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十年文选座谈会后，孙歌答问
问：孙歌先生，你在十年前做了不少促成中日知识分子之间对话的活动，随后《读书》展开了一些关于亚洲的讨论的话题。我记得有一个中国学者质疑中国知识界的亚洲问题的讨论，认为中国的核心问题是中国与西方，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所以只有亚洲的小国才需要依托亚洲来讨论问题，中国不需要。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你认为中国知识界向亚洲开放，能促成中国知识界在理解自身、理解世界方面有什么积极意义？
孙歌：中国知识界是否需要讨论亚洲问题？在进入这个问题之前，有几个前提需要明确。首先，讨论亚洲并不一定意味着要“依托亚洲”来讨论问题，而且也不仅仅是为了明确自己在亚洲的定位。这种狭义的限定是对于亚洲讨论的直观理解。其次，讨论亚洲有一个“如何讨论”的问题。在整体上讨论作为实体的亚洲其实基本上是没有实际功能的，这一点几乎不需要论证。因此，“亚洲”这个语词在很多情况下被作为一种理念来使用，虽然它与一般的理念不同，仍然具有一定的实体性；在这个意义上，“亚洲”常常与“东北亚”互换使用，而人们很少追究其作为概念的不准确，是有其理由的。第三，中国社会确实没有讨论“亚洲”的思想传统，相反，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所使用的作为政治性地区概念的“亚非拉”以及“第三世界”，都具有解构“亚洲”作为一个统合概念的功能。
但是我仍然认为我们中国人，首先是中国知识分子有必要结合中国的语境进行关于“亚洲问题”的讨论，特别是关于东亚问题的讨论。理由如下：
第一， 因为我们需要面对自己的历史，特别是现代历史。这些年反复出现反日的社会动向，但是每一次反日运动几乎都要回到起点，从零开始，基本上难以形成累积。因此，“反日”在中国还没有形成思想，情绪性仍然是主要的。为什么？原因很多，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历史感觉。我们这个社会缺少历史感觉，知识界不是没有责任的。应该承认，使用“中西”认识框架，无法面对现代史中那些最基本的纠葛。实际上在现今通行的“大叙事”里面，那些最基本也是最棘手的历史问题基本上被绕开了。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历史纠葛是被作为普适性世界史构图中的“地区性历史”加以处理的。中国的现代史非常复杂，不仅仅是日本侵略；日本的侵略与辛亥革命前的日俄战争后果、辛亥革命后中国的建国设计、苏联的介入、西方列强的殖民企图、中国内部各种力量的抗衡等等纠合在一起，而日本的战败也同时纠缠了内外的多种要素。在此意义上，“东亚”作为一个展开中国现代历史的基本场域是不可或缺的。就战后而言尤其如此，从东京审判开始，到日本通过美国与台湾签定单方面和平条约，还有朝鲜战争造成的东北亚国际政治格局，这一切都与今天的“反日”构成了直接的历史关系，而且这种历史关系必须要有“东亚”这样一个基本的场域才能呈现出来。我们看到，“反日”作为一种社会运动，从来没有促成对于这些问题的严肃思考，这些历史要素从来没有在这几年被作为同一个结构中的问题加以认识。这说明我们的思维框架里面缺少一些基本的要素，这是我们迫切需要东亚视野的首要理由。
第二， 正是因为中国知识界过于忽视东亚视野的重要性，近年来中国学界关于东亚的研究基本上是由日本和韩国推动的，因此也受到日本与韩国东亚视野的影响。日本和韩国有它们各自的“亚洲论述”传统，而且日本思想史上还产生过“大东亚共荣圈”这样一个怪胎，因此日本与韩国的东亚论述各自有着自己的方向性，很难与我们的思想课题直接相关。比如日本的东亚课题在于如何克服“大东亚共荣圈”这样一个负面的历史遗产，使日本在脱亚入欧不成而又战败的情况下重新“脱欧入亚”；而韩国的东亚课题则更多地在于如何在建立东亚认同的基础之上强化自我认同，从而有效对应东亚国际秩序中的基本危机。日本与韩国的东亚研究课题虽然在方向上不同，但是有一点是比较相似的，就是它们都强调东北亚的相对“自足性”。在相当多的场合下，“中日韩”构成了东亚的一个论述单位，甚至连北朝鲜都被忽略了。这一点对于中国来说，的确不具有太大的思想意义。我认为，中国的东亚论述在视野上必须打破这种自足性，因为对于日本和韩国而言，这种自足性是必要的，想象一下它们的国土上都有美军基地，我们就可以理解这种必要性了。而对于中国而言，情况是相反的。中国的东亚论述需要的视野是跨地域的，美国与前苏联都内在于它。我们今天看到的”六方会谈”最接近于这个结构。这与第一个理由直接相关，因为我们必须要面对自己的历史。
第三，东亚论述和亚洲论述，对于中国知识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迫使我们产生自己的历史哲学与原理性论述。与上述两个理由直接相关，我们不可以把亚洲原理和中国原理混同，也不可以把它们视为一个封闭的、完全外在于欧美历史的自足体。但是，这同时也就暗含了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历史与亚洲的历史与我们今天一知半解地了解的欧洲和美洲（特别是北美）的历史逻辑究竟是什么关系？我们是否可以满足于在欧美已有的思维框架和论述框架内部讨论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刚刚起步的研究领域，我们看到，中国、印度、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知识分子都在贡献自己的思考。而且可以说，这样一种对于亚洲自身的原理性讨论并非始于今日，至少在二战结束之后就已经开始了。中国现代史上的相关思考与实践，在今天可以激发我们非常多的想象。越来越多的资料表明，当问题被设定在东亚这样一个视野内的时候，更有助于呈现它自身的原理性。
第四，在认识论的意义上，讨论亚洲不同区域与中国的关系，有助于我们避免那些大而无当的叙述。很多讨论由于脱离了历史的复杂制约关系，在抽象层面上进行，很容易似是而非。我这样说绝对不是在直观意义上强调我们应该避免理论叙述去搞单纯的实证，而是相反，我认为今天的理论生产很容易绕开复杂问题而变得天马行空，因此我们迫切地需要进行“及物”的理论生产。亚洲任何一个区域的历史，都在呼唤那些原创性的历史解释，而不是对于西方理论的挪用。今天，我们已经不能再用反对文化本质主义一类的说辞去搪塞了，因为在这个层面上那些直观的本土主义者早就失败了。同时，我们也无法否认，以“普适性”的名义，我们忽略了亚洲研究中那些最为基本的问题：亚洲各个区域的历史、也包括中国的历史，究竟使用什么样的认识论和价值观念才能有效地解释，它们是否在提供一些不同于我们已有思维定势的原理？
中国知识界已经有很多谈论亚洲的声音了，不仅是东亚，也包括南亚，西亚。但是我们如果不能从已有的思维定势里面走出来，我认为我们就还没有向亚洲开放。问题不在于讨论的对象，而在于讨论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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