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和民主制度的实现

和平重建中国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和民主制度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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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甫  著

……近两百年来，历经三朝，中国一直在逐强求富。为达目的，国人一代又一代的苦苦挣扎，时至今日，仍然差距甚远。生产工业化和政治民主化，一直是贯穿三朝努力的主线，但是，它们一直没有能够协调的齐步行进，强国之梦屡屡与国人擦肩而过。……在三朝各代人等的努力下，今天，工业基础逐渐夯实，工业体系逐渐完善，强国之梦似乎有望。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为把握今天奋力再博，提出在和平条件下重建制度基础和制度结构主张，希求通过工业化和民主化，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以免不国之忧，以求民众更加幸福。……

林甫    2007年7月

目  录

对历史的思考

略览三朝改革………………………………………4

革命的发起与胜利…………………………………8

清朝和民国所做的工业化偿试及其失败…………16

工业化失败的思想根源……………………………26

中国的政治军事斗争与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35

本朝现象

毛泽东时代…………………………………………50

改革开放时代………………………………………67

思     变

工业化的发展………………………………………105

国有与民有…………………………………………112

民主制度的基础及其在中国的推行………………116

私有产业的发展及其困难…………………………138

人口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149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程序及党内民主制度…………156

中国的民主制度及其改革指向……………………164

官方计划与民众打算………………………………190

工业化与民主制度的实现…………………………203

跋……………………………………………………211

对历史的思考

本部分从大的轮廓上分析了清朝、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做的发展努力，指出：工业化和民主政治是中国能快速健康前进的左右腿，是三个朝代均想实现的近期目标，也为公众认同。但是，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经济社会制度的桎梏和思想文化的阻碍，这个目标一直没有实现。

脉络：

本部分首先俯瞰三个朝代的变革，指出变革是在经济社会相对落后状况下提出的，同时指出三个朝代实施变革的实质，均在于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但学习效果不佳，导致社会深层次矛盾仍然凸显，警示目前经济社会正走向一个比较危险的方向。

接着，对近代以来的历次革命做出简述，分析执政者和革命者的不同思想认识和不同政治主张，提出革命起因、战争目的、民众心理和战争的破坏性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正反影响问题。指出：一方面，因发展需要导致意在改变旧制的革命不断发起；另一方面，因生产生活需要，致使在战争过程中，民众强烈要求和平。

接着，就社会发展问题，讨论了清朝和民国所做的工业化尝试及其失败。并单独用一章来讨论了工业化失败和民主思想的关系问题，在讨论二者相互关系时，就民主制度、集权制度和工业化的关系也做了简要分析。

最后，就和平及有序发展问题，对中国的政治军事斗争和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做了粗浅分析，略做比对，指出，公权自由竞争是和平发展的制度保障，而公权自由竞争需要民主制度。

略览三朝改革

内容摘要：1、清朝、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变革过程，主要是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过程；

          2、历经三个朝代，学习效果不佳，社会深层次矛盾仍然凸显；

          3、提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须继续向历史学习、向民众学习，否则，比较危险。

百多年来，中国发展滞后，落到步人后尘的境地，学习别国成自然之举。作为制度偿试，因或前或后于社会发展阶段，总是难得要津，不但革命难免，改革也连绵不断。革命可谓轰轰烈烈，历年改革也成绩斐然。革命暂且不论，就官方改革而言，最近三个朝代的改革多有相似之处，有时叫变法，有时叫维新，有时叫新政，有时叫改革。但不管称呼怎么变，实际上是一回事，就是向先进国家学习。

改革的发起通常遵循如下模式：

首先是某一领域出现了令人焦头烂额的矛盾，在有关专家或知情官员的游说下，政府派员出国考察，有时干脆由政府主要领导人任考察团长，归来之后，组织有关各方对考察结果加以论证，小范围试点后，在不伤大雅的前提下推行。另一种模式是从各地的尝试中提取，前提仍是某一领域矛盾重重，一个颇有创意和成效的做法，正好适合主要决策者脾胃，在决策者促进下，表扬和祝贺接踵而至，理论界的分析趁势推波助澜，各地的学习考察团紧随其后，进而推广到全国。

可以明显看到，专家学者是改革的首倡者，他们最先把社会矛盾提到桌面上，引起官方和公众的注意。

历年改革的根本问题是经济制度改革。土地是分给农民还是收归国家，是集中在地主手中还是由农民分散经营；企业到底归谁所有，由谁来经营，收益如何分配。现存制度不尽合理，是要急剧变化的革命，还是只需略做调整的改革，这个改革的幅度又应怎样确定。围绕这些问题，文人们的争论喋喋不休，在为所依赖的利益集团说话的同时，还得煎熬良心，各方观点因此异彩纷呈。竟而，诸多问题显得扑朔迷离。

经济制度改革固然是根本，但是，如果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思想文化制度不能与之匹配，改革也是枉然。非常喜剧的是，政治制度改革虽然时常吼得非常起劲，却从来没有动过真格。面对政治改革，实力集团基于自身利益往往寸土必争，因此，政治改革铁定变味。

由于生产力限制，中国社会所需的各种制度已被限定在狭小范围之内，制度选择后，移植能否成活颇为关键。移植过程中，各方力量不断磨合，各取所需，于是乎，制度被改造得面目全非。最终，实际结果昭示，所谓改革，仍旧没能逃脱那种中央集权制的、相对处于简单重复状态的、改朝换代的量变过程。

百多年来，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思想文化制度的现代化建设过程磨难重重，本土化之后，功效大打折扣。上层建筑改革流于形式，听起来悦耳，却往往换汤不换药，短暂努力之后，无一例外地原形毕露。并不是说三个朝代的改革一无是处，成王败寇遗谬过度强调胜方，却无助于厘清来龙去脉，对“革命与重建、改革与回归”的讨论，理应树立辨证思想，学会一分为二，才能悟得为何反复轮回之正果。

历代中央都必须对这样一个问题做出回答，即在公众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之间做出选择，到底哪位是第一、哪位是第二、何者居第三。答辩的言辞既华丽又动听，经过广告设计之后，在虎皮大旗上可谓迎风招展，其楚楚动人之态，或许能让人稍安勿躁。但是，历经沧桑之后，民众对这种宣传多弃之而不顾。显然，回答不需要话语和文字，回答这个考题的方法，应该是实际政策指向，考官是百姓。

发展是必然的，但历经三个朝代的变革和革命之后，社会仍然矛盾重重、问题频现，还多为旧疾复发。对照现实思考之后，讲究实际的民众对官方说法提出诸多疑问，的确，现实中各种不正常现象非常容易列举。

一方面，百姓收入低下，生活不富裕，需要资金来改善生产生活，需要资金加强教育；另一方面，贪污腐败越演越烈，官商勾结，贫富悬殊令人发指。达官贵人们穿名牌、吃海鲜、住豪宅、开洋车，生活水平早已赶超英美。平民百姓却怨声载道，民谣四起，且毫不夸张。比如：一根烟二两油，一顿饭一头牛，屁股低下一栋楼。

一方面，农村有几亿剩余劳动力和城市有大量失业工人。另一方面，却是官权对生产活动的各种无形限制。现实中，税费之多让人啧舌。手续繁杂、证照奇多、吃拿卡要，这是大部分创业者都必须面临的无奈。村妇卖一篮鸡蛋也要交管理费，何况办企业。各种不规征收行为显然得到党政机构支持，要不，怎会出现规定交警每月收取规定罚金数额之类的现象。随着改革的推进，部分工人、农民、商人和其他各类人员为维护切身利益而发起的抗议活动越来越多，但问题却得不到根本解决，失业工人和失地农民闹得最凶，因为利益受损较大。官方报道中，再就业工作成绩颇多，失地农民安置工作也非常成功，但实际上却是两回事。

其它矛盾俯拾皆是，如生产技术落后与新技术得不到推广的矛盾，教育落后与人才浪费的矛盾，人口流动与社会管理的矛盾，等等。

外国的生活水平为国人了解后，城市居民向往不已，农民多置若罔闻。面对差距，官方心急如焚，为此，政府全力增加财政收入，以筹措加快建设所需资金，的确，需要钱的地方太多。基本建设是瓶颈——这是发展的基础，市场建设是关键——这是发展经济的手段，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是发展的动力，国防建设是命根——这是发展的保障，还有教育、环保、落后的工业部门等。面对追赶时尚的潮流，人们也不甘示弱，拼命挣钱以改善生活自然成了大多数人的人生目标，的确，百姓也很需要钱，住房、教育、养老、购车等，都离不开钱。高官富贾们的生活早已赶超英美，上等公民的生活也不赖。在追赶世界先进的队伍中，唯独普通工农商被远远的吊在后面，呈越来越远之势。

显然，官方和民方都认识到，只有财富能缩小差距。这似乎应证了一句古话：有钱才好办事。然而，整个社会却环环相扣、步步紧连，社会要想致富，就必得解决矛盾。“兴一利弗如除一弊”，解决矛盾的关键还在于找准症结，抓住线头。在官方和民方均全力逐利的过程中，掌权的官方显然占有明显优势，随着财政收入迅猛增加，基础建设大量投入、各种项目不断上马、各种规定大量出台，变化可谓日新月异。和以前比较，现在的景象正可谓是交通发达、企业发展、教育兴盛、市场繁荣、科技进步、国防增强等。但是，官权膨胀的背后，隐患似乎更大，腐败盛行、权大于法、官民争利等现象不断蔓延，民心渐背。显然，解决当前矛盾的线头，还没有被捏拿住。

由于发展滞后，加快变革步法已成定势。但是，此“变”何去何从，须细加琢磨，否则，“变”为官用，就会阻碍发展，变中生乱，历朝历代都曾经上演过，还不得不防。过去，有的政府以改革来糊弄无知小民，以树本朝形象，结果都落得彻底垮台的下场。今天，民众的意愿理应得到连续不断的体现，否则，慈喜变法不真而导致满清彻底垮台之悲剧，就会出现历史的反复，我们衷心希望历史不要开这种玩笑。

可历史不嘲弄那些不向民众学习、不向历史学习、不努力向前推动社会发展的执政集团，又去嘲弄谁呢？

步前朝后尘者众，明清和民国也未能逃脱，这是首当其冲需要回避的；步苏联后尘者寡，还望勿开此例。最危险的，莫过于既步前朝后尘，又步苏联后尘。如果这样，带来的祸害，应该是古往今来最严重的。

革命的发起与胜利

内容摘要：1、概述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简评执政者和革命者的思想认识；

2、提出革命的起因、战争的目的、战争中的民众心理和战争的破坏性这几个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正反影响问题。

从太平天国革命到义和团运动、从辛亥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历代革命领袖均堪称忧国忧民之最，一片公心确实可鉴。与此同时，各位反动政府的魁首也忧心忡忡，慈禧、袁世凯、蒋介石，他们都怕亡国，也不愿忍气吞声被别人欺负，还强烈希望治下中国强大。可是，反动终归是反动，因为他们向反面驱动了我们的国家，而不是向客观的、本来应该发展的方向引导，所以遭到人们的普遍反对。成败并不是过眼烟云，它会给中国带来悠远的影响，特别是在近代和现代这样本来就落后的情况下，更是容不得在世界历史的大潮中沉多浮少，越是不能甘于落后。

不是吗？洪秀全领导太平天国革命，他怎样想呢？就简单的而言，分田地、去民族等级是有的，天甲田亩制体现的反压迫、反饥饿思想是明摆着的，好多人在你满清统管下不舒服，连起码的吃饭问题都不能解决，也就跟着闹起来了。慈禧怎样想呢？我堂堂大清王朝，有着康雍乾盛世的功绩，又有几百年管理国家的经验，容得你几根“红毛”造反吗，于是，就只有靠战争来解决。偌大一个满清王朝，和它统治下的部分农民做殊死斗争，虽然满清胜利了，可也丧失了元气。农民革命单枪匹马，没有世界领先思想指导，没能宣传好革命，没能号召全国各阶层来支持与参与，又没有先进武器武装，内部统率还出了问题；而地主和官僚们的地被分了、家被抄了、命被革了，当然要拼命反驳，还请来老外的长枪，革命失败自然在所难免，因为他们没有看到中国发展大势，只看到饥饿与压迫。满清在这场战争中为了保住自己的老命，只好迫不得已地放弃国家和民族利益，甘愿被人欺负与凌辱，并开始活动它那一把老骨头，准备积蓄一点力量，以期摆脱外国侵略，于是，才有变法之说。

义和团的名声大不如太平天国革命响亮。一则是规模不如太平天国的宏伟，小打小闹；另则它不想建立国家，也不想推翻满清王朝，而是专心致志的反对外国侵略者，偶尔也惩罚贪官污吏。据说，有好些义和团的组织，还是由太平天国革命者的遗孤领导，其中不乏武功高强者。可是，几年之后，义和团居然还不使用长枪大炮，更不要说用先进思想来武装起义者的头脑，那就绝不可能去动员民众力量。满清在消灭它之后，留下一点火苗，作为与老外讨价还价的资本，而且加快了对军工厂、军队以及官僚机构的改造，兵工厂、新军、咨议局、新式学校等应运而生，满清王朝的力量因为改革也似乎得到加强。

变法在清政府内部兴起，自然分为维新派和保守派，变过去变过来，无外乎就是依靠人家老外。借老外的钱、用老外的人、讨老外的技术，但就是不借鉴老外的思想。为什么呢？因为那东西借不得，那不符合国情，枳生南北都口味不同，何况那已不是河南北的事，而是海内外的事。那东西学来，我大清臣民就被异化了，肯定是不听话的。所以，其它的可以学，就是老外的思想不能学，那种想法自由散漫，无集中、无统一、个人主义严重，而且享乐腐化、无法无天，借用绝对不行的。故而变法重实业发展、轻制度建设和思想文化重塑。对国家来讲，叫改表不改里，就像在羸弱病躯上套一件借来的漂亮衣服，只起吸引眼球作用，不能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当然，满清王朝相对于老外的发展速度就只好呈负数，彻底垮台定成必然。

孙中山、黄兴等人都是从清朝出去的学子，可这些“逆子”却反戈一击，不但不热爱自己的祖国大清王朝，反而带头捣乱。在国内乱讲乱说要被收拾，就跑到海外去乱吹乱擂，还借祖国母亲忙于应付混乱局面之机，跑回来雪上加霜。想想其行动，荒唐可笑，几个人就组成同盟会、兴中会之类的造反组织，这些连个人的事情都没能很好解决的人，一无足够的经济来源，二无些许治国经验，妄谈国是、好高骛远、不讲实际，简直说是神经病，纯属被西方思想毒害之异端，现在却想来跟我堂堂大清唱反调，我与你有何冤仇，这不是恩将仇报吗？

素不知，正是这些“逆子”救中央之国于危难之时。他们认识了西方的国家管理经验，在对照中国落后状况之后，对公众宣传说，管它美国也好、法国也好、英国也好、或是综合各国也罢，总之，要向它们学习，中国的社会制度就是要变革。管它集权也好、独裁也罢，就是要改为民主的、自由的、有竞争的国家，不能搞一言堂，一家之言算什么，在这样的政治制度下，再好的经济制度都会营养不良，不死都会变成畸形。正是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和借鉴了西方国家的经验，孙中山创立了“三民主义”，提出了中国应该发展的方向，就待具体偿试。

黄花岗起义有从外国运来的武器，有先进的人们参予，可惜马卒太少，以致烈士陵园至今犹存。痛定之后，沉沦者自然沉沦了，而勇敢者却掀起了新一轮挑战，宣传、组织革命的仁人志士奔走呼号，追随者不断增多，从沿海到内地，各大城市组会建社之风大行其道，使得满清王朝的警察们诚惶诚恐，然而在广大农村，革命之火却未烧到。武昌城头一声炮响，全国遥相呼应，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新军的缔造者袁世凯被清政府重新重用，革命军队和清军在长江南北对峙起来。革命者心虚，偌大一个中国，农村实际情况摆在那儿，中国的事，没有农民参与是不行的，而农村革命又是怎样的呢？一片空白。所以只好和清政府实力派谈判，结果，清王朝被大家礼葬了，而革命者也因力量不足而大让其步。

革命就此成功了吗？没有，同志仍需继续努力。

革命者实在太少，连占据各政府机关的实力都不具备，何况权力的金字塔顶还被袁世凯把着呢。于是，原来的官员摇头一晃，变成了革命者，仍然执掌政权。这样，军政大权控制在北洋军阀手里，革命者却落得两手空空，即不掌握经济，又不掌握军政，下面的地县级官员更是迂腐不堪，多数都是古董。所以，革命带来的社会改观不大，国民党这样一个在当时较先进的政党，实际上并没有取得治理国家的权力，引导国家的思想被搁在一边，具有进步思想的人也不能得到重用。这倒是，可谓汤药均不换，换一个新药名而已。

从清政府主张变法起，就有部分人开始模仿西方生活方式，从发型到服饰，从起居到用度，都全套借用。自然，从日本、英国、法国、美国等学成归来的都有自己的特点。武昌起义之后，效法西方之风愈甚，剪辫子、着西服、办舞会等，可谓是达官贵人、小姐太太们的最爱，部分城市青年竞相仿效。农民眼见社会变化，却不了解，更谈不上理解，生活需要和收入水平限制使其认识到革命只是上层人的事，与己无关。对他们来讲，种田租地，方是正事，分田分地岂非易事，太平天国规模巨大，终究被曾国藩镇压了，况且，现在的革命要求很高，自己的条件不允许，“命”是革不起的，那东西太高贵。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党才开始注意农村工作，成立相应的领导机构，以说服农民为自己的利益去行动，这都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事了。

从武昌起义开始一直到蒋介石掌权，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就一直在和封建军阀斗。为什么说军阀是封建的呢？因大多数军阀是在清政府内部成长起来的，都控制着一定数量的军队，且运用权力的手腕较强，各霸一方，具有实力，多有“国土”与“藩镇”，而且都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开明思想，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保存实力，维护既得权力和利益，无心去为整个中国的进步作努力，希望中国进步，唱中国进步的颂歌，却不想丢掉独霸一方的权利，而革命的国民党却要求改变这种割据状况。孙中山在袁世凯倒台之后，又与张勋斗争，尔后是利用“开明”军阀的实力去搏击反动军阀，但军阀们往往为了自身利益，有意无意的戏弄了孙中山这位没有军队、没有实权而徒有声望的人物，怪不得他获得了“孙大炮”的雅称。

一方面，中国面临工业化和政治制度变革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外国列强的入侵和瓜分使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迫在眉睫。国民党要想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拥有足够的实力来控制中国，否则就是空谈，所以，孙中山在总结了一生的革命经验后，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决定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黄埔军校，建立本党军队。孙中山一生的革命追求中，以宣传民主思想为主，以建立民主国家为目标，而一败再败，屡败屡战的经历使他认识到，在当时那种混乱局面下，只有强权才能统一全国。而苏联的强权政治形成过程，正是马克思主义在穷国变通推行的结果，国民党与共产党便开始了第一次合作。也就是这时，在共产党的参与下，国民党的军事工作、农村工作、特别是农民运动才开展起来，加上本来就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制度变革正在做缓慢偿试。

孙中山逝世，蒋介石掌权，中央军在黄埔军校的基础上成功建立，蒋不象孙中山那样注重民主，且很快就认识到，与共产党合作不符合西方潮流，还会使国民党的权力流失，这位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国民党领袖善于运用权力，好使计谋，北伐后至二次北伐前，他和同事们把共产党从国民党中赶了出去，共产党随后发动数次起义，在统治薄弱地区建立了大小不一的几块根据地。随着国民政府军队与军阀部队作战的节节胜利，加上各地军阀纷纷易帜，军阀部队相继被改编成国民革命军，不到几年，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统一全国，从城市到农村,人们都知道自己是民国子民，中国经济相应得到随流发展。但是，原军阀之间明争暗斗，各地分割积弊仍然不能清除，加上党内权力争夺和党派争战，民国尚无宁日。

从戊戌变法开始，历代宪政人一直致力于建立民主制度，几番折腾之后，结果不伦不类，民主制度土壤不适问题逐渐进入国人视野，知识分子开始考虑如何挣脱传统文化对发展民主制度的束缚。旨在改造传统文化、倡导文化变革的新文化运动顺势而起，成为进步知识分子的追求。民主和科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两个主调，当时，引进西方学说时各取所好，马克思学说作为一个强势流派，理所当然地广为传播。但是，马克思并没有专门论述民主，其学说得到重点宣传，十月革命的影响至关重要。巴黎和会时，列强们在确定世界秩序时不把中国当“盟友”，意欲转让山东给日本，北京政府居然准备签字承认，“五四运动”随之爆发，且声势浩大，学生被抓后，罢课、罢工、罢市和抵制日货运动迅速波及全国，最终，被捕学生得到释放，曹、章、陆三人和总统徐世昌辞职，当局没有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比新文化运动给社会带来的改观更明显，在功利动机驱使下，运动急遽转向，逐渐和政治运动紧密结合，事隔两年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可以这样说，新文化运动对马克思学说的传播和十月革命的影响，是中国共产党能得以建立的两个最直接原因。值得一提的是，中共建立是在苏共的帮助下完成的，而孙中山建立黄埔军校时，苏联人也出了枪与钱，还有顾问。

因为国共合作，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和部分农民中迅速建立了组织，原来在工人和学生中建立的组织合法化，随着国民党壮大，共产党迅速发展，在民国的党政军机构中取得部分职位，所以，后来在蒋介石清党时，共产党才可能立刻作出反应，在国民革命军和工农中举行起义，并进一步利用国民党军与军阀争战和宁汉分裂的时机，在偏远地区与农民结合起来，扩大根据地，逐渐取得农民支持。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部分农民运动为共产党所操控，当时的农民运动虽然温和，却影响深远。共产党军队逃到农村，如鱼得水，开始在中国社会生根，力量逐渐得到加强。处于弱势的共军非常注重获取民心，通过采取利益诱导、强调部队的爱民纪律、适度的溢美宣传等办法，逐渐获得根据地农民的支持。当然，为让国民党军队失去农民支持，国民党及其政府和军队所做的蠢事必然要广为宣传，民众那种反对侵略、反对压迫、要求权利的感情必然得到充分调动，因此，国民党逐渐在共军根据地首先丧失民心。等到国民党统一全国、有时间和精力来彻底消灭共军时，才发现它变得非常难以对付，并在无垠的森林中和国军捉迷藏。不得已，蒋介石请来德国军事专家做顾问，仍无济于事。这时，王明从苏联学成归来，执掌党权，由于错误指挥和围剿力度加大，共军失败，被赶出江西，成逃命状，国军沿途不断追剿。由于共军已经取得农村工作经验、国军将领不团结、各方本位主义严重、加上各地政权松散等原因，共军得以越过无人区，与陕北刘志丹部会合，方有新的落脚处。

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历来很有成效，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土地改革等在共产党组织下富有特色。毛泽东的崛起，使共产党与农民结合起来，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各界人士也逐渐与具备民族解放思想的中共结成稳固联盟。国民党每做一件为了本党利益而牺牲民族利益和公众利益的蠢事之后，就被共产党广为宣传，使国民党十分尴尬，当然要丧失部分民心。但是，偌大的中国，共产党还是没有完全赢得民心。

日本强占东三省，设立满洲国，实则意图借此吞并中国。列强鉴于自身利益，分别作出不同反应，只是说说而已，其实却巴不得竞相效仿，可惜满清王朝只有一个废帝，溥仪也不可能抢来，列强们在中国的侵略基础也不尽相同。蒋介石一统根基未稳，唯恐立即对日作战殃及政权，让张学良带着东北军拖儿携女来到西北，想拖时间。可以看到，与其说蒋委员长怕中国灭亡，倒不如说怕民国灭亡，害怕打完日本后，天下被共产党抢去，不想让共产党趁机得到发展，况且，对日作战胜算不大。因此，为了本党国利益，出卖东三省和东北人民，不敢对日开战，至少是当时不敢，这却引起公愤，各界竞相指责当局甘于领土被占的卖国行为，国民政府抬出“攘外安内”说辞。

国军不去和日军作战，却拼命围剿共军，理由是攘外必先安内，历经列强侵略近百年、仍未摆脱困境的国人却不以为然。在巨大压力面前，共产党通过其组织机构，在各界人士中积极制造民族主义情绪，在压力较小的地区和时期加紧扩编军队，开展减租减息和分田分地运动，开仓放粮，组织农会，开办夜校，以扩大组织和吸纳兵员，部队还参与农业生产劳动，帮助困难家庭。共军和以前的农民起义军一样，须让农民得到实惠，须树立良好形象和建立深厚感情，如果不能得到农民认同，兵源全无。虽然如此，共产党员及其军队的数量仍在急剧减少，以至于到达陕北时只有区区几万人，还没有现在一个镇的人口多，但是，留下的却是精英。

百万东北军逃到西北后，困难重重，由于实行雇佣兵员制，军官又多，给养困难，军队后面的家庭更是难以维持。共产党竭尽全力攻击国民党的不抗日做法，极力丑化内战，制造民族主义情绪，渲染思乡氛围，使东北军和西北军对国民党的剿共命令从怀疑走到反对。国民党培植中央军，试图改编甚至取消地方军和杂牌军，采取不同给养，导致东北军和西北军将士不满，使其在西北对共军作战不力，形同儿戏，蒋介石决定亲自督战，以图改变这种状况，谁知道，却被部下抓了。

在当时，蒋介石处于整个国民党及全国的核心地位，无人可以替代，如果蒋介石被杀，必然导致国民党内亲日派掌权，这对中国不利，对共产党不利，将严重损害列强在中国的利益，会增加民族独立的困难。在国民党内部拥蒋集团、共产党和以美苏为首的列强的着力下，蒋介石被放，国共达成第二次合作，公开声称协作抗日，共军被改编成两个军，与国军一起抗击日本军队。可是，西安事变没有改变蒋介石的剿共决心，但却使其在维护本党本国利益上非常被动，共军因此获得喘息机会，为自身发展壮大制造了有利条件，列强们只是在防止日本独吞中国的棋盘上布了一子。

生产活动是社会生活的大头，而到此为止，好像自金田起义开始，中国一直在革命，其它事情都围着革命转，很少有单独详细叙述生产活动的，这给人一种错觉，芸芸众生似乎都是不食草木、只会革命的仙人。其实，百年沧桑中，人们仍以生产活动为主，只是生产发展缓慢，根本无法走到世界的前列，故而在生活保障之后，民族解放与民族独立迫在眉睫，这是当务之急。整个社会固然在向前迈进，革命虽然不是社会生活的主要部分，但却是时代的重点和热点，是时代主旋律，当然成为史书记载的重点。

从为提升生活质量而发动革命，以反国内压迫，发展到反侵略为重，即争取某个集团统一中国，实现民族独立，革命目的显然不能从一而终。

苏联日渐取得的巨大成就鼓舞着中共，国人从苏联发展的背后似乎隐约看到共产党代表的希望所在。但自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以来，虽然建立了军队和根据地，共产党却没有多大实力，这种情形一直延续，毛泽东的再一次崛起逐渐改变了这种状况，他处理共产党的内外关系时艺术高超，党内思想逐渐统一，党外认同逐渐增加，革命基础从工人运动过渡到土地革命，以重新平均分配田地为主的土地革命，实际上是古老中国改朝换代的基础。这位教师出身的伟人善于从历史中吸取经验，他清醒地认识到权力的源泉所在，很快，根据地逐渐扩大，兵源也逐渐扩大，军队数量迅速增加，给养得到改善，原来的士兵迅速成为军官并逐渐向上晋升，这给效劳于共产党的人们以希望，共产党人充满朝气，八路军、新四军的数量猛增，根据地不断扩大，共产党实力大增。

毛泽东、蒋介石以及许多民国时期的国人的预料是准确的，日本国小物稀，禁不住长期作战的拖累，况且其战线实在太长，在德国战败后，日本受到美苏进一步的致命打击，无条件投降，抗战结束。共产党对自己力量的壮大感到满足，准备划江而治，显然，两种政治制度存在巨大分歧，中国民众现在关心的不是怎样选举、怎样产生国家权力、怎样行使国家权力和怎样限制国家权力等问题，而是希望不再战争，求得和平。国民党在军队、财物和外援上占有优势，可自三十年代全球经济黄金时期之后，民国经济连年遭殃，虽已无力承受战争，但还是连年争战，经济极不稳定，通胀严重，征集兵员过滥，税收过高，这些都使公众对国民党并无好感，加上权力制约机制不键全，贪官污吏迭出，民心已背，刚从清朝政府和军阀手里钻出来的人们并未觉得民国先进，认为它和清朝及军阀是一丘之貉。所以，后来在国共两军争战时，共军赢得民众支持，机动兵力、作战兵力相对较多，加上谨慎、正确的指挥，使民国政府军难以应付，只好逃往台湾岛。

因为贫穷落后发起革命，历经内乱之后，又不断遭到列强入侵，之后又是内战，于是乎，国家和民众变得异常艰难，比较之下，贫穷落后加重。可以这样说，在近代，发起革命是因为贫穷落后，而革命告一段落却是因为实现了独立统一，摆脱了混乱，求得了和平，而不是因为建立了新的国家制度，这显得没有达到目标，很多问题，还需要重新思考，于是又回复到重建过程中去，而这个重建，往往忙于修复、或者标新立异，却没能痛改前非。

终归一句话：革命发起后，遵从战争规律、顺应民心、做民众所想的政党和集团暂时领先，但如果领先的集团不能从根本上顺应社会发展潮流，不能建立集中的、能持续体现民众意愿的社会制度，不建立权力产生、行使、监督过程中的科学机制，只图本党本朝利益，滥施权力，那么，这个政党又将因重蹈覆辙而失去人民对它的信任，进而引起新一轮革命。

清朝和民国所做的工业化偿试及其失败

内容摘要：1、从工业化尝试角度简述战国末年和明朝末年的经济转型机遇；

          2、略述清朝末年和民国时期工业化尝试的过程和特点。

现代国家的标志随着生产能力的提高不断变化，但最基础的首要标志，仍然是生产工业化。要实现工业化，首先就要求工商业得到长足发展，以不断吸纳农业人口。已经得到公认的是，对任意形态的任何一个社会来讲，生产取得长足发展首先需要依靠生产能力迅速提高作为支撑，而生产能力的迅速提高，则要求当时的高新技术能够在全社会普遍运用，可这却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在述及清朝和民国的工业化尝试前，鉴于中国社会发展过程的自身特点，先对战国末年和明朝末年的发展机遇做简要回顾。

战国末年，许多人开始厌倦枯燥反复的农耕生活，大量涌入城市，工商业迅速发展，城市规模迅速扩大，手工作坊大量兴起，科学技术不断进步，整个社会微微冒出转型需要。但是，因生产能力不高、劳动效率低下，以及技术水平限制和市场总量有限等原因，对大多数人来讲，必须从事农业生产方可求得生存。加上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由于巩固权力和战争需要，农本工商末思想逐渐得到重视，重农抑商政策先后在各国推行，这个由农耕社会向工商业社会的丁点转型需要，转瞬即逝。从思想领域的准备来看，当时，虽然在思想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萌芽状态的哲学思想流派也形形色色，但是，思想领域却并没有出现支持工商业进一步发展的成形流派。表面看来，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学派分别占据了不同国家、不同层次与不同行业人群的思想阵地，但是，主要流派最终把其本身的发展寄托于和官僚阶层的结合上，与公权结合过程中，主流思想把目标指向定位于强化国家权力，以及为其寻求人财物力支持，这自然导致以后的公权膨胀。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治国思想差异，各国在管理国家与教化民众的理论和方法上也有明显区别，这在国君身上往往得到集中体现，但基准方向仍然均单一的指向强化国家能力。在有的国家，加强管理、强调集权的思想很盛行；而有的国家则强调顺应民众意愿，主张保障民众权利。在战争条件下，强化国家权力更适应战争需要，加上设计得当的人财物力支持方略，不断赢得战争的可能性就越高，而把这二者运用得最好的，当之无愧的是秦国。治国思想、萌芽哲学思想、教育思想等纠合在一起，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导致政教合一。毫无疑问，儒学思想在综合评判中显得非常出色，尤其是在处理基于强权的官民关系上，在日后的发展中，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也绝非偶然。秦皇统制后，独尊儒术政策使其它思想流派丧失生存空间，工商业持续发展所需要的思想理论更不可能成形，在农本工商末的大气候下，工商业也就始终寄居偏隅。因此，战国末年，各主流社会和各国根本没有提出尝试工业化的需求，作为依靠工商业发展来求得社会发展和国家发展这一思想领域，社会思想和国家思想都没有涉足。

到明朝末年时，以四大发明的运用为主要体现，国人利用自然资源尤其是自然能源的技术越来越先进，生产力得到较大发展，工商业从业人数已相当可观，市场发展迅速且相对完善，纸币出现，城市发展水平较高，手工作坊兴盛，等等。仅从经济和技术水平来看，社会出现转型之机。这一次时机，远比战国末年的成熟得多，但是，现在看来，机会仍然一晃而过，转瞬即逝，竟而又习惯性的回到通过战争催生中央集权的改朝换代框架。事后的分析讨论显然无法改变既成事实，但是，究史为今，作为尚未完成的工业化和民主化，它却可以提供教训。深究丧失机会的原因，自然会联想到以下几个问题。在当时，明朝已维持了两百多年，完全可以和以前多数朝代相提并论，好年头也已反复出现过，所有这些，都使那些习惯于权力争斗的官员们感到满足。在当时的条件下，容易满足的官员与民众不可能认识到西方的崛起指日可待。但是，作为超级大国，缺乏奋进精神是显而易见的，眼界狭窄、目光短浅，对内安于维持农耕社会，对外则重点防范周边小国的崛起和侵略，虽然有少数志士一直努力创新，却受到各方的不断排挤，比如郑和下西洋，而多数官员则沉浸在声色犬马之中。作为一种发展动力的奋进精神，在不可能认识到西方崛起指日可待的情况下，其作用之空前突出，是事后才明白的，可惜，悔之晚矣。奋进精神不是无中生有，它的存在需要相应的制度基础和制度结构，还需要基于文化基础上的一种意识形态，以张扬人人平等的理念。丧失奋进精神导致内生性危机不断积累，且不断得到官方强化，而防止内生性危机蔓延的灵丹妙药，即自然的竞争机制，则一直被强权操控，这样，危机必然加剧。改朝换代固然可以通过重新分配资源的方式来缓解矛盾，但是，作为新生政权，往往忙于恢复，对于具有深远意义的发展方向的寻找，往往不具备这个能力。思想文化的桎梏，是丧失机会的另外一个原因。通过对儒学古典名著的重新诠释，程朱理学将儒学略做发展，以应时政所需。意味深长的是，在许多人看来，这种诠释已经太先进，不敢立即苟同，实在好笑，朽木长草，竟被当成新苗，甚者竟想把它当杂株除掉。作为当时的传统，重义轻利、重官轻民、农本工商末、等级制度等思想非常流行，在程朱理学的维护下，自然占据主流不让，能促进工商业发展的平等思想、重视私权保护思想自然没有立足之地。加上工匠和商贩们多是不懂诗书的子民，饱读经伦的达官贵显贵自然对之不屑一顾，习惯性地将其列为卑贱之列，试图扳正工商业地位的理论自然得不到重视，被打压也属自然之理，而直接反映工商业重要人物思想言论的著作，更是稀有之物。在丧失发展机会的众多原因中，除了上述两个原因之外，还有很多。应该提出的是，作为工商业发展基础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生产力发展水平，在决定社会发展方向的过程中，到底起了多大的定向作用，一直引发颇多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社会的确没有做出发展工商业的努力，既然没有做过任何尝试，后人自然各说各话。虽然，就算做出努力，也不一定能实现工业化，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只要官民双方均做出努力，促进社会取得巨大发展是毫无疑问的。按习惯行事，老者比后生更喜欢，习惯背后固然隐藏着原来的成功和教训，其形成也是对事物发展规律的部分总结，但是，世事变迁，作为规律发生作用的条件，也在不断变化，这个，老者却往往忽略。国人习惯于改朝换代，这个也是延于习惯，推翻旧的建立新的，但模样并没有多大区别，待到新政权羽翼丰满以后，便大行贪污腐败之道，人们实在不堪重负，也不立即推翻它，而非要等到发生天灾人祸、民不聊生、饥肠辘辘之时才改变它，于是，又开始新的轮回，而并没有从制度上得到创新，怪不得，轮回理论这样畅销。在明朝末年时，工商业大发展的基础已经具备，但是，工商业却并没有成为经济运行的主要部分，工商业要想占据社会生产的首要位置，还需要长时期的发展，为此，行会与作坊的领头人需要占领滩头，才可能摆开架势向前进军，旧的经济模式还在整个国家运行，新的经济增长极只是崭露头角，如果没有社会思想和国家发展思想开路，没有民主制度和健全的法治来保障，靠行会与作坊来大力发展工商业必然举步为艰，要想实现工业化，自然不可能提上议事日程。而这一切，按照习惯进行都不可能有创建。如果一味责怪祖宗，难免我朝人等在后世也被责怪。如果换位思考，今天的国人难免也会做出和当时一样的回答。仅从衣食住行来讲，整个社会能够自给自足，而能源利用问题并未得到解决，生产效率显得非常有限，整个社会的行为习惯难以更改，开发国内市场成本巨大，而国外的通商之路也不是畅通无阻，加上作坊为官方带来的利益不是很明显，更谈不上百利而无一害，而行会与作坊们又只希望维护自身利益，对扩展并不抱很大兴趣，这都是工商业发展受到限制的原因。但是，讨论丧失机会的目的还须看清，吸取教训的目的还在于求得今朝发展，不望记过，只求图新，如果抱着这样的心态讨论，自然可以制造清新局面。从大多数国人的奋斗轨迹来看，在明朝末年，要想实现工业化，短时期内，明显缺乏民众中大多数个体的支撑。对大部分农村学童来讲，能入学入仕是早年的最大梦想，而不能入学者，则多被教化成传宗接代的机器；对官宦子弟来讲，进士似乎是个人取得成功的唯一方法。他们都没有依靠共同劳动与互帮互助来逐步改善生活条件的习惯，“一步登天”这个词语，或者是专门用来形容国人早年梦想的最佳表述。一旦早年进取失败，他们就以退为守、知足常乐，自称能力有限；一旦生活与事业上取得成功，又会生出许多奇谈怪论，又希望独钻一术。在取得一定个人利益后，尽管其本身还没有融入新的社会，便期望个人利益在脱离原社会的情况下单独升华，以成人上人，在局外人看来，实属巴结心切。明末没有能走上工业化的道路，国人缺乏持续的开拓创新精神、缺乏团队意识、早年进取失败后就喜欢保业守成，也是重要原因。多数国人的奋斗轨迹中，懒怠现象占据的比例实在太大，这不但不利于社会科学的发展，更不利于自然科学的发展，科学技术不能得到普遍重视，也就容易理解，其发展就只有采取非正规方式。社会思想和国家发展思想守旧，文化传统固旧，科技实力不足，官民懒怠于创新，工业化道路上没有极大利益的引诱，使工业化这位巨人并没有走上路，而且被击倒在地。

清朝没有提出工业化的目标，在师夷长技的主张下，作为“西学为用、中学为体”的施政方略，能启动工业化脚步，显然是时势左右下的机缘巧合。效法西方的尝试起于消除列强威胁动机，非常明显，战争失利后，危机感骤增，方生求强之心，这也符合发展规律。在各方努力基础上，魏源著《海国图志》，明确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但真正落实到行动上，还是多年以后的事情，在利用《海国图志》以求强上，日本似乎比中国更迅速。洋务运动的发起和逐渐被普遍认同，开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先河，然而，在各级高官主持下，洋务运动的目的自然不仅仅限于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洋务与实力培养、洋务与升迁、洋务与敛财、洋务与军政大权执掌等等，使洋务运动在发展过程中显得错综复杂，虽然学习过程变味，但走出这一步也给国人带来些许欣喜。在洋务运动带动下，开明之士、精练之才和仁人志士们便带领各等人群开始了漫长的奋起直追历程。明朝末年的丧失良机，加上满清的延习统治，导致从清末起中国一直被动挨打。国力衰败是相对西方国家而言，如果是相对周边小国而言，那或许叫无比强大，免不了又生出帝王之国的称呼来。虽说清朝的军民非常爱国，甘愿流血牺牲、前仆后继，但是，面对西洋火器，政府也不愿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子民被赶尽杀绝，变成今天的印第安人，而是寻求缓和之计，退一步探寻解决办法，这也是迫不得已。国人发明的火药同样要为西人服务，而且老外发射弹头的枪械要比中国的稍稍精良一些，大炮也要利索一些，关键是船也造得很好，过汪洋、渡大海来到中国，行抢劫之事，国人又奈它何哉。且不说口岸的开放与割地赔款，历朝历代的疆域变更已是常事，事后看来，仍旧河山依旧、子民如蚁，那是搬不走的，关键是怎样强大起来，怎样把老外赶走，以雪耻辱。常言道，有钱能使鬼推磨。在能臣干吏的努力下，交易达成，西方的设备不断购进，技术也时断时续的引进，西方技术人才也在少数工厂内供职，国人才有了学习的机会。但是，在设备购置和技术引进过程中，官员的私利也得到满足，没有预料到的是，新军和兵工厂的建立，竟为军阀割据制造了条件。可以这样说，中国最早的现代化工厂是从军工行业开始，目的是强兵，富国是下一步打算，但西方及许多工业国家走上工业化道路是从分配公共权力这个目标开始的。单就强兵这一点来讲，这种格局下建设的现代化兵工厂，其武器保障的功效，应该仅仅限于能“安”内而已，至于“御外”，显然不足。由于兵工厂官办，一开始就显得实力雄厚，从厂址的选择、资金的保障到工人的选拔等，一切都显示出皇家气派，产品质量也逐渐提高，在新军初建时期和战争年代，军工行业本来就生意红火，加上兵器自给思想的指导，官办兵工厂的地位自然非常显赫。洋务运动催生的兵工厂，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完全和旧式作坊区别开来，从技术到管理，从投入到产出，从老板到工人，都完全不同。从兵工厂开始，随后，各类官办企业逐渐兴起，中国工业才真正起步。对于工业企业，清朝政府最初限于“官办”，由于资本不足，又过渡到“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总之，在工业发展这个巨大空间，为了不至于大权旁落，官方想垄断发展工业，以制造特权。但是，随着时局的发展，民办工业还是逐渐跟进，部分高官富贾子弟以及部分其他人等从海外学成归来，一心想成就事业者，就开始着手建立中国的民办工业，而且逐渐有所成就，这就是后来的实业救国，这种由特权延伸出来的关系特权，正是中国特色，虽然不能体现平等理念，但面对民众跟进，由于关系特权的跟进和各种社会关系交织，如果再采取刚性垄断的政策，必然缺乏合理性基础，因此，垄断逐步得到一定的放松，很显然，这是一种扭曲的社会关系，不是人人平等。

除军工企业和民办工业之外，启动中国工业发展巨轮的另外一根杠杆，就是开埠通商。由于起点不同，外国人开办的工厂远比国人开办的更多，上海、广州、武汉等地，从纺纱到织布、从采矿到冶炼、从制造到组装等，许多行业、许多领域都是如此，相关产品的国内市场当然被外商率先抢占。官办企业显得非常有限，主要集中在军工行业，民办企业虽然不断兴起，但是，气血不足却一直缠绕，做大着强并非易事。对外资企业来讲，入住中国不但能获得价格低廉的劳动力，还能占有竞争较小的巨大市场，并可以占胜者的姿态出现、可随心所欲地管理，就是通常所说的耀武扬威和横行霸道，又何乐而不为呢。外资企业发展很快，为谋求利益最大化，列强们相互争夺地盘，寻求妥协之后，就势力范围做出模糊划分默契，分别占领不同行业及领域，毫无顾忌地把中国民族工业撂到一边。由于官办工业的老板须时常仰仗人鼻息，不但要依靠西人的资金技术求发展，还得依靠外国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来协助“安内”，更主要的是要依靠外力来维持政权，所以，在老外的掠夺面前，官方的行为更多地表现为“翰旋”，以求自保，似乎，保护市场和保护民族工业不是它自己的事情，实在好笑，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采取实质性的逐外行动，自然非常谨慎，以谋和姿态应对外商的掠夺行径，就成自然之理。就这样，作为一种非正常发展方式，中国工业在官方资本、外资与民资的合力下启动了脚步。但是，由于集权生存必须时常采取阵发性惠民政策，累积之后，薄赋轻徭、赋税严重不均和赋税流失必然产生，政府所能提供的公共服务变得非常有限，导致基础设施建设非常落后，自然形成城乡二元经济，这就给出清朝工业发展的一般现象，大城市和沿海一带工业发展相对靠前，但是，对拥有1000多万平方公里的巨大疆域来讲，人口的主要部分仍然集中在农村，被锁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中，要想取得长足发展，还来日方长。现在看来，对主要成员为农村人口的产业间劳动力转移人口来讲，当时虽然有部分人参与了工业建设，但是，由于教育落后导致劳动力素质低下，基本上都是资金和技术的奴隶，而外商的肆无忌惮，使这种情况加剧，因为资金和技术的大头被外商占据，大面积虐待劳工现象根本无法控制。并不能说外商进入毫无是处，事实上，外资流入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推动了社会转型，至少可以说从一个角度启动了工业发展。但由于外商把大量利润汇回本国，因此，外资企业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有点耽边。在三架马车的拉动下，城市工人数量与日俱增，工业的地位不断提升，就业机会增加，劳动力大量转移（虽说转移方式不如人意），更重要的是，使国人认识到了东西差距，而且促进了科技及思想文化的交流，改变了封闭局面。外商办厂的主要目的显然是高额利润；而官办工业的主要动因则在国家利益，即清政府的安全稳定和发展；民办企业兴起的主要原因当然也是高额利润，但并不能排除其思想感情的成分，如爱国之心引起的报国志向和个人发展等等。在市场规律面前，国人情感因素能发挥的作用似乎有限，在发展上，外资并不因为国人情感不容而发展乏力，相反，而是遥遥领先于官办工业和民主工业，一则是其驾驭市场的经验较为丰富，另则是它们少了许多后顾之忧。除了国际市场因素之外，外资的主要困难在于各国之间的相互争夺和华人的排外行为，但无论如何，要比其在本国发展容易得多。官办工业发展也有困难，主要是产权模糊、管理层频繁变更、自身发展动力不稳定，作为管家产业，只要官位不保，为企业做出的努力将会付诸东流，因此，首要任务还在于保住官位，为保官位，官员们对企业无暇顾及，而托人办理又似乎不太放心，这肯定导致管理层频繁变更，加上时局变换频繁，企业内生的发展动力自然不可能稳定。值得注意的是，官位和企业之间的扭曲关系，还是腐败产生的温床。民办工业由于实力和经验都极为不足，显然要困难得多，但仍取得了较大发展。从鸦片战争到民国建立，整整73年，清朝在工业化道路上取得的成就非常有限，倒是在逐强追富的旗帜下，洋务运动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贪官污吏，最终，连需要走工业化道路这个发展方向的官方战略都没能出台。在腐朽思想的主导下，当局守着儒学不放，害怕民主制度，担心丧权。对发展工业企业，力促官权垄断工业发展，限制民众参与。在做出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时，总是一拖再拖，唯恐决策失误殃及既得政权，前怕狼后怕虎，最后，清朝垮台。如果要对清朝的工业化尝试打一个比喻，把它形容成裹脚老太迈水沟儿，背着过时的包袱，战战兢兢，终不敢迈步前进。

如果继续把希望寄托于清朝政府，雪耻怕是要等到猴年马月，强国富民更是无望。在要求独立、要求推翻满清政权、要求民主政治呼声中，兵不过境而举国倒戈，民国建立。由于宪政主张在社会上层和中层得到广泛宣传，建立民主国家逐渐成为精英阶层所盼，但既得权利者却不想拱手出让，因此，就建国一事，组阁和强权相互争斗，磨合多年仍旧未果，由于没有实力做支撑，组阁一直堪称儿戏，在权力执掌者和民心归向者相互妥协过程中，清朝和民国之间的中央权力过渡出现断档，空挡中，民心指向民国，而军队却掌握在满清旧臣手中，袁世凯死后，由于集权没有得到继承，而公权分配机制也尚未形成，基于中国传统，权力当家，军阀割据局面自然形成。虽然说宪政主张在社会中层和上层被普遍接受，但是，对整个社会来讲，却并没有深入人心，而中国社会下层人居多，农民占绝大多数，任何一种政治主张，如果没有潜移默化的被农民接受，就不可能得到推行，要建立一个崭新的经济社会制度，如果不设法引导国民、特别是农民形成相应的意识形态，那么，建立新的经济社会制度必然受阻，而要改变农民社会的意识形态，还得晓之以利。显然，宪政的推行还准备不足，而传统的集权体制已经解体，社会在两种体制间游走不定时，清朝军队自然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各军阀手执重兵独霸一方，与包括西方在内的各方交往时，往往见风使舵，以谋求自身利益。因为军阀均为满清旧臣，多受洋务运动的主要官员栽培，洋务运动主要倡导者和西方各国的关系随之得到延续和更新。这样，在军阀割据时期，工业的势力范围自然与政治和军事上的全国分割局面媾和，各地工业便分别印上了西方各国标签，而且无法撕下，中国工业仍旧在三套马车的拉动下缓慢行进，官方投入减少，民资投入增多。值得注意是是，在军阀割据期间，各统治区之间多了一些比较，而这种比较，进一步引发了思想争论，更重要的是，也引发了些许制度尝试，争论和尝试自然非常可贵，但终究无果而终。政论和尝试显得徒劳无功，鉴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于是，许多忧国忧民者倾向于实业救国，在那个年代，很多人看来，努力发展工业远比为建立民主制度而奔走呼号更为重要，的确，现代化工厂的建立，不管从大的发展或小的功用来看，都很现实，为此，高官巨贾们的子弟纷纷出国学习，谋求实业救国，以成来日栋梁。毫无疑问，实业救国主张为以后的工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8年，蒋介石集团统一全国之后，在巩固其地位的同时，开始着手恢复经济。蒋介石作为一位精明的党政领袖，他对事物发展方向的认识要比对其自身力量的认识透彻得多，这位毕业于日本，后来却主张亲近美国的最高权力执掌者曾在股票经营中收入不菲。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从未脱离过世界风云变换潮流，不管是经济、政治、还是军事，总是根据自身条件随潮而动，在世界大家庭中，可谓所处角色和实力相当。列强疯狂扩张时期，落后国家难逃磨难，在本来就贫穷、落后的情况下，又不断遭到侵略，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通过本国人民和其领导集团的共同努力，它们又分别或前或后的取得了民族独立，之后，便踏上了追赶列强的坎坷之路，中国同样如此。民族独立与否尚须打个问号，但是，作为统一，实在难得。1928——1938年期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经济建设中顺应了世界发展潮流，遵从了民众发展意愿，各行业、各地域均取得较大发展，这不能因为蒋介石是前朝败主而否认，这段时期，国民党及其政府在指导经济发展上没有犯大的错误，这为其赢得了威望，国民党的统治地位也随之得到进一步巩固。在民国发展黄金时期，民族工业不断发展进步，为政府所支持的金融机构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加上政策因素，四大银行不断发展壮大，外国银行在中国的发展速度逐渐趋缓，眼见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国人似乎看到了工业走向强劲的信号。但是，与经济发展结伴而行的是内忧外患，内战正在进行，9.18事件又爆发，在蒋介石集团主张下，国民党及其政府实行退让政策，引起全国公愤，各界人士走向街头，向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而蒋介石集团却一心想消灭共产党及其军队于弱小之时，认为共产党及其军队对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危害远比日本大得多，从中山事件以来的清党运动中，不难找到他“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根源，可以肯定，蒋介石集团把一党专政看得尤其重要，并把集权目标放到了民族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前面。民国军队在设法消灭共产党军队，共产党的追随者则设法在民众中放大民族主义情绪，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此伏彼起，满洲国的新闻也声声入耳，时不时，还会冒出一些党国内忧。为筹措资金，四大银行大量发行纸币，通货膨胀比较严重，经济秩序在混乱的边沿徘徊，大量企业因战争而受到不同程度影响，人心更加不稳。“西安事变”的爆发使中国迅速转入全面抗战，经济随即转入战时轨道，地不分南北，人部分老幼，一切为战争服务，但是，战争具有巨大的破坏性，而在本土开战，破坏性更勿庸置疑，因此，经济急转直下。这一切，使经济发展受到巨大影响，令人遗憾的是，恰好此时，随着世界性经济增长之后，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接踵而来，中国也难逃此劫，物价高涨、产品积压、生产缩减、工人失业、社会不稳定因素高筑。对经济发展来讲，在经济危机期间，又遇到以抗战为主的三边战争，无疑是雪上加霜。随着战事频繁，军费不断增加，救亡呼声高涨，加上自然灾害频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当时，仅仅和日本作战已经竭尽全力，国民党及其政府哪里还能分出心思来稳定经济发展呢，而蒋介石集团却不忘清剿共产党及其军队，这显得更为够呛，于是，刚刚踏步向前的民族工业只好苟延残喘。其间，除急需的军工行业得到保护外，其它企业只有自谋生计。国家机器成为战争机器之时，经济部门铁定要为军事部门服务，不但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要为战争服务，金融部门、税务部门等同样不能逃脱这种情形，在集权体制下，根据最高权力授意，国有四大银行极尽印钞之能事，税收重到令人发指的地步，战死、饿死者不计其数，国难当头，何谈经济发展，尤其是非常陌生的工业领域的发展。日本投降之后，内战紧跟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入朝作战又起，直到朝鲜战争结束，战争才总算告一段落。就这样，刚有起色的中国工业又阴差阳错地遭到了彻底破坏，这或许是必然的。到这时为止，官办工业、民办工业基本上破坏殆尽，于是，洋灰、洋火、洋铲、洋布，洋马儿（自行车）……等等称谓，普及甚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共产党旋即走向中央集权体制，模仿苏联模式大规模推进工业化进程，但是，由于仍旧没有改变官办模式，反而高度强化官办体制。就具体情况，后面将专门叙述。

工业化失败的思想根源

内容摘要：1、提出工业化失败的思想根源在于缺失民主思想，而民主思想发展缺乏文化土壤；

          2、民主思想不能得到发展的原因及过程；

3、民主思想发展和民主制度建立、民主制度和工业化、集权制度和社会发展阻力之间的相互关系。

近代工业化尝试没能取得成功，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二是经济社会制度的桎梏，三是思想文化的阻碍。单就社会思想的阻碍来讲，历代的努力探寻已经清楚明白的发现，整个社会不具备民主思想，是近代工业化失败的思想根源，因此，要实现工业化，还须让民主思想先行。由于以为集权服务的儒家文化为主的传统文化根深蒂固，民主思想缺乏生存土壤，要让民主思想广泛传播，还得不断发展传统文化，特别是发展儒学文化，以便为民主思想传播制造条件。对于文化发展，中西自然有各自的基础，虽然传统儒家文化不利于民主思想的推行，但是，经过发展之后，应该可以和民主思想融合。对工业社会来讲，传统儒家文化无疑显得守旧，而要将儒家文化发展成时代所需，还须注入新的理念。社会思想的发展，没有文化发展作为支撑，是很难普及的，而对文化发展来讲，如果脱离生产生活现实，而单独的高歌猛进，得到的结果，极有可能是集权的附属产物，所以，文化的进步和思想的发展，还需要和经济发展和制度改革同步进行，社会发展作为一个整体，在前进的过程中，各领域发展应协调进行，不能单独要求其中一个领域独步江湖。大文化的外延非常宽泛，其变化的时间跨度也比较大，导变因素也比较复杂，为此，这里不做专门讨论，仅仅讨论民主思想和工业化尝试失败的交织过程。为展开讨论，还得先分析近代的变革、革命、战争、制度建设、社会发展这几个变数之间的关系。

毫无疑问，深层次社会矛盾引发变革，因为深层次矛盾不断累积，必然导致相对贫穷和落后，变革失败后，社会信心丧失而引发革命，从表象看来，贫穷落后是革命发起的直接原因，而革命的目的是要改变这种状况，以建立富强的、具有活力的和实行新制度的另外朝代。因为贫穷、落后才改革和革命，因为革命而发生战争，战争的目的却转移到国内权力争夺，战争耗费人力、物力和财力，影响了社会发展，而战争之后的新朝代和新政权并没有扶持一种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制度，就是有，也往往是一时的标新立异，到一个朝代结束之后，当回头看时，在一个朝代建立之初，总是在利益调整、政权争夺和机构改建之后，仍然采取变化不大的制度，以至于在战后经济复苏之后，国家运转的公式又演绎到权力争斗或对外战争之中，而且战场就在本国地盘之内。中国习惯于改朝换代，而且是简单的、变化不大的朝代更替，这种反复的更替并没有产生新制度，只能说是一种调整。新的领导集团在建国过程中靠战争获取权力，这无疑是民众的另外一种选择方式，民心向背定天下嘛，但长时期战争之后，由于战争的破坏作用对社会心理的影响，民心思安，民众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通常迅速地做出选择，相对来说，更加亲民的权力集团得以执掌政权。新的朝代建立后，在该朝代各个时期，民众的权力根本得不到连续不断的体现，当然，在一个朝代延续过程中，就不可能产生新制度。仅仅从权力传递来看，也没有更新的迹象，政权交接取决于国家最高领导人或领导集团，并不是由民众决定，从老子把皇位传给儿子,变成老一代传给自己认为适合接班的新一代，这个规矩一定就是几千年，到目前为止，丝毫没有改变。朝代更替所能改变的，就是传承的主体发生变化而已，当一个朝代衰败后，另一集团通过战争或政变取而代之，再建立新的朝代，再从中央到地方的全部建立一套新的机构，接下来的故事，就是重复原来的程序。新政权刚开始时或者还有一些新的做法，而采取这种新做法，也往往顾虑重重，要不，就纯粹是一种示新的标榜。由于没有建立一种崭新的经济社会制度，随着时间推移，必然形成与原来的管理方法和教化方法变化不大的模式，只是称谓变化而已。这样，从朝代更替看，中国的发展公式是：建立——恢复——发展——衰败——重新建立集权制国家。即使在面临社会变型机遇时，就没有形成一套内部调整机制，就没有产生能够代表崭新制度的权力集团，就没有产生具有强烈民主思想的当政集团，以便在社会变化时，靠民主思想的引导和推动，推行崭新的经济社会制度，为社会持续发展特别是社会转型不断努力，以实现工业化。当然，也就没有能够建立民主法制社会。这样，由于民主思想没有得到推广，制度更新难以启动，社会就在集权统治集团的选择上、就在恢复、发展和战争逐权过程中反复同层次循环，再加上外部势力的入侵和内部均势实力集团之间的争斗，以及集权的种种限制，整个国家就根本就不可能及时把握机会以去发展工业。事后看来，历史上几次机会都非常明显，对于机会丧失，从表面看，是因为政策失误、贪污腐败和税收过高等原因使民众丧失了奋进精神。然而，究其深刻原因，还在于民主思想生存环境被人为破坏，民主思想没有能够在中国社会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样，民主思想发展受限，民主法治社会自然不可能建立，民众积极参与发展工业必然受到集权限制，集权的力量不容小视，这必然导致工业化偿试的多次失败。

不能否认历届执政集团的爱国之心，他们一心希望本集团统治的中国强大富裕，随着时代发展，执政集团都认识到工业化是中国的必由之路，他们都想让国家全面实现工业化，但又担心放弃掌握经济的直接权力、和实行开明开放的国家管理会引起自己的政权不稳，所以，在普及民主思想时，他们往往对民主思想进行各种加工，以应集权所需。对统治者来说，担心自己政权不稳，显然事出有因，本来，国家历史决定了现在的落后状况，而内忧外患的处境又使政府难以承受，在集权体制下，统治集团为归利避害，部分国家行为必然导致人们不满，譬如：经常把许多款项及不利转嫁到了公众头上；税费的随意不断增加和对民众利益的变相攫取，使部分百姓生活困难；官僚作风和贪污腐败泛滥，人们自然牢骚满腹；集权对资源的垄断，以及对创业和发展的限制，导致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合理配置资源，不利于提高效率，增加了成本，民办企业敢怒而不敢言，等等。所以，在集权统治下，由于民众怨气颇多，统治集团不敢真正的鼓励和支持民主思想推广，相反，往往采取限制措施，或者，把民主思想所指向的制度形式略做加工，然后善良登场，作为一张羊皮，披在集权身上，只能起到维护统治秩序的作用，对于社会发展，却并不能发挥促进作用。民主思想尚且被收拾，具有民主思想的人，当然不可能得到提拔使用。试想，在管理过程存在许多明显弊端的社会，如果让民众自由言论和自由选择，不闹翻天才是怪事，人们肯定会为了利益而指责政府，各种政治势力也定然应声而出，集权必定受到极大的威胁，作为执政集团，为一己之私利着想，肯定要扭曲民主思想、要改造民主制度、要排挤民主人士，以独占江山。单单就民众的指责来讲，如果指责之后没有危险，民众的指责可能会迅速蔓延，最后，集权就可能成为千夫所指，执政集团将自然丧失为政的合法性。以清朝为例，如果开民主政治，就外国列强的军事和经济侵略、令人非常恼怒的民族压迫、普遍的贪污腐败这三个问题，就足以让满清政府滚下台去，试问，在穷途末路的情况下，满清还敢让民主思想生根吗，能不努力宰杀民主思想吗？当然，被指责的不仅仅限于前面三个问题，还有社会贫穷、工业落后、税收高企、权力争斗祸害百姓，等等，对这一系列问题，在清朝政府不愿在民主思想主导下改造国家制度基础和制度结构的前提下，就是学富五车、治国有术的良相也无可奈何，在原有的体制下，即使有个别清正廉洁的官吏，也难逃背负罪名的结果，试问，不经重获新生的阵痛之苦，如何能让天地换新颜。

看来，要改变几千年的传统并非易事，大船转向实在太难，舵手的担心导致决心总是难以做出，而众多浆手却无法决定航行方向。于是，中国这艘大船在巨大惯性作用下仍旧起伏于汹涌的波涛之中，改朝换代之时，由于战后思安的社会心理和强势统治集团逐权需要，步入简单重复就顺理成章。但是，大船仍然需要转向，否则就要搁浅。因为贫穷落后而引发的变革，如果成为简单的维护统治权力需要，变革必然失败，必然引发革命，革命的目在于改变贫穷落后面貌，而其依靠，则寄托于崭新的经济社会制度，并希求通过经济社会取得长足发展来改变贫穷落后面貌，但是，随着战争的推进，各方逐渐演变到以夺取政权为主的内斗上去，事后看去，逐权集团都在设法利用民众为夺取政权而付出，怪不得，正义之战的概念在中国如此含糊，成王败寇论调原来在这里找到了理性根据。

毫无疑问，只有充分挖掘民力，利用制度鼓励民众积极参与工业化建设，中国才可能真正实现工业化。而要调动民众积极性，最好的做法就是推行民主政治和培养健全的法治环境，只有这样，民众才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辛勤劳动和甘冒风险，这符合利益导向原则。可以说，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的兴旺发达都是因为挖掘了民力，且民众的作用发挥较充分所致，无一例外。就是集权国家，发展较好时期也必定出现在国家对民众的生产劳动给予了相应的利益引导、且管理得法之后。在民族区别比较明显的清朝末年，孙中山将民主思想引渡为民族、民权、民生，以求符合国人思维习惯，更希望它能够在中国社会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开花结果。由于民主制度往往与工业化并生，而近代工业化偿试总是阴阳怪气，民主政治也被改造得面目全非，二者从来没有齐头并进过，工业化之实尚不能求，民主法治之制又因何而生呢。由于工业化和民主法治不能齐步行进，虽然民主主张时髦一时，却并未植根社会中，不能和中国社会结合起来，就非常自然。

《海国图志》对西方国家的介绍及其系列主张并没有引起普遍重视，其实际功效也是在多年后才逐渐显现。而《天演论》用物竞天择和适者生存原理，让国人认识到亡国灭种危险，国人危机感骤然升级，竟收到意外之功。在生存危机笼罩下，宪政思想开始走向前台，民主思想逐渐在一定范围推广，君主立宪、虚君共和、民主共和等主张次第出现，政治变革和社会革命自然与其相伴，从康梁发起戊戌变法到孙中山主张 “三民主义”，从蒋介石确定民主政治日程到毛泽东主张的新民主主义，一直到目前的社会主义民主，中国民主制度建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程。但是，在集权体制下，由于政治上的民本思想影响、传统儒学思想影响、及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传统文化的掣肘，民主政治建设始终徒劳无功，民主也演变成慰籍民众的口号。“权”“利”相生相伴且关系异常密切，它作为中国社会的奇特规律，导致历代政治集团都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有权才有利，有权才有“为”，否则，一个政治集团，纵然有满腔抱负，也必将空置，于是，在意欲推行政治主张这个“为”的过程中，最后都将逐权作为政治生命的最根本基础来，非常重视，而不是把寻求民众支持作为最根本基础，只是把它作为重要事务，随着政治主张与民众意愿的结合和政治集团的壮大，逐权成为政治集团的行为习惯，在习惯作用下，政治理想通常被旁置，一般情况下，政治理想都必须让位于逐权需要。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他们所代表的政治集团，在成长壮大过程中，尽数放弃政治理想，最后均置民主政治主张于不顾。作为改变国家落后状况的一种偿试，各政治集团均无一例外地接受并吸收了部分民主思想，希望通过效法西方来改革中国政治制度，但是，由于不注重推广民主思想，不注重发展传统文化，不注重官商分离，相反，均从前朝旧制中继承民本思想，以为稳固政权服务，之后，官方以主人的姿态，采取所谓的“惠民”政策，实求集权稳固和本位利益维护，并以为通过简单模仿就可以让工业化建设不断推进，殊不知，单腿始终无法开步。看来，要实现工业化，还须民主思想辅佐。

国家贫穷落后的直接原因在于国家机关及其民众的历史行为，其中，自然包含历史惯性问题，单把责任归结到自然条件和地理因素是不合理的，而只从社会思想和社会制度的角度来解释同样失之偏颇。一个国家贫穷落后有多方面的原因，有资源的影响，有地理条件和气候的限制，有国家的责任，也有民众的过失，还有历史积累多少的影响，等等，这些，必然和工作习惯、生活习惯、思想习惯、风俗习惯、文化氛围和历来国力等等相联系。至变因素繁多，如果因此而无从判断主要至变因素，肯定难以说服受众。各国之间的比较，使很多观点容易得到印证，愚民宣传最终将被揭穿，任何一种宣传，如果缺乏科学的理论基础，自然得不到民众连续不断的认同。这里不对各个至变因素的功效做量化分析，仅仅通过一般分析，试图得出定性结论。在分析之前，提出一个问题，以供阅者思考。可以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是，一段蹩脚的历史，必然会对后世产生影响，那么，发展差劲儿的责任，该由执政者承担呢，还是由民众承担，这段历史的主创者应该是谁呢？问题的提出，必然落脚到中国，象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力资源丰富、土地肥沃的国家，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并不比别国差许多，历史上也有过辉煌的时期，在清末时和西方的差距也并不是很大，但到现在为止，差距却日见拉大，而且难以追上，这主要是国家的责任呢，还是民众的责任？

在国家和民众之间，责任到底应该怎样划分呢？由于前人已经就自然条件、地理因素、资源拥有等至变因素在各国间反复作过比较，而本节仅限于讨论工业化失败的思想根源，即民主思想，所以，这里就民主思想的普及和民主制度的建立做简单分析，目的在于为改革提供思路，以明确国家和民众在民主思想推广和民主制度建立过程中各自的职能职责。就国家责任而言，民主制度在有限的民主思想基础上有形成的趋势，但政府却由于集权的历史传统和自身利益关系并不积极推广民主思想，也不支持建立民主制度，不使用具有强烈民主思想的人才，思想有民主倾向的官吏较难得到提拔，甚至任人唯亲，因个人利益而损害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的事，也司空见惯。虽然，建国过程中，民心向背定天下，但这是一种不正常的民主表达方式，也是一种意图一劳永逸的民主，而且，还有可能被政治集团利用，这种民主产生的权力存在明显缺陷，必然走向集权，甚至独裁，权力集中必定需要集权制度，否则，权力无法归集。已经成为公论，集权制度是适合毒蕈生长的温床，集权制度一旦建立，转眼之间，贪污腐败、公权滥用等现象就变得非常普遍，执政不体现民众利益就成定局，尤其可恨的是，民众利益经常被作为交易砝码，以换取集团利益或个人利益。即使少数官吏能力非凡，并能力挽狂澜于一角，或能保证治下清白，但终究是，到头发斑白时，不但两袖清风，还落得地位猛跌的下场，在内心深处，自感在位时追求理念的执固，导致现实利益受损。就民众的责任来讲，安于现状的思想成份助长了集权思想的渗透，也助长了集权制度的反复循环。中国人口众多，国人总体上是勤劳有余而开拓精神不足，社会中，也不乏懒汉与痞子。众多保业守成者在民主政治问题上显得过于收敛，让游离于政权之外的宪政人感到无可奈何，政界中为数极少的主张宪政者，对保业守成者那种以集权政治换取短期稳定的心态，也哭笑不得。因此，也难怪世界上具有开拓精神的民族，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对国人表现出鄙夷不堪的态度。“枪打出头鸟”、“出头椽子先遭难”之类的警句，说明大多数国人开拓进取精神明显不足，于是，安于现状成为常规，甘冒风险多受指责。官方明显的违规行为自然会遭到各方非议，对纠正明显的违规行为，兴许还有各方支持，但要改变产生违规行为的机制，却鲜有人出头，一旦触动到体制改革时，官方往往振振有辞地为集权制度辩护，大多数人立马望而却步。在低层次、小范围、微利益上需要决策时，集权为笼络民心，时常采用一些民主决策形式，这时，往往是议论泛泛而决断寥寥，甚至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实在可悲。深究民风不断返古原因，不难发现，市场经济落后和一定程度的自给自足，是民风返古的基础，绝大部分具有强烈创新意识的年轻人，在历经坎坷人生之后，逐渐习惯于退守，以求思想观念和经济政治发展水平相适应。可以肯定，在集权体制下，表示过不满和进行过抗争的人为数不少，但是，以微薄之力去和大的社会环境抗争，无异于以卵击石。在生存需要和发展欲望的驱使下，这类人不得不转变观念，转而变成纯粹的去适应社会，以求个人地位升迁，而不是试图去逐渐改变环境，滴水汇成江河的道理，在改变社会环境上，逐渐变得与己无关。常言道：聪明的人适应环境，愚蠢的人改变环境。这句话，许多人把它奉为经典。作为冷静思考，应该看到，适者生存之理固然重要，但是，如果反推，假设人类均“聪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又从何而起。显然，在适应环境的前提下，还须改变环境，而且，改变还有快慢之说。就小环境而言，人们随时随地都在改变它，想得更多的不是适应，但是，对大环境的改变而言，国人却因早年的失败而望而却步。看来，这句话只能体现一种心态，即个人对改变大环境而言，就像老虎咬天，无从下口，才把安于现状当成“聪明”对待。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改变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个人之力固然微不足道，然而，以社会的力量去改变社会，也许，很多问题就变得相对简单，这是被很多人忘记了的一个关键问题。成功的快乐和享福的偏好，也应当算做中西差别，在许多国人眼里，衣食无忧也是一种境界，也算一种“福气”，殊不知，这却非常可悲，如果没有改变，就适者生存的道理来讲，“适”又从何而生，所以，还望国人多多体验成功的快乐，多多体味“适”的互动作用。国家贫穷落后，官民均难逃其咎，祖宗们早已驾鹤西去，无论什么样的追究责任办法，都是枉然。前车之鉴，后世之师，今天，国人只有努力把握机会，吸取前人经验教训，继续追赶之路，方是正题。可以肯定地说，统治者在管理和指导过程中的做法是导致国力衰退的主要原因，而民众的责任次之。“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拿破仑说狮子带领的羊群强于羊带领的狮群，是关于军队战斗力的论述，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国家和社会管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作为精英阶层的国家和社会管理人员，其知识水平和分析判断能力显然在总体上强于普通民众，所以，在引领这个责任上，国家担负的应该更重。个人不利用社会力量，要改变社会，肯定是事倍功半，民间利益集团要改变社会也是相当困难，然而，执政集团要改变社会就容易得多，对执政集团来讲，因为公权在握，推动社会力量自然比较容易，作为掌握社会力量的最主要机构，利用社会力量来改变社会环境，就像个人改变自己的小环境一样，难度自然降低，这叫“享其权，担其责”，故而，执政集团应当承担国力衰退的主要责任。历史表明，近代执政集团没有科学地利用公权来推动社会快速进步，他们在力图维护社会稳定的同时，不断利用公权来加强其统治和维护其利益，形成公权滥用局面。对执政集团来讲，享尽荣华富贵之后，国家和社会却不断落后，于是，各代集权在推脱政治责任上的表现，便如出一辙。集权想方设法地寻找工业化失败的合理解释，在别国看来，这种解释更像是巩固统治的借口，而不像国家落后的原因，在集权操控下，喉舌往往把国家贫穷落后的责任推到前朝统治者头上，而且振振有词，还往往堂而皇之的利用它为获取和稳固政权服务。前朝统治者在九泉之下自然要受到一些指责，也会得到部分承认，任何朝代均不能逃脱，但是，前朝的既成事实已经无法更改，所以，重要的是，要强调本朝政权敢于担当责任，对前朝进行指责没有必要耗费过多时间，关键要从前朝身上吸取经验教训，如果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民众可不会去找前朝政府算帐，他们只会找本朝政府解决，如果久拖不决，官民之间定将理论起来，可以肯定，一旦集权和代表民众的有识之士辩论起来时，民众是唯一的法官，民众的目的不是什么理论，而是实际利益，所以，在辩论过程中，执政者也不必枉费心机，要想得到民众认同，只有设法解决各种深层次矛盾，才可能让民众信服。而深层次矛盾的解决，还不得不依靠工业化和民主制度齐步行进。

国人的民族情感历来炽烈，爱国之心妇孺皆具。但百多年来，中国始终没有找到工业化模式和民主制度的结合方式，要想让工业化模式和民主制度有机结合，还得靠民主思想从中调和，但是，民本思想却不断卷土重来，儒学文化也固步自封，民主思想每每成为杂株，社会思潮虽有民主倾向，却往往被扼杀，当然就不可能真正产生具有民主思想的政治集团，也不可能产生具有真正民主思想的政党，在全国一盘棋的大气候下，民众为求自保自然倾向保业守成，社会习惯又何能言变。传统儒学思想根深蒂固，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传统文化洋洋得意，民主思想难于推广，无力成为主流社会思想，民主制度无力推行，所以，工业化单腿行进，民主法治建设与其背道行进，这就是工业化偿试失败的思想根源，即民主思想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

国家必须从寻求解释转移到改变做法，那才能使“为人民服务”这句话见到实效。要推广民主思想，还得做一个系统工程。从媒体宣传到教材内容，应当让民主思想立足之地；从载体建设的组织建设，应给民主思想放行，以便民主思想找到承载实体；从官员提拔到人才使用，具有民主思想者应该得到实惠，以便引领潮流。如果不这样，而继续把国家贫弱的责任推到前朝头上，继续操持刀耕火种的工具，继续公权私用，那么，社会发展必然受限。

值得注意的是，一直以来，在国家解释和民众行为之间，弄文舞墨者总希望找到一个理论，以便适合双方脾胃。如果不能提前防范，在文人的调和过程中，民本思想必然变身而出，甚至还可能打着民主的旗号。在集权体制下，由于传统儒学思想能较好地调和官民矛盾，极有可能成为缓解燃眉之急的工具，非常容易受到宠爱，它一旦得宠，必然阻碍民主思想推广，而且，只要它入主政治思想，可能就难以驱逐。未来的儒学思想或许可以促进工业化发展，但是，在短时间内，它难以得到脱胎换骨的新生。如果因为文人骚客们的调和思想，加上执政者的急功近利，对民主思想推广来讲，届时，执政者给予的答复可能就是：移植没有成活，毕竟土壤不适。

中国的政治军事斗争与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

内容摘要：1、中国的军权和政权关系，政权和公众意愿的关系；

          2、对中国的权力制约关系特点、公权膨胀程式、公权形成特点做简要论述；

          3、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的先进性，及其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正向关系略窥。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中国社会的军权与政权之间关系的精练表述，它明白无误的展示出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之间的关系。战争的发动是因为政治原因，政权的确立必须依靠军权，政权的稳定也必须仰仗军队。翻开中国历史，无一例外地发现，任何政权的确立都是依靠战争或者是拥有重兵而发动政变所致，如果有人否认，还得请扪心自问后的开国君主们去理料。因为权力过度集中，导致政治腐败、民生窘迫，同时导致权力分配严重失衡、利益分配严重不均，在导火索作用下，战争必然爆发，各政治势力自然顺势而起。在中国，只要一提到政治，人们就会想到权力、想到战争、想到流血。的确，中国政治的主要任务就是夺取政权和稳固政权，管理社会与促进发展，则位居第二。但是，天意难违，只要一个执政集团管理社会拙笨无方，必然成为千夫所指，就必然在潜移默化中为战争逐权或政变夺权制造条件。作为权力争夺，史学家们都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历史上，因为集权专政，关于逐权的政治事件多在暗箱操作，对外公布的情况往往与事实出入较大，执政集团内部斗争更是在暗中进行。从嘴上讲的、纸上写的来看，当权者们展示给民众的，无不是关于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和为民谋利之类的高尚品格，一般情况下，对内部权力争夺只字不提。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时这派当权，一时那派执政，一旦权力之争无法解决，而主要政治集团又势均力敌时，便只有靠战争来裁决。执政集团内部权力之争无法解决的境况，往往伴随权力集中畸高，此时，集团内部矛盾尖锐，百姓不堪重负，加上自然灾害或人为灾害，民变频起。乱世出英雄，社会混乱中，各政治集团应声而出，逐权开始，逐权过程中，血腥之举往往被冠以美名，最后，能顺应战争规律和能够获取更多民众支持者胜出，可谓顺天应民者胜。显然，在集权体制下，政治斗争与政治竞争被混为一谈，政治交易以民众利益为砝码，逐权之战还得从被鼓动的民众那里寻求支持，还得有人为其卖命，这就是所谓的神仙打架凡人遭殃，其直接结果就是民不聊生、生灵涂炭。在一个新的集权制度逐渐羽翼丰满之时，对统治者来讲，民众的鲜血又何足惜哉。殊不知，战士们流血牺牲的目的，不在于建立简单重复的社会制度，而是希求社会取得较大进步。

经济领域内企业间处理利益关系的模式，被西方引渡到公权分配过程中，逐渐形成比较成熟的公权自由竞争模式，即现代民主制度，其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功莫大焉。民主选举和三权分立等一系列制度安排，使公权被纳入连续不断的自由竞争过程，相比之下，比中国那种因逐权需要而附带产生的扭曲民主、以及扭曲民主的择权行为在朝代之间断点不连续的分布状态，无疑要先进许多。连续的公权自由竞争，要求各政治集团必须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方有竟权胜利的可能；因为连续的公权自由竞争状态，在野政治集团无时无刻不在挑战执政集团，因此，公权科学运用、公权效率保证、公权滥用防范等，必然为执政集团高度重视，否则，执政集团就得下台。在因竟权需要而提高了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基础上，又因稳固执政地位需要产生的防范重大错误的警惕，加上权力制约和权力监督等机制的作用，西方国家的社会主要矛盾相对能得到较好解决，而没有积累下来导致连年内战。并不是说西方国家的制度就尽善尽美，相比之下，应该看到断点式中央集权制度存在的明显不足，这才是着眼分析中国社会的主要目的。可以看到，政治腐败、利益垄断、官商勾结、乱侵民财、朝令夕改等问题，往往与继承型集权体制紧密结合，这是不争的事实，在这些问题笼罩下，这种集权体制又有何颜面要求公权的自由竞争制度十全十美呢。

中国同样讲究权力制约，但是，对权力分离不感兴趣。需要声明的是，从存在即为有理的角度看，既然中国式权力制约机制得以长期传承，自然有其实际功效，不可概而论之的对其进行否定,作为一种政治习惯，其淡化过程必然需要时日。但是，单单就中国的权力制约机制的涵盖面来看，在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制约不复存在，而各级权力制约既缺乏独立的制约关系，也缺乏稳定的模式，往往相互依靠、相互渗透、相互制约，制约关系所依靠的机构设置也往往因人而变，有时，虽然有因事权而生的权力制约，但往往还没有等到形成成熟的机制，便因事权的地位被人为左右，又过渡到因人而变的境地。为了对权力制约和权力分离做出比较，这里对中国式权力制约做简单分析。在中国，分权之术历来非常盛行，在最高权力架构上，皇帝设立相关机构制约特定机构、设立相关官位制约特定官位，有时，干脆把需要完整行使的权力剥离成若干部分来行使，这些，都已经司空见惯。对皇权来讲，集权已经形成，在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下，剩下的工作就是稳固政权，稳固政权的所有要务之首，就是防止下属把权力这个蛋糕做大，因此，分权行为必然产生，既要分权、又要保证公权运转，于是，官制就显得非常重要，于是，中国官制制度史就成为中国政治制度史的最主要内容。在朝代内部，最高权力的产生，主要靠代际传承，几千年来，从家族内部的偏好传递演变到集团内部的偏好传递，朝代内部的最高权力的产生模式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在这样一个传统下，因掌权需要，最高统治者特别讲究权力的控制与平衡，以求大权不至于旁落，于是，在统治集团内部，分权体系逐渐发达。分权的首要目的不是科学行使公权，而在于为平衡下级权力去刻意地在下级权力之间人为制造制约关系，以稳固执政地位，这种分权之举也往往被冠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在分权架构基本平衡运转的情况下，集权各主要结点尚能投入部分精力致力于发展，但仍然必须同时投入较多精力致力于维持权力结构平衡。在分权架构出现不平衡运转时，集权各主要结点就必须投入全部精力，以设法削弱权重势力，经济社会发展在这时往往被旁置。权重势力无法控制时，为铲除权重势力，集权的砝码必然落向权轻一方，权力天平自然迅速向另一方向高度倾斜，权重势力随之铲除，之后，集权又设法重新建立相对平衡的权力架构，这就是在权力不平衡时，集权通常采用的平衡权力的途径，而这个程式的运作，最高集权运作得最为彻底。分权之术从中央蔓延到地方，还不断开枝散叶，于是，整个公权体系的制约就通过分权来实现。分权只是在权力行使这一个方面进行，在权力的形成、权力的监督上，没有任何分离迹象。作为分权的理由，在各级同样显得冠冕堂皇，而分权的真实意图，由于政治需要和调动工作热情的诚信需要，必然隐藏在政治波涛之下。应当指出，权力制约机制在为上级平衡权力服务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防范了公权滥用的发生，但是，却以降低公权使用效率为代价。发达的分权体系严重降低了管理公共事务的效率，整个权力体系围绕如何平衡下级权力和如何控制下级权力展开，在这个前提下，为争宠夺爱，同级之间往往钩心斗角，以求权重，在这种情况下，权、能、责不对等现象自然非常普遍，于是，处理好权力关系以求权力稳定和权力加重，就成为为政的首要目的，这就是中国权力架构的一个运行规律。任何不把中国社会权力架构运行规律放在为官理念之首的官员，包括重视公共事务管理者，必定在权力体系运行过程中被边缘化，其首先重视公共事务管理的主张也必然被边缘化，这样，作为引领公共事务地位迁升的人和事，必然处于次要地位，公共事务管理从一开始就处于次要地位，在朝代内的时代推进过程中，必然发展到地位更加次要的境况。这种仅仅在权力行使领域发生的随意分权行为，目的不端，暗中进行，没有固定操作程序。其结果是，在上级权力面前，同级权力之间钩心斗角，以求权重；在公众面前，权力相互袒护，以求一般关系融洽，防止不是因自身利益而引起的各种关系的紧张，公众利益再一次在官官相卫中被忽悠。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不遵循中国社会权力架构体系特有规律的官员，都将沉淀下去，对这类官吏来讲，因社会生存状态需要，则逐渐演变成对上级负责，只求稳定，不求发展，摇摆于集权利益和民众利益之间，当集权损害公众利益时，背后牢骚几句者多，鲜有为民众争取利益而反叛者，当民众的利益诉求可能损害其切身利益时，则明显依靠集权求利，生活成和尚撞钟状态，于是，在公权体系中，大量混世魔王产生。从分权制度来看，由于官制对权力行使程序、权力行使依据、以及权力运行的范围没有稳定和明确的规定，导致立法与司法不分，司法与行政不分。加上执政思想及理念、法律法规、行政措施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三者相互含混不清，导致律令不明、律令虚置，明显影响律令的稳定性，朝令夕改现象自然出现。有时，级别较高的集权掌控者的言行带有明显的随意性，甚至有背律令，而事后却根据该言行去调整和补充相应的法令，“金口玉牙”之说因此。法随言出，法因个案而立，有的做法明显不符合实际，但仍然成为律令，以为其寻求解释和赋予法理依据。公权如果要正常运转，对皇权和较高级别的集权的制约必然成为需要，如果毫无制约，将无法想象，于是，这种制约必然产生，但是到最后，产生的制约却非常有限，在儒学思想驱使下，对皇权和较高级别的集权的约束，最终没有产生分权基础上的制约机制，而主要靠伦理道德主导下的、集团内部自定的自律理念和自律条款约束，在权力争斗中，伦理道德往往不能框定逐利行为的界限，于是，特定时期和特定事件中，严重违背伦理道德的行为时常发生，自律失效，而自律失效带来的结果则是严重违反现存律令。对皇权和较高级别的集权的违法行为，司法机关根本无法追究，因为这个权力架构下的司法机关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其本身只是集权的一个部门，儿子管老子，怎么管。本来，法因民愿而立，法因国是而重。说的就是法律应该体现公众利益、应该体现权力和利益分配平衡，并应符合国家和社会发展壮大的规律，以求社会和谐地、持续地发展。但是，很多时候，民众利益得不到保护，公众权力得不到尊重，立法、行政和司法的随意度畸高，不用说普通百姓，就是国家重臣，也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臣”尚且如此，何谈普通百姓？在这样的社会中，还有谁敢争取正当权利？如果非要维权，对政治集团来讲，自然就只有通过战争逐权或拥兵发动政变，取代集权；对特定群体的民众来讲，就只有走极端，通过民变维权，但是，却免不了代价太高的下场；对个人来讲，就只有通过藐视生命的办法来抗争，然而，对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讲，区区几条人命，又能怎样。所以，从权力制约习惯的角度来看，对中国政治而言，没有有序竞争，只有你死我活的斗争。集权的内生制约关系或许能得到部分国人的承认，在儒学观的基础上分析，其外在的制约也若隐若现。但是，如果在法制思想框架内分析，集权受到的制约就显得荡然无存，尤其是对中央权力的制约。民主制度是制约公权的根本基础，民主不存，制约无从谈起。姑且把战争逐权或政变夺权过程所附带产生的扭曲民主戏谑为现代民主的一种方式，以在这个框架内，进一步讨论集权受到的制约。立国之初，由于逐权需要和政变夺权需要，部分政策必然顺应民众意愿，民众的部分愿望因此成为现实，但是，一旦获取政权，由于恢复生产需要，朝代更替时的混乱局面必然需要强权介入，在开国执政集团对社会的一般判断的基础上，通过执政集团的单方决策，在继承和适度发展前朝旧制的基础上，大量基础性法律法规迅速建立，制度结构随之构建，从立法角度看，朝代建立之初的立制，就缺乏民众普遍的、真正的参与，在制约参与方缺位的情况下，立制过程的制约自然无从谈起。朝代建立后，随着时间推进，法律法规的修改和完善成为需要，对于在一个朝代内的和平时期的立法，通常是在某些新情况出现时，或在特定行业及特定领域处于混乱之时，由于下级官吏在管理过程中缺乏一个权威和统一的执行标准，就向上级请示，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依据这种情况进行一定范围官方合议，而这种讨论往往由高级官员引导或主宰着，合议之后，便交由专门起草律令及文书的部门起草（有时，涉及的相关执行部门往往直接起草律令初稿），起草完毕之后交由立法机构通过，而立法机构往往是集权的一个闲议部门，须按照集权的授意工作，否则，部门官员的切身利益必然受损，作为实质内容的议决，根本不在立法机构，立法机构本身的运转，还须看集权运动的风向而行，其内部官吏和公众的联系非常有限，相反，和集权的利益关系却联系紧密，试问，此等立法机构怎么能代表公众对集权作出制约呢？实际上，这类立法机构均受到集权的牢牢控制，更有甚者，有时受小集团控制的倾向也尤为明显，这样，不要说立法，仅仅在反应民众意愿这个层次来讲，通过立法机构得到的信息也不见得准确。加上新闻自由的丧失，立法的约束就不可能产生，所谓公众立法，仅仅是集权往自己脸上贴金的行为。作为立法过程的言论和立法机关的决定，其能表示的公众意愿非常有限，相反，它却是集权话语的翻版。最大限度，立法机构是由集权根据自己的需要，按自己确定的方法和程序而选定的说客，在规定时期、按规定程序、就规定内容而知趣地谈论政治的场所，以章显兼听之明，如果某位说客在谈论政治时不识时务，说客资格随之取消，当然，充当说客，多少有些待遇。作为权力监督的制约，监督机构的设置和立法机构的设置一样，同样作为集权的一个部门出现，同样为集权服务，就不再赘述。所以，分权之术，即便能体现制约关系，也是一种为集权服务的制约关系，不是为公众服务的制约，站在公众利益的立场，分权所体现的制约关系就荡然无存。

由于没有政治竞争，集权内部权力制约关系的最主要的目的在于为集权服务，而外在的、独立的制约力量又显得非常薄弱，制约整个集权的制约关系就不能真正构建，公权（官权）必然膨胀。讨论公权膨胀时，不难看到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执政集团在维护其统治的同时，广泛收集权力，不断扩大公权管理范围，并为不断强化的集权做出解释。在集权看来，国家行为是万能的，解决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的主体应当是国家，通过以官方为主的官民的共同努力，解决问题的办法总是存在的，只是时日问题。只有通过官员们的多方讨论，然后制定计划，按计划进行，定期收集有关情况，并适时调整，问题便可迎刃而解。殊不知，在权力过度集中和管理范围扩大之后，权力机构和公权执掌者便从本位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角度出发，开始滥施权力。对于公权滥用，在不危害执政集团利益的情况下，滥用之初，集权对其往往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对于危害到执政集团利益的公权滥用（当然，足以引发民怨的危害公众利益的行为，自然要被纳入损害执政集团利益之中），官僚机构内部的防范措施和处罚力度显然不够，于是，公权滥用愈演愈烈，民众鉴于切身利益关系，往往只能顺应这种不良风气，而官方对公权滥用的治理，最大限度表现为治标之策，对于治本，只能望洋兴叹。公权滥用愈演愈烈，面对公权滥用的恶性循环，集权方试图通过严格内部管理以求改善，主要方法无外乎严惩，并没有认识到公权的自由竞争对于防范公权滥用的作用，或者虽然有所认识，但出于害怕执政地位动摇和其它相关利益得失顾虑，对政治的自由竞争的引入仍然严加防范，到最后无可奈何时，最大限度采取分权于社会各界人士的做法，而受权对象应该具备的条件之首，乃必须无条件服从执政集团的意图。显然，黔驴技穷时采取的措施，仍然是枉费心思，根本不能改变公权滥用的状况，于是，这种弊病继续循环，并在官僚机构和官吏之中代代传承。公权膨胀和公权滥用不断发展，导致政治腐败和公权低效运转，公众意愿被旁置，最后，随着官僚体系内部矛盾的加剧，政治被高度垄断，甚至形成寡头政治或独裁政治，社会遂生变换之象。由于没有政治竞争，膨胀后的官权能量巨大，聚集规模较小的民众力量通常被藐视，只要涉及利益之争，民众主张一般很难得到采纳，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权力离民众越来越远，由于政治垄断，“三权”由立国之初的相对分离状态走向聚合，这种集中没有公开和正式的表示，一般表现为维护政治垄断的默契，正是这种默契，在利益争夺中，聚集规模较小的民众力量根本不是对手。权力聚集过程中，本该由不同部门独立行使的各种权力互相交织，三权体系内的各种权力的结合也灵活自如。权力运用在官民争利过程中时，权力之间相互照应，甚至互相勾结，因为权力之间的利益关系，统治集团单方确定的原则也被突破，面对大面积花样翻新的变通执行，统治集团的惩治决定很难形成，毕竟，罚不责众。在这种情况下，由于面积过大，罚之所行，内部矛盾必然加剧。面对权力间相互呵护，作为权力之首的立法权，往往把执政集团的利益放在首位，定制时，立法机关首先考虑的是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意见，这些意见包括利益分配预期、律令执行阻力预测、律令执行控制、律令规范集权统治效果等，其地位当然举足轻重。需要说明的是，现实中，律令执行受阻往往出现在高关联的利益集团中，而不是普遍概念的公众，律令执行失控也往往因为执政集团内部利益分配严重失调引起，普通民众一般不具备导致律令执行失控的能力。可见，立法首先考虑的不是维护公众利益，不是能否调动公众积极性，而是维护集权统治秩序、维护执政集团利益和让步于实力集团。反过来讲，既然不是由公众主宰立法，又怎能把公众利益放在首位呢。可以看到，公众的立法权和监督权是这样体现的，即由各级执政集团确定条件和资格，并按其规定的程序和方法，进而选出代表，在国家设立的固定场所中进行立法活动和监督活动。而所谓各级执政集团确定，也是蒙了一层面纱，并不是直接说出来的，并且它往往变成了公众自己确定。这种偷换概念的做法，是通过行文与措词的变换、程序与方法的调节、条件与资格的审查而实现的。显然，象这样的立法，对各级权力的作用范围和作用强度不可能有明确规定，其界线含糊不清。同样，对行使权力过程的监督则变成了掩耳盗铃的行为，或者说是抚慰民众所必备的道具，没有多大实用。既然立法如此含糊不清，监督又显得苍白无力，那对集权还有什么约束。公众舆论只限于说说而已，对个人而言，只有发发牢骚，况且舆论工具又掌握在集权者手中，就不可能再有什么具体行动。在各级行政过程中，表面上说的是对公众和上级负责，但实行起来却随意性较大，且主要对上负责。当执政集团的利益和公众利益不一致的时候，为政的是非界线却是这样确定的，即以集权集团利益为是，以致于人们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一种行政行为明显不合理时，行政机关还毫无顾忌的执行，最多是作出一定的让步。行政的依据的法律法规，但是，法律之外的公文，如：谕、策、令、决定等，其效力往往大于法律条款本身，而且多半是办理事项的具体办法，而且，公文正好弥补了法律条款的含糊不清之处。通常，公文的开头总有一段文字表明该文的法律依据，但含混不清的法律条款似乎可以为任何情理和事件担任依据，而行政公文的依据正是这种包容万象的法律条文，而不是实在的公众意愿。比较起来，在对上级权力的限制问题上，民意代表机构不如下级权力机构，下级权力机构在执行过程中的阻力和不便或根本无法落实更容易导致政策的调整，而不是民意代表机构的建议和警告，这样，对权力的约束主要来自权力体系内部，而不是公众意愿的代表机构，但权力体系内部的约束，是不算公众对权力的约束的。司法工作对执政地位安全的重视显然大于对民众福利的重视，任何危害执政地位稳定与集权体制的言行被列在首禁之列，司法机构本应对立法机构负责，但却成了对执政集团负责，它的地位也降到了与行政机构的公共安全部门同等的高度，在司法机构看来，执政集团的旨意大于公众的安全和利益，维护现存制度及秩序重于维护民众利益，维护领导集团利益与维护实力集团利益并重。司法机构、监督机构和行政上的公共安全部门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至上而下的维护着集权制度，而并不是司法独立，而且它只是三个条块之中的一部分而已。这种没有约束的权力至上而下漫延开来，到地方各级后，扩充后的权力为了利益和应付上下需要，便出现了欺上瞒下的现象，并盲目从本位利益出发去行使权力。这主要表现在：地方立法各行其是，司法机构对本地权力集团的利益加以维护，行政权力扩张到了很大的范围，形成与各业争利状态。地方政权及相应职能部门的权力是由中央来确定范围的，中央把主要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之后，便与地方划定各自管辖的范围和层次，地方政权要向中央汇报行使权力情况，讲明成绩与过失，然后主要由中央来负责评判，而不是由公众评判，也不是由监督机构来评判。各职能部门的业绩主要由当地政权机关评判，同时要获得上级职能部门的认同。显然，除中央外，各级政权机关的功过是非都是由上级来评判的，中央集权没有约束，其权力不断扩充，形成三权交织状态，到地方，则形成对地方领导集团利益的保护和欺上瞒下，这就是没有约束的权力逐级延伸的结果。虽然，从中央到地方都设立了监督机关，但这些表面上与各级政府平行的机构并没有发挥监督作用，这种类似顾问机构的组织，其办事程序异常复杂，导致完全不能组织人们参与监督活动，在许多人们看来，这纯粹是走过场的行径，纯属玩意，没有必要参加。政治竞争的条件完全不具备。公众缺乏参与政治活动和评定政治成绩的习惯，没有一个在学识上和经验上可与现在正在执政的领导集团抗衡的实力集团，也没有一个可以实现正常交接的权力交接机制。正在运行的国家机构带有明显的家族性质，只要改朝换代，官吏就得全部换完，从中央到地方，全部主要官员都得重新确定，换一个朝代就得全部改变官僚机构组成，就可能完全改变施政方向和施政策略，又得重新学习、总结，没有一贯连续，准确的讲，这叫断点连续。显然，这不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还有可能犯前代同样的错误，也注定要把政治演绎到原来的轨道上去，也谈不上学习先进社会制度。这样，中国的政治竞争在一个朝代内不具备经常性和公开性，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具备连续性和平稳过度性，改朝换代时，就用战争来取代政治竞争。由于没有政治竞争，官员由上级任命，而不是由公众产生，加上行政权和司法权的自身特点，行政权与司法权的随意度比立法权更大，行政和司法，其运行的合法依据是法律法规，但是，面对重在维护集权统治的法律法规，行政行为与司法行为也不时因利益关系而放弃遵守，当遵守法律法规的要求与遵从社会运行潜规则需要发生冲突时，法律法规的要求被搁置，为此，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总是想方设法的找出说辞，并对相关条款做出自己的解释，更有甚者，竟提出自己的看法，还加以随意运用，如果遇到舆论和公众的指责，便结合所谓的各种实际情况加以说明。结果，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时常出现，各种政策也时常被变通执行。现实社会现象表明，由于没有长期和经常的政治竞争，加上人治传统，行政和司法的随意性呈逐渐放大趋势，而且被合法化。应该看到，自由裁量权的必然存在和司法漏洞的不可避免，是任何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都必须面临的问题，但是，在集权体制下，因此而导致的灵活程度却令人吃惊，同案不同果现象非常普遍。仅仅就司法来讲，“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是公认法治理念，但是，由于个案表现不同，不同人等触犯同样的法律后，由于权力巨大而产生的各式各样的人为处理，对不同背景的人的定罪量刑完全可能不同，何况“王子”。作为个人，面对人治环境，面对巨大的、灵活的权力，只有设法适应。在三权运转过程中，作为同案不同果现象，有时，官员们利用它来炫耀地位和权势，有时，又把它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以中伤敌手，根本不把同案同果背后的平等理念放在眼中，而平等理念，则正是公权自由竞争的根基，作为公权的核心，必然“公”字当头，而同案不同果，则弃“公”于不顾，这等公权，又何能久存焉。可见，集权的不断延续和膨胀过程，就是政治的自由竞争土壤被吞噬的过程。

权力偏好传承过程中的政治斗争和政治竞争有着天壤之别，朝代更替过程中尉为壮观的战争同样和政治竞争无缘，臣僚之间的争宠夺爱与政治自由竞争更是完全不同。作为政治自由竞争的核心标准，在于公众以和平方式授权，授权规则公定，不得有集团偏好和个人偏好。作为最高集权的传承，前代集团偏好和前代帝王偏好至关重要，授权规则也由前代集权确定，公众必须接受其结果，随着最高权力的产生，各级权力方才重新组合。与权力传承相伴的是政治斗争，这要求逐权政治集团一方面要取得前代集权的偏爱，还要设法战胜政敌，而这一切，都在暗箱中操作。政治斗争中，裁判并不是公众，而是前代集权。正是在这样的政治斗争中，公权的主要评价体系得以建立，而公众对公权的评价，仅为世人评说，只要控制得当，通常不关痛痒。集权在上下之间逐级评价，标准由上级确定，在朝内，是非功过的认定由上级一锤定音，由于信息缺失，世人评说是非混杂，多在后世才有明断。而对当朝政绩的评定，却无法进行，举国上下，没有何组织和个人具备实力和威望去做出评定，只有留待后人慢慢评述。即使有学者或官员就时弊及时提出看法，往往是单方面的进谏，其目的还得放眼于集权统治需要，并须考虑权力相互关系构成，否则会惹来杀身之祸，而非学者也非官员的普通民众一般不敢多言，一是担忧没有足够的学识，二是自知不熟悉施政细节，三是怕局外人的多嘴饶舌危害自身利益。况且，几个人的叽叽呱呱无伤大局，谁又愿意去做些于己有害且于人暂无利益的事呢？对当朝政绩的综合评定，就很难有及时的、客观的评价，通常看到的无外乎就是歌功颂德。在集权的政绩评价上，执政集团的自我认识显得尤为重要。朝代更替和最高集权传承过程中，出于逐权需要，逐权政治集团必须对时局有清醒的认识，以便在通过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逐权的过程中掌握主动。这个认识形成后，取得政权的集团最初都记念夺取政权的艰难和得到传承的不易，往往教导追随者牢记前朝覆灭的教训，但是，作为得到权力传承的集团，对取得胜利的原因分析却比较片面，认识水平往往比较有限。随着执政地位的稳固和集权的不断扩张，自我认识和自我评价逐渐发生变化，通常是自我认识水平降低，自我评价提高，甚至认为自己无所不能，而约束有限的各级权力也觉得自己威力巨大，这样，这些权力由于自我认识不足，自我评价高企，变得象任性的孩子，喜欢以自己为中心，喜欢事事插手，忘记了公权运用“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规律，在臣民们歌功颂德的声音中，自我认识逐渐扭曲。

就政治而言，权力的正常竞争是使领导集团不断顺应民意、稳步调整方针政策、努力克服自身不足和始终保持政治清爽的一般方法。如果哪一个领导集团不能代表公众利益，而且肆意妄为，那么它就要被别的集团所取代。显然，对中国来讲，政治上的正常竞争显得尤为重要，它可以避免独裁和集权，它可以减少内战与内斗，这种机制可以随时选拔出实力集团的优秀代表来带领整个国家，以求更快发展。

时而有文章将西方成就归功于内战较少，也有理论认为西方文明源于其现代化起步较早。就前一种说辞来讲，二者的瓜葛关系肯定存在。的确，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近几百年中的内战越来越少，特别是美国，其自建国以来的内战就只有南北战争，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没与它国在本土内开战；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也没有发生大的内战，英、法、德等国家也基本上极少内战。这些国家争吵更多，或游行、或罢工、或罢学、或罢市，或辞职、或解散议会、或重新组阁。吵闹之后，最大限度是，政府和利益团体之间僵持一段时间，然后恢复正常，很少因此引发内战。就后一种说辞来讲，就不见得完美。美英等国的发展的确先行一步，可是，作为近邻的日本，起步似乎不是较早，于是，这种理论便适当做一些补充，以求自圆其说。它国的前进步伐当然有必要细细揣摩，尤其是执政者。但是，我们还得首先承认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即：西方文明（包括日本）在世界方明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西方社会走在了整个世界的前列。

必须看到，西方文明的成长并不是一帆风顺，其发展过程同样一波三折，拦路虎也时常在其前进道路上制造麻烦。面对各种矛盾，西方文明没有犹豫，一些阶级或阶层整体上升的历程照样完成，一些阶级和阶层整体下降或消失的悲剧同样上演。不是吗，农民阶级的主体部分上升为工人阶级，有谁可以阻挡吗？没有。中产阶级的形成和壮大，有谁可以限制吗？没有。贵族阶层还能优游闲处吗？不能。特权阶层还可以高人一等吗？不可以。面对横向比较，国人不得不做出反思，不得不提出疑问。西方文明取得长足发展，是获得了哪种神力的帮助呢？西方国家稳步前进，它们又是怎样解决各种矛盾的呢？西方社会面对利益之争时，他们又是如何协调的呢？西方社会比较富裕之后，他们又是怎样去调动工作热情的呢？

面对纺缍体形态社会，生活在金字塔形态社会的人们似乎有些羡慕，于是，好多人，不得不做出奔它国而不返的决定。当然，能有更多选择的人，往往出类拔萃，国人面对人才流失，又生出几多遗憾，发出些许感慨。感慨传达出这样一个信息，在西方文明中，在国家和社会两者之间，国家的长期稳定是不可辩驳的事实，而社会却没有这样稳定。稳定的国家少有战争消耗，人力、物力、财力的无端消耗相应较少，这大概是国力增强，社会进步的基本保证，然而，社会却不是非常平静，前面已经说过，这些国家争吵更多，或游行、或罢工、或罢学、或罢市，或辞职、或解散议会、或重新组阁，这些令某些执政者难以容忍“不稳定”现象，却和国家的稳定相伴而生，实属造化捉弄人类。可见，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在一定的社会思想上，由于理性的经济制度诱使资本流动符合规律，促进了生产力发展，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且积累了大量财富，加上民主制度的辅佐，民众的积极性得以调动，和平发展的环境得以生成。

由两个或多个政党或领导集团竞争执政权是解决社会矛盾和调整利益关系的法宝。显然，社会各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都希望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党或集团执掌政权，以便在政策上对本阶级、阶层或利益集团加以倾斜。然而，纯粹为谋取私利去竞争政权是不会成功的，毫无疑问，任何想通过竞争获得执政权的政党、集团和个人，都应既要考虑所代表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利益，还要兼顾各方。选票要靠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意愿投进票箱中，没有实力的集团不可能竞选成功，就连最基本的条件都可能不具备。对于竞选的个人，才干是必须的，任何政治集团都不可能推出一个无能的人去参与竞选，那肯定会失败的，有谁敢说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或其它国家的哪一位靠竞选上台的官长是平庸之辈呢？在民主选举中，竞选者肯定要宣传自己的思想，肯定要阐明自己在许多问题上的看法，要提出自己的观点，要提出施政打算，要明确政策的重点，要对各行业的具体发展做出承诺，要就各种矛盾提出解决办法，等等，这些都是不可回避的问题。想赢得竞选资格显然不容易，但想赢得选票却更难。谁敢说几年一换的国家领导人、领导集团和其组织的政府不会调整政策，不会提出新的解决矛盾的方法呢？如果说新的领导集团上台后不能解决矛盾及求得发展，不能调整不当利益关系，却适得其反，且又没有能力让民众相信情况会逐渐好转的话，那它必将垮台。

同样，作为地方政权的产生，即使小到一个镇，公众对于官长的选择也要提出许多疑问，诸多候选人一旦列在心中，多数个人对于自己该选哪一位，或选一个什么样的人来带领自己是心里有数的。为了获胜，候选人必须与选民直接见面，候选人的历来表现必须广泛宣传，候选人的政绩必须为人民所见，候选人之间必须展开激烈的竞争，这种直截了当的做法，能够让选民对候选人更加熟悉，选民更有选举热情，更容易选出符合时代要求的领导人。显然，选民的选举过程就是维护自己权力和利益的过程。这种自下而上的维护自己权力和利益的方式使许多社会问题得以解决，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也从基础开始实现。解决社会问题和调整利益关系，是执政中最基本的两件事，由于工作方法合理，程序运转科学，矛盾也容易自下而上的得到化解。民主制度不是简单的公权自由竞争，经过多年发展，它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制度体系，除了公权的自由竞争之外，还有权力分离、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罢免等一系列配套制度，正是这一系列制度，相对真格的民主制度才得以实现，国家才能享受和平，社会才能享受安定，发展规律才被官民顺应，民众积极性才得以调动，各种矛盾和冲突才得到及时化解，文明才可能向前逐渐推进。

由于通过民主选举来竞争执政权，那些上升的新的阶级、阶层或实力集团，当其能力达到能主导社会发展时，就可以通过正常渠道取得国家权力。正因那些上升到能主导社会发展的新的阶级、阶层或实力集团能通过自己的媒体发表言论，能通过合法手段逐渐在一定范围内取得权力，各阶级、阶层或实力集团争夺权力的矛盾不致于积累起来而引发战争。通俗地说，哪个有本事、有实力来领导国家，能为公众办一些实事、能为民众谋福利，而且能说服人们怎样做，并确实能带领和引导人们去那样做，那么你就得首先在部分地区、部分行业或部分公众事务上做出偿试，才有资格参与执政权的竞争。再简单地讲，如果想竞争执政权，首先得要有所成就，其次，还得在竞选中说出道理，使公众信任你，否则，就得有自知之明，不要参与竞选，要不然，也会失败，不会在选举中获胜。通过民主选举来竞争执政权，还会促使在竞选中失败的阶级、阶层和实力集团做出反思，一是反思本阶级、阶层和实力集团对权力的需要程度，二是反思本阶级、阶层和实力集团在公众中的威信，三是反思竞争执政权的策略的得失。反思之后，就会对本阶级、阶层和实力集团的实力进行重新衡量，认真分折失败原因，不断总结执政方法，努力提高执政能力，发展自身，以求在本阶级、阶层和实力集团执掌的权力范围内做得更好，以待下次再作偿试。这种反思行为是一个总结提高的过程，无疑，它能提升执政水平，有利于社会发展。可见，那些上升到能主导社会发展的新的阶级、阶层或实力集团是通过和平渠道去竞争执政权，而不是寻找和利用时机去推翻现在这个国家，不是变换旗帜，只能称为“换代”，不能称为“改朝”。

通过竞争来获得执政权还可以选拨优秀领导集团和领导人才，避免庸才当政，防止腐化衰败。一个无能的人不可能长期占据领导位置，一个无能的集团也不可能长期执掌政权，但是，当无能的执政集团和无能的领袖占据权位时，其在位期间却可能使一个国家减速前进，甚至使一个社会在短时期内向后倒退。无能的领导集团是不能取得公众信任的，也难以在竞选中取得成功，一个政党中出现了腐化衰败人物，那么，这个政党的声誉也会一落千丈，而且需要时间和措施来恢复。显然，不当集权和由一个领导集团长期执掌政权是导致激烈政治斗争的根源，继而演变为内战，而且导致贪污、腐败、以权谋私和官僚主义盛行，这在当今世界上是难以立足的，而且不能融合于国际社会之中，也不能利用世界方明的新成果，也很难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这种不是通过民主方法而产生的集权，由于多有不当，终将被改变。

国人爱随流，在民主政治问题上，同样有随流之势。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开明的、理性的、民主的、有能力的领导集团，因此，随流不是一种时尚，而更是一种发展需要。历史上许多盛世之治都是在官民的共同努力下实现的，民主制度显然适合讲求实际的国人，肯定适应国情，广大工人、农民及各界人士在生活的洗礼中向来讲求实际，在横向比较中，何为实际，各方只有定夺。原来，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有限、反动势力强大、既成制度桎梏、思想文化发展滞后等原因，使得民主制度建设屡试不果。戊戌变法已成过去，三民主义已成历史，面对世界发展大势，众志成城地重建民主制度定成必然，爱好和平与自由、立国以“公”字为先的国人，以及讲究正大光明这种为政习惯的执政集团，必将再一次努力建设民主制度，将尽量避开令人生厌、影响生产生活的战争，当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转变成政治竞争时，国家长期稳定可求，社会安定方才有望，社会才可能不断创造和积累财富，国人社会才可能由一种文明走向另外一种文明。

本朝现象

本部分按照时序叙述工业化过程取得的成就，分为两章，即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时代。

毛泽东时代

内容摘要：主要按时间顺序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制度基础和制度结构的建立，政权的稳固，工业化努力。重点叙述了按照工业化国家的模式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

1949年10月1日，仗还在打，毛泽东便自信地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且毫不担心政权巩固问题。的确，中国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已经有些时日，共产党在中国农村和城镇都先后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机关，有一部分自建立起就再也没有被国民党的政权机关取代过，而且，共产党拥有数百万军队，还有老百姓的信任,克服困难的信心完全具备，还与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同属一类，能够得到照应，能站在同一阵营当中。

值得单独点明的是，建国过程中，政治协商会议的顺利召开，让各界人士认识到中共的崭新之处，也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得以迅速稳住脚跟。国共争战中，因为中共主张民主政治和民族独立，导致民国时期的各在野党派逐渐归顺。归顺后的各党派在立国之初曾经得以实际参政，但是，随着时局发展，被中共称为民主党派的各党逐渐丧失实际参政权力。令人欣慰的是，毛泽东集团在以后强化党权、走向一党专政的过程中，政协机构却一直得到保存，毫无疑问，作为开国君主的毛泽东集团，深谋远虑磅礴过人，如此做法应该埋有伏笔。

共产党刚一建立就得到一些国家承认。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不希望中国由共产党主政，也没有立即承认它。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表示了极大的热情，迅速与中国建立了官方关系。在朝鲜战争中，苏联还帮助了自己的这位兄弟，三八线的划定为朝鲜战争画上了句号，这让美国政府焦头烂额，也令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非常失望，打着联合国旗号的美国军队丢尽了面子。在这之后，西方国家便开始逐渐重视这个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承认共产党执政是中国人民的选择，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继美国之后，全球各国才先后认可了古老中国的这个新的独立朝代。

共产党带领中国从1949年起便开始迅速恢复生产，到朝鲜战争结束时，农业生产完全恢复，大部分工业生产也得到恢复。总结几年建设经验后，新中国的中央领导集团将大政方针确定了下来，而且方向明确，基本做法就是模仿前苏联模式。

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的现实意义在于：土地实行公有制，工商业收归国有，城市和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基础建筑属于国家，除民房外，城市工人、居民和农民们变得毫无资产，成了无产者。那些具有学识和专长的人员，少部分得以充任官员，大多数成为技术人员。国家财产的使用权落到了具体人群头上，资源配置权由权力机关把揽。各自工作岗位根据国家需要和个人历来所处行业进行双向选择，劳动报酬是工资和实物，包括可以享受优惠购物的票据。按劳分配是利益分配中的基本准则，根据劳动数量和质量来确定劳动报酬多少，又根据职位的高低来确定级别和档次，生产部门的利润用于向国家上缴利税。这样，社会生产的基本框架构造成型，即：财产为国家所有，资源由官员代表各级政权机关配置，使用权归单位群体，给出劳动报酬之后，收益归国家，对生产的再投入由主管部门确定。用共产党自己的话来讲，就是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切财产属于国家和人民，即公有制，“公有”即指财产“共”有，或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在这种制度下，人人平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们共同劳动，实行按劳分配。这种社会制度下，人们的共同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到那时，物质产品极大丰富，实行按需分配，即根据需要分配产品，人们之间没有贫富差别，劳动成为一种需要，而不是生存手段，国家已经消失，没有阶级，更不存在阶级剥削和剥削压迫，人们的思想意识变得一致，都是典型的为他主义者，即为社会服务，为他人着想，在此同时满足自身要求。对于精神产品来讲，则实行共同享受制，诸如思想文化、文学艺术等，都是一样的需求，没有细分的必要。

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即指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而所谓“敌人”，即使指少数与人民为敌，妄图破坏现存社会秩序，想不劳而获者。政权是通过无产阶级的代表——共产党来掌握的，所以还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说穿了，共产党打的天下，共产党说了算。无产阶级的范围也由建党之初的城市工人扩展到了农民及知识分子，而且坚持以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来指导国家也成了定论。

四项基本原则的确定使得国家运行的基本框架确立了下来。但在几十年的革命中，讲得更多的原本不是这些，对农民讲的是分田分地与消灭日本军队，对工人和知识分子讲的是增加工资和提高福利以及实现民族独立。中国革命看起来远不象法国巴黎公社和其它西方国家的劳工运动，最初就向每一个参与革命的人说明以后的奋斗方向。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展示给大多数参与者的奋斗目标是，取得民族独立为主，同时实现利益调整，但建立的国家却是马克思式的社会主义形态，不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构想在党章中还是有明确表现。

显然，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好样板是列宁建立的苏维埃联邦，苏联与美国同属世界超级大国，综合实力强，而中国幅源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但国家贫穷、落后，这像俄国，当然应走苏联道路。

可以肯定，中央领导集团意识到了实现工业化是走向国富民强的必由之路，理所当然，按照苏联模式建设工业是中国共产党的首选举措，毕竟，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工业最发达的，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政府对建立工业化有自己的提法：要建设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现代化”是最先进的，而国家建设要全面，不能失之偏颇，必须是四个方面的现代化同时进行。

在工业上，把残存的企业没收和收买过来之后，便从斯大林那儿请来专家，并从苏联运来机器，开始工业的重建，并试图扩大规模。原来有专家和人员的厂家尽量不动，只是调整管理者，新建的则由共产党自己安排人员和领导班子。个别的干脆就直接派遣一支部队直接参与全部生产和管理过程。朝鲜战争结束后，国家开始集中精力搞建设，并致力于发展工业。对工业重视的结果就是，政策向工业倾斜，生产所需资金和原材料靠政府调拨，生产出来的产品由政府销售。这些新建工厂基本上只负责生产，工厂负责人关心的也基本上仅限于企业管理中的生产过程管理，即：产品数量、质量管理和人员管理。工厂的兴建、设备的购买、原材料的采购和产品的销售都不由他们负责。这种称为统购统销的办法一直延续多年，而且基本上成了生产部门购销活动的固定模式。产品价格由政府有关部门根据产品成本和被需要情况做出人为规定，而不是由市场决定，政策原因使产品价格被规定得比其实际价值要高，造成价格背离价值。作为计划经济，价格虽然背离价值，但商品数量也不会增加。新中国成立之初，除苏联及少数国家的商品外，国外商品不能通过正常的海运、空运及陆路运输进入中国的，中国市场是封闭的，能进入关口的少数商品都要被课以高额税收，其余的就是走私商品。这样，即使国内产品价格定得偏高也没有其它产品与之竞争，而每一种产品在全国的价格是统一规定的，这就使购买者勿须选择，只要质量没有问题，就可以购买。价格偏高使工业产品产生高额利润，农业的利润被工业吸纳过来，这使中国工业得到优势发展。到1956年，中国国民经济已恢复到1932年的水平，工业生产恢复的速度比农业要慢一些，原来的优势行业在工业中恢复得又稍微见快，如纺织业，采矿业及部分加工业等行业得以优先恢复，弱势行业恢复得相对较慢，诸如冶炼业，制造业，建筑业等。这段时期被称为建国后的黄金时期，一直到庐山会议前，新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突飞猛进，大有赶超英美之势。1955年后，重工业被提到经济发展的首要位置，位于农业和轻工业之前，钢铁的产量被认为是重中之中，于是便兴建高炉，以图提高钢铁产量。

解放初，中国的人口降至四亿左右，农业人口占总人口多数，农民的税赋并不见得很重，据称，当时收割之余，许多地区的农户用肩膀扛一袋粮食便可交完公粮，而且只用一只不大的布袋。显然，直接交给国家的公粮并不多。在改朝换代之际，农产品在集市上交换纯属自愿，从农产品上拿钱出来发展工业并没有引起农民注意，农民更没有注意到工业劳动力价格和农业劳动力价格之间的巨大反差。

中国在建国后直接建立的经济模式纯粹是苏联式，但是，苏联建国初并未创建成套的公有制经济体制，是到卫国战争时，由于举国参与战争，经济转到战时经济模式，由于各种物资紧缺，便采取统购统销策略。当时，基本上全部财产被国家征集，除个人不动产外，只允许人们保有生活必需品，而且非常有限。战时经济模式使苏联的工业得到很大发展，这种体制在战后被作为公有制经济模式保存下来。这种体制的特点就是，人们的生活用品由国家供给，人们的劳动产品被国家定购，包括农产品在内的所有产品都实行这种政策，扩大生产不取决于工厂和农场本身，而是取决于国家指令。人们虽不能各取所“需”，但却能保障最低生活需要，显然，这种战时经济模式适合渡过困难时期。

建国后，中国完全照搬苏联模式。完成工商业国有化改造之后，就把分给农民的田地收归集体，建立互助组，试图进一步建立初级合作社和高级合作社，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最终要建立人民公社。低级社、高级社以及人民公社的功能齐全，为了打好建社基础，创造有利条件，各职能部门和第三产业的网点应运而生。农村信用社是集资建立的，负责农村金融工作；供销社负责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和农村部分剩余产品的收购；粮站是粮食局的下设单位，负责粮食收购；医院、卫生院和医疗站是必须的；派出所、税务所、工商所等基层派出机构当然更能发挥重要作用。这些网络组织遍布中国农村，其上级机构是相应的局行。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中国社会主要问题，中央为了管理好农村，一方面设置基层政府行使国家管理职能，另一方面通过信用社、供销社、粮站、派出所、税务所、工商所等派出机构执行国家行业政策。两条分工不同的管理路径均拥有管理和服务功能，表面上，二者相互分离，大有分权之势，但在实际管理过程中，二者却高度统一，并神不知鬼不觉地通过行政手段和价格手段，将资金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在当时，农村很需要发展，农业基本全部属于传统农业，说穿了，纯粹是人畜耕作，更不用说存在乡村工业，如果说有乡村工业，那顶多是一些作坊。

比较起来，城市管理要复杂得多。毕竟，城市是人的集聚地、物的集散地、财的融通地。仅从职能部门和第三产业的网点来看，其在城市的分布要比农村密集得多。和农村信用社对应的有城市信用社，除了城市信用社之外，遍布城市的金融机构还有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商业部门的公司也设有许多门市，商品远比农村丰富；公安、工商、税务等部门设置的分支机构也比农村密集。农民居住分散、组织松散，工种单一；城市居民居住集中，工种构成复杂，知识水平较高，见识相对较广，容易为共同利益和敏感问题引发群体事件。但是，城市居民多为单位职工，其工作管理由单位实施，各单位为了工作需要，在工作管理之外，就辅之以思想管理、人事管理、生活管理、学习管理等。这些管理工作有党派组织、群团组织、教育机构协助组织实施，对城市居民的管理形成多管齐下态势。相比之下，对城市居民的管理过程比对农村居民的管理过程显得更加严密和谨慎。还有，在当时那个年代，个人工作的确定主要由各级组织负责，个人选择工作的余地非常之小，只要一个人被一个单位开除，那么，他在其它单位也恐怕很难立足，所以，很少有不服从单位管理的，加上单位管理涉及思想管理、工作管理、生活管理、人事管理、学习管理等方面，个人被融入集体之中，况且，城市居民的待遇要高许多，能跻身于城市居民之中是一种荣耀，这样，对城市居民的管理就不难达到目的。由于对城市居民的管理主要通过各行业主管部门对下属单位的管理来实现，因此，居民通常不直接和职能管理部门打交道，一般由单位出面和职能部门接触，除非特殊情况。显然，城市中的职能部门和第三产业的网点对个人发挥管理功能和提供服务与农村的有较大区别，城市中的独立性较农村强，其作用主要在提供服务上，其管理主要通单位实现，而农村却重在管理。显而易见，农村管理以家庭户为基础，城市管理则建立在各单位基础上。顺其自然，大宗物资在各单位之间调拨，巨额资金在单位之间流动。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都主要为生产服务，各种重要资源也要为社会生产服务。大宗物资和巨额资金的管理者为各单位，然后才落实到人头。不过，在当时，大宗生产物资的购买需要各种繁杂手续，产品的调运程序也非常复杂，资金的划拨更是难上加难。这种通过国营单位实现管理的方式，使城市被纳入强有力的国家管理中，工业生产也由企业行为变成国家行为。城市建设和城市发展完全由政府操纵，并通过各职能部门的规划、建设、管理来实现。

城市居民的年均收入要比农民们高出许多，通常是二至三倍，由此，工人的社会地位要比农民要高得多，一直到八十年代初，许多人仍以自己是共和国的工人而感到荣耀，而部分农民往往因为自己有许多工人亲戚而觉得自豪。

农村人口并不偏多，广大民众都在积极恢复家园，而且对新中国及共产党充满了热情，因为共产党带领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农民也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不满。在这个前提下，由于国家对工业重视，对工业投资大，加上长期实行倾斜政策把农业的利润向工业转移，各行业人才向工业流动，这一切原因使建国后的第一个五年经济发展迅速，并建立了国家的基础，特别是建立了工业基础。

蒋介石从大陆逃走时带走了大部分金银财宝和部分机器，共产党取得政权时，大陆许多地区是满目疮痍、一片废墟，而且人口锐减。新政权在稳住阵脚之后，便着手恢复重建工作，并送出部分人员去苏联学习。重建中，政府一方面忙着分田分地，另一方面忙着安抚剩下的没有逃到台湾去的民办工商企业。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共产党发现，一些民办工商企业并不听话，竞敢以次充好，坑害国家，而且不愿意为国家建设做出直接贡献，他们只是顾及自身利益，根本不考虑国家所面临的困难。出于建设社会主义需要，同时为了国家利益，在战争结束后，政府开始对民办工商业进行改造，这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完全成了被打击的对象。本来，共产党就与资产阶级思想、资本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制度势不两立，现在正好名正言顺的进行改造。和世界上其它国家的民办工商业相比，中国的民办工商业本来就弱不禁风，这一改造，它就从那个时代消失了，民办工商业主则被改造成了劳动者。

新建工商企业和经过改造的原工商业构成了新中国的工商业基础，但是，工商业要想保持持续发展和取得技术革新，就必须建立完善的工业体系。显然，建立工业体系非常复杂，并非易事。一方面，要建立各种门类齐全的工商企业，而在当时，中国许多行业还是空白，要做到这一点非常不易；另一方面，要开展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创建科研院所、兴办教育培训机构，做好对工商企业的配套服务工作，这也需要从头偿试；更急切的是，国防工业需要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建立和发展，否则就无法与资本主义国家抗衡。

农业是根本，农业也需要现代化，无农不稳，但为了发展工业，为了构建现代工业体系的基本框架，政策极度向工业发展倾斜。虽然在说法上提出要实现农业现代化，但实际上却没有多少动作。政策给人的感觉是，只要出产的粮食能供应全国并略有盈余就行，最关键还是工业发展。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共产党对原来的二三产业进行了公有制改造，对不服从改造的私有企业进行彻底清除，同时顺利建立了中国的现代工业体系，取得了一定成绩，这很不容易。明显的建设成就摆在面前，这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整个中国大地都淹没在赤色幸福之中。

既然已经具备了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就应加快现代化建设的脚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集团在既得成就面前过高估计了本党的执政能力，也因为政治体制的弊端，左倾冒进思想开始作祟，而正在运行的政治制度却没有具备纠错于事前的功能。从57年底到58年初，国内掀起了浮夸风，到处都出现数字虚报的情况。农村，粮食亩产万斤；城市，工厂的产值转眼间提高许多倍。当时有一句话说，三个月赶超英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在现在听来纯属荒唐，但却成了当年的口号，这种荒唐有例可证。一个是大炼钢铁，为了提升钢产量的世界名次，中央要求全民炼钢，目的是进一步打牢工业基础，实现工业现代化，土法钢被大力推广起来，森林无端受到砍伐，农民的锅碗瓢盆被收来炼钢，说法上却是，农民自己做饭担搁时间，导致劳动效率低下，要砸掉农民的小锅，建立生产队的大锅，就这样，大炼钢铁影响农业生产，吃大锅饭还把农民变成懒汉和出工不出力者，以致于吃“大锅饭”成为今天的一个代名词。还举一个例子是消灭麻雀，老鼠、苍蝇、臭虫和麻雀是四大公害，据人们传说，为了消灭麻雀，每人拿一根竹杆站一个地方，到处驱赶麻雀，不准麻雀停飞，等它们飞累得掉下来的时候就冲上去将它们打死，结果真的消灭了很多麻雀，令人回味的是，现在的麻雀却成了保护动物。

显然，“左倾冒进”政策是在集权压制了民意的前提条件下推行的，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处于从属地位者只能选择两弊相权取其轻的保身办法。左倾政策是中央集团依据内部主流判断做出的左倾决策，只是经过程式化包装而已。这种政策没有体现民意，没有搞准实际情况，没有遵循客观发展规律，给社会发展造成了极大阻碍。但转过来说，全国高度集中统一也办成了一些有益的事，像娼妓的消灭，吸毒现象的灭绝，一些原来没能控制的疾病得到控制等，这得到了公众认可。祸福相依，利弊相生，与一种社会制度伴生的许多社会现象与制度本身犹如皮与毛的关系，改革开放后，娼妓复出，吸毒再现，正好证明了这个观点。利取其重，弊取其轻，当时那种政策的结果是得不偿失，这是社会公认的观点。

大跃进使国民经济各个领域都加快了发展速度，工业投资增加，基建规模扩大，各行业被行政指令要求提高产值，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各生产单位面对上级的规定任务无以为计，终于，报端载出了粮食亩产万斤的文字，刊出了产值翻几翻的新闻。于是，为了政绩，全国各行业也竞相仿效，玩起数字游戏，吹起浮夸风。据说，农业增产先是玩数据，后来发展到给假证。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对粮食增产，有人提出要现场收割，当场过秤，便有人想出一个办法，即把其它稻田的水稻连根拨起，然后密植在备收的水田里，以备验证，这种假证居然被取信，其荒唐可以想象，真是匪夷所思。不过，要验证这类故事，还需要到重庆农村去问一问当年的大队支书。

苏联想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中国不干，由此发展到中苏关系恶化，赫鲁晓夫从中国撤走了苏联的专家和顾问，中国被迫集中偿还自朝鲜战争以来从苏联所借款项。恰好这时，中国开始大跃进，全民钢铁，大办水利，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播种和收割钧人手不够，加上严重自然灾害，导致粮食减产。农民口粮奇缺，城市居民的粮油供应量减少到很低的程度，连中央领袖、甚至毛泽东本人的粮油、肉食、蔬菜都定量供应，可想，平民百姓的生活到了何种程度。可怕的饥饿现象发生了，那是全国性的饥荒，到处是饥肠辘辘的人群，“新四病”出现，因饥饿而死人，整个社会处于混乱之中，在这样的境况下，工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商店的货架上也变得空空荡荡，人们无心从事生产劳动，盗贼群起。饥荒产生的死亡人数一直被专家们争议，在富庶地区，一个小小的生产队就会饿死好几个，幸存者对惨死者当时的状况一般历历在目，某个人是不是饿死的大家也很清楚，随便用一个乘法，数字就非常庞大。基本事实很清楚，算旧帐有多大现实意义，有没有这个必要，应该由公众来回答。

从大跃进到62年，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遭受严重挫折，经济运行失常，虽然这段时期的生产没有停顿，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已经荡然无存。从微观上看，有的行业取得一定发展，有的生产单位取得新成绩，整个社会仍以经济建设为主，国防建设工作和科研工作也没有停止。

共产党的一举一动自始至终左右着新中国的现代化脚步，它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在带领全国人民进行建设的过程中掌握了绝对主动权，整个国家就像一个在的综合性工厂，党中央处于最高决策层，下级官员是管理者，广大普通百姓则是工人，只管劳作和接受检验。人力、财力、物力资源的配置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里，何人充任何职完全是人为决定，不管是官员、职员、专家、工人、农民都实行一个原则，即由政府的人事机构负责调配。当然，官员的任命要在任职前或任职后履行一道固定的民主程序，在特定情况下，这种选择往往出于上级组织需要或个别上级官员需要，许多官员德才不称其位；商店象办事机构，店员则象官员和职员一样高高在上，懒怠傲慢；政府职员只图薪水，许多不称其职；工人只管工班下班，农民则磨洋工。大家都吃一锅饭，管理与监督是从上至下逐级进行，但处于上述大环境中，许多监督作用在人情和各自的利益面前化为泡影，不尽心尽力工逐步从少数发展到多数。物质调拨权被国家牢牢控制着，哪个部门和单位需要何种物质，要多少，除了自己陈述外，关键要主管物资的部门拍板，在手续齐全的情况下，究竟何者最需要，物资流向何方利益最大，完全由个人或几个人确定，在物资数量巨大或物资性质重要的情况下，充其量交由评审委员会之类的组织审定，但评审委员会内部同样存在权力集中的情形，所谓评审，往往还是需要当权者拍板。蛇大口大，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资金的投入往往可以兴建一些项目，盘活部分工厂，发展一些产业，大宗的资金投入要经过政府和银行的有关会议讨论决定，而稍小的投资一般只要官员审批，资金流向人为决定，没有硬性指标，这种投资有时符合“流向高利润产业的原则”，但有时却要“顾全大局”违背这个原则，并生出许多人为的潜规则来。

虽说如此，共产党的领导仍切实有效。人员调配、物资供应和资金流向的多数和主要部分是合理的，毕竟，上级官员个人和上级组织的需要在一般情况下还是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社会发展需要和公众利益需要，出于维护国家整体利益和刻意发展个别部门与个别行业而作的局部调整不是主流。在大跃进以前，逐级负责制与监督机制显得相当有效，在许多事项的办理过程中，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发挥得尤其明显，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得到高度统一，那种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得到归栏。共产党不断总结执政经验，也力图克服自身弱点。

共产党执行的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政策是这样在原有基础上调整的。首先，中央通过领导视察、下级汇报和国家调查机构调查等渠道认定各行业基本情况，在此基础上，根据各主管部门的发展建议、各地好的做法和别国经验做出高层意向，之后，责成统计部门和实际产业部门作出预测，再由主管部门制定政策草案，并征询各地主要官员对草案的意见，算是测验民意，然后由中央决策，由有关部门负责组织试点，在试点过程中收集有关情况和数据，逐渐进行调整，力求考虑周全，在试点情况较好的情形下，开始普遍推广，并制定国家计划。整个过程由中央直接动议→计划→操作，无疑，这符合中央集权意图牢牢控制各行业生产过程的特点，通过政策调整，党中央完全能够左右四化建设脚步，相反，凡是不便于中央控制的政策建议一般连动议范围也难以进入。

大跃进让中国损失惨重，加上后来的自然灾害，中国人挨了饿，共产党头痛不已。但老百姓对共产党仍然抱以极大的热情和充分的信任，因为它带领中国人民赶走了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的外国列强，打败了盘剥人民的蒋家王朝，并在短短的十年间取得了巨大成绩。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也让人们安分守己，生活必须品的供应是官民一致，只有一点细微的差别，官员与百姓同甘共苦，并积极寻求克服困难的办法。国不患贫，而患不均，这是中国的传统，所以，暂时没有造反的迹象。民以食为天，如果不制止左倾冒进做法，再遇上连年灾荒，饥饿的人们是会造反的。刘少奇和邓小平集团关于包产到户的土地政策在一定范围内得到暂时推行，但马上被制止。自然灾害过去了，从苏联借的外债也还清了，左倾冒进政策得到纠正，大跃进结束，再也没有人提出要三个月赶超英美，也没有人喊“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口号，农业的丰收使整个国家迅速稳定下来，整个国民经济也趋于正常，似乎所有的问题都立马解决了似的。

能顺利度过难关，一是因为在建国之初共产党具有艰苦奋斗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作风；二是因为政策方向的调整。建国初，共产党狠抓党风建设，重温历代政权立废的教训，对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者从重处理，绝不姑息，刘青山、张子善案件的处理教育了全党，同时，共产党没有忘记树立榜样，由于对干部管教有方，以致于在困难时期，共产党官员们能够做到以身作则，与人民同甘共苦，并做好解释工作，以取得人民的信任。这样，虽然“路有冻死骨”，却没有出现“朱门酒肉臭”的情况，举国上下，怨恨天灾人祸者比指责国家政策失误的人多得多，况且，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多数人能得以自解。政策调整构成克服困难的另一种力量，制止左倾冒进措施具体，方法有效，由于纠错力度大，短时期内，投资减少，基建规模被压缩，不符合实际的指令被取消，不切实际的做法得到纠正，部分土地包产到户，不再征集农民去大炼钢铁和兴修水利，重工业被放到发展顺序第三位，由原来的“重、轻、农”变成 “农、轻、重”，秩序正好相反。从思想上认识上看，大多数人——包括许多官员转而重视实际，而且有意排挤那种只会夸夸其谈的人。讲究实际利益，少谈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图景是全社会的共同特点。人们都认识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饥饿来临时，谁都不关心共产主义是什么，而只能顾及下顿口粮。在中央领导集团中，刘邓集团的威望逐渐上升，在各级党政部门中，那些讲究实际的官员得到重用，并倾向于谋求实际利益。政策不再引导群众向共产主义进军，而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位置上暂停下来。工业被放到次要位置，激流勇进以图实现工业化的做法也被迫停了下来，转而重视农村和农业，注重解决庶民百姓的温饱问题，而并不急于实现工业化。政策调整似乎并不符合毛泽东的本意，好象是迫于形势，以毛泽东为首的多数集团希望中国能发展成工业国家，并象苏联一样称雄于世界，只要能达到这一目的，农业和农民作出一点牺牲是理所当然的，在毛泽东看来，人的主观能动力无限强大，人民群众中隐藏着巨大力量，只要能把它挖掘出来，就能做到无事不成，关键在于以极大的热情去宣传鼓动，并带领人民群众行动，发动起来的群众可以克服一切困难，并能建大功、立伟业。

政策调整后的几年都风调雨顺，这也符合中国农业每十年又六年丰年、两年平年、两年灾年的规律，但是，中国的四个现代化进程却没有取得大的进展，中央领导集团似乎在酝酿一个大动作，以催促四化建设脚步。

“文化大革命”的发起令世人惊怵，它对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影响至今犹存。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之火，中央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文革”迅速波及全国，一直延续到毛泽东逝世。文化大革命由批林批孔发展到批判儒学、批判“走资派”、批斗官僚，进而演变成权力争夺。人们看到的现象是：红卫兵大串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工农结合，各种派别之间的文斗和武斗，炮轰司令部，打倒走资派，部分知识分子和干部被关进牛棚，原来的地主和资本家被批斗，其子女被改造，党政机关被冲击，许多机构处于瘫痪状态，大部分权力机关被取代。到最后，“四人帮”被定为是蓄意篡党夺权的反革命。

“文革”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阻碍了经济发展，破坏了“四化”建设，它把人们的精力从生产上转移开来，使得社会生产处于从属地位，开创性的劳动变得微乎其微，大多数生产单位只能维持现状。生产虽在进行，但却得服从“文化大革命”的前提，有的工厂因为“文革”停工、甚至停产。农村组织生产的方式又恢复到纯粹的集体生产。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许多人才被无端浪费，甚至被迫害至死，大批有经验的干部被排挤，国家主席刘少奇也成了最大的走资派。整个“四化”建设处于停顿的局面，仅有少数行业有细微发展。

 “文革” 的动因分析显得神秘莫测，如果仅仅把它说成是集团内部的派别之争，未免牵强，毛的领导地位是经过几十年的战争需要而确立的，因政策失误引起大面积饥荒而导致死人过多，虽然对其威望有着不小影响，但是，还不足以撼动毛的领导地位，当然，权力之争对“文革”的发起，还是有一定的催化作用。“文革”既然是革命，就有重建政权之意，偏偏加上文化二字，称谓本身就被神秘化了。毛的崛起是中共的重大转折，他将个人特点融入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中，豪迈、喜欢大手笔、富于想象，这些特点在诗词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革命战略和治国方略同样如此，大气。毛判断事物实质非常准确，对有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和政治协商三个方面的民主制度做陪衬的一党专政的中央集权制，到底和封建的中央集权制有多大区别，他心里最清楚，所以，他孜孜不倦的和官僚作风做斗争，但是，只有从体制上改变官员任免渠道，才能真正消灭官僚。海瑞是正确的，但他却成了悲剧人物，如果海瑞的头衔不是由皇帝任命，结果又是怎样呢？毛考虑的是官员由谁产生，对谁负责的问题，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民主制度。但是，事实证明，在短时间内推行西方民主制度行不通，否则就是一盘散沙和战乱，几千年的历史也说明只有集权才能首先保证稳定，问题是这个“权”怎么个“集”法，显然，这位伟人在酝酿一个大动作，即建立中国民主制度。民主制度的推行需要民主思想先行，民主思想的繁衍需要一定的文化土壤，于是，传统文化就成为民主制度不能推行的罪魁祸首，所以，必须举行一场革命，以推翻传统文化。这一场革命，因为是和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做斗争，所以，叫做“文化大革命”就不难理解了。周恩来跟随毛多年，发起“文革”，他没有反对，他肯定知道毛的意图，但成败未可知，还是不点明的好，要不，落得和“大跃进”一样的失败结果就没有退路，而且，革命充满风险。主要想法是好的，做法却错了。“文革”失败后，毛致力于研究政治哲学，一直到临终前，他都非常清醒，看来，那些说毛老昏了头的人实在是开黄腔。所以，对毛最基本的评价应该是建国成功，治国失败。这就是伟人，敢做大事，不怕失败，虽败犹荣。

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八三年，中国农村一直存在一种被称为生产队和生产大队的基层组织，正是它们构成了人民公社，这与国营工厂和国营单位一起构成了共产党领导的显著特点。

新中国基本延用前朝建制，全国分为中央、省（直辖市）、地区（地级市）、县（县级市）、乡（镇）五级行政组织，乡镇下面则设村、组，后来改称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里甲制度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建国过程中，共产党实行“打土豪，分田地”，这符合农民阶级的利益，农民们蜂拥附之，以至于建国初期，农民们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当然，在当时的情况下，一般是以户为单位耕种，好不容易得到的土地，农民岂能轻言卖地。后来，土地实行公有制，并分为国有和集体所有，是在朝鲜战争结束后，一直到大跃进时期才逐步实现的。党中央根据苏联模式，对照中国实际情况，在农户自愿的基础上，鼓励农民成立“生产互助小组”，以利于农业生产。当然，中央认为，“互助组”适合农村实情，应该普遍推广。同时，农民在政府的建议、带动和鼓励下入股建立了农村信用合作社和农村供销合作社，按入股多少分红。“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这句谚语传自那个年代的人们，村里的支部书记和驻村干部经常召开群众大会传达上级指示，分析农业生产存在的问题，批评或批斗个别“觉悟”不高者，这有点像共产党军队的工作方式，的确，许多驻村干部原本就是共产党军人。“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各种会议的推动下逐步推进，在“互助组”的基础上，中央要求农业生产要由小农生产方式转变为社会化大生产方式，具体做法是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九日全国人民代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就有关细节做了明确规定，可想而知，这么大一个动作，党的会议以及其它会议也都明确表态说，这是一个好的做法。首先要建立的是“初级社”，即“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必须上交土地和别的生产资料，以供农业生产合作社统一使用，对上交的土地和农业生产资料，合作社在一定的期间还保留社员的所有权，并且给社员以适当的报酬。“初级社”建好之后，就要建立“高级社”，“高级社”和“初级社”的区别在于：“高级社”对于社员的土地逐步地取消报酬，对于社员交来统一使用的别的生产资料，按照本身的需要，得到社员的同意，用付给代价的办法或者别的互利的办法，陆续地转为全社公有，也就是全体社员集体所有。开始，贫农和中农才能入社，不久，大多数的农民都入了社，大家共同劳动，由合作社分发粮食，发给劳动报酬。到后来，就对不入社者做工作，因其觉悟不高，实在做不通，则给予批评或批斗。总之，要促使其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然而，等全部村民都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后，问题就出现了，部分农民耕种不认真，监督村民劳动和统计劳动数量占用不少人力，这都是原本勿须设置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一出台，便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建立人民公社，乡镇政府也就被人民公社取代了，人民公社地盘太大、社员太多，于是便分为若干个大队，或称为东风大队，或称为红旗大队，总之，都是与红色中国相关的名称，大队下面则设生产队。公社、大队、生产队实际上就是后来的镇、村、组。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需要实行机械化，就买回来若干台农机供各生产队使用，大型的则由大队或公社统一管理，于是农机站也就应运而生，出于这类需要，乡镇的七站八所相应建立，人民公社显得组织完善。就这样，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建立了起来，原来属于农民的土地变成了集体所有，农民在轰轰烈烈的变革偿试中丧失了土地所有权，取而代之的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不太明确的集体所有制形式，而且被作为农村组织生产的基本形式保留了下来，融入了人们的习惯当中，以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有关文件都认为这种基本生产方式不能改变，到现在，这种集体所有制的概念仍然含混不清，即可是村，也可是组，还可以是乡镇。

可以肯定，作为当时组织农业生产的一种尝试性改革，农业合作化运动无可厚非，一种出于公心的运动，怎么演绎到剥夺农民土地所有权这个结果上来，的确让人思量，毛泽东是一个哲人，而且精通中国历史，与他共事的领导层人物也非常优秀，但这个结果却被固定。是怕土地重新集中吗，还是怕地方权力产生根基，这只有留待历史学家探讨了。总之，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弊端非常突出，但现在想改，却并非易事，毕竟，牵扯面太大，不像把人民公社改成乡镇那么简单，也不是把大队改为村，生产队改为村民小组那么一回事情。

没有人怀疑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团的公心，土地集体所有制的结果明摆着，作为一代伟人们，他们在借鉴苏联模式和实践马克思理论过程中肯定反复考虑过国情和历史。历史上，改朝换代都涉及土地平均分配，然而，一段时期后，土地又重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均分土地要求日渐强烈，正是这个要求，形成了催生新的朝代的根本力量。一党专政的中央集权制和封建的中央集权制到底有多大区别，缔造国家的集团不可能不清楚，强烈的政治使命感激励着第一代领导集团试图创造一个崭新的制度，以跳出土地在集中和分散之间循环的怪圈，出于巩固政权需要，土地集体所有制被选择，这才是土地所有权被收回的根本原因。

同样，党政机关、国营工厂、国营单位、事业单位、集体企业则是另一系列沿用了很久的具有红色中国特点的称谓。建国初，由于得到了苏联这位社会主义国家中的老大哥的帮助，新中国在恢复旧有工商业的同时，还建立了自己的新工业，等到对民办工商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完成之后，整个国家的工厂、商场、公司则变成国家直接经营；在国家发展过程中，社办企业、“两服务”企业、安置型企业和联社经济组织等则逐渐演变成乡镇集体企业、城镇街道集体企业、国有单位兴办集体企业和联社集体企业，这就是今天的集体经济组织；企业况且如此，党政机关、学校、医院和科研院所之类的具有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功能的单位自然属于国家把握。国营单位最显著的特点是稳定，单位由国家成立，发展壮大由国家扶持，资金、技术、人员都由国家负责调配，职工捧铁饭碗，不会失业，干部坐铁交椅，只升不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出成绩不要紧，只要不违法乱纪，就不会有问题。这样，铁饭碗和铁交椅就成了国营单位的干部和职员的固定称谓。显然，国营单位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主要体现在单位一般不会倒闭和其职员一般不会失业，国营单位从其建立那一天起，它就为共和国生产，而不是直接为消费者生产，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由国家有关部门定期规定，员工的工资福利、工作时间和休假等具体事项也由国家规定。企业没有多大自主性，职工劳动积极性微乎其微，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市场有一定的封闭性，国营单位的产品不愁卖，货物不怕压仓，生产建设不怕进度慢，即使这样，也不会丢掉市场，因为中国这个大市场有国家为其保护，不容外来力量侵入，那就懒得去吃苦耐劳，更不想去拼搏，而宁愿乐得清闲，国营单位是工业生产的主流，集体单位也就只好顺应潮流，就这样，国营单位和集体单位一同悠闲行进，但却害得共和国无力在世界强国中出头。

“大跃进”后，中央对经济发展策略进行了调整，转过来重视农业，这种思想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于是，中国工业便只好踏步前进。虽然这期间中央下发了许多关于加强工业发展的文件，但震慑于饥饿年代的教训，政府在发展工业上持谨慎态度，从历年制定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可以看出，这期间要求工业增加的产值不多，幅度不大，并压缩了工业基建规模，减少了对工业的投入。相反，党中央对农业生产却不敢怠慢，加强了农业机械的研制和生产，加大了对农业生产的投入，而且，政府在农业生产上投入了更多精力。但是，向工业倾斜的基本政策仍没有改变，工业发展所需人力、物力和财力都比农业充足得多。企业生产工业产品的数量仍由国家根据主观认定的需要来决定，价格不是由市场调节，而是由物价部门决定。对部分产品来说，企业按国家规定价格销售产品将导致亏损，国家就对这类产品进行补贴，譬如粮食和食用油、城市居民住房、原煤、钢铁等，这就是那个年代出现粮油补贴、住房补贴这类现象的根本原因。航天航空工业、核工业、冶金业在这段时期取得较大发展，装备制造业、轻纺业工业和农副产品深加工业也取得一定发展，这为以后发展打下了基础。官方统计数据说，国民经济在这段时间的发展速度在6个百分点上下浮动。但是，凭心而论，大跃进后的工业发展速度很是一般，虽然有令人鼓舞的报道，但在普通百姓的头脑中，并没有产生工业快速发展的印象，就现实生活来讲，工业发展对生存状态的影响并不明显，除了“两弹一星”外，多数人认为工业生产在原地踏步，工业产品缺乏，当然不能做横向比较。值得注意的是，投资工农业比例的从“大跃进”时期的8：2调整到后来农业所占比例明显增加后，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但工业发展的进度也随之放慢。在以毛泽东为首的时代，中国工业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但发展层次较低，落后发达国家几十年。这就是经济发展策略调整后的工业发展状况，即总体发展缓慢，但却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其结构不尽合理，个别产业取得突破，国家工业的基础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这一细微变化，工业界是心中有数的，其作用在多年以后才逐渐显现出来。

毛泽东时代，中国在国防工业上取得的成绩是举世公认的。原子弹和氢弹的试爆成功令世界各国震惊，卫星上天同样出人预料，各种常规武器的研制工作也取得较大进展，许多武器已经装备到部队中。成功的取得，取决于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从领导班子的配备到物力和财力的投入都给予绝对优先，而且不辞千辛万苦，送人去学习，请来别国的专家，还想方设法接回供职于其它国家的中国专家。专家们的奋斗精神也是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象“三钱”，李四光等专家的名字早已载入了史册。国防建设得到加强的促进因素是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形势，一是中美关系紧张，国民党企图卷土重来；另则是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必须备战。国防不立，民不安。作为开国元首的毛泽东，当然清醒的认识到这个问题。

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是必然的，这就象中国必须走工业化道路一样，势在必行。建国后的二十多年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部分国家一直不承认中国的存在，中苏关系恶化后，中国被世界上许多国家孤立，无法与世界上一些重要国家进行交往，当然就谈不上互通有无、互相学习，这无疑给中国的发展带来困难。中国不可能脱离世界独立发展，更不可能置身世界风云变换之外。由乒乓外交开始的中美关系显得尤为重要，这符合中美双方的利益，有利于建立稳定和持久的国际秩序。毋须讳言，无形中，美国带领着西方世界。如果中美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将促进人员、物资、资金、技术的相互流动，便于学人所长，而且，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就会逐渐与西方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任何组织和个人、任何行业与单位、任何产业与部门，如果处于一个封闭状态，不和外界发生思想、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交流，其必然会逐渐落后，要是不改变这种局面，它最终将被淘汰。

继美国之后，西方的许多国家先后承认了中国的存在，虽然中国的存在并不取决于它们的承认与否，但是，既然承认了中国，就说明它们对中国的敌视程度减弱了，说明中国发展了，少一个敌人总比多一个敌人好。中美建交之初，两国交往仍旧很少，相互利益关系没有立即显现出来，美国仍然敌视社会主义中国，苏联又把中国作为修正主义的典型，中国处于两个大国的战争威胁中，把国防建设摆到第一位是时势造就的，但这也足以说明中国当时所处的孤立状态何等严重，这大概也是中国国防工业取得巨大进步的原因之一。为此，毛泽东根据刘伯温对朱元璋的三句谋划词提出 “深挖洞，广集粮，不称霸”的口号。令共产党的宣传机构头痛的是，中国在骂苏联的同时还得腾出精力来和美国进行口舌争战，但这却是中美交往初期的一项内容。

毛泽东的逝世令中国人民悲痛不已，这位农民的儿子坐在共产党的权力顶峰已有41年，其崛起导致中国共产党转败为胜，并最终取得国家政权。新中国建立的二十八年中，他带领中国人民做了许多轰轰烈烈的事，力争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几经周折之后，到晚年时，毛所执掌的权力却出现危机，社会、经济发展困难重重。他的逝世，标志着第一代领导集团建设四个现代化没有成功，只是暂告一个段落，尤其是工业化。

一个时代慢慢向后退去，另一个时代徐徐向前走来。

改革开放时代

内容摘要：围绕工业发展、市场制度建设，主要按时序叙述改革开放以来的情况。

人们在各级政府的组织下欢歌笑舞,表示拥护钦定接班人华国锋上台，然而这却是浮动的两年，只是一个过渡。在权力顶峰上，华国锋的资历显然不够深，更是羽翼未丰，在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帮助下，“四人帮”被粉碎，权力没有被篡夺。对他来讲，要想稳住权力，一方面要迎合开国元老，另一方面要培植自己的势力，还要做出成绩让高官们信服。但是，他却急于显示钦定接班人的“正统”，打出“两个凡是”招牌，继续左倾路线，同时开始“洋跃进”。与其说“洋跃进”是一个想依靠国家力量迅速发展工业的重大举措，倒不如说那是一种维护权力的手法，由于投资规模巨大，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这注定要失败。在受害于左倾路线的时局下，华国锋的做法显然不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更是与邓小平、陈云等开国元老们的政见相左，其后辞职也是自然的事情。就这样，华国锋下了台，中国的现代化进入了下一个段落。

从1953年到1978年，整整二十五年过去了，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取得了哪些成绩呢？媒体的报道自然非常喜人，然而，从现实生活景象看，却并不乐观。放眼望去，在农村，广袤的土地上基本上是人畜耕作，几部农业机器少得可怜，农村那望不到头的田地上并没有工厂去点缀，农民衣着陈旧且布满了补钉，口粮中掺了很多杂粮，但仍旧青黄不接，农民在生产队磨洋工，低矮破旧的住房里空空荡荡，一无所有，瘦骨嶙峋的人们，又黄又瘦的孩子，交通工具、通迅工具不能进村入户。在城镇，工厂和市场并不兴旺，许多街道并不是车水马龙，冷清的公路，惨淡的经营，居民营养不良、衣着陈旧、住房拥挤、没有汽车、没有电话、没有电视，生活显得按步就班，每天忙于上班却没有什么盼头，那时，人们会因为拥有一块手表而自豪，谁还有心思去玩和乐呢？面对这些景象，中国共产党又该对人民作何解释呢？难道这一切责任应该推到毛泽东或他那个领导集团的头上吗？政策的错误难道又是毛泽东个人造成的吗？这难道不是中国共产党的责任吗？

部分国家和地区在二战后取得的巨大发展不得不令中国共产党作出反思，它们在二战结束时处于贫穷落后状况，有的还被战争洗劫一空，但现在却发展得很好。如韩国、日本、德国、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台湾等。上海原是世界名都，现在却发展滞后，整个沪杭地区都显得萧条，东三省的工业需要振兴，广州和香港的发展差距明显……等等。目睹这些差距，共产党领导人忧心冲冲，共产党及其政府担心无法向人民交待。党的理论界人士设法为其寻求解释，喉舌机构则把一些专家和学者的解释广为宣传。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的宣传口径是统一的,说日本和德国的人口素质较高，技术人才没有在战争中丧失，只是一个恢复问题；台湾依靠蒋介石从大陆运去的大量金银财宝发家；“四小龙”和“四小虎”的发展是因为国家小、启动快。当然，各国的地理环境、资源优势等具体原因也要罗列进去。再看中国，虽然地大物搏，但人口众多，全国山区多，人均资源较少，人口素质不高，加上“大跃进”和“十年浩劫”，发展当然滞后。但是，中国共产党勇于承认错误和敢于改正缺点，中国有优越的社会制度，加上全国人民努力，共产党完全相信能实现国家繁荣富强，而且一定能实现共产主义，不过，现在很少谈及实现共产主义社会。

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是改正错误、调整方向、开拓进取的一次会议，之后，政策逐步转向，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改革开放。从生产队划分作业小组到土地大包干，农民劳动积极性高涨，加上杂交水稻的推广，中国人实现温饱，这标志着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农村改革取得成功。在改革春风的吹拂下，中国大地捷报频传：各种市场迅速兴起、对外贸易稳步增长、外商投资逐年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国有企业垄断格局被打破。十一大没有实现政治转向，其直接结果是：作为毛泽东在建国后的政治路线的继承者，华国锋得以继续担任最高领袖，人民公社和国营工商业仍被认为是组织社会生产的主要方式，必须保留。时隔一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务实派代表邓小平推到领导地位，中国这艘大船才逐渐转向，邓小平在一生的政治生涯中有着“三起三落”的传奇经历，这位早年的留法学生注重实际、精力充沛、思想灵活，却少有浪漫情怀。 1981年，他选择担任军委主席，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成形。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活动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成功召开的前奏，大会从否定 “两个凡是”入手，目的是为经济体制改革开路，同时要为被打倒的务实派平反。由于西方国家对共产党的敌视，也因为历史原因，中国和西方国家基本上一直处于对立状态，有趣的是，中国共产党竟然盲目排斥西方的思想、制度、管理理念、管理方式及生产组织方式。相反，中国共产党致力让公众认同共产主义理想，媒体大肆营造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热情，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厌其烦地描绘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图景；在国民教育问题上，政治内容增多，马列理论成为学习重点，现行制度的优越性论述必须能够熟记，等等。这些做法导致官员偏重意识形态，强调社会主义热情，重视主观意志。现实生活中，讲究实际的芸芸众生只有服从，只有随流而动，无法顾及实际条件的制约，要不就只有消极反抗，在这种大气候下，维护个人切身利益就是他们的实际。中国的集权形成后，如果集权制造了一种不正常的大气候，那么，个人是没有能力改变的，只有期望集权改变这种状态，但是，众多的个人愿望逐渐形成民心，就会重新以一定的方式演绎“得民心者得天下”的过程。通过真理大讨论活动和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集团带领中国走出注重意识形态的误区，转而重视实际。在大讨论活动中，各路大员必须对真理标准进行表态，真理标准大讨论活动象清凉油，被邓小平集团涂抹到不太清醒的官员们的太阳穴上，这部分官员清醒过来，开始站在实际利益角度考虑过去的行为，并谋求给予以正确评价。要开创新局面，有必要对过去做一个全面的总结，要不，总有一些人会恋恋不忘。《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划分开来，作为开国元首，其功劳是不可否认的，但在“大跃进”和“文革”期间，作为国家领袖，毛泽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然，追随这种错误路线的高官也有责任。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在于其决策上的果敢卓绝，即然毛泽东的功过都敢划分，还有什么问题不能评判呢？逐步地，官员和人们转而重视社会实际利益和现实问题，几年之后，当人们回过头来看时，政策已经转向，许多权力已经由务实的官员执掌，新政策在发展中不断出台。

1982年，时隔十一届三中全会四年，中央一号文件肯定了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下放的做法，这符合政策发展规律。获得土地历来是中国农民的愿望，“打土豪分田地”经历了一场革命，但是，刚获得土地的农民在共产党发动的运动中又失去土地，直到现在，农民仍然没有拥有土地所有权。1962年前后和1978年至1982年期间，在饥饿的逼迫下，部分地方的农民瞒着上面承包集体土地的现象时有发生，其典型代表是凤阳小岗村。万里基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在安徽首先支持大包干。土地下放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粮食产量得到提高。出于农民的愿望，加上政策允许，全国农村的集体土地迅速下放到户。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是中国历代革命的核心问题，是改朝换代的强大推动力，农民拥有土地，社会则稳，其生产积极性也高。建国初，党中央考虑到分户经营不符合现代农业要求，要实行机械化生产，把土地收归集体，但农业却没有实现现代化，相反，饥饿现象出现。中央一方面想通过改变组织农业生产的方式促进农业现代化，另一方面又迫于饥饿的压力分地到户，于是乎，中国的土地政策就在集体生产和分户经营这两个根本问题之间回荡。就实际而言，中国农业的确要不了那么多的劳动力，平原地区应当实行农业机械化，毫无疑问，土地应当集中，多余的劳动力应该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而丘陵地带和山区也应根据实际情况而定。中国在78年时的情况是：农业生产在多数地区是人畜耕作，机械化程度还不高，粮食品种还不见得优良，耕种也不是很精细，在集体生产的情况下，每人所分得的口粮并不多；另一方面，把部分农民从土地上分离出来并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二、三产业本来就人满为患，根本不允许农民大量进城。既然是人多土地少，那承包土地就有利于精耕细作，肯定符合农民的利益，加上农民对土地的长期愿望，包产到户这个政策在全国迅速得到落实也是最理性的结果。但是，不管山区、丘陵和平原，都采取一刀切的办法，这让人觉得有点不对劲，总感觉不是长久之计。

工业现代化没有被人们忽视，墙上随处可见有关“四化”的标语，实现工业现代化的论调也在电视和广播中频繁出现，眼见农村改革成效显著，国营企业也不甘寂寞。中央提出：国营企业也要改革，象革命战争一样，中国改革要走一条农村包围城市之路，但在实际操作中，国企改革却一波三折。国企改革确定了一些原则，诸如政企分开、产权明晰、优化产业结构、调动职工积极性等，这些条条框框只提出了国企改革的一般要求，要具体做起来，却是老虎咬天，无从下手。所有权与经营权并没有马上分离，部分企业的管理权下放到地方，但许多审批权仍然集中在中央，企业感到没有多大变化，管理层次看来少一些，但地方的管理机构和中央的比较起来没有多大区别，官僚主义、不懂专业知识的领导、办事效率低下等问题仍令企业十分头痛；产权明晰只是一句口号，国家财产不容侵犯，财产拥有方式没有发生变化，要说明晰，那就是国企属于各级政府财产；政企分开的具体办法是各级政府在原来的部、委之下增设一些机构，以便归口管理，企业管理人员仍旧由政府任命，政府官员直接充任企业主要管理人员是很平常的事情；产业结构调整体现在中央根据统计资料和各种情况变化，对信贷投资政策、税收政策和财政投入政策等采取的局部调整；调动职工积极性则主要依据产品数量和质量对职工实施奖惩。一段时间后，各类新闻媒体上出现国企改革取得成效的报道，主管经济的官员处于改革成功的兴奋之中。然而，国企改革却时常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一度时间，企业试行厂长负责制，许多企业取消书记的实际职权，有的企业干脆取消书记这个职位，时隔不久，又恢复了书记的职权。据称，有厂长、书记不和者，在取消书记这个职位时，厂长给书记穿小鞋，待书记官复原职时，书记则在党组织内给厂长过不去，想来，书记和厂长的任命都是上级的事，即然闹出这类笑话，说明厂长和书记之间相互诋毁是有的，显然，企业内党的组织机构和企业内部通常设置的管理部门在职权划分上存在矛盾。

追究起来，国企改革应从79年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说起，那时，农村改革没有铺开，为了纠正“洋跃进”，制止投资违规增长，中央提出要实施改革，但改革无从下手，各行业能够做的就是维持现状，没有从制度上实施改革，所以，农村改革领先。包产到户之后，国企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却步入了恶性循环的怪圈。就是学者们常说的，中国经济一抓就“死”，一放就“乱”，整个国民经济如此，国企改革尤其明显。从84、85年的过热到85、86年的双紧政策，从86、87、88年的投资消费双膨胀到89、90、91年的治理整顿，从92、93、94年的增大投资到95、96的收缩，这种“一收”“一放”和一“死”一“乱”构成恶性循环，工业政策的摇摆导致国民经济大幅波动，国企改革难得要津。官员和专家们致力于寻求失败原因。一种意见认为，国企表面上有“主”，实际上没有“东家”，“社会”或“公共”占有更是含糊不清，导致体制不合理，政权机构直接入主微观经济活动，生产单位内部形成“吃唐生肉”格局，各行业通过政府行为为企业直接制造有利条件，企图减少市场竞争，导致垄断经营，发展成僵化的经营模式，这不利于企业发展。另一种意见认为，基本建设、基础工业和农村发展滞后形成工业发展瓶颈，并以为这是主要原因，国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中国工业的主要部分，把国企纳入大工业的范畴考虑避开了体制问题，却免不了顾盼左右而言它的嫌疑。

在1979年，我国政府启动了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到1992年年末经历了如下的几个阶段：第一，从1979年到1982年：国有企业的基本面的构架不变，但引入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初步的利益分配机制，国家为了刺激企业生产产品的积极性以缓解短缺经济对社会的压力，允许企业在利润中合理留成，在完成企业生产指标后的富余产品允许企业全部自销，用于企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和职工福利。第二，从1983年到1986年年末，由于1982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以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为原则建立法人资格制度，因此企业改革在放权让利的政策取向推进的同时，开始按照两权分离的模式塑造企业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人格，期间也曾经把国有企业上缴利润的方式改为国家通过所得税形式参与分配，1986年《民法通则》颁布，确立了企业的法人资格，由此政府在理论上对国有企业承担的无限责任被切断。在这一阶段，企业控制权已经发生了制度层面的变化，企业作为经营主体行使经营权，国家作为所有权主体保留对企业的最终处分权。如果按照西方制度经济学理论的理解，国有企业的控制权在国家和企业之间进行了分配：最终处分权、监督权、重大事项的审批权由政府行使，之所以这样理解是因为国有企业不同于伯利、米恩斯所描述的现代公司，其所有权主体是单一的，国家不仅是最大的股东，而且是唯一的股东。国有企业的初步改革一定是贯彻国家保留所有权的基础上搞活企业的模式，它不是私有化方式，实际上是国家所有权利益实现方式的变革。国有企业自身拥有不完全的企业控制权。通常理解的企业控制权中的决策控制权分属于政府和企业，而经营权则归企业行使。由于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前实行党委领导下的管理体制，决策效率低下，改革开放的深化进行势必将企业推向竞争的市场环境，党委继续领导不合事宜，为强化企业的权力集中度，实行了厂长（经理）负责制，厂长或经理成为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又是企业法人实体的机关。因此，厂长、经理行使企业的经营权。这一制度的安排在后来的《企业法》中加以肯定。第三，从1987年到1992年年末，国家一方面实施完善企业独立性的制度建设，如颁布《企业法》和《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另一方面为满足企业在尝到利润留成制度的甜头后增长的利益分配饥渴，不得不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和租赁经营，国有企业资产流失从此开始。这一期间，企业控制权方面没有产生新的制度添附，两权分离继续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原则得以贯彻，然而这一制度在企业改革中的能力局限已经显现：1. 它没有完全解决企业活力的问题，贯彻两权分离原则的承包制出现了包盈不包亏的局面，以合同方式构建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一是不规范，二是国家总是吃亏，对政府不划算。2. 两权分离的体制不能解决国家从竞争性行业淡出的问题，如果国有经济继续占据国民经济的主体，市场经济就只能是一半的体制，社会资产的所有权结构不完全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因为国有经济无论如何是竞争不充分的经济。3.在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走向被确立为市场经济体制，相应地企业制度必然要与国际规范接轨，现代企业的公司制就是未来企业改革的方向，两权分离体制无法完成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任务。

国有企业的存在和改革是影响中国社会数十年命运的大事业，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末采取坚决的态度进行改革和在往后的进程中每一步都是小心翼翼，其原因皆源于此。拒绝改革，国家没有出路；步伐太快，势必影响国计民生和社会安定。因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联系的模式本身是一种创新的巨大工程，而且在中国13亿人口的大国做出选择，其中包含的责任一定是历史性的。即使这样，国企改革的前期，利益分配方式的调整还是为企业控制权在政府和企业之间的配置做出了一些新的安排，新生的制度同样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发挥了作用。不仅如此，是伴随两权分离的企业自立的过程催生了现代企业制度，利益分配的调整承认了企业和其员工具有理性经济人的合理要求，企业作为政府附庸的地位向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的身份发生了转化。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定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同年12月，全国人大颁布了《公司法》，为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提供了法律依据。从1994年11月，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同时开始了企业改制的试点。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指出要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原则要求，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公司制改革。从前述法律和文件所提出的任务来看，我国国有企业的改制必然是克服传统观念和习惯性体制的种种束缚，彻底改变企业组织结构和运行模式的攻坚之战，因为这一任务的启动已经把中国社会最核心的权力资源和政策资源都派上了用场。

这是伟大的选择，这也是艰难的目标。国有企业数十年来积攒的深层矛盾会被揭开，传统社会的平均主义和官本位意识面临清洗而一并发作，利益结构的重新洗牌直接牵动千家万户，成功与失败的几率平行存在。由于企业深化改革任务本身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前期改革的经验积累和物质基础忽然显得微不足道，只具有杯水车薪的价值，难怪朱鎔基总理上台伊始就宣称自己准备闯“地雷阵”和过“火焰山”。

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造对传统型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会作出调整，某些政府机关曾长期作为若干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享有管理行为所能产生的种种利益，改制活动所要求的“政企分开”会切断企业向政府机关输送利益的管道；原有企业中的“老三会”机构将会调整，一批冗员可能面临工作岗位的重新安排；改制企业所吸纳的劳动力会远远低于国有企业的安置量，许多职工不得不重新就业或者失业下岗，在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利益覆盖面存在缺口，特别是因国有企业的公司化改制产生大量失业人员时，社会矛盾将会变得十分突出。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曾建议中国政府必须考虑改革的利益受惠者的问题，如果受惠者是少数人，政策必须进行调整，这是很中肯的。此外，国有企业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而改制后的公司则要实行董事会管理体制，至少董事长和总经理之间将会产生分权的结构，这不能不触动一些人的权威和利益。伴随企业公司制改造的进行，政府的许多职能将会调整，如精简机构，改变许多行业的垄断经营地位，削减政府机构的审批事项等，这些情况都是新的企业制度产生所面临的社会背景。

对国有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造，意味着对传统企业构造形式的否定，取而代之的是公司化的规范形式。公司法为国企改革提供的制度模式有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三种。具体的任何一家企业在三种形式中的选择，由各级政府根据政策的要求选定。无论是哪种形式，都涉及到公司控制权的配置和行使的问题，但不同形式的公司的控制权与社会其他利益主体的联系程度疏远不等，因此不能一概而论。国有独资公司，一般只是适用于某些特殊行业和生产特殊产品的企业改制。这种公司设立董事会管治企业，公司的业务存在一定程度的保密性，其经营之活动没有必要向社会公开，因此不必进行信息披露。董事对国家股东承担信义义务和勤勉义务，这方面应当符合公司法的普遍要求。2003年国家设立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之后，由国资委统一委派董事和监事，形成公司内部的控制权的合理配置。未来制度的调整中应考虑强化监事会的职权。国有独资公司由于股东单一，并且数量不大，不牵扯广泛的社会利益，其控制权的制度安排主要应能体现国家股东的意志，对于债权人的利益按公司法的普遍原则保护即可。公司法实施10多年来，就国有独资公司控制权的行使没有发生有负面影响的事件，说明相关制度的安排是适当的。

我国公司法的颁行和证券市场的建立与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不仅仅是历史时机的自然吻合，而且其产生的动因直接根源于政府推进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战略。因此，这些制度的出现，既体现了国家选择市场经济体制的宏观需要，也被赋予为国企改革提供服务的现实任务。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使得公司法的草拟工作大大加快和证券市场的筹备工作一刻也不能延缓，春天来得太早太快，田野的耕作有些手忙脚乱，这也许是10多年前推行现代企业制度时的情景的一种写照。在当时，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的理论讨论已经于1988年由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教授厉以宁首先开山，实践中只有个别的企业在搞试点，成熟的准备谈不上。无论是扩大试点，还是实际运行都应当与国企改革结合是最合理的选择。在今天，我们面对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发生的诸多问题，实际是改制当时的社会环境所造成的，当然也具有思想解放不彻底的原因。概括起来，背景情况和后果有如下方面：1.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虽有经济学家的较早的理论探讨，但因为政治的原因而被压制，是小平南巡讲话启动了这一宏伟工程，准备工作不足；2.社会其他所有制结构的企业从规模、管理质量等方面还不足于成为上市公司的首选，国有企业改制为上市公司不仅是深化改革之需，而且毕竟基础条件最好；3.政府的核心领导层对企业上市心存疑虑，因此强调国有成份的主导地位，致使在股权结构上产生了两大怪事，一是设定国有股、国有法人股不流通，二是把这两种股份的比例定格在70％以上，从而导致了“一股独大”的、普遍的狼狈局面和今天继续改革的严重困境；4.国有企业的领导者，基本上不懂得公司制企业的治理结构和运营方式，没有经历任何诚信义务和勤勉义务的洗礼和熏陶，继续把官本位意识带到公司中；5.对国有大股东的制约监督机制没有思想准备，以至于普遍发生滥用公司控制权的现象而无法应对，特别是对国有企业改制设立股份公司时发起人人数条件的降低，造成失去公司内部制衡股权结构安排的任何机会；6.社会整体失信状况严重，在“一股独大”的环境中，大股东支配的董事会可以发布虚假信息、谎报利润、欺骗社会投资者而长期无法追究责任，在整体上几乎摧毁了新兴的资本市场。到发展之后期，内部人控制现象滋生，并且愈演愈烈，正如一位澳大利亚学者所指：“我们从过去20年的经验看到，公司常常被当作公司内部人通过牺牲投资者和其他资本供应者（如银行）的利益而发财致富的工具。”

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造作为一种制度创新，在理论上说应当存在试错的成本，特别是我们对公司上市赋予了太多的社会期待，如搞活国有企业，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建立证券市场，最大限度地解决职工就业，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发展地方经济，保障国有成份在上市公司中的主导地位等等。由于传统企业留给我们太多的包袱，政府在提出现代企业的标志时只能很对称地安排出最要紧的几件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股东权行使中的制衡机制的构建、董事的诚信义务和勤勉义务等还顾不上写在其中，既然追求国有经济成份的主导地位，“一股独大”就不是疏忽所致，而是理所当然的刻意安排的结果。在西方世界认为应当通过发展大股东控股的方式对付代理人道德风险问题的当口，我国新生的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恰恰进行了掠夺上市公司和小股东利益的滥权行为。而且由于“独大”的“一股”正好是政府“打不能打、骂不能骂”的国企，使得滥权行为的责任追究无法进行，至多将董事长调任了事，而中小股东所蒙受的损失没有任何补偿的可能。理性地讲，所谓一股独大的结构特别是将股权分为流通股和不流通股是出于中国国情的考虑，这显然是荒唐的，这种国情只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情，而不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国情。

一个由领导者拍脑门子产生的荒唐念头，导致今天证券市场的古怪不经，教训是极为深刻的。总结来说，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导致了一人控制上市公司的危险局面，是不可取的制度安排；而如美国过去的伯利、米恩斯股权分散由经理人控制公司的结构对我国更不适当，美国在具有庞大的外部监控市场的情况下，千方百计在发展并推动机构投资者参与上市公司控制活动，我国的公司外的监控力量不足，没有强大的压力集团，是更危险的。中国证监会积极倡导和要求股权结构中配置战略投资者的方式，有助于造就相互监督的结构，是很妥当的做法。

上述关于国企改革历程的观点引自北大甘培忠《我国公司控制权的生成环境及制度完善》。

1986年，为了逐步改变现状，以便在培育市场体系过程中发展以国企为主的中国工业，全民所有制企业改称“国有”企业，仍由原班人马经营，接着，十五大要求实行公司制改革，提出在国有资产控股前提下国企要积极吸纳社会资金，这样一则可发展工业，二则可增强国有资产的控制力，从现在的情况看来，中央这样做的目的是让现存国有资产吸纳大量民间资金投资国有工业，以解决国企发展面临的深层次矛盾，舒展僵化的经营体制，逐渐促使重新分配利益政策合法化出台。绝非巧合，50年代末，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在当时组织农业生产的一种尝试性改革中丧失，农业合作化运动本来无可厚非，看似一种出于公心的运动，不费吹灰之力就剥夺了农民土地所有权，而作为全民所有制企业，改称“国有”后，加上后来的改革，企业性质发生根本变化，公众再也不是企业主人，公众财产变成国家财产，财产姓氏由“民”变“官”，作为国企职工，被剥夺的不仅仅是财产所有权，同时被剥夺的还有取得相对稳定工作的权力，难怪国企职工闹得那么凶。

对外开放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另一政策方向，与农村改革和国企改革相得益彰。1979年正月初一，邓小平出访美国，卡特称“你们向慈善的神灵打开了所有的门窗”，这句话一语中的，邓小平此行正是要向全世界透露中共意欲对外开放的信息，当然，开放的中国更为世界各国欢迎。成功访问美国促进了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的对外开放也显得规划宏伟，气度不凡，常人站在现实条件下思量感觉象在做梦，这是以深圳为代表的第一批经济特区建立之初给人的感觉。特区欢迎国外各界人士前来参观、旅游、投资，并制定了涉及土地使用、税收、海关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以图吸引国外商家来华投资。对来华投资的商家，主管部门要提供帮助，有关部门也必须积极配合，尽量使外商满意。从小渔村到大都市，深圳仅仅用了十年时间，中央政府最初在这一小块地盘上也仅仅注入了3000万元资金，显然，深圳特区的成功彰显了对外开放政策的正确性。由于深圳特区有着美好前景，其它对外开放城市相继沿着“沿海→沿边沿江→内陆省份”这个轨迹设立，对外开放也由经济领域扩展到其它领域，最后形成大开放局面。

令人感到意味深长的是，历史在这儿出现了反复。当初，清政府被坚船利炮打开门户，被迫开放通商口岸，一直发展到允许外国在华设立租界，国人以之为耻。百多年后，中国在被封锁的情况下主动打开国门，建立特区，设立对外开放城市，国人以之为荣。二者均是开放所致，虽然有一定相似之处，但实质却不同，一个是被掠夺，一个是自强，中国人要的是自强，这就是中国人的根性。

外资企业发展迅猛，影响明显，利润颇丰，其员工工资明显高于国内，有相当一部分外出打工农民在“三资”企业上班，许多大学生、研究生也在外资企业供职，毫无疑问，互利性促进对外开放政策稳步前进。外资在中国工业中的比重迅速攀升，不到几年，外资企业就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一股重要力量，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的“三资”企业的产值已占了各省工业产值的很大部分，且涉及了多个行业。据统计，到1993年，我国已注册的外商投资企业有16.75万家，还在1990年，广东、福建两省外商投资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分别达23.6﹪和27.7﹪， 1993年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额为252.4亿美元，比1992年增长45.4﹪，在我国出口贸易中的比例也由92年的20.4﹪上升到93年的27.5﹪，外商拥有先进技术，其产品和国际市场接轨，出口比重较大。外资企业的影响并不局限在经济领域，供职于外资企业的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讲究工作效率，追求生活享受等特点体现在他们身上，从衣着到起居，从说话到办事都有他们的外企风格，而且，这种风格逐渐成为一种时尚，为许多年轻人追逐。对普通劳工来讲，他们更多地惊叹于外企的先进技术和严格管理，在羡慕外国员工舒适生活的同时，也希望自己能做到那一步。国外文化通过书籍、光盘等各种渠道和载体迅速传到国内，逐步渗透，改变着一些人的言行。

三资企业独立经营，它们在得到有关部门的许可和完税之后便自主经营，内部事务不容政府有关部委插手，企业如何发展也完全由自己决定。当然，在相关领域内必然要对外商进行限制，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不容外资介入，不允许在一个行业投资太大形成外资龚断，这主要通过许可限制执行，如军事工业，电信业、盐业等。就近年来看，对外资的限制是有限的，各地都希望引进更多的外资来发展本地工业，尤其是新兴产业和技术资金密集产业，因此，限制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 “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造就了大批劳工，劳工问题逐渐显现，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劳动保障滞后，部分企业甚至连基本的安全条件也不具备，这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是普遍现象，由于内地和沿海的工价差别，民工只有忍气吞声。随便询问沿海返乡民工，就知道每天工作十至十四个小时是常事，尤其是制衣厂、玩具厂、电子厂、塑料厂等。

在众多吸纳大量民工的企业中，除了外国人开办的以外，还有中国人自己办的，那就是乡镇企业，人们可以回忆，在改革开放之初，农民拿着皮尺和竹杆分土地的热情远远胜过贷款建厂和进社办企业工作的热情。70年代末，中央对社队企业的发展明确了政策，乡镇和村级组织可以贷款建立乡镇企业。在一般人看来，在没有技术、没有人才、没有设备、没有经验的情况下办厂难于上青天，而获得资金还得有一定的条件和关系，这纯属白手起家，但几年之后，社会上便流传这样一句顺口溜：“有头有脑办厂，滑头滑脑经商、木头木脑栽树、憨头憨脑种粮”。显然，兴办乡镇企业者取得成功，得到了人们的尊敬。乡镇企业的发展可以追溯到1958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中第一次提出了“农村中的小型工业”的概念，从此，社办工业便蹒跚起步，几经周折之后，因为经济体制限制和没有适应市场规律的组织形式，加上经营不善，许多乡镇工业发展乏力，当然无法开创美好未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乡镇企业在略作调整之后便大踏步前进了，而且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绩。报刊及广播电视上能说明乡镇企业成绩的数据的不胜枚举，在人们的印象中，乡镇企业发展蒸蒸日上，乡镇企业创办者也成了腰缠万贯的“大享”。据统计，从1953年到1983年，中国的社会总产值从1000亿元上升到10000亿元，国家累计投资上万亿元，而且用了31年时间。而乡镇企业从83年起，仅用了8年时间便使其产值从1000亿元上升到10000亿元。各省的报道也让人们振奋，江苏、浙江、上海、广东等地乡镇企业飞速发展，其产值均以每年百分之几十的速度上升，如上海的乡村两级工业产值在1988年就比1987年增加43﹪，在江苏扬州，1986年全部农村工业产值即达60.3亿元，比1985年增加32.5﹪。这还是乡村工业早年的发展速度，后几年更快，到1990年，乡镇企业便能与国有工业匹敌了，1991年，乡镇企业产值占全社会总产值的四分之一，占全国工业产值的三分之一，到1996年，乡镇企业的产值便超过了国有工业企业的产值了。除了数据之外，乡镇企业带来的变化在日常生活中也耳濡目染，许多产品为乡镇企业生产，乡镇企业营销人员充斥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和农村的各个村落，农民到乡镇企业工作增加了家庭收入。

到目前为止，乡镇企业所涉及的产业有机电、化工、冶金、采矿、建筑、运输、农副产品深加工、纺织等行业，基本上，除了国防工业外，乡镇企业差不多涉及了所有的行业。在沿海沿边地区，乡镇企业还与外商结合，以合资、合作的方式开办企业，以解决资金不足和技术不懂的难题，填补了国内一些工业生产空白。内地的乡镇企业走在沿海地区的后面，仍旧得到较快发展。乡镇企业对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贡献突出，据国家统计，从1978年～1987年，乡镇企业安置了9246万人，占农村劳动力人口的30﹪，这个数据虽然不一定属实，但就是挤掉水份，乡镇企业容纳的劳动力仍为数不少。虽然各方面的统计数据不一，但乡镇企业的确在向前飞速发展，而且越来越多地吸纳着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并对中国社会作出了越来越多的贡献。

其实，乡镇企业的巨大贡献不仅限于它的丰富产品，它的另一贡献是和外资企业一起促成了工业生产的竞争局面。改革前，国营企业的发展壮大是靠上级安排，同类企业生产的产品数量、型号由国家规定，并无多大竞争，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状况，它们的许多产品比国企产品更受消费者喜爱，且占据了市场，国企不得不转而考虑产品销售问题。部分国企产品大量积压，加上体制原因和管理不善，导致严重亏损，据1990年工商银行对全国1000多个国有企业的调查，发生潜亏的面高达63﹪，亏损额达到10.83亿元，虽没反应整个潜亏情况，但已占全国预算内国有企业40﹪左右。国有企业不再是以前那样可以让其产品优游闲处，现在不但产品积压，而且还有许多负担，如上交利税、管理人员比例过大、富余人员和离退休人员过多等。以前的优势一去不返，原来的先进设备也变得陈旧不堪，低廉的原材料逐渐变得昂贵，原来的先进职工也变得不大听话，许多干脆跑到外企和乡企的阵营中去，面对外资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巨大威胁，国企改革不得不加快脚步。以外资企业、乡镇企业和私有企业为成员的另一工业体系的建立，导致由国有企业和原集体企业组成的公有企业体系亏损，中央不得不转而重新审视自己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国家工业，并致力于改变这种情况，以增强国有企业竞争能力，并逐步取消工业生产国家垄断局面，以求和世界经济接轨。

在人们印象中，乡镇企业有点些小打小闹，远不如国有企业财大气粗，少数得以发展壮大也是机缘巧合或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历程。的确，多数乡镇企业显得并不正规，和国有企业比较，它好象杂牌军，从厂房到设备、从管理人员到普通员工、从原材料进购渠道到产品销售过程都显得很不正规，有的还土里土气，显然，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的地位不同。改革之初，各类商品主要由国营企业生产，消费者更信赖其产品，在部分人的意识里，“国营”二字是稳定和有保证的代名词。另一面，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业的不成熟在经营过程中时常暴露，只顾个体利益和眼前益，无力或无暇顾及更多，除非实力雄厚的大集团。实事求是讲，许多乡镇企业的建立和发展都得助于国有企业，改革之初，由于政策允许，郊区农民和工企业附近农民依靠国营单位或政府部门的帮助建立小型企业，技术人员来自国营企业，有的还由国营企业投资，由于这类企业不向国家上缴利润，所以具有高额利润，加上环境宽松，乡镇企业便依托各自优势迅速发展壮大。但是，好景不长，由于所有制形式和内部生产组织方式不适应市场，乡镇企业陆续走入困境成为必然，拍卖、承包、租赁、利润提成等方式的出现，逐渐把乡镇企业所有权过渡到私人头上，或者为私人掌控，企业步入新一轮的成长过程中，这种现象在内地省份尤其普遍，在沿海省份也不少见，许多善于经营者转而努力经营这种属于自己企业，并使其小有名气，且不断扩大规模，由于数量众多，乡镇企业的产值和从业人员数量相当可观。虽说媒体对乡镇企业的报道赞美有加，但它却不敢和国有工业媲美，更不能与之争雄，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地位不是中小企业能取代的，行业责任仍然由国有大中型企业承担，多年以后，通过并购和重组后的乡镇企业集团能够在全国内叫得响的也为数不多。

乡镇工业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譬如资金少、产品单一、质量不高、管理不正规等。由于资金少、规模小，无力进行技术改造和开发新产品，在技术上只能依靠大企业；管理水平及和从业人员技能有限，难以形成适合市场竞争的生产和销售秩序，经营风险较大。这些不利因素被专家们称为“先天条件不足”，也是大多数乡镇企业很难做大做强的原因，在市场中磨合多年后，极少数脱颖而出，参予了国际竞争，更多的却被远远抛在后面。1996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明确：乡镇企业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农民投资为主，在乡镇（包括所辖村）举办的承担支援农业义务的各类企业。显然，部分已经发展壮大的乡镇企业不在此列，乡镇企业成为民营经济发展过程的一个形态，供来者品味。

在工业化进程中，“打工潮”显得尤为引人注目，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打工”是指这样一种行为，即农民离开土地到外地工厂做工，到九十年代，“打工”一词的外延发展到受雇做工这个广度上，即只要不是在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和集体企业工作的，不是耕种国家直接下放的土地，不是自主经营的行为都在打工之列。即除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国有事业单位员工、集体企业员工、农民、私营企业主及个体经营者以外的所有人员都可称为打工者。从这个角度看，打工族包括的范围很广，有农民、城镇待业青年、脱离公职的人员、国有企事业离岗员工、还有大学毕业生等，打工族也分成了蓝领和白领，一般来讲，跳槽的公职人员和大学毕业生成了白领，而民工和城镇待业人员则成了蓝领，这里仅谈农民离乡到外地打工，即“民工潮”。

近二十多年里，打工者多如牛毛，遍布街头巷尾，火车、汽车、轮船都被打工者挤得严严实实，一到春运期间，内地及沿海地区的车站广场人潮涌动，从高处往下一看，就只见人头如麻，象伏在蜂巢上的蜂群一样。这些人多数提着大包拎着小包，且拖儿携女，拥挤时，有踩着人头爬上车的；找工作时，有争先恐后互相攻击的；饥饿时，有偷盗抢劫行骗的；偶尔也有潇洒清闲高升的，只要说起打工，打工者会津津乐道的给你讲出来许多故事，或搞建筑，或做保姆，或进工厂，或进舞厅，或傍大款，或下苦力。他们中，有的放荡不羁，有的循规蹈矩；有的贪图享受；有的却艰苦朴实；有的锲而不舍；有的却见好就收。总之，打工潮波及全国，在这个时代的社会生活中占据了赫赫地位。

打工者多是四川、湖南、江西、重庆、河南、甘肃等内地贫困地区的农民，也有城镇居民，他们多是在亲朋好友的带动下跨入这一行列的，也有直接跑到招工单位旄下者。去时，他们带着自己的行李，服装及车费；回来时，他们便带着自己的工资、经验及见识，也带回了几多辛酸。打工者中青年农民占多数，也有少数中年农民，中年农民以男性居多，年青人中女性占的比例不小。

政府力图控制这一社会潮流，希望规范民工的流动程序。在流动方向上，政府想完全掌握情况，意图在这一基础上寻找左右民工潮流动方向的措施，以使其符合国家利益。在打工者流动过程中，政府要求建立官方的出乡和入厂审批程序，这主要是规定打工者离乡时要办理外出许可证，规定工厂只能接纳有许可证的民工，政府有关部门对这种规定的执行情况适时进行检查，逐步把这种规定变成一种制度来落实，凡不执行者均要被处罚，或罚款、或实施其它处罚。显然，这个行政措施属于滞后型，中央在决定对开放和对内搞活之初没有这个政策准备，在允许外商投资和建立乡镇企业的有关文件中，人们找不到现在这种规范民工就业的文字。随着时代推进，在劳动力转移上，政府直接介入，并力图把劳动力转移和技能培训结合起来。

众所周知，“打工潮”因城市和农村二元经济存在差距而形成，只要城市实际收入明显高于农村，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就是不可避免的，应该看到，只要中国推进工业化，农村劳动力大转移同样不可避免，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不可逆转和不可阻挡的，是社会发展必然过程。形成二元经济结构，出现严重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社会公认的原因有以下几个：一是通过征敛行为大量转移农村财富，长期以来，征收公粮和工农产品价差是农村财富向工业和城市集中的主要途径，这二者使农业税显得微乎其微；二是农村长期存在严重隐性失业，中国耕地承受了惊人的重负，人均耕地不足一亩，收成的四分之一要交纳公粮，余下的几乎只够糊口，农民们在多数时间中无事可做，据估计，农村劳动力至少可以抽出三分之二，但农业以外的其它行业并不需要更多劳动力，于是，占农村劳动力三分之二的人便成了潜在失业的对象，这种失业一晃就是几代人；三是社会公共基础设施利用率低，农村交通闭塞，通信不畅，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在建国后的三十年内都不允许人们自由流动，用财富堆积起来的城市基础设施得不到充分利用，用金钱铺设的道路遭到冷落，农民很少利用社会历年积累的财富。相反，城市和工业在建国后一直享受着政策带来的好处，一般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供应补贴制度使城市居民和工人可以享受廉价的生活必须品，供应粮是国家采取统购统销办法从农民手中低价买来，补贴一定差价后以更低的价格卖给吃供应粮者，在建国后的三四十年中，农民习惯把工人和城市居民称为“吃供应粮”的，除了粮食之外，食用油、肉类等与衣食有关的项目均享受这一持遇，住房由国家提供，只象征性的收取租金或干脆不收，城市的交通运输，特别是公共交通也享受这种补贴政策，可以这样说，城市居民和工人在衣、食、住、行上都享受着供应补贴制度的优遇，而且，工厂的产品还以高价销售给农民，并以国家权力为保证。二是特殊的教育制度和佣工制度为“阶级世袭制”的落实创造了有利条件，城市居民所处教育环境优越，其子女就读学校的教学质量一般高于农村学校，考试信息比农村的丰富，显然，城市学生考上大学要比农村学生容易得多，即使考不上，还有内招、代培、委培等名额，在很多年内， “顶替就业”制度是指国家职工提前退休之后，其子女可以顶替父母参加工作，这使得以工人为主的城市居民享受的优惠待遇能逐代沿袭，简直就是赤裸裸的世袭制。城市居民和工人们优游闲处着，完全能感受到作为共和国工人的自豪，而农民们却处在温饱线下，由于这样，许多农民子弟在年少时容易把其贫困的原因推到城市居民和工人头上，其实，农民贫困的原因并不在于工人和城市居民，而在于历史原因和现存制度。由于这些原因，从建国起到现在，城市居民和工人的平均收入是农民两倍多，关于工农差、城乡差的数据不胜枚举，通过征敛和价格等政策因素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财富也完全可以计算，但促使农民外出务工的原因却只是现状，即农村的贫穷落后，农民不太清楚过去是怎样被盘剥的，也不愿去过多的追究已往的事，他们更注重现实，并打算着自己的未来，对一个出生在八十年代的中国人来讲，中国农村在八十年代初以前的情形完全历历在目，低矮的住房，破旧的衣服里包裹着又黄又瘦的躯体，一日三餐中，大米和面粉完全不能满足，还要掺许多杂粮，人们每天的劳动只值几分钱。常言道，穷则思变，正因为贫穷，农民们才向外流动，并力求找到新的工作。

农民外出打工一年的打工收入相当于在农村干几年，显然，劳动力的城乡价格差是促使农民外出务工的神手。随着改革开放，对人口流动的限制政策逐渐松动，没有介绍信外出不再是寸步难行，人口流动逐渐增加，但许多外出者根本就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难免遭遇几多尴尬，一直到后来实行身份证制度为止。外资企业的发展使民工最先流到沿海，“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壮大需要大量劳动力，内地廉价劳动力正是它们的最爱，能吃苦、不怕脏、不怕累、要价低，这正好符合要求，民工顺其自然地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工厂。现实生活中，鲜有批评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者，的确，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令世人瞩目，所取得的成就也不容怀疑。落后国家的发展方向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农业人口，推进工业化。邓小平集团领导的改革开放调动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各种资本与处于隐形失业状态的农民的结合，刺激了另一工业体系的发展。使工业生产需要更多的劳力，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也相应增加了。农业人口向工业转移并非固定形式，有别于当初荷兰、英国、法国等国家的人口转移情形，但它创造了巨大财富，拉动了内需，推动了生产发展，这是显而易见的。细究起来，打工者参与较多的行业发展相对较快，部分已经追上了世界上的先行者，诸如建筑、纺织、玩具、鞋业等行业，中国产品已占据了全世界的很大份额。打工者虽然没有先进的科技知识和经营理念，但他们的廉价劳动力却是全世界需要的。

国人喜欢中庸之道，对劳动力转移这种大事也显得进退有余，政府并不刻意去固定劳动力转移数量，许多民工遇到困难时又回到土地的怀抱，打工者参与工业化并不是背水一战，毕竟，承担工业化责任的是另外一个阶级，劳动力转移曲线虽然一路飙升，但劳动力转移的质量并不优良。

劳动力转移的时间数量曲线在抵达一个不高的峰值之后便相对固定下来，有时甚至回落，这种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二三产业发展受限，与此同时，社会努力不够的原因同样醒目。民工没有相对固定的工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工作经验相对不足，不能精益求精，在工种问题上，民工虽然各有所长，但很多时候并不能学以致用，其所在企业要想做大必然受到限制，怪不得有的企业主感慨佣工之难。除民工的自由散漫之外，政策是导致民工工作不稳定的主要原因之一，打工者在挣钱的同时必须随时考虑到自己是农民，不管你从事何种工作，在外终究是临时的，工作不稳定，没有住房，子女教育、老人赡养、各种社会关系等许多基本问题的处理还在农村，以户籍管理为主的社会管理时常提醒民工思量归属问题，在外终有一种浪荡的感觉，在遥远的地方自己还有一个家，而且，那才是归宿，这样，很多民工只图挣钱就不难理解。近年来，虽然有一支数量平稳上升的劳动力大军，但对每个佣工单位和每个打工者来讲，佣工关系却极不稳定，佣工单位和民工个人试图通过努力建立稳定佣工关系，但却徒劳无功，而且还为此付出了相应的代价。

眼见部分土地荒芜，农村的年青人跑了个精光，壮年劳动力也所剩无几，政府便反复宣传农业生产的重要性，试图引导部分青年农民回流。的确，现代农业也需要高素质农民，民以食为天。随着时间推移，大多数青壮年农民长年在外务工的弊端逐渐被人们认识，除了农业生产受到影响外，对在外人员的管理完全脱节，打工者的子女教育成为问题，夫妻分居现象非常普遍,有的在外为非作歹，有的在外超生子女（这增加了土地的人口负担），老人无人照料，给严峻的城市居民就业形势造成压力，有的人竟然说“民工抢了许多本该属于城市居民的饭碗”，正是这些弊端，导致国家试图控制这一潮流。

民工们尝尽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除了要看城市居民那鄙夷不堪的脸色外，还要遭遇许多不公平待遇，受当地人欺凌，被老板克扣、辱骂、甚致殴打，忍饥受冻是经常的事，在来去途中被交通线上的各类人员敲诈也是常事，还有无端遭到警察和保安人员毒打的，干了活拿不到钱的现象更为普遍，许多打工者随时小心翼翼，处处战战兢兢，但仍然时常上当。总之，他们尝尽了颠沛流离之苦。

至上个世纪90年代末，面对这一重大潮流，打工者本身、甚至公众对政府少有建议，政府采取的措施多半是被动型的，除了在传统节日期间增加列车班次外，政府试图通过指导的方式来帮助民工寻找工作。前者得到了改善，对于后者，政府不但设立了劳务市场，并力图建立健康的中介行业，但部分中介机构却从中骗取手续费，并不能得到打工者的信任。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政府加大对民工的帮扶力度，许多关于民工的新政策不断出台，社会各界人士对民工问题的研究才逐渐深入。

在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现代化事业中，物价不断上涨是人们非常关注的问题。在街头巷尾和田间地头，人们在谈论着：在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时，六毛钱就可以买到一斤猪肉，而在九十年代，六毛钱还不够在城市公厕中小便一次。物价猛涨在常人调侃中体现得最充分，有人干脆把一元称一分、一角称为一毫，一百元称一块。相对于1978年而言，到1998年时，物价已涨了十多倍，1983、1988、1993、1997这几个年头，物价涨幅更是十分惊人，物价上涨主要是因为国家基建规模过大，政府收不抵支而不得不向银行透支所致。物价大幅上涨导致经济秩序混乱，加上经济上实行双轨制，少部份人钻了空子，他们利用各种关系倒卖物资迅速致富，部分商家趁机哄抬物价，人们生活受到较大影响，入不敷出，积蓄无端减少，工薪阶层不敢积蓄，特别是1988年抢购风之后，银行被迫推出保值储蓄，否则就根本无法吸收存款，更谈不上赢利。在城市和农村，许多人后悔没有及时把积蓄变成实物。通货膨胀攫取财富，几多埋怨几多忧愁，但却无可奈何。就工薪阶层来讲，工资增长往往滞后，收不抵支时，便指责物价上涨过快，埋怨工资太低，一般到最后关头才增加工资，工薪阶层同样兴奋不已，但随着物价上涨，他们便很快平静下来，带着几分沮丧。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自1978年改革开放起，越来越多的人盲目追求经济效益，当时流行的许多话语让人难以思量，比如：“一切向钱看”、“有钱就是大哥”、“有钱就有了一切”之类的话，使人们对货币盲目崇拜，这种格言的局限性也莫名其妙的被忽视。正因为这样，社会风气变得极不人道，贪官污吏迭出，腐败现象屡禁不止。有几起见到儿童在水中挣扎却无人相救的事例，围观人群中的个别人竞以索要钱物作为救人条件，这就是社风日下的写照。

思想混乱，道德沦丧，金钱至上，看不到未来社会的美好图景，恰好此时，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发生剧烈动荡，在这个大背景下，89年“六·四”风波爆发。

八九年春夏之交，北京和其它一些大城市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学潮，这场政治风波的导火绳是胡耀邦逝世，从有要求的悼念活动发展到游行示威和静坐请愿，进一步发展到绝食绝水，以致后来进一步升级，整个事件的发生绝非偶然。公开信涉及要求为胡耀邦平反和有关民主政治七项要求，后来的口号又要求新闻自由、惩治腐败、打倒官倒、反对不正之风，这符合时代要求。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政治体制需要改革，贫富迅速分化，贪污腐败屡禁不止，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由于拒绝对话，加上中央领导的表态，学潮升级，部分城市的学生相继举行游行示威和静坐绝食活动，以声援北京学生，工人也参与了这个事件。“高治联”和“工治联”是学潮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组织，部分知识分子直接参与了学潮。开始，党中央内部对学潮看法不一，导致部分社会各界人士走上街头支持学生，有的地方政府无所是从。强硬派在高层内部得到支持，把学潮定为动乱。军队秘密开进北京城，战车不费吹灰之力就碾碎了有些中国人塑在天安门的自由女神，学潮结束。在89年以前，学生游行也偶有发生，1986年、1987年都有学生游行示威，只是规模小。学潮的发生有其思想根源，改革开放后，知识分子思想活跃，部分人认为，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应补资本主义的课，重新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久，这种思想被定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遭到批评，促成学潮的人正是来自这个群体。东欧国家也出现了类似情况，这些国家的工人组织或其它社会组织倾向于西方民主制度，向往丰富的物质生活，和中国不同的是，他们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共产党，先后实行了资本主义制度，包括苏联。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八九年政治风波，通过倒推事件发展过程，可以认定，倾向于西方民主的人至少达成了某种默契， 88年经济动荡之后，民心更加不稳，胡耀邦突然逝世，有要求的静坐活动却组织得颇具规模，这不能不让人感觉到有来头。开始，学潮态度温和，后来把学潮定为动乱，显然，发生激烈冲突就在所难免，伴随学潮的过激行为没有必要分析原因，认定何人所为更不是本书想说的，游行队伍中怎么会出现诸如“反对共产党”、“打倒邓小平”之类的牌子，是某种企图的暴露还是其它原因，这的确让人思量。有人说，如果有军队支持学潮的话，情况就会不一样，但是，军队凭什么会支持学潮，当时的七项要求到底有多大现实意义，还有，如果学潮成功，中国就真的能用“一步登天”法实现民主政治吗，中国会不会出现民国初期那种一盘散沙的局面，总之问题多多。还是那句老话，一个巴掌拍不响。

农民对整个事件冷眼旁观，开始，电视要播放有关学潮的新闻，甚至长时间直播，大多数农民并没有搞懂是怎么回事，只晓得到处闹得凶，出于切身利益考虑，有的赶紧找回自己的子女，免得吃亏，其它的，好像和自己无关。那段时间，学潮是农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媒体上说不会“秋后算帐”，农民却说“不把你们闹的整惨才怪”、“闹过了，才知道它（共产党）的厉害”、“（被收拾的结果）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正如农民所料，学潮的组织者和积极参与者没有好果子吃。八九政治风波过后，宪法中有关游行示威的权利被附加了许多条件。

有人把89年学生运动和五四运动联系起来，认为二者可以媲美。不能否认，作为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和国际国内形势，提出民主政治要求无可厚非，但是，在清朝末年和民国时期，民主政治反复搞过多次，都未成功，仅仅一场学生运动就能产生民主政治吗？值得怀疑。作为民主政治要求，会不会被相关政治集团利用，如果民主政治要求仅仅被个别政治集团用来篡权，和被个别集团用来牟利，其后果，不但对经济社会发展没有好处，反而可能导致整个社会出现极端混乱的局面，而重新演绎到改朝换代的乱世中。作为民主政治，其制度建设必然是一个渐进过程，尤其在中国，任何意欲靠一夜之变来制造民主制度的想法，其结果，必然走向逐权之战。89风波的确非常危险，如果不是因为邓小平集团的果敢，而是任其再发展一段时间，很有可能会导致改朝换代，到最后，民主政治要求就会落得仅仅是一段历史记述而已的下场。无疑，从民主政治要求来看，89年学生运动有着积极意义，可以预见，在推进民主政治的历史中，它将是一座丰碑。不过，回过头来，还望执政者重视这种要求，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稳步推进民主政治，不能丧失机会，否则，朝代更替之后，必然背负骂名。参加89学生运动的大多数人都已过不惑之年了，对很多事情的看法，也许稳妥得多了，面对逐渐增多的皱纹，对共产党镇压学生运动的怨恨也许已经淡化，但是，面对一党专政和集权政治，这些人也许要问，在民主政治改革的突破上，当局还在等什么？

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政权巩固问题上投入了更多精力，与此同时，并没有放慢现代化建设脚步。军队进一步得到调整，在八十年代初组建的武警部队基础上，各省均扩大了机动部队编制，这支部队主要用于处置国内突发事件和大型治安事件，包括处置学生、工人等举行的游行示威活动和各种利益集团的违法行为，国家内部安全保卫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处突”成了武警部队的一项重要训练内容，后来，又将陆军的十四个师改编成武警机动部队，以增强内卫部队的应变能力。除了扩编内卫部队以加强处置能力之外，从思想意识上防范思想异化，向公众灌输共同理想成了中共的当务之急。“社会主义信念教育”在全国广泛开展，历来政治表现在入学、工作、提拔等人生转折点上受到重视，凡是在政治上有“问题”的，恐怕就没有那样顺利，各类学校的教学内容得到调整，有关社会主义优越性及其改革措施和成果的内容是必考无疑，爱党爱国紧密结合，官员使用以“德”为首，政治主张是这个“德”的关键，凡是有可能不听话、特别是有不同政治主张的官员肯定得不到提拨。在企业、学校、农村中，许多人被发展为共产党员，定期学习，以灌输当政者主张，意欲加强对社会思想的控制。学校的党组织显得尤为重要，党员学生毕业分配时享有许多优遇，企业的党组织得到强化，党的身影无时不在人们左右。所以，在中国，说共产党领导现代化事业比讲政府领导现代化事业更为准确。

对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国家来讲，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使他们感到震惊。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新思维”与苏联解体有着直接关系，有人骂他是败家子。之前，苏共进行了系列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随着改革深入，旧的矛盾得以缓和，新的矛盾却日渐突出。计划经济体制导致泱泱大国躯体僵化，进一步发展乏力，而市场经济体制与官僚体制格格不入引起的社会深层次矛盾更难解决，两种体制改革难以同步进行。多年以后回过头来反思苏联民主改革，公众没有从民主改革中得到利益，试问，没有维护公众利益的民主是真正的民主吗？民主因利益之争而起，如果以理论做先导，通过权力和资本的媾和，以谋求据公众财富为己有的目标，那这种所谓的“民主”不但不能推动社会迅速发展，反而会让公众怨声载道，财富分配严重不公，其直接结果是混乱。那种由底层人民拿着枪杆子闹革命的时代已经结束，但并不能排除利益集团利用军队的现象，也不能否认因利益之争而发生的众多群体事件会导致民心丧失。苏共的放权行为没有同真正的民主过程结合起来，走了一步到位的办法，没有同利益挂钩，由国家管理的公共财富过渡到少数人手中，甚至转移到国外。可见，民主改革首先要出自公心，不能搞假改革，不能以改革来牟取私利。民主改革要逐步进行，集权要分次放权，为了防止社会剧烈变化导致混乱甚或是民主改革失败，有必要研究“集权如何放权一寸，公众如何得到权力一寸”的方法，有必要研究如何防止与民争利，有必要研究如何防范利益集团的利己行为，有必要研究如何使利益分配和民主改革挂钩，以切实提高公众参与的热情。一次放权后，应该切实由公众对民主改革作出主要评价，不走过场，还要听听专家讨论，通过一段时期的静观其变，确实没有问题后，再进一步放权，这个改革需要时间，远比经济体制改革复杂，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推进。戈尔巴乔夫应民主派要求实施的改革导致国家和人民蒙受了损失，而有的人却从中渔利，真正的民主还要一个过程，但蒙受的损失已经无法挽回。

苏联的民主改革导致国家解体，中国的民主化思潮引发“六·四”风波，中国闪了一下腰，但中共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政策，随着最高权力逐步过渡，江泽民以党政军最高领袖的身份行使权力，被称为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的治国经验被整理出来，被奉为国家前进的指南针，要求一百年不变。他的理论如同人一样，信奉实际，讲究实用，敢于偿试。正是因为他力主包产到户，对外开放，建立特区等政策，中国才从饥饿中走了出来，并取得了巨大发展。人们传颂道：“建国毛泽东，富国邓小平”。

在回顾历史和展望未来之后，官员和学者们普遍注重实际，毫无疑问，在食不裹腹、衣不蔽体的岁月里，共产主义理想不能御寒充饥。为了谋求生产发展，政府开始讲究利益引导，不理会意识形态之争。温饱之后，人们希望提高生活水平，私人汽车、舒适的住宅、舒适的工作为人们所盼。

在发展经济的要求下，城乡一体化观点被推到前台。它强调城乡一体，强调经济文化协调发展，认为工业化是中国的必由之路，主张立足现存国有企业制度，积极发展乡村工业，形成有梯次的工业结构，实现国有工业为主的工业化目标，主张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和环境保护相结合，意图避免其它工业化国家发展过程中的许多弊端，如城市拥挤、人口过分集中、污染严重、地区工业结构不尽合理等，它回避社会制度改革，不谈一党专政和公有制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它意图通过绘制一张包括城市和农村的美好图景，以换取人们的普遍支持，显然，这是一种鱼和熊掌兼得的理论，即满足农民的需要，又满足市民的需要，即满足民众需要，又不得罪官方。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工业进程的步伐仍举步维艰，国有工业、集体工业仍然不景气，乡村工业仍然难以做大做强，技术含量低。政府想尽了办法，一会是调整整顿，一会是清理三角债，一会是培育市场，一会又是规范各种机制，一会儿是加大投资，一会儿是清理“三金三乱”，但仍旧无济于事，各种深层次社会矛盾仍然难以解决，看来，实现工业化不是靠想象。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市场经济体制戴着社会主义帽子闪亮登场，然而，否定计划经济体制颇费功夫，为了推行市场经济体制，政府作了长久准备。在商品社会的今天，常人根本无法想象在没有市场的情况下，各经济单位将是何种生存状态，更无法想象如何推进工业化进程。改革开放后，经济迅速发展，各经济单位需要在市场中活动，成熟的市场成为国内国际经济活动所需，但是，中国却根本没有建立市场，对各级政府和企业来讲，市场经济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当然谈不上与世界经济接轨，更谈不上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在八十年代初，在各级政府主导下，部分市场逐渐恢复，各类新兴市场迅速创建，如消费品市场、金融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劳动力市场等。众所周知，市场是看不见的“神手”，它对经济活动的积极作用非常明显。但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却经历了太多波折，对中国社会来讲，要建立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任重而道远。双轨制，即一部分由计划来控制和调节，一部分由市场来左右和引导，它在理论上比较圆满，但在实行过程中，有人却从中钻了空子，“官倒”应运而生，几多非议之后，“双轨制”不谈了，兴趣转移到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但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又成了人们心头之痛，贪污腐败屡禁不止，官商勾结、集团利益等问题接踵而出，的确，在公有制基础上建立市场经济存在诸多问题。

马克思理论中，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产物，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均采取计划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共产主义按需分配。计划经济从苏联模式开始，进而取缔市场，日常生活用品凭票供应，肉有肉票、布有布票、粮有粮票，生产资料供应、资金划拨、劳动力布置等全部通过行政手段进行。社会生产活动由国家经营，市场作用微乎其微，市场萎缩得只剩须角，和常见的市场体系比较，中国根本没有市场可言，在那些年头，市场被作为洪水猛兽抨击。正常的市场被取缔后，剩余的两条触须在社会中轻轻摆动，一条为合法的政府垄断市场，另一条则称为黑市，商品价格明显分为“牌价”和“黑市价”。显然，不管当朝政府怎样认识，经济单位需要市场，社会生活离不开市场。

伴随市场体系逐步健全，市场经济理论登堂入室，成为中共发展马列主义的贡献。宣布以市场经济为补充后，市场发展迅猛。不到几年，消费品市场旺盛，日用品充斥在大街小巷，高中低档均有，且品种齐全、花色繁多，到处挂着“大甩卖”、“大出血”、“大跳楼”之类的牌子，商家之间竞争不择手段，尔虞我诈、坑蒙拐骗现象频频出现。生产资料市场建设要晚一些，发展速度同样惊人，为了驱逐利益，各大中城市争先恐后划出地盘，盖起市场，请来业主，发展较快的有钢材、五金、化工、建材、药材、机电等行业市场，而农资、矿产等行业市场相对发展较慢，生产资料市场交易金额巨大，要求有仓储设施和相应技术条件，进驻商家自然以国企为主，中小企业多不具备实力进驻，况且，刚从计划经济体制中回过神来的中国并没有多少上规模的私有企业。因双轨制的利益诱惑，“官倒”成为当时生产资料市场的特有现象。在生产资料市场中，国有资产运作方式僵化，反应不够灵活，有时甚至出现捕捉信息慢的情况。对中小企业而言，生产资料市场为进购原材料提供了方便，各种限制在市场建立过程中逐步取消，原材料变得可以自由选择，由于发展生产需要，到目前，各大中城市基本上都建立了门类齐全的生产资料市场，各地、县级城市也有门类不同的生产资料市场。相对于其它类别市场而言，消费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真正建立起来了，形成了网络，而且基本健全。相形之下，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建立显得慢慢吞吞。在中国，有一种定期举办的供需见面会，多为政府或者政府相关部门、学校或者学校联盟组织，一般在院校毕业生离校前举行，目的是让学生和用人单位见面，以便相互选择。除供需见面会外，各地设人才交流中心，隶属于政府人事部门，为政府主办的人才中介机构，二者外，还有其它促成劳资双方选择的方式，这里不细谈。但要强调一点，对于主流劳动力市场而言，权力和金钱的渗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另一类聘佣关系在劳务市场进行，以民工为主的简单劳动所需劳动力在劳务市场进行，这类市场多半自然形成。劳动力市场显然不健全，没有形成真正的梯次，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聘佣不是由市场决定，多由政府分配，对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评定也显混乱，有些供需见面会和人才交流中心市场作用不大，出于种种原因，有的单位本来不需要相关人才，或已经找到了人选，还在上述二场所内做出招兵买马的样子，有关部门甚至指定下属单位招聘相关专业人员名额，这不符合市场机制要求，人们并不把它称为市场。除了劳资见面方式外，人才中介机构也不甘示弱，有中介所、中介公司、职业介绍所等，这类机构有一部分属于正常中介，有的城市已发展成中介一条街，且得到劳资双方信任，基本符合市场机制要求。改革以来，金融体制多次调整，证券市场和各类金融机构先后建立。现在的情况是，除人民银行外，原有其它所有银行均为商业银行，政府要求其自负赢亏、自主经营。新建金融机构有新成立的银行、各种基金会、各类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期货交易所、资产管理公司、以及升格后的城市和农村信用社，它们和原来的金融机构一起构成了中国的金融体系。金融机构名目繁多，金融市场却并不健全，货币市场根本不存在，资金信贷纯粹是国家行为。在金融机构成立之初，金融机构不能独立经营，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受到严格限制，财政部门拨出的大宗款项通常被分门别类的存在各金融机构中，受款单位不能自由选择，金融机构间的竞争非常有限，对资金需求单位来讲，说争取金融机构贷款倒不如称为争取政府贷款，大额资金的借贷，银行评估其偿还能力处于次要地位，更主要的是取得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包括立项、建设、资金投入渠道等。一方面，借贷要纳入银行信贷计划，另一方面，借贷要纳入政府投资计划，这样，存贷行为并不是由利率差、利润高低及偿还能力决定，而是由银行和政府有关部门官员根据主观认定的发展需要人为决定，说穿了，“三基一支”所需大量资金、国企发展和盘活国企所需资金，才是银行发放贷款的主要对象，其它的没门儿。银行没有实现独立经营、自负赢亏，和银行血肉相连的企业也没有实行独立经营、自负赢亏。在这一前提下，中国金融市场显得不伦不类，银行业务不能完全顺应市场机制。货币市场根本没有建立，证券和期货市场当然也谈不上健全，发行股票单位考虑得更多的是，如何通过股票来筹集资金，不是主要考虑所筹资金能获得多少利润，退一步讲，股份制才推行，就是遇到困难，国企有国家照顾，国资产占大部分，企业亏损国家不可能不管；期货市场和证券市场一样，业务骨干都在钻政策的空子，以期获得利益，期权买卖中存在许多不良行为。保险公司和信托公司的业务不是比较正规，许多业务的开展还得靠行政措施来完成，部分人群对其抱怀疑态度。信用社、特别是基金会之类的金融机构业务混乱。外汇汇率不敢由市场决定，黑市价格与挂牌价格悬殊较大。这些都说明，中国金融市场还不健全，因为经济制度转型还不到位，许多根本问题并未真正得到解决。

生产生活因市场繁荣显现出新的生机，但对部分单位和个人来讲，市场经济却是不祥之物。由于运行机制僵化和观念落后，部分生产单位不能顺应市场要求，一方面，它们不能利用市场降低成本和改进技术，另一方面，它们不会在市场中销售产品，这些生产单位因循守旧，想通过行政手段扩大生产、提高利润，然而，政府没有满足这种愿望，等到吃尽苦头时，才知道时过境迁，竟而迁怒于市场机制不健全。

建立市场的目的是发展经济，中国经济最终要和世界经济接轨。市场是经济运行的指挥棒，是牵着牛鼻子的绳子，市场这根绳子轻轻摆动，经济运行就会随之而来，政府一心想做牧人，期望能够控制市场，但却难以掌握牵动绳子的方向和力度。

国企希望自己能适应市场，但却被众多惯性体制掣肘。除国企自身所有制因素外，市场又存在哪些不足呢？有人也许要讲，发展市场经济是大势所趋，国企亏损与市场无关，人穷怪屋基，企业亏损怪市场，纯属荒唐。可是，市场的确存在不足之处，国企亏损与市场不健全并不是不无关系。由于市场不健全，国企的资金、技术、人才因为利益引诱大量向其它领域流失，被人们戏剧性的称为“挖社会主义墙角”。政府要求适应市场经济，但是，国企体制改革的权力却被别人掌控着，“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并没有真正落实。资金筹集、人才引进、生产调整等重要事项也不能在市场中进行。一些单位利润较低，却投入大量资金，一些单位虽有发展前景，却无法获得投资。国企产品流通不畅，跨地区流动受到人为限制，有的称为优先发展措施，有的则冠以保护生产借口，有的则被课以不同的税费政策。市场不足造成资金、技术、物资、人才、产品的流失和流动不畅，市场作用受到较大限制。市场先天不足，受历史条件制约，基本经济制度不可能迅速改变，市场难以健全显得不足为奇。

土地承包之初，社会上风闻中国以后将存在贫富悬殊的预言，谶言说，以后将象美国一样，穷的穷、富的富。细究谶言起源，在底层人群看来，毛泽东逝世后，刘少奇、邓小平集团的土地政策得到推行，而刘在当时被定为是最大的走资派，其政策当然是资本主义道路的体现，资本主义国家的典型是美国，历来的宣传教育都说美国贫富悬殊极大，从而造成谶语之起。

改革开放后，土地下放，市场恢复。为了发展，共产党采用了富国们的惯用政策，中国没有自己的经验，只好效仿。在行动上，共产党逐渐改变原有分配制度，对高度集中的大量私有财产给予保护，土地使用权可以长期买卖，部分土地成为商品。随着外资进入，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实行国际惯用企业制度，部分集体企业为私人掌控，国有中小企业在原有体制下难以参与竞争。股票和债券的发行顺理成章，西方企业的管理方法被视为先进，中国政府要求国企按西方模式实施管理，称其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可以直言不讳，经济运行模式明显西化。另一方面，收入差距迅速拉大，老板们挥金如土，许多人心理不平衡，的确，一些人还非常困难，而另一些人却腰缠万贯，分配极不平衡。在说法上，共产党保持原状不变，只是加了一个先富和后富的说辞。

经济运行方式向西方国家接轨，经济制度却以公有制为基础，二者存在深刻矛盾，并不配套。中央集权、一党专政、政治无竞争，权力相互依存、互不分离，显然，政治体制和经济运行方式也不配套，计划经济模式迅速退出，新的经济模式逐渐建立，但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和中央集权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没有找到具体的改变措施，国家和社会的困惑由此而生。因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市场经济没有运行基础，国企发展困难，面对众多国企，政府难求平衡，手心手背都是肉，最后忍痛割爱，抓大放小，把全民所有的国企资产变为官方资产，以官商身份进入市场，官商得到政策支持，官僚主义渗透到经济领域，因为有机可乘和利益引诱，贪污腐化盛行，损公肥私风气蔓延，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摆到社会层面上，全民资产演变成官方资产，官方资产却没有演变为社会资产，资产存在形式仍然不符合市场要求。好在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价格低廉，因出口支撑，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发展，但公众的生活水平却提速缓慢。

共产党对涉及经济运行方式的改革抱着必胜信心，认为在改革过程中遇到困难是必然的，同时也是暂时的，只要保持稳定，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通过实际工作完全可以克服这些困难，同时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要求真务实，要讲求实效和积极奋进。“稳定压倒一切”，这句话，得到上下一致的认同。但对于稳定的看法，官方与民方有着不同认识。官方认为，所谓稳定，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绝不能搞大革大改，只能模索前进，其它解释都从这儿得到延伸。民方站在维护自身利益和寻求发展需要的角度，认为，稳定就是不能发生战乱，不能出现社会秩序的激烈动荡，要求相对公平公正。共产党希望中国强大。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国家，要建立门类齐全且发达的工业体系，不能强弱参差，不能受制于人，人均工业产值要居世界前列；国际市场要有中国的一席之地，本国商品必须占据国内市场主要份额，有必要实行保护性关税。为构建独立自主基础，要实现农业自给自足，实现各个科技领域的自主开发，这种自给自足是中国式的独立自主，有着儒学思想的深刻痕迹，具有不愿受制于人的典型特征，是“治国平天下”的现代版本。中共的战略无可厚非，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设计，是一个政治理想，但缺乏痛定思痛后的果敢行为。在建设中国这个问题上，中共相信自己能走出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对出现的矛盾，共产党认为是摸索前进中不可避免的，这是对所有矛盾的最后解释。

现代化建设步伐因改革而逐步推进，中央政府却连年赤字。从收入看，既定关税已经高出世界平均水平，难以总体调高，国企上交利税逐年减少，许多企业自身难保，上调其利税非常不利，其它收入无关痛痒。从支出来看，落实改革开放政策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党政机构膨胀需要更多费用，军队虽然裁员，但军队现代化建设和武警部队扩编使军费开支不断增加，产品、设备和技术的进口需要大量外汇，优先发展教育的呼声此起彼伏，交通条件亟需改善，科技投入不容轻视等等，这些，使中央财政支出有增无减。税收和金融机构所筹集资金无法满足中央政府，“两基一支”建设所需资金和盘活国有资产所需资金缺口巨大，为此，涉及税制和金融体制的改革先后出台。若干年以后，回过头来看，税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使中央利益得到强化，经济收入向中央集中，而且取得明显效果，中央财政可支配的资金越来越充足，此乃后话。

实行财政赤字政策不是中央政府的本意，出现赤字也是迫于无奈。政府力争减少财政赤字，力图扭转连年赤字状况，这主要寄托于增加收入，另一方面，也打紧开支。作为一个中央集权国家，中央政府不愿意看到税收的主要部分滞留在地方，属于地方财政收入的税费这一块，在改革过程中，块头逐渐壮大，税收中属于中央政府这一块却呈萎缩之势，部分地方政府能灵活安排的资金相当多，中央虽有数额庞大的收入，开支起来却捉襟见肘。增值税自设立后逐渐调整，自1979年以来，其征收范围不断扩大，征收也越来越严格。经过多年酝酿后，分税制于1994年实行，国税和地税将征收机构、税源、征敛等环节一分为二，其目的是要把只占税收总额不到40﹪的中央税收部分提高到占总额的55﹪至60﹪。起初，中央收入明显提高，不到几年，地方收入又突了上来，这与地税部门努力培育税源和严格征收有关，更是地方政府努力的结果，特别是费的收取。有一种情况是存在的，即地方政府希望更多的资金滞留本地，这对地区经济发展大有益处。中央和地方之间关于利益分配的界线，说穿了，就是财权划分问题，不是局部改革和几个文件就可以明确划定的，也不是一年半载就可以落实的，它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是集权和分权的拉锯战。中央希望把经济建设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要集中更多的资金做大事，而地方则希望加强自主建设能力，力争掌握更多经济权。关于事权，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划分显得含糊不清，这里，把它扩大到上下级政府之间来看，一旦落到具体项目上，作为下级政府，一方面要争取项目得到落实，另一方面就是要争取上面出资，其姿态一般如此，面对众多下级，上级政府显得大权在握，到具体落实时，各种因素掺杂其中，其结果难免让有的人抱怨。因为事权划分不清，上下之间的事权之争往往转移到财权之争这个问题上去，这又构成一个往复，最终表现为上下之争。在改革后的短时间内，税制改革所取得的成效比预期的要小得多，近水楼台先得月，地方政府距离企业更近，占有地利优势，通常采取一些特殊办法来填补税制改革后的缺口，乱收费只是其中一种。金融改革的目的无外乎两个，一是为各经济单位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二是在经济政策推行过程中发挥更加明显的工具作用。其核心是筹集生产和扩大生产所需大量资金，逐步改变单一的财政拨款投资方式，形成全社会多渠道投融资局面。中央把中国人民银行确定为中央银行，同时增加各专业银行权力，恢复银行派生机能，介入处于萌芽阶段的货币市场，并力图促使其朝利于集权利益方向发展，建立以证券市场为主的资本市场，以期和西方金融市场接轨。现在看来，金融体制改革要困难得多，不仅仅是国家、而是整个社会的投融资体系还不尽合理，内部管理体制改革没有根本性动作，权力促使金融机构为中央牟利，监管部门混杂，仅限于国家金融的概念，没有形成真正的为全社会服务的金融工作理念。利率人为规定，存贷利率上问题颇多。人们对长期储蓄不感兴趣，一是利率偏低，另则是改革开放以来几次物价涨幅过大所致。过去实行的长期储蓄让储户害怕，但短期存款和活期存款仍然吸纳了大量资金，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讲，手头的闲钱还是要存起来，资金集聚渠道并没有堵死。企业在银行帐户的存款数额巨大，但定期存款比例不高，它们更需要贷款，人民币在国内的融通主要还是依靠银行，大多数人并不会把手头的闲钱用来购买股票和债券，社会也没有提供这样的条件，除非是必须认购的国债。货币市场基本维持原状，资本市场变化较大，主要体现在证券市场的建立，物价涨幅较高，人们不敢认购长期存款，直接融资方式并没有普遍建立到人们当中。到目前为止，股票和债券市场为上市国企筹集了大量资金，国家控股为主，企业和职工也拥有一定股份，企业间还相互持有一定股份，部分企业要求所属职工入股，不入股者，则被弃之门外，多数职工害怕失业，加之内部价比市场价要低，职工认购股票顺理成章，但是一般来讲，职工内部股上市有许多限制。这样，股票被分到了上市公司的员工手中，作为新生事物，社会各界人士逐渐关注股市行情，但多数城市居民仍对股市行情漠不关心，而农村居民则根本不懂股票是何物。发行股票为部分公司筹集到大量资金，加上优惠政策、特别是一些垄断行业，这些公司在经营中抢占了先机。中小企业目睹这种状况，但无可佘何，一则它们的实力不足以上市，另则难于通过有关部门的许可，中小企业唯恐自己在竞争中弱势加剧，便一哄而上，在自己单位内部售股，以便获得资金。政府意图仿效日本和韩国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做法，想扶持起若干个大型企业集团，并把国内的同行业中小企业网络在这些大型企业旄下，以便向外扩张，但中国的社会化生产却缺乏它们那样的融资渠道，而且经济基本制度也大相径庭。外汇市场没有开放，各城市都有进行外汇交易的黑市，汇率由中央规定，企业和个人的外汇兑换有严格限制，近些年，政府对外交易的限制虽有的放松，但仍没有改变那种完全由政府有关部门严防死管的局面，黄金市场则根本无从谈起。在中国，多数农村居民和城市中的部分人并没有对金融市场的感性认识，股票、债券、外汇等并没给人们以切身感受，分散资金进入直接融资渠道比例明显偏低，一般情况下，只会把它存入银行，在大多数农民和部分城市居民的印象中，股票是少数人才能把玩的东西，不懂的人一把玩就会吃亏。

分税制是现在中国税制改革的最新模式，而股份制除了是企业最新运行机制之外，还是国企脱贫解困的希望所在，金融改革则围着国企改革转悠。企业的融资模式能否建立在社会当中还有待观望，而社会的投资方向是否由市场来决定还是一个未知数，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国企为主的中国工业将走向何方呢？国企职工的出路又在何处，这是为共产党及其中国人必须关心的重大问题。

在上海、东北、重庆等老工业基地，国企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其它地方也程度不同地遭遇窘境。产品销不出去、负债累累、富余员工多、为企业和国家作过贡献的退休职工不可能放着不管，这基本上是企业遇到的共同难题。停产或生产不足、三角债、工资发不出、住房不能提供、养老保险落不到实处等现象比比皆是，离岗就意味着失业，在岗则要付出苦苦挣扎的代价。政府鼓励再就业，部分失业人员得以另谋生路，主要是重新进厂和转为个体经营，个体经营则被人们戏谑为“单干”。甩开重负后，企业走上关停并转之路，破产企业被拍卖，严重亏损企业被责令停产，亏损较小的中小企业被合并给效益相对较好的大企业，亏损严重的大中型企业也被要求转产，效益好的企业也必须按规定接收效益差的企业，这便是政府在较长一段时间的做法，也是企业按上级要求做出的实际动作。企业自身的动作有，想尽办法利用自身条件从事多种经营，部分生产企业甚至挤进商业企业队伍中，转而以商贸经营度日，只要能进购适销对路商品，总还有点利润。为本单位职工从事个体经营创造有利条件的企业也比比皆是，这使本单位职工在从事个体经营时，降低了房租、税金、工商管理费、运输费用等方面的成本。在市场竞争中，驻扎在市区的单位相对比较灵活，驻扎在郊区的单位也能占点便宜，比如变相经营房地产，驻扎在远郊的单位则没有这些优势，效益好倒没什么，规模大也能得到重视，否则就将尝尽苦头。企业领导一方面在为本单位牟利益，另一方面也在为自己铺筑前程和致富之路。地方政府也在为辖区企业想办法，特别是隶属企业，理应受到当地政府的保护和照顾，有时，连一个地方的富翁也受到有关部门的特别关照，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本身都致力于改变企业的困难状况，但情势却没有好转。

虽然中国工业困难重重，但工业生产并没有倒退，也没有停滞不前，而是向前迅速发展，用现在的情况和本世纪六十年代比较，人们很容易感受到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绩。正象六七十年代的人们为原子弹试爆成功感到自豪一样，人们眼见产品丰富、交通逐渐发达和高楼大厦林立等现状，不得不承认社会已经向前迈进一步。官方显得沾沾自喜，这种采取纵向比较凸现出来的进步被广为宣传，中国官方也习惯于用这种宣传来安抚民心，其事例不难列举，如二十世纪初就有人因为能自制舰船枪炮而自豪，本世纪三十年代能发展民族工业也让有些人豪情满怀。并没有更多的人否认社会发展，试想一想，有什么人为因素能够真正长时间的阻碍社会发展呢？没有，历来的纵向比较中，中国社会取得的进步都是巨大的，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都是这种情况。

工业进步很快，但与上世纪世界上同类国家的发展比较起来，中国却居于许多国家之后，象台湾、韩国、新加坡等。处于东亚的中国，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发展还算不错，或者可以说，说千说万，人们关心的是以后将怎样办，那些废话都没有必要多说。

国企在裁减富余人员的同时，还着手改革养老制度，以期把原来由企业负担的养老责任过渡给社会，以便国企能轻装上阵，参与市场竞争。但人们已经开始怀疑这种类似“唐僧肉”的企业能否维持，虽然实行国有资金控股，国有资金也有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和国家有关部门监管，并力保其增值，但并不能改变争抢“唐僧肉”的格局，国企发展仍不容乐观。在中国的社会制度还没有发生大的变革之前，可以肯定地讲，国有资产及国有企业在整个工业中的比重将逐渐减少，直到只在少数特殊行业中呈垄断态势为止，国企职工的数量也将逐步减少，直到只占很小的比例，大多数企业将由私人兴办，民办企业将占多数，国企职工的出路也在于向非官办工业转移，而不是死守在亏损国企中，如社会制度发生剧变，二三产业的发展也将沿着这一途径行进，但未免出现不应该发生的波折。若干年后，当人们回顾当年因失业造成的担忧时发现，除了安慰之外，其实政府没有实施解决问题的可行措施，苦苦挣扎多年后，失业者大多逐渐老去，年轻人则各奔东西。难怪一些基层官员凭经验感叹说，其实很多遗留问题都没有真正解决，而是在理扯过程中拖过去就算了事。

股份制并不能在现在这种经济制度下解救国企，官办性质的下岗国企职工并不能全部挤在个体经营上，农村的隐性失业人员也不可能都去做小商贩，中国社会不需要那么多小商贩，出路还在于民办工业的兴旺发达。

说到这里，停顿一下，对于中国的教育制度和地区差别问题，本应重点讨论，但前人已做过很多分析，就不再多言。下面接着赘述。

共产党建国多年来，关于走所谓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所谓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一直是各方争论的核心。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人都记得，后人们也听说过，在那个年代，刘少奇被称为最大的走资派，毛泽东想建立大同社会，而刘少奇、邓小平集团却着眼于实际，对共产主义那一套并不感兴趣，这样，以毛泽东为首的激进派和以刘邓集团为首的保守派进行了长久的斗争，直到文革末。毛泽东在世时，他相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并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一化三改造”。在苏联的帮助下，充分依靠自身力量，建立了现代工业体系，发展了尖端科技，实行了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的分别“大同”，城市居民收入几乎平均，农村居民则更趋于一致，虽然毛泽东建立的社会制度有许多优点，经济和科技也取得了巨大进步，但这种社会制度的不足之处也频多，刘少奇早早地驾鹤西去，但邓小平集团却执掌了国家政权，他把土地分给农民，作为一种仅仅是均分土地使用权的改革，却极大地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之后，这种土地制度框架被要求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不变。农业飞速发展，以农民以主的民办工业蒸蒸日上，对外资外商的优惠政策使对外开放取得巨大成功，市场经济、股份制、新税制等改革举措，都完全与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全民所有制和简化税制对立。但中央并不认为自己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相反，还不断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防止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并镇压了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学生，把贪官污吏说成是受到了资本主义腐朽生活方式侵蚀的堕落者。虽然这样，人们仍然清醒地认为，现在实行的政策是资本主义的那一套。社会上贫富悬殊迅速加剧、娼妓行业兴旺、欺诈行为广泛存在，许多商人、甚至政府机构都自私贪婪，整个社会都显得唯利共图。这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也有很多优点，人们可自由支配的钱多起来，生活质量也得到改善，但社会分配不公等问题却尤为突出。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失败了，东欧的也失败了，中国现存制度也不伦不类，嘴上说的是社会主义，社会走势却有所谓的“资本主义”倾向，基本制度虽然没有立即改变，但是，却在潜移默化中逐步过渡，而且是一种非正常方式。

似乎，意识形态变得毫不重要，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中国共产党公开宣称，由于历史条件差异，各国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各国有选择意识形态的权利。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遍体鳞伤，中央虽然强调中国有信仰自己的意识形态的自由，但是，中国社会却没有形成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当然，意识形态变得无关痛痒，普通百姓不是任意选择，而是对未来展望感到茫然，难以确定一个正确的定位，更不用说有信仰集聚民心。在国家和社会这个高度讲，意识形态变得模湖，共产党的宣传机构告诫人们，在一个新生事物出现时，不要过多讨论它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主要应该看它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和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一再讲，我们要埋头于经济建设，不要去空谈理论。虽然这样，中国共产党的新政却失去了深刻的哲学基础，而且和马克思理论不相吻合。新政策的结果是看得见模得着的，社会各阶级和阶层迅速分化，利益在社会集团之间采取显失公正方式迅速重新分配。各利益集团都有自己的说法，有说改革开放十全十美的，也有认为改革开放有许多不足之处的，各利益集团根据自己的利益要求表达各自的改革主张，于是改革便时时调整，以期满足各方要求。意识形态愈发模糊，关于中国社会的实际性质没有定论，更不要奢求领导集团能为广大公众提出社会理想，人们在生活中追名逐利，部分人甚至迷失于茫然中。显然，阶级和阶层的迅速分化以及利益分配不公，将还未植根于公众心中的所谓共产主义美好蓝图，涂抹得面目全非，共产主义社会已经被民众唾弃。人们并不敢肯定未来就是属于自己的，许多人认为，未来社会仍是官僚的世界，阶级和阶层之间的流动将非常困难，弱势阶级的利益没有保障，完全有可能处于被盘剥的地位，在追求前途时，不同阶级的成员将站在距离悬殊较大的起跑线上。农民和普通工人都相信一点，有了钱才好办事，只有把财富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才有保障可言，他们骂着官僚，并埋怨政府和社会，“这个社会”成为一些人的口头禅，只要下级政府稍稍增加税费，他们就骂个不停。“人不为已，天诛地灭”，这成为部分人的信仰，他们也正是抱着这样的理念而混迹江湖，显然，这种单一的信念不符合现代社会关于生存和发展的要求，未免显得低俗。新闻界把这种思想上的混乱称作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多元化，不过，这种称呼不太准确，没有价值体系做支撑，近似于调侃。因为社会信仰迷失，被限制多年的宗教信仰重新兴起，寺庙香火旺盛，基督教活动频繁，其它异教也应运而生。

在利益追求方面，各个群体都有各自打算，对社会现象，各阶层都有自己的看法，但却并没有一个占主流的意识形态从中产生，于是社风日下、道德沦丧、人心不稳便悄然出现。

改革二十多年来，谁也不会否认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包产到户的实质是把土地长期分给农民，私营企业、三资企业及乡镇企业改变了官办企业一统天下的局面，市场经济体制取代了计划经济体制，成为经济运行的新模式，利益分配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股份制把这种变化又向前推进了一步，经济制度在渐进式改革中逐渐变性。社会思想跟随着逐渐转变，毕竟，人的思想是随着社会生产而改变的，社会思想必然随着经济制度的改变而变化。尽管政治制度作了许多改革，但政治制度却没有大的变化，中央集权、一党专政、国家计划、高度集中等特点仍旧是中国政治制度所拥有的特色。经济发展的方向是民办工商业的兴旺发达，政府只垄断经营一些特殊行业，更多的人将从事二三产业，整个社会既有竞争，又是集团化大规模生产，这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要求。显然，公有制经济性质和过渡集权使民办工商业的发展变得束手束脚，一党专政又严格限制人们发表不同言论，这使民办工商业难以迅速发展。社会活动是以生产活动为主，社会发展则是以经济发展带动政治进步为主要内容。中国经济已经取得巨大发展，这就要求重建上层建筑。

上层建筑的重建是一个痛苦过程，象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权力过渡集中在中央显然不利于生产活动的进行，权力的一般部分应下放到地方政府，但中央权力集团却难以承受。国家计划应改为市场调节加国家调控，但国企和国资又由谁来执掌呢？这便是重建上层建筑的核心问题，也是经济体制改革需要彻底明晰的问题，这涉及到大量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搞得不好，就是一场革命，革命引起战争，战端一开，何时结束，走向何方，尚不可知。广开言路的关键在于政治上建立民主制度，这种民主是真正的、有实际形体的民主，领导集团也要做到能上能下，而不是形式上的民主，更不是摆投。政治权力应在实力集团之间公平竞争，并通过选举方式，由人民来选择领导集团和集团的领导核心，还要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这是重建上层建筑的主要部分，其它部分的建立健全便附带而生。上层建筑的重建还有待于经济制度的进一步改革，重建也需要一个过程。但这个举措将由谁来实施呢？

人民，只有人民有这个权力和能力，其它任何个人和机构均不能胜任。

思  变

工业化的发展

工业化和城市化，工业发展和城市发展，二者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面，它们高度关联，在这里，仅仅讨论工业化的发展，对城市发展，不做讨论。

根据官方统计数据，或许共产党要讲，中国已经实现了某种层次的工业化，因为根据前苏联学者提出的标准，工业总产值占工农总产值的比例早就超过75﹪，而且，这种成就还在不断扩大。这是否说明，共产党已经带领全国人民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就现象而言，企业数量大量增加，从事二三产业的人口比例显著提升，和本世纪七十年代末比较起来，商品显得极为丰富，工业方面的话题在人们的谈论中也日益增多。务实的人们肯定要问，中国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工业化？统计部门的数据令人乐观，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到2020年，二三产业该占据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专家和学者们并不认为中国是工业化国家，普通百姓也不这样认为，外国也不承认，但是，二三产业产值的确占绝对优势。普通工人农民看待问题的方法，和专家学者们看待问题的方法有一定区别，他们更相信身边的现象，当数据得出的结论和现象得出的结论不一致时，他们更倾向于相信现象。现实生活中，从事农业生产的人要比从事工业生产的多得多，在很多生产活动中，因为使用先进技术而使生产效率得到提高的现象并不是普遍存在，人们只是觉得，和民国时期比，工业发展有了巨大进步，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提高，但是，普通百姓仍旧不承认中国是工业化国家，显然，一种说法理应得到公众的承认。

2001年，我国全社会就业人口为7．3亿人。其中，非农业就业人口，即第二、三产业的就业者(包括在乡镇企业和农村二、三产业中的就业者在内)，仅为3．65亿人，占50％；还有50％的劳动力，也就是3．65亿人从事农业。如此众多的劳动力滞留在农业领域之中，是与工业化的要求大相径庭的；更何况，如此众多的劳动力滞留在农业领域，也大大超过了我国当今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2001年，我国共有耕地19．14亿亩，按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经营10亩耕地计算，我国农业中留下2亿左右的劳动力就足够了。这就是说，我国农业中，已经出现了大约1．5亿以上的过剩劳动力，他们在农村中实际上处于隐性的半失业状态。随着农村人口的增长，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今后农业过剩劳动力的人数还会继续增加。这些过剩劳动力需要逐步地从农业中转移出去。这既是工业化历史进程的一个客观要求，也是我国劳动力实现充分就业的一个客观需求。目前，一些经济管理机关和学者提出了如下设想：到2020年，把我国农业就业人口在全社会就业人口中的比重降到30％左右或以下。按此设想来推算(把过剩劳动力的增长计算在内)，从2002年到2020年这19年内，就要从农业中转移出过剩劳动力2．2亿人，平均每年转移出1160万人。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劳动就业和劳动力转移任务。（这段文字关于就业人口的段落引自林丕的文章）

理论界对工业化的定义形形色色，多种多样。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标准作为工业国和农业国之间的界限呢？是按二三产业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来判定，还是按非农劳动者占总人口的比例来确定？如果以前者为标准，那许多农村人口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又应去怎样作精确统计。以城市居民为主的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其生产总值和利润占绝对优势，但在掺杂价格因素和分配不公因素的情况下，这能算是工业化吗？这种优势如是生产引起，那少数人口群的劳动就比多数人口群的劳动更有价值，这又怎样解释？一种解释是农村居民都闲着没干事，但农民却吃苦耐劳；另一种解释便是二三产业从业人员都从事了高产值的劳动，但大多数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所从事的劳动并不见得高明许多，许多工作交给农村居民做，也不见得就学不会。

可见，工业化的标准不是单一的。所谓工业化，一般认为工业化是指从传统的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向以现代的以先进工业为基础的经济体系转变的历史过程。这一概念包含了工业化的三大特性：一是过程性，工业化不是一个时刻概念，而是一个时期概念。一个国家要基本实现工业化往往要花几十年、上百年的时间。比如英国，从18世纪30年代工业革命发生到19世纪40年代，它基本实现工业化经过了100多年的时间；又比如我国，从建国后即推进工业化进程，经过50多年的努力，工业化至今仍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艰巨的历史任务。二是先进性，强调的是以先进工业为基础的经济体系的转变。先进具有相对和动态的含义，相对是对传统来讲的，动态是说先进本身也具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比如机器化工业与手工业相比，是现代工业，而电气化工业与机器化工业相比是现代工业等等。三是体系性，强调的是整个经济体系的转变，而不单单是工业的发展。不仅工业要用先进技术武装，而且其他产业也要用先进的技术进行改造，从而实现整个经济体系的的现代化，包括价值观念的更新、生产方式的变迁、经济组织方式的演变，经济结构的演进、经济体制、制度的改革等等。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工业化是一个历史范畴，具有与时俱进的特点，不同历史阶段含义不同。

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阶段，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由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到知识经济，这是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规律，工业化作为承上启下的阶段不可逾跃。道理很简单，只有工业化，才可能拥有先进的技术和装备，知识经济才能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比如信息产业、计算机产业、基因工程等产业的关键设备，如芯片等，都是工业经济的产物。工业化也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现代化作为一个社会发展概念，内涵十分丰富，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人的发展等多方面的内容，工业化是一个国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核心和前提，是经济现代化的体现。道理同样并不深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工业化，才能用先进的工业化去装备和改造农业，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才能装备和支撑强大的国防，实现国防现代化，才能推进技术的更大进步去实现工业化的升级，经济的现代化才能建立起来，在这一过程中和这一基础上，政治的现代化、文化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等才能最终建立起来，离开了经济的现代化，一个社会的现代化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环顾宇内，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农业国家可称得上是现代化国家、强大国家、富裕国家。世界各国，除了资源特别丰富的沙特等国外，没有任何高收入国家不是依靠工业化的，没有工业就没有前途。此类国家清一色地都是工业国家，工业化水平都比较高。

工业化水平是国际上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程度的指标体系，其中的核心指标有以下几个：

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国际上比较权威的工业化阶段划分标准认为工业化初期人均GDP一般为1200美元—2400美元，（按1998年美元价值计算），中期2400—4800美元，高级阶段为4800—9000美元；

2、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生产增加值，国际上的划分标准认为这一指标低于20%为非工业国，20—40%为正在工业化的国家，40—60%为半工业化国家，60%以上为工业国；

 3、三次产业的生产结构和就业结构，根据世界银行经济学界钱纳理等对世界100个国家20多年中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研究，人均GDP1000美元（1964）以上，一二三产业生产结构为12.7%、37.8%和49.5%；就业结构为15.9%、36.8%和47.3%；

4、城市化水平，钱纳里等经济学家根据对世界100个国家20多年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化水平之间关系的研究测算出，人均GDP800美元—1000美元(1964)，对应的城市化水平为60.1—65.8%；一般认为工业化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应在60%以上。

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我们已经为工业化奋斗了半个世纪，尽管取得了巨大成就，我国已经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变成为拥有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并有一部分现代化水平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国家，但参照国际经验和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水平，我们工业化的任务尚未完成，表现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01年底才接近1000美元，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生产增加值的比重，2001年我国的这一指标才为51.5%；从三次产业的生产结构和就业结构看，而2001年我国三次产业的生产结构为15.2%、51.1%和33.6%，就业结构为50%、22.3%和27.7%；从城市化水平看，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只有38%（但上述城镇人口的数据，是按行政区划统计出来的，其中包括了全国各城市郊区的大约1亿左右的农村人口在内。如果把这部分人口划入农村人口，则目前我国城乡人口的比例，实际上是30：70，农村人口大大地超过城镇人口）；总的评价，我国还处在工业化中期的水平，实现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性任务。

新的世纪、新的阶段，继续推进我国的工业化进程，走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这一问题至为关键，它直接决定经济发展的出路和结果。

工业化道路是一国推进本国工业化的途径和办法的总称。一个国家工业化道路的选择，要受到工业化一般规律的制约。这些一般规律人们普遍认同的有这么几个：一是从价值观念上讲，追求高效率和高效益是工业化的灵魂，这是工业化的精神动力，无论是技术的革新、还是市场的开拓，还是企业规模的扩大，无不是在这一动力的推动下实现的；二是从社会生产方式上讲，机器大生产的生产方式取代手工生产方式广为普及，不仅工业，而且农业、服务业等逐步采用先进的机械化、电动化、信息化的机器设备从事生产；三是从工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上讲，专业化分工日益深入，不少企业专注于产品某一部分的生产或流通的某一环节，每一个工人也都成了分工链条的一个结点；规模经济阶段不可逾跃，随着分工日益深化，同类生产的集中不可避免，通过集中可以获得规模经济收益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单位产品的成本；工业化过程还往往伴随着结构变动的过程，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一国的经济结构包括产品结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等往往都要发生重大变动，如产业结构一般要沿着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第三产业等演进，从要素层次看产业结构演进一般要经历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等几个阶段；工业化的过程往往也伴随着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变迁的过程，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变迁是工业化的先导和助推器，反过来工业化又推动着制度和体制的变迁；四是从面临的约束看，推进工业化面临人口、资源、环境等重要约束，这些约束都是硬约束，任何国家都饶不开、躲不过，总要想办法应对，应对不好，工业化的进程就会因此受制。受这些一般规律的制约，各国的工业化的道路，有共同性的一面，如都必须推进生产方式的转换、分工的深化、结构的升级，最终都要想办法处理饶过人口、资源和环境的约束等。但由于一国家在推进工业化时面临的条件不同，从国际上说包括政治上的态势、经济上的联系和竞争，从国内上说包括、本国的经济水平、政府领导经济工作的水平、人口、资源、环境状况等等，因此各国及一国在不同阶段的工业化道路又具有很大的个性和差异性，由此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讲，一国选择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应该由工业化的一般规律和本国的具体国情共同决定，不存在一条普适性的工业化道路。（以上关于工业化含义的段落引自琳度空间，文字有删减）

就公众看法而言，不像专家学者的研究结果那样，显得系统而且深入，但是，作为大的方向，作为利用排除法做出的否定判断，仍然没有出现明显错误。二三产业生产总值肯定是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绝对多数，其从业人员也要占据绝对多数。这与个人从事高产值的劳动并不矛盾，社会生产有许多环节，第三产业的迅速扩张是解决机器排挤工人这一矛盾的可行办法。除创造性劳动创造高产值之外，城市居民的人均素质的确相对较高，但对中国来讲，城市人群的人均产出偏高，却不得不考虑政策因素影响，这涉及计算时剔除的问题，属于专家们的研究范围。所以，按照现在的解释，二三产业产值虽占据了多数，城镇居民的产出和收都比较高，但在公众的印象中，中国仍然属于农业国。

可见，虽然并不全面，但公众的标准简单可行：一是二三产业产值占据绝大多数，二是从事二三产业的人口占据绝大多数。这样，完全可以抛开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和分配不公等问题上的争议，不用去讨论均值劳动的问题，也不去分折政策倾斜对劳动的收入和产出的影响，就可以对当今社会是否属于工业化作出一个基本的判断，其结果和专家学者们得出的结果不二。

二战后，工业化发展到一个新高度，电子技术、核聚变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微电子技术、激光技术、航天技术等先后取得巨大进步。在一般人们看来，科学技术的更新换代步伐让人们难以追上，有的技术在昨天还很先进，一夜之间则又被淘汰，比如电脑的更新换代，它快得让生产厂家必须随时保持高度紧惕。同样，与此相对应的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取得巨大进步，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原子能的利用、金属的冶炼等变得和本世纪初大不相同。这些，让公众隐隐约约感觉到，工业化的定义在迅速发展着，以往的工业化体系标准，在世界强国的发展过程中，已经过时，必须要建立新的标准。

中国一方面要创建自己的工业体系，另一方面还要努力充实适应世界工业化发展的新内容，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但人们却希望尽快摆脱现在的落后状况。从清末的改革到目前，期间跨度近两百年，中国仍然没有实现工业化，更不要说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媲美。

发展成绩喜人，但令人担忧的现象仍不少。核技术、航天技术、制导技术等尖端科技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这归功于国家强力和知识分子的辛勤工作。作为先头部队，知识分子们殚精竭虑、浴血奋战，学界、官僚以及白领们紧随其后，工业化大船在他们推动下徐徐行进。但对于农民和大多数工人来讲，其劳动虽然比以前更有效益，但基本状况却没有改变。无论是平原，还是丘陵和山地，到处是伏地耕作的农人；在工厂，更多的是陈旧设备，工人操作的机器远不如西方的先进，普通工人并不懂得什么是工业流程自动化。于是乎，工业发展呈现一种奇怪现象，即先头部队用鲜血和汗水开辟的道路上没有大部队跟进。明知要走工业化道路，道路已经开辟，却没有更多的人们跟进，没有资本支持。这样，人口流动受限、资金配置不合理，自然资源配置垄断、科技成果闲置、引进的设备设施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等现象比比皆是。文臣们不顾一切的进谏，知识分子则忘我的研究。官方的统计数字也年年喜人，但是，农民叫苦，工人叫苦、财政叫苦，企业叫苦、银行叫苦、官员也叫苦，这是否说明，本应由工业化解决的各种矛盾并没有根本解决。

显然，改革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众所周知，农村的精耕细作和工厂的人员富余使人均产值低下，在整个社会生产中，物耗之大也让国人哀叹，劳动生产率极低，这便是叫苦的原因。官方的管理并不见得有成效，各级政府希望社会致富，但复杂的人事关系却使工作难以开展，造成损失的大家的，得罪人却是自己的，于是，官官相护，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也受到颇多指责。在局外人看来，忙于事后应付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带来的各种新情况，似乎是政府的主要工作，而事后应付不可能做到周全，显然，在工业化飞速发展的世界局势中，共产党及其政府并没有站到社会经济指导员这一位置上来。

现在回头看来，在中国经济走向上，刘少奇、邓小平集团的主张是正确的，他们的目光看到了比知识分子还远的地方，主张由人民来充当工业化建设的巨人，而不是国家机器，并为知识分子的相对言论自由制造了条件。

国有与民有

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善恶、美丑等属性均因其而展开。人性自私论，是指人性最基本点的主要成份而言。作为个人，在一般情况下，肯定要首先维护自身利益，作为社会人，因为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紧密相连、基于生活经历而形成的情感因素和个人需要层次提升后形成新的需要等原因，个人有维护本群体利益的倾向，在一定情况下，根据本人地位、影响力、学识等条件，个人将做出维护本群体利益的一定努力，有的甚至放弃个人一切利益。把群体扩展开去，就是国家和社会。个人利益圈可以这样描述，不同层次的群体、阶层、阶级、国家及整个社会、全世界……乃至整个宇宙，都是以个人这个点为圆心的、可以根据指定条件随意划定的众多同心圆，群体的圈子越大，个人和群体相联系的层次就越多，链条就越长，直接利益关系和间接利益关系就距离越远，出于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协调内部利益关系需要，公共事务得以产生和延续。若干个人利益圈相互交叉、重叠、组合、堆积，形成比个人利益高一个层次的群体利益，群体内多数个人的主要利益通过群体利益得到体现，随着群体外延扩大，逐层形成阶层利益、阶级利益、国家和社会利益等。小群体利益中，不符合大群体利益要求、甚至危害大群体利益的那部分利益，对大群体来讲，就是“私利”。从这一点展开而言，对自然界来讲，在维护人类利益上，人类也是自私的，显然，“私”和“公”是相对而言，大多数人的共同私利就是“公”。在追逐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过程中，人类不断进化。显然，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不能割裂。事实上，一般的人都不会把二者割裂开来去单纯追求其中一个目标。权力和财产的使用，并不是象愚蠢的人想象那样，仅仅用于为个人牟利。总统的权力很大，所支配的财产很多，但仍觉得权力受限，入不敷出。所以，大宗的财富和至高无上的权力是对社会而言，一般用于为社会牟利，一定的财富和权力一般为特定的社会组织谋取利益。可见，在权力和财富的使用上，要区别个人和社会的用途，不能攫取社会财富和公众赋予的权力来谋求个人利益，也不能攫取一个较大的社会组织的财富和权力，来为一个较小的社会组织谋取利益。社会财富和公众权力应服务于相应的社会，大小、层次不能混淆，更不能和一己私利混淆，但它们却往往搅在一起，当然，社会财富和公众权力有一定的存在形式，也有一定的运作方式。利益关系中的国家、集体和个人，说穿了，就“私利”的三个指定层次而已，不存在谁高谁低和谁大谁小的问题，是代表多数和少数的问题，只要不是为了“私利”而损害“公利”，“私利”就是正确的，维护“私利”就能够得到社会公认，同样，打着“公利”的牌子侵害“私利”，就是对“公利”自身的危害。就中国而言，真正的国家利益是理所当然的“公利”，它是符合大多数国民的利益的。财富和权力始终要由人来执掌，执掌者应通过社会法则来选拨，也应通过社会法则来淘汰，要有制度约束，还要通过严格的程序来监督。私心促使社会进步，“私心”扩大到一定的范围，则变成“公心”；但是，如果“公心”缩小到一定范围，则变成“私心”。“私心”超过一定的限度，肯定会给社会造成危害，“公利”膨胀到一定的限度，必然变性。

古今中外，建立大同社会是很多人的梦想，从圣西门到马克思，从陈胜吴广到康有为，他们都希望找到建立大同社会的哲学基础。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描述，让中下层人群看到了曙光，也为意欲建立大同社会者找到了奋斗的理由，社会主义制度随之在部分国家建立，但是，若干周折之后，人们发现，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想象中的大同社会，其现状堪忧，建立大同社会的梦想日渐破灭。显然，所谓“大同社会”的哲学基础不是为他论，不是通过对全社会财产的均分就能够实现的。财富共有的社会有很多弊端，共有财富很容易转移到管理者名下，国家作为管理者，依托对公共财产的各种管理权限，建立了巨大的国家权力，这个权力无所不能，不受限制，到最后，公有制成为一句空话，共有财产演变成官方财产。财富共有根本无法落到实处，财富相对均分没有实际体现，各阶层之间缺少流动，社会缺乏活性，个人地位上升成为沧桑之路，人们的开拓精神和劳动积极性荡然无存，到整个社会处于困境时，才不得不回头反思。反思之后，不得不回到一个哲学问题上来，私有和共有（或者公有），到底哪个是组织社会的基础力量，“私“和“公”这一对矛盾，到底哪个占主要地位，处理二者关系时，应掌握一个什么“度”，二者各自的存在形式又是什么。私有制产生了社会进步的原动力，其内部矛盾颇多，在社会生活中有诸多体现，要解决不同时期的不同矛盾，只有站在维护公众利益的立场上，依靠公共权力的力量，逐渐协调各种关系，才可能求得社会稳步发展，否则，就会发生社会剧变。如果公共权力得到正确行驶、内部利益关系调整得法、大多数人的权益得到保障、社会相对公正性没有丧失，社会剧烈变革就不会发生。

在这里谈公私关系的目的，不是想得出谁是谁非的结论，而是希望寻求一条强国之路。较之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社会发生剧变的频率相对较高，每隔若干年，社会财富分布情况就出现明显的不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现象，国家权力真正服务的范围就逐渐缩小，就不得不通过社会剧变的方式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和公共权力，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解决各种深层次矛盾，平抑各种怨愤和不满，这种剧变式制度变迁具有很大的破坏性，但却一直没有找到渐进式变迁的有效途径。就现在的状况来讲，土地、森林、矿产、道路、城市、工厂等财产在建国初期就收归国有，只留下民宅，改革开放后，私有成分逐渐扩大。从1949年到现在，社会财富经历了由分散到集中，又由集中到分散的过程，把地产等算进去，绝对多数的财产仍然由国家掌握。政权形成后，公共权力在各级政权机构之间时收时放，也往复多次，但权力机构和权力执掌者取得权力的方式没有变化，权力分配格局和权力运行方式显得僵化。上世纪80年代初，土地使用权被长期分给农民，所有权不变，对农民占多数的中国来讲，土地使用权再分配，意味着社会财产中最主要部分的使用权被重新分配，这个分配对社会进步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所有权没有明晰，加上土地使用性质变更权掌握在国家手中，土地使用权在农民手中没有更高的价值，仅仅是维持温饱而已，没有进入市场运作。现在看来，在以城市为中心的二三产业中，国有成分已经降低到第二的位置，但是，绝对多数的社会财富仍然在国家手中，比较集中的私有财产中，很多由国有财产演变而成，社会财富的分配显失公正。在国家所有制的中国，社会财富被各级政权机构执掌，各部门对各行各业有巨大的管理权限，这种权力最终集中到各级官员手中，财富和权力形成统一体。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国有财产（全民所有的社会财产）的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逐渐演变。组织安排生产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对各行业的集中统一管理模式发生了变更，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依存度降低，公共权力中，国家在经济领域中的经营权演变为国有资产管理权，和拥有直接决定产品的品种、数量、工厂的规模及隶属关系等权力比较起来，行业限制、行业标准、质量监督等新型权力显然更加符合国际社会惯例，显得更为灵活。收益方式不再是单一的上缴利税，重组、变卖、置换、划拨等成为处分权的主要表现形式。部分使用权演变成一种得到强化的管理权，城市基本建筑和各种基础设施管理、各种规划、各类许可条件的控制等都完全由国家掌握。总之，国家是绝对多数财产的主人，农民没有土地处分权，工人只有劳动权，其它权力则微乎其微。这样，财产为国家所有，社会生产由国家组织逐渐演变到由社会组织，市场作用逐渐明显，但各类深层次矛盾却难以解决。显然，国家要调动公众的积极性还得还产于民，实行民有制度，这是制度变更的必然方向。民有即一切财产归人民所有，而且要有具体的体现，人民应享有社会财产的一个份额，并有收益、处分等权力。农民应拥有土地，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应拥有与个人能力相应的财产，财产拥有形式应多样化，股份的占有应该是社会普遍现象，如何使国有财产的主要部分演变成公众持股，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和农民享有一般生活保障后，社会生产发展环境将会变得更加宽松，市场规律得以发挥主要作用，许多问题逐步得到解决，工人不会劳而无获，土地必然走向集中，农业生产实行规模化、机械化成为可能，各类不正常现象失去生存土壤，决策者和组织者难以贪赃枉法，官僚不敢高高在上，不敢作威作福。国家在社会生产中起着经济指导员的作用，根据情况，时常调整各种内部关系，在世界范围内，着重维护中国的整体利益，代表多数国人说话。作为一代人，应该主要考虑到这一点，用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考虑太久远的事情，有不务实之嫌，这种考虑也显得多余。在改革过程中，要切实防止高官富贾借改革之机大量敛财，确保在制度变更过程中不演戏。

民主制度的基础及其在中国的推行

维权本能与素质提高，重新审视民主制度基础一节。

请大家先看《当代发展中国家民主化前提的再思考—民主制度》这篇文章。

发展中国家能否实现民主？或者说，现代民主的政治形式是否能够成功地移植到非西方国家？许多政治学家曾对此持怀疑态度。在60～70年代，世界上的一些权威主义政权显得稳定和强有力，而大批建立民主政体的发展中国家却充满危机和混乱，纷纷倒向军人独裁政体，从而形成一股强劲的全球性非民主化浪潮。这种情况带来政治学界对民主在发展中国家适用性的非常广泛的悲观主义情绪。在某种程度上，我国一些政治学者在80年代提出的“新权威主义”也是这种思潮的一种反映。

然而历史的发展却使这种悲观主义理论不攻自破。自70年代中期起，一股巨大的民主化潮流从欧洲南部悄然兴起，导致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的军人独裁政权垮台，西欧最后这三个权威主义政体完成了向民主的过渡。接着，民主化潮流漫卷拉丁美洲，军人独裁者纷纷交出政权，让位给民选的文人政府。到80年代末，这片大陆已经基本上实现了民主化。80年代中期，民主化的潮流涌入东亚和南亚，菲律宾、韩国等实现了向民主的过渡。到80年代末，民主化潮流迅猛席卷“斯拉夫－东正教”地区，前苏联和东欧集团各国一个接一个转向西方式的民主道路。80年代末和90年代，民主化潮流也回荡于撒哈拉以南的黑非洲，冲击着“中东－伊斯兰教”地区。美国著名政治学家S.亨廷顿把这次民主化运动称为“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根据他的说法，从1974年到1990年，世界上有约30个国家由权威主义政治过渡到民主，另有20多个国家出现了强大的民主运动，或开始了朝向民主化的改革。进入90年代，又有数以十计的国家完成或开始了向民主的转变。正如L ·达尔蒙德和M ·波莱特耐尔所说：“当未来历史学家回首20世纪时，他们可能把这个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视为现代文明史上最重要的民主躁动时期。”有的学者乐观地指出，“民主已经成为这个时代唯一受到尊重的政治制度。”“20世纪是民主的世纪。”这场民主化潮流使我们有可能重新审视传统的政治发展理论，特别对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问题形成更明确更有根据的认识。在70年代以前，虽然有部分发展中国家走上了民主道路，但大多是受到西方政治文化冲击而产生的暂时效应，或属于某种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这种没有深厚根基的民主或者很快就垮掉，或者难以健康地运作。而在当前这场民主化浪潮中，有如此众多的非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现了向民主的转变，其中多数国家向民主的转变都是自身民主化条件发育成熟的结果。它表现为：这些国家向民主的过渡多都是以较为和平的方式实现的，很少暴力和流血；民主制度建立后，很少遇到强大的反抗，基本没有反复；民主制度的运作较为顺利，民主制度和民主价值为多数国民所认同。这样，它就为我们认识发展中国家民主化问提提供了可靠的材料。本文拟根据近20来来各国民主化的实践，参考国外有关的研究成果，对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诸种前提作一个初步的分析。

2.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的定量联系

经济因素与政治民主的关系历来为人们所强调。但是，关于两者之间具体的联系方式人们却有着不同的认识。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在于，根据数十个国家的经验，我们大致可以确定当代发展中国家向民主过渡的经济阀值。

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李普塞特对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正相关的联系作出过精彩的论述。他引用一些数字证明：“民主较多国家的财富、工业化、城市化程度和教育水平的平均数要高得多。”依次而降，是“民主较少”的国家和“独裁较少”的国家，而在“独裁较多”的国家这些指标处于最低水平。李普塞特以后，许多研究者沿着这个思路探寻民主化的原因，把民主化视为经济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国民收入和教育水平的提高等）的一个必然产物，而把一个国家的GNP视为解释民主的“关键的变量”。

但也有许多学者对这种解释模式提出了挑战。特别是60～70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权威主义统治下获得了较高的发展水平。经济的高度发展与政治上的权威主义并行不悖，这给人们以深刻的印象，使人们把经济发展与权威主义政治联系在一起。G·奥唐奈就曾向李普塞特的“社会经济越发展=政治民主的可能性越大”这一“乐观的等式”挑战。在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开始的前一年发表的著作中，他通过对南美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现代化对民主不利。至少在拉丁美洲，经济发展超出一点就与民主制度发生冲突，民主只与中等水平的经济发展相联系。“最可能与现代化最高水平相伴随的是政治权威主义而非政治民主” G.奥唐奈的观点不是孤立的。一位学者在1979年悲哀地得出结论说：“西方大多数发展理论家似乎都已接受并带有几分懊丧地承认：发展必须与权威主义政府相伴随。”然而第三次民主浪潮迫使人们重新为经济因素定位。为什么60～70年代在发展中国家看起来如无根浮萍的民主到80年代却开始生根开花？M.塞利克森在1987年出版的著作中就这样问道：“为什么在这个地区（中美洲）长期以来像孤儿一样的民主，却突然开始找到了一个家？”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发展中国家发生的突出变化就是经济的发展。经济因素比政治因素更稳定，比文化因素更活跃。我们看到，在经济低度增长和停滞的国家，往往是民主化的“盲区”，或仅表现出微弱的民主化冲动；而在经济失败的国家，尽管会发生激烈的政治动乱，但难以启动健康的民主化进程。第三次民主浪潮主要发生在经济高速增长或中度增长的国家。在50年代，这些发展中国家还不具备实现民主的最基本的经济前提，经过20多年的发展，许多国家开始跨过了作为民主必要经济前提的阈限，结果导致了第三次民主化浪潮。

经济因素虽不是绝对的，但却能够解释多数国家的情况。1989年被世界银行划为高收入的24个国家（人均收入6010—21330美元）中，除3个石油输出国外都是民主制度，其中新加坡是半民主制度。而在另一端，被世界银行列为贫穷的42个国家（人均收入130—450美元）中，只有两个国家（印度、斯里兰卡）建立和维持着民主制度。在其余53个中等收入国家中，有23个民主国家，25个非民主国家，5个在向民主制度转变。由此可见，向民主的转变应主要发生在中等或中上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在穷国，民主化不可能，而在富国，民主化已经完成。两者间有一个政治“转变带”，在这个特殊发展水平上的国家最容易转向民主。多数转向民主的国家都应在这个经济水平上。当国家经济发展进入这个阶段，它就有了民主化的希望。它也告诉我们，经济变量在民主化进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其它变量只有在解释例外的情形时才可能超过经济因素的作用。

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也使我们可以大体上确定“转变带”的GNP 水平，从而在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之间建立起定量的联系。虽然第三次浪潮民主化国家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上，但它们中的大多数却有着大致相同的经济发展水平。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到80年代末实现民主的31个国家中，有27个属中间收入水平。它们中的一半在1976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000——3000美元间。而1976年在这个发展水平上的国家中，有四分之三在1974年由非民主的政府统治，到1989年实现了民主化。进入90年代，又有一些处在这个发展水平上的国家实现了民主化。根据亨廷顿的说法，在战前，转变带的中心是300-500美元（1960年币值），到70年代提高到500-1000美元。进入80年代又有所提高。在90年代的今天我们大体上可以说，一个国家的GNP 在1000－3000美元间是开始向民主转变的阈值；当它达到3000－6000美元时，则是完成转变的阈值。这个阈值上下，是其它因素起作用的领域。如在这个水平以下实现了民主或超出这个水平仍未实现民主的情况，应考虑是其它因素超过了经济因素在发挥作用。

不过，对这种说法必须作出一定的限制。所谓GNP 水平必须是标志着一个国家经济正常发展的综合指标，即必须是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大众传媒以及识字率等指标的同步发展。仅仅财富的片面增长则不在此例。

3.重估政治文化变量

古典和当代的民主理论都认为，民主不仅是一套制度建构，也是一整套独特的政治信仰、态度和情感的体系。国民关于政体合法性的信念和感觉是政体维持和变更的关键因素之一。当代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也证明了这一点。它既是政治体制的变更，同时也伴随着政治文化的嬗变。如果说以往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多停留在制度变革层面上的话，当代民主化浪潮却以民主政治文化的发育成熟为特征。它为我们考察政治文化变量在民主化进程中的实际作用以及各种政治文化与现代民主的关系提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材料。

在以往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中，有人将政治文化作为独立起作用的因素予以高度评价，甚至将其视为导致民主化的最重要的因素。R.戈斯泰尔就认为，适宜的经济条件对民主制度的成功是有帮助的，但对民主扩散的更长过程来说它是第二位的因素。他的结论是，在特定国家民主的存在或缺失，“首先是民主及其支持概念传播的相对效果的产物。” J.皮诺克把民主需求的各种因素分为三类：历史、社会经济秩序、政治文化。他认为，政治文化因素可能包括了民主的最好解释。也有人把政治文化作为受其它因素特别是经济发展制约的因素，作为一个起中介作用的变量引进民主问题的研究。在这些学者那里，政治文化是作为随时代变化和现代政治经济发展而不断改变的因素来考虑的。根据这种观点，“政治文化也许是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关键的联系环节。”但政治文化还有相对稳定的部分。它们具有民族特征，由该民族悠久的历史传统而形成。虽然政治经济现代化过程对它的表层结构发生了重大影响，但它深层结构的变化仍然是有限的。政治文化研究要回答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在当代社会经济现代化进程的驱动下，民主能够在迥然不同的文化区域建立起来吗？

以往政治文化的研究倾向于强调民主的文化特殊性、不可移植性，强调发展中国家传统政治文化的继承性、其嬗变的缓慢和长期性。但是第三次民主化浪潮表明，各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进程是民主化的基本驱动力，它以不可逆转的趋势在发展，也以不可阻遏的力量在摧毁权威主义政治，推动着民主化进程。一个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可以构成民主化的动因或障碍，推进或延缓民主化进程，但在现代社会经济的巨大变革力量面前，它的作用是有限的。经济发展能够突破文化的界限，或推动文化发生较快的变革。文化的特殊性可以使一个民族走上一条特殊的民主化道路，也可以使一个国家初建的民主制度及其运作着上民族的颜色，但没有一种文化构成实现民主的绝对障碍。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基本上是全球性的，在非西方文化的各个地区和国家都有程度不同的表现。在经济条件成熟的条件下仅因为文化条件特殊而未能实现民主化的事例是少见的。它昭示了现代民主在全世界普适性的光明前景。

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也使我们能够确定各种文化与民主的具体联系。亨廷顿根据与民主的积极关系，给各种文化排出一个序列。它们依次是：新教、天教、东正教、孔教、伊斯兰教和黑非洲文化。新教文化最适合民主，这已经为历史发展所证实。最早实现民主化的西欧、北欧、北美、大洋洲各国几乎都是新教国家。战后的一项研究表明，“在99个国家中，人口中新教徒的比例越高，民主的程度越高”。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使人们对天主教和东正教与民主的关系产生了新的认识。直到本世纪70年代，天主教和东正教文化还被认为是不利于民主的。但第三次浪潮几乎是天主教和东正教的浪潮。“大约在1974—1989年转向民主的国家中有四分之三是天主教国家。”进入80年代末90年代初，基督教的另一分支东正教国家也基本上实现了向民主的过渡。

基督教对民主政治文化建设的积极作用在韩国表现得十分突出。在战后初期，韩国基本上是以孔教为外表的佛教国家，只有1%的基督教徒。到80年代，基督教徒猛增到25%，即4千万人口中有1千万是基督徒。改宗基督教的主要是政治上最活跃的部分：青年人、市民和中产阶级。它使韩国社会孔教的权威主义和佛教的消极哲学让位于基督教的好斗精神。民主运动的两位著名领袖金大中和金泳三都是基督徒，70年代在《民主救国宣言》上签名的都是基督徒，有的是教会神职人员。金大中就曾极力推祟基督教在韩国民主化中的作用，认为基督教是民主运动的精神源泉，教会是民主运动的保垒。伊斯兰教文化和黑非洲文化与民主的积极联系最弱，这一点已为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事实所证明。如今，权威主义政权和少量传统的君主政治主要集中于撒哈拉以南的黑非洲和中东伊斯兰教地区。但是，从90年代的情况看，黑非洲文化与民主的积极联系也许超过伊斯兰教文化。这与亨廷顿的排序有出入。在黑非洲，文化因素同时导致政治发展的低水平和经济发展的低速度。但是，直接阻碍民主化进程的主要是经济因素。另外，我们还需看到，黑非洲文化对民主化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为其惰性力量，是其传统政治文化的低水平对现代民主文化的不适应。这个差距需要随着社会经济总体水平的提高而得到弥补。也就是说，黑非洲的主要问题是发展问题。而在“中东－伊斯兰教”地区，本土文化则表现为一种对现代民主的好斗的对抗性。政治文化的变革在文化领域本身就遇到强劲的挑战。特别是在一些国家里，比较开化的政治精英必须以权威主义的方式控制政权，而权威主义统治的松动和民主化的改革往往会带来反民主的原教旨主义势力的抬头。“中东－伊斯兰教”国家民主化改革面临着这种二难困境，其民主化进程也许更为困难。

4.外部因素：民主化的助力

一个国家的民主化主要依赖于内部诸条件的发育成熟，但外部因素也是影响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变量之一。它可以加速或延缓民主化的进程。对一些国家来说，外部影响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根据前面的分析，一个国家发展达到一定社会经济水平，即进入民主化的“转变带”。但外部影响会使其在进入“转变带”前就实现民主化，或在其进入“转变带”后推迟实现民主化。

根据亨廷顿的说法，世界上有几个主要的权力中心对第三次民主浪潮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即梵蒂冈、欧共体、美国和苏联。它们的影响都是世界性的，但又各有侧重。天主教会的影响主要是实行权威政体的天主教国家；欧共体的影响集中在南欧和东欧；美国的影响面要广些，但其影响较大的是拉美和部分亚洲国家；前苏联的变革清除了东欧民主化的主要障碍。这几个权力中心每一个都有过政策上的变化，没有这些变化，第三次浪潮的情形会大不相同。在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期间，美国虽然口头上也高唱民主原则，但事实上，它常为了战略需要和实际经济利益而牺牲民主原则。世界上许多独裁国家都是仰美国鼻息而生存的。在冷战的年代，为与左翼势力对抗，发展中国家的右派军人独裁政权和传统的君主政体常得到美国的偏爱。但是从1974年起，美国的政策发生了变化，开始把促进人权作为其外交政策最重要的目标。这恰与第三次民主浪潮的兴起相吻合。到1981年底，里根政府确定了不仅在共产主义国家，而且在非共产义国家促进民主的目标。美国那些权威主义的盟友开始感受到来自美国的强大压力，这些国家的民主反对派则开始受到来自美国的鼓励和支持。

西欧各国在战后主要是收缩而不是扩张其权力。在推动发展中国家民主化进程方面，主要是英国在其非殖民化过程中做过一些努力。应该说，英国殖民地比其它国家的殖民地更容易走上民主道路。除此之外，战后西欧政府已习惯于同任何非民主的政体合作，默认其国内事务的安排。无力施加巨大的影响。不仅在拉美，而且在欧共体的直接边缘国家也如此。但欧洲议会和欧洲共同体却是一贯支持民主的。在各国际组织中，只有它们“明确地和始终一贯地在其所有成员国中维持民主”。欧共体的扩大以民主为条件，希腊、葡萄牙、西班牙从经济发展角度都迫切需要加入欧共体。欧共体对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60年代中期以前，天主教会是保守的反民主势力。自60年代中期起，它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官方层面，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1962-1965）确立了支持社会政治变革和促进人权的方针。在拉丁美洲和其它地区的主教会议上，这一方针都得到重申。在基层，普通信众、基层教士和年青一代的教会知识分子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开始与权威主义发生冲突。从此，天主教会在各地都站在了权威主义政权的对立面。在巴西、智利、菲律宾、波兰和中美洲国家，天主教会在反权威主义运动中承担着中心的角色。教会有大量可资利用的资源，有严密的组织，有教堂、电台、报刊等工具，有谙熟政治的领导人，能够利用其国际性的联系和影响，这都使它能够发挥有效的作用。

除政府之外，各种非政府组织，政党、工会、教会等，以及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组织，如世界基督教民主同盟、社会党国际等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外部影响的另一种来源是发展中国家的相互影响。亨廷顿称其为“示范效应”和“滚雪球效应”。

所谓“民主化浪潮”是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它表现为向民主的过渡和民主化改革在若干国家同时发生或相继出现。率先民主化的国家产生一种示范效应，为其它国家所摹仿。若干国家相似的进程产生连锁反应，它们交叉影响，相互呼应，从而创造出一种国际性的气氛和时代精神。对于民主条件成熟的国家，这种气氛减少了民主化进程的阻力，对于民主条件尚不够成熟的国家，外部影响往往是启动民主进程的最初动力。

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国际交往的扩大和深化，已经使当代世界已经日益联结为一个整体。特别以覆盖全球的通讯卫星和国际互联网络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发展，创造了一个不分国界的“电子空间”，使世界真正变成了一个“地球村”。这使率先民主化的国家对其它国家产生更强烈更直接更迅捷的冲击。

民主的示范效应在地理上相近和文化上相似的国家产生最强的反响。如葡萄牙对南欧的影响，葡萄牙西班牙对其前殖民地拉美地区的影响。“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转变令人信服地说明，伊比利亚文化并非天生不变地是反民主的。”在拉美国家内部，示范效应表现为一个接一个的军人政府还政于民。在亚洲，1986年2月马克斯的垮台，引起了亚洲其它国家权威主义领导人和民主反对派的焦虑和希望。特别对韩国产生了直接的积极影响。在黑非洲，示范效应使一个接一个的国家实行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滚雪球效应在东欧最具戏剧性。当波兰于1989年8月将铁板一块的斯大林模式冲开第一道缺口后，权威主义的堤坝开始迅速坍塌，各国的民主化接踵而至。匈牙利是9月，东德是10月，捷克和保加利亚在11月，罗马尼亚在12月。甚至在阿尔巴尼亚那样根本不具备实现民主条件的国家，民主化浪峰所至，权威主义政权也被摧毁。

滚雪球效应还产生加速度的变化，先行者艰难曲折的历程在后来效法者那里会以压缩的形式和以较顺利的方式重演。因为一旦雪球滚起来，其滚雪球本身的过程就开始起作用。我们看到，在波兰，其民主化过程花了十年，匈牙利是十个月，东德是十周，捷克是十天，罗马尼亚则是十个小时。

如此众多的国家实现了民主化，使当今世界已经形成了一种有利于民主的政治气氛。这种气氛对于未来各国的民主化进程是非常适宜的，而权威主义政权的维持将日益困难，违背时代潮流的非民主行为将面临前所未所的压力。非洲国家塞拉利昂两年前发生了军事政变，推翻了民选政府。但是，国际社会施加了强大压力迫使军政府交出政权，西非国家甚至联合起来直接进行干预，强行推翻军人政权，将民选总统迎接回国。比较一下60-70年代国际社会通常会承认军事政变的既成事实的做法，我们看到时代潮流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

以上是援引网上一篇文章，署名丛日云。

下面引《制度化民主及其指标体系——社会民主论的观点》，杨正联。

自启蒙运动以来，民主理论便一直是西方政治学中的显学，或许也正因为如此，在什么是民主的问题上，学者们总是争论不休，到目前都未出现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民主定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眼中的民主来自于对古希腊城邦中直接民主制的概括，显然已经不能适用现代国家，而启蒙思想家们的“人民主权论”也遭到现代西方学者的强烈批评，熊彼特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熊彼特认为，根本就不存在一个作为统一体的“人民”概念，因而也更不可能有什么“人民意志”或“人民主权”。他把主张人民主权的民主理论看作是一个近似宗教观念的神话，其作用仅仅是统治者宣扬政权合法性的工具。在熊彼特看来，“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即为了达到政治—立法的和行政的—决定而做出的某种形式的制度安排，因此它本身不足以成为目的，不论在一定条件下民主会产生怎么样的决定。”这应当是讨论民主问题的出发点。他认为关于公共职位的选举制度即是民主方法的核心内容，民主就是“为了达到政治决定的一种制度上的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竟取人民选票而得到做出决定的权力。”

熊彼特对制度安排的强调进一步拉近了民主理论研究与现实政治的距离。20世纪中期以后，伴随着现代化理论的兴起，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民主化问题也成了一批西方社会政策学者关注的主要课题，以李普塞特、亨廷顿等人为代表，开拓了当今民主理论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社会民主论取向。李普塞特等人基本上接受了熊彼特的民主定义。李普塞特认为，民主，“可以定义为一种政治系统，该系统为定期更换官员提供合乎宪法的机会；也可以定义为一种社会机制，该机制允许尽可能多的人通过在政治职位竞争者中做出选择，以影响重大决策。”相似地，亨廷顿也指出，“评判一个二十世纪的政治体制是否民主所依据的标准是看其中最有影响的集体决策者是否通过公平、诚实和定期的选举产生，在这种选举中候选人可以自由地竞争选票，而且基本上所有的成年人都可以参加选举。”

社会民主论以制度安排为切入点，一方面把对民主问题的研究具体化到当今社会分化条件下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领域；另一方面，通过对经济发展水平、文化特质等因素与民主化程度相关性的历史考察，社会民主论者集中讨论了所谓的民主化的条件问题。尤其在讨论民主化的经济条件时，李普塞特和亨廷顿等人都大量引用了相关的统计数据。社会民主论者关注的中心是如何在现实中实现民主，即民主化问题。他们更多地是从实证的角度去讨论民主，寻求在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下，创造和利用各种机会，推动民主化进程，比如，亨廷顿在《第三波》中就提出了一系列颇具操作性的民主化对策。在方法论上，社会民主论倾向于归纳而非演绎，其理论依据多来自一种历史的或国别的比较。相对而言，较少沿学理层面，对民主或民主化概念的内涵做深入考察。亨廷顿曾明言，他的《第三波》只是“一部解释性的专著，其成功的秘诀不在于严谨，而在于全。”

社会科学理论的现实意义之一就在于其高度的解释能力，帮助人们去认识身边的社会，理解社会变迁的趋向。然而，缺乏系统的演绎推理，严谨不足肯定会降低理论的解释意义。亨廷顿在讨论了大量的民主化条件后不得不承认，任何有利于民主化的条件都不是绝对有效的，因为不同的走向民主化的国家，其主导性的条件也是有所差异的。而且，面对他所列的那个长长的有利于民主化的条件清单，人们又怎么能作到一一对号入座呢？

本文中，笔者以对民主的概念考察为起点，力图从演绎的角度，发展出一个社会民主论的理论框架。

一、概念：制度化民主

此处把民主定义为：在集体行动中，个体成员参与决策的一种制度化形式。因此，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民主概念的内涵。第一，民主是一种集体行动的机制。集体行动是民主得以产生的基本条件，孤立之个人无所谓民主抑或独裁。集体行动并不是个体行为的简单加总，它强调通过一定程序，把众多个体有效地组织起来，采取有目的的行动。在某种意义上，集体行动不仅是人类特有的行为方式，也体现于人类历史的纵向演化过程中。从亚里士多德说“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到当今的全球化浪潮，其中隐含着这样一个趋向：伴随着相互间联系的日益紧密，越来越多的人类行为被打上了集体行动的烙印。集体在人类行动中产生和存续。最初的集体可能是在原始人为获取食物所进行的狩猎活动中形成，比如哪些人负责大声吆喊，驱赶野兽；哪些人携带武器伏击；哪些人负责分配等等都有较明确的组织安排。当人类从事农业生产，开始走上定居生活时，由于灌溉等活动都需要一定规模的人类协作，有组织的集体行动变得更加重要，也更为可能了。氏族、家庭以及国家等等都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集体组织形式，集体行动有效地保证了早期人类在恶劣的竞争环境中生存下来，同时，也型塑了人类社会本身。迪尔凯姆认为，人类社会的结构构成有一个从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变迁的过程，其特征是在社会分工程度不断提高的同时，社会整合程度也不断上升，一方面是社会个体由相似性变为异质性，另一方面则是建立在相互依赖基础上的社会统一体逐渐形成。当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分工与整合的社会，我们很难把某个具体的个人看作社会分析的基本单位，人一生下来便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角色，以后还将面对持续的社会化过程，因此，群体、阶层以及阶级等集体概念往往被用来描述人们的社会行为乃至人类社会的构成。集体有两个基本内涵：一是集体内社会关系的整合；二是集体内个人角色的分化。整合意指集体成员间联系紧密，而分化则意味着集体成员因其在职业或职位上的分工而存在彼此间的竞争与合作。整合和分化都是通过集体成员的个人行为体现出来的。首先，联系紧密决定了个体社会行为的相互影响，也就是说，这种行为总有其外部性，会给集体内的其他人带来一定的外部成本，无论这一成本是正还是负；其次，在竞争与合作的形势下，要维续集体的生存，要求集体成员的内部博弈行为必须具有某种程度的正和取向，在互惠的基础上寻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由于自利主义吸引力的始终存在，因而通过集体内的公共权力协调众多的个体行为，使其遵循一定程序，指向特定的集体目标，也就成了合理的选择。集体行动就是个体行动的组织化。集体内的组织有两层含义：一是集体如何构成；二是集体行动如何进行，在民主概念中，强调的是后者。这样，我们对集体内民主的考察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简化为集体内的公共决策问题，在此意义上，民主首先是一种集体决策机制。第二，民主是一种强调个人参与的集体决策机制。个人参与的组织模式是民主概念最基本的内涵，就行为与主体的直接关联而言，任何决策都是由个人做出的。所谓集体决策，就是指通过某种组织机制把集体中的个人决策整合起来，以之作为集体行动的依据。从个人决策到集体决策，有两种极端的转化形式（其实，这也是一个关于公共权力如何产生的问题。）：一个是独裁的方式，指在任何情况下，集体中某个成员的个人决策都会完整地转化为集体的决策；另一个便是民主的方式，指任一集体决策都是经由全体集体成员的个人决策整合而来，并得到全体的一致同意，其中可能伴有集体成员就其个人决策所进行的协商、妥协等内容。不过，现实中的集体决策都位于独裁和民主之间，只能说，某一集体决策具有独裁或民主倾向。个人参与中的“个人”指无差别的个体，就参与集体决策的权利而言，集体成员都是完全平等的，不管通过何种具体的组织形式，每个人的个人决策都会直接或间接地体现于集体决策之中。权利的平等在两个方面指向结果的要求，其一，集体成员要有大体相当的理性决策能力；其二，在社会分化的意义上，集体成员要有大体相近的社会地位，成员间权力资源的过于悬殊可能会从根本上摧毁个人参与的民主决策机制。最完全也最简单的个人参与形式是抓阄。把n个候选项放入一个暗箱，从中任意取出p个作为集体选择的结果，其中每个候选项被选中的概率均为p/n。候选项可以是如何进行集体行动的备选方案，也可以是出任公共职务的集体成员。对于个别的集体成员而言，等概率的权利把个人参与的结果引向了绝对的或有或无，这会降低集体成员相互间进行沟通与协商，寻求改善p的质量的积极性，尤其在p/n非常小的情况下。另外，还极可能出现最终选择结果对集体内多数成员的无效率，导致某种形式的不公平。因此，抓阄往往发生在这样的形势下，要么社会整合程度极低；要么集体成员就集体行动有着极不相容的选择取向，但又必择其一。投票选举是最基本的个人参与决策方式，很多人常常把它看作是民主本身。从公共权力与集体大众的关系角度看，投票选举一方面意味着公共权力执行的竞争性获得与使用，并受到集体大众的监督；另一方面则显示了集体成员自由、平等地表达并追求自身利益偏好的权力。在投票形式上，有记名和无记名两种。记名投票往往发生在投票人极少，且对投票人有较高道德要求的条件下，由于人类道德状况的复杂性及集体生活领域的扩展，无记名投票一般是更常见的形式。

从投票选举作为一种个人参与集体决策的加总机制看，又可以分为最多票数规则、多数规则、全体一致规则、孔多塞准则、黑尔体系、库姆斯体系、赞同投票法以及博尔达记票等形式，关于这一点，现代投票理论（尤其是公共选择理论）已有十分详尽而深入的讨论，这里就不再重述。集体行动的目的在于使集体成员生活得更好，考虑到每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定者这一基本假说，集体成员可能就个人如何投票进行相互间的谈判、协商乃至妥协让步等活动，在讨价还价中寻求帕累托效率，或许，我们只能在此意义上讨论所谓的社会发展问题。第三，民主是个人参与集体决策机制的制度化形式。制度是人为制定的用以调节人类社会行为的规范或规则，制度的基本特征是稳定性和程式化，它一经产生，便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以其原初形式存续下来，因而制度的一个突出功能就是使人类的社会行为模式化。在经济学家的眼中，“制度透过其安排之日常生活的结构而减少不确定性”，制度可以同效率联系在一起。对于生活在集体中的人们，制度又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社会整合机制，它超越于无差别的个体把集体成员联系起来，使其行为直接指向制度制约下的角色行为。相应地，制度化就是指集体行动组织模式的固定化和程式化，在民主定义中，这一组织模式即是指个人参与集体决策的组织模式。在集体行动中，以抓阄或投票方式来决定集体选择，只是人们对其社会生活环境的一种组织适应。一种组织模式的存续并实现其效力取决于其独立性——独立于具体的集体成员——的获得，这是一个制度化的过程。只有持续存在的东西才能成为支配社会关系和行为模式的原则，“它们之所以能够持续存在的原因在于，它们已经制度化了。”按布劳的说法，取得独立性必须具有下列四个条件之一：一是拥有作为与外界进行交换的资本的战略资源；二是对于自己的必要服务有替代来源；三是拥有获得必要服务的强制力；四是能够减少或消除对外界的服务需求。因此，制度化也应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制度化包括使社会生活的组织原则一代一代永远存在下去的形式化的程序。”建立这一程序要求必要的资源投入，如纸张、文字等，它们以固定化的形式保存了社会关系和行为的模式，并使其独立于特定的个人之外；其次，这一组织形式必须得到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价值的合法性认同，这是已经制度化了的价值，根植于其中，组织才会获得长久的生命力；再次，在宏观政治层面，组织的制度化还与政治权力紧密相关，要求组织形式得到社会中的统治群体的强烈认同，它将赋予组织模式运行以强大的权力保障。在涉及原有组织模式的重大改组或重建时，这一点尤为重要；最后，仍是文化的因素，不过这里被限定在组织的层面，指集体成员对组织的构成、目标、运作等内容取得一致的心理认同，这也可以被称为集体的凝聚力或意识形态。无论是集体行动的有效性，还是个人参与决策的稳定性，都要求制度化作为民主概念中必不可少的内涵要素。缺乏制度化的内容和程序，个人参与决策的民主组织形式不可能长久地调节集体中的个人行为与社会关系，更不用说上升到宏观政治层面，成为决定社会结构构成及其变迁的主导性规则了。就是在这里，民主与“宪政”、“法治”等现代社会特有的政治观念联系到了一起。其实，就民主概念中的集体行动、个人参与决策以及制度化这三个要素来看，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只要有大规模的人类集体行动，就会有某种直接或间接的个人参与决策机制。因此，民主的政治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个人参与集体决策的制度化过程，虽然其中还伴有个人参与决策在组织程序上的调整或改进。民主的实践根本上就是一个民主化的问题，其核心便是制度化。

二、民主的指标体系

这里仍然要回到制度的定义。制度是调整人类行为的规则，在某种意义上，制度构成了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秩序本身。人们总是生活于既定的制度之中，制度无时无刻不在制约着人类的行为。但现实中的人类行为为什么会呈现出如此多元而复杂的状况呢？这部分地是因为制度的多元性结构。菲尼根据其在现代国家中的效力，把制度划分为宪法、法律法规及文化价值三个层面。宪法是第一类的制度，它规定了在国家这一集体内集体决策的基本规则，涵盖了政治、社会和法律等几乎所有的社会结构领域，是一个社会进行生产、交换和分配活动的最基本的规则，是“制定规则的规则”。第二类制度是在宪法制度的框架内创立的，主要是指普通法律以及调整国家内各种集体结构构成及运行的法规规章，它们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接受得最直接，感受得最明显的制度成分。相对于前两种，文化层面的制度要模糊和复杂得多，因为它们常常内化为个体的心理取向，以道德、社会风俗等非成文形式表现出来。我们就沿着这三个层面展开对民主化实践的描述。在宪法层面，宪法为现代社会最突出的集体单位——国家——中的成员提供了参与集体决策的基本保障，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由于现代国家的庞大化，使得所有国民直接参与所有国家事务的决策在技术上成为不可能，因此代理人制度就是必然的选择。在现代国家中，最重要的代理人，一是拥有最高行政决策权的政府首脑（他们并不必然是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元首）；二是国家立法机关的立法官员。这两种代理人在何种程度上为一国的国民直接选举产生以及选举的制度化程度指示了一国的民主化水平。其次，是国家内部的政权组织形式，即政体。本国传统以及现实事务的复杂性决定了现代国家在组织模式上的多样性，但立法、行政、司法这三个权力系统仍可以基本上概括现代国家的政体构成。三权的分化程度也体现了民主化的水平，分化包括分立与制衡，它指对于相关的“国家事务”，每个组织都有参与决策的权利（权力），同时，对于涉及面不大的“内部事务”，各个组织又都有不受外界干预的独立决策权利（权力）。民主化就位于三权分立与制衡的一系列关节点上，如果行政权力过于膨胀，民主化就要求提高另外两权的制衡能力，其它亦然。最后，宪法不仅“自上而下”地规定了公共权力的构成与运作模式，还“自下而上”地构建了公共权力与个体成员之间的关系，确认了公民自由的范围，并以潜在的国家暴力形式保障了公民不可让渡权利的实现，这也是个体成为理性独立的决策参与者的必要前提。

无论是从各国宪法的成文形式，还是就统治阶层的合法性认可来看，宪法层面的民主化相对来说都较容易取得进展，它位于国家生活的宏观政治层面，就集体决策而言，属于最具抽象意涵的指导性决策。但也正因为如此，宪法层面的民主化常常会出现“华而不实”的现象，如很多情况下，个人参与只停留在纸面上，却未能在组织运作及个人行为取向上得以体现。这一方面是因为个体参与集体决策的范围和深度直接影响到部分强势集团尤其是统治集团的组织目标，从而与其意识形态相冲突；另一方面则可能是个人参与原则本身便与该社会的传统文化价值相矛盾，如何调整个人参与的内容与形式，以适应既有的社会文化环境，取得广泛的合法性认同，应当说是一个渐进的社会过程。法律法规层面的民主化主要是指对个人如何参与集体决策的制度安排。在这里，民主化不仅因其制度化程度不同而体现出不同的发展水平，还因各国的社会文化及宪法制度而呈现为各异的个人参与模式。首先是投票选举制度，反映了对集体成员如何选择决策代理人或直接参与事务性决策的最常规的制度安排。在选举决策代理人方面，当前流行的是比例代表制和多数代表制两种；在直接参与事务性决策方面，制度性差异主要体现在个体选择的加总程序以及议案提出的顺序不同上，同一集体中相同的个体决策在不同的加总程序或不同的表决顺序下都可能导致相异的集体选择后果。其次是个人参与的非常规形式，指个人或组织就某一具体事务向公共权力机关表达自己的利益偏好，并能影响公共决策的组织机制，这是投票选举制度的必要补充，因为基于时间、程序等因素的限制，投票选举难以对一些突发或偶然事件作出及时反应。这类制度安排既有政府设立的信访机构，又包括对各种民众自发的游行请愿活动的许可机制。最后是个人参与的物质保障制度。任何行为都有其相应的机会成本，在集体行动、尤其是大规模的集体行动中，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间接性或不确定性可能会导致个体规避参与的“搭便车”行为或者消极参与的“理性的无知”。因此，政府有必要以公共支出的方式，鼓励并补偿公民参与投票选举活动的机会成本。法律法规层面的民主制度安排因其具体性而成为民主化实践中最明确的指示项，它们不仅以统治阶层认可的法律条文形式出现，还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统治集团内部的组织原则（或意识形态）相调和的。更重要的是，这一层面的制度安排还因其操作性强而在现实的社会文化变迁中显示出巨大的能动作用，它们不仅是对宪法制度的组织适应，还可以通过积极的制度创新活动，诱导社会个体的行为取向，影响社会关系，进而推动社会文化的变迁。

在社会文化层面，关于个人参与的制度安排指向了“价值引导个体行为基本取向”这一社会学传统命题。究其根源，文化也是“人为制定”的，但由于其历史演进的延续性及渐进性，文化制度更多地展现出一种“社会发生”的特征，正因为如此，文化层面的民主化乃是一个集体（国家）中民主化实践取得进展的根本标志。

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讨论文化层面的民主化：其一是个体对集体事务的参与意识，相当于所谓的公共意识或公民意识，它既与集体的整合程度有关，也涉及具体的组织化问题；其二是谈判、妥协的文化认同，这在很大程度上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接近于民族性的范畴；其三是个体的理性决策水平，指在参与活动中，个体对各种博弈信息的处理能力。在当代社会，决定这一决策能力的主要因素是个体所受的正式教育程度。其四是集体成员对规定其参与形式的组织原则的尊重情况，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人们的公平意识，从文明反映人们即时的行为举止来看，这又指一种制度文明。人们对特定参与规则的心理认同，以及现实中社会关系和政治权力的压力是影响制度文明的主要因素，可以通过特定的社会测量技术予以评估。

这样，在沿着宪法、法律法规以及社会文化这三个层面对制度化民主做了进一步的考察之后，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描述民主化实践的指标体系，或可看作是社会发展总体系之下的政治子目标体系。

最高决策官员、代理人选举的规定、立法官员、独立性、宪法、国家权力分化程度、相互制衡、广度（人）、公民政治参与的权利规定深度（事）、投票者、候选人的产生范围、投票选举规则、选举程序安排、政府机构安排、制度化民主、法律法规、公民参与非常规公共决策机制、法律许可、（民主化）、正规参与的物质保障、公共支出、集体整合性、公共意识组织化、社会文化谈判、妥协的心理认同文化传统、个人理性决策水平受教育程度、参与形式的心理认同、制度文明社会关系压力、政治压力

对平头百姓谈民主制度，有人会一笑置之，有人会认为是天大的话题，有人会认为说者神经有问题……，这让人哭笑不得。的确，在公众的心目中，民主没有位置。因为离生活太远，民主制度好比空中楼阁，显得有些虚幻。毫无疑问，自古以来，普通百姓更关心切身利益问题，在民主制度与切身利益不直接挂钩的社会中，谁也没有心思去考虑民主自由问题。如果成天劳作还食不裹腹、衣不蔽体，而利用民主方法来争取利益又显得没有力度、非常遥远和希望渺茫，公众就只有在茶余饭后以只言片语发泄怨愤，民主制度就完全无从说起。在生活无忧的年代，如果民主制度仅仅是摆设，正式民主言论总成为空话，以公众之务实态度，有谁愿意花费时间去空谈呢，还不如在情绪高昂时来几句经典点评，这样，居安思危就不为公众所虑，待到社会问题积重难返时，公众考虑得更多的是利于切身利益的选择。所以，就建立民主制度的基础条件来讲，应着重考虑在公众近期切身利益与最基础的近期公共事务之间建立一个畅通的、能切实左右公共事务决策的渠道，并逐渐形成一个适应中国社会特点的准民主制度。

公众不能直接管理公共事务，只能通过有效渠道委托选定的政治集团管理公共事务，达到保护切身利益的目的，就是民主，实际上，就是公权的分配过程和重新组合后的赋予过程。所以，可以这样说，民主者，利益之争也。作为维权本能，人皆有之，但是，具备能力管理社会的人，却并不多，相对来说，委托管理就更容易操作，但是，仍然有一部分人不具备委托理性，没有办法，人类不能对民主制度求全责备，对于民主制度，也只能理解成一种相对先进的制度。领导人的选择是民主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这是举世公认的，毫无疑问，对决策者的选择至关重要，尤其在中国社会，变更决策者通常会带来一系列变化，但是，如果把民主制度局限于领导人的选举上，在短时间内，却不符合国人利益趋向的偏好，尤其是在现在这种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情况下，这不得不考虑民主制度体系建设和其它基础条件的创造。同样，试图依赖通过立法来解决各种复杂问题，其效果也不见得明显，在中国社会，人治强于法治，领导人的意志比法律规定更容易实行，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比较突出，这也要求强调民主制度体系建设和为推进民主制度而不断创造条件。如果不努力创造民主制度基础条件，不全面建设民主制度配套体系，以国人目前的物质生活水平，民主制度的建立过程未免是又一次历史反复。为了便于想象，读者不妨做一次典型化思考。对一个腰无分文的人来讲，当务之急是吃饱穿暖，在他们的心目中，通过参与和管理公共事务以求维护切身利益必然是一句空话，那太遥远，不能解燃眉之急，况且，就算非常民主了，其结果未必就能够在短期内能给他们带来实际利益，更不要说他们的意愿未必在民主过程中得到体现。同样，在收入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在一些人看来，花费时间去进行民主选举和实施民主监督没有眼前利益，还不如用这点时间工作，以换取劳动报酬。加上历年集权制度下形成的社会心理状态，公众通常对所推行的民主持怀疑态度，要想推行西方民主制度，必然会出现两头“卡壳”，即：公众不“来气”，势强者篡权。到最后，这个民主制度建设搞得主张民主的进步人士非常难过，一片好心加上诸多努力，却换来“耍把戏”的结果，同时，当权者为了迎合国际国内环境和抚慰各方，自然会过渡到搞一个没有实质内容的“民主制度”做摆设，成为皇帝身上的新装，而且做得“非常认真”，想想，这个预言故事的应用范围还真广泛。作为一般分析，自然带出人均收入水平和社会心理状态这两个条件，后者可以说成是在历史文化传统基础上形成的本国社会文化现状，可以肯定地讲，包括很多伟人和强势集团在内，要想在三五年之内撼动它，使它发生较大幅度的变化也是不切实际的，尤其是后者，它是一个系统工程，还需要在众人的努力下，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才可能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作为个人观点，除了前面提到的近期公共事务和公众近期切身利益直接挂钩以外，实行民主制度还有两个基础条件，即人们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和必须具备一种信任民主制度建设的社会心理，物质生活条件的内涵比纯粹的收入水平要丰富得多，如果居无定所，就是收入水平上去了，仍然不具备条件，譬如，农民外出务工提高了收入水平。作为企业内部管理来讲，为提高职工积极性，其内部管理有一些调动职工积极性的民主措施，但企业目标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追求效率，这里暂时把它纳入人性化管理范畴。作为社会管理，就公平和效率两个概念来讲，应该理解为力求平衡，二者相辅相存，时常此消彼长的相互拉动，否则，社会就会出现剧烈振荡。于民主和集中也一样，民主不立，专权横行，集中不显，方圆全无。

民主制度是自下而上的一个体系，它和权力制约制度一起平衡着公平和效率的关系，防止并纠正错误，力图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对社会发展起着促进作用，同时，它并不总是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强势集团的力量不容小视，但是，政府肯定要尽量安抚好公众，美丽的词藻必然出现在公众面前。当然，作为个人，通过个人努力求得地位升迁和财富积累应该占据主要地位，民主制度顶多能制造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不可能起到转换阶级地位的作用，但是，它可以促成政策倾斜，为普遍改善阶级成员的生活质量逐渐奠定基础。对个人来讲，没有财产作后盾的民主是虚假的民主，试想，对亟需靠当前劳动收入来维持其家庭目前最基本生活水平的人来讲，最不公平的待遇也必须接受，顶多是背后发两句牢骚。对这种情况，如果适用人群较大，通过民主渠道或许能够表现他们的愿望，最好的结果就是促成政府对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高度重视，否则，民主制度的曙光永远不会照耀到这个角落，各种慈善机构的救济行为也不可能光顾这个人群，这个人群中的个体在企业内部的民主，或者可以说是建议，并不能切实维护自身权益，其建议中，包含维护企业利益的成分肯定更重，在企业主看来，是旁人的劝解而已，在企业内部，能够维护这个人群中的个体的自身利益的重要行为，应该体现在劳动力买卖之间的讨价还价上。当然，相对于生产活动来讲，民主活动不可能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主要地盘，对大多数家庭和个人来讲，其对生活的影响是有限的，对一个阶层而言，选出一个自己相对称心如意的最高领袖并不等于其成员就有很多实惠，更不等于这个阶层就能上升，选出的领袖怎样说怎样做，可能由不得领袖，一个阶级或者阶层拥有财富的数量和实力早就决定了它拥有权力的大小，任何一个政权都必须考虑其力量支撑，否则，就会垮台。穷光蛋没有话语权，政权不是慈善机构，当然，还是那句话，装点门面的动作可能还是不少。可见，对一个社会而言，民主制度最重要的基础是财产民有，对一个阶级、阶层而言，通过民主程序取得权力的大小是由其地位决定的。民主制度对社会而言，是力求兼顾各方利益，平衡公平和效率，对个人而言，民主则是一种信仰，即追求相对公平公正这个大环境的信仰，在这个基础上，逐渐形成社会信仰，形成和各种层次的社会单位的私利相对立的一面，才符合辨正发展规律，也就是中国人说的阴阳平衡，当然，追求私利在一定范围内是正当行为，各种社会单位也不可能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但是，公平公正是必须追求的、但又是永远不可能真正实现的目标，这样，力求相对公平公正成为民主制度的直接目标，多数人当然不会提出异议。

清末时，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民主为何物，在农民只知道种地交租、工人则只清楚受雇干活、官吏则只喜欢按上级指示办事等生产活动之外，公众的政治意愿往往通过非常被动的渠道得到传输和体现，根深蒂固的儒家理念，也并不主张公众去积极主动的参与政治活动，儒教和集权相得益彰，民本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各种社会矛盾，民主思想没有阵地。一百多年过去了，当人们回过头来看时才发现，戊戌变法没有为中国带来民主，三民主义没有把民主制度落到实处，共产党建立的民主制度没有得到公众认同，这难免使部分后人发出感慨，未免怨叹先人在创建民主制度这个问题上丧失了良机，这种矛头的直接指向就是当朝政府及其领袖人物。不过，社会发展并不总是按照想象前进，当时的社会现状和历史特点应该是决定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作为政权、领袖以及社会精英们的推动力，不能认为它们强大到可以完全左右局势，所以，应该考虑到国情制约因素和社会发展所需推动力的来源问题，民主制度没有建立，主要的罪过还不是在哪一代老祖宗身上，社会传承如果抱着这个错误认识不变，待到后人来评判我们这一代人，可能也会发出丧失良机的感慨，出现后人复哀后人的状况，当然，对于反向驱动国家和社会的政权以及领袖，毫不含糊的应该受到历代后人指责，即使这个反向驱动最终不可能成功，他们的反推力也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迟滞社会发展，必然会给公众带来一些不该出现的苦难。但是，对着眼于实际情况采取的强调集中和统一的各种措施，不能因为其没有西方民主观的认同而受到指责，既然能够实现真正的集中，就有相对科学程度不一定很低的民主办法作为支撑，否则，这个集中是得不到公众支持的。众所周知，在当时的情况下，生活困难，国家分裂，民族独等问题显得更为重要，这些问题没有解决，何谈西方民主，在当时那种历史条件下谈西方民主，可能是满塘青蛙叫，也可能是乌烟瘴气，搞得不好就要亡国，按照别人的办法来尝试接受这个新鲜事物，风险太大，民主的目的是为了更科学的集中，但是，在那种极其不成熟的条件下，要实现西方式的民主和西方式的集中，可能不好操作，如果那种民主不能形成集中，不能形成拳头，对国家非常危险，对社会非常危险，对公众的危害极其可怕。纵向比较之后，不难发现，共产党建立的党内民主制度和人民民主制度是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范围最广、体系最齐全、探索最深入的民主制度，但是，并不能说，共产党已经改变了那种民意只能通过非常被动的渠道得到传输和体现的古老模式，相反，主动的、正常的民意传输渠道的建立还显得任重道远，任何一个组织和个人都不能盲目否认西方民主制度的先进性，人们必须看到世界发展大势，不要认为中国就可以游离于世界风云变幻之外，要想有出头之日，还必须向别人学习，还必须建立适合中国特点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主制度，这还需要全社会坚持不懈的共同努力，尤其是在社会心理对创建民主制度的信任问题上，要重点塑造。如果中国共产党在民主制度建设这个问题上感到船到码头车到站、只需要小修小补就可以了的话，那么，它所创建的国家也不能跳出历朝历代的发展模式，若干个朝代之后，它的地位肯定不能彰显，所以，在民主制度建设这个问题上，共产党感到自豪还为时过早，但是，要想改变，还必须经过脱胎换骨的苦难，这个考验显得非常巨大，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还需要杰出领袖人物脱颖而出。作为国家级的领导人物，他们肯定知道现在的民主状况何如，但是，要想对近代以来的民主建设有深入的认识，要想了解公众对近代以来的民主制度的感受，最直接的办法是走访最普通的老人，将死之人，其言也善，他们的看法也许很淡然，但是，可能也比较客观。如果有谁钻入民主制度建设的历史赘述中，那他得出的结论可能与公众的认识大相径庭，可以肯定地说，很多制度定得不错，话也说得动听，但是，因为各种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没有落到实处，这几乎是中国近代以来民主制度建设的积弊。对于民主制度最基本的评价，不管是老农还是老工人，都一句话，即走过场。共产党执政以来，党内选举和人民选举搞得气势宏大，建言献策活动也感觉到象眉象眼。但是，对知情的政界人士来讲，党的选举意图一般能够得到体现，这儿需要强调的是，说党的选举意图而不是公众的选举意图是不是搞错了，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事实，因为公众的选举意图根本不可能形成，没有条件，就连全体代表这个集体的主要选举意图也没有办法提到桌面上来讲，在最高领导人这个位置上，主要还是讲接班的概念。对于建言献策，有采纳的、有无法落实的、有推诿的、有交办后仍旧不落实的……，等等，但是，代表在制度层面上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就算在最高层次的代表会议上，也根本没有各部门起草的有关法律法规的征求意见稿重要，最好的情况就是做一定的参考，搞得不好，还会造成由利益关系引起的纷争，到其它级别的代表会议上，就根本没有办法谈这个问题了，毕竟，代表们对一些行业的各个层次的运行现状不太熟悉，作为代表，其想法未必便于实际操作，这样，即使有的代表有为公众说话的心，但未必有为公众说话的能力。还有一点是必须考虑到的，作为代表，由于多层代表制，很大一部分本身就是官员，其比例相当高，从普通公众中选出的少数代表，由于对政界和各行业并不熟悉，其说话能力必然受到限制，必然只能获得较少的话语权，受全体代表无形中构建的大环境影响，部分代表不敢说出自己非常想说的话，毕竟，如果显得另类，肯定不合时宜，况且，作为正式建议，如果根本不可能被采纳，那还白说干吗，倒显得自己不识时务，识时务者为俊杰嘛，由于多层代表制，党内民主制度和人民民主制度最终仍然过渡到主要由官员代表公众构建了目前的民主制度，这必然回复到历朝历代那种“父母官”的概念上去，素不知，这个“父母官”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落后的观念，官和民，本身就是管理和被管理的对立统一体中的两个对象，由于这种民主制度的作用，其结果必然倾向官方，而非民方，所以，权力在中国逐渐形成非常特殊的地位就顺理成章。

私有产业的发展及困难

在当前提私有产业这个概念，或许要被世人认为不识时务。诚然，产业划分本身就因分析目的不同而出现较大人为差异，各国的具体划分也区别明显，但就广义的、国内一般认同的三次产业来讲，在目前时局下，提私有产业这个概念似乎为时过早，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在三次产业中，私有产业的地位问题都值得商榷，但是，作为一个既成共识，探讨真正意义上的私有产业的发展及困难仍然是社会进步所需。

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人都记忆犹新，改革开放前，国企职工能得到很多实惠，这种实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收入要比农村居民和部分其它所有制企业的要高，另则是工作相对清闲，且收入稳定。这个处于结果位置的现象，一方面透露出三次产业在当时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分配状况；另一个方面标示着，私有产业和私有企业在那个年代，只是一个在谈论它国时才会出现在纸面上的概念而已，根本没有任何经济意义上的实际位置。农村虽然经历了由合作经济组织到人民公社的一系列过程，其生产销售活动也在国家强力掌控之下，但是，由于政策因素，利益分配的天平明显向国有二三产业倾斜，与其说人民公社是一种合作经济组织，倒不如说它是一种由国家经营的、而且经营得相当不善的、且在那种体制下又不得不下大力气经营才能够保证国民口粮供应的、仅仅是为二三产业发展服务的众多农业庄园，其地位就可想而知了,私有产业根本就与其无关。改革开放后，国企逐渐陷入困境，其它所有制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兴办，乡镇企业、三资企业、私有企业和逐渐变性的集体企业蓬勃兴起，改变了国企一统天下的局面，由于这类企业的私有性质逐渐外现，私有企业和私有产业得以偏安一角，并呈燎原之势。随着时代变迁，有关乡镇企业产值占据半边天和非公经济产值占据半边天的报道才提醒人们，私有产业和私有企业已小有成就，然而，私有企业和私有产业发展不当和先天弱点颇多等棘手问题却摆在了公众面前，不得不提醒人们作出思考。一般情况下，公众注意力容易集中到私有化手法不当上去，竟而忽视了私有化水平如何提高这个主要问题，在惊叹少数私有企业主利用各种非正常手段迅速致富之后，公众考虑得更多的是如何阻止通过非正常渠道转移公有财富，忘记了资源必然重新配置的内动力因素，忘记了资源由公有部门向私有部门转移是必然的发展方向，当然，就难以利用主要精力考虑如何顺应资源配置规律和如何使这种转移力求做到公平公正及渐进进行这些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本土生长的私有企业由于在规模和质量上都需要上档升级，在资源重新配置过程中，应积极、正当的发挥作用，以便适度加速资源重新配置过程，而不是利用主要精力在变相侵吞国有资源上做文章。然而，仅仅从道德层面上约束私有企业和私有产业的不法行为没有任何作用，试图通过法律惩戒限制资源的各种不当转移也收效甚微，毕竟，在发展空间极大的社会中，私有企业和私有产业力求追求利润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现行体制如果留下让它们走捷径的空当，它们还真的有点不畏奸险，竟然钻头觅缝的寻求神速发展途径。既往的掠夺尚可以争取索回，前进道路的正确选择才是重中之重，必须睁大眼睛看个明白，这要求我们不得不认真掂量私有产业和私有企业在目前的真实地位。通过对狭义概念的各产业的仔细分析(注：中国的行业分类情况，农林渔牧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它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如果把外资抛开，不难发现，私有产业发展得较好的行业非常有限，虽然有不少产业在私有成分比例占有和市场占有方面已经达到相当不错的水平，但是，私有产业在内部主要企业规模、产业内外部地位、产业和企业组织状态、结构构成、资源占有条件等具体指标上均处于低水平状态，对私有企业来讲，由于国家垄断和行业准入门槛限制，如果通过正常渠道，一些行业根本无法涉足，就是在限制最少的行业，私有企业如果正常经营，因为各种因素，其发展速度也要大打折扣。可见，本土生长的私有企业仅仅处于被导地位，本土生长的私有产业尤甚。外资进入是必然的，外资企业在资金、技术、组织等方面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加上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源获取成本低的因素，外资企业发展迅速，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说，外资企业占据各种主要优势，对推动国内二三产业发展助了一臂之力，其地位赫然也有章可查。在目前，由于政府刻意追求国有产业主导地位，本土生长私有产业发展扭曲，私有产业中的外资企业肆意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些因素导致经济增长过分依靠出口和投资、内需严重不足、自主知识产权日渐萎缩、经济自主权日益被外资控制等问题凸现。结合综上所述，为解决矛盾，私有产业的发展及其困难也不得不让官员和专家学者做出反思。到目前为止，在产值上，有些统计数据显示，私有产业部门产值已占过半的比例，不过，在日常生活中，显而易见，私有企业涉及行业非常集中，在三次产业的大部分基础性行业中，私有产业竟然根本没有容身之地，国有产业占据主导地位仍然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在这里不得不重申一句话，那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否则，有人可能就会被限定在一个错误的理论框架中，而忘记了公众必须经常直接或者间接地和国有产业打交道的事实，而且，这种交道对国民来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是必须和国有产业打的交道，如住房、教育、医疗等，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境况下，这些现象未免在人们的心中留下一团驱之不去的阴影，在这团阴影的照耀下，还有哪个敢小视国有产业的无边威力呢，不过，这儿要阐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国有产业是广义范围的，国家参与各经济部门直接运行过程的行为均在此列，否则，政府可能就会把很多弊端得以显现的责任推脱得干干净净。土地长期承包使农民拥有一份土地，随着改革深入，在一些地区，耕地转包、合并现象呈发展态势，少数农民能在较长时期利用一定数量耕地进行专业化耕种，家庭户仅仅耕作自己那份承包地的情况呈变更倾向，部分耕地逐渐摆脱小农经济状态，融入产业经营之中，随着土地集中，机械化耕种范围逐渐扩大，涉及种养殖业的农林渔牧这一块，在部分地区形成一定规模的私有产业。比较起来，虽然有森林资源所有权问题，林业向私有产业方向发展也出现了些许苗头，但是，第一产业要想普遍实行产业化经营还根本没有条件，至少要等到劳动力大量转移之后，私有产业在第一产业中才刚刚处于苗头端露的地位。

在资源重新配置的大前提下，谈私有企业和私有产业得以发展的渊源和困难，肯定要回味增量变革和存量变革的古老话题，如果把存量仅仅理解成已经创造的社会财富，显然是不够确切的，存量应该包括土地、资金、人力、技术和组织管理经验等，说穿了，经济上的老底子都是存量，增量就是现在没有的，只有通过努力才可能获取的各种要素的增加部分。改革开放初期，经济亟需发展，出于减少改革阻力的顾虑，为不波及最主要的既得利益者，变革从经济增量上起步，希望通过经济增量部分来解决大量农民隐性失业等一系列深层次矛盾，随着土地下放、市场建立、双轨制运行、乡镇企业兴办、外资引入等等，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私有产业部门的财富拥有量逐渐增加，由于劳动力大量富余和土地资源获取成本非常低廉，几多周折之后，私有企业逐渐增多，私有产业部门逐渐形成，显然，私有企业和私有产业得以发展的渊源是这个增量变革。然而，随着经济发展，贪官和奸商在存量上动了邪念，土地、国有资产、重要的人力资源等成了贪官和奸商们巧取豪夺的对象，在利益诱导之下，这种情势越演越烈，终成骑虎难下之势。在这里讨论存量运行和增量创造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标示过去的政策失误，况且，作为变革的一个重要部分，耕地的经营方式变革建立在农民意愿基础之上，其它变革的推行，也有转弯半径大小的考虑，毕竟，政策制定必然要受执行预期影响，制造指责历史的口实并不能解决现实社会问题，通过分析存量运行和增量创造过程中产生的利弊，可以思考政策失误的背景和具体原因，对照现实社会条件，提出解决当前各种社会深层次矛盾的指向性意见，这才是真正目的所在。这样，一个最基本的道理跃入人们的视野，如果不把增量创造建立在最主要的存量基础上，那么，增量创造所取得的成绩必然受到影响，搞不好，增量创造就是存量取得的简单重复，为避免简单重复，增量不得不考虑充分利用存量，如果不善于利用存量，社会长时期的积累必然被大量浪费，随着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存量运行僵化问题日渐突出，存量运行如果不主动和增量创造结合，孤立的存量必将迅速萎缩，因此，存量在运行过程中，也力图寻求比较有活力的增量创造，这样，增量膨胀需求和存量保值增值需求一拍即合，在强调权力的社会氛围下，加上特定体制，圈地运动、侵吞国有资产、权力寻租、官商勾结、买办资产等不正常现象遂成蔓延之势，引得民怨群起，这不足为奇。出于调整不当政策需要，就要求在资源重新配置过程中要通盘考虑存量运行和增量创造结合问题，同时，在当前经济局势下，对存量向增量的转移过程，务必要高度重视，必须规范，务求使这种转移做到合理合法，绝不能纵容那种“手长为大哥”的做法，力争做到高效、公平公正、相互促进、保证活力，同时要兼顾国家安全，否则，民心必背。

讨论私有产业的发展及困难，为建立最基本的判断，有必要从生产要素角度作出分析，以防止在特殊体制下，由于高开高企误入特色理论殿堂，这样，其内部企业资源获得途径，必然成为分析的直接起点。首先要分析的是土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随着杂交水稻等先进种养殖业技术的成功推广，第一产业取得长足发展，之后，虽然技术不断进步，但是，该产业仍然发展缓慢，根本没有叫嚣的资本，毕竟，耕地资源极其缺乏和人口数量巨大之间的严重冲突，导致第一产业人均产值十分低下，基本消费之后，所剩无几。在这个大前提下，竟而出现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即：一方面，人均耕地极为有限，另一方面，土地价格却非常低廉。寻求这种反常现象原因，熟悉农村的同仁都很清楚，由于土地所有权采取“三级所有、队（社或者村民小组）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导致农民所使用土地产权不清。对不变更使用性质的土地流转，政策规定只能转包，人均单位的承包地不变更使用性质转包收益极少，甚至为零或者负数，处于半失业状态的农民不干，除非这个家庭在谋生问题上另有稳妥出路。各级政府也不敢诱导这种转包行为大面积发生，毕竟，如果没有其它比较稳定的就业需求，这种转包必然产生不稳定因素，其直接体现就是因土地转包而发生的矛盾纠纷急遽上升。显然，农民虽然刚刚摆脱被政策硬性禁锢在土地上的厄运，却难逃被当前经济条件束缚在土地上的无奈。人均耕地极少和二轮土地承包前频繁调整使用权，使农民对耕地的深度投资受到严重影响，因为农民非常善于计算生产成本，这进一步弱化了提升农民人均产值的预期，加上人口大量滞留和地理条件限制，农村家庭往往仅仅能耕作自己那份承包地，经济效益非常低下这种状况自然要处于恶性循环状态。家庭成员处于半失业状态，大量人口滞留农村，作为种养殖业的经营者，要想在农村开辟多种经营这条道路，要想在多种经营上取得连续不断的成功，在市场状态下，几乎成为不可能，特别是小具规模者，因为，任何一次最简单的成功，都会引来蜂拥而至的来者，除非这个创业者有着明显的比较优势（包括和官方的私人关系）。为此，大多数农村家庭不得不固守自己那份承包地，不敢随意扩大生产规模，否则，就会在种养殖业的多种经营过程中伤痕累累，落得欠一屁股恶债的下场。土地价值没有得到真正体现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土地变更使用性质的流转政策。对变更土地使用性质的流转，通常采取的计算方法是以常规作物的年产量做参照，按照一刀切的办法执行。当农民遇到自己的承包地被征用、国家规定的承包年限中剩余年限的全部或部分倒包（一种被禁止但却通行的租赁方式）、或其它改变土地使用性质的流转方式时，其内心非常矛盾。一方面，土地在自己手中没有效益，一刀切的计算方式对大多数农民家庭来讲，是实实在在的，在不改变土地使用性质的前提下，自己恐怕没有能力让其发挥更大的效益，但是，土地使用性质的变更权，并不在自己手中，变更与否，完全取决于政府，商家也只能通过政府，才可能变更，而且，这份产权并不属于个人的土地，难说还有被收回的危险，况且，也不是每一块土地都适合变更土地性质，土地变更使用性质现实条件的制造权，往往掌握在政府和巨商手中，有时，前期条件的制造，农民根本不知情，除非和城市紧紧相连，或者，纸面上的前期条件还驱使众多地块相互杀价；另一方面，随着二三产业的发展，农民离开土地找到另外工作的预期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实现的，只是报酬高低的区别而已，如果运气好，可能还有一个不错的工作，但又顾虑工作不稳定，怕受颠沛流离之苦，难做取舍之下，抛出一句无奈之词，说只要肯吃苦，就算捡垃圾，也比窝在土地上收入高，素不知，说者没有捡垃圾的经验，对众多农民来讲，垃圾显得非常有限，理应把它归为气话一类；再一方面，就是恋土情结和不想放弃与土地相关的附属利益，比如落叶归根与土葬用地等，但是，感情毕竟是次要的，后生们往往不想与土地“恋爱”一生。可见，因改变土地使用性质而即将失地的农民的心态非常矛盾，捏在手里不下崽，放了又怕飞，周围有低收益的“硝烟”弥漫，前面有利益“上帝”的诱导，后面有各方强大攻势这个“追兵”，最后，大多数农民家庭不得不在土地廉价出让与否这个绵长的拉锯战中败下阵来。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土地稀缺的同时，土地价格却相对低廉”这种怪象，是在特定社会经济条件和特定体制下产生的，人均耕地用于种养殖业收益极低和土地流转政策刚性约束，正是这种反常现象产生的原因，也是二三产业能够获取廉价土地的原因，也许是机缘巧合，这种怪象居然在增量变革过程中促进了私有产业发展，大量私有产业才得以廉价获取土地。反常现象是在工业化大趋势下农民被迫离开土地带来的必然，由于体制和生产生活条件限制，大量与土地处于半结合状态的农民在利益诱导之下必然选择离开土地，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怪象蔓延鲜有阻力，要想在短期内纠正，只有从体制改革上下功夫，简单的硬性禁止显然不能实现这个目标。当然，第一产业中的私有企业获取土地的成本，除了有上述共性之外，还有其特殊性，主要是在获取公有荒地、林地、水面等上面下功夫，由于篇幅原因，就不再讨论。但是要强调的是，第一产业走产业化道路是实现工业化的必然条件，只有第一产业逐渐实现产业化经营，二三产业才可能获得大量的职业工人，同时，第一产业走产业化道路也是工业化带来的必然结果，因为，只有第一产业的剩余劳动力被转移之后，才可能实现规模经营。私有产业部门的企业，由于人熟、地熟、情况熟，加上政策有空子可钻，其获得土地的成本一般比国有产业部门的更低，再加上对“土政策”的充分利用和农民喜欢占公家便宜的偏好，这种价差随之放大。在私有产业内部企业发展初期，其取得土地的方式并不血腥，血腥的是巨大的城乡差别。随着土地大量转移，失地农民集访案件成倍增长，有人认为这是失地后生活困难引起，其实，通过调查发现，集访案件多由各种款项兑付不规所致。城市在接纳被转移农民的实际结果中固然存在选择性和不系统性，但是，部分失地农民自身素质不高和工作能力欠强也不至于导致生活困难，出现生活困难的只是极少部分，基本都是由特殊原因引起。失地农民频繁集访，当局感觉非常头疼；生产生活稳定性降低，流动性增大，常和颠沛流离和劳累奔波为伍，失地农民感到吃了亏。这样，土地资源的长远价值才被有关各方加以重视，农民越来越不愿出让土地，把土地视为归属和保障，政府对土地管得越来越严，土地价格迅速攀升，但是，土地根本管理制度没有变，可钻营的空挡是“河山依旧”，土地转让留给政府和商家的利润空间好比“江山犹存”。在土地征用、土地一级市场招标、土地租赁等环节，价格层层加码，加上潜规则的推动和后来对改变土地使用性质的租赁行为的禁止，土地价格可谓是一路高开高走，凯歌不断，土地流转也逐渐变得血腥。从另一个角度看，土地价格上扬对处于发展初期的私有企业和私有产业来讲，无疑是提高了门槛，私有产业中有能力获取土地的企业必然大幅度减少，私有企业要想做大做强，要想有自己的立足之地，还得努力创造这个已经提高了的土地获得条件，其积累周期必然延长。私有产业要想取得长足发展，其准备周期也必然延长，但是，还是应该看到的是，已经取得土地资源的私有企业主，却是土地价格上升的最大收益者，这部分企业，成了私有产业发展大军中的先头部队，而且已经以捷足先登的方式占领了滩头，在土地资源获取上，来者已经没有幸运草可吃。

起初，由于发展空间巨大，私有产业在二三产业部分行业中呈飞速发展态势，国有产业在二三产业总产值中的比重急剧下降。世纪交替之际，原乡镇企业、集体企业等群体在性质上发生了潜移默化的转变，特色理论对囊括进行简单修改之后，称谓渐变，河山半占的桂冠自然从乡镇企业头上转戴到非公经济头上。私有产业内部“肥头”云集，私企的家产让人好生羡慕，业主个人财产颇丰，社会殿堂的堂主不得不给他们腾出代表、委员、顾问等贩夫走卒们往昔不可指望的席位，私企业主的发迹史在渲染之后，被众多媒体津津乐道，号召得创业者们铺天盖地的涌来，要想效仿，创业者不得不研读私企业主发迹的“葵花宝典”，既然廉价获取土地已成旧梦，关于资金、技术、人才、组织管理经验等章节必然成为研习重点，还不能忘记诵读他们那本难念的经，以便做到未败先行。共产党的政策可谓是波澜壮阔，这往往让善于随波逐流者得以占尽先机，仔细分析，就不难发现，在一波又一波的政策起伏中，当资金、技术、人才、组织管理经验等非常缺乏的资源被政策的波涛托出时，现有私有企业的开业元勋们，在当时的环境下竟然鬼使神差地、或多或少地把它们抓在手中。乡镇企业兴建于八十年代初，其成长过程在私有企业中具有明显的代表性。乡镇企业创建者多是乡村干部、农村工匠和乡间商贩，作为这一群体，其在乡里间拥有一定权力和威望，在政策问题上，可谓先知先觉。改革伊始，政府鼓励发展乡村工业，允许符合条件的机构和个人向金融机构贷款兴办企业，各方因地制宜做出分析之后，蜂涌而上，唯恐挤不上贷款这趟车，众多小厂应运而生。不难看出，乡镇企业涉及行业比较集中，现实现象和统计分布结果在这个定性认识上不存在偏差。当然，发展初期的乡镇企业产权不归私人所有，所有权和经营权也往往搅和在一起。一般情况下，在早进入乡镇企业工作要具有一定人事关系，在农民的印象中，从事工商业比耕种土地能获取更多报酬。获得较好的工作需要一些潜在条件，否则就要付出相应代价，在社会底层尤甚，任何一丝可以稍微改善生活条件的机会，都伴随着激烈竞争，这样，为进入乡镇企业工作而缴纳各种名目的费用者就不在少数。由于市场不健全，企业产权不明析和经营体制混乱导致的管理不善，使得在八十年代初建立起来的小企业夭折过半，剩余部分在调整后迅速发展壮大。在市场条件下，乡镇企业调整主要针对产权和经营权，有出售的、有长期租赁的、有给企业管理者以重奖的。调整之后，企业积极性高涨，它们一方面努力改进自身问题，另一方面积极开拓市场。于是乎，下列现象便从人们的谈笑中喷涌而出：为获取贷款，所贷款项的一定比例成为返还；用重金挖走国企技术人员；利用金钱美女置换廉价设备及生产原料；采取贿赂等手段逃避税费；采用回扣等办法推销产品；与权力机构默契配合，赶走外地厂商，形成地方保护；等等。发展中，为清道正名，为获得各方支持，为营造一个好的发展环境，管理者不得不采取各种方式投入人、财、物力，以期同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并支持代言人，以图利益回报，还设法谋求政治权利。但必须看到，此类现象不是每个企业都能兼而取之，能从谈笑中喷涌而出者，在小范围内定是稀罕之物。虽然乡镇企业发展迅速，但却并不是处处绿灯，多数厂家在扩大规模时还必须依靠原始积累，其壮大过程缓慢，只有少数企业能摆脱原始积累的禁锢。设法获取贷款和努力争取投资，是私企飞速发展这个葵花宝典的重中之重，在资金带动下，技术、人才、组织管理经验等“凤凰”，自然逐渐栖身于资金高筑这棵“梧桐树”上，要素齐备之后，私企体制先行，轻装上阵，其发展轨迹呈跳跃状态就不足为奇，个别甚至挤身于大中型企业之林。“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用这句戏谑之词来形容私企发展中遇到的困难非常贴切，经历坎坷的业主可能要忍俊不禁。试问各位，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中，有多少流向私有企业，翻开一页又一页的统计表，比较流向国企的贷款和流向非国企的贷款，其比例占有显得非常不协调，“朝中一滴墨，民间千滴血”，在这些数据背后，私有产业发展的困难可想而知。资金缺乏、设备陈旧、技术落后、人才缺乏、管理家族化、依附国企、规模较小、市场壁垒等等。由于先天不足，部分人士甚至认为，私有企业一般都是小打小闹，与现代化、标准化企业无缘。个体工商业异军凸起，私有产业可谓频添秋色，几多机缘，几多无奈，部分人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浩然聚到个体户麾下，从加工到商贸、从街头到巷尾，个体经营者云集，可称蔚为壮观。改革之初，个体户们收入可观，于是乎，各种略带贬义的戏言流传四方，如：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等。的确，市场初开把蜜饯送到这等人口中，墨香过肚者内心难以平衡。相对收益来讲，个休户原来遇到的困难似乎不值一提，税费繁杂、无端刁难未免让其骂骂咧咧，但却遮挡不住腰包渐鼓带来的喜悦。然而，好景不长，现在看来，往昔胜景已成旧梦，惨淡经营和全面发展乏力，小商小贩的史称自然回归，时世艰难这个词语也被送到他们嘴边。

出于信念平稳过渡需要，当局对私有产业的提法始终扭扭捏捏。从乡镇企业到私营企业，以至到非公经济，“私有”二字始终难登大雅之堂。各级政府的统计数据虽然滴水淋淋，但是，作为非公经济比重，从中央到乡镇，越往下走，歌声越显嘹亮。潜移默化之下，作为经济发展方向，壮大私有产业的长远意义已在公众心中定位，毫无疑问，既往现象牵引着人们的思路，私有产业的作用不可否认，其地位日渐上升。回首过去，人们不难看到，竞争机制的引入、比较优势的充分利用、失业人口的转移、对滥施权力的限制、对经济存量的盘活等，私有产业身影摇摆之处，变数渐生。

展望未来，私有产业发展远期困难日渐让有识之士愁肠百结，国人也难免流露出几分忧虑。在国有和民有争夺战中，经济存量的任何动静可谓悠关各方，随着求稳政策的推行，国有一方砝码加重，加上体制倾斜和人才资源分布不平衡状况，私有产业发展一波三折。作为个体的私有企业的发展，则犹如帆船夜行于礁石密布的海域，风向不明，各方禁锢或明或暗，明礁固然难躲，暗礁却更是难测。种种困难，最终外现为各种弊端：先天不足；缺乏科学经营头脑和思路，决策浪漫而急躁；设备科技含量低，更新慢，技术改造难以进行，束缚着生产的持续发展；管理家族化，用人缺少战略思想；缺乏强力政策推动，甚至出现某些歧视行为，等等。这些因素导致私有企业和私有产业缺乏国际国内竞争力，加上现实生活中的些许冷遇，造成一些“自暴自弃”行为出现，使得原本颇有生机的企业江河日下，风光不再。由于多年集聚，国有部门人才集聚密度较大，私有产业部门人才聚集密度较小，利益争夺时，作为话语指向，精英们掌握的舆论工具立场宣明，必然维护本阶层利益，同时，出于生活求稳和防范风险顾虑，原国有部门人才多不愿意加入私有产业大军，这势必在产业内部反复强调两个阵营的不同存在形式，私有部门的个体在规模、质量等具体指标上处于弱势，其发展态势虽然看好，作用发挥也算明朗，但具体运作多存不规，最后，这种反复强调演变成几多指责，导致一些限制政策出台。从存量看，土地、资金和人才向私有产业转移受阻，部分转移甚至是偷鸡摸狗的不法行为，从增量看，土地、资金和人才向私有产业转移多是被动型，特别是人才流动。这样，公有体制先行，而转制又非一日之功，多年集聚之后，人才不愿流向私有产业部门，土地、资金等稀缺资源在私有产业部门内外没有畅通的流动渠道，理论各界和媒体语言也不帮衬私有产业部门，导致私有产业部门和私有企业缺乏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这样看来，如果说市场、民主和法制（体制）是一个整体，那么，私有企业内部生存环境重塑问题，必然是解决私有产业远期发展困难的重中之重。当然，私有产业发展任重道远，全面上档升级还需改造产业发展各个环节，解决内部企业现存难点也不能靠一日之功。

民主欲立，民生必安，私利交织，公权规之。如果产业兴盛，那么这个产业将链条众多企业，生产要素自然被被组织起来，社会可持续发展方能有望，民主制度的经济基础才可能逐渐夯实。解决私有产业发展困难，不是本书的责任，但是，经济存量转向私有产业、还产于民、杜绝买办、严防官商勾结、学习他国等几个着力点，还望当局者试探着拉动几次，以观后效。

人口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

人口剧增，鉴于人口与资源、人口与就业和人口与投资等矛盾对现代化步伐的制约，出于长远发展考虑，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出台，意欲功在千秋。面对一片公心的计划生育国策，城乡居民所持态度泾渭分明，人口继续膨胀，之后，人口快速老龄化、出生人口性别比畸高和远期劳动力人口可能不足等新的忧虑又扑面而来。旧疾未愈，又添新愁。还望有关大员仆下身躯，从微观角度细细品味家庭在人口生产、人口流动、人口分布等环节上做出不利于社会发展这个共同决定的内在动因。否则，“大政虽好，小家难从”的景象可能不太雅观，众多小家的决定同样可以让当政者感到异常尴尬，而且相当无奈。随着经济发展，劳动力优势给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带来强力助推，这不得不让决策者、理论界和其他在该领域内具有系统观点者做出反思，同时还得考虑劳动力密集产业能兴盛多久。当前人口总量的利弊到底应该怎样划分？人口政策应该怎样调整才符合长远发展需要？人口数量、质量和结构等指标的变动会对以工业化为主的现代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一定预期的人口素质水平上，适度人口总量的标准到底是多少？这些问题，学者、官员、以至于少数其他在该领域内具有系统观点者基于社会现状、国民经济各种数据、生育文化现状和它国发展经验展开了激烈讨论。讨论结果自有公论，方向性认识不难统一，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对现代化的实现肯定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老龄化、性别比畸高、人口素质不高、人口结构不合理以及人口分布失衡对现代化的影响也令人堪忧。这里仅仅从城乡家庭的角度，从人口生产、劳动力流动等环节分析公众个人不公行为得以形成的动因，寻求公心政策和家庭发展所需的分歧，目的在于根据劳动力生产的微观机制描述人口发展趋势，以及这种趋势可能产生的结果，而这种结果将对现代化构成何种影响，则交给读者余后揣摩。

对人口快速增长带来的压力，农民只是在闲暇时候担心人口递增与人均耕地递减之间的矛盾。比较之后，有老农不时感叹生产队人口倍增，但对每个农村家庭来讲，个人利益显得更为重要，这从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的执行情况便可窥见一斑。在强硬计划生育政策推行前，妇女总和生育率较高，农村妇女尤甚。七十年代讲究提倡计划生育，政府不主张采取强硬措施限制人口增长，有的农村居民在衡量自己经济能力的前提下酌情考虑了政府劝告，多子多福观大打折扣，但是，仍有相当部分农村家庭不听劝告，其生育观仍然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强硬计划生育政策出台后，农村夫妇超生现象屡禁不止，养儿防老观、多子多福观和农业生产（包括颠沛流离的打工生活）对劳动力的特殊需求等因素，都不同程度的诱导着农村夫妇不按政策规定生育。农村现实条件明摆着，传统养老制度短时间内无望改变，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还占据主导地位，第一产业劳动力男女明显有别，设身处地的站在农民的角度想一想，如果子女没有在身边，老来无依给农村夫妇带来的惊惧犹如驱之不去恶梦，时常在五脏六腑翻腾，构成一大心病，在他们心目中，各种惩罚虽然难以承受，然而，长痛不如短痛，与其经常被恶梦萦绕，不如快刀斩乱麻，直接清除引发恶梦的病根，于是乎，千方百计超生，不生儿子不罢休，计划生育工作号称天下第一难事就不足为奇了。农民不相信国家能解决自己这代人的养老问题，更不相信养老保险制度能使绝大多数农村老人安度晚年，他们还望子女得靠，的确，作为丧失劳动力的农村老人，病魔缠身时没有子女相依未免悲惨。就算生育一个男孩，子女供养老人过多也必成远忧，“4-2-1问题”在他们的口中往往以另外一种表达方式自然带出。硬性计划生育政策出台时并没有配套的养老政策出台，加上农村具体情况和传统观念，计划生育政策执行阻力较大就在所难免。回望上世纪80年代超生一族，喜剧频频上演未免让人暗笑不已，原本期望超生可以老来有“依”有“靠”，然而，随着社会转型，年轻人纷纷外出谋生，超生一族的期望大部落空，年近古稀之时，强撑老骨耕种家人份田还须呼天，隔代抚养多个孩子还得喊地，老来无“依”也罢，“累”多“靠”少就算时运不济，但整个老来正当力的“威名”，实在让人难以接受。作为开解劳累的老农，开玩笑说被造化捉弄无可厚非，但是，应该看到，在向工业化转型的社会中，农民基于本国传统经验的考虑已经显得目光短浅，他们显然不会运用它国国民发展经验来指导个人行为，先进的养老观念并没有得到传播，新的养老制度当然难以建立，传统养老办法还大行其道。然而，频频上演的喜剧节目，对前赴后继的超生一族来讲，似乎起着告诫作用，生育观念的变化已成山雨欲来之势，取消强硬计划生育政策后仍旧能保持低生育率的年代已为时不远。作为政府，要想娴熟运用它国发展经验，可能也难得要津，如果能把握好人口政策分寸，现代化的实现可稍微省心省力一些，但千万不要忘记谢天谢地。随着时代推进，上世纪80年代初那种异常强硬的计划生育政策逐渐发生微妙变化。对公职人员超生后的惩罚由“双开”变成“处分”，不得对大月孕妇强行堕胎，收取社会抚养费（超生罚款）的强制执行权移交司法机关等；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指责则也从“人权非议”演变到是否继续执行之争，妇女总和生育率到底是1.22还是1.8，多大的人口基数才是社会健康发展的适度标准，急遽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后生育率是否会强烈反弹，生育政策该维持现状、还是略微松动、或者完全放开，等等，人口学界和有关各方对这些问题争论不休。中央难以定夺，强硬计划生育政策的弊端已经呈现，人口性别比畸高、人口迅速老龄化、劳动力人口可能出现远期不足等问题的解决并非易事，而人口与资源、人口与投资、人口与就业、人口素质投资与人口基数巨大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两难之中，只好采取观望态度，时不时有口无心地例行强调“生育率反弹危险论”，同时补进人口与社会发展适应论，以便调整人口政策之需，却没有着手打造向适度人口发展的内在动因。于是乎，在现代化过程中，进退维谷的窘相越发加重。农民则认为，只要缴清罚款，现在就可以超过规定生育，的确，超生对象在怀孕之初即使被发现，具体经办人员多置若罔闻，就是非常特殊的被举报者（因为怕得罪人，鲜有怀孕初期被举报者），基层计划生育工大多装聋卖哑，或者是例行公事的随便走一趟，根本没有强制不准生育的实际动作，讲究实际的农民产生这种认识就显得符合逻辑。除了现实生育需要和管理者怕得罪人的原因外，导致计划生育政策变味儿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基于社会抚养费产生的各种利益关系，利益关系使政策执行呈游走态势，强制不准超生得罪人，不强制还有大额的社会抚养费可以收取，何不乐得皆大欢喜呢，把限制超生改为超生后的强制收费，也算符合中庸之道。对这种说法，利益相关者可能要设法反驳，然而，持正方观点者没有必要据理力争，事实胜于雄辩，只要乔装打扮后到农民中走一趟，是非曲直便可明辨，普遍的一个事实是不可否认的，超生者怀孕时没有人追，超生后追收罚款时，相关人员却不辞劳苦。变味儿的计划生育政策对超生者来讲，巨额罚款难免加重负担，养儿育女的几多辛酸凭添一笔重彩，于是，有人把社会抚养费（计划生育罚款）戏称为“添丁税”，作为两朝现象比较，也有一定道理。如果说计划生育政策要发生变更，中国的为政习惯和中庸之道极有可能直接决定变革办法，然而，政策正确与否，当前时局下不可能有定论，人口政策效果的滞后性给政策评估带来困难，多年之后，一旦错误的人口政策对现代化产生阻滞作用，其修复过程将更加漫长，这就要求人口政策调整不能以为政习惯和国人思维为指向，必须要结合世界发展大势和它国经验，还得唱中国的歌，否则，农民基于经验而超生的短见行为就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复制，放大成国家行为在人口政策上的短见，这必将加大祖国实现现代化的难度。

城乡居民应对计生政策态度区别明显，深究体制原因，不难发现，生产力差距较大、生产方式不同、分配方式不同和管理途径不同等内在区别，导致家庭生育决策基础条件大相径庭，那种认为主要是因为生育文化不同导致态度各异的说法，显然得不到人们的普遍认同。明晰土地收益权的包产到户虽然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以调动，传统生产力得到解放，但耕地均分后以户为生产单位的传统农业，却丧失了发展现代农业的规模基础，农业生产力被禁锢在小规模家庭生产的尴尬境地。包产到户没有根据地理条件采取不同方式，全国农村一个模式，作为以户为单位进行半传统生产的农村家庭，以土地收益为基础的平均分配还有赖于家庭生产的精耕细作，土地之外的其它收入还需要家庭中的强劳动力奋力拼搏，加上养老制度和生育文化等因素，在现实社会条件下，男劳动力成为直接需求。在提倡计划生育阶段时，国家对城市居民实行低工资制，同时配套住房供给制度、生活用品供给制度、养老制度、福利制度等，形成城市居民对单位的高依赖度，对过度依赖于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城市居民家庭来讲，有限工资和多抚养子女之间具有刚性矛盾，生育子女数必须与收入相适应，否则便会因无计划生育带来难以承受的负担，而农村却不同，农村多一个子女要多分一份口粮，后来是多一个子女就多一份地，一直到土地延包30年不变时，这种状况才得以改变；同时，城市居民养老制度使“养儿防老”这种思想观念大大淡化，加上育龄妇女受教育水平和注重素质教育（而非数量取胜）等因素，使城镇居民育龄妇女生育率在倡导计划生育阶段也大大低于农村。实行强硬计划生育政策后，政策对违规超生者的惩罚是“双开”，“超生”会失去工作，城市居民更没有必要超生。随着社会变迁，城市居民家庭对单位的依赖度虽然降低，部分家庭甚至降低到世界平均水平，但现实条件和生活观念的巨大变化，却促使城市居民家庭的生育意愿大大降低。在农村，政策的变化也逐渐改变着生育观念，随着惠民政策的累积，除商业保险之外，农村低保的范围逐渐扩大，农民可自由参加社保的政策出台，新型合作医疗逐渐推广，农民工的各种保障也逐渐得到加强，这些，都在潜移默化的改变着农民的生育观念。

一个多世纪以来，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这个分水岭将许多问题划分成截然不同的两个阵营，矛盾逐年堆积，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到上个世纪末，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显得异常复杂，部分矛盾尖锐化、呈显性状态，社会发展须解决的许多重大问题都绕不过这个坎，解决“三农”问题显得尤为迫切，但是，只有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三农”问题系列矛盾才可能最终得到缓解。现实摆在面前，生育率的高低、生育观念的差异、生育水平的优次同样因二元经济结构分泾渭，无人可以否认。在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过程中，对最活跃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必须非常重视，问题的根源在哪儿，政策杠杆应该怎样撬动，对劳动力数量的保证和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国家行为应怎样定位，都必须三思，如果不注意人口政策和整个政策体系中各条块政策的对应关系，人口政策就会陷入孤军奋战之中，难免误入“现代化的困难这个敌人”的埋伏圈。在现代化过程中，祖国本已步人后尘，作为决策当局，既要考虑当前影响，还要顾及社会长远发展需要，如果不仔细分析正反各方的意见建议得以形成的理由，导致人口政策失误，就会成为千古罪人，望当政者在践行中掌握好时机和动作幅度，并不是谨小慎微，重点是建立一种长远的、能引导形成合理生育率的柔性机制，以便形成健康的生育观念，同时，万万不可放松提高人口素质这项工作，包括观念的培养和教育的投入，都不能轻视。

三倍于建国初的人口对社会发展必然产生深远影响，从强调人多力量大到强调人口与资源矛盾，政策从一端走到了另外一端，作为最积极的生产要素，大量现存劳动力的转移与分布理应成为政策首要目标，要想调节好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避免人力这个活的资源和自然资源发生直接冲突，在资金和技术都相对缺乏的中国，似乎对政策提出了过高要求。随着电力供应在农村普及、农业机械普遍推广和种养殖业技术跨越式提高，加上生产积极性消除了窝工现象，在农产品越来越丰富的情况下，现存耕地需要劳动力越来越少，农村劳动力大量闲置，农闲时尤甚，劳动力转移成为必由之势。然而，二三产业发展需要和巨大城乡差别导致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却并没有形成洪水开闸景象，以户籍制度为首的城乡壁垒，对劳动力流动的反向拉动力显然非常强大，受各种因素影响，开初时，农民对长时间外出谋生还犹豫不决，榜样还未塑造，在他们的心目中，离家远走吉凶难卜。对外出者来讲，生活动荡、充满艰辛和权益受损只有忍气吞声，但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为了不窝在农村，追逐利益的脚步还得随着时代的音符跳动，随着时代推进，大量劳动力转移。劳动力转移是社会性的，转移初期政府没有直接推动，之后，政府的管理活动还显滞后，而且是被动的，政府往往根据城市就业状况、治安状况和农业生产情况施以不同管理策略，并力图解决流动中出现的问题。在具体管理中，各层管理部门和直接管理人员往往不能把农村向城镇转移的人员摆在服务对象的位置，部分管理人员耍特权，甚至以权谋私，有的执法不公。民工们没有后台，也没有组织撑腰，也没有相关知识和经验，面对不规管理，他们只好忍气吞声，或在非正式场合发几句牢骚。对管理部门和直接管理人员来讲，他们人孰地孰情况孰，面对远方来客，乱整时勿须更多顾忌，即使遇到麻烦，还可另僻蹊径。问题逐渐显现，各方对民工日渐重视，惠民政策出台，不规管理得到逐步纠正，劳动力转移方登大雅之堂，然而，要想充分发挥已经转移的劳动力的巨大作用，还任重道远，现存劳动力转移，绝大部分具备浮动性，犹如水上浮萍，没有生根，这即不利于劳动技能的积累，也不利于调动劳动者积极性，还妨碍佣工者生产，对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有着极大的危害，不利于培养健康的人力资源，必然影响工业化进程。因为劳动力优势对经济的推动，加上“三农”问题日渐严重，作为一个最大的人群，引起社会普遍关注自然合情合理。面对各方的吼黄，“三农”问题（包括民工问题）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这端的重视固然欣喜，然而，那端的放松却让人担心。新的计划生育机制还未形成之前，原来计划生育工作显然有所松动，人口和资源的矛盾进一步加重，对人口与资源的矛盾这个问题，宣传已久，似乎已显疲惫。对人口素质的提高，教育事业虽然突飞猛进，但是，对抓民工的成人教育工作，成效虚传，未免流于形式，让人感觉是一个人的眼睛死死的盯住明天，却忘记了今天，大有顾此失彼之象。

对人口压力的承担，政府一直非常神勇，然而，百姓对这个压力的表现却似闲庭信步，因为这个压力并没有直接落到他们肩上。对泱泱大国来讲，要想解决人口带来的矛盾，重走日本式道路未必符合条件。“减少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这个人口目标并没有错，但是，随着迅速老龄化和性别比畸高等新问题的出现，这个目标的正确性备受各方拷问，却很少有人批评为实现这个目标而采取的那种急功近利的做法。人口急遽增减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应该没有人否认，如果建国初采取了温和的人口控制政策，人口矛盾就不会这样严峻，如果八十年代初起开始执行的人口政策能够配套执行，新的人口问题可能就不会严重到让各方感到后怕。面对历史没有如果，只有事实。当前，过度的人口总量肯定不适宜现代化，更不利于提升人口素质，但是，要“减少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还得让百姓分担人口压力，生存和发展压力增大，生育率必然降低，素质培养方能引起绝大多数家庭重视。当前，劳动力大转移成铺天盖地之势，把促进劳动力合理转移、实现劳动力合理分布、努力提高人口素质与人口政策结合在一起实施，显然能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动作要大，又不能操之过急，政府主导，社会落实，百姓承担具体责任。形成一种社会形势，生活的压力不允许过度生育，发展需求促使人们不得不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公众不得不非常重视孩子的素质教育，而不是读书无用论的泛滥，更不是凭蛮力气求生存而光荣宣扬。人口政策要想道路越走越宽广，还得牢牢记住一句古话——强扭的瓜不甜，不然，采取霸王硬上弓的做法，埋下的隐患还得日后承受。

当前时局下，人口众多对现代化的影响可谓忧喜参半，劳动力在耗费资源的同时，本身还在创造财富，从一定程度上为现代化提速准备了条件。但是，从远期看，人口与资源的压力非常之大，老龄化等问题也足以引得民怨四起，加上畸高的性别比可能导致社会混乱，等等。这些问题，有些可以解决，有些却只能拖过去，民众还必得承受。比如，人口迅速老龄化问题，对农村老人来讲，这一代老人可能就要准备为社会发展做一些贡献，安享晚年可能不能如愿，极有可能在孤独的劳作中度过，还望积极的养老政策能对这些问题有所缓解。度过难关之后，适度的人口总量和高素质的人口必将把我国的现代化推向一个新的台阶。

面对农村妇女的超计划生育，各层人看法迥异。有人认为，农民既贫穷又落后，还愚昧，越穷越生，越生越穷，越穷越愚，并用刻薄的话语和白眼来表达他们的这一看法。有的则认为，他们超生有他们的道理，并报以宽容和理解。还有的认为事不关己，泰然处之。然而，生育观念的主流意识还需塑造，社会还须扭转不健康的生育观念，官方对人口发展的认识还须建立在公众认同基础之上，还得同时还要当好引路人和造势者。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程序及党内民主制度

在述及本章和下一章的时候，先说明一个事实，即，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和国民民主高度关联，很多时候，党内民主和国民民主容易混淆。事实上，由于党政不分，党内民主也是现行国民民主制度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满清走向末路后，国内各实权派你争我斗，在纷繁复杂的乱世中，国父孙中山期望建立的民主制度一再成为摆设和过场，竟而连政权也不能真正执掌。然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却非常成功地号召全国人民用鲜血换来了民族独立和全国解放，其执掌政权的牢固程度，国民党显然望尘莫及。成就的取得，毛泽东式民主集中制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可谓攻盖古今。然而，要想把中国民主制度塑造成西方民主的孪生兄弟，还任重而道远，如果权力不能集中，一盘散沙不容易收拢。推行民主制度还得渐进进行，儒学与中央集权几千年的媾和过程，给社会打上了深深的烙印，社会文化特征和国人劣根性的改变，英雄们的一代之功还远远不够。当今社会中，尤其在动员初期，如果没能广泛说服民众，民众没有产生明确的行动倾向，集权高层没有形成真正的变革力量，意图仅仅依靠自身努力来改变社会文化特征和国人劣根性，以便建立适合中国土壤的民主制度，显然是极其不现实的想法。所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程序和党内民主制度就成了意欲改变者的必修课。

政党通过宣传说服本阶级成员（以至于民众）造势；通过动员选民支持本党主张，促使政治思想转化为社会行为倾向，因此获得选票。之中，要想凝聚阶级意志，关键在于通过政治主张来体现阶级利益；要想开展工作，就必须遴选和培养本阶级的政治骨干，建立精干的组织体系，还得后继有人；最终，还须靠执掌政权来给利于所代表的民众，否则，利之不存，义莫生焉。在当前政治生活中，由于媒体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呈扩大趋势，政党往往对民众投其所好，其主张逐渐大众化。毫无疑问，中国不可能脱离世界发展潮流，自美洲大陆发现以来，其任何一次兴衰都被容纳在世界风云变换之中。民主对中国来讲，往往在政权争夺过程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表现形式并不是建立在“平等”思想之上，而是体现为利益重新分配主张的相对公平公正，即通常所说的“民心”。作为一种处世理念的平等，儒学没有能够认识到平等思想的重要作用，儒学利用必然存在社会等级这一概念，通过官僚体制和立官为民思想，否认平等思想平衡和协调社会的作用，转而放大“官方权力”的平衡和协调功能，在承认个人、集团、阶层和阶级应得权利的同时，否认其通过自身力量维权，实际上是官本位思想。在政权争夺过程中，为获得人、财、物力，出于生存的急切需要，必须寻求民众支持，也只有让官本位回归民本位，方能获得民心，顺应民众意愿成为必然。取得政权后，出于稳固政权需要，民本思想指向的惠民政策则犹如时隐时现的神灵，让民众琢磨不透。政策过渡到官本位思想框架中去后，往往越走越远，惠民政策这个游弋的神灵，占据的年头似乎不多。即使是民本位，也没有成熟的制度安排，制度经常更改，没有政治竞争，公众没有选择制度和选择领导集团的权利，民本位思想要想转化为执政主张，民众没有选择权，而是由当政者根据需要选择，说到底，民心的获取和民本位思想得到重视只是官僚机构根据自身利益需要采取的缓兵之计，并不是一种择优选择的制度设计，最根本的是官僚集团的自身利益。所谓“夺江山难，守江上更难”，便一语中的的说明了官僚集团的根本目的在于控制江山。河山犹存，子民如蚁。朝代不断更换，然而，众生依旧安好，河山也仍然楚楚动人，可见，对民众来讲，夜郎自大的公权管理者并不是他们的最爱。

中共的建立还得仰仗西洋理论，但是，共产国际那种党内民主的翻版却难以推选出适合中国政治的政党领袖。李立三、王明之流并非没有学识，其头脑也还算相当够用，但是，其愚蠢的引领思路毕竟只会离夺取政权越来越远。毛泽东选择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通过建立根据地和农民紧密结合，同时没有忘记组织城市工人维权。历史上关于权力生成过程的记叙，让他有着醍醐灌顶般的领悟，通过在土地上做文章赢得农民支持，采取各种措施集中权力，运用民主调动积极性，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民主集中制。重点在于“集中”，强调四个“服从”，即服从组织、服从中央、服从上级、服从多数。四个“服从”相得益彰，根据需要选取，求得力量壮大和权力集中后，似乎对追求没有坏处，还能赢得至高无上的盛誉，何乐而不为呢。由于毛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刻的认识，其选择显然理性过人，符合中国的改朝换代规律，天时地利人和，革命成功自然水到渠成。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儿打洞洞。中国本土生长的政党，其习性秉承诸多遗传，国民党如是，共产党也不能幸免。孙中山倒是不爱好收集权力，但是，他却不能执掌政权，空有盛誉又如何？毛高踞权力顶端，党内各种民主会议常开，重大错误依然照犯，如果党内民主能演之以真，请问“文革”安在？显然，严密的中国式领导程序，令舶来的党内部民主制度成为一个响当当的洋招牌，并没有多大实际用处，所以，话语自然转向分析领导程序的领域。

对照共产党当今领导程序，回望中国历代故国官制，官僚集权制就赤裸裸的暴露在世人面前。对普通居民来讲，民主党派在他们的印象中没有感性认识，也没有看到实际用处，其活动鲜有民众参与，党派间相互制约成为子虚乌有。共产党在政治生活中处于核心地位，各级人大、政府、政法机关、政协均须听命于党，权力分离显然也是乌有子虚。党的组织机构直接参与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决策，甚至直接参与具体工作过程，可谓无孔不入。中央通过各级党组织实现领导，形成众星拱卫之势，中央犹如一颗大的星星，各级组织则犹如大小不一的星星，形成环抱之势。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政同行、党企同行，这些弊端原来还提，现在却只字不谈。既然是弊端，当然得改，但经历些许尝试后，却发现这个改革困难丛丛，所以干脆不提，竟然想回头另辟蹊径。想想，作为世界第一大党，它事无巨细地、无时无刻地左右着相关事件的发展过程，小到一个任何一个村和大多数车间，党组织均得以平行建立，只要需要，这些党组织在力量运用上随时可以焕发出“N百个青春”，还有什么困难不能战胜，还有什么特殊方法不能尝试呢，党的领导也因此而更加坚强，但社会却百病丛生、沉屙难医。细品当今官制，各级地方党权通过党委及其部门、政府及其部门、人大、政协等机构，其直接管辖权可以达到任何社会生活领域、任何一个行业和任何一个单位，从上到下构成一个严密的体系。和故国官制相比，多有相似之处，尤其是明清官制。这种类似主要体现在，由于从上到下的权力分配机制对权力分配必须平衡的固定要求，分权现象非常明显，政出多门、机构臃肿、甚至出现庸才当道、效率低下、官官相卫、腐败丛生等不良倾向越演越烈，尽管政治体制改革频频进行，但却始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可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一篇文章，虽然嬉戏行文，并不能代表整个政制，但讽喻也算画龙点睛，仅供读者对照现实鞭笞社会丑恶显现，便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根源，寻找化解途径。

下文引自网站，佚名。《当代中国社会与官场素描—奇文共欣赏 疑义相与析》：中央机关出上联：上级压下级，一级压一级级级加码马到成功；地方政府对下联：下层蒙上层，一层蒙一层层层掺水水到渠成。横批：和谐社会。官场日志：清晨起床，打拳；上午开会，打盹；中午吃饭，打嗝；下午上班，打哈；傍晚加班，打牌；晚上娱乐，打炮；半夜回家，打架。百姓语录：狠抓就是开会，管理就是收费，重视就是标语，落实就是动嘴，验收就是宴会，检查就是喝醉，研究就是扯皮，政绩就是神吹，汇报就是掺水。官场之最；最难找的地方──有关部门；最难捉摸的官话──研究研究；最神秘的机构──组织上；最大的官──一把手；最难管的东西──一张嘴；最谦虚的时候──在上级面前；最冠冕堂皇的语言──工作需要；最易接受的行贿──您讲得真好！最关心的信息──自己这次能否升迁；最傻的高兴──你的问题组织上也考虑了；最无奈的选择──因为年龄！组织就是在你遇到难事时对你说：我们无能为力！在你遭遇用人不公时对你说：你要正确对待！在你合法权益受侵时对你说：你要顾全大局！在你受到诬陷时对你说：你要相信组织！办公室守则：苦干实干，做给天看；东混西混，一帆风顺；任劳任怨，永难如愿；会捧会献，杰出贡献；尽职尽责，必遭指责；推托栽赃，邀功领赏！组织部长：谁关心我，我就关心谁；纪委书记：谁不关心我，我就关心谁；宣传部长：谁关心我，我就关心他的正面，谁不关心我，我就关心他的反面；市委书记：谁关心我，我就让组织部长关心他，谁不关心我，我就让纪委书记关心他。忙碌的公仆在包厢里，重要的工作在宴会里，干部的任免在交易里，工程的发包在暗箱里，该抓的工作在口号里，须办的急事在会议里，妥善的计划在抽屉里，应煞的歪风在通知里，扶贫的干部在奥迪里，宝贵的人才在悼词里，优质的商品在广告里，辉煌的数字在总结里。公务员素描：满腔热血投身社会，摸爬滚打终日疲惫；低三下四谋取地位，常年奔波天天喝醉；收入可怜啥都嫌贵，交往叩头处处破费；有用本事已经作废，不学无术擅长开会；口是心非阳奉阴违，溜须拍马寻找机会；青春年华如此狼狈，苟且偷生窝囊一辈！做人的难处：有钱吧，说你准变坏；没钱吧，说你真失败；有成就吧，说你会投机；没成就吧，说你没出息；有情人吧，说你真坏；没有情人吧，说你变态！中年烦恼：职务不高，工资不高，血压血脂血糖高；政治不突出，业务不突出，腰椎盘突出；大会不发言，小会不发言，前列腺发炎；炒菜糊，烧饭糊，麻将不胡。批评上级，官位难保；批评同级，关系难搞；批评下级，选票减少；批评自己，自寻烦恼；批评老婆，她就乱跑；批评老公，他就乱搞；唉，麻烦透了！领导用过的叫文物，百姓用过的叫废物；领导强词夺理叫坚持真理，百姓据理力争叫无理取闹；领导握百姓的手叫关怀，百姓握领导的手叫巴结；领导做蠢事叫轶事，百姓做错事叫傻子；领导情人叫小蜜，百姓情人叫破鞋。当代八乱：大棚把季节搞乱了，关系把程序搞乱了，级别把能力搞乱了，法官把法律搞乱了，公安把治安搞乱了，银子把官场搞乱了，事故把交通搞乱了，小姐把辈份搞乱了。最引人注目的哥哥──伟哥；最年轻的奶奶──二奶；最难设防的偷窃──偷情；最热闹的走廊──发廊；最畅销的书──女秘书。CCTV新闻联播的惊人发现：开会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决议没有不通过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人心没有不鼓舞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问题没有不解决的，完成没有不超额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竣工没有不提前的，接见没有不亲切的，中日没有不友好的，中美没有不合作的，交涉没有不严正的，会谈没有不圆满的。男女有别定律：男人爱上女人会做诗，女人爱上男人会做梦；女人对男人往往朝思暮想，男人对女人往往朝秦暮楚；女人看家本领是撒娇，男人拿手好戏是撒谎。女人的幸福在于：他真的爱我，男人的幸福在于：她值得我爱；女人吻男人算是一种幸福，男人吻女人算是一种口福；当女人走投无路时她会和一个男人结婚，当男人走投无路时一个女人会和他离婚；做情人的时候女人会让男人心疼，做妻子的时候女人会让男人头疼。穷人富人论：欠个人的钱是穷人，欠国家的钱是富人；喝酒看度数的是穷人，喝酒看牌子的是富人；写书的是穷人，盗版的是富人；吃家禽的是穷人，吃野兽的是富人；耕种土地的是穷人，买卖土地的是富人；女人给别人睡的是穷人，睡别人女人的是富人。贫穷与富裕的新解：贫穷时养猪，富裕后养狗；贫穷时种稻，富裕后种草；贫穷时想娶老婆，富裕后想找情人；贫穷时老婆兼秘书，富裕后秘书兼老婆。水调歌头：重上酒楼，应酬复应酬，天天忙不休。社交公关人情事，尽在酒里头。泱泱五千年，底蕴多丰厚，帝王墨客江湖汉，江山美人酒。改革大潮涌，迂腐全荡走，惟有美女权钱欲，兴盛遍神州。工厂变歌厅，书店改酒楼，失业大军数百万，桑拿歌与酒。上面常来人，视察加旅游，小心陪侍别出错，工作有成就。世事多变幻，官场巧运筹，相互照应方便多，公酒交私友。人生苦且短，工作多烦忧，哥们姐们再进一杯酒，泡完脚再走。现代企业职位新解：总是在裁人，简称总裁；老是板着脸，所以称老板；总想监视人，所以叫总监；经常没道理，就叫经理；让领导秘密舒服，称为秘书。四清四不清：开啥会不清楚，开会坐哪清楚；谁送礼不清楚，谁没送清楚；谁干得好不好不清楚，该提拔谁清楚；和谁睡不清楚，睡觉干什么清楚。这年头，到处都是错别字：植树造零；白收起家；勤捞致富；择油录取；得财兼币；检查宴收；大力支吃，为民储害，提钱释放，攻官小姐。

关于中共领导程序的粗略描述，非常容易取得认同。最高领袖是交接班制度，核心人物慧眼识珠显得异常重要，当然，比皇帝选太子的范围要宽广得多。各级党委一把手采取上级党组织推出候选人，尔后由委员等额选举，当然，一把手要先通过选举进入委员层级，但这个门槛对上级推选的一把手对象来说，形同虚设。这和纯粹任命制有多大区别，请读者自忖。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各级党委委员的产生如出一辙，再配备以象征民主的各类领导成员，组成以委员为主的议事核机构。党委会是各级政权的实质性议事机构，律令立废及变更、重大决策、重要人事任免、主要收支的预算和执行等，均由议事机构决定，经过“四个”服从的洗礼后，权力首先在议事机构内部集中于一把手手中，进一步集中于上级议事机构中，这样层层上解，最终到达中央。当然，会议议题的提出方式可能千变万化，但这却不伤大雅。所谓党权“外部”的讨论和通过，即人大和政协，人大和政协本身由党领导，受党掌控，通常都要提前“交底”，所以，这种讨论的热烈场面还得符合党的要求，通过也就是走走过场而已，显然，这种民主是皇帝身上的新装，党内民主同样如此，只是游走场地不同而已。顺便补充一句，吸纳党员的门槛并不见得高，但是，具有明显的创新思想者、具备叛逆性格者、以及不符合把关者喜好的能人并非很容易入党，或者其本身就根本不想入党。当然，建国后在历代政治事件中有过活动经历家族，往往被硬性排斥在党外。单一的上下掌控官制显然不足以保证权力失控，于是，有关重要部门的管理权限，诸如重要生产单位、政法、税收、重要媒体等，本级地方政权往往没有实际控制权，通过错层方法条式授权，形成对地方政权的监控，地方政权要想诸侯割据，在没有军队和特殊部门一般不能控制的情况下，地方政权怎敢轻举妄动。条块式分权仍然不足以掌控权力，一事多管自然产生，对同行业的管理部门来讲，还得到上级争宠，上级根据工作需要和权力掌控平衡需要，往往施宠于不同对象。三种方式分权之后，加上权力集中方式和运用办法，官制成为明清官制翻版。对于需要平等理念调动积极性的当今个人来讲，往往显示出一种无奈，诸多不顺之后，甚至不寒而栗，只好退守个人私利，怎敢联合同类争取共同利益，否则，将鸡飞蛋打。于是乎，上面引文对官场勾勒的素描所展示的现象呈蔓延之势，就不难找到原因。

漫步街头，任何人都会看到众多厅局级机关耸立街头，小小县城往往有几十个局、行、部、委、办，正常的国人都可以随口点出。公安局、税务局、林业局、人事局、农业局、卫生局、教育局、气象局、国税局、地税局、文化局、财政局、烟草专卖局、审计局、法院、社保局、乡镇企业管理局、盐业局、煤管局、老干局、人行、央行、建行、工行、农行、农发行、交通银行及民间银行，还有水利农机局、电力局、市政局、交通局、商委、建委、计经委、工商局、环保局、交通局、铁路局、物资局、药监局、反贪局、民政局、武装部、物价局、国土局、司法局、技术监督局等，还有宣传部、组织部、统战部、武装部等等、等等。浏滥报刊杂志，你会发现这些部门充斥其中。可以想象，官僚集团之庞大，机构之臃肿，连集权自己也直言不讳，并说要改变它，但却越来越多，为内部工作运行方便和维护自身利益，官官相卫必然产生。有一个商人这样说道，如果哪位竞争对手要和我比实力。第一，请他把人民币拿来码起，看谁的前码得高；第二，大家坐着说当地各部门主要官员的名字，看谁说得又多又准。可以想象，在这样的社会中打拼，还得要多少“资本”。

共产主义的始主马克思有一句话，工业较发达国家向工业不发达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的未来景象。列宁说，共产党可能在资本主义阵营的薄弱环节率先取得政权，并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追随者的言外之意似乎已经走调，工业不发达国家的未来景象并不是工业发达国家的现在景象，而是计划经济和一党专政的中央集权，尤其是中国。事实证明，过度强调计划和采取不正当竞争方式集权并不是社会主义，要想求得各国民众普遍认同，社会主义还得重新定义。然而，随着社会发展，是否重新定义变得无关轻重，社会呈多元化发展，民众对意识形态的狂热追求逐渐淡化，转而关注切身利益。然而，如果工业不发达国家向国人展示的，不是工业发达国家的过去景象，而是本国原来落后现象变种再现，那无异于狰狞怪兽异化后降临多时，世人猛然发现后的惊惧，真的难以想象。

讨论党内民主，不得不说说《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一部条例，把党内民主说得清清楚楚，其民主，核心在于上级选拔，下面的推荐，还得符合上级要求，由于后面一章将重点讨论人民民主制度，有兴者可参照讨论选举程序的办法，仔细分析《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的执行程序，以察其中要害。

幸好，由于各种民主形式的掩盖，平民百姓通常把党内民主看成是几个当官的说了算，暂时还没有造成社会恐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犹如一堵无形的政治防火墙，把物极必反的另外一端柔性地挡在极度混乱外面，也正是在这一党内民主，也可以称之为官僚内部的民主，让那些忠于祖国、忠于理念的敢于死谏之徒，能够在相应的场合发表自己的看法，加上信访制度和党内纪律检查制度的印证，部分不至于动摇中共领导权的建议得以采纳。加上人民民主制度的辅佐，国家机器运转还算带病运行。然而，如果依旧维持这种复杂而且无用的民主体系，不建立便于公众操作的选择性民主制度运行方式，不通过选择领导集团和领袖来简化民主程序，中共掌舵的这艘带病的大船完全可能改换旗帜，届时，荼毒生灵的大劫必将来临，最悲惨的，仍将是茫茫子民。

共产党在军队中的领导程序及其党内民主制度和地方的几乎一样，不同的是，共产党把支部建在了连上。党内权力在军队中没有采取“三型分权”，而是讲究垂直领导，得首先服从上级，党委议事和地方相同，政治主官和军事主官平行，以便相互牵制。部队之间根据需要换防，防止和地方结合日渐紧密。高级官员定期调动，防止军队官长培养自己的忠勇之士。布置部队时考虑相互监控的力量安排。

不难看出，政权的取得，大同社会理想只是一个漂亮的包装，关键在于利益给付，包括对农民、工人、学生、知识分子等阶层的利益给付，加上利用社会求安心理的高超艺术，中国共产党才取得政权，民主制度只是起到一个辅助作用。在政党发展过程中，因不断集中，权力逐渐壮大，伴随权力生成的民主也日渐符合集权需求。革命成功后，集权方法需要改进，而前代集权政制体系完整，对其改头换面加以利用，自然是理性的必然选择。这样，党内民主的实质完全暴露。即：在党内为权力交接和逐权成功做出事后的、形式上的合法解释，同时发挥稳固集权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行使纠错功能。

本准备结合党政领导干部任用条例，叙述党代会的基本程序，及其民主形式存在的漏洞，由于后面要叙述人代会的程序，二者比较类似，就不再专门叙述。

中国的民主制度及其改革指向

仅仅在党内对权力交接和逐权成功做出事后的、形式上的合法解释，显然与现代政治的要求相差甚远。虚假民主这个“皇帝的新装”，制作过程还必须显得非常复杂，否则，档次不凡就无从生根。现代民主政治理论早有明示，政权不是一党党员的政权，而是所有民众的政权。于是，基于全民的民主制度就必须做出安排。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正是这种机构和一系列制度安排，从形式上向公众展示了民主场面的热烈，中共便可堂而皇之地赞美其现代政治的华丽。然而，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这本身就是一个美丽的谎言，而不是悖论，所谓悖论，应该是故意制造的学术争论，目的在于为理论先行设置障碍。人大须听命于党，它并不能产生权力，更不能做到大权在握，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辅佐地位。作为其最主要职责，应该是对权力交接和逐权成功向全民做事后的、形式上合法解释，制造民主现象，以安抚民众。当然，随着执政需要，作为正式渠道和主要机构，人大逐渐发挥古代言官功能，但是，这个权力行使方式还有一个旁道，即官方媒体。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代表和常设机构组成，任期五年。县乡两级代表由选民直选，往上则是，上一级代表由下一级人代会选出。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级人大具有立法、选举、表决、监督、审批、罢免等权力，县乡两级人大在前列权力中无立法权。官方从法律文书的角度赋予了人大至高无上的权力，然而在理论界，“党—法”之争并非起于改革开放后，党大还是法大的争议无果而终，不到各种劫难降临时，鲜有群起而欲变之的现象蔓延，这符合“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中国规律。历史上，就是在各方力量对峙不决时，也没有妥协的先例。前朝总是拖着老毛病顽固维持反动政权，直至覆灭；造反者一旦得势，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也“大义凛然”。正因为此，“权—法”之争亘古以来就是百姓在茶馆酒楼的话题，民间的讨论结果和专家的讨论结果在这儿出现高度一致，可谓殊途同归。权比法大显得历史悠久，党比法大仅仅两朝而已。基于家庭基础上的农耕社会，权力、政教和宗教相互磨合多个朝代所造就的社会文化特征，使民众喜好在强权建造的民主渠道顺势而流，要想养成用真正的民主方法集权的社会行为习惯，单单靠顺其自然来解决，国人可能免不了受气挨打的悲惨未来。所以，解铃还须系铃人，强权既然可以压制真正的民主，为何又不能塑造逐渐演真的民主制度呢？在这个问题上，台湾已经走到了大陆的前面。

在强权面前，公众要求民主的期望，从来都是守株待兔，或者说想天上掉馅饼。当民主诉求可能危及切身利益时，通常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致使历代宪政人的满腔热情付诸东流。多数国人血管里面流动的并不是血水，应该归为黄水一类。中国宪政这块荒原，英雄们在开垦时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专家学者们也不惜倾注涓涓心血不断浇灌，但是，历经百年沧桑，仍然没有长成绿洲。敢说不敢做，敢怒不敢言，从统治集团到庶民百姓，大家都知道宪政是世界大势，但出于维护一己私利，都不致力于建设民主制度，难免国人被冠以最自私的民族。法尚且不能责众，本文责众似乎张扬过度。然而，与其让建立在儒学基础上的德治思想诱导民众反复犯无意识的错误，倒不如痛加指责，如尚可促进国人清醒，得罪国人又如何。非常明显，“德治”的经济基础已经破坏，而现代社会的高效运转，单单靠“德”对多数人的维系和“法”对少数人的惩戒，是不能保障社会正常发展的，加上政制混乱，社会自然不可能处于理性之中。“法”的评价、规范、教育等作用，有利于现代民事关系迅速规范建立，而以“德”来建立正常的民事关系，却须细加考察对方“德性”，必然慢慢吞吞。在政法体系中，“重刑轻民”已成老生常谈，但却没有明显改变，加上身着体面“德外衣”的权力不断干涉，法治成为空谈。在工业化进程和民主制度运行的整体框架内，只有构建“法为主、政为行、德为辅”的光辉大道，逐渐塑造平等理念，抛弃奴性，国人才可能少挨骂，不然，本人不骂，自有人骂。同样，试图引导民众返回“德治为主”框架的领导集团，历史将证明其对社会发展施加反向力量的愚蠢实质。但是，毫无疑问，进步的、开明的和能把眼光放到未来发展上去的强权集团，将建立民主制度，这个集团也将在中国历史上永远闪光。至于如何逐渐框顺各方力量，怎样驱使利益上帝去唤醒民众觉醒，则是实践见真知的责任。痛斥之后，静坐还须分析当前虚假民主的微秒过程，这仍然显得至关重要。

领导提名单，群众画圈圈。这句俗语从程序角度深刻地揭示了民主制度的虚假过程，民主虚假过程既然成为俗语，说明人们对现行各种民主机制早就丧失了兴趣。在考察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运行周期时，如果想印证中国式民主制度是一个完美的制度设计，可能一开始就会陷入尴尬局面。作为民主制度最集中的体现——选举，公众对其漠视态度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读者可能体验过基层选举场面，在不选村长只选代表的选举中，选举场面的冷清和选民对民主选举的无所谓，定使追求民主的人士内心黯然。为渐进实现行民主制度，防止社会发生急遽变化，充分认识现存民主制度可用基础，从程序上细察民主制度弊端和虚假形成过程，以及弄清现存民主制度框架，可为改革措施的形成提供正确的导向意见，并把适应当前社会发展作为提出意见的指向。

通过对宪法、组织法、选举法、代表法、全国和地方的有关法规及相关解释的实施，经过从1954年到今天的漫长过程，民主制度安排逐渐自成体系，建立了从上到下贯彻和从下到上做出反应的框架。从形式上看，这个框架非常完整，对上下之间的权力和利益关系调整起到了信息传递作用，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利益关系在官方内部的优化调整。在不危及上级利益和官僚集团整体利益的前提下，各级主要官员提出了代表地域利益、行业利益的相关诉求，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这个正式民主载体，辅以其它手段，部分地实现了权力（政策）争取、项目获得等实际利益。但是，从根本上讲，由于一党专政和官僚体制，逐级分权分利只是官僚集团内部的划分，权利在多层次下行过程中，由于层层截留，最终没有实现体现公众意愿的目标；对民众的上行诉求来讲，上级往往根据自身安排和喜好，论需选择，到达中央时，公众诉求最终异化为一系列关于执政需要的安排。上列法律法规所规定的民主制度，集中体现在人大换届工作流程中，下面结合党对人大的领导、程序不公和基础条件状况具体分析县级政权换届。其它各级换届，自有见证人细说。

一般情况下，县级政权换届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产生代表，围绕由选民参加的选举大会将工作分为准备、选民登记、提名协商代表候选人、投票选举代表四个阶段；第二个层次的核心在于产生国家机关领导人员，围绕由代表参加的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将工作分为准备、召开系列会议通过报告和求得代表对拟任领导的认同、表决各报告和选举领导人员三个阶段。

先讨论第一个层次的四个阶段。

（一）准备阶段包括以下几个步骤。1、内部启动：在上级安排下，县级政权主要负责人商议后确定有关选举的主要事项，县党委根据人大常委的建议召开县乡两级党委、人大、政府、各部委办局负责人会议和开展调研工作，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分析当前新情况，听取关于选区划分、代表名额分配、规定选举日的意见。→2、内部批准：县人大常委党组向同级党委提出换届请示，根据党委批复决定换届，草拟选举工作方案。→3、内部建立机构：设立县乡两级选举委员会和选区选举领导小组，受上届人大常委会领导，同时设置办事机构。县级选举委员会设主任1人、副主任1-3人、委员7-15人，组成人员由人大常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法院、检察院、民政局、公安局、司法局、工会、共青团、妇联等部门和驻地部队（武装部）的负责人组成，选举委员会全权负责选举工作（具体职责见选举法细则），乡级选举委员会和各选区选举领导小组的设置模式同上。选举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分为秘书组、组织组、宣传组、调研组、后勤组，负责相关各项工作的具体落实。→4、内部制定选举工作方案：办公室根据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和选举委员会要求制定方案，内容包括时间安排、方法、步骤、要求、选区划分、代表名额分配、培训选举工作人员计划和安排、选举经费预算等，换届工作所有内容和步骤全部包括。→5、内部的通过-宣布-微调：召开人大常委主任会议和常委会会议决定选举时间，通过选举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召开选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宣布选举委员会成立，讨论通过以选举委员会发布的有关文件，确定选区划分和代表名额分配，任命各工作人员，确定选举工作会议的时间、参加人员和会议内容；对不便于组织选举的事项进行微调。→6、外部启动：召开选举工作会议安排部署上述1-5个步骤确定的换届选举工作，参会人员为各层级负责人、具体工作人员和相关人员；培训选举工作人员（主要是选委会主要人员和办事机构工作人员），召开选举工作动员大会（具体参会人员不明确）、做好宣传工作造势。

非常明显，在认真学习全民民主制度设计的基础上，主要领导人根据上级安排提出换届选举工作建议，由党政要员组成领导机构，落实具体工作人员，按照主要领导的意见形成换届选举工作方案，当然，各个环节的会议还经常根据实际情况简化。政权换届在这样的前提下启动，政党领导机构对是否实施选举进行审批进入法定程序，政党要员按照法定程序进入换届选举机构。众多重大事项在这个环节已经确定，在这个框架下换届，代表产生形同安排，下面将进一步说明代表是在何种机制下通过安排产生的。

（二）选民登记阶段按照以下步骤逐步推进。1、挑选和培训选民登记员，对选民情况进行摸底调查；→2、组织选民进行申报登记（含上门登记）；→3、核实核查选民名单；→4、公布选民名单；→5、填发选民证。宪法规定，年满18周岁的公民，除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以外，均具有选举权，但在实际登记过程中，有六类人员暂不登记（见有关细则）。选民登记按户籍实行属地管理，加上选民关系转移，登记规定建立。登记员队伍由临时抽调人员组成，农村一般由社长和社会计担任，城市由社区干部和各大单位指定人员担任。登记方式采取到登记站登记自行申报登记为主、上门登记为辅的方式。当前，社会处于转型时期，人员流动量非常之大，导致选民登记的工作量增大，登记难度增高。由于行政区划频繁调整等因素导致选区频繁调整，历届选民资料的保存往往没有实际意义，按照原来选民资料增减选民往往更加麻烦，加上人员流动大的因素，每次换届，选民登记往往全部重新登记。登记员不是专职人员，缺乏遵守法律法规的素养，加上其它工作的干扰和没有相应的报酬，导致选民登记非常不严格，主要体现为随意扩大暂不登记对象上。暂不登记对象被随意扩大，还有两个主要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选民对选举的漠视，导致对失去选民资格抱着无所谓的态度，登记过程中随意性行为大面积发生就没有反对意见；二是在有的选区，由于外出人员不可能回来参选，为硬性达到参选比例，确保选举“成功”，必须考虑做大暂不登记对象。在农村，登记时往往按照派出所户籍名册直接向上抄报，暂不登记对象较少，由于青壮年农民高比例外出，不可能回来参选，造成登记选民和实际参选选民在人数、结构等指标上出现巨大悬殊。为了保证参选比例，无论在城市和农村，一人多票显现必然存在。按照现在规定，代票必须有严格的法律程序，规定代票数量为3票。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往往不能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在城市，由于人员大量聚散，如果要保证严格登记，必须采取申报登记和对没有申报登记者实施上门登记的办法。但是，登记员在短时间内基本不可能完成工作，产生的费用也没有保障。于是，往往采取自行到登记站申报登记的办法，只是对人员集中的单位采取由该单位指定人员提供名册、由登记员上门登记的办法。对以人才中心为主的户在人不在、以大中专院校为主的人在户不在、以不在公职单位家属区居住的各种具备选民资格的登记，因考虑到参选比例问题，很大一部分被列入暂不登记对象。

作为换届选举最基础的选民登记工作，最大的困难还在选民缺乏参选热情，这有赖于通过赋予真正的政治权利来诱导。对人口流动带来的难题，还得解决机构设置可适性问题，设置必须是根本性制度设计，单单配置人员不足以解决问题，既然人口大量流动，小修小补无济于事，尤其要严格落实代选的法律程序。

（三）提名推荐和酝酿、协商、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阶段。初步代表候选人以选民小组为单位提出，正式代表候选人按选区确定，代表候选人产生按照两个步骤进行。1、提名推荐初步代表候选人；→2、酝酿、协商、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这个阶段共15天，第一个步骤5天，第二个步骤10天。纵观整个换届过程，候选人的产生最为关键，包括代表候选人和领导候选人。除了准备阶段之外，这是党的领导机构干预力度最大的环节。初步代表候选人可按照三种方式提出，即政党和各人民团体联合提名、政党和各人民团体单独提名、选民10人以上联名提名。通过召开党委（支部）扩大会议，确定政党和人民团体联合和提名或单独提名人选，规定选民10人以上联合提名对象的条件（不成文的口头规定）。通过召开选区领导小组负责人会议、选民组长会议和选区领导小组成员会议，在选举组织中介绍政党提名对象。通过召开选民小组会议，向选民介绍政党提名的初步代表候选人，指导选民按照口头要求提名初步代表候选人。三种提名方式中，政党直接提名往往是人事安排需要，譬如乡镇人大主席必须是代表，否则人事安排就要落空，乡（镇）长不是代表也说不过去。需要提醒的是，政党提名往往通过选民10人以上联名提名的形式出现，以便雅观。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就是党的相关层级的组织或者临时组织，特别是和基层干部关系密切的党员。在这个时候，其发挥桥梁作用、纽带作用和先锋骨干作用的发挥尤为明显，百姓称之为安“媒子”。选民10人以上联名提名初步代表候选人占据多数比例，但在上级要求下，村干部往往预先内定人选，并报住村干部同意。在选民小组的提名会议中，初步候选人通常在“安排”下提出，受“一人提议，十人附议”影响，社员出于怕得罪人的考虑，实现10位选民以上签名比较容易。在党的领导下，各人民团体提名一般根据代表名额分配提出。由于层层安排，初步代表候选人一般能够达到上级要求。当初步代表候选人人数在应选名额的1／3至1倍之间时，选举委员会直接决定正式代表候选人。部分基层干部根据经验，考虑到正式代表候选人最终需符合组织要求，为免去酝酿、协商、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的麻烦，于是在提名时通过各种办法，直接使提名人数比应选名额多1名。因一个选区最多能产生3名代表，根据代表候选人名额应多于应选代表的三分之一至一倍的要求，只有这种安排不至于得罪上下，又符合法定要求。当初步候选人人数超过应选名额的1倍时，需进入第二个步骤，即酝酿、协商、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主要采取几上几下反复讨论、协商的手段，根据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由于初步代表候选人在选区内按小组提出，而正式代表候选人在整个选区内确定，对整个选区来说，一个选民小组的选民非常有限，加上几上几下过程对组织意图的反复介绍，不符合组织意图的初步代表候选人一般都不能成为正式代表候选人。按照规定，对“多数选民”这个概念必须量化，但再次召开选民小组会议时参会选民更少，这个量化通常是虚假的量化，往往由填报人直接人为量化，就算把量化做实，不符合组织意图的人选也难得取得多数。经过预选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通常没有使用。

可见，在制度设计前提下，由于党组织和选举组织的框定，加上组织意图的反复贯彻，候选人产生过程成为“组织提名单”。对于“群众画圈圈”的下一个步骤来说，强权建造的民主渠道已经基本成功，就待儒学文化造就的民众顺势而流，以造民主声威。

（四）投票选举阶段分为三个步骤。1、投票选举的准备；→2、投票选举的组织；→3、代表资格的审查。如果硬是要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当作一种严肃的民主制度的话，这种制度理应属于一院制，代表相当于议员，代表名额相当于席位，组织意图的实现相当于席位的高比例占有。基于这种考虑，分析投票选举阶段工作程序可以从一个角度入手，即前三个阶段都是为占有席位做努力，而选举投票则是摘取胜利果实。作为选举意图的实现阶段，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保证选民受控，否则，可能前功尽弃。如果多数席位不保，那党的领导就可能磕磕绊绊，如果全国大面积出现这种情况，党政之争必开。选举前，组织内部对谁将当选已心中有数，即将落选者做候选人称为“做差”，其占据的候选人名额叫差额。对“做差”，百姓称之为“配盘”。

投票选举的准备分为选举委员会的准备和选举领导小组的准备。选举委员会的准备主要是开好一个贯彻组织意图的会议、制定一个符合规定和实际情况的选举办法、委派一个能控制局面的主持人、搞好一次重点介绍和搞好能营造气氛的宣传。开好会议是指召开好由相关选举组织的领导和选举工作人员参会的投票选举工作会议，主要是进一步研究投票选举时可能出现的问题，传授诱导选民围绕组织意图进行投票的办法，建议重点介绍内定为代表的代表候选人，针对个别可能出现问题的选区，甚至单独交代，确保“成功”。选举领导小组的准备工作主要是，召开选民小组正、副组长和全体选举工作人员会议，贯彻组织意图，确定和培训值得信赖的监票员和计票员（选民小组推选监票员和计票员流于形式），制定选票（选票数量一般是登记选民的110％—120％），布置会场（通常未设秘密画票室）。选举会按选举办法规定的议程进行，包括宣读主持人委派书、主持人开场白、奏国歌、宣读候选人名单（通常附带重点介绍，按规定，选举当日应停止宣传）、宣读选举办法、通过监计票员、清点选民人数和委托投票人数、领取选票、检查票箱、分发选票、说明填写选票办法、填写选票、投票、计票、宣布计票结果、讲清产生的代表名单将待审核后公布、宣布会议结束。代表资格审查通常没有问题。

从实际选举投票过程看，投票选举阶段主要有以下问题。一是委托投票数量较多，少数选民大量代票现象突出；二是对印制的多余选票和回收的选票缺乏程序监督，选民和候选人一般不要求查票，即使查票，往往限于对收回的选票重新计票，对这种查票，由于程序漏洞，作弊者完全可以做好准备待查；三是干部背后通气现象存在，影响画票独立性；四是对党政组织诱导投票没有明确的限制，缺乏法定制约程序；五是选民弃选、厌选、乱选现象仍然存在。

在有组织、有计划、有安排、有落实的过程中，“领导提名单，群众画圈圈”的选举代表工作取得成功。而另外一方，则是无组织、无计划、无安排、无落实，还要忙于各自生计。然而，“领导提名单，群众画圈圈”过程并没有结束，在即将进行的领导人员选举上，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上，在一代一代的传承上，这个过程还没有开始。

接着讨论第二个层次的三个阶段，顾及篇幅原因，只做简略分析。

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主要议程包括：听取和审查本级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域内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算以及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查本级人大常委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选举本级机关组成人员和领导人员；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其核心在于产生国家机关组成人员和领导人员。这个层次的三个几段，即准备→召开相关系列会议和求得代表对各报告和拟任领导的认同→组织系列全体会议通过报告、选举领导人员和选举上级人代会代表。从三个层次的运行过程看，工作重点已经转移到解释政权合法性这个问题上来，这个合法性不但包括即将产生的新一届政权，还包括已经完成使命的上一届政权。第一个层次产生的代表符合组织意图，其意义指向应该理解成公众赋予共产党执政权。冷静思考后，不得不细细揣摩54宪法的良苦用心，其立法思想之所以能得以传承，关键是一党专政需要这种思想。

（一）会前准备工作，分两个部分进行。一部分是上届人大常委会组织实施的准备工作；另一部分，是成立筹备处，由筹备处组织实施的准备工作。人大常委会的准备包括：1、召开人大常委会会议。听取人大代表换届工作报告；听取和通过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做出召开新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决定；提出会议议程草案；提出大会主席团成员、秘书长和各工作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草案）；决定列席名单。2、通知“一府两院”草拟工作报告，交代表征求意见；草拟人大常委工作报告，交常委会审议通过。3、组织学习和视察，为开好会议在代表中打好思想基础。4、以人大常委党组名义向同级党委提出召开新一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开展筹备工作的请示。根据同级党委批示，大会筹备处成立（筹备处在召开会议时改为秘书处），筹备处下设各工作组按照各自职责迅速开展工作。和代表选举的机构设置相比，代表换届时，选举委员会办公室设秘书、组织、宣传、调研、后勤五组，筹备处（秘书处）增加议案、保卫组，减少调研组。主要围绕报告、领导产生和议政活动开展工作。

（二）为通过各报告和求得代表对拟任领导的认同，相关系列会议按照工作推进路径逐个召开，按部就班地落实有关事项和解决存在问题。1、代表团召集人会议（代表按照行政区域组成代表团，召集人已于准备阶段确定），主要讨论议程日程，为预备会通过打基础。2、各代表团全体会议，主要选举团长、副团长，讨论主席团成员和秘书长建议名单以及大会其它工作机构组成人员的建议名单，审查报告和议案，提名和酝酿各项职务候选人。3、大会预备会议，选举本次会议主席团成员和秘书长，通过议程，通过计划预算审查委员会、议案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和其它事项，预备会须三分之二以上出席，通过决议时举手表决，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4、大会主席团召开7次会议（主席团全权主持会议，职责规定和成员设置见细则）；第一次会议确定主席团机构、通过日程、通过提出议案的起止时间；通过选举办法（草案），提交各代表团审议；第二次会议主要听取各项候选人建议名单说明（同级党委主要负责人做说明），提交各代表团酝酿；通过联名提名候选人截止时间的决定；第三次会议主要听取对候选人建议名单酝酿情况的汇报，听取总监计票员名单的说明，提交代表团酝酿；第四次会议继续听取各项候选人名单建议情况的汇报，如酝酿情况超过应选名额的1倍，决定预选；通过总监计票员；第五次会议主要确定正式候选人名单，如有预选，听取预选汇报；第六次会议主要听取各代表团审查各报告的情况汇报，讨论各报告，决定提交全体会议审议；听取议案审查报告和质询案处理报告；第七次会议继续听取各报告审议情况的汇报，通过各报告的决议（草案）。5、计划预算审查委员会会议，主要审查上年预算执行情况和下年本级财政预算，提请主席团审议。6、议案审查委员会会议，主要听取收到和处理议案的情况，提交主席团审议；听取和处理质询案处理意见的报告。

可以清楚的看到，大会相关会议是一系列“提应”式会议。通过主席团会议和主席团主持预备会议提出需讨论、审议、通过、决定、酝酿的相关事项，由各代表团召开相应的系列会议，二者构成“提应”关系。在换届选举工作规程中，代表团回应主席团会议或预备会议而召开的系列会议没有详细的程序规定，只是在“提方”议程中能看到“应方”会议的身影。毫无疑问，正是这种“提应关系”，各种报告尤其是各个领导职位的拟任得到代表认可。有人也许要问，代表本身是按照组织意图产生，这样做是否多于？但是，应该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产生的代表虽然符合组织意图，但仍有相当部分代表有主见。在选举和表决时，部分代表可能不按组织意图行事。于是，“提应式”系列会议就显得非常重要，它作为一种既有民主形式又能牢牢操控会议的制度设计，能从程序上逐层逐步地加强对代表的控制，实在是非常完美。代表在全体会议上对领导人员的选择非常关键，通过报告和办法只是程序。作为同朝为官的不同候选人，都有各自的实力，逐权动机驱使他们力图与数量不多的代表们实现沟通（包括用利益换取选票），领导人员的选举因此隐含着无穷变数。所以，选举领导人员成为会议的核心。

（三）组织系列全体会议通过报告、选举领导人员和上级人代会代表。这一步骤与系列“提应式”会议轮番进行，前者比后者差序一拍，主要任务是组织全体代表会议通过选举办法、表决报告和选举。提名和确定正式候选人是在“提应式”会议中完成的，因其关键性，列入这一阶段讨论。各报告已在“提应”过程得到讨论、审议和初步通过，表决只是程序。

对领导人和代表的选举过程，分以下几个步骤。1、制定大会选举办法后，需在提名推荐候选人之前提交大会全体会议通过。2、候选人提名，组织法规定可由本级人代会主席团或者10名代表以上联合提名；同级党委事先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产生各项职务建议人员名单交主席团讨论，讨论时同级党委负责人就建议名单做出说明，然后采取举手方式或其它方式进行表决；上级人大代表直接按照政党和社团单独或联合提名以及选民10人以上联名提名的方式提出；正职在提名结果没有差额的情况下可以等额选举，可见，正职等额选举合符法定程序；副职的选举必须有“配盘”的差额，所以，代表10人以上联名提名还得有安排，否则无法开选。3、确定正式候选人。4、组织全体大会选举。全体会议次数根据需要确定，第一、第二次会议主要是听取各报告，第三次会议主要是选举领导人员和上级代表，第四次会议主要是通过各报告。可以清楚的看到，在相关职务候选人的提名上，党委直接介入主席团提名，是各领导职务候选人产生的特点。组织意图在其它环节上贯彻的方法基本和产生代表时相同，无外乎上下反复酝酿、介绍等。除非安排失误或是刻意“失误”，一般不用实力人物“配盘”。由实力人物“配盘”，容易导致组织意图（组织的人事安排）不能实现。同朝为官的实力人物为了逐权，往往能迸发出强大的能量，其组织选票的能力甚至超过党政组织。

对领导人员的选举，说三点。一是选举的官员过多；二是代表按照行政区域组团，设置团长、副团长，便于操控力量介入，最大的操控力量是共产党；三是确定候选人没有采用独立原则和秘密投票原则。

实力人物成为候选人,赋予民主改革一个启发，只有实际力量（或组织）能够改变单方操控，提供选择空间。但是，在民主制度中设计操控机制，似乎不是理性的选择，有没有办法规避这个并不科学的选择呢，还待后面讨论。

若继续在换届选举的程序中开展利弊分析，难免陷于民主与否的言论纠葛，就会和54宪法的思想发生争吵。所以，暂时转入思辩领域，到圣哲们建造的迷宫去转一转，以图撇开世俗政治展开讨论。

首先提出问题。一种基于特定经济社会条件下的民主制度，其设计是否科学，功效是否明显，到底该怎样评估？评估问题的提出，带出民主的概念、目的、作用、承载主体、作用领域、效果实现和评定标准等问题。要搞清民主制度，首先要明白什么是民主。在生活中，民主一词的运用非常宽泛。可以肯定，包括受到诸多赞美的美国式民主在内，仍然存在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即使实施多年后，不时有观点认为那是一种虚假的民主，是为特定集团牟利的民主。在国内，民主形式多种多样，有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党派间的民主、党政领导选拔任用民主、公务员晋级晋职民主、企事业单位用人民主、村民自治民主等等，但仍有观点认为，这些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那么，到底什么是民主？

关于民主的概念解释有两类，一种是从西方民主制度的起源寻求解释；另外一种是基于这种起源，根据字面意思，赋予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解释，如：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但是，纵观民主一词的运用，这两类解释已经无法解释现实民主现象内部的深层次矛盾，不足以让人信服。民主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民主过程无法回避错误结果，而错误结果的必然发生又是由民主现象内部的深层次矛盾引起，那就根本没有讨论的必要，不如直接不民主。但是，民主过程产生错误结果时，先决条件和特定程式与错误结果之间到底有着何种关系，是否起着主要作用，又引起了更深层次的关注。任何民主均具有特定的时空条件，无特定条件的民主无从谈起，所以，在解释概念时既要分析不同条件下民主现象的共同本质，还要分析各种特定条件对民主结果的影响，才可能对民主给出一个准确的定义，才能产生指导社会发展的意义。

现实中，建立在“多数”基础上的民主比较普遍，表现为“多数决”、“多数选”、“多数评”等等。但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多数”未必正确，多数人暴政就引起有关人士的忧虑，如果必须承认“多数”，在做出定义时就必然要考虑民主的适用范围，但民主几乎涉足社会所有领域，要做划分非常困难，即使划定，未必有人遵守。曲高和寡，在开辟一些未知领域时，“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简直就是定论。就拿下棋来讲，高手肯定比“多数”正确。在村民自治、公务员公推等民主过程，“民选”结果不佳现象时常出现。国人好发高论，却难以见到理性分析，“多数”时常被作为一种工具被人操纵。显然，简单的“多数”不是民主。关于民主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民主的本质到底藏身何处？为寻根问底，不得不回到哲学领域思考。时时有民主，事事有民主，处处有民主；同样，时时不民主，事事不民主，处处不民主。似乎，民主要陷于不可知论中。然而，民主的确魅力无穷，要不，对民主的论述就不可能纵贯古今。所以，还得讨论，有两个经典事例，公认是简化的民主。

例1：甲乙二人同分一饼，甲欲既切又选；乙求平分，乃甲切乙选。

例2（在例1基础上连续分饼）：甲乙不等，甲强乙弱，居孤岛，须共创方能存；初，甲既切又选，差小，乙虑处弱且求存须赖甲，念方能存而无语；甲俞贪，乙懒怠，存危也；甲更贪，殊大争端起，俱损；方坐而论道，定甲切乙选，终不平，甲亦不得妄为。

从例1看：甲乙平等，力均也，饼为共有，不平将起争端，为避两败俱伤，故平分。

从例2看：现实中，平等这个假设不成立。例2分饼显示，民主并不是非要在平等主体间建立。

利用数学方法讨论。

一、例1：用3个图表示，图1、图2、图3

1、总量为1，假设0.5为平衡值；划分1无限次，时间无限延长；令需求为纵坐标，时间为横坐标，得图1

图1：甲乙平等时需求实现量变化图

2、总量为1，假设0.5为平衡值；划分1无限次，时间无限延长；要求的划分结果为诉求，令诉求为横坐标，时间为纵坐标，得图2

图2：甲乙平等时诉求提出量变化图

3、令需求为纵坐标，令诉求为横坐标，得图3

图3：甲乙平等时需求实现量和诉求提出量交会图

图3中，P点为平衡点，OP直线为平衡线

二、例2：用3个图表示，图4、图5、图6

1、总量为1，假设0.5为平衡值；划分1无限次，时间无限延长；令需求为纵坐标，时间为横坐标；需求实现量大值与剩余需求量之和等于1，得图4

图4：甲乙不平等时需求实现量变化图

图4 中，令实线为主变线，表示需求实现量大值变化趋势；令虚线为应变线，表示需求剩余量变化线；令0.5±a为拐线，甲、乙变化线与拐线的交点A、A1为拐点，（0，0.5）点为第一周期起点，B点为第二周期起点。可以看见，在甲乙第一周期分饼过程中，甲需求实现量迅速增加，剩余需求量（乙实现量）迅速减少，二者均呈直线。在拐点时，因为发生争端，为了生存需要，迅速回到平衡线0.5；从第二周期起点B开始重新分配，并以较缓和的曲线变化方式，逐渐拉大分配差距，与拐线交会时间延长。应该说，这就是简化民主机制在不平等基础上发生作用的结果。表现为例2所示：方坐而论道，定甲切乙选，终不平，甲亦不得妄为。

2、总量为1，假设0.5为平衡值；划分1无限次，时间无限延长；令诉求为横坐标，时间为横坐标；因诉求提出量大值等于需求实现量大值时，才能导致甲、乙的需求实现量趋向平衡线，故令诉求提出量大值等于需求实现量大值，（1-诉求提出量量大值）为剩余诉求量，得图5。

图5：二人不平等时诉求提出量变化图

图5 中，令实线为主变线，表示诉求提出量大值变化趋势；虚线为应变线，表示剩余诉求量变化趋势；令0.5±a为拐线，乙、甲变化线与拐线的交点A、A1为拐点，（0.5，0）点为第一周期起点，B点为第二周期起点。可以看见，甲乙第一周期分饼过程，乙诉求提出量迅速增加，剩余诉求量迅速减少，二者均呈直线。在拐点时，因为发生争端，为了生存需要，迅速回到平衡线0.5；从第二周期起点B开始重新分配，并以较缓和的曲线变化方式，逐渐拉大诉求提出量大值和剩余诉求量之间的差距，使它们与拐线交会时间延长。应该说，这就是简化民主机制在不平等基础上发生作用的结果。表现为例2所示：方坐而论道，定甲切乙选，终不平，甲亦不得妄为。即乙始终有平等诉求。

可见，图形发生各种变化的基础是平等诉求，在不平等基础上，平等诉求在一定机制下发生作用，防止发生图形急遽变化，相对平衡得以实现，结构趋于稳定。

3、例2的延伸：上面讨论的是甲乙不平等且须相互依赖方能生存的情况下，两个分配周期的变化线程。可以看见，两个图形形状一致。但是，讨论社会单位、特别是一个较大的社会单位时，需求实现量的等级和类型比较复杂，诉求提出量的类型和等级也比较复杂，而且，社会层次之间和层次内部等次均比较多。为了便于分析，需要在平面图形中引入更多的变量，基于图3，规定OP为平衡线，假设“饼”越做越大，并把时间变量同步命令到三条线中讨论。首先，把图4和图5纳入一个平面，以诉求为横坐标，以需求为纵坐标，把图4向左旋转，把图5向右旋转，两个图形重合，成图6。

图6：二人不平等情况下，假设“饼”越做越大，连续分饼过程中，甲、乙需求实现量和诉求提出量变化图

图6给出了甲乙强弱不等时分饼活动区域，实线与平衡线之间的区域为甲需求实现量和剩余诉求量占据区域，虚线与平衡线之间的区域为乙诉求提出量和剩余需求量占据区域，令实线区域为主变区域，虚线区域为应变区域。从这个图形看，处于主变区域内的任意点的需求实现量比诉求提出量大，处于应变区域内的任意点的诉求提出量比需求实现量大。

三、需求实现量和诉求提出量与社会等级的关系

图6中，引入社会分配的强弱双方，令主变区域为甲社会层次变化区域，应变区域为乙层次变化区域，社会矛盾双方需求实现量和诉求提出量得到解释。但是，这个图形仍然不足以解释现实中关于需求等次、诉求等次和社会等级之间的关系，为了能解释现实社会现象，还得在这个平面上赋予新的变量。在赋予新变量前，先讨论实现的需求量和提出的诉求量之间的变化关系和层次问题，以及它们和社会等级之间的关系。

在讨论分饼案例时，在令总量为1的前提下，需求实现量大值和诉求提出量大值是主变量，（1－需求实现量大值）和（1-要求提出量大值）分别为剩余实现量和剩余诉求量，而诉求提出量大值等于需求实现量大值。这里隐含一个假设，即：获得需求实现量大值者，必然是分配剩余诉求量的一方；同样，占有诉求提出量大值者，必然是分配需求剩余量的一方。如果以这个隐含假设为前提讨论下去，必然走入悖论。所以，必须撇开剩余需求量和剩余诉求量这两个概念，保留图6定性分析，跳出分饼案例，并引入人性问题，才可能使讨论继续下去。人是自私的、处弱时要求平等、人是贪婪的，这是人的三个基本属性。自私、处弱时要求平等和贪婪，并不是一无是处，恰恰相反，正是它们推动人类社会走到了今天。

从分饼案例中看到，社会单位内部矛盾双方之间有取得需求实现量大值一方和占有诉求提出量大值一方，同时，其中一方同时具备取得需求实现量和占有诉求提出量两种属性。历史上关于人性“贪婪”的论述汗牛充栋，但是，所有论述均指向一个结果。即：需求实现量越小时，诉求提出量也越小；需求实现量越大时，诉求提出量也越大。这就是要跳出分饼案例的原因，分饼案例中，二者成反比关系，但是，事实上二者成正比关系。如果根据马斯诺的需求层次，把需求实现量和诉求提出量按坐标箭头方向量化，那么，高层次的需求实现量的值比低层次的需求实现量的值大；同样，高层次的诉求提出量的值比低层次的诉求提出量的值大。一个人处于饥寒交迫时，其要求仅仅是能御寒充饥；当这个人小有成就时，通常豪情满怀。对一个社会单位同样如此。当把马斯诺的需求层次简化为生存需求和价值需求时，不难发现，随着社会发展，生存需求的指标随着发生变化。原始社会的生存需求是野果充饥，当今社会的生存需求是温饱，国际上对温饱指标的细化，显然高于原始社会的野果充饥。价值需求的变化更为明显，就不做列举。同样，根据生存需求和价值需求而提出的生存诉求和价值诉求同样随着社会发展而有着不同的具体指标。这样，需求、诉求对等无限膨胀，生存需求和生存诉求、价值需求和价值诉求随着社会发展逐渐提升。这种无限膨胀并不是无中生有，除了社会单位的“饼”越做越大外，关键还在于“饼”随着社会单位的扩大，呈无限放大的趋势。在分饼案例中，一个假设条件是只有一个饼。事实上，随着社会单位层级不断扩大，饼越来越大。个人和各层级社会单位、社会单位和人类、人类和整个宇宙，随着层级的提升，“饼”本身就在无限放大。社会单位个体的需求实现量和诉求提出量不断膨胀，推动社会发展。由于总量增加速度有限，社会单位内部矛盾双方的需求实现量和诉求提出量呈制约关系，限制膨胀行为，使膨胀行为和力量呈对应关系，不得单方无限膨胀。但是，个人和作为整体的社会单位自身，往往难以制约需求膨胀和诉求膨胀的行为。格林童话中《渔夫和他妻子》的故事，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贪婪，古代帝王寻找长生不老药的生动故事同样诉说着人类的贪婪。个人或者社会单位的知足常乐式修为，以及宗教的禁欲思想对人性的贪婪起到了一定的调节作用。但是，真正控制欲望膨胀的工具，应该是社会发展的渐进性和社会单位内部相对独立的主要各方的制约关系，这种制约主要体现在力量上的相对平等，以及生存上的相互依赖。姑且把刚刚满足生存需求之后，就追求价值需求的个人特例不列入考虑范围，按照逐级产生需求的办法先进入讨论，最后，讨论成型后，再讨论特例现象。

令纵坐标为需求，分为生存需求和价值需求；令横坐标为诉求，分为生存诉求和价值诉求。按照需求实现量和诉求提出量大小，把社会分为三个层次，即底层、中层、高层。把时间变量同步命令到横、纵坐标和平衡中线中去，移入图6，得图7。

图7：需求量、诉求量随社会等级变化图

图7中：需求实现量大值弧线和诉求提出量大值弧线之间的区域为一个社会单位的变化周期。a1和a2之间切割纵坐标的区域为生存需求区域，a2和a3之间切割纵坐标的区域为价值需求区域。B1和b2之间切割横坐标的区域为生存诉求区域，b2和b3之间切割横坐标的区域为价值诉求区域。B1B2和c1之间切割的变化周期区域为社会底层，c1和c2之间切割的变化周期区域为社会中层，c2和c3之间切割的变化周期区域为社会高层。OP为平衡线。

图7显示：随着社会等级升高，需求实现逐渐增加，到一定的等次后，生存需求全部实现，价值需求逐渐增加；同样，随着社会等级升高，诉求提出逐渐增加，生存诉求全部满足后，价值诉求逐渐增加。需求实现大值和诉求提出大值以OP为中线，呈对称关系，且成正态分布时最稳固。当社会中层占据周期区域大部分时，且需求实现大值变化线或诉求提出大值变化线不单边扩张时，区域内各点与需求中间线和诉求中间线的交汇点的离变总量最小，重心最稳固。此时，社会单位变化周期区域呈纺锤体形状。需求中间线和诉求中间线的划分，本书不做讨论，也不把这个点命令到生存需求和价值需求分割线与生存诉求和价值诉求分割线的交点上去，有兴趣的可以单独讨论这个点的求证方法。

需要说明的是，前面留下的特例，即对需求层次和诉求层次并非必须逐层选择而表现为偏好选择的特例，在这里很容易得到解释。在社会单位变化周期区域内，需求实现量明显大于诉求提出量或者诉求提出量明显大于需求实现量的点很多，当这种点可以离散的区域越大时，自由度越高。当自由度越来越大时，表现为需求实现量大值弧线和诉求提出量大值弧线与OP平衡线的允许最大距离越来越大。

讨论分析从二人分饼的简化民主开始，通过不断增加变量因素和引入变量因素的现实社会性属性，得到基本能解释社会现象的图7。但是，却发现图7所展示的含义，已经与二人分饼的原始民主相去甚远。所以，还得重新回头厘清民主在分析过程中的演变过程。

例1的条件是甲乙相互独立，二人力量完全均等，即实际平等，饼是甲乙双方都需求的，只有一个饼，通过对权力“切”和“选”的平均分配来实现饼的分配。→例2的条件是甲乙相互独立且相互依存，二人力量不等，实际表现为不平等。但是，分饼时，乙希望分到和甲一样多的饼却为不平等贯以了平等理念。通过对权力“切”和“选”的分配，实现分饼相对平均。→例2的引申，即图6，把甲乙个人命令为社会单位，展示在饼越做越大的过程中，需求不断增加，诉求也不断增加。提供的需求总量增加较慢，而社会单位的需求和诉求增加较快，但在相对独立的社会单位的相互制约下，分饼趋于动态平衡过程。→图7引入社会等级、需求等级和诉求等级，引入自由概念，分析周期发展区域的平衡性。在图7中，甲乙所占区域变成强弱多方所占区域，前面灌入的条件不变，各方相互独立相互依存，均有足够的实力。这种实力的标准为，当分配不均达到一定的度时，能及时对抗强方，并能给强方造成损失。弱方追求平等仍旧作为人性理念纵贯其中。同时指出，需求膨胀和诉求膨胀成正比关系，只有外部力量的制约，才是制约社会单位欲望无限膨胀的有效工具。

从这个分析中，不难看到，民主的概念有三个普遍的前提条件。一、虽然相互依存，但非常强调独立性，社会单位内部各方没有相互独立，无所谓民主。二、虽然在不平等的现实基础上分配，仍然强调平等性，至少要体现一种平等理念。而且，非常重要的是，这种不平等是相对的。这种相对的解释是，虽然力量悬殊，但弱方仍然足以伤害强方。三、饼是甲乙都需求的，即这种需求是社会单位内部各方实际存在的，如果需求不是各方需要的，就不存在分配。在这三个条件的基础上，选择能体现独立和平等的机制和办法，防止社会单位内部各方为争夺现存共同需求而损害整个社会单位的生存，促使社会单位渐进发展。这就是民主最原始的含义。

因民主对社会发展稳定和平衡作用，民主自然滋生，并被人为优化并推广。推广过程中，往往重视平等理念灌输，而忽视力量制衡。为防止强方肆意妄为给社会带来危害，往往采取提高社会单位自身修为或者引入宗教禁欲思想的办法，来防止欲望膨胀。这样，当一个社会单位单方面采取理性逐利行为时，因逐利行为推动社会不断进步，自然得到部分认同，尤其是该社会单位的认同。但是，由于需求总量增长速度有限，单方面的逐利行为所取得需求量的增长速度必然高于需求总量的增长速度，势必导致弱方取得需求量的增长速度缓慢，甚至减少，形成过度悬殊。当力量非常悬殊时，掠夺、攫取等行为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发生，不平等加剧，直接引发暴力，或者最终形成强弱各方力量不能相互制衡的态势。由于传递，这种趋势在更小层级的社会单位内以同样的方式演变，促使强弱各方相互转化。弱方力量不断集聚，弱方阵营不断扩大，但需求分配却非常不平衡，最终引发急遽变化。在马斯诺的需求层次中，按照传递性，分为可传递性和不可传递性两种。作为最主要需求的权利，往往具有可传递性。而作为能顺利掌握权利的需求，包括知识、才能等，由于产生过程和所需条件比较复杂，不易实现大量传递。这样，导致传递不同步。最终演化为，掌握权利的社会单位，并不一定具备相应的能力。弱方阵营扩大过程中，珍贵的、能顺利掌握权利的需求被特定内部集团取得，特定集团对权力的诉求迅速增长，就进一步推动社会单位急遽变化。由于权利的可传递性，而掌握权利者又不具备相应能力，对社会单位的发展本身也是一种危害。显然，建立在自私和贪婪基础上的逐利行为，直接制造社会单位发展动力。但是，要想平衡地渐进发展，还得靠平等诉求来调节。如果没有产生调节力量，必然如上面所述，导致急遽变化。当权利和能力不对等时，社会单位的发展动力逐渐衰竭，不平等诉求引发重新分配权利，为社会单位持续发展制造新的动力。货币化后的需求本身不能直接成为力量，其本身也不能成为分配力量，其只是被分配的最终对象，只有通过权力和货币化后的需求的合理组合，并被特定社会单位掌握，才可能成为制衡力量。

应该看到，人性的平等，是一种纯美概念。相对平等，则是一种协调美，协调美不是单纯的审美需求，它同时还是人性的追求，是社会发展的调节栓。同样，人性的自私和贪婪，也绝不是丑恶无比魔鬼，而是上帝的工具。正是上帝一手操持自私和贪婪，诱导人们努力奋斗；一手操持平等的魔棒，驱使处于弱方的人们向强方看齐，诱导人类发展相对同步，防止大面积掉队。社会构成远比二人分饼复杂得多，群体、阶层、阶级的形成，导致社会本身以层级性显示不平等。个人的平等诉求经过放大，必然成为群体、阶层、阶级的平等诉求。这种主要以权利为标的平等诉求和不平等的社会本性之间必然相互作用，现实中有诸多体现，譬如劳资之间、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等等。这种不平等涉及权力占有、利益分配、信息享用、素质现状等多个领域。这样，各种各样的民主产生，诸如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用人民主、评判民主、家族民主、家庭民主，等等。可见，民主不但可大可小，还涉及方方面面，还具有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各种表现形式，如中国的唾沫式民主。实际中，不平等不是简单的体现为对子关系。各个相互联系的社会单位之间、单位和个人之间、个人和个人之间，在上述各个领域内不断交叉、会合、传承、层次、结点和发散，导致社会单位的划定标准增多。这些关系中，不平等的程度又各自不同，显得异常复杂。但是，不管怎样复杂，如果社会单位内部各方完全平等，就没有低层级的社会单位和个人的努力奋斗，就不可能取得发展；但是，当社会单位内部各方非常不平等，就会出现背离、掠夺、混乱、消极、反干，这必然不利于发展。正因为如此，作为体现独立和平等思想的、能相对平衡地分配共同需求的、能促使社会单位平衡地渐进发展的民主，才引起了纵贯古今的普遍关注。然而，它却经常被异化，以便于为特定社会单位服务。

显然，广义的民主是指：社会单位内部相对独立、相对平等的各方，为实现平衡发展，平等占有、分配共同需求的权力的行为。这样，广义的民主制度就是实现平等划分权力的机制。

可见，广义的民主是在不平等的现实基础上追求平等理念、实现动态平衡的过程。它深刻地反应了现实社会的不平等和追求平等之间的矛盾，正是因为这对矛盾产生了社会发展动力，而民主正是拉动两种力量的智慧之花。广义的民主概念为分析现代语境的民主及民主制度提供了研究对象、本质、动力、目的、作用和评定标准等问题。

对照广义民主定义，通过对现代政治民主的内核进行分析。不难看到，现代政治民主是：在把社会各单位视为平等、把各种需求视为共同需求的基础上，以执掌权力的社会单位为主体，在权力的形成、行使、监督过程中，建立相对独立、相对平等的内部制衡各方，实现执掌权力的社会单位平衡渐进发展，以权力平衡求得社会平衡。

显然，在独立、平等思想上，从程序上采取以权制权，强调权力之间的独立和平等，以权力平衡制造分配平衡，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思想。

长篇累牍的详细说明换届选举的详细过程，又不厌其烦地讨论民主的深刻内含。无外乎想弄清楚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并比照一定标准给出一个评判。现在，回头来俯瞰我国的民主制度设计。首先，掌握权力的最高领导集团内部，不存在独立各方，体现为官官相依、官官相护。从立法、行政和司法看，三个权力都置于党的领导之下；中国的习惯提法是党、政、军，“政”和“军”之间是独立的，最终集中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需要提出的是，在这里，这个“政”的外延比通常说的“行政”的外延要宽泛；不独立的各方相互渗透、相互牵制，党政不分、党政扯皮是公认的事实；立法和行政之间，即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现象非常普遍，行政参与立法也是公认的事实；由于党的领导单位之间的横向联系，司法和监督同样相互不能独立；可以清楚的看到，党权是各种权力单位相互联系的桥梁和纽带。第二、权力单位内部各方力量不对等，表现为党政权力独大现象。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部分现象，显示立法权掌控单位力量薄弱，司法权掌控单位行使权力时受到掣肘；监督权掌控单位行使的权力是公认的“儿子管老子”的权力。从各级立法、行政、司法权看，或者从各级党、政、军看，党权起到的联系作用和纽带作用越大，领导集团内部权力单位的独立性越差；由于立法权和司法权的逐级缩小，党政权力独大现象更为明显。

中国民主制度不具备现代政治民主的内核，体现为一种民主形式。从现象看，这种民主制度不是追求平衡的过程，是追求不断集权的过程,集权处于第一重要的地位，即使有追求平衡的行为，也是为集权服务。从结果看，它没有实现相对平衡和基本协调，不能保证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经常干出一些急功近利的蠢事；比如大跃进、文革、国有资产不规变卖等。从为社会发展提供动力看，这种民主制度提供的政策思路游走不定，反复无常，朝秦暮楚，经常对社会发展施加反向作用力；比如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之间的主辅关系、放权和收权的反复、对民工的限制和引导、对政府职能的定位，等等。从作用看，它没有能够调动大多数人的积极性，没有能够寻求到理性的妥协，要吗一闹就压，要吗就是一闹就灵，弄出一个“会哭的娃儿有奶吃”的结论来；在权力交替过程中，权力的平稳过渡受到威胁，许多重大政策在权力交替后迅速转向，甚至换届前后的政策背道而驰。

对照换届选举细察领导集团的产生，其程序之繁复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加上以《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为工具的党权的参与（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工具本身就不是民主工具），社会主义中国的民主制度自然陷于不伦不类之中。所谓不伦，是说其没有现实价值取向；所谓不类，纵观古今，难寻长相类同者。

面对人民民主制度，提出七个问题。1、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代表有什么地位？平民代表均无职、无权、无利，“三无”代表以何掌权？况且，代表多为各级干部，干部代表谁？2、从立法来看，立法思想由谁赋予？代表们有成熟的立法思想吗？即使有，怎样行使？法律草案谁起草？管辖机关起草管辖范围的法律，这是人所共知的，可谓自己给自己制定规则，就是切饼者先取饼的意思，立法也就是按照组织意图举一举手而已，这叫立法吗？3、从选区划分和代表名额分配上看，农村代表代表的人口数为什么要4倍于镇每一代表代表的人口数，这算平等吗？4、从候选人的提名和确定上看，既然是代表人民，为什么非要共产党提名，为什么共产党提名对象就可以广泛宣传？为什么变相禁止其它组织提名和广泛宣传？5、为什么要选那么多领导人，为什么要把选举搞得那么复杂？6、作为即将上台的一届政权，为什么不把本届政府的实际施政方略作为宣传重点？公众对政权不满意，该由哪个权力单位让其下台，如何组织，这种组织活动如何做到独立？7、历史上错误政策那么明显且历时较长，为何这个民主制度中没有制衡力量，为何没有及时纠错？

随意提出七个问题，当然，如果仔细分析，问题绝不止这些。由于没有民主制度，分配失衡，诉求逐渐增加成为必然。面对诉求增加，集权在处理诉求上逐渐形成一整套方法。首先，采取办法分化瓦解提出平等诉求的社会单位，防止这些社会单位聚集融合，使诉求单位处于绝对弱势地位；同时，使平等诉求不能通过各种载体得到真实表现，甚至，通过异化，表现为集权的某种需要。其次，通过思想灌输，麻痹诉求提出方。最后，对提出诉求强烈的社会单位，采取各种手段打击、限制、甚至镇压。显然，这一套办法体系，对追求社会平衡渐进发展的目标来讲，只是治标之策。

事实上，中央对民主制度现状堪忧做出了单方解释，并承诺要进一步扩大民主权利和范围，并提出中国不适宜搞所谓西方政治民主的理由。这里只做粗略疏理，略举几条：一、现在没有实行直接选举的条件，也没有直接选举的传统习惯。几千年历史中，中国是一个集权制国家，所以现在也应该采取集权制。这儿提出一个假设，一个人祖祖辈辈都是农民，所以，他也应当做农民。二、国民素质偏低；建国初，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大多数，大量的农村人口处于散居状态，而选举则要求把人口集中起来，人口集中难度大。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人口素质偏低状况仍旧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所以仍然不适合搞民主制度。三、当前文化传统不适合建立民主制度，它们相互掣肘。即：国民多有评价政治状况意识，少有参与政治的觉悟。四、担心搞民主制度，会带来一盘散沙的局面，造成社会混乱和不稳定，影响经济发展，回到民国时期的战乱局面。五、西方民主不适合中国，西方民主本身也有许多不足之处，共产党一定能够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民主道路。

其实，说穿了，就是怕失去政权。

关于建立民主制度，前面已做论述，只要不处于灭亡边沿，是一个“坐而论道”的过程，没有更特别的基础条件。（和前面的观点好像不一致）强调权力和利益挂钩，重点在于让处于独立和相对平等的各方聚集力量。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剥离权力，在掌握权力的社会单位内部，在权力的形成、行使和监督几个环节上，制造相对独立和相对平等的权力单位。这个条件，中国现在肯定具备，关键在于共产党放权，还权于民，不能为了集权而防止力量聚集。然而，放权之难，亘古以来可以明鉴。“还权”须靠“要权”，只有“以权要权，以权制权”，才可能促使“还权”得到落实。要权之“权”还得集聚，否则就是空想。面对政治制度改革，任何意欲通过描绘明天的美好画面，来取得民众信任的时代已经过去。美好画面早已被民众淡忘，按照需求层次，追逐个人、群体、集团、阶层和阶级的实际利益，才是他们正在做的，至于管理国家和社会，那是空谈，大多数人认为这非常荒唐可笑。所以，政治体制改革还得从“要权”做起，就象经济改革一样，只有实践，才可能得出答案。

不排除共产党主动放权的可能，开明集团掌握共产党最高权力后，也有可能逐步主动放权，从利益维护和中国政治传统来看，可能性比较小。但是，应该看到，共产党放权，是建立民主政治的一条捷径。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发展问题上，处于两难境地之中，如果不逐步推进真正的民主政治，发展乏力；如果推行民主政治，既得权力和利益受损。两难心态为政治改革提供了良好时机，如果抓住时机，就可能步入捷径。否则，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不能对取得捷径抱着过重的侥幸心理，还得准备多走弯路，通过聚集权力促进改革，同时，应该看到，如果没有妥协，可能就是另外一次改朝换代。这里，不讨论侥幸得走捷径和不幸又发生大规模战争的情况，只分析促成改革一般情况。

作为政治制度改革，提出四个原则。一、制度设计（或者选择）必须一步到位，不能在制度设计上分步骤实施。二、“要权”和“放权”分步骤进行，防止社会急遽变化，荼毒众生。三、注重相互独立的政治力量的培养，而不是共产党内部的派别划分。四、政治力量须与利益单位结合，须以利益作为聚集力量的手段。

政治力量与利益集团、阶层、阶级的结合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本书不描绘美好蓝图，不提出行事的具体方法。在实践面前，美好蓝图和方法规定永远显得苍白无力。所以，本书在改革问题上能做的，仅仅是指向而已。

皇帝的新装，只是一个西洋故事而已，可能不符合国人胃口。对民主过场的形象描述，最符合国人胃口的，应该是道场论。亡人走时，要做道场。其牌面之铺张、程序之繁杂、设计之完美，恐怕无可指责。有主事、有组织、有分工，有锣鼓喧噪、有黄幡招展、有经文诵读、有唱腔规定，还有后勤保障、有大戏上演。活人清楚地知道，道士念经于事无补。但是，在仪式之下，似乎，亡人的个人功绩方显卓著。最关键的是，活人的心理方能得到安慰，还能显示家族的兴旺、高朋的满座、活人的能力。于是乎，看似无用的道场，却一直有很多人在做。

有人就道场论说了四个字：阴买阳人。

官方计划与民众打算

官方计划的执行结果与民众打算极不协调，有时甚至背道而驰，如果把社会构成指定成官民双方，可称同床异梦。大千世界，各种现象纷繁复杂，面对背离现象，多数人懒得做出深思，淡淡的以自己的既成标准去界定其是非美丑，行为选择固然要趋利避害，然而，却总有人执意要明辨是非。

各种背离现象不胜枚举。改革前，农民好不容易盼来一份私有土地，合作化运动却把土地一律充公；民族企业想做大做强，工商业却采取国营方式；工人希望因才择岗，官方人事管理却我行我素。改革初，农民大量转移，政策却并不支持；乡镇企业资金短缺，贷款热情却独钟国企；国企职工虽然鲜有门路，却与下岗不期而遇。改革中期，农民固守份地难求发展，农业的家庭生产方式却一再得到强化；公有资产频频流失，重组之风却大行不悖，管理层收购也设法变身而出；国企职工奉公一生，老来时，却须接受不顾历史的用人机制创新。宏观的背离现象尚且如此，中观和微观的背离现象更是比比皆是，留给读者列举。

背离现象隐藏着深刻危机，因为普遍背离，随着时间推移，官威不再，民众对官方的信任呈缓慢丧失状态。官民各行其是，心不往一处想，劲不往一处使，各种力量纠葛之后，自然隐患丛丛。比如：发展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国内消费明显滞后，社会矛盾增多。民众打算散乱而游离，打算泡汤本属正常，不过，泡汤面积过大和泡汤原因直接或间接地指向官方，背离的危害必然加剧。官方计划则时常各自为阵，有的甚至陷于泥潭之中，计划落空之后，计划者不得不做出反思，令人遗憾的是，反思的结果不是力量合壁，却终究未能逃脱本位的桎梏，矛盾愈演愈烈，危机不断升级，信任进一步丧失，民心背向的危险悄然逼近。

要减少背离现象，还须分析官民相互作用过程。官民相互作用过程中，协调和矛盾交织，未免让人眼花缭乱。单单就矛盾来讲，有时觉得，官方滥施权力，民利受损；有时又发现，利益群体刁钻蛮横，不顾大局。当事双方自然各执一端，作为旁观者来讲，面对两类现象，中间派阵营的人数显得不少。骑墙派人数众多无助于促进官民协调，为此，需要分析官方计划和民众打算各自的着力领域、功能、以及协调相处原则，以便在科学的框架内开展评判活动，才有助于形成相对统一的标准倾向，至于能明断是非的标准，还得通过民主立法给出。对官方计划而言，仅在统治和管理层面来考虑是不够的，显然，社会生活的目的不仅仅限于统治秩序得以维护，创造财富、享受幸福生活、享受权力、维护和平、取得各种进步、追求和谐等等，都是社会生活需要的。官方计划的主要功能在于指导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为公众追求和保有幸福生活提供条件，当然，能为人类做出杰出贡献，意义则更为深远。对民众打算而言，如果为求私利而损公，过度强调本位，不在制度层面规矩行为，不在事前寻求解决途径，故意在事后与官方制造摩擦，则显得有些可恶，须让此等人群接受教训。当然，散化的民众没有比较优势，刁钻蛮横者为数不多，应该重点防范官方计划越位。在生产生活中，虽然民众处于主体地位，但是，国家的管理职能和指导作用必不可少。应该看到，官方计划成为需要的根本原因超越了管理和指导功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应该是官方计划成为需要的深刻内因。在消除未来的不确定性危害方面，虽然民众有自己的打算，但要看到，基于特殊地位和拥有强大力量的官方，其所能发挥的那部分指导作用和宏观调节功能，没有其它力量可以替代，当然，它仍然必须以民众打算为基础，否则，过度强调官方意图的计划将丧失民众支持，稍有不慎，就会制造同床异梦现象。

官方计划体系庞大，单独浏览各种官方计划，其对未来行动方案的设计显得非常美丽，对发展框架的构思也相当严密，资源短缺、技术限制、国际国内形势、各种不确定因素、相关计算问题、与各方关系等，均得到综合平衡考虑，似乎没有什么不妥。但是，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的精英们在计划不确定的未来时，明显失真的主观认识左右计划仍然显得异常有力，对客观存在的不确定因素的分析肯定不足。未来的情况，本来就只能部分预测，可是，强权体制下的官员和专家往往高估自身能力和官方能力，况且，设计者和执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认知差异。结果，计划越位、计划执行情况不佳成为通病，按照设计步骤运作后，时常和预期目标大相径庭。可以看到，计划成为门面和摆设、半途而废、顾此失彼、计划打架、行为和计划背离等现象司空见惯，有的计划甚至造成危害，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畸变，只好紧急刹车，从头再来。计划经济时代的很多计划到头来都分别形成上述各种格局，改革后的部分计划也难逃这些造型。公家单位（包括各级行政机构、公有制企事业单位）一般须按例制定年度计划，中央有庞大的五年计划，从53年起到现在，一直在做，目前，计划更名为规划，形式和内容均发生了较大改变。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的大计划下，各条块制定了大量详尽的计划，涉及面非常之广，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未来图景都被纳入其中，诸如地域发展计划、生产计划、宏管计划、科研计划、产业发展计划、防务计划、招生计划、改革计划等等，名目繁多。

为求得善果，作为未来行动方案的计划，不能否认其在一定领域和一定程度上能发挥有限作用的事实。但是，如果不能客观地制定、执行、调整和约束计划，可能会适得其反，比如计划三个月赶超英美。事实上，部分计划的制定、执行、调整过程恰恰违规，且毫无约束。强调长官意志、强调官方利益，拍脑袋决策、学术垄断等不遵循规律的行为往往直接影响计划的产生、执行和调整。当主观意志对某个计划认同度高时，这个计划可能少有约束，当主观意志对一个计划的认同不明朗时，这个计划可能会被各种阻力牢牢束缚。权力更替过程中，这种不规行为得到放大，前一任的计划一般夭折在后一任手上，这是公认的事实，而官员频繁调整正是中国特色。

国家计划是官方计划的统领，在中国，国家做出计划的形式往往根据处理权力关系需要不断变化，否则，作为战略决策的国家计划未必会得到权力各方认同，因此，最初出台的未来行动方案的载体具有不确定性，这些载体包括计划规划文本、政策性文件、法律法规、报告、谈话等，有时，被默许的中低层次思潮和动作也可能承载国家计划构思。为便于讨论，这里把中央层次的、相对长远的、各种形式的计划规定为国家计划，把公共权力单位和公有经济单位做出的计划统称为官方计划。在国家计划的大政方针下，由于权力高度集中和对生产要素的牢牢掌控，不管计划适宜与否，在不出现意外的情况下，官方计划须服从国家计划的指挥。与官方计划相对应的是民众打算，这里把不是公共权力单位和公有经济单位做出的计划通称为民众打算；私有企业、民间社团的计划纳入民众打算，以所有者和管理者的打算代替这类单位的计划，以便于讨论。

毫无疑问，建国后，制度基础和基本社会结构的逐渐形成，将官方计划的活动框架相对锁定，对这个框架来说，四项基本原则定界分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神圣地位，土地、矿藏、森林、河流、企业、基础设施等均为国家所有，以国家权力为依据的官方可根据单方标准征用集体土地，农用地经营方式的主导权也由国家掌控，公民虽然拥有住房等私有财产，但这种所有权不完整，要完整行使所有权须依赖官权。坚持党的领导规定权力传递在党内进行，一党专政制度化，民众授权流于形式，由于党的思想影响，思想积弊的传递渠道畅通，新思想难以得到力量支持，游离于中共之外的政治力量的发展受限明显，为保证一党专政，中央集权成为需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明确规定国家处理尖锐社会矛盾的方式，任何组织意欲改变，须顾虑成本过高。坚持马、毛思想及追随当代领袖思路的要求，明确指出思想的正统所在，特别是掌控经济和社会发展格局的管理人员，更须遵守。在四项基本原则框定下，公有制、一党专政、计划经济、中央集权、行政经济、行政分配等得到极度强化。改革开放后，随着最高权力传递，经济发展被强化，社会综合发展也逐渐纳入官方计划范畴，但是，官方始终把自己当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国民的主体地位在有意无意间被旁移。追寻官方计划的制度基础和结构的形成原因，不难发现，在获取、稳定政权过程中，通过战争逐权而养成的行为习惯、苏联模式和毛泽东领导集团的风格，是该制度基础和结构的基因，可以肯定，中国原社会状态和它没有必然联系，原社会因非常有限的和短期的部分需要，容忍了这个制度基础和结构的形成和建立，但是，确定容易更改难，经过近60年的发展，官民双方经过相互磨合，各种关系盘根错节，不经阵痛恐怕很难重建。

民众打算散乱而游离、个体差异较大，明显的呈集合性，而且内容具体、简单可行。可以这样说，散见的民众在追求个人利益为主的同时，希望和社会协调，这必然导致追求个人幸福的脚步与期望社会进步的要求时分时合。在分析散乱的民众打算时，须对其各个集合给出界定标准。通常看来，界限划定似乎可以根据需要人为确定，可以是阶层、阶级，可以是村落、社区、家族，也可以是其它关联方式，比如同学、战友等。但应该明确，以经济状况、政治地位和地域关系为基础的划分标准相对比较普遍，如各种关联交叉重叠，个体打算的趋同性更高。根据《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和有关专家的划分，目前，理论上通常把社会划分为10个阶层，这种划分在官方和与官方关联度高的人群中流传较广。它们是：1、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指在党政、事业和社会团体的机关单位中行使管理职权的领导干部，该阶层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约占2.1%；2、经理人员阶层，指大中型企业中非业主身份的高中层管理人员，所占比例约为1.5%；3、私营企业主阶层，指拥有一定数量私人财产并以投资获利者，约占0.6%；4、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指专门从事各种专业性工作和科学技术工作的人员，约占5.1%；5、办事人员阶层，指协助部门负责人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专职办公人员，所占比例约为4.8%；6、个体工商户阶层，指拥有较少量私人资本并投入经营活动或金融债券市场并以此为生者，以登记数据为准，统计比例为4.2%；7、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指在商业和服务行业中从事非专业性的、非体力的和体力的工作人员，所占比例约为12%；8、产业工人阶层，指在第二产业中从事体力、半体力劳动的生产工人、建筑业工人及相关人员，约占22.6%左右，其中农民工占产业工人的30%左右；9、农业劳动者阶层，这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的一个阶层，是指承包集体所有的耕地，以农(林、牧、渔)业为唯一或主要职业及收入来源的农民；10、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指无固定职业的劳动年龄人群(排除在校学生)，所占比例约为3.1%。这种划分涵盖全面，以个人的经济社会地位为依据，相对比较准确，但又显得用词文本化，因为不是以社会细胞（即家庭）为基础单位进行划分，不符合民众语言习惯。依照民众习惯，以家庭内主要方或平衡各方的经济社会地位为依据，进行大众语境下的划分，上述10类应分别归类，第1、2类应称为当官的、第3类应称为老板、第5类应称为普通干部、第6类称为做小生意的、第7、8类重新划分为打工的和国有企业职工、第9类即纯粹的农民、第10类为长期处于无业状态的人员、而第4类分布在普通干部、国企职工、打工的之中。这样，在谈及某个人的社会地位时，就可说，某家是当官的（第1、2类）、是大老板（第3类）、是普通干部（第5类和第4类部份）、是做生意的（第6类）、是国企职工（第7、8类中的国企职工和第4类部份）、是农民（第7、8类中的打工的和第9类以及第4类部份）、是闲着的（第10类）。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划分，考虑到权利在家庭内部共用性较高的事实，有利于分析民众打算。这样划分之后，各家庭及其主要成员的打算就归入6个主要集合，由于无业阶层处于高变状态，把其纳入其它集合一并考虑。从现实社会中可以看到，不同集合的内部单元，其打算存在明显差异。下面结合各阶层的打算，围绕官方计划的制定、执行、调整和制约几个程序，分析官方计划与民众打算的背离过程及其成因，提出简单的改良意向。

从载体的观瞻层面看，国家计划气势宏伟、条理清晰，仰承国家计划，各条块的官方计划也显得神通广大，论述头头是道。从计划者的论述看，计划形成过程步骤清晰、程序合法合理。通常情况下，完整的计划形成过程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步骤：1、某种目标偏好或解决某些问题需要引起计划倾向或研究需要→2、领导或领导集体做出计划决策、计划意向或者要求进行系统的专业研究→3、选择或建立合适的计划机构或研究机构→4、通过调查研究清楚基本情况（要求研究的问题一般到这个层次后便直接指向计划）→5、主要由计划制定机构分析计划的目标、原则、方法、具体内容或立项分析、效用，适当组织利益各方讨论→6、组织有关专家分析做出计划须考虑的问题→7、计划制定机构拟定初稿→8、发放初稿征求上下各方意见→9、主要根据领导或领导集体意见，适当考虑上下相关各方意见，修改初稿→10、确定计划。需要指出的是，层次较低的单位做出计划时，往往根据上级计划的安排由执行机构直接制定，省略多数层次，相关调整一般在领导层和执行机构之间直接往返，计划需求的提出权和计划出台的拍板权均由主要领导掌握。

从计划者单方的论述看，计划的提出和形成过程似乎比较尊重客观情况，那么，计划效果不佳，又症结何在呢？为减少笔者的主观认识对分析的影响，必须回头看看计划作用人群对官方计划的看法。计划作用人群的看法并不系统，常常散见于茶余饭后的言论中，部分非主流社会学派做过一些分析，但没有系统反映该问题的理论，这里还是列举散见的言论，并不专门讨论。

（计划）还不是当官的说了算。

（官方）都是首先考虑他们好处（权利）。

（计划过程）不知道。

管他们（官方）怎样整，他当他的官，我喝我的酒。

（征求意见）都是做过场，其实早就定了，等等。

从计划作用人群的散论可以看到，官方计划是单方计划，强调本位利益，领导个人或者领导层的意见先入为主，调查、讨论、研究和决定一直受到权力的强力左右，信息流动不畅导致真实度降低等。把计划作用人群的散论、计划形成过程、官方计划和民众打算相背离现象结合起来看，官方计划形成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就初见端倪，最主要的有两个。一、官方计划依据的信息明显带有本位利益主导下的选择性，甚至以失真信息为基础，导致计划不能建立在客观基础之上。比较明显，由于基于特定制度基础和制度结构，强权思想先行，在官本位利益诱导下，通过强化管理职能来维护权力和利益成为常模，要强化管理职能，必须寻求正当理由，否则，合法性将受到拷问，于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被官方根据需要适度放大或缩小。之所以能做到这一步，是因为信息的收集、传播和供给机构为官方所有，特别是系统信息的收集、传播和供给机构。在提供相对全面和客观的信息这个问题上，没有一种机构和载体能比当局做得更好，即使在改朝换代时，由于历代中央集权的强大惯性，信息机构的运行模式也容易在更替的集权之间实现对接，非官方信息机构的发展，和平时期还可能获得相对宽松的环境，改朝换代时通常没有生存条件。因为非官方信息机构的生存条件限制，非官方机构在信息收集、传播和供给时，由于各利益方根据需要对信息进行加工、信息与舆论纠缠导致信息在社会心理左右下遵循舆论的高变性、传播节点衔接问题等原因，个体接受到的零散信息往往严重失真，大多数比官方信息失真更甚，于是，民众在信息判断上无所适从。对公众来讲，能感觉到散见的信息背后似乎隐藏着什么，但却无法获得系统和客观的信息；意识到官方计划所依据的信息似乎有什么不妥，但因为信息缺失和知识水平有限，却不能说出所以然来；所以，在垄断信息基础上，官方计划显得理由充足。但是，官方计划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这个佛祖面前，最终还是露了马脚。二、缺乏权力制衡机制，必然纵容官方权利膨胀，公众权利即没有制度基础和制度结构做支撑，还失去了程序支持，这样，公众介入计划过程非常有限，且通常流于形式，计划的利益指向必然偏向官方，结果导致官方计划丧失公众支持，官民各行其是。当然，还有权力结构支撑不规导致计划机构工作被掣肘、主要领导和相关专家的认识不足等问题，这里不一一细说。

由于上述计划形成过程的弊端，在一个发展周期，民众打算和官方计划在未来预期、心理准备、行为模式、内容锁定等问题上，从准备阶段就出现背离。

大多数农民的近期打算无外乎是五谷丰登、牛肥马壮、家庭和睦等等，同时希望能利用多余人手和农闲时期挣到钱，这样，可以吃好点、穿好点，积蓄则可用来修房造屋、支付子女学杂费、或用来购置家电，有条件的地区还可以考虑购置微型车、农用车、农业机械等。外出务工农民希望出门拿财、抱财归家，也有的希望谋取一个稳定工作，能拥有一笔稳定的收入，举家脱离农村。可以看到，年长农民的打算一般是改良型，鲜有阶层上升愿望，年轻农民闯劲较大，打算通过努力以提升所处社会阶层的不少。当然，要求降低税费，享有公平持遇等，也是他们希望的，但这些事情不是通过个人努力能够实现的，而且，从影响程度来讲，最多算边际打算，通常是事到临头，才有表现。

普通干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的打算比农民和农民工的略高。一方面，期望有稳定的工作、宽敞的住房、优厚的社会保障、较好的受教育条件、充裕的闲暇时间、漂亮的私人汽车，悠哉游哉的旅游等；另一方面，期望自身权益得到维护，能享有政治权利等。后一种要求虽然时常挂在嘴边，但一般不采取实际行动，而且，一旦这种要求可能损害切身利益时，就闭口不谈，所以，诸如此类的政治要求同样呈边际性。

私有业主阶层的打算与工农不同，和官僚也不同，围绕逐利目标，呈两面性。从阶层成员的来源看，部分私有业主来自官僚阶层，有的则起自民间。在物质生活条件上，他们比较优越，部分业主还有胆有略。一方面，他们希望加强与官方的协作关系，以期获得政策支持，甚至得到与官方高关联的资金的注入。另一方面，他们又要求减免税费，期望拥有宽松的发展环境，对各种形式的罚款和限令停产等特别反感，一边大骂贪官，一边又设法通过贿赂官员获取特殊权利。他们与官僚阶层联系紧密，暴富之后，期望稳定，通常强调自己如何勤俭节约、如何苦心经营，对发迹时如何占尽便宜和如何钻尽空子只字不提，想回避快速致富过程的不合法部分。从政治角色看，私有业主是官民双方的自生调解员，他们讲究实际利害得失，一旦强权政治损害其切身利益，便会利用拥有的些许话语权叫嚷。因为和普通工农有着雇佣关系、商品交易关系等直接联系，他们对普通工农比较熟悉，需要时，容易把普通工农拉到自己身边，和自己站在一起，说政策如何失公，说民生如何窘迫，并全力指责集权政治的弱处，揭集权的伤疤，把官僚腐败的案例和高官富贾相勾结的内幕从旁道抖出来，这无疑会给官方造成压力。当政府采取强硬政策，反对无效时，又希望打强硬政策的擦边球，以期从边上绕过去，免于自生利益受损。当劳资双方出现矛盾、特别是针对长期利益发生争夺时，他们又会投入政府的怀抱，并希望官方维护其利益，这时，他们把工人和农民甩在一边，说穷人是如何的贫、愚、懒。政局动荡时，处于保护自身利益需要，他们又宣扬政府的难处，说采取某些特殊政策是迫于无奈。于是，在政治上，私有业主在官僚和普通工农之间充当说客，是天生的义务调解员，而官僚又往往在调解劳资纠纷中发挥作用，说私有业主维持经营活动也非常不容易，并适时出台一些政策规定，以适当调节利益关系和缓解劳资矛盾。这样，私有业主在舒适的物质生活条件下盘算着应如何扩展事业，与官僚时分时合，有利时就追捧政府，指责工农，不利时则骂骂咧咧，拉拢工农，政局不稳时，就力促稳定局面，以保既得利益。

可以看到，以政权机构组成人员、国有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层为代表的官方在计划时，把本阶层利益放在首位，同样，以普通工农和私有业主为主的民众在做出打算时也把自身利益放在首位。本来，维护本阶层利益是最正常不过的，但是，由于力量悬殊，在权利分割时，社会运动中缺乏一个各阶层能够相对公平地进行协商的机制，而仅仅靠德行或其它自制手段来控制官方权利膨胀，显然效果不佳。可以肯定，处于强势的官方自然会设法获取更多利益，和官僚阶层联系紧密的阶层也想趁机大捞一把，普通工农在自己打算的基础上虽然有很多诉求，但是，没有组织的工农想通过诉求获取权利，毕竟成本太高，所以，一般情况下，只好忍受，去适应环境，否则，个人打算完全可能鸡飞蛋打。现存民主制度多流于形式，因为惧怕混乱的民主，或者害怕因为民主制度不成熟而被利益方操控，害怕混乱的民主和被操控的民主带来的结果，比现在形式上的民主能维持的状态更危险，就在探讨改革民主制度问题上犹豫不决，更不要说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正因为如此，民主制度建设始终没有突破，官方计划和民众打算自然缺乏民主协商机制，没有一个能进行真正协商的平台，所以，在计划产生过程中，官方做官方的计划，民众做民众的打算，而计划和打算肯定要首先考虑自身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出现背离，就不足为奇。由于处于当局的官方需要获得全社会大多数公众的认同，计划时同样需要宣称计划指向有助于整个社会发展，而且，必须否认计划形成过程必然首先考虑官僚阶层自身利益这一事实，所以，就注入民本思想，说当局如何以民为本，强调官僚阶层具有较高的道德操守，以建立计划合法的基础。尽管说辞非常动听，但是，非常明显，自圆其说的语言帮衬并不能解决官方计划和民众打算相背离这一问题，事实上，意欲名垂青史的主要官员也设法让各级官员加强自律，但是，其内部自控力产生的效果非常有限。在全球化的今天，对普通人来讲，在各国官员之间做出比较，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只要某一个人愿意投入精力去比较，官方计划和民众打算背离的原因就不难发现。从国家计划安排下的社会发展效果看，虽然一段时期内效率还算不错，但存在的隐患未免让人担忧。长期落后状况导致贫弱不堪后，统治集团采取强权式恢复性发展，适合国人思维习惯和行为模式，勒紧裤腰带求发展，暂时不管其它可能带来的不良影响，即使有影响，也只有慢慢康复，或者，通过多代传递来求得平息。的确，这样做的效果还算明显，同类国家中，条件相似的印度，发展水平就略低，这属于效率优先带来的喜悦。但是，张驰有度，应该也是国人公认的行事准则，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效率优先的发展，因为发展不平衡，累积的隐患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严重。对这些问题，各方已经看到，当局也试图通过矫正发展不平衡状态和发展畸形、抚慰高速发展给社会带来的畸变心理，以减少后续发展阻抗。但是，在做法上，当局仍然没有忘记使用强权，即使在矛盾重重时，也对民主制度防范有加，主要原因还是害怕失去政权。旁观者非常清楚，缓解矛盾的有效措施，还得在民主制度这个平台实施，只有在民主制度这个平台上，官方计划和民众打算才可能寻求相互妥协，才可能从社会心理的准备阶段开始，防止官民背离现象播种。

官方计划出台后必然牵出执行问题，在一个计划时段结束后，对计划执行情况进行分析时，人们通常会发现，计划执行过程的实际情况与计划文本所预测的境况，竟然面目全非，多数计划都会遇到这种尴尬，从计划意图的转向、计划方法的更改、计划指标的调整、相关项目的变动等方面来看，计划执行均显得生性多变。按理说，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不可预见的一面，更改计划本无可厚非。但是，由于计划本身的缺陷和计划执行者的肆意妄为，导致计划被大面积高频更改，就显得不太正常。譬如：对未来状况的估计明显偏离，导致计划无法执行，只好放弃该计划；由于领导不断更换，根据领导个人偏好频繁更改计划；因为计划调整利益关系不当或执行计划中处理利益关系不当，导致计划执行受到作用人群阻抗，然后随意转向性更改计划或放弃计划；因计划执行的前期成绩不能得到巩固，导致计划执行后期缺乏基础，最终放弃计划；等等。面对计划高频更改和计划空置，百姓给计划执行送了七个字：“计划没有变化快”。计划制定过程存在重大缺陷，计划执行机构时常调整，计划执行人员频繁更换，这明显不符合计划这一工具发生作用的自身规律。在人治为重的中国社会，计划的提出往往和特定领导群体高度关联，领导群更换后，对计划的理解和重视程度通常完全不同；执行计划的办事机构和办事人员在执行计划过程中，必须仰承领导旨意，而领导群体的更换往往导致办事机构和办事人员的更换，这必然导致计划执行断档；计划执行过程一般牵涉利益关系调整，因为利益关系，阻抗事件发生实属正常，面对同一个阻抗计划执行的事件，各方基于利益影响，态度炯异，立场不同，评论必然不同，就看话怎么说，可以左说右说，还可东说西说，显然，各群体的评论具有明显的利益指向，各阶层的态度同样带有其价值标准的烙印，但是，领导却必须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在平衡效率和公平的前提下做出正确表态，采取正确措施，然而，对阻抗计划执行的事件，具有不同认识和不同行为动机的领导完全可能采取相反的处置措施，且往往将其用做它图，当主要领导或者领导集体多数更换后，在处置因严格执行计划而引发的阻抗事件时，指导思想已经和计划思想没有关系。不难看到，计划执行缺乏法治环境，计划的稳定性缺乏法制保障，加上计划的制定和执行缺乏民主制度基础，导致计划因人而变。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科学计划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明显标志，计划范围、计划内容、执行计划工具，计划目标群的活动范围的框定等，都带有计划过程自身的规律，如果社会民主程度过低，科学计划很难形成，其出台必然受到强势阶层阻挠，如果没有建立法治社会，而变相固守人治的德性，计划执行必然落空，在不改变社会环境的情况下，单纯在计划领域内着力，想得到提升计划形成和计划执行的科学程度这个结果，可能会事倍功半，相关倾力者也将落到心力交瘁的境地，最后，不得不放弃计划初衷，去适应集权社会和人治环境，计划本身就变得貌似神离。

官方计划的高变性必然导致政策高变性，由于官方计划不断渗透，社会生产生活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甚至各个具体事项均被计划左右，民众打算肯定会在官方计划的风浪中沉浮，在这个框架下，民众打算时常落空司空见惯。作为个人，在做出创新决定时，往往担心政策变化。这种现象不难列举，在农民对土地进行深度投资、农民工迁徙、国企职工因才选择非公岗位、各所有制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等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选择中，政策变化风险都高度影响决定的形成，在奉劝创新者不要轻举妄动时，通常能听到这样一句话，“你晓得政策会怎样变，万一政策变了，到时候，吃亏的是你自己。”显然，对于因为国家计划、官方计划的变化而导致的政策变动，民众觉得不容易把握，一旦打算所指向的利益关系被政策调整，造成的损失没有谁会买单。土地耕种方式、国有企业运行机制，二者在建国后的巨大变化，均因国家领袖更换而起。当前，土地价格、能源价格、矿产价格、税收额度等重要指标均由国家掌控，国家的自由决定权过大，各条块官方机构在执行国家政策时，差异也较大，由于政策的高变性，上述指标的变动必然牵扯民众打算，当民众打算落空后，必然产生怨恨心理，后续行为就可能逆官方计划而行，转而注重政策变动风向。比如，打算购房者期望房价相对合理后购房，结果却因房价不断高涨受到损失，无奈中，不得不调整购房打算，然而，由此产生的怨气，肯定指向政府，而深究房价高企原因，政府的建设用地政策和房地产的相关税费肯定难逃其咎。

政府的职能在于管理和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安全保障，控制风险，其本身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官方计划必须在这一职责赋予的领域内活动，如果过多地干预经济运行和过度地干预社会组织，必然适得其反。然而，在国家计划统领下，在各条块官方计划落实下，以国有企业为主的国有经济一直占主导地位，限制私有经济成分，即使到改革后期，也力图把私有经济纳入国有经济成分麾下。很久以来，很多百姓就认为：“公家办厂容易垮”，在这一点上，全国各地的认识是一致的。改革后的大量事实证明，县乡两级政府所办企业及相关集体企业的确相继倒闭，但应该看到，中央部属企业、省级企业中有许多仍然红红火火。县乡两级公家企业所依赖的权力有限，加上经营体制不当引起的管理混乱、臃员过多、责任心不强等原因，自然会被市场淘汰；中央和省级企业有足够的权力支持、资金来源相对较好、监控得力，加上多涉足垄断和保护、得到政策扶持较多，部分办得较好也不足为奇。随着市场的逐渐恢复和发达，市场规律的作用将越来越明显，政策对国企偏心将被视为不合法，依靠权力取得垄断地位更为公众痛恨，国有企业必然改制。目前，国家成为首席股东，意在控制，还可分红，表面上，这个办法不错。但是，作为行使首席股东权力的各级政府领导层，由于频繁更换，对各级领导来说，企业股权并不为领导人员占有，股东虚拟，实际股东应该是权力，不同的权力执掌者，在执行股东权力时，意图变得非常复杂，官方计划、领导个人打算都会极大的左右企业行为，实际上，国有企业仍旧没有逃脱官方计划的直接干预，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由于国有经济的地位显赫、力量巨大，官方计划通过企业计划传承，在国有经济的大气候下，私有企业必须随流而动，更不用说个人，这样，除了行政手段直接干预外，官方计划还从另一个角度直接影响民众打算。国家权力对经济社会的牢牢控制，导致公众丧失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体地位，以国家为首的官方，成为操作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体，成为名副其实的主宰者，民众处于被动地位。

管事太多，权力必然独大，权力单位和掌权个人以权谋私必然难于控制，加上权力产生缺乏民主、权力行使缺乏监督，公家单位怪象必然频现。集权导致挨骂，经济国有导致侵吞和乱整，民众打算因时局变化而落空后，怨气无处发泄，自然扔给政府，有时竟成无理取闹之势，政府颇感冤枉。要想让官方计划与民众打算融为一体，还得让民众去划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船，其社会主体地位也必须回归，作为站在高处指导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官方计划，不必事事躬亲，还得回到指导员的位置，尤其要掌好舵。计划虽属必须，但未必要详尽巨细，重要的是形成过程要实现真正的民主，执行过程也需善始善终，还不要忘记用法治来稳定计划；打算实在散乱，只要合法，各奔前程、异彩纷呈应该才是社会本来面目。如果这样，官民背离又从何而起？

工业化与民主制度的实现

作为一种生存状态，大国能走出清末以来的落后挨打局面，固然令人欣喜。也许，在世界各国中，求得相安无事并非易事，理应算作一种执政境界，而且，这正好符合国人那种中庸的立国观。对于强国富民，谁都想，不过，还得慢慢来，须顺应发展规律，否则，欲速则不达，况且，堪称富强的国家,其名额非常有限。作为大国，中国主要是人多地盘大，在追逐富强的道路上，虽然拥有一些小国不可能具备的条件，但也具有先天的缺陷。要成为强国，显然是路慢慢其修远兮。众所周知，世界局势风云变幻，这未免让世人感到些许无奈，任何国家和社会如果以懒怠心态立国，发展必然落后，积弱到一定程度时，变数骤增，于是，子民不安，骚动四起，窥视该国各种资源已久的强国必然趁机行动，自然会不惜采用各种手段进行掠夺。对强国来讲，得到资源非常实在，背负骂名虽有危害，但只要成本不高，惧怕又从何而生。被掠夺的日子肯定不好过，官民均难逃这种造型，为此，设法充分利用现实条件，营造有助于国人奋进不息的社会环境，努力实现民富国强的目标，自然是官民双方的共同责任。富强的道路显得任重道远，实现工业化和建立与中国社会般配的民主制度只是第一步，统一这个认识尚且不易，要走完这一步，更需要时日。

要想逐强求富，就得在世界大市场中表现得生财有道和敛财有方，就应该懂得如何壮骨生肌。靠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固然可以增加积累，但却不是长久之计；狂喝生力水虽然可以激发能量以暂时抵御敌人的进攻，但却只能保持一时半会。要想保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就得让工业化进程和民主制度发展相互促进，没有民主制度的维护和保养，工业化进程必然举步为艰。官方的指导作用固然重要，没有官方的统率，各逐其利的民众将破坏制度理性，没有民主制度集聚散化的民众意志，国民也将成为一盘散沙，因此，须重塑建立在民主法制基础上的公权。然而，仅仅强调来源于民众、出令于官方的规范作用和指导作用是不够的，还必须回归民众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如果忽视民众的主体作用，认为官方是实施经济建设和维持社会和谐的主体，就会导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体错位，官方就只有引领自己，还须受劳作之苦，民众必然感到迷茫，也未必会接受官方的规范，指导也必然变味，其恶果便是官民各行其是。应该预见，在理性民主基础上的法制框架内，民众各逐其利，社会方生朝气，加上公权运用艺术的提高，富强之梦才可能逐渐变得现实，否则，空然吆喝，必然于事无补。

颂扬国人极富智慧和不乏俊杰的华章，以及中华民族敢于吃苦耐劳的事实，虽然极具鼓舞作用，但应该看到，其它国家的国人同样善于思考，同样不乏具备开拓精神的人才，同样勤劳朴实。显而易见的是，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因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层次不同，导致认识不同和科技水平悬殊的事实，容易得到公认，因为条件组合和历史发展的个性，这不足为奇，差异现象本来就为世界发展所固有。人与人之间自然存在智力差异，但是，作为国家、民族和社会，如果根据这种现象做出各国国人存在智力差异的判断，未免牵强，照这样说，国人也不过如此，须知，智力和智慧本身也是发展的。自然科学对大脑的研究，明显有其专攻的领域，其研究也定位于某个时点，作为复杂的社会发展，需要的各种条件，包括智力和智慧，在组合过程中，可能会随机形成新的发展动力，后起之秀因而产生，原来的帝国或许早已消亡，如果认为智力和智慧是固有的和一成不变的，并在民族的智力智慧和该社会发展之间划上等号的话，必然得出富人永远是富人、强国永远是强国的谬论。因此，国人必须正视现实，不能夜郎自大、沾沾自喜，自吹自擂没有好处，它会让国人丧失奋进不息的精神，相反，还可能堕入好逸恶劳和盲目贪图享受的境地，这种瘟疫一旦传播开去，国将不国。清末以来，在学习先进国家的过程中，仁人志士们看到中国必然要走工业化道路，认识到工业化和现代民主制度相辅相成。但是，百多年来，整个社会并没有积极参与工业化建设，民主政治主张更是为各方私用，意欲通过工业化建设和民主制度发展来实现的强国之梦，反复与我们擦肩而过，国人未免黯然。这些失落，到底症结何在，不找到失之交臂的原因，还能容忍几次这样的擦肩而过呢？经过反复思考，各种原因不断提将出来，有历史条件限制的、有资源拥有及分布限制的、有为政习惯影响的、有文化传统制约的、有国民素质掣肘的……，等等。站在不同视角提出的不同原因，都具有深刻认识，对新一轮的努力必然提供纠错预测。然而，原因分析固然重要，但是，如果不去实施新一轮的行动，探寻失败原因所付出的心血必然白费，如果不努力去做稳妥的、谨慎的尝试，这些理论完全可能是为它国做嫁衣，国人为它国做嫁衣，也不止一次。

苍天有眼，值得庆幸的是，在特定的世界局势下，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团，团结全国人民一举打败了侵略者，赶走了腐败的国民党，取得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独立，共产党深得民心。毫无疑问，如果不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独立自主也不过是昙花一现。为勒紧裤腰带求发展，强制政策不断引入，回味过去，官民均流露出几多辛酸。几经波折后，工业体系逐渐建立和完善，与发达工业国家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然而，裤腰带的勒杂过程却给国家和社会留下了太多的扭曲痕迹。不过，国人还须放心，只要保养得当，扭曲必然回归。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政策方向骤变，但这却是因时而变，由于大的政策方向明白无误的指向发展，飞速发展同样喜人，土地下放、外资引入、农民办厂、国企转制……，等等，中国经济取得的发展令世人瞩目。然而，随着社会逐渐富裕，各种突出矛盾频显，贪污腐败、公权滥用、制度落后等深层次矛盾，不断阻滞着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对工业化建设和民主制度发展这一重大战略决策，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资本已经备足，社会思想也早已探明前途，国人也做好了心理准备。如果不抓住时机知难而上，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必然恶化，届时可能无法收场，如果因为时机丧失，社会发展不能做到平稳过渡，国难民殃双行，孰之过，自有后人评判。如果知难而上，逆水行舟，忍痛施行和平重建，必开中国亘古以来的社会新风，其意义之深远，决不亚于秦皇统制。

为避免战争带来国难民殃，提出和平重建中国的主张，这显得非常理想化，但是，应该看到，社会理想的实现，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回复到中国改朝换代的常模，难免步入低层次的循环往复过程，可能还会暂时中断经济社会发展，甚至倒退，那种办法产生的朝代，未必能达到和平重建而产生的朝代的层次高度，所以，各方须力促和平重建。和平重建中，各方肯定要展开利益争夺，奉劝各方为顾全大局而放弃利益的想法是非常幼稚的，只能考虑在和平条件下进行利益划分，否则，必因争端生战事。在防范平演变的宣教下，提出和平重建主张，正好和当局宣传的西方阴谋不谋而合，难免背负卖国求荣的罪名。个人罪名事小，中国持续发展事大。想当初，闭关锁国时，被迫开埠通商虽然带有几多无奈，不对等的附加条件也的确让国人感到愤愤然，但是，独立多年之后，开放的春风又让开埠之法回归。回首过去，与其被迫开埠通商，不如主动适应世界市场。展望未来，道理仍然相同。与其被迫让民众居于工业化建设的主体地位，被迫建立民主制度以求公权运用理性，不如抓住时机，主动变更。河山依旧，江山易改，作为公权的政权，如果不能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及时调整运转机制，这种公权就不是公众所需要的，就必然变更。生老病死，没有人能逃脱。政权更替，亘古之理，千年的衙门没有千年的官，你方唱罢我登台，这就是公权运动的事实，没有谁能够否认。和平重建意在发展，当前的各种弊端已经危及到整个社会的利益，国内不同集团之间固然有着利益之争，国际间的争夺可能更加残酷，如果不能消除弊端，国内各集团难免落得大家都要倒霉的下场，发展更无从说起。不要认为和平重建的目的是想在国内不同实力集团之间厚此薄彼，更不要认为和平重建是为强国奉送美餐。相反，公众一定要高度警惕那种为求本集团利益，不顾大局的做法，那些集团为攫取本集团的利益，打着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旗号，限制民众掌握发展的自主权，实则是最大的卖国贼，更是硕鼠一群。

本着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兼顾公平和效率，就制度基础和制度结构的改良，简单的、方向性的提出本书的主张。具体操作办法的提出，本书绝对没有这个能力，国内各领域、各条块、各行业的专家更有阐明具体办法的资格，况且，重建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工程，在和平条件下重建，还需主持者统率，否则，根本不可能出现和平重建的平台，而这个主持者，当之无愧的应该是正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需要指出的是，在提出的重建主张中，虽然社会公平程度的预期较高，但是要看到，那同样是非常理想化的预期，实际的重建结果，只要能够兼顾公平，就是万幸。但是，主张的提出，仍然采取社会公平度较高的方式，是因为，如果建立公平度的预期太低，到时，可能兼顾公平就会成为空话，所以，提出较高程度的公平主张，就是期望在和平重建过程中尽量多产生一些社会公平。

要重建适合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要建立适应世界生存环境的国家，就得首先对制度基础和制度结构进行重建，重建过程中，应该重点考虑“还产于民、还权于民”。要实现这些，至少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分配前，应就分配问题引入实实在在的民主机制，防止分配前相关社会单位对公有资产的侵吞，特别要防止强势集团和官员的侵吞，以促进分配公平。就分配问题引入的民主机制，应是全民性的，不能按照地域和行业引入，更不能在更低层级的单位引入。这个民主机制的运行，应一直在公众场合进行，要尽量简单可行，做到公开度很高，才可能对改革起到促进作用，否则，就会被利益集团利用。所以，在这个环节上，就这个问题引入民主制度时，一定要彻底，否则，不如让强势集团逐渐侵吞公有财产，那样，可能还平稳一些，而且，强势集团占有公有财产的速度还来得慢一些。

二、土地私有。解放时，耕地、宅基地等本身就属于农民的私有财产，是“大跃进”把农民的私有耕地充公，农民当时并不愿意，鉴于处于弱势，迫于无奈才竞相入“社”。耕地究竟在所有公民中分配，还是只分配给农民，有待探讨。对于城市土地（包括目前农村的建设用地）的私有过程，须特别仔细，因为其中牵涉的利益比较大，可能，这一分配领域引发的群体事件比较集中。值得提醒的是，土地私有后，要高度重视保护私有财产，防止土地交易过程中的强取豪夺，土地交易市场须尽快完善，没有完善的地产市场，弱者的私有土地必定会被强势者强取豪夺。为此，政府要强化土地市场的监管，确保土地交易市场有序运转。

三、企业私有。绝大多数公有企业转制为私有，除少数涉及国家战略和国家安全的企业外，均应私有化，清理需私有化的国有资产总量，还产于民。是采用股票还产，还是采取其它方式还产，这个比较复杂，需重点研究和讨论，公有企业私有过程中，要严防经济波动过大引发危机。分配中，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的比例应怎样确定，应结合土地分配一并考虑，在分配的总的数量上，灌入国民待遇平等原则。为防止经济社会混乱，分配是否分步骤进行，有待进一步探讨，主要是考虑先后接受分配者可能受到的影响。企业私有是重建的难点，须慎之又慎。在分配前，应充分研究分配后可能形成的产权市场，拿出应对措施，防止产权交易混乱。

四、分配即将结束时，应迅速建立全国的民主制度。对于执掌权力和担当领导，绝大多数普通工人、农民、私有企业业主、以及其它阶层的人员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可能。现代政治中，官僚技术（经济社会管理运用艺术）是一个专业的领域，为此，公众不能直接管理经济和社会，如果硬要直接管理经济和社会，情况可能会变得有些糟糕。对于公权行驶，公众只能授权于政治集团进行，因此，须建立民主制度。需要指出的是，实行民主政治后，不同政治集团为了创造生存条件，必然依靠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在其执政过程中，一般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偏心现象。但是，随着民主制度的成熟，这种现象会在正常幅度波动，偏心现象也将永远存在。要让民主政治走向成熟，就必须创造能让不同政治集团均能健康成长的环境，而开放党禁，定然是为政治集团创造成长环境的第一步，可以称为松绑。各政治集团在成长、组合、与实力集团和各阶层结合……等过程中，开始时，政治主张可能分化比较明显，但为逐权需要，估计应逐步走向中性，但是，对其所依靠的阶层的判断，仍然至关重要。不管媒体传播的关于政治主张的信息如何动听，但政治集团在运营过程中，必定要依靠资金、技术、各种载体等，这些东西，美丽的言辞显然不能提供，而且，不同阶层能够为政治集团提供的运营条件也大不相同，所以尽管话说得很好听，但是在实际施政过程中，利益相对对等的规律肯定会发生作用。为防止混乱，建立民主制度之初，在最高层，共产党不能立即放权。按照地域实施民主制度，究竟选择地级单位还是县级单位，或者省级单位，根据各地情况进行，如果以省级单位实施，必须提前斩断军队和地方的联系，包括省军区和预备役，鉴于西藏、新疆等省份的情况，估计，在省级单位初建民主制度风险比较大。民主化过程中，立法、行政、司法机关的产生，不能同步进行，可先产生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由中央掌控，待时局平稳后，逐渐将司法机关的产生交给民主制度，这样，风险可能会得到降低。值得高度重视的是，在和平重建中，军队要重点防范外国侵略，司法机关和武警部队要能维持国内的相对稳定，只有这样，才可能顺利度过危险高发期。在民主制度模式上，那种认为中国可以建立一种完全不同于它国的民主模式是虚假的和荒唐的，民主制度经过世界各国多年的应用和发展，现在已经非常成熟，民主制度建设有着自身的规律，那种违背规律的创新和以标新立异来哗众取宠的做法，最终会徒劳无功。所以，主张采用成熟的民主制度模式，从权力赋予、权力分离、权力监督三个方面着手，稳妥建立民主制度。

五、清理法律法规、调整不当条款，严格法治。司法机关的工作重点应转移到为建立新体制服务上来，着重防止和打击利益集团在资源重新分配过程中的违法行为，保证公众的授权过程有序进行。法治社会的建立，必定会和传统习惯发生冲突，基于传统文化的各种习惯，必然会从一定程度上阻碍法治社会的建立，所以，建立法治社会日程要和文化进步同行，改变传统文化不是简单的强加，而是要注重在传统文化基础上发展，重点在于吸收先进文化。在这方面，改变最快的，应该是普通工农。传统文化的发展、民主制度的建立、法治社会的建设，三者关系非常紧密，呈互动前进局面，基础是民主制度，规范者是法制，帮衬者则是不断发展的文化氛围。如果传统文化不能得到发展，民主制度建设和法治社会框架就可能成为千夫所指，到时就无法收场。

上述五项简略主张仅仅限于制度基础和制度机构的重建，当然，这不是改良，而是大幅度调整。和平重建主张的提出，各方肯定要表示惊讶，本书在酝酿这个主张的过程中，也同样感到后怕，经过反复思考和长时期的犹豫，最终还是决然提出。风险是明显的，冒险而行，世人必然多有指责。但是，和平重建犹如一条横亘在中国前进道路上的鸿沟，当局面对这条鸿沟，左右徘徊已久，想跃过这条鸿沟，又怕失足掉进沟里，希望找到狭窄处跃过，以求降低风险，然而，这条鸿沟却似乎宽度一致，没有狭窄处。这条鸿沟实在太宽，对于跃过，没有完全胜算的把握，在跳跃时，如果因为力度不够，只是弄脏一条腿，还没有什么，大不了洗洗换换，如果掉进沟里，实在不是国人愿意看到的。所谓掉进沟里，也就是内忧外患，和不进行重建的结果一样，既然最坏的结果和不进行重建一样，那么，为什么不重建呢，只要力度够大，平衡掌握得够好，跃过这条鸿沟的把握就高得多，况且，只要没有实施这个过程，又怎么知道不能跃过这条鸿沟呢。要跃过鸿沟，不能等不能靠，须非常谨慎，脚要蹬实在，力要用够，要调整好身体各个部位，不要怕，就一定能够跃过该死的鸿沟。世人都有这样的经验，面对采取一个新的行动，总是有点惧怕，有人在条件基本成熟时就采取行动，结果，害怕成为过去，有人一直等待，想得到更成熟的条件，结果落到步人后尘的境地。面对鸿沟，害怕是可以理解的，而退缩却是懦弱的。

要让上述制度基础和制度结构逐渐完善，还得在以后的发展中高度重视以下几个关联问题。一是要处理好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制度之间的关系，前面已经说过，既：工业化是目标，城市化是方法，市场制度是基础。二是要处理好民主与理性、民主与法制、民主法治与文化建设的关系，如果因为民主丧失理性、因为法治而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因为法制而否认人的能动作用，就可能出现民主暴力，就可能朝令夕改，就可能机械运转，如果那样，公众同样会漠视重建后的朝代。三是要处理好市场开放和市场保护的关系，不能让企业成为温室里的花草，要做到呵护有方，至于市场开放如何做到相对对等，前人已做系统讨论。

公众希望和平重建过程是一个平稳而公正的过程，而不是强者侵吞的过程。和平重建的目的是实现工业化，而建立民主制度，则有助于对工业化社会的运转进行维护保养，有助于社会和谐，以便形成两条腿走路的态势。很显然，目前，私有企业规模太小，先天不足，想单单依靠逐渐发展私有企业来实现工业化，必然相当漫长。国有企业规模巨大，存量丰富，但体制存在问题，如果国有企业能够在相对公平前提下私有化，就不至于导致民心背向，转制后的原公有企业，在承担完成工业化这个任务时，显然更具备条件。农民固守份地已无从发展，而退回到毛时代和合作经营已经不可能，农业产业化、农业机械的引入、农业生产市场化等需要的形成，导致土地逐渐集中成为强烈需要，至于采取何种方式集中，应主要根据农民自己的意愿，土地逐渐集中过程中，现在的民工将成为职业工人，远比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民工要强得多，农业产业化过程必会把部分因衣食不愁而不愿努力奋进的农民赶出农村，必然为工业化加速提供强大动力。而在完成社会工业化过程中，能掌握方向、能控制速度、能提供安全保障和能维持有序运行的，就是民主法治的责任。

在目前社会风气下，说中国社会民风仁慈，或许从者寥寥，但是应该看到，民风仁慈是国人社会的本性，还没有泯灭殆尽。对鳏寡独者，人们乐意帮助，政府理应照顾，但如果把这种仁慈作为社会的和政府的主要责任之一，就大错特错，顶多，它只能表明社会和善的一面。民众作为社会大船运行的主体，绝大多数都应该是努力开拓、自强不息的，绝大多数人必然要自谋福利，这才是社会本性。为此，必须固守民众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政府退居指导地位，提供公共服务，才可能让官民各自摆正位置。政府退居指导地位后，官权将逐渐弱化，官僚阶层将逐渐缩小，人权、事权均逐渐缩小，税费还何必高企呢？

立国的目的不是占有公权和不断强化公权，作为国家，它给予人民的，是奋力开拓的基地。国家的责任在于支持民众的开拓精神，其任何一个子民也不会因为害怕饥饿与寒冷、不会因为害怕显失公正而退缩。

跋

从无法自解的困苦生活中，民众领悟到社会现实把劳动大众连结在了一起。

民众的智慧和才干是无限的，本书所记录的，多是工农大众、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和部分各级干部评说社会和政治的话语，余仅绳之。

仰天长啸，群马嘶嘶而来，牧马人又在何处？

：林甫   原名 邓兴超   重庆永川人

一九九八年三月于云南砚山完成初稿

二○○七年七月于重庆永川修改定稿

由于有几个图不能传上去，需要原稿的请与QQ：442081583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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