段，或者说进入了整个现代新儒学运动的第四个阶段。”他“建议在继续推进对前三代新儒家思想研究的同时，还要开始重视对第四代新儒家（即大陆新生代新儒家）所倡导的‘大陆新儒学’的研究，这一研究对儒学和新儒学的未来发展可能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张世保博士所编《大陆新儒学评论》，就是这方面研究的初步成果。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类此成果问世，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并反思“大陆新儒家”这一课题，有更多的人对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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