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 僚 制 剥 削
《系统唯物主义纲要(初稿)》»现实观»官僚主义的实质2»官僚制剥削
曹 曙
在《剥削问题新探》中已经探讨了关于剥削的四个问题，初步的结论是：1、剥削是社会上一部分人或集团凭借一定的社会手段，无偿地占有另一部分人或集团的劳动；2、剥削赖以存在的条件是存在着（劳动成果）私有现象和存在着把劳动者与其劳动成果分离的社会手段；3、剥削对生产力发展起阻碍作用，剥削关系与剥削的发展需要之间的矛盾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之间的矛盾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4、剥削的消灭是一个过程，一个量变与质变交替发生的运动过程。
对剥削问题认知的突破，能使人们清楚地看到官僚制剥削。
关于私有制，目前一般指生产资料归私人占有的所有制形式。在私有制社会中始终存在着剥削，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人们就说：私有制是剥削存在的根源。
然而问题是，私有制是不是剥削的唯一根源呢？也就是说，私有制是剥削存在的必要条件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我们在讨论剥削问题的时候就已经弄清了这样一个问题：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存在是资本主义雇佣制剥削存在的前提条件，但不等于是剥削存在的前提条件。当剥削刚刚产生的时候，生产资料私有制尚未产生，也就是说，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不存在的情况下，剥削是可以存在的。
既然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存在不是剥削存在的前提（即必要条件）、既然生产资料私有制不是剥削存在的唯一根源，那么，我们就很有必要讨论一下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外的剥削方式了。
官僚制剥削，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外的剥削方式。关于生产资料私有制产生以前的人类社会中的剥削，我们在讨论剥削问题时已经有所认识。当氏族首长和其他在氏族中有“地位”的人“利用地位”“发财致富”的时候，生产资料还不是私有的，“私有”仅限于生活资料。因此，当时的剥削不属于任何一种私有制剥削。在这种不同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剥削的剥削方式中，把劳动者与其劳动成果分离开来的社会手段是私权（或者说是寄生在公有的职权肌体上的私有成分）。故此，我们把这种剥削称之为“私权制剥削”或“官僚制剥削”。
私权
一、私权是寄生在职权中的、以职权为载体的，从私权产生起到私权消灭止，它都与职权一并存在着。
为什么剥削产生以后，权力便成为了人们的私欲呢？因为权力以圣洁的职权为掩护，包藏着肮脏的私权了。为什么人类发展到剥削社会时，“职权”也总是人们的私欲呢？因为“职权”实际上已超出职的范围，变成权力，寄生着充当剥削手段的私权了。
在私权悄悄地从职权的肌体上孳生出来以后直到私权从职权的肌体被消灭掉止，权力一直不是纯粹的职权，而是包含着私权和职权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从来没有“破碎”过，即私权从来没有游离职权之外而单独存在过。当人类最初那种“利用地位”“发财致富”的行为出现时，“职位”已不是完全由群体赋予的而是渐渐变成用暴力夺取和维护的了。剥削者要得到的是私权，争夺的却是表征职权的“职位”。可见，私权是寄生在职权的肌体上的，是以职权为载体的。在资本主义雇佣制下，资产阶级为了获得私权，必须占有生产资料和购买劳动力，并从事经营管理活动，即必须占有职权。从来没有一个资本家只经营管理企业而不剥削他人的，也从来没有一个资本家无权过问任何投资和经营活动就能剥削他人的，这是私权寄生在职权中的最好说明。
正是因为私权寄生在职权中，以职权为载体，所以历史上一切剥削者的剥削行为都具有欺骗性。由于私权寄生在职权中，“利用地位”“发财致富”的阶级总是否认他们的权力中包含着私权，总是把他们的权力粉饰成纯粹的职权，这样，他们变成了百分之百纯洁的“社会公仆”，“发财致富”便是“劳动所得”了。由于私权寄生在职权中，资产阶级总是一本正经地说他的收入都是来自他的经营管理劳动，仿佛他们只有“经营管理”这种职权而没有剥削他人的私权、仿佛资本是由于社会分工造成的一样。
二、私权是一切私有制剥削手段的本质。
古往今来，人类历史上一切私有制剥削手段都表现为剥削者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占有和支配，它们的共同本质是剥削者拥有（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私权。
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支配和指挥与对劳动成果的分配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二者对立于某一特定的劳动过程完成前后；统一于人类连续的生产劳动之中，构成人类生产劳动的存在方式之一。也就是说，对于“某一特定的劳动过程”来说，“支配和指挥”与“分配”是相互区别的、对立的；对于“人类生产劳动的存在方式”来说，二者没有区别，是统一的。“生产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是生产力构成中的‘物'的要素，是死的劳动；‘人'的要素虽然也包括在生产力的广义的‘物'的要素之中，但人是具有特殊能动性的活物，是活的劳动。”（李秀林、王于、李淮春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版208页）“劳动过程是以下三个要素的结合过程：人类有目的的活动，即劳动；劳动资料，主要是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劳动过程结束了，新的有用物（产品）被生产出来。”（许涤新主编《政治经济学辞典》，1980年3月第1版105页）可见，劳动成果是生产资料（死的劳动）和劳动力（活的劳动）相结合的产物。劳动过程是一个质变的过程，在这个质变之前，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是彼此分离的“死的劳动”和“活的劳动”； 在这个质变之后，“死的劳动”和“活的劳动”结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劳动成果。劳动成果的属性是从哪里来得呢？是从构成它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那里带来的，即是从构成它的“死的劳动”和“活的劳动”那里带来得。因此，劳动成果中包含着“支配和指挥”的属性但又不是以原来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以“分配”这个新的形式表现出来。就某一特定的劳动过程来说，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支配和指挥不同于对劳动成果的分配；就一般的人类生产劳动而言，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支配和指挥以及对劳动成果的分配属于“劳动的存在方式”这个统一的范畴，二者没有区别。在人类的历史上，有什么性质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支配和指挥，就有什么性质的劳动成果的分配。这是人们熟知的，它很好地说明了“支配和指挥”与“分配”的统一性。
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支配与指挥以及对劳动成果的分配这一劳动的存在方式，始终伴随着人类。可是在私权出现以后和消灭以前，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支配和指挥权以及对劳动成果的分配权是超出“职权”的,它包含着私权在内。
人类的历史告诉我们，掌握对劳动成果分配的私权是一切私有制剥削者的必由之路，是构成一切私有制剥削手段的本质。在人类的历史上，存在着许多私有制剥削者，诸如奴隶主、地主和资本家等等；也存在着许多私有制剥削手段，诸如占有生产资料和奴隶、占有生产资料和变相占有佃农以及占有生产资料和购买劳动力等等。这些剥削者都必须获得劳动成果分配的私权，才能实现其剥削过程；这些私有制剥削手段都必须包含着劳动成果分配的私权，才能成其为剥削手段。以资本主义雇佣制剥削为例，资本家只有掌握劳动成果分配的私权，才能成其为资本家；资本家之所以能掌握劳动成果分配的私权，是因为资本家通过占有生产资料和（以饥饿纪律占有）无产者劳动力，所以能把这种占有“遗传”到劳动成果中去。如果资本家不是掌握着劳动成果分配的私权，而只是掌握着劳动成果分配的职权，资本家岂不成了社会的公仆了吗。资产阶级发现，在自己掌握的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支配和指挥权以及对劳动成果的分配权中，伤脑筋的职权实在没有自己亲手掌握的必要，况且自己还常常运用不好，而私权才是自己的命根子。于是，资产阶级把职权交给经理们去掌握，甚至还分一小部分私权给经理们作报酬，这就是现代经理制的本质所在。
在资本主义雇佣制中，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和购买劳动力这种剥削手段只有包含着掌握劳动成果分配的私权这一实质，才成其为剥削手段。如果资本家不掌握劳动成果分配的私权,则其剥削过程的最后环节便不能兑现，其占有生产资料和购买劳动的行为就会成为无果之花，资本便失去了灵魂，不成其为“资本”了。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私权是资本的本质（即资本家从资本中获得的一种“经济权力”）背后的本质。
总之，对劳动成果的分配权是从对构成劳动成果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支配与指挥权遗传而来的。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生产方式中，谁掌握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支配与指挥权，谁就掌握对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结合物——劳动成果的分配权。
同样，对劳动成果分配的私权是从对构成劳动成果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支配与指挥的私权遗传而来的。归根结底，人类历史上一切私有制剥削手段的本质都是私权。
三、私权既是一切私有制剥削手段的本质，也是人类历史上一种特殊的（非私有制）剥削手段。
如果我们把奴隶制剥削手段称之为“人身占有”、 把封建制剥削手段称之为“人身依附”、把雇佣制剥削手段称之为“资本”的话，则我们应该把官僚制剥削手段称之为“私权”。
一方面，官僚制剥削手段既不能寄生在人（劳动者）身上，也没有寄生在物（生产资料）当中，而只能寄生在职权的肌体上，藏匿于权力的外壳内，因此我们把它称之为私权。
另一方面，在私权脱掉人身占有形式的外套、又脱掉人身依附形式的罩衣、继而又脱掉资本形式的内衣的情况下，它只能裸体行走于社会间。这大概也正是历来的纯官僚的“发财致富”较之奴隶主、地主和资本家都羞于见人的原因吧。
现代官僚制剥削以私权代替了现代资本。现代私权的统治地位是从资本的统治地位发展而来的，是从人身依附的统治地位发展而来的，是从人身占有的统治地位发展而来的。回顾一下资本主义雇佣制剥削，能够看出，整个资本主义雇佣制剥削过程是由两步完成的。第一步：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和购买劳动力；第二步：资本家获得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私权并把这一私权转移到劳动成果中去，获得对劳动成果分配的私权，进而无偿占有雇员的一部分剩余劳动。第一步是手段，第二步是目的。这就有一个问题：如果某种比资本家更狡猾的剥削者绕开第一步从第二步入手，不也同样能达到剥削他人的目的吗？也就是说，不用资本式的手段而是用别的手段去获得对劳动成果分配的私权，不也同样能达到剥削他人的目的吗？是的，可以用私权这种剥削手段去“绕开”第一步、代替第一步，从而直接进入第二步，即直接获得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以及其劳动成果分配的私权，无偿占有他人劳动、完成剥削过程。一言以蔽之，只要获得私权，不当资本家也同样能剥削他人。这种剥削者不是别的，正是官僚；这种剥削方式也不是别的，正是官僚制剥削方式。现代官僚们用私权代替了资本。
官僚制剥削的实质
似乎应该这样定义官僚制剥削，即：社会上一部分人或集团凭借对劳动成果分配的私权，无偿地占有另一部分人或集团的劳动。然而，这样的定义只能从理论上告诉人们什么是官僚制剥削，却不能从社会实际中告诉人们官僚制剥削是怎样一种剥削方式。因为这个定义没有告诉人们劳动成果分配的私权是怎样被掌握在社会上一部分人或集团手中的。
我们已经知道，私权是寄生在职权中的、以职权为载体的，是与职权一并存在着的。
我们还知道，对劳动成果分配的私权是从对构成劳动成果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支配与指挥的私权遗传而来的。
因此我们能够认识到，官僚制剥削的实质是：社会上一部分人或集团在职权的掩盖下，凭借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私权，掌握着对劳动成果分配的私权，进而占有另一部分人或集团的劳动。
剥削的起点和终点
官僚制剥削是人类社会剥削的起点。
我们从剥削的产生中看到，剥削的手段首先是权力中的私有成分，即私权。在职权演变成包含着私权的权力以前，占有他人劳动的手段是非社会性的，是随机的和偶然的，其社会总和为零。当职权演变成包含着私权的权力以后，社会上出现了私权这种占有他人劳动的社会性手段。私权的出现使社会上形成了固定的占有者和被占有者，剥削产生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出现了。
原始官僚制剥削是最简单的剥削方式，其后的任何一种剥削方式都是在这种最简单的剥削方式的基础上复杂起来的。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目的，私人占有生产资料和不完全占有劳动者的目的，私人占有生产资料并完全占有劳动者的目的，都是为了占有对劳动成果分配的私权。在这些不同的、更替着的剥削手段中，都包含着原始官僚制剥削手段——即私权这种最简单的剥削手段；在这些不同的、更替着的剥削方式中，都包含着原始官僚制这种最简单的剥削方式。既然从原始的无剥削社会到原始官僚社会、到原始雇佣制、原始封建制、到奴隶制，其剥削方式是从简单到复杂，那么，从奴隶制到封建制、到资本雇佣制、到现代官僚制，其剥削方式是不是从复杂到简单呢？不是。我们必须正确地认识到：这是从复杂到更复杂。首先我们看到，在剥削社会中的每一种社会形态，除了对应地存在着一个基本的剥削方式外，总是残留着上一个或几个社会形态的剥削方式构成非基本的剥削方式。社会形态及其基本剥削方式越高级和复杂，则残留的剥削方式越多、“社会非基本剥削方式”这个大筐子里的货色越繁多。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社会、到现代官僚社会，各个社会形态中残留的上一个或几个社会形态的剥削方式是不是越来越多了呢？其“社会非基本剥削方式”的大筐子里的货色是不是越来越繁多了呢？正是这样的。这说明，各个社会形态的基本剥削方式是从简单向复杂发展了，而不是从复杂向“简单”发展了。其次我们看到，在剥削社会中，每一个后来的剥削方式都包含和发展了前一个剥削方式，只是形式不同而已。事物都是如此，旧的存在形式灭亡了，那是因为他所表现的旧内容质变了；新的形式诞生了，那是因为它所表现的新内容从旧内容质变而来了。当历史上一种剥削方式消失了的时候，消失了的只是“剥削”这一事物的某一形式，而不是内容。剥削者对劳动者的占有不是从复杂到简单甚至不占有，而是从复杂的占有到另一种更复杂的占有。从本质上看，地主的人身依附并不是减轻了奴隶主的人身占有，而是人身占有在发展中找到了新的然而也更复杂的形式——人身依附；资本家的饥饿纪律并不是消除了人身依附的占有作用，而是从人身占有发展而来的人身依附在发展中找到了更新的然而也是更进一步复杂的形式——饥饿纪律。总之，饥饿纪律比人身依附更复杂，人身依附比人身占有更复杂，只不过一个比一个更具欺骗性罢了。
官僚制剥削是人类社会剥削方式中最本质的剥削方式，是最能表现剥削本质的一种方式。剥削的本质是社会上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而一切剥削方式的本质，都是社会上一部分人占有劳动成果分配的私权。由于占有劳动成果分配的私权是一切剥削方式中最关键、最决定性的一步，是一切剥削方式中赖以完成剥削过程的必由之路，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说，官僚制剥削是人类社会剥削方式中最本质的剥削方式。在奴隶制下，奴隶主第一步先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者本身；第二步是通过占有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私权而获得对劳动成果分配的私权，进而完成剥削过程。在封建制下，地主第一步是占有生产资料和不完全占有劳动者；第二步与奴隶主相同，也是最后获得对劳动成果分配的私权而完成剥削过程。在资本雇佣制下，资本家第一步是占有生产资料和购买劳动力；第二步则与奴隶主、地主相同，也是获得对劳动成果分配的私权而完成剥削过程。我们看到，在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雇佣制这三种剥削方式中，获得对劳动成果分配的私权都是其剥削过程赖以完成的基础，都是最关键、最决定性和最本质的。
正因为官僚制剥削是人类剥削的起点，所以它也必然是人类剥削的终点。
首先我们看到，剥削的产生是因为有了把劳动者与劳动成果分离开来的社会手段——私权。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雇佣制等等都只不过是在官僚制剥削的外表上多加了几层旧衣裳；人身占有、人身依附和资本等等，都只不过是比私权多了几层外壳。因此，当奴隶制剥削、封建制剥削和资本雇佣剥削被消灭了的时候，被消灭了的都是剥削的一些形式，剥削的内容并没有被消灭。只有当私权被消灭掉、权力再“回”到职的范围内时，剥削才失去了存在的条件；只有当人类社会中最后一个官僚制剥削行为被消灭时，剥削才算是寿终正寝、达到了它存在的终点。
其次我们看到，官僚制剥削是人类社会“剥削”大厦最底层的基础，其它剥削方式的一切繁华都是构筑在它之上的。从原始官僚制剥削产生到奴隶制的建立，社会每前进一步，“剥削”的大厦都会完善一层；从奴隶制的崩溃起，人们每拆除“剥削”大厦的一层砖瓦便向现代官僚制剥削接近了一步。最后，只有当历史将官僚制剥削抛弃掉时“剥削”大厦才算彻底消失。
再其次我们看到，官僚制剥削是人类社会剥削方式中最本质的剥削方式，是其它剥削方式的灵魂，因此，只有当官僚制剥削被消灭掉时，剥削才真正失去了存在的条件，才走到了终点。在宇宙世界中，一个事物产生了，那是因为它的本质产生了、由旧本质变化而来了。在宇宙世界中，一个事物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有着各自不同的表现，这是因为它那个相对稳定的本质在经历着从产生到灭亡的（量变的）过程。只有当一个事物的本质灭亡（即被新的本质所取代）的时候，这个事物才发展到了终点（或一个新的起点）；否则，“灭亡”了的只是这一事物的某一形式，而其本质则仍然会在新的形式下继续存在着。剥削产生了，那是因为是因为将劳动者与其劳动成果分离开的社会手段产生了、从非社会性手段发展而来了。在历史上，剥削表现为奴隶制剥削、封建制剥削和雇佣制剥削等等，那是因为“将劳动者与其劳动成果分离开的社会手段”经历着它从产生到灭亡的过程。在人类存在的整个过程中，只有当“将劳动者与其劳动成果分离开的社会手段”灭亡时，剥削才发展到了终点，否则，“灭亡”了的只是剥削的某些存在形式而非剥削本身。“将劳动者与其劳动成果分离开的社会手段”的基本存在形式，正是私权。因此，只有当私权这个一切剥削方式中最本质的东西被消灭时，剥削本身才真正被消灭了。当私权连同官僚制被消灭时，结束了的不仅仅是剥削的官僚制方式，而是人类社会剥削的历史。
官僚制剥削的主要特征
官僚制剥削的表面特征是社会的腐败。在原始官僚制剥削存在的历史阶段中，原始官僚制剥削者占据社会统治地位，没有能够对其实施监督的社会群体，因此，在今天看来非常腐败的社会现象在当时看来是自然而然的东西，当时绝无“腐败”的概念。但是，当原始有产者、原始地主、奴隶主、地主、资本家等等逐次占据社会统治地位、官僚剥削者栖于社会非统治地位时，这些占统治地位的剥削者群体则时时监督着官僚剥削者，官僚的剥削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行经——腐败；当官僚的剥削危害占统治地位的剥削者利益时，这些统治剥削者便惩治“贪官污吏”。当现代官僚剥削者悄然窃得统治地位后，社会再一次失去了对官僚剥削者的外在监督；只有当个别官僚的剥削危害到官僚剥削者整体利益时，才会由官僚剥削者内部的统治者对其进行惩戒。这大概是官僚制剥削在表面上显得比同时期的其它剥削都要腐败一些的原因所在。
官僚制剥削的本质特征是私权，它与其它剥削方式（如雇佣制）的区别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由于私权寄生在职权中，所以在官僚制剥削中剥削者对被剥削者的占有隐藏在社会生产过程中而并不直接反映到随后的社会消费中去。人们能够看到，资本家对工人的占有是公开地以利润的形式用于个人消费和扩大其资本额；而官僚对平无者的占有是隐蔽地以（社会生产）成本的、无所有权的形式用于个人消费和巩固并扩大其私权（甚至转化为资本）。
官僚制剥削的这个特征使其比其它方式的剥削都更具有欺骗性。由于官僚对平无者的占有隐藏在社会生产的“成本”和“管理费用”中而不暴露于“利润”中，所以人们无法象揭露资本那样找到官僚制剥削的罪证。官僚制下的社会成员收入的微小差别掩盖着实际享用社会财富的巨大差异，官僚们用其高含金量的低收入巧妙地欺骗着世人。
二、官僚制剥削比其它方式的剥削都更具有寄生性。这是因为在官僚制中，剥削者对被剥削者的占有不能投入（官僚制下的）再生产。对于一个具体的官僚来说，其剥削所得的去向共有三种可能：一是个人消费；二是用于巩固和扩大其私权；三是转化为资本——投入资本雇佣制下的再生产，但这依赖于合法的资本雇佣制（生产关系）的同时存在。第一种可能显然没有投入扩大再生产，第三种可能也没有投入官僚制下的扩大再生产，其扩大再生产的属性属于资本。那么，第二种可能——私权是否具有扩大再生产的属性呢？事实上，私权不具有扩大再生产的属性。私权的扩大无疑由相对和绝对这两个有机结合的方面构成，相对扩大是比例的加大，突出表现为剥削程度的加重；绝对扩大是广度、范围的加大，突出表现为剥削总额的增加。显然，私权的相对扩大不具有扩大再生产的属性。那么，私权的绝对扩大是否具有扩大再生产的属性呢？事实上也没有。官僚们的主观愿望是私权越大越好，无论是相对扩大还是绝对扩大，但（包括过度扩大导致缩小在内的）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会为其规定一个动态的实现程度，直至私权被彻底消灭。是社会的发展、同时也是社会再生产的扩大为私权的扩大提供了可能，而不是私权的扩大导致了再生产的扩大。对于一个具体的官僚来说，其扩大私权的途径有二：一是社会私权的内部兼并和流动，二是社会私权的整体膨胀。这都是扩大再生产的结果而非动因。
现代官僚制剥削的主要特征表明，现代官僚制剥削对资本雇佣制剥削的取代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它是比资本雇佣制更高级和更进步的剥削制度。现代官僚制剥削的隐蔽性表明：现代官僚制对剥削的限制高于资本雇佣制，它已经不允许剥削以资本雇佣制那种程度公开地存在了。现代官僚制剥削的寄生性表明：现代官僚制对剥削行为的“奖励”远逊于资本雇佣制——现代官僚制不允许其剥削像资本增殖那样合法地累进。
官僚制剥削的主要特征表明，现代官僚制剥削已将剥削发展到了最高形式，剥削将要被彻底消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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